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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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那些人》曾经文化艺术出版社与东方出版社出版，因当时情况复杂，受环境影响已经出版的本子曾被大量删削，对此作者深以为憾。现借本博客陆续完整展示原稿部分章节。
————赵燮雨谨启


和红学家欧阳健不谋而合，我曾经多次表示不赞同以合传的形式写红学人物，但我同时肯定张义春先生用合传的方法写周汝昌与吴世昌是一篇好文章。
这一篇是《红学那些人》中最负盛名的一篇。想当年该文在网络发布时就给读者强烈的震撼，有人说张义春先生笔下的周汝昌与吴世昌一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黑风双煞。在多年过去以后，读者对这篇文章的欣赏依旧不减。有网友曾经在自己的博客中转载了这篇文章，在文前的说明中表示，他过些日子就要把这篇再读上一次。
这一篇最容易让人误会。因为它没有表现周汝昌与吴世昌红学的全部，因为他对所涉事实的描述也不够全面。极而言之，在张义春先生笔下，周汝昌是活脱脱的大奸，吴世昌则地地道道的傻子。这些与事实有很大差距。
不过这却不是这一篇失败的表现。 《红学那些人》是审美视野下的红学景观，从这一点出发，张义春先生主要是从性格特别是以曹雪芹佚诗表现周汝昌与吴世昌的，既然张义春先生的目光仅只一隅，他所归纳的情况相反却有些真实了。
《红学那些人》有一个极重要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的虚写手法。在这一篇中，有一节专写周汝昌、吴世昌彼此间态度，张义春说：
“在周汝昌那里，所谓的吴世昌似乎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他硬是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实在没有办法，他也一言半语地说些吴世昌的长短，但表情却相当地不在意。一说完，就马上转过身去，似乎刚才什么也没说；或者嘴里念叨着吴世昌，眼光却专注着天边的云。”
像这样的描写在整部书非常多。诸如此类的文字估计最容易让人诟病。不过我觉得对此还是理解谅解为好。《红学那些人》的实质是泛学术与文化休闲，它所着眼的是给读者提供审美愉悦，并不以传达精准的红学知识为目的。
需要记住的这是一本最适合“闲读”的“闲书”。通过“闲书闲读”，有心的读者完全能够由此提升体察红学历史回味红楼精华的能力和智慧。
————赵燮雨评论






觅知音故难得兮，唯天地作合
——周汝昌、吴世昌

“红学是打架打得最多的学术领域”，“如果是一些客串红学的学人，问题还不大。以红学为本业的人，争论起来大有天翻地覆的味道。周汝昌先生跟吴世昌先生观点很对立，一个住干面胡同，一个住红星胡同。我70年代末也参加一些《红楼梦》的会议，我们去接他们，他们两位在车上不能坐在一起。幸好周先生眼睛看不太清楚，吴先生只有一支眼睛能看物，我们安排他们一个坐在司机旁边，一个坐后边，彼此就不知道了。”
——刘梦溪


周汝昌、吴世昌彼此互为一形击，俗人口顺，曰：红学“二昌”。
周汝昌生在1918，吴世昌生在1908，周汝昌小吴世昌10岁。吴世昌1986已驾鹤西去，享年七十有八，周汝昌2012方撒手人寰，安度九十五个大好春秋。不论其余，仅与阎王斗法周旋，周汝昌已是大大胜出。

一
吴世昌积虑过远，嫉恶过严，尘世难逢开口笑，吴世昌压根就没有笑神经。
吴世昌的红学是挑剔的红学，吵架的红学。任何与一己之见不合的问题，都让他雷霆万钧。
他最认真，最直白，最喜欢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不知道含糊婉转，不在乎人情世故，翻开其文集，不是“答什么什么”，就是“驳什么什么”，再不则“斥什么什么”。
他最敏感，最反应过度，最爱对着大好的春天生气。学术是非就是人生是非，学术恩怨就是个人恩怨，如你不同意他的学术，他就认为你其实是跟他人过不去，什么我与你素昧平生，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以那等挤兑我。
他最牛性，最咄咄逼人，最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为了学术，不谙高低进退；更固执死相，该计较自然计较，不该计较也斤斤计较。为些曹雪芹长、曹雪芹短的屁事，他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什么某某某的行为已越出什么什么的范围，成为一个什么什么的问题”，他要“保留另行处分之权”。
《红楼梦探源外编》前有一长序，从中可见他情绪的愤怒与糟糕。在他那里，凡做红学的最不是东西，最不是东西的莫过红学那些人。
他说，极左路线横行时，帮刊帮报不理解他的苦心，捏造罪名糟蹋他的《红楼梦诗词选注》。
他说，有一“工农兵专业作者”，受帮刊帮报启发，对他的文章（推测《红楼梦》后半部情节）既打棍子，又扣帽子。
他说，有的刊物胆小怕事、积重难返，不愿发表新说，只以旧说敷衍读者。
他说，冯其庸对他的观点有歧义，他准备反驳。
他说，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有许多观点是与他辩论的，还偷换概念，这是什么态度？
他说，有人对一些资料一眼也不看（指吴恩裕的发现，笔者注），就武断地认为是假的，然后千方百计找证据证伪。
他说，有的人做学术不是为了证明真理，而是为了证明我比你强。
他说，靖本发现后，周汝昌先是最“兴头”，别人没注意，他就在香港《大公报》撰文介绍，说这个货真价实，后来却又说大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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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世昌七十寿诞，曾次淮海韵填制《千秋岁》二首以自寿。下为其中之一。
雁来天外，暑气今全退。深院静，街声碎。百年飞似羽，银汉飘如带。春去也，何当再与芳菲对。
月旦谁都会，论定须棺盖。身渐老，情犹在。读书常不寐，嫉恶终难改。今古事，茫茫世界人如海。
“读书常不寐。嫉恶终难改”，是吴世昌真禀性，也是他为人、为学的好鉴定。他读书最认真，做学问最认真，做人也最认真。但像马路的警察，专为些不守规矩者闹心生气也最不假。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改革开放后，研究名人的治学方法，总结名人的学术贡献，一时成为风尚。吴世昌是名人，因太过苛求太过认真，多不平之气，多激愤，凌驾于众生之上独来独往，除了几个学生（刘扬中、施议对等）对其念念不忘外，别人很少面对他。

