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末梵]

中国当代诗歌状态及其价值取向
徐文元

　　一种耳熟能详的论调是，发轫于本世纪初的中国新诗，即自由诗，并非从汉文化自身的土壤中自然自发地长出。这已差不多成了一个公认的“常识”。但我不能同意历来的“新诗移植说”或“新诗引进说”，而主张它是嫁接成活的。因为从唐代近体诗的整饬，到宋代曲子词的长短不一，再到元代散曲的衬字不受格律限制，中国诗歌自身发展的非格律化趋势已预示了散体化（即自由体）的必然。虽然早期自由诗的开拓者如果没有西洋诗歌的直接启迪，或许不会写新诗。但如果没有中国诗歌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性，第一代学步者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等人，就决不可能在刚开始就轻易地一步登天，使第二代后继者在半个多世纪里都没能超越半步，使岑寂过久的中国诗坛，不得不等待戈多般苦等姗姗来迟的北岛。

一、北岛与《今天》一代

　　北岛在七十年代后期的喷薄而出，不仅仅是由于中国诗坛的长久黯淡与沉寂才反衬出他的辉煌夺目和震聋发聩，更主要的还是在于他的实际成就确实远远超过了他所有的新诗前辈──北岛的出现使他以前的时代成了新诗的史前时代。从北岛开始，自由诗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但由于非个人的原因，无论是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还是在世界经典文学方面，北岛的素养与第一代新诗人都相差太远，这种差距远远大于第一代诗人与北岛的诗歌成就之间的反差距。这固然是“诗有别材，非关学也”（严羽）的又一明证，但更重要的是到了北岛时代，汉语新诗不仅已不是移植的了，而且连嫁接初期的水土不服也已基本克服，哪怕北岛连ABC都不识，北岛还是会成为北岛。北岛是第一代土生土长的中国现代诗人的杰出代表，他为汉语新诗重新接上了中国古代诗歌的精神源头。其次，第一代新诗人的创作之所以采用白话或口语的形式，更多的理由并非来自思维上的必然和表达上的必须，而是出于反传统的时代需要；而北岛的表达方式是他的思维方式所显现的必然形式，因而是内在的、原创的、自然的，而非外在的、模仿的、生硬的。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现代汉语经过大半个世纪的生长发育，已经基本成熟，历史选择了北岛的诗笔来宣告这一伟大时刻的来临。一种语言从诞生到成熟只化了这么短的时间是不可思议的，但众所周知现代汉语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人类最丰富的语言之一──汉语的再生。这就从一个更基本的角度证实了中国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内在传承关系，血毕竟浓于水。顺便提一句，一种语言成熟的最初标志是能够完善地表达诗歌思维，而成熟的最后标志则是能够精确地表达哲学思维──但既然是标志，一切才刚刚开始。

　　北岛之于汉语新诗的作用，一如陈子昂之于唐诗的作用。陈子昂如一株空谷幽兰，一反六朝绮靡颓风；而北岛如一颗愤怒的葡萄，一反半个世纪的假大空恶习。这很容易就造成了一种发人深省的假象，似乎陈子昂是以不朦胧来反朦胧，而北岛则以朦胧来反不朦胧，因此北岛的突然出现令刚刚从噩梦中醒来的知识界迷惘慌乱得不知所措，以致对含蓄隽永的古典诗歌早已陌生的批评界一时之间对北岛莫敢置评，却避实就虚地群起而攻击巨灵神般的北岛影子下的小鬼——顾城，因而再一次因循了艺术史和批评史上令人啼笑皆非的惯例：以辱骂扼杀为初衷的攻击者，成了送佛送到西天的尽心尽力的最佳宣传者。《今天》一代就此得到一个很不确切的标签，并同样因循历史惯例，将错就错地以“朦胧诗”的封号直接进入它在文学史上的必然领地。

　　“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倒下的人／为了每当太阳升起／让影子像道路／穿过整个国土”（北岛《结局和开始》）

　　如果把这几行诗当作北岛诗歌的地位和影响的最佳写照，那么北岛所代替的另一个人就不是遇罗克，而是陈子昂。撇开诗作为文化旗帜的广泛感召力不谈，仅就诗歌领域来说，北岛所开创的诗学道路确实已经穿过甚至穿出了国土。现在活跃在诗坛上的年轻人没有一个人不曾一度是北岛主义者，很多人就是从学北岛开始起步的。北岛之后诗风最“嚣张”的杨炼，就是以“北岛第二”登场的。但北岛显然比陈子昂要伟大得多，北岛不仅仅是一个诗学革新者，更是一个高扬理性的文化批判者。

