酷我-北美枫

[杨犁民]

丧讯
杨犁民


那是一个平凡的日子。
那天放学后，我与表兄弟表姐妹们像平常一样，走在回家的路上——准确地说，应该是舅舅的家——七岁之前，我和我哥哥，还有偶尔回来的父母就住在这里。刚走到舅舅家屋后高坪村全村人的祖坟后面，我一回头，便看见了“癞子舅舅”——这个一年四季戴着一顶脏兮兮的帽子，我平时最害怕的人。不知怎么，心里突然激灵了一下，脚下一滑便摔倒在地。我不顾满身泥土一骨碌爬起来，不祥的预感刹那涌遍全身。
刚一进屋，“癞子舅舅”已经先于我来到了我家，正与外祖母在悄悄地嘀咕着什么。我看见外祖母沧桑的脸上一下子阴云密布，仿佛巨大的阵雨顷刻就要降临。幼小的心灵已经知道，不祥之感再次得到了可怕的应验。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知道，“癞子舅舅”去了趟他这辈子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县城。而我的父亲，此刻他就呆在县城的某一间屋子里——十几天前，父亲病情再次加重送进了医院。害了九年病的父亲一生不知去过多少地方，住过多少次医院，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了。那么多年的坚持，到最后一刻还是功亏一篑，那么好的医院和医生都没能够留住父亲。
九年，九年的僵持和对决，父亲还是输给了疾病；九年，九年的护理与折磨，母亲还是输给了父亲，同时也输给了父亲的敌人！

一

整个村庄都动起来了。
没有人来亲口告诉我这个消息，我还是从人们的言语和行动中得到了最后的应证。
男人们有的被安排背水，劈柴，杀猪，请“先生（巫师）”，大部分被分配去几十公里外的丁市镇上接父亲。女人们则忙着洗菜，借锅碗瓢盆。与外祖母家住得较近的三四户人家屋里都成了接待客人的地方和烧饭炒菜的厨房。邻村的许多人也来了。尽管父亲成年在外就医，病情稍好在村里休养的日子不多，然而他的威望还是在他死后得到了证明。
我不知道，天是怎么黑下来的——对我来说，这天迟早要黑下来，也不知道父亲是怎么被人们运回村里的。黄昏时分，人潮涌动，鞭炮响起，我的父亲躺在两根竹子做成的滑杆上回来了。滑杆走进村口那一刻，村庄顿时沉浸在一片恸哭中，人群自动分开成两路，护卫滑杆长驱直入。滑杆上盖着厚厚的棉被，父亲掩在棉被里，一张巨大的纸钱盖住了原本就十分清瘦的脸。一只大红公鸡病蔫蔫地站在滑杆上，五十里的山路，那么多的人，一路喊叫，一路颠簸，一路纸钱，一路哭泣，它就站在父亲的身边，守护着父亲的灵魂，一路走来，没有惊叫，没有扑腾，甚至没有忽扇一下翅膀，没有挪动一下身子。纸钱是用来给父亲买路的，纸钱越多道路越通畅，大红公鸡则要负责保护父亲的灵魂安全返回自己的第二故乡——我的父亲在弥留之际选择了母亲娘家的山坡作为自己灵魂最后的安息之地。
仿佛十里八乡的人都涌到这里来了，我被裹挟在人潮里，没有人注意到我，包括在七年的时光里与我相依为命的外祖母，包括把儿子视为心头肉的母亲——我已经无法从人潮里找到她了，更何况，她已经无力顾及到我了，九年郁积的悲痛，九年意料的噩耗，早已令她心力交瘁。我感到一种被冷落的冰凉，巨大的孤独瞬间笼罩了全身。
我好想把那只一动不动静静守在父亲身边的大红公鸡抱在怀里。过不了几天，也许是两天，也许是三天，它将随父亲一起上路，守护父亲的灵魂升入天国。
也许，对于我来说，此刻的我就如同那只大红公鸡，不被人注意，却与躺在滑杆上的那个人有着某种神秘的牵系，关乎命运，身不由己。

