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叶霜]

……
第5章:精神的魅力
北京大学的学生思想非常活跃.一个围墙把北京大学和外面的世界隔开了.
在北大课堂上讲的同样的话,在校园以外的地方讲,大概不被逮捕也会被跟踪.
我像那些本科生那样,骑着自行车,背着旧书包四处去寻找爱听的课.
我常去国际政治系听课,陈鼓应教授的道法儒墨也常去听.陈教授是一个典型的书生,我们后来成为了要好的朋友.八九民运因为他被我聘请为民主大学的名誉教授,被中共审查了一年不许他开课.
由于对前途的苦闷和对民族的无望,北大学生消极灰退的占很大比例.当时流行的有托派.麻派,舞派.纯情派和逍遥派.尽管他们以各种方式宣泄自己的不满和无望,但内心那片对祖国和民族的真诚并未泯灭,这从后来的八九民运中得到验证.
那时,历史系的王丹,杨涛同学搞的民主沙龙已经从室内搬到室外的塞万提斯铜像前的草坪上.我每天吃过晚饭都要到哪里散步,那是北大除三角地带之外最敏感的地方.中共的秘密警察常常在那里活动.王丹活动能力很强,人又勤快.他曾请来了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和夫人包泊苡到北大讲演.也请方励之夫人李淑贤.最后一次活动是请被中共劝退党的剧作家吴祖光来演讲.
吴祖光来那次北京的政治气氛已经很紧张,保守派大举向改革派反扑并占了上风,据传总书记赵紫阳的位子也坐不多久了.北京大学历来是中国政治变化的晴雨表.进入1989年新学期后,北大就酝酿着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同学们私下议论:今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弄不好要出点事儿.
吴祖光来那天我第一次感到秘密警察的可恶.下午二时,民主沙龙草坪上已坐满了同学,外国留学生也来了许多.一个青年人这时躲在树丛中偷偷地为我们拍照,那个人就住在我们楼上,公开身份是法律系在职进修学生.十几分钟后,几个打扮成工人的人带着水龙头进来,他们接上水源,开始喷水,同学们气愤地和他们理论:这不是存心捣蛋吗?那些人倒是好脾气,任你怎样指责,就是一声不吭,水柱一点点向外延伸,草坪被淋得水淋淋的.我们被逼撤到数十米外的荷花塘边

吴祖光很小的个子,头发已经班白.他主要讲了被劝退出党的经过,讲了中国共产党不尽人意的地方.
语气平静,没有什么太过激动的语言.他总是笑眯眯地重复这样一句话:中国问题太多,靠一两个人说说不解决问题,敢出来说话的人多了就好了,大家都说就好了.
有的同学问到新凤霞:您来北大演讲,您太太新凤霞阿姨不担心吗?
吴先生风趣地说:她不担心,因为她不知道我来北大,她要是知道我来北大就会病情加重,这不是正常现象,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北京大学也没这么敏感呢?这不正常.
吴先生被掌声包围了.有的同学甚至大声喊:讲得好!
后来,王丹代表吴先生宣读了他给人大常委会的书面发言.
那次民主沙龙活动结束以后,在大家围着吴祖光签名的当儿,我提醒王丹:今后要注意安全.王丹笑了笑:不怕!
除参加民间的沙龙活动外,我也经常被请去参加官方的沙龙.我在那里认识了李进进,他当时是北大研究生会主席.研究生会的博士生硕士生的意见比吴祖光的还要尖锐,在那里你会听到很多新鲜的见解,有的甚至对共产党大加鞭达,你一问他,他竟然也是共产党员.当时同学们中盛行一句话:我虽然是共产党员,但我是好人.
李进进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他是北京大学仅有的一个研究宪法的博士生,口才也极佳.
经常组织研究生活动的还有程文超等博士生,他是研究会的学术部长,我们后来都成了好朋友.
我的宿舍:研究生47楼3011室,也是同学们爱聚的地方,刚开始讨论的是文学,后来讨论政治了.常来宿舍的有谢冕教授的女弟子张王夫,她的先生骆一禾也是北大毕业的学生,在十月编辑部当诗歌编辑.毕业前,他已经是北大未名诗社的一员大将,发表了大量的新诗.骆一禾常到北大来看妻子,一来必定到我的宿舍坐一坐,笑眯眯地品尝我从山西带来的老白分酒.没想到,几个月后,他在我们绝食的第一天不幸去世.
1989年第一学期开学不久,一位罗小姐开始每周给我送王军涛和罗点点等人办的经济学周报.王军涛等多数参加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运动,一直是中共内控的对象,不过经济学周报办得还不错.理论文章很多,有些观点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
还有一张报纸.是北大校报,除几条动态新闻外,实在没什么好看.我那时就有一个设想,用我们的班费和作家班雄厚的写作力量,办一张校园报纸.那种想法令我激动不已,但没有官方同意,即使办了报也是非法的.在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国,民间办报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角地带的广告栏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过去卖云南烟,办讲座的广告,逐渐被要求校园民主的小字报所代替.一天中午,我从学生餐厅买饭出来,看到广告栏上贴着几张铅印的传单,已有好多学生围着看,我挤进去一看,是方励之和李淑娴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由于字太小,只有前排的几个同学能看清,我放下饭盒,开始大声朗读.每读一段,身后便响起一片叫好声和掌声,读完了,身后又喊,我们刚到,再读一遍!一个女同学接替了我,我挤出人群,看见作家班的十几名同学也围在外面.女诗人苍月对我说:读得不错,像朗诵徐志摩的诗一样.她边走问我:你不害怕?我诚实地回答:现在有点.她说:你很勇敢,我喜欢这刺激的场面.
刺激的场面在我们走后就发生了.校方派人把方先生的中国人的失望和希望全盖上了.
同学们还没学会抗议,只能小声表示失望.


《逃亡者之长歌当哭》
凭心而论，我们谁也没有推翻共产党的想法，我们只是想借此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推进改革开放。
我们甚至十分谨慎地提出我们的诉求，尤其注意不把邓小平推到对立面去……

《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开始对我们威胁恫吓：「破坏安定团结者要受到法律制裁。」「误认政府的容忍为示弱者要自食其果。」据说何东昌也说要抓胡子的黑手，他说：“参加游行的同学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上当受蒙骗的，但对那零点一的坏人绝不能手软。”王丹听后一分析，北大一万多学生，抓零点一正好是十几个人，那正是筹委会委员的数字。王丹说“这何东昌算的挺准。北京公安局的朋友们通知我们，4月22日凌晨3时，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全部戒严，以保证胡耀邦追悼会的顺利进行。”我们于是决定，22日零时之前进入广场。
　　……
　　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各大学有秩序的队伍陆续进入广场。北大的队伍更为壮观，各系以班级为单位列队进入广场，广场的人都为北大的阵容鼓掌欢呼。零点前，二十多万大学生在指定的地方坐下。两个胡耀邦治丧办公室的官员找到我们，要求我们退后20米，因为天亮会有许多官员来参加追悼会，要给他们留出停车的位置。
　　二十多万人退后20米，谈何容易？但我用扩音喇叭向同学们讲了后，疲惫的同学们非常配合，在我的调度下，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向后退，只用了一个半小时，二十万大学生形成扇形对着人民大会堂……（待续）

《逃亡者》第6章:长歌当哭
公元1989年4月15日,被誉为青年导师,知识分子朋友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病逝.
入夜,不幸的消息随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进入了北大校园.
人们惊呆了.前几天朝野都在盛传胡耀邦要复出的消息,说邓小平有意让他来收拾混乱局面.
后来听说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被李鹏等人气病了.怎么突然就死了?
北京大学的学生永远也不会忘记1986年那次学潮.当时身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就因为肯定了北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保护方励之,刘宾雁等优秀知识分子能留在共产党内,在没经过合法程序的情况下,被踢下了总书记的位子.
其后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被邓小平点名开除了党籍,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遭到整肃.这时,北大学生没敢有任何举动,这永远成为北大同学心中解不开的情结.他们觉得对不起下台的胡耀邦,也对不起北大人的良心.
我和作家班的几个同学骑上车子到三角地,学生们三五成群议论着胡耀邦的逝世.但没有讲演的,也没有悼念的标语出现.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一下,立即回到宿舍.
文人们拿起了笔,第一次感受到手中的笔是那样的沉重.
我含着泪水,望着屋外的夜雨,提起毛笔写了一首诗词:

风一程,
雨一程,
长歌当哭送君行,
赤县泪无声.

呼一更,
唤一更,
恬碎民心志未成,
夜深望明灯.

诗词写好了,我却没勇气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大字抄写的白纸上,为了保护自己,同学们统一在自己写的诗词下面落上:北大作家班.

《逃亡者》第6章:长歌当哭

北大作家班悼念祷文最先盖住了三角地广告栏上红红绿绿的旧广告:

该死的没有死,
不该死的却死了,
这世界为什么这样不公平!

作家班同学贴出的这批祷文立即被数不清的同学包围,同学们流着泪水在雨中抄着,有的用录音机把祷文录下来.一个同学始终站在雨中,用手电筒照着我写的那首诗,让更多的人看得更清楚.细雨淋湿了她的头发,使她那本来就瘦削的身体显得像春天的柳枝一样的俏丽.
我脱掉衣服披在她身上,我认识她,她是法律系的本科生,叫小羊.小羊问我:这首词是谁写的?我说:是我写的.她说:你很勇敢.我说:我不勇敢,连名字都不敢写.她说:别自责了,你现在写名字不是冒傻气吗?
晚上,作家班班委会召开了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局势和作家班所扮演的角色.
我说:自1986年到1989年的通货膨胀,贪污腐败,及中央非程序的权力接替等积压在人心的怒火,
会利用胡耀邦逝世的机会宣泄出来,很可能演变成比1986年规模更大的学潮.学潮的结果有两个:一个是真的给胡耀邦出了气,给改革派打了气,并取得有限的校园民主和新闻自由,并逼中共中央继续沿改革开放的路走下去,那我们作家班的全体同学都是受益者.另一个结局就像三年前一样,学潮被镇压,赵紫阳和胡耀邦一样被踢下台,中国回到相当于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那我们这些作家是最大的受害者.所以我主张积极介入,推波助澜,联系各界,当好参谋.
大多数同学都赞成我的观点.