　　当然，北岛并不是不可超越的，北岛有他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

　　七十年代末与“星星画展”同时的《今天》诗群，正如前者主要接受战前德国的表现主义画派影响一样，北岛们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又在李金发止步的地方与法国的象征诗派对上了暗号。生于一九四八年的北岛可算是《今天》一代的长老了（虽然我们不会忘记它的精神祖师食指），长期的文化闭关使他和比他年轻的同伴一样，无缘了解地球其他角落的同行们曾经和正在怎么想怎样写，等到意象派、现代派、后现代派在八十年代初进入他们的精神视野时，他们的思维方式及其表达方式已经基本定型，而他们的古典素养在那场文化浩劫中也仅限于供“大批判”用的《神童诗》、《三字经》之类，这种先天性的文化贫血既注定了北岛只能是一颗耀眼的流星，同时又限定了流星的最高星等和亮度。

　　但更本质的原因来自诗人和他的时代之间的关系。北岛的创作激情产生于对十年浩劫的愤怒，而这种与诗情并不完全同质的政治性愤怒（它更适合于哲学家）彻底劫持了北岛，使北岛的全部心灵最终完全固置在那个梦魇之中。北岛自己都意识到自己无法摆脱这个梦魇：“我死的那年十岁……我将永远处于／你所设计的阴影之中……回忆如伤疤／我的一生在你脚下”（《白日梦》）。他的全部才情随着对这个噩梦一而再、再而三的控诉而枯竭了。许多北岛的崇拜者把北岛当成政治家而非诗人。作为对十年浩劫最严厉的批判者和抗议者，愤怒的毒素毁坏了北岛健全的理性和更宽广的文化视野。历史又一次开了个谶语式的玩笑：对北岛来说，既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只有“今天”；而北岛的“今天”永远就是“十年”！哪怕历史已经进入了“明天”，北岛依然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解除魔魇，无法走出那个已经被巫术般的诅咒凝固了的“十年”。与大部分诗人一样，北岛只能面对一个方向。北岛不是一个具有雅努斯般神奇的两副面孔的史诗诗人或哲学诗人，对北岛来说，“明天”是不存在的。

　　那么，明天是否属于北岛以后的诗人呢？

二、“第三代”诗人

　　历史进入八十年代，随着文化传播的开禁和对传统的重新认可，我们有理由期望北岛以后的诗人在哲学上接过北岛的理性主义大旗，在艺术上走出一条不再倚重西洋诗学而属于汉文化自己的道路，甚至有理由企盼陈子昂以后的李白、杜甫式大师。在围绕《今天》一代的所谓“朦胧诗”讨论中，北岛在批评界没有受到足够程度的重视，但在每个写诗的人眼里，北岛在新诗发展史上的份量是无与伦比的。这份量在很多诗人心里很快从最初的欣欣然变得过于沉甸甸了，甚至沉重得使有些过于虚弱的人竟至于提不起那支也变得同样沉甸甸的笔了。于是大约在一九八三年前后，诗坛的“革命小将”们少年不识愁滋味地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这个口号套用了那个具有语言灵物崇拜嫌疑、至今令许多过来人心有余悸的可怕公式：“打倒北岛！”

　　于是在中国这块文化不足、诗化有余的土地上，在十年浩劫过去未久的八十年代，这个口号立即召集起一群不知天高地厚、自叹没能赶上“十年”盛况的后生小子。但批评界这次从睡眼惺忪中真正清醒过来，不再出乖露丑地重蹈由帮闲而帮忙的覆辙，而是对这批绿林好汉报以冷漠和沉默，于是这些远比爷爷们自负的童子军，只好替自己取了一个孙子般的诨名：“第三代诗人”。

　　第三代诗人基本上是八十年代初跨入重新打开的高等学府大门的大学才子。风云际会，时代造就他们在西学方面比北岛们略胜一筹。这种优势首先就体现在一旦察觉“打倒北岛”的蛊惑除了表彰自己的浅薄以外无人理会时，他们很快就换汤不换药地炮制出一个中西合璧的纲领：“PASS北岛！”没想到爷爷们早已玩腻了的惯技，半个多世纪以后的孙子辈依然觉得足以显示自己的幽默风雅和学贯中西。

　　第三代诗人本来确实有机会在旧学上也超过北岛的，但急功好利使他们把钻故纸堆视为畏途并嗤之以鼻。于是凭借对刚刚引进的法国象征派以后的西方现代诗的一知半解和充分的恃才傲物，第三代诗人把北岛刚刚开始弘扬但尚需进一步扩大战果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抛到了爪哇国，开始了比李金发还李金发的不知所云和对西方诗歌（实际上主要是译诗）的皮相模仿，使北岛为我们带来的走中国新诗自己道路的希望，暂时又变得“朦胧”起来。