二

人们都在忙着，有些漫不经心。
帐棚很快搭了起来，就在舅舅家厢房旁边的一小块坝子上。死在外面的人，是不能进入堂屋的，更何况父亲原本就不是这个村子的人，更不是这间屋子的主人。在高坪村翠绿的山坡上还能有他的一穴葬身之地，都得感谢高坪村人的宽厚和大度。
冬天的高坪村寒冷袭人。整个村庄的柴禾和树疙瘩都运来了，村庄的夜晚被火光照得如同白昼。搬运棺材的，缝制寿衣的，准备饭菜的，布置道场的都有条不紊的进行。被燃烧的树疙瘩照得通红的火铺上，母亲已经恢复了些许力气，开始率领舅舅舅母、姑父姑母及其他三亲六戚与父亲生前单位和县委组织部来的人进行马拉松式的谈判，为父亲的安葬，为孤儿寡母以后的生计。
几天的计价还价过后，父亲终于可以走进他自己的房间——棺材里去了。他被换上另一个世界里特有的衣服，在“先生”及其徒弟们一阵喊叫声中被人抬起来，轻飘飘地放进了那间黑暗的屋子里。他的衣服都是或黑或白的绸缎做成，大大的，空空荡荡，仿佛稍不注意便要飞走似的；鞋子则是用一层布缝制的“老人鞋”，轻如一张纸。
我现在终于可以离父亲近一点儿了。几天来，我一直不敢靠近他，我不知道，不会说话，也不会睁开眼睛的父亲会是什么样子。我想他已经认不出我了，他已经属于另一个世界，不会再为我提供庇护。他的房子放在两条木板凳上，生漆涂得有些粗糙，还可看见刨子走过的痕迹。房子下面，一根灯草在碗里浸着桐油不紧不慢地燃着。纸钱灰堆积如山，烟雾缭绕；香烛相互辉映，烛照着昏暗的帐棚。
打纸钱的三个师傅整天都没有停息，包好的“福包”已经装了好几大背篼。来的人还在来着，相识的，不相识的，腋下一捆纸，算是送给父亲的盘缠，以作最后的告别。舅舅舅母、姑父姑母们送的则是父亲要去的那个地方需要住的房子，当地人把它叫住“灵”，都是用竹子做好框架后用五颜六色的纸糊成的，小巧玲珑，漂亮精致，里面床铺、碗柜、厨房、卧室等一应俱全，它们与父亲单位和县里面送来的花圈放在一起，给冬日的山村增添了些许温暖。而“先生”用“绸纸”做成的各式经幡在半空中随风招展，仿佛随时就要升上阴霾的天空。
我围着父亲的棺木不停地绕圈子，他太孤独。除了脚下的桐油灯，没有人关心他——对于人们来说，重要的事情是如何把他送走，这是村庄的责任和义务。他们得各干各的事情，对主人和自己的良心负责，把“总管”分配的活儿干得干净利索，彻彻底底。
只有我守在这里，没有悲伤，没有哭泣，也没有感受。坐着就是坐着，也仅仅是坐着而已。我看见棺材盖子处巨大的缝隙，父亲的被盖一角已经露了出来。
一种沮丧感油然而生，却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人，我只好把被角往棺材里面紧了又紧。