一连两天,小羊都陪我到天安门广场观察形势.
广场的纪念碑下已出现悼念胡公的花圈.几个秘密警察站在纪念碑底座上用无线电话把花圈挽联上的字读给总部,那情景使我想起了13年前悼念周公的活动前几天也是这样的.
政法大学和社科院都有学生送来花圈.我和小羊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耳边常常听到这样的议论:
怎么北大没来?北大是不是86那年吓破胆了!
我和小羊相视而笑,她拉着我的胳膊调侃地说:北大是吓破胆了吗?
我说:当然不是!
然而,北大除三角地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外,还没有走出校园的迹象.

我到王丹的宿舍找他.
张伯笠《逃亡者》第6章:长歌当哭

我到王丹宿舍找他,宿舍无人,民主沙龙的几个主要成员都不见了.
晚上九点钟,我又来到三角地.三两百人围成几圈在议论着这两天的局势,还有一些学生趁着灯光在抄录大字报.一位和我十分要好的博士生骑单车经过三角地发现了我,他跳下车对我说:这附近秘密警察很多,我认识几个,他们和我住一栋楼.
他又说:你别搅和进去,你应该干更重要的事.咱们应该立即着手写胡耀邦传记,咱俩合作,要快!
分手时,他握着我的手:把握自己,别把自己赔进去,中国政治的残酷你比我清楚,千万保重.
我们刚分手,靠近三角地的28楼响起了敲击盒盆的声音和吵架声......
我身边一个结实的小伙子愤愤地说:真他妈的,还有这种闲情逸致!
我随手递给他一支香烟:同学们心里都不好受,发泄一下也好,要不然憋出毛病来.
他点燃烟,猛吸了一口说:这个民族要完蛋了!
我们自我介绍,他叫郭海峰,是国际政治系硕士研究生,住46楼,和我是邻居.他也是北大民主沙龙的主要参加者.我们边走边谈,我发现他很爽直,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说,现在全北京都在说北京大学死了,他心里很难过,北大一万多名优秀学子真的死光了?
我回应说:王丹!王丹会的,因为王丹在同学中已有影响力,他的校园民主沙龙在北大颇有影响.
我们谈得很投机,不知不觉又走回了三角地.
由于两个男女宿舍的"战争",很多原本已睡下的同学睡意皆无,于是都聚在三角地.
这时,王丹出现了.
王丹在吵杂的议论中被推到三角地的广告栏前,他备受指责,同学们认为民族沙龙应挑起历史的重担:现在全北京所有的大学都敢去献花,北大呢?北大人死了吗?
王丹说:校方已经同意在学校给胡耀邦设灵堂,让大家去悼念.
同学们更愤怒了:难道给胡耀邦设了灵堂就讨回公道了吗?
王丹被挤在广告栏旁.我和郭海峰也被挤在王丹身边.
王丹拉着广告栏上的雨达,站得高一点,对着数白名愤怒的同学说:同学们,咱们都是北大人,咱们有权决定自己的行为,你们说怎么办?
人们静了下来,极短的思考后突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喊声:游行,游行,在校园游行!
我站了出来,大声说:同学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结社,游行的自由,
我们游行是为了表达我们对胡耀邦同志的哀悼,而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
我们应该到那里去!
去广场!人们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就在这时,28楼三楼的窗口刷地垂下一巨幅挽联,一丈宽几十米长的的白布上写着三个巨大的简体字:中国魂!上方写着:永远怀念耀邦同志!下方写着:北京大学师生及校友敬挽.
人们拥向中国魂.楼上的同学向我们伸出胜利的手势.
我和郭海峰一人拉住中国魂的一角,我对他说:拉下来,,正巧我们游行没有旗帜.我和海峰一用力,中国魂被拉了下来,上面的同学有些不满,吵了几句,但很快被欢呼的人声淹没.
我和郭海峰,王丹,丁小平,白梦等人拉起中国魂,带着同学们在校园游行一圈,把各宿舍的同学们全吵醒了.同学们纷纷穿上衣服加入游行队伍.女生宿舍一到11点半就锁门,女同学们把窗口打开:兄弟们,救救姐妹吧!我们也要民主.
一些男同学便跑过去,敲开了大门,守门的女职工看形势不妙.赶紧打开大门.
1989年4月18日凌晨,北京大学校园那股数千人的洪流,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冲出了北大校园......
张伯笠《逃亡者》第6章:长歌当哭

1989年4月18日凌晨,北京大学校园那股数千人的洪流,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冲出了北大校园......
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年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我和郭海锋、白梦拉着中国魂走在最前面，王丹、丁小平等同学走在我们身旁，除徒步行走的几千人之外，游行队伍的两侧被骑自行车的人挤满了。
外国新闻结构真的嗅觉很敏感；采访车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跟着队伍拍照的人很多，有记者，有大学生，也有中共特务。队伍行到人民大学门前时，曾跑步前进并高喊：“人大——下来，人大——下来！”结果有少数人民大学的学生也参加了游行。
这时，北大教授张炳九先生伸着双手拦住了游行队伍。他是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新权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显然很激动：“你们不能再向前走了，如果你们到了天安门，事情就会变得复杂，赵紫阳总书记就有下台的危险，保守派就会掌握主控权，我劝你们立即回学校！”
张伯笠《逃亡者》第6章:长歌当哭

这时，北大教授张炳九先生伸着双手拦住了游行队伍。他是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新权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显然很激动：“你们不能再向前走了，如果你们到了天安门，事情就会变得复杂，赵紫阳总书记就有下台的危险，保守派就会掌握主控权，我劝你们立即回学校！”
“你是谁？在为谁讲话？”不认识张先生的人不耐烦地喊。
张先生说：“我是张炳九，在北大党委办公。”
“滚开，走狗！”队伍中一片骂声。
张炳九先生脸上的肌肉在抽动，两眼泪水流了下来。他忽然张开双手，向同学们跪下来，我赶紧向前把他扶起。我说：“张先生，您别这样。”一边说，一边把他拉出游行队伍。
张炳九先生哽咽着：“同学们，听我一句吧，同学们，我求你们了……
不知是哪位同学踢他一脚，我的左腿上替他挨了一脚。
那一脚把张炳九先生踢楞了，他呆呆地看着队伍唱着国际歌从他身边走过。
后来我们绝食的时候，张九炳先生参加了教师声援团，六四后也被中共通缉，逃了一段时间。他那天的观点最后都得到应证，那是我们所不希望的。但当时压抑在同学心中的无名怒火不是一两个精英所能左右的，最后烧得那些精英也热起来。
张炳九先生的的阻拦给了我一个提示，以往的学潮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提出明确的诉求。
那我们的诉求是什么？
我快走几步赶上王丹……

我快走几步赶上王丹，跟他说：“王丹，开弓没有回头箭，天亮之前如果没有警察阻挡，我们就会到天安门广场。问题是我们到了天安门广场干什么？”
王丹说：“你看呢？你不说我还真没想起来。”
我说：“咱们应该提出几个要求，这要求能代表民意，然后送给人大常委会，要把耀邦伸冤放在最前面。”
王丹说：“你是作家班的，正好，你先整理出几条，咱们再研究。”
于是，我从同班的赵殿云同学手中接过自行车，骑车前行，远远超过了游行队伍。凌晨，街道上没有行人，一阵凉风吹来，让你感到北京春天的寒汽。我想出了几条：
一、公正评论耀邦同志功过。
二、允许民间办报。
三、查处官倒，惩治腐败。
四、为1987年反自由化中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平反。
行到三里河和埠成门交界路口，全副装备的警察出现了
张伯笠《逃亡者》第6章:长歌当哭

行到三里河和埠成门交界路口，全副装备的警察出现了……
大约一百多名警察把往钓鱼台的路封住。我忙上前和他们交涉，我说：“我们是去天安门广场悼念耀邦同志的。”他们没有回答我，而是通过对讲机向上级汇报，然后一位警察告诉我，他没有接到阻止的命令。但前面是钓鱼台国宾馆，为了不影响外宾消息，希望我们不要走国宾馆门前的路。
我回头指示同学们沿外大街向东走，游行队伍从警察的队伍前经过，那些警察面色和乐，有的还和学生挥手打招呼。我想，中共高层也许还没有反应过来，所以警察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游行队伍扬长而过。
凌晨四时许，我们顺利到达天安门广场，聚集在人民英雄记念碑北侧。
郭海峰灵活地爬上记念碑，还有一个同学也爬了上去，他叫张志勇，是北京大学研究生。两个人把中国魂巨幅挽联悬挂在记念碑上。
同学们走累了，很有秩序地围成一圈坐了下来，我把整理出来的几条要求送给在记念碑上的郭海峰，让他利用他的高度征求同学们的意见。
郭海峰说：“现在有个同学提出要给中央、国务院、人大提几条要求，同学们讨论一下。”他一条条读，下面的同学有的在文字上或法律上提出自己的见解，最后我重新整理出以下七条：

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的观点。
二、尽快公布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确定新闻自由。
三、查处官倒，国家领导人应公开本人及家属财产收入情况。
四、要求有关国家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检讨，并追究责任，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待遇。
五、重新评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其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
六、取消北京政府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七、新闻媒体如实报道本次游行。