　　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陈子昂所召唤的李杜式人物，有的只是李贺式的雕章琢句之徒和杜牧式的颓废浪荡才子，连中国现代诗的远祖李商隐式的诗歌奇才也付之阙如，北岛的地位依然令人惋叹地不可动摇。然而以北岛为标志的成熟纯正的现代汉语的最初成果，几乎被某些第三代诗人（包括一些新潮作家）败坏殆尽。

　　与“非学院派”的《今天》一代相对，作为“学院派”的第三代诗人，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他们把长期闭关以后本来十分正常的文化逆差推向了极端，把《今天》一代的文化贫血演变为文化败血症，以致失心疯般地掀起了一场诗歌“大跃进”运动。他们首先捡起李金发扔下的接力棒，从法国象征派以后的英美意象派开始，很快就与“艾兹拉大叔”（庞德）、“厄内斯特爸爸”（海明威）亲密无间地成了一家子；他们昨天刚刚开始“迷惘”，今天立即就“垮掉”；他们晚上才随着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潜下去，一大早就懵懵懂懂地学着萨特的样子开始“自由选择”；他们上午刚和金斯伯格齐声“嚎叫”，下午就与福克纳一起“骚动”；他们上个星期才被卡夫卡“卡住”，这个礼拜就比加缪还要加倍地感到世界的荒谬。他们唯恐学不像别人，最后恰恰忘了自己究竟是谁。理性主义者北岛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结局和开始》）；而这些自命为反传统反文化的非理性主义好汉们，在几年时间里狂吃猛补、穷追忙赶，终于从马拉松赶到了雅典，于是埃里蒂斯为他们唱起了“英雄的挽歌”。

　　一声“PASS北岛”，仿佛推翻了帝制，一九八五年各地豪杰占山为王、割据称雄停当，一九八六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举办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体大展》以泰山不让寸土、江河不捐细流的气魄一下子推出了六十多个诗歌流派，顿时“宣言”、“纲领”满天飞，比欧美各国近百年来诗歌流派的总和还要多出许多！这还不算完。一九八七年另一伙诗歌活动家不甘示弱地又在海南岛打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社团大联合”的旗号，好事者奔走相告，把中国当代诗歌推入了一个危险的伪现代主义漩涡。一九八八年以后，全国性的诗歌运动尘埃落定，但地区性的骚扰不绝如缕。可以肯定的是，诗歌活动家们依然在活动。

三、当代诗歌的价值取向

随着当代最杰出的诗人北岛作为一个悲壮的殉道者与“十年浩劫”曷丧俱亡，巨大的文化后遗症——一种文化败血症——首先击中了脆弱敏感而免疫力较差的诗人。因此毫不令人奇怪，第三代诗人中弥漫着一种类西方的伪现代主义氛围，这种滞后的假同步现象是基于一种表象上的错误认同，即以中国现代造神运动的终结与西方神学传统的崩溃之表面相似，作为一切思考的出发点。

　　这种认同其实却相当牵强和皮相，中国实际上缺乏一个充分展开、深入人心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历史时期，因此套用西方现代批判哲学对中国古典文化笼统否定就显示出堂·吉诃德式的盲目。这种错误的认同客观上使中国当代文化和艺术同样抄袭了一些类西方的伪现代主义表征，在诗歌中就表现为对北岛和《今天》一代的一切有价值的努力的每一方面进行弱化和反动，其广泛性和有效性甚至使不少不甘寂寞的《今天》派诗人也加入了后生小子的“暴动”。

　　由于诗歌能鲜明地显现并反过来塑造民族精神，这种现象应该引起知识界的足够关注。下面我将试图从六个方面对当代诗歌的价值取向作一个粗略的勾勒。这六个方面未必是属于同一层面的，列在一起仅仅出于表述上的方便。

　　一、渎圣主义。这是一个涵盖一切方面的首要特征，具体表现为拒绝一切崇高的尤其是神圣的价值。它把尼采重估传统价值的消极一面推向极端，但它贬弃理性的批判，而代之以完全感情用事的、满足病态快意的、非理性的一个姿态：拒绝！进而不仅自己拒绝神圣，同时对一切神圣的人与事物不遗余力地竭尽侮骂、嘲讽、毁谤之能事，不惜以亵渎自己为代价来亵渎整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渎圣主义的弱化的一般表征就是具有末世学特点的失去敬意，在诗人身上的表现则是缺乏自发的、真正的内在激情。

　　二、文化无赖主义。这是渎圣主义的伦理体现和人格显形，具体表现为拒绝本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一切优秀的遗产。它把西方现代的反英雄主义推向极端，成为一种贫弱的、拙劣的赝品。读读杨炼等人与其说“寻根”不如说“断根”（即自我阉割）的有关传统的诗作，读者将不难发现这些诗人充当了怎样的文化角色。

