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严家威]

中国诗歌的问题

作者:梦亦非

诗歌写作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超越问题的完善过程，对一个诗人来说，他最大的贡献不是他提供了什么样的文本，还是他在文本中发现了什么样的新的“共性问题”，因为问题对诗歌写作的启示远远大于文本的力量。一个在写作中没有问题、不曾发现过“新共性问题”的诗人，可能会是一个优秀诗人，但绝不会是一个有贡献性的诗人。
问题就象跳高运动中的那根横杆，意义不是你跳过了别人的高度与否，而是你是否创造了新的纪录——虽然你不一定跳过更上面一个高度。
但我现在要谈的问题不是写作中的问题，写作中的问题由写作者自己去用阅读、智慧、经验在写作中解决，不用多作探讨。我现在要批责的是诗歌之外影响着诗歌的外部问题，虽然这些外部问题对坚定的诗人不构成威胁，但已经严重地破坏了这二十年来的诗歌生态。
问题一 诗人黑道化。

这是当前诗歌界最恶劣的问题，诗人们在某地圈起自己的小圈子，培养一帮跟在后面的小打手，这些黑道大佬建立某个诗歌论坛或诗歌出版物，对于拍马屁者就是兄弟，对于提出批评者，则以暴力威胁。最典型的为“或者”的小引，他屁股后面跟着小箭、许剑、艾宣等人，二零零四年，我本人发表了一篇对中间代诗歌的点评文章，因为文章中对小引诗中的“性意识”过强提出批评，后果是次年在武汉一次众诗人在场的活动中，小引指使小箭、许剑、艾宣等人对我下手，本人虽未被打，但衣袖被扯破。事后李商雨的朋友告诉我，因为李商雨在文章中对小引的诗表扬不够，小引扬言要派人去安徽暴打李商雨。例子之二是，我本人写了关于恶搞诗歌奖的文章贴在博客上，被转到扬子鳄论坛去，当时没有人跟贴，但刘春先生贴出他的声明为何要反对我等恶搞之后，小打手们就站了出来，在刘春贴子后面跟贴，威胁我的人身安全。将诗歌黑道化，以黑道的方式在诗歌界运作，已成为目前中国诗歌最危险的问题，因为诗歌的力量是向真向善向美，而诗歌黑道却在本质上背离了诗歌精神。
问题二 诗人立场化。

现在在诗歌界，决定一个诗人是不是受重视，不是看文本而是看你处在哪个立场？从所谓的“盘峰诗会”起，站立场就成了诗人们最重要的选择，立场站错会被排斥，立场站对了，文本再烂也会有大佬们帮你挺着。例子就是天津诗人徐江等，一直在所谓的“民间立场”上站队，不时把某些诗人拉进“民间”，或者把某些诗人“开除”出民间，这一段时间把杨克“开除”出民间立场就是很好的现象。你如果是“民间立场”你就不能跑到“知识份子与作”中去混，那会被“组织”视为叛徒的，立场化往往是圈子化，中国每个城市的诗人都划分为几个圈子，也就是不同的立场，立场的决定不是写作向度的认同，而是利益的使然，本质上还是“诗歌黑道化”、“诗歌江湖化”。
问题三 写作政治化。

现在的写作政治化不是试图去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任务，而是努力以写作为一种手段，将诗歌作为一种工具，以对抗主流意识形态。而这些将写作政治化的诗人们并不是官方诗人而是民间在野诗人，他们往往会抱住海外某些流亡诗人的粗腿，将其树为旗帜，如有对此诗人表扬不够的地方，他们围攻，典型事例为我的专栏文章《一个不能被绕过的诗人》在网上引起的喧然大波，冯楚、张嘉谚等作为我文中诗人的忠实信徒，对我与杨克进行围攻，以一切卑鄙的手段，他们站在一个“道德立场”上，以“道义”为武器对我与杨克进行谩骂。这种将写作作为对抗意识形态的手段者，本质上陷入一种滞后的“宗教”情结中去，这种“宗教情结”让诗人们沦为没有强大内心力量的“信徒”。
问题四 诗人立宪制。