同学们都说这七条提得不错，应该选代表送给人大常委会。
于是推出了站在记念碑上的郭海峰、张志勇和王丹。

早上六时，太阳从东方升起来，几名武警正步从天安门走出，中间的兵士杠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同学们虽然生活在北京，真正看过升旗仪式的并不多，大家都去看升旗了。之后，大部分骑上自行车或者公共汽车回学校上课了。还剩下两三百名同学在人民大会堂门前坐下，等待上班后递上我们的“七条”。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群众买来汽水、面包扔给已经又困又饿的北大同学。
我发现多数同学已经返校，便和王丹商量，我提议应立即给学校打电话，让修课的同学来声援，否则，人太少会出现1986年被警察驱散和逮捕的危险。
王丹说，他只有李淑娴老师的电话，但怕涉及到方励之。我说：“不管了，李老师会巧妙处理的。”
电话好不容易打过去，李老师说会把广场的情况通知北大同学。
李进进赶来了，于是大家也推他代表同学们。
一个人大信访办公室的副主任出来劝大家回校，被同学们轰了回去。后来，他们让学生代表王丹、郭海峰、李进进和张志勇进了人民大会堂。（待续）

张伯笠《逃亡者》第6章:长歌当哭

他们让学生代表王丹、郭海峰、李进进和张志勇进了人民大会堂。
数十分钟后，王丹等人出来了。王丹告诉大家，人大常委会信访局答应把我们请愿的七条送交中央、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北大党委书记王树真也被通知来到天安门广场，劝同学们回校。但是一些同学没有回学校，却移到中共中央办公地——新华门前坐下。
下午，我和几名同学回到北大，郑义来找我。他的到来使我非常高兴。我们热烈地讨论这两天的形势。
郑义说：“你们在前面冲锋陷阵，我去给你们发动知识分子助阵，这次非得给耀邦讨回个公道，也为知识分子讨回个公道。”他这次来京本来是参加金鸡奖的评选工作。他的《老井》在日本获得国际大奖后，他被选为山西电影家协会主席。我问他评奖忙不忙，他说再忙也要来北大，听到我们游行和提出七条，他很兴奋。吃过饭，他带上照相机和北明一起去了新华门。
从4月28日夜开始，新华门便被北大等学校学生围住了正大门，一排排军人站在毛泽东手写的“为人民服务”标语前，守护着那个象征权威的大门。没有一个人出来和学生谈。
外国和港台的新闻记者是最活跃的一群人，他们显得兴奋、敏感。新闻嗅觉已让他们嗅到这里随时随刻都会发生震惊世界的重大新闻。在一位德国留学生朋友的介绍下，我接受了英国ＢＢＣ广播公司的采访，不过我没有说我的名字。
两天过去了，中南海没有任何动作。
4月19日晚，郑义和北明又来到我的宿舍找我。郑义建议：“实在不行就绝食，这是非暴力斗争最有效的武器。”我赶紧从书架中找出《甘地传》，研究甘地是怎样绝食的。
郑义说，应该先写个绝食标语，但商店已经下班，买白布也来不及了，我把我床上的白床单拿下来，铺在地上，两大瓶墨汁倒在饭盒里，郑义像写他的《老井》那样，认真地写着“绝食”两个大字，同学们都夸他写得好。他笑道：“文化大革命时练的”。
当我把“绝食”床单带到新华门前时，已是4月29日午夜。几个北大同学把床单铺在新华门前，北大数学系一名同学，很认真地征集签名，那些守门的警察毫无表情地看着他。
就在几十分钟前，青年学生们曾试图冲击过新华门的警察，一个在东城区公安局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快回学校，他说那冲新华门的“学生”他认识其中的两个，是市局五处的“雷子”。这是政府想把你们推到“暴力”上，然后动手收拾你们。
我相信他说的话，但我没有走，和那么多同学在一起我并不感到害怕。
凌晨5点左右，数千名军警人员从新华门里和人民大会堂等处冲出来，向静坐在新华门前的学生袭击

张伯笠《逃亡者》第6章:长歌当哭
凌晨5点左右，数千名军警人员从新华门里和人民大会堂等处冲出来，向静坐在新华门前的学生袭击……
学生被驱至长安街上，分隔成两部分。还有两百多名静坐的同学，宁死不走，被困在包围圈内。大多数学生则坐在南池子街口的长安街上。
军警暂停攻击。一辆北京市公安局的宣传车在新华门前慢慢来回移动，劝大家不要受坏人蒙蔽，赶快回学校。宣传车警告说：“以悼念胡耀邦同志为借口而制造动乱，冲击新华门，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
一个穿黄军衣的青年学生在指挥学生坐下后，开始鼓励大家坚持下去。他挥动拳头，毫无惧色地说：“我是北师大的吾尔开希，我是吾尔开希，同学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等李鹏出来，答复我们请愿的七条。”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吾尔开希。他的勇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小时后，军警显然接到攻击的命令，他们跑步向学生冲来。静坐的人大乱，吾尔开希站在一辆三轮车上，呼吁大家撤到记念碑下。我推着自行车，被追上来的军警一皮鞭打在背上。一个女同学挨了两鞭，吓坏了，她喊：“打倒共产党！”几名男同学冒着雨点般的皮带把她拉走了


张伯笠《逃亡者》第6章:长歌当哭
几名男同学冒着雨点般的皮带把她拉走了……
我骑车赶紧向西，到南池子后我发现大批军警把长安街切为两段。
当我骑到中关村时，两辆大客车飞驶而过，车上传来了口号声：“警察打人，警察施暴。新华门的同学被压送回来了。我建议大家先别散开，在宿舍楼区走一圈，把凌晨发生的事实真相告诉全校同学。我给他们拟了几句口号，大家一起呼喊：“警察施暴，学生流血，通电全国，摆课抗争。”
所有宿舍楼的窗子都打开了，学生们从床上爬起来，看见自己的同学留血了，愤怒地一起呼喊口号！
我没吃早餐就去了二十八楼，途中遇到了郭海峰，我建议应该组织新的游行，以抗议警察的暴行，郭海峰给我介绍了一个叫赵体国的同学，我们组织了一个纠察队，用以维护游行秩序。由于报名者踊跃，很快形成了一个两百多人的学生纠察队。那是八九民运的第一个纠察队。
游行队伍集结后，我们向清华大学出发……
清华的大铁门紧锁，一辆广播车一遍遍重复着：北大同学，请你们回自己的学校去闹，不要影响清华大学……


张伯笠《逃亡者》第6章:长歌当哭

4月21日，出席筹委会议，见到一个小巧清秀，梳短发女生。她说她叫柴玲，是筹委会秘书处的。
她那认真的工作精神和处理问题的干劲，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
凭心而论，我们谁也没有推翻共产党的想法，我们只是想借此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推进改革开放。
我们甚至十分谨慎地提出我们的诉求，尤其注意不把邓小平推到对立面去……
……

张伯笠《逃亡者》第9章——“保卫天安门广场”

天亮了，戒严后的第一个清晨，传来了军队被堵在市郊的消息。
四架迷彩直升机在广场上空盘旋，撒下雪片似的传单……
绝食团的使命已经结束，绝食同学大部分都都被送到了医院治疗或回到学校调养。
那天晚上，广场上堆满了口罩、毛巾等物品，是预防催泪瓦斯的，不知谁给指挥部的指挥车扔了许多医生穿的白大衣，准备军队开入广场时逃生之用。邵岩还给每个常委发了一千元人民币，以备万一。
我和另一位作家开车到东城区，已近凌晨，市民还在向军人宣讲着爱国道理，一些老大爷、老大娘和学生一起躺在坦克和装甲车的履带前。东城区人民日报附近，一幅大标语写着“全民截兵”四个鲜红大字……
………
广场已失去了控制。“狼来了”的消息不断传来。
北高联哪一个常委都到广场搞一个指挥部，但不到十几分钟又出现一个新的指挥部。外高联更是胡来，一天之间就换了四个指挥部，然后还宣布成立全国高联，代替北高联行使职权。昨天吾尔开希以北高联主席的名义要求广场的同学撤到使馆区去，而被北高联撤了主席职位，而高联在广场最有实力的常委王朝华则孤军奋战，嗓子都喊哑了，不要说广播，连说话都有困难。
………
晚上，北高联秘书长王治新来到广场，同八十多个高校代表开会。代表纷纷质问王治新北高联今后有什么打算，王治新提不出什么方案，很是狼狈。我向王治新要过了话筒，他没有丝毫疑心，没想到这一交就永远交出了天安门广场的指挥权。我由于长驻广场，非常了解同学们的心理，他们非常需要一个坚强而又负责的领导机构。
我对大家说：“同学们，军队已经戒严了，中共中央成立了戒严指挥部，指挥几十万大军对付我们，而我们广场呢？实在令人失望，现在广场上又十几个组织，都声言是最高权力机构，但又都不负责任……这样下去，戒严部队不打进来，我们自己也把自己搞垮了……”
我接着提议成立天安门广场临时统一指挥部，以绝食团指挥部为主体组成。
我的提议，获得大多数票通过。接着就是选举常委，获选的是：柴玲、王丹、王朝华、李录、封从德、郭海峰和我。指挥部总指挥是柴玲，副总指挥三人：张伯笠、李录、封从德；秘书长：郭海峰。
………
临时统一指挥部成立了许多宣传小组，向戒严部队宣传民运真相。我们还给徐向前、聂荣臻两位元帅写了信，派学生送到他们家中，希望他们能用他们的影响力解决危机。
全国各界对戒严表示了强烈的反对。除知识界、新闻界以及各民主党派和人大常委的反对声明外，我们也接到许多军人和群众的来信……
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也成立了。
工自联通电全国，呼吁首都和全国各行各业工人迅速行动起来……
五月23日，我接到一个由首都各界联席会任命的名单，联席会是刚成立不久的咨询机构，由王丹任召集人，主要成员有严家其、包遵信、郑义、陈子明、王军涛等……