　　三、灰色主义。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有人就此视为歌德本人）说：“理论是灰色的。”所以我借用此语来概括当代诗人拒绝和蔑视理论和哲学思考的态度。灰色主义同样是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皮相的偷运，因为严肃的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并不蔑视理论和哲学。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对当代伪现代主义的所谓理论作全面巡礼。此处仅以“非非主义”为例略作提示，因为“非非主义”理论据说是最自信、最系统也最具哲学性的一个体系！“非非主义”理论家是以“既非……又非非……”的公式展开他们的全部“诗学”的，你在上述公式的两个省略号中任意填入一个同样的、但必须是高深得足以唬人的理论术语，就能轻易掌握它的全部奥秘。比如说“既非理性的，又非非理性的”、“既非传统的，又非非传统的”，如是等等。据说通过这样的“想入非非”和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就可以奇妙地绕场一周回到原地，大功告成地做到该理论所许诺的，并且已经示范在该流派的诗歌中的“创造还原”、“感觉还原”、“意识还原”和“语言还原”。每个了解些许西方哲学皮毛的读者，必定还能“还原”出这种奇妙理论中的现象学皮毛，而且有把握断定“非非主义”理论家们并没有弄懂什么叫“现象学还原”。有个“非非主义”理论家兼诗人在一篇文章中宣称，未来的诗不是供人读的，并且也不准备让人读懂；而是供嗅的！很显然，狗将成为这种产品最理想的消费者和权威的鉴定家。

　　四、白色幽默主义。这是我对当代诗人拒绝和蔑视严肃思考的概括。这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黑色幽默的模仿。但黑色幽默是对悲剧和苦难的超越，而第三代诗人并没有体验过什么真正的苦难，虽然他们对体验苦难跃跃欲试，甚至不惜制造苦难。但这基本上依然是一种姿态，他们并没有直面苦难的勇气，他们最终只能满足于在稿纸上杜撰苦难和历险，然后用患了败血症的苍白的幽默超越它。但由于缺乏真实的体验，这种“白色幽默”经常流于轻佻、油滑，甚至下流和无耻。

　　五、病喘吁吁的诗人。用出神入化的语言特技来弥补生命体验之不足，本该是第三代诗人唯一能够做的──这是他们的最后防线。然而决不！决意拒绝一切的当代诗人不能不拒绝语言。于是由无病呻吟到病喘吁吁反而显得更顺理成章了。不写病句的当代诗人很可能一个也找不到。这包括不少语言功底很差的诗人喜欢用半文不白的杂交汉语来显示自己的独特和典雅，其中尤以所谓的“整体主义”流派为最，而且他们把这种明显的倒退视为诗歌的“先锋性”和“前卫性”。

　　六、寂寞无聊的诗人。诗人最后要拒绝的当然只剩下读者了。这是当代诗人惟一空前成功的地方，这种成功竟然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同一“流派”的两个气味相投、互为知己的诗友却基本上不互为读者。原因只有一个：没有人懂得对方究竟要表达什么！当代诗歌中充斥着对纯粹私人性琐碎细节和无聊经验的故弄玄虚。弥补没有读者的方法是自我陶醉和诗人们聚在一起开朗诵会。自我陶醉打发了一个上午，开朗诵会又打发了一个下午，于是诗人们达到了写诗的惟一目的：解救寂寞。甚至很难说诗人们写诗是为了自娱，天知道他们是否能从自己的诗歌中得到什么审美愉悦。

　　然而，当诗人们在拒绝一切的时候，他们却决不打算拒绝历史，他们甚至以为这一切胡闹能更好地帮助他们直接进入文学史，猎取不朽的声名。但是无疑，历史也将无情地拒绝他们。我最后要说的是，在总体平庸的庞大诗人群中，有一部分当代诗人将可能不被历史拒绝，但仅凭这些诗人已有的作品显然还是很不够的，历史最终将接纳谁并接纳到什么程度，将取决于他们未来的创作努力和最终成就。而他们未来的创作成就，将取决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上述的伪现代主义漩涡之外；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曾经卷入，而且一度（甚至直到现在依然）是其中有力的推波助澜者。

　　无疑，谁能沉住底气，谁能顶住邪风，谁就能赢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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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诗歌状态及其价值取向
徐文元