二
而周汝昌则久历江湖、深谙市俗,美孜孜一团和气。周汝昌的笑神经最发达，不管在任何情景中，周汝昌都能笑一个。
周汝昌的红学是一部和谐的红学，友谊的红学。他搞红学最惬意，简直是作神仙。他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咱们一起“做个幸福的中国人”（周汝昌语）。接近他，就像太阳温暖人心，仰望他，就像云霞覆润大地。
他人情熟透，颂扬得体，善于揣摩别人心理，懂得如何讨人喜欢。他说所有的人都不错，所有的人都是自己的知音，自己的哥们。自己能做些事，全是赏音者的捧场。
《献芹集》中到处都有此等话头，从中不难看出他来事的聪明与心情的平和。
他说，“许多引我走上红学之路”， “四兄祜昌、老师顾随，胡适之与赵万里两先生。”“都是正面指引、赞助、鼓舞者”。
他说，周策纵先生认为他的《红楼梦新证》，“无可否认的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
他说，《曹雪芹家世丛话》发表之初，“鲁迅研究专家杨霁云先生就赐信鼓励，说：‘望眼欲穿，才得一篇续出！------此文必须续成完篇才是”。
他说，四川梁仲华先生不远万里特别来访，专谈对《曹雪芹丛话》的印象，认为能这样写法，是向所未见，评价甚高，并言：“你应该写一部《康熙大帝》”。
他说，叶恭绰先生与他素未认识，却遣人送来手札，对《曹雪芹丛话》表示击节赞赏。
他说，吴晗先生也以另外的方式表示过赞助。
他说，云南一位青年投函来说，“读了所有的红学著作，觉得只有我是最注意探索雪芹思想的研究者”。
他说，自己为报纸写《曹雪芹丛话》，登到第八章，“不知听了什么话，突然变卦停止续载”，于是就搁笔。后续得一章，而心情笔墨，迥异从前。可这马上就被杨霁云看出，并告诉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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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周汝昌做自传——《红楼无限情》，往事如烟如雾、飘渺依稀，但桩桩件件他都可细数根源。那个颇具肝胆，那个暗地成全，那个不幸命短，那个万古流传，那个风雅可羡，那个令他肝肠痛断、珠泪满面，那个忑狠心，撇下他这风烛残年的他自个去了，万唤千呼也不回言------
周汝昌喜欢津津有味地陈述些别人说自己好，周汝昌也广结善缘，不吝惜说别人好，“赞叹福生，作孽祸生”，“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读罢何其芳文集《画梦录》，他说，“这是贾宝玉的语言，让我‘回肠荡气’”。
张爱玲“十年一觉迷考据”，有著作《红楼梦魇》。周汝昌说，“张了不起，不仅是作家更是个学者，她对红学研究花了十年工夫，主要观点我都赞同”；自己专门要写本书，研究张爱玲红学。
刘心武唾沫点子乱溅，四处兜售秦可卿是康熙废太子之女。估计是荒腔走调不成玩意，严肃的学者见他就不爽。而周汝昌却亲他爱他。刘心武把自己的同胞忽悠个晕头转向后，带着骂名、带着狼狈，要忽悠美国佬去，周汝昌作《诗赠心武兄赴美宣演红学》，为他打气壮胆。道是：
前度英伦盛讲红，又从美土畅芹风。
太平洋展朱楼晓，纽约城敷绛帐崇。
十四经书华夏重，三千世界性灵通。
芳园本是秦人舍，真事难瞒警梦中。
聂绀弩曾赠他本旧印的著作——《天亮了》，卷前有自题诗七律一章。他说这聂诗，“字字句句，一心离不开《红楼梦》，虽不必说他这是‘奇怀道韵’，也够得上一个‘风流文采’了。大约从乾隆年以来，无人在那样一种情景之下写出过那么一首诗来。”并作诗一首回赠：
兄云“三耳”是知音，赠我诗篇意最深。
《水浒》罢研红学挚，香山梅下细思寻。
十九年前笔自奇，惊看卷首寄言辞。
想见当年豪侠气，检书看剑一题诗。
杨霁云逝去。周汝昌“很悲悼”，想起“还存有他借给我的书册。”希望“谁写红学史，请将此情收入于一页之间，实为幸甚。”
梁归智研究探春结局，寄小文一则与他，他极力推荐，眷顾之情，溢于言表。后作《石头记探佚》，他说梁是“数十年来我所得知的第一个专门集中而系统地做探佚工作的青年学人，而且成绩斐然”，他的著作的出版，“值得大书特书，在红学史上会发生深远影响，我从心里为此而喜悦”。
周汝昌曾证出大观园是北京恭王府，但有人说没那么回事，周汝昌也一星半点神伤。后来，周恩来总理知道了此事。总理让他说道说道，他就说道了说道。总理听懂了他的说道，且通情达理支持他继续说道。周汝昌就激动得不得了，连呼总理“英才”。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梁归智还是山西大学的学生，师从姚奠中念b p m f，周汝昌为梁著写序时，竟然说他是“卓异之才”。
邓遂夫新校庚辰本问世，周汝昌听力、视力已经有些不从心，但也不愿怠慢，仍作诗一首为贺：
布衣英彦建崇功，校得芹书卷卷红。
为学贵才还贵识，更须灵性本来通。
五年辛苦不寻常，咀嚼真文齿颊香。
我有欲言佳兆在，新开世纪远流长。
周策纵佩服周汝昌，他们的会面也有趣。1978年他回国访问，把旧作一首《客感》给周看，诗道：
秋醉高林一抹红，九招呼彻北南东。
文挑霸气王风末，诗在千山万水中。
久驻人间谙鬼态，重回花梦惜天工。
伤幽直似讥时意，细细思量又不同。
这是写久居海外感触的，但也可移作咏曹雪芹。周汝昌读了，见命意、选词、格调、体裁俱不丑，遂“静静地说”：“你诗作到这样，我们是可以谈的了。”于是谈了整个下午，还谈不完。周策纵有《七绝》四首赠周汝昌，周汝昌那能让他独自显露，亦答以律诗一首：
襟期早异少年场，京国相逢认鬓霜。
但使“红楼”谈历历，不辞白日去堂堂。
知音曾俟沧桑画，解味还知笔墨香。
诗思苍茫豪气见，为君击节自琅琅。

三
自然，周汝昌偶尔也生气，偶尔也上火，即便这样，他绝对不动情、不伤肝，以看透世事的豁达对一切都理解谅解。在《献芹集》中，他说，每当自己“替雪芹稍申不平时，必然有人出来替续作者鸣怨吐气，甚至以棍子帽子的某派‘文风’来加我以罪名。此事初觉奇怪，后思也无甚可异，他们所关心的、欣赏的既然早已不再是曹雪芹所写的这部作品了，我们再要多谈，岂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君向潇湘我向秦’？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况多数情况下，周汝昌是看别人生气，看别人上火。于是乎生个由头起个端，制造场热闹出来，让别人生气，让别人上火。周汝昌最能骗人，最会骗人。他太富游戏精神，神性与魔性共存，一时顽皮，一时精力过剩，就使个阴招，开个巨大的玩笑——以清代人敦诚记载为由头，假冒曹雪芹做了个诗（见徐恭时部分之附录），直弦不似钩曲扭，曲扭的钩儿引鱼游。周汝昌假冒曹雪芹诗曰：
唾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
红粉真堪传栩栩，渌樽那靳感茫茫。
西轩歌板声犹壮，北浦琵琶韵未荒。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果然，吴世昌、梅节、陈方（陈迩冬与舒芜化名）几个也不忖夺忖夺，就兴兴头头地猜那是不是曹雪芹的，他们引经据典、旁搜远绍，呼哧呼哧累了个半死。因为八辈子的老陈帐——说不清，就裸袖揎拳，吵吵嚷嚷，差点破口骂娘。
而周汝昌则得意其间，一则添油，一则加醋，顺着这些人的心思，一路连环设套。先说这诗是有人投递给他，自己也不晓得投递者谁氏；后称“时人拟补”，劝人切莫当真；最后才换出一副笑盈盈的脸儿，公开是自家“拟补”，因为好生崇拜那个曹雪芹，所以学着作了出来玩。好几年的时间内，那些人欲哭无泪、欲罢不能，鼻梁上推小车——走投（头）无路。
要说那吴世昌也糊涂，人家是手里的泥丸，要圆就圆、要扁就扁，自己跟自己下棋，输也是赢，赢更是赢。你在旁边凑得什么热闹。猜对了算你本事，但猜不对不就木鱼张嘴，等着挨敲？吴世昌曾一口咬定那诗是曹雪芹的，忙了个六神无主，还指天发誓，就差拿脑袋担保。与人斗得正没开交处，而周汝昌一句是我作的出来后，他顿时脸色有点难看了，顿时又方寸大乱、满脸青黄，就像抬棺材的掉裤子，又窘又臊。

四
吴世昌是小资的典型、典型的小资，自恋而自负，好听奉承，好拉大旗做虎皮，好对着王母娘娘叫大姑。他认为曹雪芹卒于癸未，就发表郭沫若给他的信，说伟大的郭老支持他，这个伟大的郭老“一言九鼎”，你不相信我没什么，但不可以轻视郭老那样的大家伙。他认为曹雪芹佚诗不伪，就拿俞平伯、顾颉刚两位张目，说顾颉刚“自‘五四’以来即从事古史的辩伪工作”，成就要多辉煌有多辉煌，手段要多“俊”有多“俊”，现在国内经营这行当的，“当推顾老先生为唯一的元老”，万不会误的。
周汝昌却不然，他偶尔也爱吹吹牛骄傲骄傲,曾经害着羞披露过胡适夸他是好学生，但除此之外，人家更瞄准芸芸众生多情。“泰山不却微尘，积小垒成高大”，大英雄黑白两道通吃。
他说，自己以为《红楼梦》有一百零八回，在结构上以“九”为单位。这“首先在青年同志中获得反响。”“一位是史志宏同志，他来信说，在中学时读这部小说，由于语文老师课教人‘划分段落’，他就曾对红楼做分析，用铅笔记在书眉上，现在检出一看，正好是记下了‘九’为基数的划分痕迹。再一位是王国华同志，通过独立的研究，也看出了这个‘九’的现象。”
他说，“在红学上，我似乎成了‘考证派’的‘代表人物’，以为我是在‘搜集史料’上做过一点事情的，‘尚称丰富’云。但是说也奇怪，云南一位青年（顾士敏，当时的农场工人，后任《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编辑—笔者注）却投函来说：他读了所有的红学著作，觉得只有我是最注意探索雪芹的思想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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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诸如此类的情况，他说，“我听了这话，不能不有高山流水，知音犹在之感。我确实十分感慨，也十分高兴——我高兴不是因为听了他‘夸奖’的话，是藉此证知，青年一代大有人材，我并不曾错料。他们有眼光，看事深，见物明，并不像有些专家那样皮相”。

