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啊呜]

做一个卑微的人
——关于我诗歌写作的一篇纲要

卑微，大概是一种刻意的姿态，于是理所当然地成为作秀。自从“作秀”这个词被广泛“热炒”之后，一切过度的行为，包括上和下两种运动方向，诸如自恋、自信；自我作践、自我否定等等，无一不是自我炒作和他人嘲弄的互动过程。而现在，我将卑微作为自身姿态的价值取向，无疑也如前所述包含有作秀的成分。但这一“秀”更在于一定程度上拒绝他人或他在的自我认同。
在历史虚构性被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并放大或缩小的今天，我们对存在的怀疑也日益加重。尤其是写诗者，其敏感的神经末梢似乎往往比其他人先一步感受到自我存在的可靠性。这种情况下，常出现自弃的状况。
我说的自弃，只有一种可能，即死亡。古往今来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的诗人已经让我们的手指数不清。我们每一次感叹彗星陨落的同时，一小刻的停顿，无论思考或是空白都已经沉没在感性触动之中。而除此以外，我们并不能做什么。一个把死亡作为使命的决绝者不可拯救，甚至不需要拯救，与拯救无关。帕斯捷尔纳克在回忆几位自杀的诗人时这么写道：“也许，不是作出恪守决定，而是由于忍受不了那不直属于何人的烦恼，忍受不了没人感到痛苦的痛苦，忍受不了着突然的，令人绝望的期待，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
诗人之死不少都带有某种殉道的色彩，外界尽管争论颇多，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死亡价值，关注本身证明了价值的存在。然而殉道之后更多人争执并纠缠不清的是道德问题、宗教问题、社会教育问题等等，鲜有人在意诗歌的哲思和人性的悲剧。当我们越来越多地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强调对错、是非的划分时，这种二元思考让我们进一步丧失了个体自我作为独立存在的尊严；我们在以某种未知属性——来自个人，或者历史——的评判准则进行他人行为的合法性鉴定，这常常是一种极端自私的做法，因为潜在的前提是“我”所使用的准则代表道义、公德等等，而事实上大多数人不具备如此高的能力、地位和身份。
于此，我对纷繁的一切有强烈的厌恶感。然而，清净无为，宗教的死寂、因果报应和超脱尘世，作为某种意义上的理想境界一方面是缺乏现实基础，是与现世的脱离，另一方面于七情六欲的常人也是难以企及的，切断那些包括血脉联系在内的种种连接，那必然是一种蜕变式的痛苦；又有时候羡慕康德守着他的小城，屏弃喧哗，这是多么清净的存在。而世人有几个能达到这种心灵的境界呢？而且康德式的这种清净有为，让人觉得矛盾而难以想象这种存在方式的可行性。但，我不得不说，康德最终又靠我如此之近。

来聊天的人都走了，就要
全部安静下来。我听着
我希望自己马上躺下，恩，那
一条身体，不见得比一次谈话更长久
那我挂了
（《电话》）

最后卑微成为一条不需要选择的道路。卑微寻求清净，并要求清净，以完成个体独立存在的自足，这是卑微有为的一面；卑微同时拒绝一切宏大的可能性，这是卑微无为的一面。将上述介定规范为行为法则和诗歌法则，是我“作秀”的第一步。

青草从脚趾缝里冒出来
我俯视地面、土丘
烟灰浮到思索的大脑边
脸黑漆漆，一年时间的熏染
人，越来越阴沉
（《清明》）

卑微者可以对话的人主要有三：一是自我，二是死者，三是其他卑微者。这其中一和三可以归结在一起，但又有明确的区分。自我和他人的鸿沟不可能在同一姿态下就被抹杀。而死者作为精神性的灵魂存在，具有足够的未知性或神秘性，也具有足够的已知对应物或明确性。这样的双重可能让卑微者可以不局限在单纯个体世界的封闭里面，而获得可能的广阔视野，毕竟个体存在与世界的联系是难以切断的。卑微提供的是封闭与开放的双重复合生存体式。我最近读到宇文所安的一句话可以作为旁证：“宣称自己与社会格格不入的诗人，同时也是以一种最特别的姿态重新融入社会”[2]。

从来不敢想象一个庭院
有人站立着，树木
宽大地容纳小片的天空
偶尔鸽群划出悠长的线条来
象人世间的伤口，长久
定格在时间里
（《庭院》）

卑微者在对话中很少关心和呈现幸福与欢乐，而是把目光长时间集中在“伤口”上，人生无往不在的枷锁正是我们感恩的《界限》：

一个小孩向我跪
我要掰开他的小手
放一些贫穷的果实
一整个冬天的食粮
他的额头磕到我膝盖上
够不够撞响大钟
钟声里滑落些许积雪

一位老人向我跪
跪我二十年的人生
这是干瘦的怜悯
这个春天倒春寒的时候
她的额头沾了些细土
她已经如此贴近大地
不时召唤来丰沛的雨水

悲天悯人的情怀长久以来就是文人值得自豪的品质之一，但卑微者拒绝无限度的“空悲叹”。不关注人类，而关注人。人类是群体，而人则是从个体出发的个体与非个体。由人而衍生出来的普遍性，如果抵达人类的高度，那么这是个体本身的遍及性意义，而与卑微者无关。卑微者在这一点上相信：作者死了。
将卑微本身作为价值意义的本体，从而在卑微中建立并拥有自我存在的个体自足世界：包括对话者双方、被关注者和个体心灵世界的整一。这是我“作秀”的第二步。