　　一种耳熟能详的论调是，发轫于本世纪初的中国新诗，即自由诗，并非从汉文化自身的土壤中自然自发地长出。这已差不多成了一个公认的“常识”。但我不能同意历来的“新诗移植说”或“新诗引进说”，而主张它是嫁接成活的。因为从唐代近体诗的整饬，到宋代曲子词的长短不一，再到元代散曲的衬字不受格律限制，中国诗歌自身发展的非格律化趋势已预示了散体化（即自由体）的必然。虽然早期自由诗的开拓者如果没有西洋诗歌的直接启迪，或许不会写新诗。但如果没有中国诗歌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性，第一代学步者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等人，就决不可能在刚开始就轻易地一步登天，使第二代后继者在半个多世纪里都没能超越半步，使岑寂过久的中国诗坛，不得不等待戈多般苦等姗姗来迟的北岛。

一、北岛与《今天》一代

　　北岛在七十年代后期的喷薄而出，不仅仅是由于中国诗坛的长久黯淡与沉寂才反衬出他的辉煌夺目和震聋发聩，更主要的还是在于他的实际成就确实远远超过了他所有的新诗前辈──北岛的出现使他以前的时代成了新诗的史前时代。从北岛开始，自由诗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但由于非个人的原因，无论是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还是在世界经典文学方面，北岛的素养与第一代新诗人都相差太远，这种差距远远大于第一代诗人与北岛的诗歌成就之间的反差距。这固然是“诗有别材，非关学也”（严羽）的又一明证，但更重要的是到了北岛时代，汉语新诗不仅已不是移植的了，而且连嫁接初期的水土不服也已基本克服，哪怕北岛连ABC都不识，北岛还是会成为北岛。北岛是第一代土生土长的中国现代诗人的杰出代表，他为汉语新诗重新接上了中国古代诗歌的精神源头。其次，第一代新诗人的创作之所以采用白话或口语的形式，更多的理由并非来自思维上的必然和表达上的必须，而是出于反传统的时代需要；而北岛的表达方式是他的思维方式所显现的必然形式，因而是内在的、原创的、自然的，而非外在的、模仿的、生硬的。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现代汉语经过大半个世纪的生长发育，已经基本成熟，历史选择了北岛的诗笔来宣告这一伟大时刻的来临。一种语言从诞生到成熟只化了这么短的时间是不可思议的，但众所周知现代汉语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人类最丰富的语言之一──汉语的再生。这就从一个更基本的角度证实了中国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内在传承关系，血毕竟浓于水。顺便提一句，一种语言成熟的最初标志是能够完善地表达诗歌思维，而成熟的最后标志则是能够精确地表达哲学思维──但既然是标志，一切才刚刚开始。

　　北岛之于汉语新诗的作用，一如陈子昂之于唐诗的作用。陈子昂如一株空谷幽兰，一反六朝绮靡颓风；而北岛如一颗愤怒的葡萄，一反半个世纪的假大空恶习。这很容易就造成了一种发人深省的假象，似乎陈子昂是以不朦胧来反朦胧，而北岛则以朦胧来反不朦胧，因此北岛的突然出现令刚刚从噩梦中醒来的知识界迷惘慌乱得不知所措，以致对含蓄隽永的古典诗歌早已陌生的批评界一时之间对北岛莫敢置评，却避实就虚地群起而攻击巨灵神般的北岛影子下的小鬼——顾城，因而再一次因循了艺术史和批评史上令人啼笑皆非的惯例：以辱骂扼杀为初衷的攻击者，成了送佛送到西天的尽心尽力的最佳宣传者。《今天》一代就此得到一个很不确切的标签，并同样因循历史惯例，将错就错地以“朦胧诗”的封号直接进入它在文学史上的必然领地。

　　“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倒下的人／为了每当太阳升起／让影子像道路／穿过整个国土”（北岛《结局和开始》）

　　如果把这几行诗当作北岛诗歌的地位和影响的最佳写照，那么北岛所代替的另一个人就不是遇罗克，而是陈子昂。撇开诗作为文化旗帜的广泛感召力不谈，仅就诗歌领域来说，北岛所开创的诗学道路确实已经穿过甚至穿出了国土。现在活跃在诗坛上的年轻人没有一个人不曾一度是北岛主义者，很多人就是从学北岛开始起步的。北岛之后诗风最“嚣张”的杨炼，就是以“北岛第二”登场的。但北岛显然比陈子昂要伟大得多，北岛不仅仅是一个诗学革新者，更是一个高扬理性的文化批判者。

　　当然，北岛并不是不可超越的，北岛有他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

　　七十年代末与“星星画展”同时的《今天》诗群，正如前者主要接受战前德国的表现主义画派影响一样，北岛们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又在李金发止步的地方与法国的象征诗派对上了暗号。生于一九四八年的北岛可算是《今天》一代的长老了（虽然我们不会忘记它的精神祖师食指），长期的文化闭关使他和比他年轻的同伴一样，无缘了解地球其他角落的同行们曾经和正在怎么想怎样写，等到意象派、现代派、后现代派在八十年代初进入他们的精神视野时，他们的思维方式及其表达方式已经基本定型，而他们的古典素养在那场文化浩劫中也仅限于供“大批判”用的《神童诗》、《三字经》之类，这种先天性的文化贫血既注定了北岛只能是一颗耀眼的流星，同时又限定了流星的最高星等和亮度。