三

天终于快亮了。
“哐”。放在棺材上的饭碗被“先生”用斧子击得粉碎。那是父亲在凡间用的最后一个饭碗。
父亲上路了。
“起……”一声长长的号子，人群一下子涌动起来。八个彪形大汉分别抬着系在父亲棺材上的两根木棒末端，棺材前面，一根长长的粗棕绳上牵着成百成百的人群，有大人，有孩子，有老人，也有妇女。没有人组织，对于他们来说，使不使得上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属于这个集体，与棺材里面的那个人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搭上一把手，将棺材里面的人送到他的另一个家里去。
我的舅舅腰缠白布，手执杉树皮火把，仿佛被什么强敌追赶似的，心急火燎在前面一路狂奔，做一个替父亲“打火”的人。他首先要用手中的火把在父亲出殡的途中把他生前用过的被面、衣物、床垫烧毁，然后将火种引进父亲的墓地，最后再绕过几座大山，方可回到家里，这中间不能回头，也不能走回头路，更不能让出殡的队伍撞上。
我和哥哥头戴白布，手端“灵牌”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后面跟着白茫茫的一大队人，再后面才是拉棺椁的人群，父亲躺在里面，被远远地掉在后面。“灵牌”上写的字我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相信那就是父亲的灵魂，在期待着最后的飞升。除了男人们的号子声、锣鼓声，就是妇女和父亲的小辈们的哭声。整个山坡都被人群淹没了。他们分散在绳子周围，像一队出行的蚂蚁，庄稼和菜园被踩得一塌糊涂。这是理所当然的，村庄难得慷慨一回。要是在平时，谁家的牲畜吃了谁家的庄稼，两家人不脸红脖子粗是断不肯罢休的。
终于走到山顶了。死亡对村庄来说，是一种集体活动的无声命令。我回头向后望去，人群黑压压的，攀附在一根绳索上，被一阵紧似一阵的浓烟笼罩着，而后面没有攀上绳子的人还在山脚下拼命地追赶。鞭炮在庄稼地里不断地泛出白烟，随即又缭绕着一路升上天空，最后慢慢飘散。我听见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你跟着大家哭噻。
可是我没有眼泪呀！
我知道，那个声音一定是为我好才这么说的——也许这是我对父亲应尽的孝道。
我悄悄地抽出一只手来，抹了把口水，涂上自己的眼睑。

四

墓穴早就挖好了。
新鲜的黄土露在外面，一个长方形的深坑摆在那里。我知道，那是父亲将去的地方，那是父亲的家。
入土前有许多仪式，我都不记得了，只有“清棺”的那一刻永远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父亲躺在棺材里，被人们用竹条和棕绳拉着，慢慢放进了深坑。棺材上方，五六个人扯着一张被单平铺在空中，为他遮住人世的灰尘。
棺材打开了。人们争相围了过去，为一睹父亲最后的尊容，也为最后的告别。一些大胆的人则和“先生”一道，把手伸进棺材中，为父亲拾去棺材上掉下来的木屑。透过人缝，我看见父亲躺在棺材中，头上缠着一圈又一圈黑纱，脸上盖着一张草纸。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像现在这个样子。尽管他一直都瘦得皮包骨头，但只要一双眼睛还在转动，就会让人感到无穷的力量。现在他已经真的像是一个老人了，可他还不到五十岁。一张草纸，就足以把他和我们隔开，一条黑纱，就把他变成了一个老人。一张草纸，一条黑纱，分开两个世界，阴阳殊途，改变了他和我们的命运。
后来我看见一双手把父亲脸上的纸拿开，然后不停地抚摸着父亲的眼睑，让他把眼睛闭下来。我知道，那是母亲。这是她最后唯一所能做的事情。
一切都要做盖棺定论了。竹条和棕绳很快被抽去。棺材盖盖上的时候，又是一阵恸哭。我看见黄土不停地往棺材上撒，一大片黑渐渐地变成了点点的黑，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黄土在不断地变厚， 一层一层地往上涨。
一座用石头垒成的小坟包很快耸立在人们眼前。我的父亲，他就躺在里面，与他周围的坟包没有什么两样。这个在高坪村住过的唯一一个“脱产干部”，从此将与满山遍野的孤魂野鬼朝夕相处，在他的旁边，是一个落井而亡的老妇人。他的坟包甚至还没有老妇人的坟包修得漂亮。
在这片坟山中，父亲是唯一的一个异姓。尽管他的坟包跟其它坟包没有两样，然而，它还是显得有些孤单，有些卓尔不群。也许，那些躺在墓穴里面的人，要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容纳下他，父亲要经历多少磨合才可以和他们和谐相处，不受先入为主者的欺侮。好在，他将从此远离他的痛和疾病，远离他的遗憾和牵挂，远离他的责任和义务。他静静地躺在那里，从此他在阴间的一切生活我们都无从知晓，更无法提供帮助。做人的时候规规矩矩，现在他终于可以放纵一下自己，为所欲为，随心所欲。
人群逐渐散去。只有我们母子三人，还有七姑八舅等一些嫡系亲戚还留在坟地里。他们显然也对父亲的坟包不满意，它不够高，不够大，而且还有些弯曲。然而他们又能怎样呢，人们都已经尽力了。我看见母亲蹲在父亲坟前，仿佛在说对不起。她和父亲相守一生，也争吵了一生，最后终于握手言和。坟包，棺材，或者死亡，成了最后的调解人。
我已经站得有些脚麻了。然而他们却还没有离开的意思。
我抬起头，看见天空中的太阳一片惨白。