图书馆在夜晚
似乎只剩下水声
那个矩形的池子里
有白色的小鱼

它每天都搅起
池底的泥沙
然后等待平静
泥沙下沉，天就亮了

所有的人涌进来
努力找一张狭小的座位
（《一种希望》）

获得卑微并保持它，那么自动获得现世情景以外的观察点，一种旁人状态的观察点，从而保持清醒与独立的角度，不纠缠于表象，而在共时性的范畴中找到事物的变迁脉络，在历时性的过程中发现独特的空间结构，甚而达到或取得一些存在警觉：

他已经死了
就象我进了城堡一样
找不到回去的路
或许
他此刻也在寻找中
他不是K
K不是我
我也不是他
我们互不相关
偶尔看一眼
觉得对方比自己
白一点
（《黑或白》）

卑微价值不仅在于自我的主动获取中，也在于已获得者，即卑微者在个体自足世界对他者的确认与命名：

有必要观察波纹的起伏
有必要测量水的盐度
有必要预算自己胸腔的体积
可以容纳多少蔚蓝
随波逐流多久

有必要听听风声，是否紧
如果确实，存在大海
（《大海》）

事实上，卑微已经成为生存底线之上的小茅屋，但并不讲求知足常乐，而认为知足常悲，知足是自我的，常悲是外界在个体的投影，两者相生相克，因知足而常悲，又因常悲而知足；因知足而否定常悲，又因常悲而拒绝知足。如此矛盾互动，依赖于“卑微”二字以获得微妙的平衡。而卑微本身又是生死之间的平衡，这些平衡构成存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于是，做一个卑微的人，安然于卑微之中写诗。

2005.07

注释：
[1]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自传性随笔》，《世界文学》1985.5：62；
[2]宇文所安《迷楼》，程章灿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14.

[[啊呜]]

做一个卑微的人
——关于我诗歌写作的一篇纲要

卑微，大概是一种刻意的姿态，于是理所当然地成为作秀。自从“作秀”这个词被广泛“热炒”之后，一切过度的行为，包括上和下两种运动方向，诸如自恋、自信；自我作践、自我否定等等，无一不是自我炒作和他人嘲弄的互动过程。而现在，我将卑微作为自身姿态的价值取向，无疑也如前所述包含有作秀的成分。但这一“秀”更在于一定程度上拒绝他人或他在的自我认同。
在历史虚构性被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并放大或缩小的今天，我们对存在的怀疑也日益加重。尤其是写诗者，其敏感的神经末梢似乎往往比其他人先一步感受到自我存在的可靠性。这种情况下，常出现自弃的状况。
我说的自弃，只有一种可能，即死亡。古往今来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的诗人已经让我们的手指数不清。我们每一次感叹彗星陨落的同时，一小刻的停顿，无论思考或是空白都已经沉没在感性触动之中。而除此以外，我们并不能做什么。一个把死亡作为使命的决绝者不可拯救，甚至不需要拯救，与拯救无关。帕斯捷尔纳克在回忆几位自杀的诗人时这么写道：“也许，不是作出恪守决定，而是由于忍受不了那不直属于何人的烦恼，忍受不了没人感到痛苦的痛苦，忍受不了着突然的，令人绝望的期待，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
诗人之死不少都带有某种殉道的色彩，外界尽管争论颇多，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死亡价值，关注本身证明了价值的存在。然而殉道之后更多人争执并纠缠不清的是道德问题、宗教问题、社会教育问题等等，鲜有人在意诗歌的哲思和人性的悲剧。当我们越来越多地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强调对错、是非的划分时，这种二元思考让我们进一步丧失了个体自我作为独立存在的尊严；我们在以某种未知属性——来自个人，或者历史——的评判准则进行他人行为的合法性鉴定，这常常是一种极端自私的做法，因为潜在的前提是“我”所使用的准则代表道义、公德等等，而事实上大多数人不具备如此高的能力、地位和身份。
于此，我对纷繁的一切有强烈的厌恶感。然而，清净无为，宗教的死寂、因果报应和超脱尘世，作为某种意义上的理想境界一方面是缺乏现实基础，是与现世的脱离，另一方面于七情六欲的常人也是难以企及的，切断那些包括血脉联系在内的种种连接，那必然是一种蜕变式的痛苦；又有时候羡慕康德守着他的小城，屏弃喧哗，这是多么清净的存在。而世人有几个能达到这种心灵的境界呢？而且康德式的这种清净有为，让人觉得矛盾而难以想象这种存在方式的可行性。但，我不得不说，康德最终又靠我如此之近。

