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向一]

知青篇·游建川博物馆感怀之二
建川知青馆是目前国内收藏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青春绿匣子，这里全面、完整的记录下那个年代的慷慨与哀伤的故事，悲壮与沉重的史迹，青春在这里凝结与消融。






两代知青


父母知青儿知青，都因积极贬农村。
广阔天地作为乎？他人棋盘一哀兵。
在我国的历史上知青运动是值得浓书厚写的。感谢建川博物馆对知青运动的详细回顾，认真披露。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作为一项国家政策，为了解决经济危机而提出来的。毛著名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语录，就是那时的经典标语。有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应该是1964年开始,那时候城市人口开始膨胀,当时还很落后的工业和第三产业，根本就没办法安置众多的应届毕业生,唯一就是安置到农村,邢燕子、侯雋是那时的代表人物。与其说是上山下乡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倒不如说是一种另类的移民。一九六八年开始的更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不是因经济的，而是政治上的。于是就出现了作为红卫兵运动的延续而产生“老三届”知青，他们不是城市的待业青年，不是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没有出路；或者没有饭吃，家里养活不起，而是因政治原因。1957年我的父母作为积极分子响应号召下了乡，成了第一代“知识青年”，不久就因大办钢铁调到了工厂，后来才有我们下乡的继续；我与弟弟分别在1970年春，插队到了川东最穷的山区——幺塘公社；所以我们家是两代知识青年。







兔死狗烹


造反有理红卫兵，大江南北乱纵横。
打倒别人害自己，下乡插队死狗烹。
真正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是在1968年,疯狂的文革暂告一段落, 此时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边沿, 被全盘否定了的高等教育不能接受几百万中学生。换句话说:等着就业的几百万人口这个巨大的包袱在当时百业萧条的城市里是无论如何也消化不了的。于是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就给共和国卸下了这个沉重的包袱。就这样我们这些被“知识”了的青年就去了农村、去了边疆。于是催生了“老三届”，大概300余万人，都是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出生，可以说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学到中学、高中，这是一批基本上按照共产党自己传统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在自己建立起来的教育体系中，按照毛泽东“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培养出来的青年。红卫兵，是毛泽东亲自培养，亲自指挥的一支造反大军，是一支实现他的战略目标的尖刀队。到了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已经从狂飙突进发展到权力斗争，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参与权力斗争的军人、工人、干部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并且进入舞台中心，红卫兵的作用被逐渐淡化。红卫兵不是一支被培养来夺权的队伍，少年们自己也没有权力意识。他们虽然有改变现状的勇气和冲动，有闯出一片新天地的决心，也能看到当时的官僚体制的种种弊端。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当一个阶段结束，开始另一个新阶段时，他们的失势就是必然的。不用这些人了，就要给他们找出路。得宠——鼎盛——失势——抛弃，这就是红卫兵的结局，这就是文革中知青下乡的背景。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为了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其实，当时的“老三届”，完全不存在就业问题，继续上学就能解决全部问题，国家也不是真拿不出这三百万人的商品口粮，大部分人的家庭也不是养活不了这些孩子。因为政治需要，就要抛弃。











触目惊心


贫穷落后何处寻？广阔天地呻吟声。
并非莺歌燕也舞，苍凉满目痛惊心。
当“老三届”们在一夜之间完成从红卫兵到知青的转变，从繁华的城市被送到偏远的农村以后，大家才发现，真正叫他们触目惊心的，不是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无所适从，而是农村极度的贫穷落后，是那些淳朴、善良的农民依然过着穷困的生活，在苍白、无望的日子里打发着饥寒的时光。知青们第一次发现，他们在学校的课本中学到的“新农村欣欣向荣” “麦浪滚滚牛羊满坡”的描述，统统都是假的！我下乡所在的生产队，全队一年分配的现金总共不到一千块钱，平均每人几块钱。一个壮劳力一天工分价值8分钱左右，队里最强壮的男劳力，一天不缺勤，每年现金分配也到不了一百块钱！有五分之二的家庭，扣除口粮钱，基本没有现金分到；五分之二的家庭，分了粮食后每年倒贴队里现金，而那一点点粮食最多吃稀饭也只管大半年。后来选我去教书的那个小学的教室四面通风，课桌是石头搭的；旁边叫“慢滩”的社员房屋也是四面通风，一家五人共盖一床没有一点白色的被子。