五
周汝昌绝对是个天才，如果周汝昌不是个天才，那你就是说笑话。周汝昌填词做诗就像喝凉水。他曾让老伴（毛淑仁）随便指，指什么就吟什么，直让文化不是很高的老伴发誓下辈子还要爱他。周汝昌书法得右军真脉，横逸飞动、瘦直挺拔、使转敷畅、作草如真。周汝昌记忆超群，过目不忘，接受外语之快令人称奇，原版的英文课本毫无障碍，读南开中学时，英文水平已经与老师论伯仲。
但周汝昌主要的本领则是做红学。他身在光明顶上，融会七十二绝技，是箭靶式的红学人物。在激越的红学历史上，红学学者都执著于挑战着周汝昌，挑战周汝昌就是挑战高度，挑战周汝昌就是挑战极限，周汝昌下不去，别人就绝对没有高度，把周汝昌弄下去，别人才可以成为极限。周汝昌执着研究曹雪芹家世、身世兼及版本之学。他是《懋斋诗钞》的发现者，是《山西通志》有关曹雪芹高祖曹振彦记载的发现者，是曹雪芹卒在“癸未”的首倡者。他才华太过，本领太大，曾经做了些玩笑气十足的郎当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踏实，不认真，不堂堂正正；在某个问题上，如果他真下功夫，别人就再难多情，纵然有人不信邪，但你也不能不把他当回事。
对《五庆堂谱》，周汝昌曾使出平生的绝学论证此谱大大的可疑。后来，只要有人要贬那个东西，都以为周汝昌的论述最是洞中机要，都喜欢引周汝昌的话发自己的块垒，因为他再想不出比周汝昌的话更合适的话，因为只有周汝昌的道理才最是照耀明白。他们之间也有几个不信邪的，要坚决说自己的话，可惜说着说着就顺着周汝昌的话说话。这般本领，端得非凡。
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新红学横空出世。但自俞平伯1923年《红楼梦辨》发表后三十余年间，新红学实际上陷入停滞，没有太多新的进展。而索隐派的著作却出了两三种，仍然占领着红学的半壁江山。
这一局面从根本上改观，在于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的问世。红学史上，新红学胡适、俞平伯开山，周汝昌集大成。对这一点，周汝昌说，《红楼梦新证》“所考明的事实与所提出的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红学的重新兴旺，‘新证’以后的红学著作，几乎没有一部不是可以在其中看得到‘新证’的营养和启发的，包括那些驳难、攻击‘新证’的文字中所表现的红学知识和观点”。
《红楼梦新证》是周汝昌对红学的特大贡献。每当回忆起写作《红楼梦新证》的情景，周汝昌都要仰面哈哈大笑。周汝昌的对错暂且不言，他确实为红学研究开出了新天地，启迪了后学。“先有周汝昌，后有《红楼梦》”；“没有周汝昌，哪来《 红楼梦 》”；“看懂《红楼梦》的只有‘两个半’人——胡适和周汝昌‘两个’，鲁迅‘半个’”。这些是夸张，也有几分实情。
吴世昌是现代著名学者和文史大家，一生研究领域波澜壮阔，遍及文字学、音韵学、诗学、词学以及敦煌学等学科，还创作过数量不菲的杂文和诗词。于红学，他钟情版本研究兼及曹雪芹家世、身世。他有一看家的成就，《红楼梦》正文前的一段文字、早期抄本正文前的文字，是脂砚斋保存下来的“棠村序文”。因为过于在乎此点，吴世昌还曾赋诗一首骄傲：
一往深情到太虚，千秋伟业托华胥。
原知此梦人多有，若个醒来肯著书。
风月繁华记盛时，欲将宝鉴警顽痴。
棠村小序分明在，红学专家苦未知。
可是，这曾遭到质疑，特别是小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也起哄，说那是说书的唱大鼓——走了板，为此吴世昌就与他角口。旷日持久的，中外学术界为之瞩目。
但吴世昌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关于早期抄本不可以干支称谓的意见，却为多数人认可，且评价很高。1986年，吴世昌驾鹤西去，宋谋瑒曾作挽联，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
艰难归海外，生死恋神州，久绝干时想，常存报国忧；
钻研穷碧落，成就岂红楼! 末照沾濡广，探源已未休。
所以，周汝昌、吴世昌双峰对峙、二水分流，是大体齐名的好汉，一个翘楚，一个俊彦。

六
不过，他们看待对方的态度不同。
在周汝昌那里，所谓的吴世昌似乎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他硬是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实在没有办法，他也一言半语地说些吴世昌的长短，但表情却相当地不在意。一说完，就马上转过身去，似乎刚才什么也没说；或者嘴里念叨着吴世昌，眼光却专注着天边的云。
吴世昌对周汝昌就不同了，对他来说，周汝昌这厮着实可恶、可恼，一口棺材睡两人，打发不去的死对头。忽鼓捣曹雪芹佚诗一首，出自己的洋相；忽对着靖本胡说八道，惹自己心烦；忽说史湘云就是批《红楼梦》的脂砚斋①，让自己既好气又好笑。那厮装神弄鬼，打击异己，一肚子加减乘除。有时神气十足，有时神通广大，有时神采飞扬，有时神乎其神，有时还神秘兮兮，神经兮兮，独自散步时，他竟然自言自语，独自发笑。吴世昌看不惯那个周汝昌呀！那个周汝昌浑身都是魔鬼的气味。
1980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要举办首届国际红学讨论会，大会邀请周汝昌、吴世昌、俞平伯到会，俞平伯年事已高，加上看破红尘鄙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懒得去。而吴世昌则非常想去也积极准备着去，可问题是周汝昌也去，临行心中打鼓就不去了。周汝昌那孙子不是好交接的，他外面一片春风，内里满腔杀气。
吴世昌不愿意在真实的空间面对周汝昌，但在学术问题上，却不完全排斥周汝昌。他可以不爱周汝昌的人，但不可以不认周汝昌的理。吴世昌本来是“玩”版本的，但一朝兴起，就“玩”了几手曹雪芹身世。谁承望有人弹别调，大意是吴世昌不对，吴世昌错认了定盘星。
吴世昌心气高、心样娇，老虎屁股摸不得。有人撩拨他，他自然气极、沮丧，要与那狗才们理论。可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双拳难敌四手。没奈何就把周汝昌拉出来。这就又有与周汝昌统一战线的问题。
于《综论曹雪芹卒年问题》文末，吴世昌赘一“附录”。他说，关于曹雪芹之子因疫病而丧的问题，周汝昌“曾提出一条确证”，“至于那首《小诗代柬》，据周汝昌最近考证，也不是随便约雪芹喝酒消遣之诗。而是敦敏为乃弟敦诚祝寿的一个请贴。”这两点，周汝昌说得对、周汝昌说得好，他完全赞同周汝昌意见。同时，自己还为周汝昌观点另找得佐证一条，咱与周汝昌心心相印，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
1980年12月，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出版，此前，因所谓的曹雪芹佚诗，因被周汝昌耍了个头脚颠倒，吴、周已经大大的交恶，吴视周为仇雠。但在这部书中，吴世昌还客观承认，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是一部重要著作——“他书中搜罗了许多不易经见的材料，对于曹氏家世的研究非常重要的。许多人对此书批评很苛，只是评他的文学观点。但如把它当作一部史料书来看，是有价值的。‘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我倒是受了周君不少帮助，应该感谢他的劳绩。”
可惜，对这样的投桃送李，周汝昌却坐怀不乱。

七
周汝昌花枝招展、仪态万方。他用心论红、用情论红，举止投足，令人有喝普洱茶泡温泉浴一样的神清气爽。他有自传《红楼无限情》，曾作咏《红楼梦》诗一首：
梦里红楼事事真，群芳时会谪仙人。
饯花正在芒种节，长日深庭驻永春。
他视力0、01，双目几近失明，却能感受《红楼夺目红》；他借器械捕捉信息，两耳大体失聪，但津津有味地与《贾宝玉对话》；他年愈古稀，然穿梭于《红楼十二层》，自言《定是红楼梦里人》。他论红手法多样，不拘一格，为文该长则长，该短则短。洋洋洒洒起来，几万字都意犹未尽，惜墨如金的时候，千百字都觉多余。他语言调皮、善用比拟，“俗事用俗笔”，雅事借雅言，单是题目就意趣盎然，“吓煞冬烘说意淫”，“姥姥才是奇女流”，“只有湘云是满红”，“龟大何首乌”，“因为传他，所以传我” 他可以喜不自胜、忘乎所以，可以忽然忧恼，堕下泪来------
吴世昌素性拘迂，多道学气，不善花花哨哨，谈不上风趣，谈不上幽默，谈不上弹性。1971年间，吴世昌在河南息县干校劳动改造，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说其中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可以提前回北京。离开前，军代表主持开座谈会，让大家谈感受、说体会，论心得。大家已习惯了这种开会形式，更急着打点行装回京，所以发言都很积极，既谈接受教育之收获，又为军代表歌功颂德。而吴世昌却一言不发，军代表让他说一说，他却问：“要我讲真话，还是讲假话？”军代表未假思索，就说：“当然要讲真话。”吴世昌就说：“我认为，五七干校并没有什么好处。”一时全场愕然。
人如其文，文如其人。吴世昌的文章是典型的学者之文学术之文，理性往往大于感性，所作大多法度谨严而缺少情趣。动手便合，落笔便重，彼此只是一般，前后更无添换，前或为引言，或为问题的提出；后或为结论，或为总结。引言与提出问题一概是谁谁谁说什么了，非常的荒唐幼稚，对他的不足我不能不管，结论与总结大体为你看他说得不对吧，所以这个问题你应该听我的。
他最在乎清楚交代来龙去脉，最害怕给读者留下不足，最担心读者不明白他的苦心。于是乎为文该长自然长，不该长依然长。他勇于担当，是非与主义所在，就是性命与责任所在，即使与一己名望没有关系，即使与一己名望有很少的关系，他都要亮明态度表达立场。戴不凡作《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主要骂胡适以及胡适代表的新红学派，嘲笑所谓的新红学派是“胡说”派。其中也就轻描淡写地点了一笔吴世昌的名，但矛头也不是指向吴世昌个人。可吴世昌就坐不住了，硬要一力顶缸。
在《论〈石头记〉的“旧稿”问题》这篇大文章中，他说：“戴君虽然掌握了不少材料，却没有掌握逻辑”，戴不凡“常常把别人没有错的地方，故意歪曲以求错”，戴不凡“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戴不凡“要把否定别人以表示他自己的高明之处。”
吴世昌曾经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在欧风美雨的沐浴下，他应该是衣冠楚楚，温文尔雅。作为具有真知灼见的词学家，吴世昌也文采斐然，有的是风雅的本领，举凡含蓄委婉等道，他端的是行家里手。如：
山伯英台取次飞，轻罗小扇舞杨妃。
惊心滴翠亭中语，嫁祸无人识暗机。
——宝钗扑蝶
但一接触论文这劳什子，他却执着于对与错，赳赳之气骇人，“左”得让人胆寒，用概念论红，用标签论红，用八股论红。
在《〈红楼梦〉原稿后半部若干情节的推测》中，他说，袭人是怡红院两派斗争的主角，王夫人的特务；麝月是唯心主义的反映。对袭人这个名字，他解释说，“‘袭人’者，乘人不备时暗中对人的袭击也。其实，花气固然可以袭人，恶狗也可以袭人，因为它也往往从后面袭来，令人防不胜防。”
他对伪续《红楼梦》的高鹗深恶痛绝，在他的意识中，高鹗就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在《〈红楼梦〉百二十回本中的问题》中，他说：高鹗“篡改本书政治性的主题思想”，“删改原著中反儒教、反封建的故事”，“丑化或歪曲书中正面人物的形象与品格”，“美化反面人物或减轻其罪恶”，“为复辟封建家族而删改原著情节”。