五

父亲走了。
他的一生，跟我似乎没有太多的关系。从我有记忆起，相信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三个月。
他只是我血缘和肉体的父亲，并不是我情感和精神的父亲，许多时候，他甚至像是一个陌生人——尽管，因为长期的病痛，他不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有关父亲的印象，也是零星而断断续续的。
父亲枪决过坏人，组织炸过被十里八乡的村民顶礼膜拜的大石头。以致父亲死后多年，母亲对父亲都还颇有微词，把父亲的死与上述行为联系在一起，说这都是他的报应。
父亲病情稍好回到村里的时候，全村人都听他的，书记村长有事也得和他商量，连平时村中最不讲理的“泼妇”都对他言听计从。尽管，他整天拄着一支拐杖，骨瘦如柴，一阵风就可将他吹倒。
现在想来，父亲一定崇拜毛泽东。我现在所能背诵的十余首毛主席诗词全部来自入学前父亲对我的强制性教育。他对我的希望如今成了我对他的纪念。
有关父亲的身世乃至他的姓名，我也是长大后才有所知晓：
杨昌太，出身于一个猎人兼地主家庭。其父杨光虎，身高腰圆，曾生擒过老虎，其母有姓无名，两人均死于“过难关”时期。家中有姐妹各一人，姐姐杨碧春，婚后早逝，妹妹杨翠娥，农民，年已六十有余。
父亲最后一次离家去医院的时候，曾把我叫到床前。现在想来，那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自己去日不多，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儿子了。
父亲看着我，轻轻地说，期末能考“双百分”吗？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吮着手指头，好久，都没有回答。
空气凝固了，时间在那一刻仿佛停了下来。
我看见两行清泪顺着父亲的脸庞流下来，盈满了耳窝。

六

又是一年春草绿。
父亲的坟包已经由一座新坟变成了旧坟。
母亲请了姑妈、舅舅帮忙，要给父亲立碑。母亲说，她不能给我们“栽刺”，这是她的责任。母亲的意思是说，她不能把替父亲立碑的事留给下一代，成为我们哥俩的包袱。
碑很快就立起来了。正碑中间是父亲的大名：杨昌太老大人之墓。左边是我和哥哥，以及“前家”亲属（父亲一方亲属，亦即父系亲属）的名字，右边照例写着“后家”亲属（母亲一方亲属，亦即母系亲属）的名字。两侧的石柱上分别写着“星斗朝福地，文章照墓堂”的对联。与其它墓碑不同的是，在我和哥哥的名字左侧，刻着几个大字：
承首 郑慧枝
我知道那是母亲的名字。在所有的墓碑中，这也许是独一无二的。
后来，每逢放假时间，我都会到父亲的墓地去，用一种不知从那里得到的颜料，为父亲已经斑驳褪色的墓碑增光上色。墓碑旁边的一株柏树，当年还不足人高，如今已耸入云天。每次看到它满目苍翠的样子，内心就有一种清凉的慰藉。
如今，我已经多年都不曾去看望父亲了，逢年过节，也懒得烧一张纸。当别人墓前烟雾缭绕，纸钱翻飞，显示出冰凉的热闹的时候，父亲他一个躺在那里，一定显得更加孤独。这个时候，他也一定会更加想念我们，想念我们这些活在世界上的他的亲人。
阿贝尔在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中说，怀念，或者审判，都是一种交待，一种了断。
我对父亲没有怀念，也没有审判。因为我根本就不了解我的父亲。
然而，我还是时刻想起他。就象想起“父亲”这个词。
因为他是我血脉的上游。
从父亲坟墓上长出来的一根草，尽管他的血液是绿色的，然而，他可能就是我的亲兄弟。

409800重庆市酉阳县委宣传部02375558257

[[杨犁民]]

