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李加建]

高温烘烤中的遐想

连日是几十年不遇连续高温。
我不敢再吸烟，担心一按打火机会把灼热的空气点燃。
缩进卧室，打开空调，再闷，也还得活下去。
从窗户往外望出去，看得见楼体之间一小段大街。街上阒无人迹，两边行道树蔫蔫地垂着头。偶尔有汽车缓缓滑过，也是悄无声息，全没有了往日风驰电掣趾高气扬的架势。
于是便尽量去想一些凉快的东西：想林荫、想河流、想大海，想冰雪。冬天的时候，有位诗友曾经用电邮寄我一首他写的诗，大意是一方面他围炉擁衾酌酒赏雪，另一方面是想到在严寒中仍在为生存奔波的贫苦人民，“哀民生之多艰”之类。我无此“围炉擁衾酌酒”条件，更不具备如此高雅超脱德性，自然成不了什么诗人和作家，只是个喜欢随性写点东西的正常的普通人而且拒绝别人对我的修改。唯其如此，我捍卫了我作人的真实性。
啥叫“真实性”？现在这个真实性就是我感觉赤日炎炎或不炎炎都闷热得意乱心慌，即便我想到伟大祖国的和谐盛世与年轻ＭＭ们的露背装低腰裤也于事无补。真实性就是我闷热得慌就联想起曾经闷热过的场景。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闹“文化大革命”(对于而今的“90后”年轻人来说，就是洋人讲神话常用的开头：“Ａ ｌｏｎｇ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ｓ ａｇｏ”)，我所在的省公安厅劳教筑路支队101队，在巡场郊外修建宜珙铁路。我们这个队全是1957年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帮助党整风，因而陷入他老人家“阳谋”圈套的人。除了少数是中年人，其余大多数都是二十岁左右血气方刚、天真幼稚的年轻人。强制劳动改造十几年了，成了家的大多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没成家的已经是三十几岁的暴蔫老头子，全褪了当年意气风发神采照人的青春色泽，更何况早已定性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狗屎堆”当然应该发出臭气。长方形的简陋工棚只有进出的门没有窗户。一条狭窄的过道两边是双层的通铺，每人60公分，二百几十个人就这么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密密麻麻压缩在一起。白天超体力劳动，晚上集体训斥到半夜，一躺下就无力再爬起来，谁还有精力去洗洗涮涮讲究卫生？想想看，夏日三伏天，这一砣臭狗屎堆该会发出什么气味！
现在想起来，那些“代表党和政府”对我们执行专政的管教干部也真够倒霉，他们除了每年有二十多天的探亲假之外，其余一年到头的时间，都和我们一起生活在穷山恶水。除了在当时定人定量供应的副食品上可以大量占用我们劳教人员的以外，在我们这些早已一贫如洗的人身上，很难再搾出多少油水。固然，他们有另外修建的办公室、寢室和小食堂，也不过是一列泥墙瓦顶的平房。没有电影可看，没有公园可逛，没有亲人和朋友交往，没有女人，他们唯一的娱乐就是折腾我们了！
在这些代表“党和政府”的管教干部当中，最大的“党和政府”，当属指导员岳毅了。此人原在山西军阀阎锡山手下一个专门对付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感化队”中当看守，以后随军起义到了四川，因为出身贫农，就入了党，转业到公安部门又来收拾我们。
我们这个右派队两百几十号人，反右以前都是在各单位工作出色的机关干部，学校教师、教授，报纸电台的编辑、记者，工程师，作家之类知识分子，近1/3是当过解放军、有些人还是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军人出身，还有一位是当年参加过《12.9》运动的老革命。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言，是革命所依靠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他用这“革命的两杆子”打下江山巩固政权，御笔一挥，我们又一下堂而皇之地被当年我们打倒的敌人专政！
何谓“专政”？被专政多年之后如果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会说：“专政就是随心所欲使用暴力，只要事后你能找到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
这真太容易了！岳指导员要在三伏炎夏天中午不让我们休息，“为了加强改造”我们的“资产阶级好逸恶劳”恶习所创建的《两百箩义务劳劫》，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还令参加过的人回忆起来谈虎色变。
岳指导员习惯了每天晚上把我们集合在院坝里训话到深夜，对我们这些“臭知识分子”极尽奚落、嘲讽、侮辱、漫骂之能事。上午他可以睡大觉，待到我们疲累已极收工归来吃了午饭刚想躺下，他却正是精神健旺精力充沛之时。他叫施工员在工地量出一百公尺距离，找来两个强劳动力，一付扛子抬上两箩各重一百斤的碎石，快步跑过这一百公尺，记下所需时间作为“劳动定额”的依据。每一个十个人左右的工班，在中午休息时间必需完成这百公尺《两百箩》的任务，你可以想像一下会是怎样的情景！炎炎烈日之下，热气灼人之中，疲惫不堪的两个人一付扛子抬着装了两百斤碎石的两个箩筐，在工地上踉跄奔跑，自然就不时有人晕倒下去。
当然，政府对我们是实行“人道主义”的。中队卫生员就等在荫凉处，随时准备救死扶伤。都死了伤了，谁来建设社会主义呢？
在这些晕倒过的人当中，我记得有个姓姚的小学教师，在他倒下口吐白沫被卫生员救醒之后，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最高指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要努力改造呵！”
我们这个队两百几十个人，每年“摘帽解教”的不过一、两个人，按此比例，要全都“改造好了”，至少得一百年左右。
其实，此时坐在荫凉处摇着扇子面带欣赏微笑的岳指导员，本来也是出身贫苦。他那家在山西的老婆带着两个十多岁的孩子曾经探亲来过队里。那是个冬天，母子都穿着山西农民习惯穿的旧黑布襖裤，扎着裤腿。女人满面皱纹皮肤黝黑，孩子光头，目光怯生生地。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几百万右派(包括内控的“中右”)，有的埋骨荒山，有的神光褪尽，而今活下来的已经剩不下多少人了。我虽然“平反”归来，有了家，有了似乎“光彩”的各种头衔，也是体裂肢残，远不是从前的自己了！
至于这个对我们执行专政的岳指导员，在1979年“101右派队”全部右派“改正”之后，就发了疯，送回山西农村，不久就死掉了！
一个无形无影而又无处不在的东西在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吞噬着人的生命。
是个什么东西呢？你说。