　　但更本质的原因来自诗人和他的时代之间的关系。北岛的创作激情产生于对十年浩劫的愤怒，而这种与诗情并不完全同质的政治性愤怒（它更适合于哲学家）彻底劫持了北岛，使北岛的全部心灵最终完全固置在那个梦魇之中。北岛自己都意识到自己无法摆脱这个梦魇：“我死的那年十岁……我将永远处于／你所设计的阴影之中……回忆如伤疤／我的一生在你脚下”（《白日梦》）。他的全部才情随着对这个噩梦一而再、再而三的控诉而枯竭了。许多北岛的崇拜者把北岛当成政治家而非诗人。作为对十年浩劫最严厉的批判者和抗议者，愤怒的毒素毁坏了北岛健全的理性和更宽广的文化视野。历史又一次开了个谶语式的玩笑：对北岛来说，既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只有“今天”；而北岛的“今天”永远就是“十年”！哪怕历史已经进入了“明天”，北岛依然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解除魔魇，无法走出那个已经被巫术般的诅咒凝固了的“十年”。与大部分诗人一样，北岛只能面对一个方向。北岛不是一个具有雅努斯般神奇的两副面孔的史诗诗人或哲学诗人，对北岛来说，“明天”是不存在的。

　　那么，明天是否属于北岛以后的诗人呢？

二、“第三代”诗人

　　历史进入八十年代，随着文化传播的开禁和对传统的重新认可，我们有理由期望北岛以后的诗人在哲学上接过北岛的理性主义大旗，在艺术上走出一条不再倚重西洋诗学而属于汉文化自己的道路，甚至有理由企盼陈子昂以后的李白、杜甫式大师。在围绕《今天》一代的所谓“朦胧诗”讨论中，北岛在批评界没有受到足够程度的重视，但在每个写诗的人眼里，北岛在新诗发展史上的份量是无与伦比的。这份量在很多诗人心里很快从最初的欣欣然变得过于沉甸甸了，甚至沉重得使有些过于虚弱的人竟至于提不起那支也变得同样沉甸甸的笔了。于是大约在一九八三年前后，诗坛的“革命小将”们少年不识愁滋味地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这个口号套用了那个具有语言灵物崇拜嫌疑、至今令许多过来人心有余悸的可怕公式：“打倒北岛！”

　　于是在中国这块文化不足、诗化有余的土地上，在十年浩劫过去未久的八十年代，这个口号立即召集起一群不知天高地厚、自叹没能赶上“十年”盛况的后生小子。但批评界这次从睡眼惺忪中真正清醒过来，不再出乖露丑地重蹈由帮闲而帮忙的覆辙，而是对这批绿林好汉报以冷漠和沉默，于是这些远比爷爷们自负的童子军，只好替自己取了一个孙子般的诨名：“第三代诗人”。

　　第三代诗人基本上是八十年代初跨入重新打开的高等学府大门的大学才子。风云际会，时代造就他们在西学方面比北岛们略胜一筹。这种优势首先就体现在一旦察觉“打倒北岛”的蛊惑除了表彰自己的浅薄以外无人理会时，他们很快就换汤不换药地炮制出一个中西合璧的纲领：“PASS北岛！”没想到爷爷们早已玩腻了的惯技，半个多世纪以后的孙子辈依然觉得足以显示自己的幽默风雅和学贯中西。

　　第三代诗人本来确实有机会在旧学上也超过北岛的，但急功好利使他们把钻故纸堆视为畏途并嗤之以鼻。于是凭借对刚刚引进的法国象征派以后的西方现代诗的一知半解和充分的恃才傲物，第三代诗人把北岛刚刚开始弘扬但尚需进一步扩大战果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抛到了爪哇国，开始了比李金发还李金发的不知所云和对西方诗歌（实际上主要是译诗）的皮相模仿，使北岛为我们带来的走中国新诗自己道路的希望，暂时又变得“朦胧”起来。

　　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陈子昂所召唤的李杜式人物，有的只是李贺式的雕章琢句之徒和杜牧式的颓废浪荡才子，连中国现代诗的远祖李商隐式的诗歌奇才也付之阙如，北岛的地位依然令人惋叹地不可动摇。然而以北岛为标志的成熟纯正的现代汉语的最初成果，几乎被某些第三代诗人（包括一些新潮作家）败坏殆尽。