来聊天的人都走了，就要
全部安静下来。我听着
我希望自己马上躺下，恩，那
一条身体，不见得比一次谈话更长久
那我挂了
（《电话》）

最后卑微成为一条不需要选择的道路。卑微寻求清净，并要求清净，以完成个体独立存在的自足，这是卑微有为的一面；卑微同时拒绝一切宏大的可能性，这是卑微无为的一面。将上述介定规范为行为法则和诗歌法则，是我“作秀”的第一步。

青草从脚趾缝里冒出来
我俯视地面、土丘
烟灰浮到思索的大脑边
脸黑漆漆，一年时间的熏染
人，越来越阴沉
（《清明》）

卑微者可以对话的人主要有三：一是自我，二是死者，三是其他卑微者。这其中一和三可以归结在一起，但又有明确的区分。自我和他人的鸿沟不可能在同一姿态下就被抹杀。而死者作为精神性的灵魂存在，具有足够的未知性或神秘性，也具有足够的已知对应物或明确性。这样的双重可能让卑微者可以不局限在单纯个体世界的封闭里面，而获得可能的广阔视野，毕竟个体存在与世界的联系是难以切断的。卑微提供的是封闭与开放的双重复合生存体式。我最近读到宇文所安的一句话可以作为旁证：“宣称自己与社会格格不入的诗人，同时也是以一种最特别的姿态重新融入社会”[2]。

从来不敢想象一个庭院
有人站立着，树木
宽大地容纳小片的天空
偶尔鸽群划出悠长的线条来
象人世间的伤口，长久
定格在时间里
（《庭院》）

卑微者在对话中很少关心和呈现幸福与欢乐，而是把目光长时间集中在“伤口”上，人生无往不在的枷锁正是我们感恩的《界限》：

一个小孩向我跪
我要掰开他的小手
放一些贫穷的果实
一整个冬天的食粮
他的额头磕到我膝盖上
够不够撞响大钟
钟声里滑落些许积雪

一位老人向我跪
跪我二十年的人生
这是干瘦的怜悯
这个春天倒春寒的时候
她的额头沾了些细土
她已经如此贴近大地
不时召唤来丰沛的雨水

悲天悯人的情怀长久以来就是文人值得自豪的品质之一，但卑微者拒绝无限度的“空悲叹”。不关注人类，而关注人。人类是群体，而人则是从个体出发的个体与非个体。由人而衍生出来的普遍性，如果抵达人类的高度，那么这是个体本身的遍及性意义，而与卑微者无关。卑微者在这一点上相信：作者死了。
将卑微本身作为价值意义的本体，从而在卑微中建立并拥有自我存在的个体自足世界：包括对话者双方、被关注者和个体心灵世界的整一。这是我“作秀”的第二步。

图书馆在夜晚
似乎只剩下水声
那个矩形的池子里
有白色的小鱼

它每天都搅起
池底的泥沙
然后等待平静
泥沙下沉，天就亮了

所有的人涌进来
努力找一张狭小的座位
（《一种希望》）

获得卑微并保持它，那么自动获得现世情景以外的观察点，一种旁人状态的观察点，从而保持清醒与独立的角度，不纠缠于表象，而在共时性的范畴中找到事物的变迁脉络，在历时性的过程中发现独特的空间结构，甚而达到或取得一些存在警觉：

他已经死了
就象我进了城堡一样
找不到回去的路
或许
他此刻也在寻找中
他不是K
K不是我
我也不是他
我们互不相关
偶尔看一眼
觉得对方比自己
白一点
（《黑或白》）

卑微价值不仅在于自我的主动获取中，也在于已获得者，即卑微者在个体自足世界对他者的确认与命名：

有必要观察波纹的起伏
有必要测量水的盐度
有必要预算自己胸腔的体积
可以容纳多少蔚蓝
随波逐流多久

有必要听听风声，是否紧
如果确实，存在大海
（《大海》）

事实上，卑微已经成为生存底线之上的小茅屋，但并不讲求知足常乐，而认为知足常悲，知足是自我的，常悲是外界在个体的投影，两者相生相克，因知足而常悲，又因常悲而知足；因知足而否定常悲，又因常悲而拒绝知足。如此矛盾互动，依赖于“卑微”二字以获得微妙的平衡。而卑微本身又是生死之间的平衡，这些平衡构成存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于是，做一个卑微的人，安然于卑微之中写诗。

2005.07

注释：
[1]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自传性随笔》，《世界文学》1985.5：62；
[2]宇文所安《迷楼》，程章灿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14.

[晓鸣]

身体力行.有创作有理论. 不错.

[[自己的敌人]]

身体力行.有创作有理论.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