—2011.8.19 高温烘烤中的四川盆地。

[[秋夜独行者]]

高温烘烤中的遐想

连日是几十年不遇连续高温。
我不敢再吸烟，担心一按打火机会把灼热的空气点燃。
缩进卧室，打开空调，再闷，也还得活下去。
从窗户往外望出去，看得见楼体之间一小段大街。街上阒无人迹，两边行道树蔫蔫地垂着头。偶尔有汽车缓缓滑过，也是悄无声息，全没有了往日风驰电掣趾高气扬的架势。
于是便尽量去想一些凉快的东西：想林荫、想河流、想大海，想冰雪。冬天的时候，有位诗友曾经用电邮寄我一首他写的诗，大意是一方面他围炉擁衾酌酒赏雪，另一方面是想到在严寒中仍在为生存奔波的贫苦人民，“哀民生之多艰”之类。我无此“围炉擁衾酌酒”条件，更不具备如此高雅超脱德性，自然成不了什么诗人和作家，只是个喜欢随性写点东西的正常的普通人而且拒绝别人对我的修改。唯其如此，我捍卫了我作人的真实性。
啥叫“真实性”？现在这个真实性就是我感觉赤日炎炎或不炎炎都闷热得意乱心慌，即便我想到伟大祖国的和谐盛世与年轻ＭＭ们的露背装低腰裤也于事无补。真实性就是我闷热得慌就联想起曾经闷热过的场景。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闹“文化大革命”(对于而今的“90后”年轻人来说，就是洋人讲神话常用的开头：“Ａ ｌｏｎｇ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ｓ ａｇｏ”)，我所在的省公安厅劳教筑路支队101队，在巡场郊外修建宜珙铁路。我们这个队全是1957年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帮助党整风，因而陷入他老人家“阳谋”圈套的人。除了少数是中年人，其余大多数都是二十岁左右血气方刚、天真幼稚的年轻人。强制劳动改造十几年了，成了家的大多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没成家的已经是三十几岁的暴蔫老头子，全褪了当年意气风发神采照人的青春色泽，更何况早已定性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狗屎堆”当然应该发出臭气。长方形的简陋工棚只有进出的门没有窗户。一条狭窄的过道两边是双层的通铺，每人60公分，二百几十个人就这么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密密麻麻压缩在一起。白天超体力劳动，晚上集体训斥到半夜，一躺下就无力再爬起来，谁还有精力去洗洗涮涮讲究卫生？想想看，夏日三伏天，这一砣臭狗屎堆该会发出什么气味！
现在想起来，那些“代表党和政府”对我们执行专政的管教干部也真够倒霉，他们除了每年有二十多天的探亲假之外，其余一年到头的时间，都和我们一起生活在穷山恶水。除了在当时定人定量供应的副食品上可以大量占用我们劳教人员的以外，在我们这些早已一贫如洗的人身上，很难再搾出多少油水。固然，他们有另外修建的办公室、寢室和小食堂，也不过是一列泥墙瓦顶的平房。没有电影可看，没有公园可逛，没有亲人和朋友交往，没有女人，他们唯一的娱乐就是折腾我们了！
在这些代表“党和政府”的管教干部当中，最大的“党和政府”，当属指导员岳毅了。此人原在山西军阀阎锡山手下一个专门对付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感化队”中当看守，以后随军起义到了四川，因为出身贫农，就入了党，转业到公安部门又来收拾我们。