五月30日下午两点，天安门指挥部和中共中央戒严指挥部的代表进行了最后一次接触。
在北京饭店的一个客房里，我和李录向他们提出了我们的最后四点要求：
一、取消戒严，部队不能以任何借口靠武力进京；
二、召开人大紧急会议，在宪法程序内解决问题，并追究李鹏、陈希同等人责任；
三、解除报禁，真实报道此次学运情况；
四、不搞秋后算帐，肯定此次学运为爱国运动。
那位中央代表说：“以上四条我们的分歧很大，戒严是为了保卫首都的安全，并不是针对你们学生，现在有一些坏人，长胡子的坏人利用你们的爱国热情想达到推翻人民政府的目的，，另外，党中央从来没说大学生搞动乱，所以也不存在秋后算帐的问题；第三条你们的新闻自由和我们主张的新闻自由标准不一样，我们从来没有限制过新闻自由，至于人大开不开会我们决定不了，那是人大的事。”
他也警告我们：“尽快撤回学校，军队已决定要尽快清场了。”
后来我们提出一个交换条件：军队保证不进京，我们就撤回学校。
中共代表明确表示：“那是决不可能的”。
他问我：“你们广场有多少人？”
我回答：“十万人。”
他说：“夜里有多少人？”
我说：“两万人。”
他把身体往沙发后仰了仰：“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院里可下两个空降师。在故宫里可下一个空降师，在地下铁路可运两个师，加上人民大会堂的6万人特种部队，我们可以三个人对你们一个学生，强迫你们离开广场。”
我说：“什么时间？”
他说：“还没有最后决定，但不会让你们再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
我最后问：“会不会开枪？”
他回答：“怎么会呢？人民军队，怎么可以向人民开枪呢？况且，三个军人对你们一个学生，用得着开枪吗？”
他低估了北京人民的力量。
而我们低估了他们的残忍

张伯笠《逃亡者》第10章——“天安门民主大学”
……
六月三日过去了，六月四日来临了。那是一个黑色的日子。
我走上民主大学的主席台，我告诉台下的同学，中国共产党终于撕下伪装了四十年的假面具，用机枪和坦克在屠杀中国的优秀儿女。我说，为了这个广场，为了我们刚刚开学的民主大学。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北京市民和大学生，正在用血肉之躯阻挡坦克和军队的前进。于是，我宣布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典礼结束。
同学们撤到纪念碑下，要坚决遵循和平非暴力的原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听候指挥部的指挥……
就在这时，东面的军队已突破市民的防线向广场挺进。灯光下，钢盔和枪管闪着亮光，他们快步对广场进行包围。
天空已被交错的子弹打得彤红。
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壮感袭上我的心头。此刻，望着子弹飞舞的天空，我欲哭无泪……
哀大，莫过于心死。唯一欣慰的是：民主大学的校旗在硝烟中迎风飘舞。她会在烈火中焚毁，然而，她会变成一只火中的凤凰，飞向全中国和全世界……


张伯笠《逃亡者》第11章——“21人通缉令”

天津火车站。
寬敞明亮的候车室里，只有几十个人在等车。我是其中一个。
北京的屠杀已经波及到了天津，而对我们21个学生领袖的通缉令据说也已传达全国各地公安厅、边防检查站。三天前，我在通县扔掉了自行车，换上了一个小型面包车，没想到在车上遇见了四位文坛好友……大家一阵激动，不禁唱起了《国际歌》。开车的小伙子手上缠着白药布，他说六四清晨屠杀时，他把面包车当着救护车，救了二十多个伤员。他还说：“北京完了，搞学潮那些天，连小偷都罢偷了，那些小青年都变得和文明人一样，现在可倒好，满城市的仇恨，中国人哪，就自己整自己。”
到天津后，我立即把妻子托付给朋友带回太原，我不能让她和我一起逃亡，那对她太残酷了，而且我的女儿小雪才一岁大，她不能没有妈妈。
……
凌晨三点钟，一列从山东济宁开往黑龙江佳木斯的直达快车进站了。在我踏上这列火车的那一刻起，我知道我选择了最为艰难的逃亡道路，那噩梦一样的生活，陪伴我整整七百二十多个日日夜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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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笠的《逃亡者》，我就摘录到这里了。在往后的日子，他一直过着逃亡的生活。1989年底逃到苏联申请政治庇护，却被KGB遣返中国，之后就躲入华北的深山野林，过了两年的野人生活，并在表姐为他的祷告中，接受了耶稣基督。两年后，他再次逃亡，成功通过香港达到美国，期间获得许许多多中国同胞的庇护与协助，包括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干部、村长，甚至秘密警察……
张伯笠到了美国后，先后担任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中国之春》杂志主编、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副主席及理事长等职。
1996年，张伯笠将自己奉献给基督，到神学院读神学，之后在北美牧会，并经常在世界各地布道。



《逃亡者之长歌当哭》
以下是最后几段:
那个黎明来得好慢好慢,广场寂静无声,同学们都进入了梦乡.料峭的春风使同学们不得不靠得紧紧的.我一夜不曾合眼,开了一夜的会.
太阳刚刚升起来时,郑义送来了一个惊人的好消息,四十几名知识分子已联名上书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要求迅速与学生对话,肯定学生的爱国运动,而置之不理或采取压制的作法都是不明智的.
我当众宣读了这封公开信,广场数十万学生欢声雷动.我读的都是同学们熟知和钦佩的名字:严家其、包遵信、苏晓康、郑义、李洪林、吴祖湘、戴晴……我每读一个名字,都有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
这封信给同学们的鼓舞太大了.同学们深深地感觉到我们不是孤独的,有那么多知识精英和我们在一起.寒意全消,困意全消.……这是知识分子的第一封公开信,从此,北京的知识精英开始介入学运.不仅推波助澜,而且冲锋陷阵.
上午十时,胡耀邦的追悼会开始了,赵紫阳总书记致悼词,全国下半旗致哀.在一片哭声中,同学们都胸戴白花,肃然站立,每个人的眼睛都涌着哀痛的泪水.一幅十几米长的挽帐道出了大学生们的心声:让我们再送耀邦一程,让我们再看耀邦一眼.
大批军警组成十几米宽,几千米长的人墙把我们和人民大会堂隔开.
同学们一致要求李鹏出来,但无论大家怎样千呼万唤,那个“人民的总理”就是不出来.(待续)

同学们一致要求李鹏出来,但无论大家怎样千呼万唤,那个“人民的总理”就是不出来……
吾尔开希主张全体同学冲进大会堂去，我说：“我们不能给政府以口实，在美国那样民主的国家，也不可以冲进国会。况且今天又是耀邦同志的追悼大会。”
吾尔开希说：“那怎么办？难道就这样收场？你们甘心吗？”
没有一个心甘情愿的，人们都有一种屈辱的感觉。
我说：“把我们的请愿书递上去，如他们不接，那我们就面对国徽长跪不起，把这个政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吾尔开希摇头反对：“我不同意，我们不能给统治者下跪！”
我说：“我们什么时候站起来过？四十年了，哪一个中国人堂堂正正地站起来过！”
泪水从我的脸上流下，那种感觉只是痛苦的悲鸣。我哽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来。
封从德手里拿着用大白纸抄好的请愿书，犹豫着。
几十万人的广场突然间仿佛凝固了。
郭海峰伸手从封从德手中抢过请愿书，和周勇军、张志勇两个同学一起冲过军警的人墙，步上人民大会堂正面的台阶，在那硕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面前跪下！
天安门广场二十多万大学生惊呆了！
泪水，屈辱的泪水从每个人的脸颊流下，广场在哭泣！
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陈明远从大会堂里走出来看到这个情景，立刻冲上去抱住了郭海峰，一起跪下。
郭海峰他们整整跪了四十五分钟，没有一个人敢接过郭海峰手中的请愿书，仿佛郭海峰举的是一团燃烧的烈焰。
那四十五分钟，停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待续）
张伯笠《逃亡者》第8章：绝食

五月十三日，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同学采用了和平斗争的最后手段：绝食！
绝食的目的是迫使中共否定《四二六社论》，承认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运动。同时，开辟对话渠道，并通过新闻媒体实况转播。
绝食书由柴玲和白梦联合起草。作为《新闻导报》（霜注：民运分子自己搞的宣传报纸）总编辑，我认为其中一段是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最常用的口号式语言：“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政府是我们的政府，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干谁干？”，白梦和我辩论，坚持要保留，争得脸红耳赤。
一位同班的诗人挥泪写了一首诗《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让我朗诵，同学们听了都流下了热泪：

五月，是警察最忙碌的季节，
他们像知了一样蟄伏在每一条街上。
他们挥舞着羽翼——
在阳光下挥舞着羽翼，
那些羽翼上长满了蜘蛛网……

同学，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
把你的手伸出来，
把我的手伸出来，
把我们的手伸出来，
让我们的手臂挽在一起——
把死亡和苦难交织在一起，
把生命和真理交织在一起，
在五月的广场上，
我们用我们的躯体，
挽成一只巨大的花圈——
不朽的花圈！

是的，五月是树木绿透的季节，
是我们把自己从生命之树上折下来的日子，
是无数条葱绿的枝叶在纪念碑下，
等待枯萎和复活的时刻。

同学，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
把你的手伸出来，
把我的手伸出来，
把我们的手伸出来，
让我们的手臂挽在一起——
先驱者的群像！
……
（待续）
_________________
舟山，魂牵梦萦的故乡……