丧讯
杨犁民


那是一个平凡的日子。
那天放学后，我与表兄弟表姐妹们像平常一样，走在回家的路上——准确地说，应该是舅舅的家——七岁之前，我和我哥哥，还有偶尔回来的父母就住在这里。刚走到舅舅家屋后高坪村全村人的祖坟后面，我一回头，便看见了“癞子舅舅”——这个一年四季戴着一顶脏兮兮的帽子，我平时最害怕的人。不知怎么，心里突然激灵了一下，脚下一滑便摔倒在地。我不顾满身泥土一骨碌爬起来，不祥的预感刹那涌遍全身。
刚一进屋，“癞子舅舅”已经先于我来到了我家，正与外祖母在悄悄地嘀咕着什么。我看见外祖母沧桑的脸上一下子阴云密布，仿佛巨大的阵雨顷刻就要降临。幼小的心灵已经知道，不祥之感再次得到了可怕的应验。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知道，“癞子舅舅”去了趟他这辈子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县城。而我的父亲，此刻他就呆在县城的某一间屋子里——十几天前，父亲病情再次加重送进了医院。害了九年病的父亲一生不知去过多少地方，住过多少次医院，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了。那么多年的坚持，到最后一刻还是功亏一篑，那么好的医院和医生都没能够留住父亲。
九年，九年的僵持和对决，父亲还是输给了疾病；九年，九年的护理与折磨，母亲还是输给了父亲，同时也输给了父亲的敌人！

一

整个村庄都动起来了。
没有人来亲口告诉我这个消息，我还是从人们的言语和行动中得到了最后的应证。
男人们有的被安排背水，劈柴，杀猪，请“先生（巫师）”，大部分被分配去几十公里外的丁市镇上接父亲。女人们则忙着洗菜，借锅碗瓢盆。与外祖母家住得较近的三四户人家屋里都成了接待客人的地方和烧饭炒菜的厨房。邻村的许多人也来了。尽管父亲成年在外就医，病情稍好在村里休养的日子不多，然而他的威望还是在他死后得到了证明。
我不知道，天是怎么黑下来的——对我来说，这天迟早要黑下来，也不知道父亲是怎么被人们运回村里的。黄昏时分，人潮涌动，鞭炮响起，我的父亲躺在两根竹子做成的滑杆上回来了。滑杆走进村口那一刻，村庄顿时沉浸在一片恸哭中，人群自动分开成两路，护卫滑杆长驱直入。滑杆上盖着厚厚的棉被，父亲掩在棉被里，一张巨大的纸钱盖住了原本就十分清瘦的脸。一只大红公鸡病蔫蔫地站在滑杆上，五十里的山路，那么多的人，一路喊叫，一路颠簸，一路纸钱，一路哭泣，它就站在父亲的身边，守护着父亲的灵魂，一路走来，没有惊叫，没有扑腾，甚至没有忽扇一下翅膀，没有挪动一下身子。纸钱是用来给父亲买路的，纸钱越多道路越通畅，大红公鸡则要负责保护父亲的灵魂安全返回自己的第二故乡——我的父亲在弥留之际选择了母亲娘家的山坡作为自己灵魂最后的安息之地。
仿佛十里八乡的人都涌到这里来了，我被裹挟在人潮里，没有人注意到我，包括在七年的时光里与我相依为命的外祖母，包括把儿子视为心头肉的母亲——我已经无法从人潮里找到她了，更何况，她已经无力顾及到我了，九年郁积的悲痛，九年意料的噩耗，早已令她心力交瘁。我感到一种被冷落的冰凉，巨大的孤独瞬间笼罩了全身。
我好想把那只一动不动静静守在父亲身边的大红公鸡抱在怀里。过不了几天，也许是两天，也许是三天，它将随父亲一起上路，守护父亲的灵魂升入天国。
也许，对于我来说，此刻的我就如同那只大红公鸡，不被人注意，却与躺在滑杆上的那个人有着某种神秘的牵系，关乎命运，身不由己。