四不满意


三百亿买不满意，得不丧失尽是弊。
决策失误害无穷，但愿从此无后继。
关于知青运动，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据说李先念还加了一个不满意，叫国家不满意。胡耀邦说：上山下乡是“一举两害”，既害青年，也害国家。林彪说：知青是变相劳改。专家学者说：农村人口向城市转化，才是文明社会发展的趋势。这样，四人帮一倒台才果断地停止了上山下乡这一政策。如果三百亿投资建小工厂来解决这些就业问题可以建多少个工厂？那时几十万、上百万就可以建一个规模不小的工厂，就业还是问题吗？2000万知青原本应该是国家的一笔财富。这笔财富有多大？最直接的算法，就是国家投入到这二千多万人身上的教育费用，就已经是个一想就让人脑袋膨胀的数字。如果再从世界发展的机遇角度去看，那更是一种令人痛心疾首的事。这种对国家财富的挥霍，称得上是空前绝后。而对视为国家未来的青年人权利的剥夺和践踏造成的伤害，可能比经济的影响更深刻和持久。







悲情岁月


饥寒孤独实堪哀，肩挑背磨泪频筛。
壮丽青春埋尘土，多少知青遭残害。
到底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有多少?官方没有过正式的公布.有说是1600万,有的说是1800万.能查证的人数是68到78年就达到1647万；广义的计算、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知青的人数应该达到2000万。多少知青被殴打、被批斗、被奸污，被害死，谁也说不清楚。云南就有8个女知青被一同烧死；我下乡的公社就有一个叫张道牛的因下田得钩端螺旋体而短命；我就因文革当了几天红卫兵，下乡后被关进学习班挨整三个月（那个学习班关进100多个知青），直接影响我73年考上大学而入不了学，再一次改变了我的命运；另一个红卫兵战友被南开录取，只读了半年又被押回乡下。在农村挖地、栽秧、搭谷、抬石、挑粪、下煤窑，我什么都干过，真是一步一把辛酸泪。在农村的岁月里,大多有过悲愤绝望,但也有快乐的时候,经历过许多终身难忘的事,收获最大的还是在苦难中磨练了意志,使一些人后来有所成就，比如下在我同一地区的刘晓庆，比如我一个同班同学回来后官做到了市人大副主任。









短命受辱


虎落平阳被犬欺，花遭雨打色惨凄。
千万少年短命去，青春少女被魔欺。
最令知青心悸的，不是生活的艰苦、劳动的繁重，而是人生安全没有保障。60-76年全国发生迫害知青案件5.1万起，其中女知青被奸污占70%，74-79年仅6年死亡25690人。吉林的九台一个县，1973年前就发现迫害知青案件73起，其中，奸污下乡女知青案件63起，占86%。受害人83人，其中，自杀1人，自杀未遂3人，怀孕打胎5人，生孩子6人，身心遭受摧残严重疾病的12人。1968年至1973年初，湖北省天门县先后安置下乡知青1.3万余人，共发生奸污、迫害女知青案件203起，受害率比九台还高。农村基层干部多数是利用职权，借招生、招工、上学、发展党员之机，对女知青进行奸污，比如我下乡的公社那个李书记就奸污了不少女知青。九台有个生产队长叫齐殿发，公开宣扬“好汉霸九妻”，先后强奸、奸污、猥亵妇女23名。1971年春，将女知青蔡某强奸，并将蔡右眼击伤。蔡受伤后痛不欲生，忍辱投河，被人救回。齐对蔡软硬兼施，一方面哄骗说:“你放心，小队有我，大队有我哥哥，公社、县里我有人，将来招工一定叫你走。”另一方面又恐吓道：“这是我们齐家的天下，你要告发，我顶多半年不当队长，我叫你骨头渣子都烂在这里也别想走！”齐对蔡某多次奸污。蔡某忍无可忍向上告发，公社办案人员竟将此案当作“通奸”问题出理，只给齐犯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蔡投诉无门，悲愤交集，1972年12月写下遗书，服毒自杀。遗书写的摧人泪下：我被齐殿发害得太苦，只想和他拼了。嘱咐母亲保重身体，把自己忘掉。劝告妹妹“不要读书了，不能再下乡走向姐姐的地步。”究竟有多少女知青遭受强奸、猥亵，确切数字将永远是个迷。在一个极重贞操、仍旧残留着封建意识的社会里，许多失去贞操的女知识青年只能永远保持缄默。1973年6月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前，国务院知青办曾经对各地知青状况进行了摸底调查。根据辽宁、吉林、四川、安徽等24个省、市、区的不完全统计，1969年以来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2.3万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件约占70%。