[[小霜]]

……
第5章:精神的魅力
北京大学的学生思想非常活跃.一个围墙把北京大学和外面的世界隔开了.
在北大课堂上讲的同样的话,在校园以外的地方讲,大概不被逮捕也会被跟踪.
我像那些本科生那样,骑着自行车,背着旧书包四处去寻找爱听的课.
我常去国际政治系听课,陈鼓应教授的道法儒墨也常去听.陈教授是一个典型的书生,我们后来成为了要好的朋友.八九民运因为他被我聘请为民主大学的名誉教授,被中共审查了一年不许他开课.
由于对前途的苦闷和对民族的无望,北大学生消极灰退的占很大比例.当时流行的有托派.麻派,舞派.纯情派和逍遥派.尽管他们以各种方式宣泄自己的不满和无望,但内心那片对祖国和民族的真诚并未泯灭,这从后来的八九民运中得到验证.
那时,历史系的王丹,杨涛同学搞的民主沙龙已经从室内搬到室外的塞万提斯铜像前的草坪上.我每天吃过晚饭都要到哪里散步,那是北大除三角地带之外最敏感的地方.中共的秘密警察常常在那里活动.王丹活动能力很强,人又勤快.他曾请来了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和夫人包泊苡到北大讲演.也请方励之夫人李淑贤.最后一次活动是请被中共劝退党的剧作家吴祖光来演讲.
吴祖光来那次北京的政治气氛已经很紧张,保守派大举向改革派反扑并占了上风,据传总书记赵紫阳的位子也坐不多久了.北京大学历来是中国政治变化的晴雨表.进入1989年新学期后,北大就酝酿着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同学们私下议论:今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弄不好要出点事儿.
吴祖光来那天我第一次感到秘密警察的可恶.下午二时,民主沙龙草坪上已坐满了同学,外国留学生也来了许多.一个青年人这时躲在树丛中偷偷地为我们拍照,那个人就住在我们楼上,公开身份是法律系在职进修学生.十几分钟后,几个打扮成工人的人带着水龙头进来,他们接上水源,开始喷水,同学们气愤地和他们理论:这不是存心捣蛋吗?那些人倒是好脾气,任你怎样指责,就是一声不吭,水柱一点点向外延伸,草坪被淋得水淋淋的.我们被逼撤到数十米外的荷花塘边

吴祖光很小的个子,头发已经班白.他主要讲了被劝退出党的经过,讲了中国共产党不尽人意的地方.
语气平静,没有什么太过激动的语言.他总是笑眯眯地重复这样一句话:中国问题太多,靠一两个人说说不解决问题,敢出来说话的人多了就好了,大家都说就好了.
有的同学问到新凤霞:您来北大演讲,您太太新凤霞阿姨不担心吗?
吴先生风趣地说:她不担心,因为她不知道我来北大,她要是知道我来北大就会病情加重,这不是正常现象,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北京大学也没这么敏感呢?这不正常.
吴先生被掌声包围了.有的同学甚至大声喊:讲得好!
后来,王丹代表吴先生宣读了他给人大常委会的书面发言.
那次民主沙龙活动结束以后,在大家围着吴祖光签名的当儿,我提醒王丹:今后要注意安全.王丹笑了笑:不怕!
除参加民间的沙龙活动外,我也经常被请去参加官方的沙龙.我在那里认识了李进进,他当时是北大研究生会主席.研究生会的博士生硕士生的意见比吴祖光的还要尖锐,在那里你会听到很多新鲜的见解,有的甚至对共产党大加鞭达,你一问他,他竟然也是共产党员.当时同学们中盛行一句话:我虽然是共产党员,但我是好人.
李进进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他是北京大学仅有的一个研究宪法的博士生,口才也极佳.
经常组织研究生活动的还有程文超等博士生,他是研究会的学术部长,我们后来都成了好朋友.
我的宿舍:研究生47楼3011室,也是同学们爱聚的地方,刚开始讨论的是文学,后来讨论政治了.常来宿舍的有谢冕教授的女弟子张王夫,她的先生骆一禾也是北大毕业的学生,在十月编辑部当诗歌编辑.毕业前,他已经是北大未名诗社的一员大将,发表了大量的新诗.骆一禾常到北大来看妻子,一来必定到我的宿舍坐一坐,笑眯眯地品尝我从山西带来的老白分酒.没想到,几个月后,他在我们绝食的第一天不幸去世.
1989年第一学期开学不久,一位罗小姐开始每周给我送王军涛和罗点点等人办的经济学周报.王军涛等多数参加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运动,一直是中共内控的对象,不过经济学周报办得还不错.理论文章很多,有些观点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
还有一张报纸.是北大校报,除几条动态新闻外,实在没什么好看.我那时就有一个设想,用我们的班费和作家班雄厚的写作力量,办一张校园报纸.那种想法令我激动不已,但没有官方同意,即使办了报也是非法的.在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国,民间办报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角地带的广告栏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过去卖云南烟,办讲座的广告,逐渐被要求校园民主的小字报所代替.一天中午,我从学生餐厅买饭出来,看到广告栏上贴着几张铅印的传单,已有好多学生围着看,我挤进去一看,是方励之和李淑娴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由于字太小,只有前排的几个同学能看清,我放下饭盒,开始大声朗读.每读一段,身后便响起一片叫好声和掌声,读完了,身后又喊,我们刚到,再读一遍!一个女同学接替了我,我挤出人群,看见作家班的十几名同学也围在外面.女诗人苍月对我说:读得不错,像朗诵徐志摩的诗一样.她边走问我:你不害怕?我诚实地回答:现在有点.她说:你很勇敢,我喜欢这刺激的场面.
刺激的场面在我们走后就发生了.校方派人把方先生的中国人的失望和希望全盖上了.
同学们还没学会抗议,只能小声表示失望.


《逃亡者之长歌当哭》
凭心而论，我们谁也没有推翻共产党的想法，我们只是想借此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推进改革开放。
我们甚至十分谨慎地提出我们的诉求，尤其注意不把邓小平推到对立面去……

《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开始对我们威胁恫吓：「破坏安定团结者要受到法律制裁。」「误认政府的容忍为示弱者要自食其果。」据说何东昌也说要抓胡子的黑手，他说：“参加游行的同学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上当受蒙骗的，但对那零点一的坏人绝不能手软。”王丹听后一分析，北大一万多学生，抓零点一正好是十几个人，那正是筹委会委员的数字。王丹说“这何东昌算的挺准。北京公安局的朋友们通知我们，4月22日凌晨3时，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全部戒严，以保证胡耀邦追悼会的顺利进行。”我们于是决定，22日零时之前进入广场。
　　……
　　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各大学有秩序的队伍陆续进入广场。北大的队伍更为壮观，各系以班级为单位列队进入广场，广场的人都为北大的阵容鼓掌欢呼。零点前，二十多万大学生在指定的地方坐下。两个胡耀邦治丧办公室的官员找到我们，要求我们退后20米，因为天亮会有许多官员来参加追悼会，要给他们留出停车的位置。
　　二十多万人退后20米，谈何容易？但我用扩音喇叭向同学们讲了后，疲惫的同学们非常配合，在我的调度下，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向后退，只用了一个半小时，二十万大学生形成扇形对着人民大会堂……（待续）

《逃亡者》第6章:长歌当哭
公元1989年4月15日,被誉为青年导师,知识分子朋友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病逝.
入夜,不幸的消息随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进入了北大校园.
人们惊呆了.前几天朝野都在盛传胡耀邦要复出的消息,说邓小平有意让他来收拾混乱局面.
后来听说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被李鹏等人气病了.怎么突然就死了?
北京大学的学生永远也不会忘记1986年那次学潮.当时身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就因为肯定了北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保护方励之,刘宾雁等优秀知识分子能留在共产党内,在没经过合法程序的情况下,被踢下了总书记的位子.
其后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被邓小平点名开除了党籍,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遭到整肃.这时,北大学生没敢有任何举动,这永远成为北大同学心中解不开的情结.他们觉得对不起下台的胡耀邦,也对不起北大人的良心.
我和作家班的几个同学骑上车子到三角地,学生们三五成群议论着胡耀邦的逝世.但没有讲演的,也没有悼念的标语出现.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一下,立即回到宿舍.
文人们拿起了笔,第一次感受到手中的笔是那样的沉重.
我含着泪水,望着屋外的夜雨,提起毛笔写了一首诗词:

风一程,
雨一程,
长歌当哭送君行,
赤县泪无声.

呼一更,
唤一更,
恬碎民心志未成,
夜深望明灯.

诗词写好了,我却没勇气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大字抄写的白纸上,为了保护自己,同学们统一在自己写的诗词下面落上:北大作家班.

《逃亡者》第6章:长歌当哭

北大作家班悼念祷文最先盖住了三角地广告栏上红红绿绿的旧广告:

该死的没有死,
不该死的却死了,
这世界为什么这样不公平!

作家班同学贴出的这批祷文立即被数不清的同学包围,同学们流着泪水在雨中抄着,有的用录音机把祷文录下来.一个同学始终站在雨中,用手电筒照着我写的那首诗,让更多的人看得更清楚.细雨淋湿了她的头发,使她那本来就瘦削的身体显得像春天的柳枝一样的俏丽.
我脱掉衣服披在她身上,我认识她,她是法律系的本科生,叫小羊.小羊问我:这首词是谁写的?我说:是我写的.她说:你很勇敢.我说:我不勇敢,连名字都不敢写.她说:别自责了,你现在写名字不是冒傻气吗?
晚上,作家班班委会召开了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局势和作家班所扮演的角色.
我说:自1986年到1989年的通货膨胀,贪污腐败,及中央非程序的权力接替等积压在人心的怒火,
会利用胡耀邦逝世的机会宣泄出来,很可能演变成比1986年规模更大的学潮.学潮的结果有两个:一个是真的给胡耀邦出了气,给改革派打了气,并取得有限的校园民主和新闻自由,并逼中共中央继续沿改革开放的路走下去,那我们作家班的全体同学都是受益者.另一个结局就像三年前一样,学潮被镇压,赵紫阳和胡耀邦一样被踢下台,中国回到相当于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那我们这些作家是最大的受害者.所以我主张积极介入,推波助澜,联系各界,当好参谋.
大多数同学都赞成我的观点.