八
吴世昌强大而强势，血气而卤莽，有本事，有脾气。好先发制人。动辄拔剑而起，挺身而斗。他学问了得，但人格欠成熟；勇气不小，但无斗争经验；过于自信，以至于对时局经常错误判断。
周汝昌强大而不强势，成熟而不激动，有本事、没脾气，知变通、懂克制。可以把法度的严谨与情感的随机把握得恰如其分。他善于以静制动，能沉得住气，可装聋作哑。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他玩你神兵天降难提防。
在曹雪芹佚诗论争中，吴世昌料事不明，用逆而不用顺，自轻万金之躯，光着膀子耍大刀，精神状态处于井喷式的高涨期。什么礼貌周全，什么绅士风度，什么微言大义，他都不管；更不知道什么叫策略，什么叫迂回，什么叫复杂，只图一时痛快，不计后果，不留后路。他曾作《曹雪芹佚诗的来源与真伪》、《论曹雪芹佚诗 辟辨“伪”谬论》两文，有对周汝昌的心理分析，有对周汝昌的人格品评，人情世态盘旋其间，高谈阔论、任意挥霍。
而周汝昌才不与他一般见识呢。他看看吴世昌凶险的脸，听听吴世昌愤怒的音，知道这个吴世昌这下是真发火了。他知道与一个正在发火的人计较没有好处，于是对吴世昌的咄咄逼人，他就是没听见，就是没看见，实在不行，就退避三舍、深居简出。在吴世昌看不见自己的地方，偷看着那个气急败坏的吴世昌，嘴里调皮地嘘着气，望着吴世昌笑。
周汝昌沉默得无懈可击，吴世昌猖狂得全无忌惮。吴世昌疲惫了，吴世昌该说的都说了，该讲的都讲了，即使还有一星半点要说要讲的，也因气力耗尽实在不能说不能讲了，周汝昌就打着饱嗝摇摇摆摆走出来，对着因激动过度气喘吁吁奄奄一息的吴世昌，还做个鬼脸，冲着吴世昌笑上一笑。就作两文回敬——《曹雪芹的手笔“能”假托吗？》、《由栋亭诗谈到雪芹诗》。什么是大家文章？什么是杀人于无形？一番预作铺垫，虚应故事；一番倾心吐胆说来历；继之则语出惊人，剑走偏锋：
他说，这诗问世后，“海外友人都看出这是拟作，并且也步韵同作，不止一首，成为一件很有‘别趣’的红坛异闻。”妙啊！“海外友人都看出这是拟作”，既然是都看出，这属伪的道理，就简单得不能简单，浅显得不能浅显，明白得不能明白，但吴世昌偏看不出，你说他是什么水平。
他还说，“我是不想奚落人的，忠厚之道可以使之停止‘闹左性’”。巧啊！“忠厚之道可以使之停止‘闹左性’”，是宽宏大度，是机带双敲，是说自己不与人计较，但一顶“闹左性”的帽子，却顺手扣在那可怜的吴世昌头上。
周汝昌的说明言之凿凿掷地作金石声，吴世昌惊愕的表情使他那张老脸如被人扭了一般，歪斜得可怕而可怖。呜呼！吴世昌的战士之勇毕竟不敌周汝昌的道家手段。别看周汝昌不动声色，内里他却阴着呢、恨着呢，牛皮袄子反穿，故意逗虱子走弯路；半夜里拔河，暗中使劲。他表面软绵绵的，那是以柔克刚，太极工夫可以化尽你的千钧之力；站着不动，那是相时而动，只等你上来后，才迅即一躲，觑得你吴世昌真切，因势利导、借力打力，轻轻一拍，半两拨千斤，你可不就自己与自己过不去。
再看那个吴世昌，面对周汝昌声东击西、欲擒故纵、招招直向命门的手段，一似雷惊的孩子，雨淋的蛤蟆，只是呆呆挣挣，翻白眼儿打仰。
《曹雪芹的手笔“能”假托吗？》，发《教学与进修》1979年第2期；《由栋亭诗谈到雪芹诗》，发《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吴世昌读这两篇文章是在一个美妙的夜晚。在这个美妙的夜晚中，吴世昌的心情却很糟糕，他往日的硬骨头顿时变得象海绵一样酥软，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就无法安稳地睡觉了。吴世昌实在想不到所谓的曹雪芹佚诗竟然是这样的来历。
吴世昌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空前的欺骗，吴世昌无限自怜地哭泣起来。曹雪芹佚诗是吴世昌整个红学事业最失败的一回，也是他心里永远不能抹去的痛，犹如关羽失意麦城。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夜风已冷，隐隐前程如梦。“罢了，罢了”，“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而今而后，毬才再沾这狗日的红学。遂收了法象，赋诗一首检讨：
红楼一世界，世界一红楼。
不读红楼梦，安知世界愁。
红楼一梦耳，能令万家愁。
只缘作者泪，与侬泪共流。
说部千百种，此是情之尤。
不独女儿情，亦见世态忧。
古今情何限，离恨几时休。
所以百年内，常抱千载忧。
红楼复红楼，世上原无有。
可怜痴儿女，只在梦中游。

九
周汝昌则一如既往，不紧不慢，意态从容，黄瓜切细丝，功夫到家了。虽然年过米寿，无量寿佛，老先生却福寿安康——发白还黑，齿落更生，气色越发得好，脸皮红润皱纹多；更兼着，天生一段聪明，全在眉梢，平生万种风情，悉堆眼角。“老只老呵，老不了我胸中武艺。老只老呵，老不了我龙韬虎略。老只老呵，老不了我妙算神机。”“老只老呵，尚兀自万夫难敌。”
周汝昌与吴世昌是红坛上的双子星座，周汝昌与吴世昌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他们彼此是不折不扣的敌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情谊，在敌对之中，他们是互相尊重宗师。数十年较竞的历史，由壮年而老年，或多或少都有感情。“黄金浮世在，白发故人稀”，吴世昌殁了，想起吴世昌这个人，周汝昌的心底里总是升出一股冰凉的怜惜之感。周汝昌想念吴世昌呀！周汝昌一辈子值得骄傲的不少，但最值得骄傲的就是拥有了吴世昌这个对手，尽管吴世昌有时也令周汝昌烦，可周汝昌主要还是因吴世昌而得意、自雄，不枉此生。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缘分啊。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郢人西去，匠石怎运斤成风。
两个红学家，一对妙冤家，觅知音故难得兮，唯天地作合。

附录：
周汝昌（1918-2012）：天津人，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历任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燕京研究院董事、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作家协会会员等。工书，其书法为世所重。传略载入多种辞书。
主要著作有：《红楼梦新证》、《曹雪芹传》、《石头记鉴真》、《献芹集》、《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等十几部红学专著，200余万言著述，影响巨大，深受赞许。另出版有：《书法艺术答问》、《岁华晴影》、《脂雪轩笔语》、《北斗京华》、《天地人我》、《杨万里选集》、《范成大诗选》等。
吴世昌（1908-1986），海宁人，当代著名文史专家、红学家、词学家。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著述甚丰，有《红楼梦探源》、《红楼梦探源外编》、《罗音室学术论著》、《罗音室诗词存稿》等学术著作计五百万言。
解放前任中山大学教授，1948年，受聘于英国剑桥大学，任教十五年，1962年回国，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先生素以红学研究著称，与周汝昌齐名，工于版本研究，英文巨著《红楼梦探源》，为红学研究另辟新径，至今是红学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
注：
①周汝昌红学精粹就是史湘云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1949年，他在第37期《燕京学报》发表《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提出这个观点。1953年，他出版《红楼梦新证》全文收录了这篇论文，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红楼梦新证》不仅保留这篇论文，而且进行了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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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那些人》曾经文化艺术出版社与东方出版社出版，因当时情况复杂，受环境影响已经出版的本子曾被大量删削，对此作者深以为憾。现借本博客陆续完整展示原稿部分章节。
————赵燮雨谨启