　　与“非学院派”的《今天》一代相对，作为“学院派”的第三代诗人，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他们把长期闭关以后本来十分正常的文化逆差推向了极端，把《今天》一代的文化贫血演变为文化败血症，以致失心疯般地掀起了一场诗歌“大跃进”运动。他们首先捡起李金发扔下的接力棒，从法国象征派以后的英美意象派开始，很快就与“艾兹拉大叔”（庞德）、“厄内斯特爸爸”（海明威）亲密无间地成了一家子；他们昨天刚刚开始“迷惘”，今天立即就“垮掉”；他们晚上才随着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潜下去，一大早就懵懵懂懂地学着萨特的样子开始“自由选择”；他们上午刚和金斯伯格齐声“嚎叫”，下午就与福克纳一起“骚动”；他们上个星期才被卡夫卡“卡住”，这个礼拜就比加缪还要加倍地感到世界的荒谬。他们唯恐学不像别人，最后恰恰忘了自己究竟是谁。理性主义者北岛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结局和开始》）；而这些自命为反传统反文化的非理性主义好汉们，在几年时间里狂吃猛补、穷追忙赶，终于从马拉松赶到了雅典，于是埃里蒂斯为他们唱起了“英雄的挽歌”。

　　一声“PASS北岛”，仿佛推翻了帝制，一九八五年各地豪杰占山为王、割据称雄停当，一九八六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举办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体大展》以泰山不让寸土、江河不捐细流的气魄一下子推出了六十多个诗歌流派，顿时“宣言”、“纲领”满天飞，比欧美各国近百年来诗歌流派的总和还要多出许多！这还不算完。一九八七年另一伙诗歌活动家不甘示弱地又在海南岛打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社团大联合”的旗号，好事者奔走相告，把中国当代诗歌推入了一个危险的伪现代主义漩涡。一九八八年以后，全国性的诗歌运动尘埃落定，但地区性的骚扰不绝如缕。可以肯定的是，诗歌活动家们依然在活动。

三、当代诗歌的价值取向

随着当代最杰出的诗人北岛作为一个悲壮的殉道者与“十年浩劫”曷丧俱亡，巨大的文化后遗症——一种文化败血症——首先击中了脆弱敏感而免疫力较差的诗人。因此毫不令人奇怪，第三代诗人中弥漫着一种类西方的伪现代主义氛围，这种滞后的假同步现象是基于一种表象上的错误认同，即以中国现代造神运动的终结与西方神学传统的崩溃之表面相似，作为一切思考的出发点。

　　这种认同其实却相当牵强和皮相，中国实际上缺乏一个充分展开、深入人心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历史时期，因此套用西方现代批判哲学对中国古典文化笼统否定就显示出堂·吉诃德式的盲目。这种错误的认同客观上使中国当代文化和艺术同样抄袭了一些类西方的伪现代主义表征，在诗歌中就表现为对北岛和《今天》一代的一切有价值的努力的每一方面进行弱化和反动，其广泛性和有效性甚至使不少不甘寂寞的《今天》派诗人也加入了后生小子的“暴动”。

　　由于诗歌能鲜明地显现并反过来塑造民族精神，这种现象应该引起知识界的足够关注。下面我将试图从六个方面对当代诗歌的价值取向作一个粗略的勾勒。这六个方面未必是属于同一层面的，列在一起仅仅出于表述上的方便。

　　一、渎圣主义。这是一个涵盖一切方面的首要特征，具体表现为拒绝一切崇高的尤其是神圣的价值。它把尼采重估传统价值的消极一面推向极端，但它贬弃理性的批判，而代之以完全感情用事的、满足病态快意的、非理性的一个姿态：拒绝！进而不仅自己拒绝神圣，同时对一切神圣的人与事物不遗余力地竭尽侮骂、嘲讽、毁谤之能事，不惜以亵渎自己为代价来亵渎整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渎圣主义的弱化的一般表征就是具有末世学特点的失去敬意，在诗人身上的表现则是缺乏自发的、真正的内在激情。

　　二、文化无赖主义。这是渎圣主义的伦理体现和人格显形，具体表现为拒绝本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一切优秀的遗产。它把西方现代的反英雄主义推向极端，成为一种贫弱的、拙劣的赝品。读读杨炼等人与其说“寻根”不如说“断根”（即自我阉割）的有关传统的诗作，读者将不难发现这些诗人充当了怎样的文化角色。