一连两天,小羊都陪我到天安门广场观察形势.
广场的纪念碑下已出现悼念胡公的花圈.几个秘密警察站在纪念碑底座上用无线电话把花圈挽联上的字读给总部,那情景使我想起了13年前悼念周公的活动前几天也是这样的.
政法大学和社科院都有学生送来花圈.我和小羊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耳边常常听到这样的议论:
怎么北大没来?北大是不是86那年吓破胆了!
我和小羊相视而笑,她拉着我的胳膊调侃地说:北大是吓破胆了吗?
我说:当然不是!
然而,北大除三角地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外,还没有走出校园的迹象.

我到王丹的宿舍找他.
张伯笠《逃亡者》第6章:长歌当哭

我到王丹宿舍找他,宿舍无人,民主沙龙的几个主要成员都不见了.
晚上九点钟,我又来到三角地.三两百人围成几圈在议论着这两天的局势,还有一些学生趁着灯光在抄录大字报.一位和我十分要好的博士生骑单车经过三角地发现了我,他跳下车对我说:这附近秘密警察很多,我认识几个,他们和我住一栋楼.
他又说:你别搅和进去,你应该干更重要的事.咱们应该立即着手写胡耀邦传记,咱俩合作,要快!
分手时,他握着我的手:把握自己,别把自己赔进去,中国政治的残酷你比我清楚,千万保重.
我们刚分手,靠近三角地的28楼响起了敲击盒盆的声音和吵架声......
我身边一个结实的小伙子愤愤地说:真他妈的,还有这种闲情逸致!
我随手递给他一支香烟:同学们心里都不好受,发泄一下也好,要不然憋出毛病来.
他点燃烟,猛吸了一口说:这个民族要完蛋了!
我们自我介绍,他叫郭海峰,是国际政治系硕士研究生,住46楼,和我是邻居.他也是北大民主沙龙的主要参加者.我们边走边谈,我发现他很爽直,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说,现在全北京都在说北京大学死了,他心里很难过,北大一万多名优秀学子真的死光了?
我回应说:王丹!王丹会的,因为王丹在同学中已有影响力,他的校园民主沙龙在北大颇有影响.
我们谈得很投机,不知不觉又走回了三角地.
由于两个男女宿舍的"战争",很多原本已睡下的同学睡意皆无,于是都聚在三角地.
这时,王丹出现了.
王丹在吵杂的议论中被推到三角地的广告栏前,他备受指责,同学们认为民族沙龙应挑起历史的重担:现在全北京所有的大学都敢去献花,北大呢?北大人死了吗?
王丹说:校方已经同意在学校给胡耀邦设灵堂,让大家去悼念.
同学们更愤怒了:难道给胡耀邦设了灵堂就讨回公道了吗?
王丹被挤在广告栏旁.我和郭海峰也被挤在王丹身边.
王丹拉着广告栏上的雨达,站得高一点,对着数白名愤怒的同学说:同学们,咱们都是北大人,咱们有权决定自己的行为,你们说怎么办?
人们静了下来,极短的思考后突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喊声:游行,游行,在校园游行!
我站了出来,大声说:同学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结社,游行的自由,
我们游行是为了表达我们对胡耀邦同志的哀悼,而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
我们应该到那里去!
去广场!人们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就在这时,28楼三楼的窗口刷地垂下一巨幅挽联,一丈宽几十米长的的白布上写着三个巨大的简体字:中国魂!上方写着:永远怀念耀邦同志!下方写着:北京大学师生及校友敬挽.
人们拥向中国魂.楼上的同学向我们伸出胜利的手势.
我和郭海峰一人拉住中国魂的一角,我对他说:拉下来,,正巧我们游行没有旗帜.我和海峰一用力,中国魂被拉了下来,上面的同学有些不满,吵了几句,但很快被欢呼的人声淹没.
我和郭海峰,王丹,丁小平,白梦等人拉起中国魂,带着同学们在校园游行一圈,把各宿舍的同学们全吵醒了.同学们纷纷穿上衣服加入游行队伍.女生宿舍一到11点半就锁门,女同学们把窗口打开:兄弟们,救救姐妹吧!我们也要民主.
一些男同学便跑过去,敲开了大门,守门的女职工看形势不妙.赶紧打开大门.
1989年4月18日凌晨,北京大学校园那股数千人的洪流,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冲出了北大校园......
张伯笠《逃亡者》第6章:长歌当哭

1989年4月18日凌晨,北京大学校园那股数千人的洪流,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冲出了北大校园......
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年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我和郭海锋、白梦拉着中国魂走在最前面，王丹、丁小平等同学走在我们身旁，除徒步行走的几千人之外，游行队伍的两侧被骑自行车的人挤满了。
外国新闻结构真的嗅觉很敏感；采访车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跟着队伍拍照的人很多，有记者，有大学生，也有中共特务。队伍行到人民大学门前时，曾跑步前进并高喊：“人大——下来，人大——下来！”结果有少数人民大学的学生也参加了游行。
这时，北大教授张炳九先生伸着双手拦住了游行队伍。他是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新权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显然很激动：“你们不能再向前走了，如果你们到了天安门，事情就会变得复杂，赵紫阳总书记就有下台的危险，保守派就会掌握主控权，我劝你们立即回学校！”
张伯笠《逃亡者》第6章:长歌当哭

这时，北大教授张炳九先生伸着双手拦住了游行队伍。他是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新权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显然很激动：“你们不能再向前走了，如果你们到了天安门，事情就会变得复杂，赵紫阳总书记就有下台的危险，保守派就会掌握主控权，我劝你们立即回学校！”
“你是谁？在为谁讲话？”不认识张先生的人不耐烦地喊。
张先生说：“我是张炳九，在北大党委办公。”
“滚开，走狗！”队伍中一片骂声。
张炳九先生脸上的肌肉在抽动，两眼泪水流了下来。他忽然张开双手，向同学们跪下来，我赶紧向前把他扶起。我说：“张先生，您别这样。”一边说，一边把他拉出游行队伍。
张炳九先生哽咽着：“同学们，听我一句吧，同学们，我求你们了……
不知是哪位同学踢他一脚，我的左腿上替他挨了一脚。
那一脚把张炳九先生踢楞了，他呆呆地看着队伍唱着国际歌从他身边走过。
后来我们绝食的时候，张九炳先生参加了教师声援团，六四后也被中共通缉，逃了一段时间。他那天的观点最后都得到应证，那是我们所不希望的。但当时压抑在同学心中的无名怒火不是一两个精英所能左右的，最后烧得那些精英也热起来。
张炳九先生的的阻拦给了我一个提示，以往的学潮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提出明确的诉求。
那我们的诉求是什么？
我快走几步赶上王丹……

我快走几步赶上王丹，跟他说：“王丹，开弓没有回头箭，天亮之前如果没有警察阻挡，我们就会到天安门广场。问题是我们到了天安门广场干什么？”
王丹说：“你看呢？你不说我还真没想起来。”
我说：“咱们应该提出几个要求，这要求能代表民意，然后送给人大常委会，要把耀邦伸冤放在最前面。”
王丹说：“你是作家班的，正好，你先整理出几条，咱们再研究。”
于是，我从同班的赵殿云同学手中接过自行车，骑车前行，远远超过了游行队伍。凌晨，街道上没有行人，一阵凉风吹来，让你感到北京春天的寒汽。我想出了几条：
一、公正评论耀邦同志功过。
二、允许民间办报。
三、查处官倒，惩治腐败。
四、为1987年反自由化中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平反。
行到三里河和埠成门交界路口，全副装备的警察出现了
张伯笠《逃亡者》第6章:长歌当哭

行到三里河和埠成门交界路口，全副装备的警察出现了……
大约一百多名警察把往钓鱼台的路封住。我忙上前和他们交涉，我说：“我们是去天安门广场悼念耀邦同志的。”他们没有回答我，而是通过对讲机向上级汇报，然后一位警察告诉我，他没有接到阻止的命令。但前面是钓鱼台国宾馆，为了不影响外宾消息，希望我们不要走国宾馆门前的路。
我回头指示同学们沿外大街向东走，游行队伍从警察的队伍前经过，那些警察面色和乐，有的还和学生挥手打招呼。我想，中共高层也许还没有反应过来，所以警察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游行队伍扬长而过。
凌晨四时许，我们顺利到达天安门广场，聚集在人民英雄记念碑北侧。
郭海峰灵活地爬上记念碑，还有一个同学也爬了上去，他叫张志勇，是北京大学研究生。两个人把中国魂巨幅挽联悬挂在记念碑上。
同学们走累了，很有秩序地围成一圈坐了下来，我把整理出来的几条要求送给在记念碑上的郭海峰，让他利用他的高度征求同学们的意见。
郭海峰说：“现在有个同学提出要给中央、国务院、人大提几条要求，同学们讨论一下。”他一条条读，下面的同学有的在文字上或法律上提出自己的见解，最后我重新整理出以下七条：

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的观点。
二、尽快公布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确定新闻自由。
三、查处官倒，国家领导人应公开本人及家属财产收入情况。
四、要求有关国家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检讨，并追究责任，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待遇。
五、重新评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其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
六、取消北京政府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七、新闻媒体如实报道本次游行。