和红学家欧阳健不谋而合，我曾经多次表示不赞同以合传的形式写红学人物，但我同时肯定张义春先生用合传的方法写周汝昌与吴世昌是一篇好文章。
这一篇是《红学那些人》中最负盛名的一篇。想当年该文在网络发布时就给读者强烈的震撼，有人说张义春先生笔下的周汝昌与吴世昌一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黑风双煞。在多年过去以后，读者对这篇文章的欣赏依旧不减。有网友曾经在自己的博客中转载了这篇文章，在文前的说明中表示，他过些日子就要把这篇再读上一次。
这一篇最容易让人误会。因为它没有表现周汝昌与吴世昌红学的全部，因为他对所涉事实的描述也不够全面。极而言之，在张义春先生笔下，周汝昌是活脱脱的大奸，吴世昌则地地道道的傻子。这些与事实有很大差距。
不过这却不是这一篇失败的表现。 《红学那些人》是审美视野下的红学景观，从这一点出发，张义春先生主要是从性格特别是以曹雪芹佚诗表现周汝昌与吴世昌的，既然张义春先生的目光仅只一隅，他所归纳的情况相反却有些真实了。
《红学那些人》有一个极重要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的虚写手法。在这一篇中，有一节专写周汝昌、吴世昌彼此间态度，张义春说：
“在周汝昌那里，所谓的吴世昌似乎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他硬是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实在没有办法，他也一言半语地说些吴世昌的长短，但表情却相当地不在意。一说完，就马上转过身去，似乎刚才什么也没说；或者嘴里念叨着吴世昌，眼光却专注着天边的云。”
像这样的描写在整部书非常多。诸如此类的文字估计最容易让人诟病。不过我觉得对此还是理解谅解为好。《红学那些人》的实质是泛学术与文化休闲，它所着眼的是给读者提供审美愉悦，并不以传达精准的红学知识为目的。
需要记住的这是一本最适合“闲读”的“闲书”。通过“闲书闲读”，有心的读者完全能够由此提升体察红学历史回味红楼精华的能力和智慧。
————赵燮雨评论






觅知音故难得兮，唯天地作合
——周汝昌、吴世昌

“红学是打架打得最多的学术领域”，“如果是一些客串红学的学人，问题还不大。以红学为本业的人，争论起来大有天翻地覆的味道。周汝昌先生跟吴世昌先生观点很对立，一个住干面胡同，一个住红星胡同。我70年代末也参加一些《红楼梦》的会议，我们去接他们，他们两位在车上不能坐在一起。幸好周先生眼睛看不太清楚，吴先生只有一支眼睛能看物，我们安排他们一个坐在司机旁边，一个坐后边，彼此就不知道了。”
——刘梦溪


周汝昌、吴世昌彼此互为一形击，俗人口顺，曰：红学“二昌”。
周汝昌生在1918，吴世昌生在1908，周汝昌小吴世昌10岁。吴世昌1986已驾鹤西去，享年七十有八，周汝昌2012方撒手人寰，安度九十五个大好春秋。不论其余，仅与阎王斗法周旋，周汝昌已是大大胜出。

一
吴世昌积虑过远，嫉恶过严，尘世难逢开口笑，吴世昌压根就没有笑神经。
吴世昌的红学是挑剔的红学，吵架的红学。任何与一己之见不合的问题，都让他雷霆万钧。
他最认真，最直白，最喜欢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不知道含糊婉转，不在乎人情世故，翻开其文集，不是“答什么什么”，就是“驳什么什么”，再不则“斥什么什么”。
他最敏感，最反应过度，最爱对着大好的春天生气。学术是非就是人生是非，学术恩怨就是个人恩怨，如你不同意他的学术，他就认为你其实是跟他人过不去，什么我与你素昧平生，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以那等挤兑我。
他最牛性，最咄咄逼人，最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为了学术，不谙高低进退；更固执死相，该计较自然计较，不该计较也斤斤计较。为些曹雪芹长、曹雪芹短的屁事，他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什么某某某的行为已越出什么什么的范围，成为一个什么什么的问题”，他要“保留另行处分之权”。
《红楼梦探源外编》前有一长序，从中可见他情绪的愤怒与糟糕。在他那里，凡做红学的最不是东西，最不是东西的莫过红学那些人。
他说，极左路线横行时，帮刊帮报不理解他的苦心，捏造罪名糟蹋他的《红楼梦诗词选注》。
他说，有一“工农兵专业作者”，受帮刊帮报启发，对他的文章（推测《红楼梦》后半部情节）既打棍子，又扣帽子。
他说，有的刊物胆小怕事、积重难返，不愿发表新说，只以旧说敷衍读者。
他说，冯其庸对他的观点有歧义，他准备反驳。
他说，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有许多观点是与他辩论的，还偷换概念，这是什么态度？
他说，有人对一些资料一眼也不看（指吴恩裕的发现，笔者注），就武断地认为是假的，然后千方百计找证据证伪。
他说，有的人做学术不是为了证明真理，而是为了证明我比你强。
他说，靖本发现后，周汝昌先是最“兴头”，别人没注意，他就在香港《大公报》撰文介绍，说这个货真价实，后来却又说大有问题。
-------
吴世昌七十寿诞，曾次淮海韵填制《千秋岁》二首以自寿。下为其中之一。
雁来天外，暑气今全退。深院静，街声碎。百年飞似羽，银汉飘如带。春去也，何当再与芳菲对。
月旦谁都会，论定须棺盖。身渐老，情犹在。读书常不寐，嫉恶终难改。今古事，茫茫世界人如海。
“读书常不寐。嫉恶终难改”，是吴世昌真禀性，也是他为人、为学的好鉴定。他读书最认真，做学问最认真，做人也最认真。但像马路的警察，专为些不守规矩者闹心生气也最不假。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改革开放后，研究名人的治学方法，总结名人的学术贡献，一时成为风尚。吴世昌是名人，因太过苛求太过认真，多不平之气，多激愤，凌驾于众生之上独来独往，除了几个学生（刘扬中、施议对等）对其念念不忘外，别人很少面对他。