二

人们都在忙着，有些漫不经心。
帐棚很快搭了起来，就在舅舅家厢房旁边的一小块坝子上。死在外面的人，是不能进入堂屋的，更何况父亲原本就不是这个村子的人，更不是这间屋子的主人。在高坪村翠绿的山坡上还能有他的一穴葬身之地，都得感谢高坪村人的宽厚和大度。
冬天的高坪村寒冷袭人。整个村庄的柴禾和树疙瘩都运来了，村庄的夜晚被火光照得如同白昼。搬运棺材的，缝制寿衣的，准备饭菜的，布置道场的都有条不紊的进行。被燃烧的树疙瘩照得通红的火铺上，母亲已经恢复了些许力气，开始率领舅舅舅母、姑父姑母及其他三亲六戚与父亲生前单位和县委组织部来的人进行马拉松式的谈判，为父亲的安葬，为孤儿寡母以后的生计。
几天的计价还价过后，父亲终于可以走进他自己的房间——棺材里去了。他被换上另一个世界里特有的衣服，在“先生”及其徒弟们一阵喊叫声中被人抬起来，轻飘飘地放进了那间黑暗的屋子里。他的衣服都是或黑或白的绸缎做成，大大的，空空荡荡，仿佛稍不注意便要飞走似的；鞋子则是用一层布缝制的“老人鞋”，轻如一张纸。
我现在终于可以离父亲近一点儿了。几天来，我一直不敢靠近他，我不知道，不会说话，也不会睁开眼睛的父亲会是什么样子。我想他已经认不出我了，他已经属于另一个世界，不会再为我提供庇护。他的房子放在两条木板凳上，生漆涂得有些粗糙，还可看见刨子走过的痕迹。房子下面，一根灯草在碗里浸着桐油不紧不慢地燃着。纸钱灰堆积如山，烟雾缭绕；香烛相互辉映，烛照着昏暗的帐棚。
打纸钱的三个师傅整天都没有停息，包好的“福包”已经装了好几大背篼。来的人还在来着，相识的，不相识的，腋下一捆纸，算是送给父亲的盘缠，以作最后的告别。舅舅舅母、姑父姑母们送的则是父亲要去的那个地方需要住的房子，当地人把它叫住“灵”，都是用竹子做好框架后用五颜六色的纸糊成的，小巧玲珑，漂亮精致，里面床铺、碗柜、厨房、卧室等一应俱全，它们与父亲单位和县里面送来的花圈放在一起，给冬日的山村增添了些许温暖。而“先生”用“绸纸”做成的各式经幡在半空中随风招展，仿佛随时就要升上阴霾的天空。
我围着父亲的棺木不停地绕圈子，他太孤独。除了脚下的桐油灯，没有人关心他——对于人们来说，重要的事情是如何把他送走，这是村庄的责任和义务。他们得各干各的事情，对主人和自己的良心负责，把“总管”分配的活儿干得干净利索，彻彻底底。
只有我守在这里，没有悲伤，没有哭泣，也没有感受。坐着就是坐着，也仅仅是坐着而已。我看见棺材盖子处巨大的缝隙，父亲的被盖一角已经露了出来。
一种沮丧感油然而生，却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人，我只好把被角往棺材里面紧了又紧。