（2012.9.10参观后写，11月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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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山玩水，风花雪月，追古戏今，浩然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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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篇·游建川博物馆感怀之二
建川知青馆是目前国内收藏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青春绿匣子，这里全面、完整的记录下那个年代的慷慨与哀伤的故事，悲壮与沉重的史迹，青春在这里凝结与消融。






两代知青


父母知青儿知青，都因积极贬农村。
广阔天地作为乎？他人棋盘一哀兵。
在我国的历史上知青运动是值得浓书厚写的。感谢建川博物馆对知青运动的详细回顾，认真披露。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作为一项国家政策，为了解决经济危机而提出来的。毛著名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语录，就是那时的经典标语。有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应该是1964年开始,那时候城市人口开始膨胀,当时还很落后的工业和第三产业，根本就没办法安置众多的应届毕业生,唯一就是安置到农村,邢燕子、侯雋是那时的代表人物。与其说是上山下乡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倒不如说是一种另类的移民。一九六八年开始的更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不是因经济的，而是政治上的。于是就出现了作为红卫兵运动的延续而产生“老三届”知青，他们不是城市的待业青年，不是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没有出路；或者没有饭吃，家里养活不起，而是因政治原因。1957年我的父母作为积极分子响应号召下了乡，成了第一代“知识青年”，不久就因大办钢铁调到了工厂，后来才有我们下乡的继续；我与弟弟分别在1970年春，插队到了川东最穷的山区——幺塘公社；所以我们家是两代知识青年。







兔死狗烹


造反有理红卫兵，大江南北乱纵横。
打倒别人害自己，下乡插队死狗烹。
真正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是在1968年,疯狂的文革暂告一段落, 此时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边沿, 被全盘否定了的高等教育不能接受几百万中学生。换句话说:等着就业的几百万人口这个巨大的包袱在当时百业萧条的城市里是无论如何也消化不了的。于是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就给共和国卸下了这个沉重的包袱。就这样我们这些被“知识”了的青年就去了农村、去了边疆。于是催生了“老三届”，大概300余万人，都是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出生，可以说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学到中学、高中，这是一批基本上按照共产党自己传统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在自己建立起来的教育体系中，按照毛泽东“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培养出来的青年。红卫兵，是毛泽东亲自培养，亲自指挥的一支造反大军，是一支实现他的战略目标的尖刀队。到了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已经从狂飙突进发展到权力斗争，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参与权力斗争的军人、工人、干部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并且进入舞台中心，红卫兵的作用被逐渐淡化。红卫兵不是一支被培养来夺权的队伍，少年们自己也没有权力意识。他们虽然有改变现状的勇气和冲动，有闯出一片新天地的决心，也能看到当时的官僚体制的种种弊端。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当一个阶段结束，开始另一个新阶段时，他们的失势就是必然的。不用这些人了，就要给他们找出路。得宠——鼎盛——失势——抛弃，这就是红卫兵的结局，这就是文革中知青下乡的背景。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为了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其实，当时的“老三届”，完全不存在就业问题，继续上学就能解决全部问题，国家也不是真拿不出这三百万人的商品口粮，大部分人的家庭也不是养活不了这些孩子。因为政治需要，就要抛弃。











触目惊心


贫穷落后何处寻？广阔天地呻吟声。
并非莺歌燕也舞，苍凉满目痛惊心。
当“老三届”们在一夜之间完成从红卫兵到知青的转变，从繁华的城市被送到偏远的农村以后，大家才发现，真正叫他们触目惊心的，不是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无所适从，而是农村极度的贫穷落后，是那些淳朴、善良的农民依然过着穷困的生活，在苍白、无望的日子里打发着饥寒的时光。知青们第一次发现，他们在学校的课本中学到的“新农村欣欣向荣” “麦浪滚滚牛羊满坡”的描述，统统都是假的！我下乡所在的生产队，全队一年分配的现金总共不到一千块钱，平均每人几块钱。一个壮劳力一天工分价值8分钱左右，队里最强壮的男劳力，一天不缺勤，每年现金分配也到不了一百块钱！有五分之二的家庭，扣除口粮钱，基本没有现金分到；五分之二的家庭，分了粮食后每年倒贴队里现金，而那一点点粮食最多吃稀饭也只管大半年。后来选我去教书的那个小学的教室四面通风，课桌是石头搭的；旁边叫“慢滩”的社员房屋也是四面通风，一家五人共盖一床没有一点白色的被子。