同学们都说这七条提得不错，应该选代表送给人大常委会。
于是推出了站在记念碑上的郭海峰、张志勇和王丹。

早上六时，太阳从东方升起来，几名武警正步从天安门走出，中间的兵士杠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同学们虽然生活在北京，真正看过升旗仪式的并不多，大家都去看升旗了。之后，大部分骑上自行车或者公共汽车回学校上课了。还剩下两三百名同学在人民大会堂门前坐下，等待上班后递上我们的“七条”。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群众买来汽水、面包扔给已经又困又饿的北大同学。
我发现多数同学已经返校，便和王丹商量，我提议应立即给学校打电话，让修课的同学来声援，否则，人太少会出现1986年被警察驱散和逮捕的危险。
王丹说，他只有李淑娴老师的电话，但怕涉及到方励之。我说：“不管了，李老师会巧妙处理的。”
电话好不容易打过去，李老师说会把广场的情况通知北大同学。
李进进赶来了，于是大家也推他代表同学们。
一个人大信访办公室的副主任出来劝大家回校，被同学们轰了回去。后来，他们让学生代表王丹、郭海峰、李进进和张志勇进了人民大会堂。（待续）

张伯笠《逃亡者》第6章:长歌当哭

他们让学生代表王丹、郭海峰、李进进和张志勇进了人民大会堂。
数十分钟后，王丹等人出来了。王丹告诉大家，人大常委会信访局答应把我们请愿的七条送交中央、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北大党委书记王树真也被通知来到天安门广场，劝同学们回校。但是一些同学没有回学校，却移到中共中央办公地——新华门前坐下。
下午，我和几名同学回到北大，郑义来找我。他的到来使我非常高兴。我们热烈地讨论这两天的形势。
郑义说：“你们在前面冲锋陷阵，我去给你们发动知识分子助阵，这次非得给耀邦讨回个公道，也为知识分子讨回个公道。”他这次来京本来是参加金鸡奖的评选工作。他的《老井》在日本获得国际大奖后，他被选为山西电影家协会主席。我问他评奖忙不忙，他说再忙也要来北大，听到我们游行和提出七条，他很兴奋。吃过饭，他带上照相机和北明一起去了新华门。
从4月28日夜开始，新华门便被北大等学校学生围住了正大门，一排排军人站在毛泽东手写的“为人民服务”标语前，守护着那个象征权威的大门。没有一个人出来和学生谈。
外国和港台的新闻记者是最活跃的一群人，他们显得兴奋、敏感。新闻嗅觉已让他们嗅到这里随时随刻都会发生震惊世界的重大新闻。在一位德国留学生朋友的介绍下，我接受了英国ＢＢＣ广播公司的采访，不过我没有说我的名字。
两天过去了，中南海没有任何动作。
4月19日晚，郑义和北明又来到我的宿舍找我。郑义建议：“实在不行就绝食，这是非暴力斗争最有效的武器。”我赶紧从书架中找出《甘地传》，研究甘地是怎样绝食的。
郑义说，应该先写个绝食标语，但商店已经下班，买白布也来不及了，我把我床上的白床单拿下来，铺在地上，两大瓶墨汁倒在饭盒里，郑义像写他的《老井》那样，认真地写着“绝食”两个大字，同学们都夸他写得好。他笑道：“文化大革命时练的”。
当我把“绝食”床单带到新华门前时，已是4月29日午夜。几个北大同学把床单铺在新华门前，北大数学系一名同学，很认真地征集签名，那些守门的警察毫无表情地看着他。
就在几十分钟前，青年学生们曾试图冲击过新华门的警察，一个在东城区公安局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快回学校，他说那冲新华门的“学生”他认识其中的两个，是市局五处的“雷子”。这是政府想把你们推到“暴力”上，然后动手收拾你们。
我相信他说的话，但我没有走，和那么多同学在一起我并不感到害怕。
凌晨5点左右，数千名军警人员从新华门里和人民大会堂等处冲出来，向静坐在新华门前的学生袭击

张伯笠《逃亡者》第6章:长歌当哭
凌晨5点左右，数千名军警人员从新华门里和人民大会堂等处冲出来，向静坐在新华门前的学生袭击……
学生被驱至长安街上，分隔成两部分。还有两百多名静坐的同学，宁死不走，被困在包围圈内。大多数学生则坐在南池子街口的长安街上。
军警暂停攻击。一辆北京市公安局的宣传车在新华门前慢慢来回移动，劝大家不要受坏人蒙蔽，赶快回学校。宣传车警告说：“以悼念胡耀邦同志为借口而制造动乱，冲击新华门，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
一个穿黄军衣的青年学生在指挥学生坐下后，开始鼓励大家坚持下去。他挥动拳头，毫无惧色地说：“我是北师大的吾尔开希，我是吾尔开希，同学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等李鹏出来，答复我们请愿的七条。”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吾尔开希。他的勇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小时后，军警显然接到攻击的命令，他们跑步向学生冲来。静坐的人大乱，吾尔开希站在一辆三轮车上，呼吁大家撤到记念碑下。我推着自行车，被追上来的军警一皮鞭打在背上。一个女同学挨了两鞭，吓坏了，她喊：“打倒共产党！”几名男同学冒着雨点般的皮带把她拉走了


张伯笠《逃亡者》第6章:长歌当哭
几名男同学冒着雨点般的皮带把她拉走了……
我骑车赶紧向西，到南池子后我发现大批军警把长安街切为两段。
当我骑到中关村时，两辆大客车飞驶而过，车上传来了口号声：“警察打人，警察施暴。新华门的同学被压送回来了。我建议大家先别散开，在宿舍楼区走一圈，把凌晨发生的事实真相告诉全校同学。我给他们拟了几句口号，大家一起呼喊：“警察施暴，学生流血，通电全国，摆课抗争。”
所有宿舍楼的窗子都打开了，学生们从床上爬起来，看见自己的同学留血了，愤怒地一起呼喊口号！
我没吃早餐就去了二十八楼，途中遇到了郭海峰，我建议应该组织新的游行，以抗议警察的暴行，郭海峰给我介绍了一个叫赵体国的同学，我们组织了一个纠察队，用以维护游行秩序。由于报名者踊跃，很快形成了一个两百多人的学生纠察队。那是八九民运的第一个纠察队。
游行队伍集结后，我们向清华大学出发……
清华的大铁门紧锁，一辆广播车一遍遍重复着：北大同学，请你们回自己的学校去闹，不要影响清华大学……


张伯笠《逃亡者》第6章:长歌当哭

4月21日，出席筹委会议，见到一个小巧清秀，梳短发女生。她说她叫柴玲，是筹委会秘书处的。
她那认真的工作精神和处理问题的干劲，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
凭心而论，我们谁也没有推翻共产党的想法，我们只是想借此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推进改革开放。
我们甚至十分谨慎地提出我们的诉求，尤其注意不把邓小平推到对立面去……
……

张伯笠《逃亡者》第9章——“保卫天安门广场”

天亮了，戒严后的第一个清晨，传来了军队被堵在市郊的消息。
四架迷彩直升机在广场上空盘旋，撒下雪片似的传单……
绝食团的使命已经结束，绝食同学大部分都都被送到了医院治疗或回到学校调养。
那天晚上，广场上堆满了口罩、毛巾等物品，是预防催泪瓦斯的，不知谁给指挥部的指挥车扔了许多医生穿的白大衣，准备军队开入广场时逃生之用。邵岩还给每个常委发了一千元人民币，以备万一。
我和另一位作家开车到东城区，已近凌晨，市民还在向军人宣讲着爱国道理，一些老大爷、老大娘和学生一起躺在坦克和装甲车的履带前。东城区人民日报附近，一幅大标语写着“全民截兵”四个鲜红大字……
………
广场已失去了控制。“狼来了”的消息不断传来。
北高联哪一个常委都到广场搞一个指挥部，但不到十几分钟又出现一个新的指挥部。外高联更是胡来，一天之间就换了四个指挥部，然后还宣布成立全国高联，代替北高联行使职权。昨天吾尔开希以北高联主席的名义要求广场的同学撤到使馆区去，而被北高联撤了主席职位，而高联在广场最有实力的常委王朝华则孤军奋战，嗓子都喊哑了，不要说广播，连说话都有困难。
………
晚上，北高联秘书长王治新来到广场，同八十多个高校代表开会。代表纷纷质问王治新北高联今后有什么打算，王治新提不出什么方案，很是狼狈。我向王治新要过了话筒，他没有丝毫疑心，没想到这一交就永远交出了天安门广场的指挥权。我由于长驻广场，非常了解同学们的心理，他们非常需要一个坚强而又负责的领导机构。
我对大家说：“同学们，军队已经戒严了，中共中央成立了戒严指挥部，指挥几十万大军对付我们，而我们广场呢？实在令人失望，现在广场上又十几个组织，都声言是最高权力机构，但又都不负责任……这样下去，戒严部队不打进来，我们自己也把自己搞垮了……”
我接着提议成立天安门广场临时统一指挥部，以绝食团指挥部为主体组成。
我的提议，获得大多数票通过。接着就是选举常委，获选的是：柴玲、王丹、王朝华、李录、封从德、郭海峰和我。指挥部总指挥是柴玲，副总指挥三人：张伯笠、李录、封从德；秘书长：郭海峰。
………
临时统一指挥部成立了许多宣传小组，向戒严部队宣传民运真相。我们还给徐向前、聂荣臻两位元帅写了信，派学生送到他们家中，希望他们能用他们的影响力解决危机。
全国各界对戒严表示了强烈的反对。除知识界、新闻界以及各民主党派和人大常委的反对声明外，我们也接到许多军人和群众的来信……
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也成立了。
工自联通电全国，呼吁首都和全国各行各业工人迅速行动起来……
五月23日，我接到一个由首都各界联席会任命的名单，联席会是刚成立不久的咨询机构，由王丹任召集人，主要成员有严家其、包遵信、郑义、陈子明、王军涛等……