三

天终于快亮了。
“哐”。放在棺材上的饭碗被“先生”用斧子击得粉碎。那是父亲在凡间用的最后一个饭碗。
父亲上路了。
“起……”一声长长的号子，人群一下子涌动起来。八个彪形大汉分别抬着系在父亲棺材上的两根木棒末端，棺材前面，一根长长的粗棕绳上牵着成百成百的人群，有大人，有孩子，有老人，也有妇女。没有人组织，对于他们来说，使不使得上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属于这个集体，与棺材里面的那个人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搭上一把手，将棺材里面的人送到他的另一个家里去。
我的舅舅腰缠白布，手执杉树皮火把，仿佛被什么强敌追赶似的，心急火燎在前面一路狂奔，做一个替父亲“打火”的人。他首先要用手中的火把在父亲出殡的途中把他生前用过的被面、衣物、床垫烧毁，然后将火种引进父亲的墓地，最后再绕过几座大山，方可回到家里，这中间不能回头，也不能走回头路，更不能让出殡的队伍撞上。
我和哥哥头戴白布，手端“灵牌”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后面跟着白茫茫的一大队人，再后面才是拉棺椁的人群，父亲躺在里面，被远远地掉在后面。“灵牌”上写的字我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相信那就是父亲的灵魂，在期待着最后的飞升。除了男人们的号子声、锣鼓声，就是妇女和父亲的小辈们的哭声。整个山坡都被人群淹没了。他们分散在绳子周围，像一队出行的蚂蚁，庄稼和菜园被踩得一塌糊涂。这是理所当然的，村庄难得慷慨一回。要是在平时，谁家的牲畜吃了谁家的庄稼，两家人不脸红脖子粗是断不肯罢休的。
终于走到山顶了。死亡对村庄来说，是一种集体活动的无声命令。我回头向后望去，人群黑压压的，攀附在一根绳索上，被一阵紧似一阵的浓烟笼罩着，而后面没有攀上绳子的人还在山脚下拼命地追赶。鞭炮在庄稼地里不断地泛出白烟，随即又缭绕着一路升上天空，最后慢慢飘散。我听见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你跟着大家哭噻。
可是我没有眼泪呀！
我知道，那个声音一定是为我好才这么说的——也许这是我对父亲应尽的孝道。
我悄悄地抽出一只手来，抹了把口水，涂上自己的眼睑。

四

墓穴早就挖好了。
新鲜的黄土露在外面，一个长方形的深坑摆在那里。我知道，那是父亲将去的地方，那是父亲的家。
入土前有许多仪式，我都不记得了，只有“清棺”的那一刻永远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父亲躺在棺材里，被人们用竹条和棕绳拉着，慢慢放进了深坑。棺材上方，五六个人扯着一张被单平铺在空中，为他遮住人世的灰尘。
棺材打开了。人们争相围了过去，为一睹父亲最后的尊容，也为最后的告别。一些大胆的人则和“先生”一道，把手伸进棺材中，为父亲拾去棺材上掉下来的木屑。透过人缝，我看见父亲躺在棺材中，头上缠着一圈又一圈黑纱，脸上盖着一张草纸。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像现在这个样子。尽管他一直都瘦得皮包骨头，但只要一双眼睛还在转动，就会让人感到无穷的力量。现在他已经真的像是一个老人了，可他还不到五十岁。一张草纸，就足以把他和我们隔开，一条黑纱，就把他变成了一个老人。一张草纸，一条黑纱，分开两个世界，阴阳殊途，改变了他和我们的命运。
后来我看见一双手把父亲脸上的纸拿开，然后不停地抚摸着父亲的眼睑，让他把眼睛闭下来。我知道，那是母亲。这是她最后唯一所能做的事情。
一切都要做盖棺定论了。竹条和棕绳很快被抽去。棺材盖盖上的时候，又是一阵恸哭。我看见黄土不停地往棺材上撒，一大片黑渐渐地变成了点点的黑，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黄土在不断地变厚， 一层一层地往上涨。
一座用石头垒成的小坟包很快耸立在人们眼前。我的父亲，他就躺在里面，与他周围的坟包没有什么两样。这个在高坪村住过的唯一一个“脱产干部”，从此将与满山遍野的孤魂野鬼朝夕相处，在他的旁边，是一个落井而亡的老妇人。他的坟包甚至还没有老妇人的坟包修得漂亮。
在这片坟山中，父亲是唯一的一个异姓。尽管他的坟包跟其它坟包没有两样，然而，它还是显得有些孤单，有些卓尔不群。也许，那些躺在墓穴里面的人，要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容纳下他，父亲要经历多少磨合才可以和他们和谐相处，不受先入为主者的欺侮。好在，他将从此远离他的痛和疾病，远离他的遗憾和牵挂，远离他的责任和义务。他静静地躺在那里，从此他在阴间的一切生活我们都无从知晓，更无法提供帮助。做人的时候规规矩矩，现在他终于可以放纵一下自己，为所欲为，随心所欲。
人群逐渐散去。只有我们母子三人，还有七姑八舅等一些嫡系亲戚还留在坟地里。他们显然也对父亲的坟包不满意，它不够高，不够大，而且还有些弯曲。然而他们又能怎样呢，人们都已经尽力了。我看见母亲蹲在父亲坟前，仿佛在说对不起。她和父亲相守一生，也争吵了一生，最后终于握手言和。坟包，棺材，或者死亡，成了最后的调解人。
我已经站得有些脚麻了。然而他们却还没有离开的意思。
我抬起头，看见天空中的太阳一片惨白。