　　三、灰色主义。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有人就此视为歌德本人）说：“理论是灰色的。”所以我借用此语来概括当代诗人拒绝和蔑视理论和哲学思考的态度。灰色主义同样是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皮相的偷运，因为严肃的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并不蔑视理论和哲学。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对当代伪现代主义的所谓理论作全面巡礼。此处仅以“非非主义”为例略作提示，因为“非非主义”理论据说是最自信、最系统也最具哲学性的一个体系！“非非主义”理论家是以“既非……又非非……”的公式展开他们的全部“诗学”的，你在上述公式的两个省略号中任意填入一个同样的、但必须是高深得足以唬人的理论术语，就能轻易掌握它的全部奥秘。比如说“既非理性的，又非非理性的”、“既非传统的，又非非传统的”，如是等等。据说通过这样的“想入非非”和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就可以奇妙地绕场一周回到原地，大功告成地做到该理论所许诺的，并且已经示范在该流派的诗歌中的“创造还原”、“感觉还原”、“意识还原”和“语言还原”。每个了解些许西方哲学皮毛的读者，必定还能“还原”出这种奇妙理论中的现象学皮毛，而且有把握断定“非非主义”理论家们并没有弄懂什么叫“现象学还原”。有个“非非主义”理论家兼诗人在一篇文章中宣称，未来的诗不是供人读的，并且也不准备让人读懂；而是供嗅的！很显然，狗将成为这种产品最理想的消费者和权威的鉴定家。

　　四、白色幽默主义。这是我对当代诗人拒绝和蔑视严肃思考的概括。这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黑色幽默的模仿。但黑色幽默是对悲剧和苦难的超越，而第三代诗人并没有体验过什么真正的苦难，虽然他们对体验苦难跃跃欲试，甚至不惜制造苦难。但这基本上依然是一种姿态，他们并没有直面苦难的勇气，他们最终只能满足于在稿纸上杜撰苦难和历险，然后用患了败血症的苍白的幽默超越它。但由于缺乏真实的体验，这种“白色幽默”经常流于轻佻、油滑，甚至下流和无耻。

　　五、病喘吁吁的诗人。用出神入化的语言特技来弥补生命体验之不足，本该是第三代诗人唯一能够做的──这是他们的最后防线。然而决不！决意拒绝一切的当代诗人不能不拒绝语言。于是由无病呻吟到病喘吁吁反而显得更顺理成章了。不写病句的当代诗人很可能一个也找不到。这包括不少语言功底很差的诗人喜欢用半文不白的杂交汉语来显示自己的独特和典雅，其中尤以所谓的“整体主义”流派为最，而且他们把这种明显的倒退视为诗歌的“先锋性”和“前卫性”。

　　六、寂寞无聊的诗人。诗人最后要拒绝的当然只剩下读者了。这是当代诗人惟一空前成功的地方，这种成功竟然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同一“流派”的两个气味相投、互为知己的诗友却基本上不互为读者。原因只有一个：没有人懂得对方究竟要表达什么！当代诗歌中充斥着对纯粹私人性琐碎细节和无聊经验的故弄玄虚。弥补没有读者的方法是自我陶醉和诗人们聚在一起开朗诵会。自我陶醉打发了一个上午，开朗诵会又打发了一个下午，于是诗人们达到了写诗的惟一目的：解救寂寞。甚至很难说诗人们写诗是为了自娱，天知道他们是否能从自己的诗歌中得到什么审美愉悦。

　　然而，当诗人们在拒绝一切的时候，他们却决不打算拒绝历史，他们甚至以为这一切胡闹能更好地帮助他们直接进入文学史，猎取不朽的声名。但是无疑，历史也将无情地拒绝他们。我最后要说的是，在总体平庸的庞大诗人群中，有一部分当代诗人将可能不被历史拒绝，但仅凭这些诗人已有的作品显然还是很不够的，历史最终将接纳谁并接纳到什么程度，将取决于他们未来的创作努力和最终成就。而他们未来的创作成就，将取决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上述的伪现代主义漩涡之外；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曾经卷入，而且一度（甚至直到现在依然）是其中有力的推波助澜者。

　　无疑，谁能沉住底气，谁能顶住邪风，谁就能赢得历史！ 　

[末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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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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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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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霜]

文革期间，北岛之前，不可忽略的是台湾现代派诗人的努力，从“横的移植”到“纵的继承”，以及两者之间的融合，这都对中国后文革时期的诗风产生某种影响。到了今时今日，网上诗坛蓬勃发展，现代诗应该走怎样的方向，已经不只是中国或台湾诗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中文诗坛所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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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魂牵梦萦的故乡……

[[小霜]]

文革期间，北岛之前，不可忽略的是台湾现代派诗人的努力，从“横的移植”到“纵的继承”，以及两者之间的融合，这都对中国后文革时期的诗风产生某种影响。到了今时今日，网上诗坛蓬勃发展，现代诗应该走怎样的方向，已经不只是中国或台湾诗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中文诗坛所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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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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