二
而周汝昌则久历江湖、深谙市俗,美孜孜一团和气。周汝昌的笑神经最发达，不管在任何情景中，周汝昌都能笑一个。
周汝昌的红学是一部和谐的红学，友谊的红学。他搞红学最惬意，简直是作神仙。他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咱们一起“做个幸福的中国人”（周汝昌语）。接近他，就像太阳温暖人心，仰望他，就像云霞覆润大地。
他人情熟透，颂扬得体，善于揣摩别人心理，懂得如何讨人喜欢。他说所有的人都不错，所有的人都是自己的知音，自己的哥们。自己能做些事，全是赏音者的捧场。
《献芹集》中到处都有此等话头，从中不难看出他来事的聪明与心情的平和。
他说，“许多引我走上红学之路”， “四兄祜昌、老师顾随，胡适之与赵万里两先生。”“都是正面指引、赞助、鼓舞者”。
他说，周策纵先生认为他的《红楼梦新证》，“无可否认的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
他说，《曹雪芹家世丛话》发表之初，“鲁迅研究专家杨霁云先生就赐信鼓励，说：‘望眼欲穿，才得一篇续出！------此文必须续成完篇才是”。
他说，四川梁仲华先生不远万里特别来访，专谈对《曹雪芹丛话》的印象，认为能这样写法，是向所未见，评价甚高，并言：“你应该写一部《康熙大帝》”。
他说，叶恭绰先生与他素未认识，却遣人送来手札，对《曹雪芹丛话》表示击节赞赏。
他说，吴晗先生也以另外的方式表示过赞助。
他说，云南一位青年投函来说，“读了所有的红学著作，觉得只有我是最注意探索雪芹思想的研究者”。
他说，自己为报纸写《曹雪芹丛话》，登到第八章，“不知听了什么话，突然变卦停止续载”，于是就搁笔。后续得一章，而心情笔墨，迥异从前。可这马上就被杨霁云看出，并告诉了他。
---------
晚年，周汝昌做自传——《红楼无限情》，往事如烟如雾、飘渺依稀，但桩桩件件他都可细数根源。那个颇具肝胆，那个暗地成全，那个不幸命短，那个万古流传，那个风雅可羡，那个令他肝肠痛断、珠泪满面，那个忑狠心，撇下他这风烛残年的他自个去了，万唤千呼也不回言------
周汝昌喜欢津津有味地陈述些别人说自己好，周汝昌也广结善缘，不吝惜说别人好，“赞叹福生，作孽祸生”，“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读罢何其芳文集《画梦录》，他说，“这是贾宝玉的语言，让我‘回肠荡气’”。
张爱玲“十年一觉迷考据”，有著作《红楼梦魇》。周汝昌说，“张了不起，不仅是作家更是个学者，她对红学研究花了十年工夫，主要观点我都赞同”；自己专门要写本书，研究张爱玲红学。
刘心武唾沫点子乱溅，四处兜售秦可卿是康熙废太子之女。估计是荒腔走调不成玩意，严肃的学者见他就不爽。而周汝昌却亲他爱他。刘心武把自己的同胞忽悠个晕头转向后，带着骂名、带着狼狈，要忽悠美国佬去，周汝昌作《诗赠心武兄赴美宣演红学》，为他打气壮胆。道是：
前度英伦盛讲红，又从美土畅芹风。
太平洋展朱楼晓，纽约城敷绛帐崇。
十四经书华夏重，三千世界性灵通。
芳园本是秦人舍，真事难瞒警梦中。
聂绀弩曾赠他本旧印的著作——《天亮了》，卷前有自题诗七律一章。他说这聂诗，“字字句句，一心离不开《红楼梦》，虽不必说他这是‘奇怀道韵’，也够得上一个‘风流文采’了。大约从乾隆年以来，无人在那样一种情景之下写出过那么一首诗来。”并作诗一首回赠：
兄云“三耳”是知音，赠我诗篇意最深。
《水浒》罢研红学挚，香山梅下细思寻。
十九年前笔自奇，惊看卷首寄言辞。
想见当年豪侠气，检书看剑一题诗。
杨霁云逝去。周汝昌“很悲悼”，想起“还存有他借给我的书册。”希望“谁写红学史，请将此情收入于一页之间，实为幸甚。”
梁归智研究探春结局，寄小文一则与他，他极力推荐，眷顾之情，溢于言表。后作《石头记探佚》，他说梁是“数十年来我所得知的第一个专门集中而系统地做探佚工作的青年学人，而且成绩斐然”，他的著作的出版，“值得大书特书，在红学史上会发生深远影响，我从心里为此而喜悦”。
周汝昌曾证出大观园是北京恭王府，但有人说没那么回事，周汝昌也一星半点神伤。后来，周恩来总理知道了此事。总理让他说道说道，他就说道了说道。总理听懂了他的说道，且通情达理支持他继续说道。周汝昌就激动得不得了，连呼总理“英才”。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梁归智还是山西大学的学生，师从姚奠中念b p m f，周汝昌为梁著写序时，竟然说他是“卓异之才”。
邓遂夫新校庚辰本问世，周汝昌听力、视力已经有些不从心，但也不愿怠慢，仍作诗一首为贺：
布衣英彦建崇功，校得芹书卷卷红。
为学贵才还贵识，更须灵性本来通。
五年辛苦不寻常，咀嚼真文齿颊香。
我有欲言佳兆在，新开世纪远流长。
周策纵佩服周汝昌，他们的会面也有趣。1978年他回国访问，把旧作一首《客感》给周看，诗道：
秋醉高林一抹红，九招呼彻北南东。
文挑霸气王风末，诗在千山万水中。
久驻人间谙鬼态，重回花梦惜天工。
伤幽直似讥时意，细细思量又不同。
这是写久居海外感触的，但也可移作咏曹雪芹。周汝昌读了，见命意、选词、格调、体裁俱不丑，遂“静静地说”：“你诗作到这样，我们是可以谈的了。”于是谈了整个下午，还谈不完。周策纵有《七绝》四首赠周汝昌，周汝昌那能让他独自显露，亦答以律诗一首：
襟期早异少年场，京国相逢认鬓霜。
但使“红楼”谈历历，不辞白日去堂堂。
知音曾俟沧桑画，解味还知笔墨香。
诗思苍茫豪气见，为君击节自琅琅。

三
自然，周汝昌偶尔也生气，偶尔也上火，即便这样，他绝对不动情、不伤肝，以看透世事的豁达对一切都理解谅解。在《献芹集》中，他说，每当自己“替雪芹稍申不平时，必然有人出来替续作者鸣怨吐气，甚至以棍子帽子的某派‘文风’来加我以罪名。此事初觉奇怪，后思也无甚可异，他们所关心的、欣赏的既然早已不再是曹雪芹所写的这部作品了，我们再要多谈，岂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君向潇湘我向秦’？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况多数情况下，周汝昌是看别人生气，看别人上火。于是乎生个由头起个端，制造场热闹出来，让别人生气，让别人上火。周汝昌最能骗人，最会骗人。他太富游戏精神，神性与魔性共存，一时顽皮，一时精力过剩，就使个阴招，开个巨大的玩笑——以清代人敦诚记载为由头，假冒曹雪芹做了个诗（见徐恭时部分之附录），直弦不似钩曲扭，曲扭的钩儿引鱼游。周汝昌假冒曹雪芹诗曰：
唾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
红粉真堪传栩栩，渌樽那靳感茫茫。
西轩歌板声犹壮，北浦琵琶韵未荒。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果然，吴世昌、梅节、陈方（陈迩冬与舒芜化名）几个也不忖夺忖夺，就兴兴头头地猜那是不是曹雪芹的，他们引经据典、旁搜远绍，呼哧呼哧累了个半死。因为八辈子的老陈帐——说不清，就裸袖揎拳，吵吵嚷嚷，差点破口骂娘。
而周汝昌则得意其间，一则添油，一则加醋，顺着这些人的心思，一路连环设套。先说这诗是有人投递给他，自己也不晓得投递者谁氏；后称“时人拟补”，劝人切莫当真；最后才换出一副笑盈盈的脸儿，公开是自家“拟补”，因为好生崇拜那个曹雪芹，所以学着作了出来玩。好几年的时间内，那些人欲哭无泪、欲罢不能，鼻梁上推小车——走投（头）无路。
要说那吴世昌也糊涂，人家是手里的泥丸，要圆就圆、要扁就扁，自己跟自己下棋，输也是赢，赢更是赢。你在旁边凑得什么热闹。猜对了算你本事，但猜不对不就木鱼张嘴，等着挨敲？吴世昌曾一口咬定那诗是曹雪芹的，忙了个六神无主，还指天发誓，就差拿脑袋担保。与人斗得正没开交处，而周汝昌一句是我作的出来后，他顿时脸色有点难看了，顿时又方寸大乱、满脸青黄，就像抬棺材的掉裤子，又窘又臊。

四
吴世昌是小资的典型、典型的小资，自恋而自负，好听奉承，好拉大旗做虎皮，好对着王母娘娘叫大姑。他认为曹雪芹卒于癸未，就发表郭沫若给他的信，说伟大的郭老支持他，这个伟大的郭老“一言九鼎”，你不相信我没什么，但不可以轻视郭老那样的大家伙。他认为曹雪芹佚诗不伪，就拿俞平伯、顾颉刚两位张目，说顾颉刚“自‘五四’以来即从事古史的辩伪工作”，成就要多辉煌有多辉煌，手段要多“俊”有多“俊”，现在国内经营这行当的，“当推顾老先生为唯一的元老”，万不会误的。
周汝昌却不然，他偶尔也爱吹吹牛骄傲骄傲,曾经害着羞披露过胡适夸他是好学生，但除此之外，人家更瞄准芸芸众生多情。“泰山不却微尘，积小垒成高大”，大英雄黑白两道通吃。
他说，自己以为《红楼梦》有一百零八回，在结构上以“九”为单位。这“首先在青年同志中获得反响。”“一位是史志宏同志，他来信说，在中学时读这部小说，由于语文老师课教人‘划分段落’，他就曾对红楼做分析，用铅笔记在书眉上，现在检出一看，正好是记下了‘九’为基数的划分痕迹。再一位是王国华同志，通过独立的研究，也看出了这个‘九’的现象。”
他说，“在红学上，我似乎成了‘考证派’的‘代表人物’，以为我是在‘搜集史料’上做过一点事情的，‘尚称丰富’云。但是说也奇怪，云南一位青年（顾士敏，当时的农场工人，后任《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编辑—笔者注）却投函来说：他读了所有的红学著作，觉得只有我是最注意探索雪芹的思想的研究者。”
------
对诸如此类的情况，他说，“我听了这话，不能不有高山流水，知音犹在之感。我确实十分感慨，也十分高兴——我高兴不是因为听了他‘夸奖’的话，是藉此证知，青年一代大有人材，我并不曾错料。他们有眼光，看事深，见物明，并不像有些专家那样皮相”。