五月30日下午两点，天安门指挥部和中共中央戒严指挥部的代表进行了最后一次接触。
在北京饭店的一个客房里，我和李录向他们提出了我们的最后四点要求：
一、取消戒严，部队不能以任何借口靠武力进京；
二、召开人大紧急会议，在宪法程序内解决问题，并追究李鹏、陈希同等人责任；
三、解除报禁，真实报道此次学运情况；
四、不搞秋后算帐，肯定此次学运为爱国运动。
那位中央代表说：“以上四条我们的分歧很大，戒严是为了保卫首都的安全，并不是针对你们学生，现在有一些坏人，长胡子的坏人利用你们的爱国热情想达到推翻人民政府的目的，，另外，党中央从来没说大学生搞动乱，所以也不存在秋后算帐的问题；第三条你们的新闻自由和我们主张的新闻自由标准不一样，我们从来没有限制过新闻自由，至于人大开不开会我们决定不了，那是人大的事。”
他也警告我们：“尽快撤回学校，军队已决定要尽快清场了。”
后来我们提出一个交换条件：军队保证不进京，我们就撤回学校。
中共代表明确表示：“那是决不可能的”。
他问我：“你们广场有多少人？”
我回答：“十万人。”
他说：“夜里有多少人？”
我说：“两万人。”
他把身体往沙发后仰了仰：“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院里可下两个空降师。在故宫里可下一个空降师，在地下铁路可运两个师，加上人民大会堂的6万人特种部队，我们可以三个人对你们一个学生，强迫你们离开广场。”
我说：“什么时间？”
他说：“还没有最后决定，但不会让你们再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
我最后问：“会不会开枪？”
他回答：“怎么会呢？人民军队，怎么可以向人民开枪呢？况且，三个军人对你们一个学生，用得着开枪吗？”
他低估了北京人民的力量。
而我们低估了他们的残忍

张伯笠《逃亡者》第10章——“天安门民主大学”
……
六月三日过去了，六月四日来临了。那是一个黑色的日子。
我走上民主大学的主席台，我告诉台下的同学，中国共产党终于撕下伪装了四十年的假面具，用机枪和坦克在屠杀中国的优秀儿女。我说，为了这个广场，为了我们刚刚开学的民主大学。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北京市民和大学生，正在用血肉之躯阻挡坦克和军队的前进。于是，我宣布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典礼结束。
同学们撤到纪念碑下，要坚决遵循和平非暴力的原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听候指挥部的指挥……
就在这时，东面的军队已突破市民的防线向广场挺进。灯光下，钢盔和枪管闪着亮光，他们快步对广场进行包围。
天空已被交错的子弹打得彤红。
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壮感袭上我的心头。此刻，望着子弹飞舞的天空，我欲哭无泪……
哀大，莫过于心死。唯一欣慰的是：民主大学的校旗在硝烟中迎风飘舞。她会在烈火中焚毁，然而，她会变成一只火中的凤凰，飞向全中国和全世界……


张伯笠《逃亡者》第11章——“21人通缉令”

天津火车站。
寬敞明亮的候车室里，只有几十个人在等车。我是其中一个。
北京的屠杀已经波及到了天津，而对我们21个学生领袖的通缉令据说也已传达全国各地公安厅、边防检查站。三天前，我在通县扔掉了自行车，换上了一个小型面包车，没想到在车上遇见了四位文坛好友……大家一阵激动，不禁唱起了《国际歌》。开车的小伙子手上缠着白药布，他说六四清晨屠杀时，他把面包车当着救护车，救了二十多个伤员。他还说：“北京完了，搞学潮那些天，连小偷都罢偷了，那些小青年都变得和文明人一样，现在可倒好，满城市的仇恨，中国人哪，就自己整自己。”
到天津后，我立即把妻子托付给朋友带回太原，我不能让她和我一起逃亡，那对她太残酷了，而且我的女儿小雪才一岁大，她不能没有妈妈。
……
凌晨三点钟，一列从山东济宁开往黑龙江佳木斯的直达快车进站了。在我踏上这列火车的那一刻起，我知道我选择了最为艰难的逃亡道路，那噩梦一样的生活，陪伴我整整七百二十多个日日夜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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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笠的《逃亡者》，我就摘录到这里了。在往后的日子，他一直过着逃亡的生活。1989年底逃到苏联申请政治庇护，却被KGB遣返中国，之后就躲入华北的深山野林，过了两年的野人生活，并在表姐为他的祷告中，接受了耶稣基督。两年后，他再次逃亡，成功通过香港达到美国，期间获得许许多多中国同胞的庇护与协助，包括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干部、村长，甚至秘密警察……
张伯笠到了美国后，先后担任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中国之春》杂志主编、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副主席及理事长等职。
1996年，张伯笠将自己奉献给基督，到神学院读神学，之后在北美牧会，并经常在世界各地布道。



《逃亡者之长歌当哭》
以下是最后几段:
那个黎明来得好慢好慢,广场寂静无声,同学们都进入了梦乡.料峭的春风使同学们不得不靠得紧紧的.我一夜不曾合眼,开了一夜的会.
太阳刚刚升起来时,郑义送来了一个惊人的好消息,四十几名知识分子已联名上书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要求迅速与学生对话,肯定学生的爱国运动,而置之不理或采取压制的作法都是不明智的.
我当众宣读了这封公开信,广场数十万学生欢声雷动.我读的都是同学们熟知和钦佩的名字:严家其、包遵信、苏晓康、郑义、李洪林、吴祖湘、戴晴……我每读一个名字,都有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
这封信给同学们的鼓舞太大了.同学们深深地感觉到我们不是孤独的,有那么多知识精英和我们在一起.寒意全消,困意全消.……这是知识分子的第一封公开信,从此,北京的知识精英开始介入学运.不仅推波助澜,而且冲锋陷阵.
上午十时,胡耀邦的追悼会开始了,赵紫阳总书记致悼词,全国下半旗致哀.在一片哭声中,同学们都胸戴白花,肃然站立,每个人的眼睛都涌着哀痛的泪水.一幅十几米长的挽帐道出了大学生们的心声:让我们再送耀邦一程,让我们再看耀邦一眼.
大批军警组成十几米宽,几千米长的人墙把我们和人民大会堂隔开.
同学们一致要求李鹏出来,但无论大家怎样千呼万唤,那个“人民的总理”就是不出来.(待续)

同学们一致要求李鹏出来,但无论大家怎样千呼万唤,那个“人民的总理”就是不出来……
吾尔开希主张全体同学冲进大会堂去，我说：“我们不能给政府以口实，在美国那样民主的国家，也不可以冲进国会。况且今天又是耀邦同志的追悼大会。”
吾尔开希说：“那怎么办？难道就这样收场？你们甘心吗？”
没有一个心甘情愿的，人们都有一种屈辱的感觉。
我说：“把我们的请愿书递上去，如他们不接，那我们就面对国徽长跪不起，把这个政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吾尔开希摇头反对：“我不同意，我们不能给统治者下跪！”
我说：“我们什么时候站起来过？四十年了，哪一个中国人堂堂正正地站起来过！”
泪水从我的脸上流下，那种感觉只是痛苦的悲鸣。我哽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来。
封从德手里拿着用大白纸抄好的请愿书，犹豫着。
几十万人的广场突然间仿佛凝固了。
郭海峰伸手从封从德手中抢过请愿书，和周勇军、张志勇两个同学一起冲过军警的人墙，步上人民大会堂正面的台阶，在那硕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面前跪下！
天安门广场二十多万大学生惊呆了！
泪水，屈辱的泪水从每个人的脸颊流下，广场在哭泣！
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陈明远从大会堂里走出来看到这个情景，立刻冲上去抱住了郭海峰，一起跪下。
郭海峰他们整整跪了四十五分钟，没有一个人敢接过郭海峰手中的请愿书，仿佛郭海峰举的是一团燃烧的烈焰。
那四十五分钟，停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待续）
张伯笠《逃亡者》第8章：绝食

五月十三日，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同学采用了和平斗争的最后手段：绝食！
绝食的目的是迫使中共否定《四二六社论》，承认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运动。同时，开辟对话渠道，并通过新闻媒体实况转播。
绝食书由柴玲和白梦联合起草。作为《新闻导报》（霜注：民运分子自己搞的宣传报纸）总编辑，我认为其中一段是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最常用的口号式语言：“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政府是我们的政府，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干谁干？”，白梦和我辩论，坚持要保留，争得脸红耳赤。
一位同班的诗人挥泪写了一首诗《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让我朗诵，同学们听了都流下了热泪：

五月，是警察最忙碌的季节，
他们像知了一样蟄伏在每一条街上。
他们挥舞着羽翼——
在阳光下挥舞着羽翼，
那些羽翼上长满了蜘蛛网……

同学，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
把你的手伸出来，
把我的手伸出来，
把我们的手伸出来，
让我们的手臂挽在一起——
把死亡和苦难交织在一起，
把生命和真理交织在一起，
在五月的广场上，
我们用我们的躯体，
挽成一只巨大的花圈——
不朽的花圈！

是的，五月是树木绿透的季节，
是我们把自己从生命之树上折下来的日子，
是无数条葱绿的枝叶在纪念碑下，
等待枯萎和复活的时刻。

同学，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
把你的手伸出来，
把我的手伸出来，
把我们的手伸出来，
让我们的手臂挽在一起——
先驱者的群像！
……
（待续）
_________________
舟山，魂牵梦萦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