四不满意


三百亿买不满意，得不丧失尽是弊。
决策失误害无穷，但愿从此无后继。
关于知青运动，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据说李先念还加了一个不满意，叫国家不满意。胡耀邦说：上山下乡是“一举两害”，既害青年，也害国家。林彪说：知青是变相劳改。专家学者说：农村人口向城市转化，才是文明社会发展的趋势。这样，四人帮一倒台才果断地停止了上山下乡这一政策。如果三百亿投资建小工厂来解决这些就业问题可以建多少个工厂？那时几十万、上百万就可以建一个规模不小的工厂，就业还是问题吗？2000万知青原本应该是国家的一笔财富。这笔财富有多大？最直接的算法，就是国家投入到这二千多万人身上的教育费用，就已经是个一想就让人脑袋膨胀的数字。如果再从世界发展的机遇角度去看，那更是一种令人痛心疾首的事。这种对国家财富的挥霍，称得上是空前绝后。而对视为国家未来的青年人权利的剥夺和践踏造成的伤害，可能比经济的影响更深刻和持久。







悲情岁月


饥寒孤独实堪哀，肩挑背磨泪频筛。
壮丽青春埋尘土，多少知青遭残害。
到底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有多少?官方没有过正式的公布.有说是1600万,有的说是1800万.能查证的人数是68到78年就达到1647万；广义的计算、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知青的人数应该达到2000万。多少知青被殴打、被批斗、被奸污，被害死，谁也说不清楚。云南就有8个女知青被一同烧死；我下乡的公社就有一个叫张道牛的因下田得钩端螺旋体而短命；我就因文革当了几天红卫兵，下乡后被关进学习班挨整三个月（那个学习班关进100多个知青），直接影响我73年考上大学而入不了学，再一次改变了我的命运；另一个红卫兵战友被南开录取，只读了半年又被押回乡下。在农村挖地、栽秧、搭谷、抬石、挑粪、下煤窑，我什么都干过，真是一步一把辛酸泪。在农村的岁月里,大多有过悲愤绝望,但也有快乐的时候,经历过许多终身难忘的事,收获最大的还是在苦难中磨练了意志,使一些人后来有所成就，比如下在我同一地区的刘晓庆，比如我一个同班同学回来后官做到了市人大副主任。









短命受辱


虎落平阳被犬欺，花遭雨打色惨凄。
千万少年短命去，青春少女被魔欺。
最令知青心悸的，不是生活的艰苦、劳动的繁重，而是人生安全没有保障。60-76年全国发生迫害知青案件5.1万起，其中女知青被奸污占70%，74-79年仅6年死亡25690人。吉林的九台一个县，1973年前就发现迫害知青案件73起，其中，奸污下乡女知青案件63起，占86%。受害人83人，其中，自杀1人，自杀未遂3人，怀孕打胎5人，生孩子6人，身心遭受摧残严重疾病的12人。1968年至1973年初，湖北省天门县先后安置下乡知青1.3万余人，共发生奸污、迫害女知青案件203起，受害率比九台还高。农村基层干部多数是利用职权，借招生、招工、上学、发展党员之机，对女知青进行奸污，比如我下乡的公社那个李书记就奸污了不少女知青。九台有个生产队长叫齐殿发，公开宣扬“好汉霸九妻”，先后强奸、奸污、猥亵妇女23名。1971年春，将女知青蔡某强奸，并将蔡右眼击伤。蔡受伤后痛不欲生，忍辱投河，被人救回。齐对蔡软硬兼施，一方面哄骗说:“你放心，小队有我，大队有我哥哥，公社、县里我有人，将来招工一定叫你走。”另一方面又恐吓道：“这是我们齐家的天下，你要告发，我顶多半年不当队长，我叫你骨头渣子都烂在这里也别想走！”齐对蔡某多次奸污。蔡某忍无可忍向上告发，公社办案人员竟将此案当作“通奸”问题出理，只给齐犯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蔡投诉无门，悲愤交集，1972年12月写下遗书，服毒自杀。遗书写的摧人泪下：我被齐殿发害得太苦，只想和他拼了。嘱咐母亲保重身体，把自己忘掉。劝告妹妹“不要读书了，不能再下乡走向姐姐的地步。”究竟有多少女知青遭受强奸、猥亵，确切数字将永远是个迷。在一个极重贞操、仍旧残留着封建意识的社会里，许多失去贞操的女知识青年只能永远保持缄默。1973年6月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前，国务院知青办曾经对各地知青状况进行了摸底调查。根据辽宁、吉林、四川、安徽等24个省、市、区的不完全统计，1969年以来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2.3万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件约占70%。







（2012.9.10参观后写，11月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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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山玩水，风花雪月，追古戏今，浩然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