五
周汝昌绝对是个天才，如果周汝昌不是个天才，那你就是说笑话。周汝昌填词做诗就像喝凉水。他曾让老伴（毛淑仁）随便指，指什么就吟什么，直让文化不是很高的老伴发誓下辈子还要爱他。周汝昌书法得右军真脉，横逸飞动、瘦直挺拔、使转敷畅、作草如真。周汝昌记忆超群，过目不忘，接受外语之快令人称奇，原版的英文课本毫无障碍，读南开中学时，英文水平已经与老师论伯仲。
但周汝昌主要的本领则是做红学。他身在光明顶上，融会七十二绝技，是箭靶式的红学人物。在激越的红学历史上，红学学者都执著于挑战着周汝昌，挑战周汝昌就是挑战高度，挑战周汝昌就是挑战极限，周汝昌下不去，别人就绝对没有高度，把周汝昌弄下去，别人才可以成为极限。周汝昌执着研究曹雪芹家世、身世兼及版本之学。他是《懋斋诗钞》的发现者，是《山西通志》有关曹雪芹高祖曹振彦记载的发现者，是曹雪芹卒在“癸未”的首倡者。他才华太过，本领太大，曾经做了些玩笑气十足的郎当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踏实，不认真，不堂堂正正；在某个问题上，如果他真下功夫，别人就再难多情，纵然有人不信邪，但你也不能不把他当回事。
对《五庆堂谱》，周汝昌曾使出平生的绝学论证此谱大大的可疑。后来，只要有人要贬那个东西，都以为周汝昌的论述最是洞中机要，都喜欢引周汝昌的话发自己的块垒，因为他再想不出比周汝昌的话更合适的话，因为只有周汝昌的道理才最是照耀明白。他们之间也有几个不信邪的，要坚决说自己的话，可惜说着说着就顺着周汝昌的话说话。这般本领，端得非凡。
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新红学横空出世。但自俞平伯1923年《红楼梦辨》发表后三十余年间，新红学实际上陷入停滞，没有太多新的进展。而索隐派的著作却出了两三种，仍然占领着红学的半壁江山。
这一局面从根本上改观，在于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的问世。红学史上，新红学胡适、俞平伯开山，周汝昌集大成。对这一点，周汝昌说，《红楼梦新证》“所考明的事实与所提出的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红学的重新兴旺，‘新证’以后的红学著作，几乎没有一部不是可以在其中看得到‘新证’的营养和启发的，包括那些驳难、攻击‘新证’的文字中所表现的红学知识和观点”。
《红楼梦新证》是周汝昌对红学的特大贡献。每当回忆起写作《红楼梦新证》的情景，周汝昌都要仰面哈哈大笑。周汝昌的对错暂且不言，他确实为红学研究开出了新天地，启迪了后学。“先有周汝昌，后有《红楼梦》”；“没有周汝昌，哪来《 红楼梦 》”；“看懂《红楼梦》的只有‘两个半’人——胡适和周汝昌‘两个’，鲁迅‘半个’”。这些是夸张，也有几分实情。
吴世昌是现代著名学者和文史大家，一生研究领域波澜壮阔，遍及文字学、音韵学、诗学、词学以及敦煌学等学科，还创作过数量不菲的杂文和诗词。于红学，他钟情版本研究兼及曹雪芹家世、身世。他有一看家的成就，《红楼梦》正文前的一段文字、早期抄本正文前的文字，是脂砚斋保存下来的“棠村序文”。因为过于在乎此点，吴世昌还曾赋诗一首骄傲：
一往深情到太虚，千秋伟业托华胥。
原知此梦人多有，若个醒来肯著书。
风月繁华记盛时，欲将宝鉴警顽痴。
棠村小序分明在，红学专家苦未知。
可是，这曾遭到质疑，特别是小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也起哄，说那是说书的唱大鼓——走了板，为此吴世昌就与他角口。旷日持久的，中外学术界为之瞩目。
但吴世昌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关于早期抄本不可以干支称谓的意见，却为多数人认可，且评价很高。1986年，吴世昌驾鹤西去，宋谋瑒曾作挽联，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
艰难归海外，生死恋神州，久绝干时想，常存报国忧；
钻研穷碧落，成就岂红楼! 末照沾濡广，探源已未休。
所以，周汝昌、吴世昌双峰对峙、二水分流，是大体齐名的好汉，一个翘楚，一个俊彦。

六
不过，他们看待对方的态度不同。
在周汝昌那里，所谓的吴世昌似乎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他硬是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实在没有办法，他也一言半语地说些吴世昌的长短，但表情却相当地不在意。一说完，就马上转过身去，似乎刚才什么也没说；或者嘴里念叨着吴世昌，眼光却专注着天边的云。
吴世昌对周汝昌就不同了，对他来说，周汝昌这厮着实可恶、可恼，一口棺材睡两人，打发不去的死对头。忽鼓捣曹雪芹佚诗一首，出自己的洋相；忽对着靖本胡说八道，惹自己心烦；忽说史湘云就是批《红楼梦》的脂砚斋①，让自己既好气又好笑。那厮装神弄鬼，打击异己，一肚子加减乘除。有时神气十足，有时神通广大，有时神采飞扬，有时神乎其神，有时还神秘兮兮，神经兮兮，独自散步时，他竟然自言自语，独自发笑。吴世昌看不惯那个周汝昌呀！那个周汝昌浑身都是魔鬼的气味。
1980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要举办首届国际红学讨论会，大会邀请周汝昌、吴世昌、俞平伯到会，俞平伯年事已高，加上看破红尘鄙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懒得去。而吴世昌则非常想去也积极准备着去，可问题是周汝昌也去，临行心中打鼓就不去了。周汝昌那孙子不是好交接的，他外面一片春风，内里满腔杀气。
吴世昌不愿意在真实的空间面对周汝昌，但在学术问题上，却不完全排斥周汝昌。他可以不爱周汝昌的人，但不可以不认周汝昌的理。吴世昌本来是“玩”版本的，但一朝兴起，就“玩”了几手曹雪芹身世。谁承望有人弹别调，大意是吴世昌不对，吴世昌错认了定盘星。
吴世昌心气高、心样娇，老虎屁股摸不得。有人撩拨他，他自然气极、沮丧，要与那狗才们理论。可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双拳难敌四手。没奈何就把周汝昌拉出来。这就又有与周汝昌统一战线的问题。
于《综论曹雪芹卒年问题》文末，吴世昌赘一“附录”。他说，关于曹雪芹之子因疫病而丧的问题，周汝昌“曾提出一条确证”，“至于那首《小诗代柬》，据周汝昌最近考证，也不是随便约雪芹喝酒消遣之诗。而是敦敏为乃弟敦诚祝寿的一个请贴。”这两点，周汝昌说得对、周汝昌说得好，他完全赞同周汝昌意见。同时，自己还为周汝昌观点另找得佐证一条，咱与周汝昌心心相印，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
1980年12月，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出版，此前，因所谓的曹雪芹佚诗，因被周汝昌耍了个头脚颠倒，吴、周已经大大的交恶，吴视周为仇雠。但在这部书中，吴世昌还客观承认，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是一部重要著作——“他书中搜罗了许多不易经见的材料，对于曹氏家世的研究非常重要的。许多人对此书批评很苛，只是评他的文学观点。但如把它当作一部史料书来看，是有价值的。‘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我倒是受了周君不少帮助，应该感谢他的劳绩。”
可惜，对这样的投桃送李，周汝昌却坐怀不乱。

七
周汝昌花枝招展、仪态万方。他用心论红、用情论红，举止投足，令人有喝普洱茶泡温泉浴一样的神清气爽。他有自传《红楼无限情》，曾作咏《红楼梦》诗一首：
梦里红楼事事真，群芳时会谪仙人。
饯花正在芒种节，长日深庭驻永春。
他视力0、01，双目几近失明，却能感受《红楼夺目红》；他借器械捕捉信息，两耳大体失聪，但津津有味地与《贾宝玉对话》；他年愈古稀，然穿梭于《红楼十二层》，自言《定是红楼梦里人》。他论红手法多样，不拘一格，为文该长则长，该短则短。洋洋洒洒起来，几万字都意犹未尽，惜墨如金的时候，千百字都觉多余。他语言调皮、善用比拟，“俗事用俗笔”，雅事借雅言，单是题目就意趣盎然，“吓煞冬烘说意淫”，“姥姥才是奇女流”，“只有湘云是满红”，“龟大何首乌”，“因为传他，所以传我” 他可以喜不自胜、忘乎所以，可以忽然忧恼，堕下泪来------
吴世昌素性拘迂，多道学气，不善花花哨哨，谈不上风趣，谈不上幽默，谈不上弹性。1971年间，吴世昌在河南息县干校劳动改造，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说其中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可以提前回北京。离开前，军代表主持开座谈会，让大家谈感受、说体会，论心得。大家已习惯了这种开会形式，更急着打点行装回京，所以发言都很积极，既谈接受教育之收获，又为军代表歌功颂德。而吴世昌却一言不发，军代表让他说一说，他却问：“要我讲真话，还是讲假话？”军代表未假思索，就说：“当然要讲真话。”吴世昌就说：“我认为，五七干校并没有什么好处。”一时全场愕然。
人如其文，文如其人。吴世昌的文章是典型的学者之文学术之文，理性往往大于感性，所作大多法度谨严而缺少情趣。动手便合，落笔便重，彼此只是一般，前后更无添换，前或为引言，或为问题的提出；后或为结论，或为总结。引言与提出问题一概是谁谁谁说什么了，非常的荒唐幼稚，对他的不足我不能不管，结论与总结大体为你看他说得不对吧，所以这个问题你应该听我的。
他最在乎清楚交代来龙去脉，最害怕给读者留下不足，最担心读者不明白他的苦心。于是乎为文该长自然长，不该长依然长。他勇于担当，是非与主义所在，就是性命与责任所在，即使与一己名望没有关系，即使与一己名望有很少的关系，他都要亮明态度表达立场。戴不凡作《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主要骂胡适以及胡适代表的新红学派，嘲笑所谓的新红学派是“胡说”派。其中也就轻描淡写地点了一笔吴世昌的名，但矛头也不是指向吴世昌个人。可吴世昌就坐不住了，硬要一力顶缸。
在《论〈石头记〉的“旧稿”问题》这篇大文章中，他说：“戴君虽然掌握了不少材料，却没有掌握逻辑”，戴不凡“常常把别人没有错的地方，故意歪曲以求错”，戴不凡“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戴不凡“要把否定别人以表示他自己的高明之处。”
吴世昌曾经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在欧风美雨的沐浴下，他应该是衣冠楚楚，温文尔雅。作为具有真知灼见的词学家，吴世昌也文采斐然，有的是风雅的本领，举凡含蓄委婉等道，他端的是行家里手。如：
山伯英台取次飞，轻罗小扇舞杨妃。
惊心滴翠亭中语，嫁祸无人识暗机。
——宝钗扑蝶
但一接触论文这劳什子，他却执着于对与错，赳赳之气骇人，“左”得让人胆寒，用概念论红，用标签论红，用八股论红。
在《〈红楼梦〉原稿后半部若干情节的推测》中，他说，袭人是怡红院两派斗争的主角，王夫人的特务；麝月是唯心主义的反映。对袭人这个名字，他解释说，“‘袭人’者，乘人不备时暗中对人的袭击也。其实，花气固然可以袭人，恶狗也可以袭人，因为它也往往从后面袭来，令人防不胜防。”
他对伪续《红楼梦》的高鹗深恶痛绝，在他的意识中，高鹗就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在《〈红楼梦〉百二十回本中的问题》中，他说：高鹗“篡改本书政治性的主题思想”，“删改原著中反儒教、反封建的故事”，“丑化或歪曲书中正面人物的形象与品格”，“美化反面人物或减轻其罪恶”，“为复辟封建家族而删改原著情节”。