五

父亲走了。
他的一生，跟我似乎没有太多的关系。从我有记忆起，相信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三个月。
他只是我血缘和肉体的父亲，并不是我情感和精神的父亲，许多时候，他甚至像是一个陌生人——尽管，因为长期的病痛，他不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有关父亲的印象，也是零星而断断续续的。
父亲枪决过坏人，组织炸过被十里八乡的村民顶礼膜拜的大石头。以致父亲死后多年，母亲对父亲都还颇有微词，把父亲的死与上述行为联系在一起，说这都是他的报应。
父亲病情稍好回到村里的时候，全村人都听他的，书记村长有事也得和他商量，连平时村中最不讲理的“泼妇”都对他言听计从。尽管，他整天拄着一支拐杖，骨瘦如柴，一阵风就可将他吹倒。
现在想来，父亲一定崇拜毛泽东。我现在所能背诵的十余首毛主席诗词全部来自入学前父亲对我的强制性教育。他对我的希望如今成了我对他的纪念。
有关父亲的身世乃至他的姓名，我也是长大后才有所知晓：
杨昌太，出身于一个猎人兼地主家庭。其父杨光虎，身高腰圆，曾生擒过老虎，其母有姓无名，两人均死于“过难关”时期。家中有姐妹各一人，姐姐杨碧春，婚后早逝，妹妹杨翠娥，农民，年已六十有余。
父亲最后一次离家去医院的时候，曾把我叫到床前。现在想来，那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自己去日不多，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儿子了。
父亲看着我，轻轻地说，期末能考“双百分”吗？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吮着手指头，好久，都没有回答。
空气凝固了，时间在那一刻仿佛停了下来。
我看见两行清泪顺着父亲的脸庞流下来，盈满了耳窝。

六

又是一年春草绿。
父亲的坟包已经由一座新坟变成了旧坟。
母亲请了姑妈、舅舅帮忙，要给父亲立碑。母亲说，她不能给我们“栽刺”，这是她的责任。母亲的意思是说，她不能把替父亲立碑的事留给下一代，成为我们哥俩的包袱。
碑很快就立起来了。正碑中间是父亲的大名：杨昌太老大人之墓。左边是我和哥哥，以及“前家”亲属（父亲一方亲属，亦即父系亲属）的名字，右边照例写着“后家”亲属（母亲一方亲属，亦即母系亲属）的名字。两侧的石柱上分别写着“星斗朝福地，文章照墓堂”的对联。与其它墓碑不同的是，在我和哥哥的名字左侧，刻着几个大字：
承首 郑慧枝
我知道那是母亲的名字。在所有的墓碑中，这也许是独一无二的。
后来，每逢放假时间，我都会到父亲的墓地去，用一种不知从那里得到的颜料，为父亲已经斑驳褪色的墓碑增光上色。墓碑旁边的一株柏树，当年还不足人高，如今已耸入云天。每次看到它满目苍翠的样子，内心就有一种清凉的慰藉。
如今，我已经多年都不曾去看望父亲了，逢年过节，也懒得烧一张纸。当别人墓前烟雾缭绕，纸钱翻飞，显示出冰凉的热闹的时候，父亲他一个躺在那里，一定显得更加孤独。这个时候，他也一定会更加想念我们，想念我们这些活在世界上的他的亲人。
阿贝尔在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中说，怀念，或者审判，都是一种交待，一种了断。
我对父亲没有怀念，也没有审判。因为我根本就不了解我的父亲。
然而，我还是时刻想起他。就象想起“父亲”这个词。
因为他是我血脉的上游。
从父亲坟墓上长出来的一根草，尽管他的血液是绿色的，然而，他可能就是我的亲兄弟。

409800重庆市酉阳县委宣传部02375558257

[若愚]

割不断的是永远的亲情。

[[ruoyu]]

割不断的是永远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