我们这个右派队两百几十号人，反右以前都是在各单位工作出色的机关干部，学校教师、教授，报纸电台的编辑、记者，工程师，作家之类知识分子，近1/3是当过解放军、有些人还是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军人出身，还有一位是当年参加过《12.9》运动的老革命。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言，是革命所依靠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他用这“革命的两杆子”打下江山巩固政权，御笔一挥，我们又一下堂而皇之地被当年我们打倒的敌人专政！
何谓“专政”？被专政多年之后如果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会说：“专政就是随心所欲使用暴力，只要事后你能找到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
这真太容易了！岳指导员要在三伏炎夏天中午不让我们休息，“为了加强改造”我们的“资产阶级好逸恶劳”恶习所创建的《两百箩义务劳劫》，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还令参加过的人回忆起来谈虎色变。
岳指导员习惯了每天晚上把我们集合在院坝里训话到深夜，对我们这些“臭知识分子”极尽奚落、嘲讽、侮辱、漫骂之能事。上午他可以睡大觉，待到我们疲累已极收工归来吃了午饭刚想躺下，他却正是精神健旺精力充沛之时。他叫施工员在工地量出一百公尺距离，找来两个强劳动力，一付扛子抬上两箩各重一百斤的碎石，快步跑过这一百公尺，记下所需时间作为“劳动定额”的依据。每一个十个人左右的工班，在中午休息时间必需完成这百公尺《两百箩》的任务，你可以想像一下会是怎样的情景！炎炎烈日之下，热气灼人之中，疲惫不堪的两个人一付扛子抬着装了两百斤碎石的两个箩筐，在工地上踉跄奔跑，自然就不时有人晕倒下去。
当然，政府对我们是实行“人道主义”的。中队卫生员就等在荫凉处，随时准备救死扶伤。都死了伤了，谁来建设社会主义呢？
在这些晕倒过的人当中，我记得有个姓姚的小学教师，在他倒下口吐白沫被卫生员救醒之后，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最高指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要努力改造呵！”
我们这个队两百几十个人，每年“摘帽解教”的不过一、两个人，按此比例，要全都“改造好了”，至少得一百年左右。
其实，此时坐在荫凉处摇着扇子面带欣赏微笑的岳指导员，本来也是出身贫苦。他那家在山西的老婆带着两个十多岁的孩子曾经探亲来过队里。那是个冬天，母子都穿着山西农民习惯穿的旧黑布襖裤，扎着裤腿。女人满面皱纹皮肤黝黑，孩子光头，目光怯生生地。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几百万右派(包括内控的“中右”)，有的埋骨荒山，有的神光褪尽，而今活下来的已经剩不下多少人了。我虽然“平反”归来，有了家，有了似乎“光彩”的各种头衔，也是体裂肢残，远不是从前的自己了！
至于这个对我们执行专政的岳指导员，在1979年“101右派队”全部右派“改正”之后，就发了疯，送回山西农村，不久就死掉了！
一个无形无影而又无处不在的东西在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吞噬着人的生命。
是个什么东西呢？你说。

—2011.8.19 高温烘烤中的四川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