八
吴世昌强大而强势，血气而卤莽，有本事，有脾气。好先发制人。动辄拔剑而起，挺身而斗。他学问了得，但人格欠成熟；勇气不小，但无斗争经验；过于自信，以至于对时局经常错误判断。
周汝昌强大而不强势，成熟而不激动，有本事、没脾气，知变通、懂克制。可以把法度的严谨与情感的随机把握得恰如其分。他善于以静制动，能沉得住气，可装聋作哑。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他玩你神兵天降难提防。
在曹雪芹佚诗论争中，吴世昌料事不明，用逆而不用顺，自轻万金之躯，光着膀子耍大刀，精神状态处于井喷式的高涨期。什么礼貌周全，什么绅士风度，什么微言大义，他都不管；更不知道什么叫策略，什么叫迂回，什么叫复杂，只图一时痛快，不计后果，不留后路。他曾作《曹雪芹佚诗的来源与真伪》、《论曹雪芹佚诗 辟辨“伪”谬论》两文，有对周汝昌的心理分析，有对周汝昌的人格品评，人情世态盘旋其间，高谈阔论、任意挥霍。
而周汝昌才不与他一般见识呢。他看看吴世昌凶险的脸，听听吴世昌愤怒的音，知道这个吴世昌这下是真发火了。他知道与一个正在发火的人计较没有好处，于是对吴世昌的咄咄逼人，他就是没听见，就是没看见，实在不行，就退避三舍、深居简出。在吴世昌看不见自己的地方，偷看着那个气急败坏的吴世昌，嘴里调皮地嘘着气，望着吴世昌笑。
周汝昌沉默得无懈可击，吴世昌猖狂得全无忌惮。吴世昌疲惫了，吴世昌该说的都说了，该讲的都讲了，即使还有一星半点要说要讲的，也因气力耗尽实在不能说不能讲了，周汝昌就打着饱嗝摇摇摆摆走出来，对着因激动过度气喘吁吁奄奄一息的吴世昌，还做个鬼脸，冲着吴世昌笑上一笑。就作两文回敬——《曹雪芹的手笔“能”假托吗？》、《由栋亭诗谈到雪芹诗》。什么是大家文章？什么是杀人于无形？一番预作铺垫，虚应故事；一番倾心吐胆说来历；继之则语出惊人，剑走偏锋：
他说，这诗问世后，“海外友人都看出这是拟作，并且也步韵同作，不止一首，成为一件很有‘别趣’的红坛异闻。”妙啊！“海外友人都看出这是拟作”，既然是都看出，这属伪的道理，就简单得不能简单，浅显得不能浅显，明白得不能明白，但吴世昌偏看不出，你说他是什么水平。
他还说，“我是不想奚落人的，忠厚之道可以使之停止‘闹左性’”。巧啊！“忠厚之道可以使之停止‘闹左性’”，是宽宏大度，是机带双敲，是说自己不与人计较，但一顶“闹左性”的帽子，却顺手扣在那可怜的吴世昌头上。
周汝昌的说明言之凿凿掷地作金石声，吴世昌惊愕的表情使他那张老脸如被人扭了一般，歪斜得可怕而可怖。呜呼！吴世昌的战士之勇毕竟不敌周汝昌的道家手段。别看周汝昌不动声色，内里他却阴着呢、恨着呢，牛皮袄子反穿，故意逗虱子走弯路；半夜里拔河，暗中使劲。他表面软绵绵的，那是以柔克刚，太极工夫可以化尽你的千钧之力；站着不动，那是相时而动，只等你上来后，才迅即一躲，觑得你吴世昌真切，因势利导、借力打力，轻轻一拍，半两拨千斤，你可不就自己与自己过不去。
再看那个吴世昌，面对周汝昌声东击西、欲擒故纵、招招直向命门的手段，一似雷惊的孩子，雨淋的蛤蟆，只是呆呆挣挣，翻白眼儿打仰。
《曹雪芹的手笔“能”假托吗？》，发《教学与进修》1979年第2期；《由栋亭诗谈到雪芹诗》，发《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吴世昌读这两篇文章是在一个美妙的夜晚。在这个美妙的夜晚中，吴世昌的心情却很糟糕，他往日的硬骨头顿时变得象海绵一样酥软，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就无法安稳地睡觉了。吴世昌实在想不到所谓的曹雪芹佚诗竟然是这样的来历。
吴世昌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空前的欺骗，吴世昌无限自怜地哭泣起来。曹雪芹佚诗是吴世昌整个红学事业最失败的一回，也是他心里永远不能抹去的痛，犹如关羽失意麦城。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夜风已冷，隐隐前程如梦。“罢了，罢了”，“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而今而后，毬才再沾这狗日的红学。遂收了法象，赋诗一首检讨：
红楼一世界，世界一红楼。
不读红楼梦，安知世界愁。
红楼一梦耳，能令万家愁。
只缘作者泪，与侬泪共流。
说部千百种，此是情之尤。
不独女儿情，亦见世态忧。
古今情何限，离恨几时休。
所以百年内，常抱千载忧。
红楼复红楼，世上原无有。
可怜痴儿女，只在梦中游。

九
周汝昌则一如既往，不紧不慢，意态从容，黄瓜切细丝，功夫到家了。虽然年过米寿，无量寿佛，老先生却福寿安康——发白还黑，齿落更生，气色越发得好，脸皮红润皱纹多；更兼着，天生一段聪明，全在眉梢，平生万种风情，悉堆眼角。“老只老呵，老不了我胸中武艺。老只老呵，老不了我龙韬虎略。老只老呵，老不了我妙算神机。”“老只老呵，尚兀自万夫难敌。”
周汝昌与吴世昌是红坛上的双子星座，周汝昌与吴世昌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他们彼此是不折不扣的敌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情谊，在敌对之中，他们是互相尊重宗师。数十年较竞的历史，由壮年而老年，或多或少都有感情。“黄金浮世在，白发故人稀”，吴世昌殁了，想起吴世昌这个人，周汝昌的心底里总是升出一股冰凉的怜惜之感。周汝昌想念吴世昌呀！周汝昌一辈子值得骄傲的不少，但最值得骄傲的就是拥有了吴世昌这个对手，尽管吴世昌有时也令周汝昌烦，可周汝昌主要还是因吴世昌而得意、自雄，不枉此生。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缘分啊。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郢人西去，匠石怎运斤成风。
两个红学家，一对妙冤家，觅知音故难得兮，唯天地作合。

附录：
周汝昌（1918-2012）：天津人，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历任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燕京研究院董事、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作家协会会员等。工书，其书法为世所重。传略载入多种辞书。
主要著作有：《红楼梦新证》、《曹雪芹传》、《石头记鉴真》、《献芹集》、《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等十几部红学专著，200余万言著述，影响巨大，深受赞许。另出版有：《书法艺术答问》、《岁华晴影》、《脂雪轩笔语》、《北斗京华》、《天地人我》、《杨万里选集》、《范成大诗选》等。
吴世昌（1908-1986），海宁人，当代著名文史专家、红学家、词学家。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著述甚丰，有《红楼梦探源》、《红楼梦探源外编》、《罗音室学术论著》、《罗音室诗词存稿》等学术著作计五百万言。
解放前任中山大学教授，1948年，受聘于英国剑桥大学，任教十五年，1962年回国，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先生素以红学研究著称，与周汝昌齐名，工于版本研究，英文巨著《红楼梦探源》，为红学研究另辟新径，至今是红学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
注：
①周汝昌红学精粹就是史湘云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1949年，他在第37期《燕京学报》发表《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提出这个观点。1953年，他出版《红楼梦新证》全文收录了这篇论文，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红楼梦新证》不仅保留这篇论文，而且进行了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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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是，我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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