诗歌作写是非常个人的事，在诗歌无效的今天，却有诗人们前呼后拥地定立诗歌“公约”，最典型的是“天问诗歌公约”，由诗人潘洗尘发起的这个公约包括一些可笑的内容，诸如“一个坏蛋不可能写出好诗”、“诗人是自然之子。一个诗人必须认识24种以上的植物。我们反对转基因。”评论者张军在一篇文章中如是评论这种公约行为：虽然“遗老”们的“立宪”行为有些伦理学的味道，但仍然陷入了一个常识性的笑话：普适伦理。福柯在谈到他的权力理论时曾这样比喻：“……认为一种思想优于另一种思想是学术态度，认为一种文化有义务以另一种文化为参照来修改，是一种政治态度”。如果将福柯的话延伸一下理解，就是文化不可“立宪”，诗歌不可“立宪”。在不可立宪的地方立宪，后果会是什么？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的泛渣浮直，是试图站在文化的统治者位置上号令众生，是试图充当专制主义的走狗。
问题五 诗歌奖缺乏公信力。

中国近十年来的诗歌奖只是努力证明一件事：再没有评奖更能愚弄读者的事。大大小小的诗歌奖评出的结果总是让人嗤之以鼻，获奖者或者是与评委们关系很好的哥们，或者是出了巨资。几乎所有诗歌奖在出笼前就已经内定了名单，评委不过是走直过场罢了。更严重的是，这种对公信力的藐视在民间诗歌奖上比官方诗歌项更为严重，诸如谭克修先生“明天诗歌奖”，这个诗歌奖评出的获奖得不但没有“明天”的希望，反而总是评出暮气沉沉的过气诗人，当然，这些诗人是对谭本人的成名有着很大帮助的。再如著名的华语传媒诗歌奖，每年评出的获奖者都不具备说服力。再如曾经公正客观的柔刚诗歌奖，近些年来评出的全是不入流的三等诗人。所以诗人陈代云对此说过一句非常到位也很公正的话：现在的诗歌奖就象自家菜地里的茄子，所以给某某发一个奖与给他发一根茄子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问题六 诗歌刊物的关系化。

诗人们从开始写作到树立个人与作风格的过程中，总是离不开诗歌刊物的推出，但是，这些年来的诗歌刊物选稿标准不再是以质录用，你如果没有熟人或朋友在刊物中，你写的哪怕可以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会有刊物为你推出，编辑们更愿意去刊发对自己有用的作者、与自己有关系的作者的诗作。拿着公众资源在进行私人谋利益，造成的结果是初学写作者为了发表不得不费尽心机地去公关，去认识刊物编辑，献上机会、献上金钱，不少的女诗人们甚至愿意为了发表而献上自己的身体。可以说，整个诗坛的腐烂就是从靠关系拿好处发稿开始的，这个问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但它是所有严重问题的导火线。
问题七 诗会的泛滥化。

如今动不动就是诗会、诗歌节，这些的活动对写作有何具体益外呢？答案是什么益处也没有，诗人们凑在一起喝酒，打架，搞男女关系，然后是游山玩水一把。与江湖上的武林大会还不同，武林大会要下场子真刀实枪地比划，要评出武林盟主，要匡扶正义，而诗会则不同，诗会要安定团结地开，要达成共识与“公约”，要把平时的哥们拉到一些来自我表扬互相表扬，再没有比开诗会更好的表扬方式了，这种表扬还可以获得公众关注的效果。最典型的例子当属青春诗会，近十年来的青春诗会已经丧失八十年代那种推举新人确定诗歌标准的精神，变成三流诗人大集合，而更糟的是三流诗人们还会把这个交钱参加的官方大会看作“诗歌黄埔军校”。而据内部消息，这个诗会的参加者要么是炒得有影响的，要么是频繁参加诗刊培训班的，要么是出巨资买名额的……
问题八 诗歌评论变成诗歌表扬。

诗歌评论原来是确立诗歌标准、指引诗人走向的严肃之事，但自从九十年代以来诗歌失衡之后，诗歌评论按理说最低标准是自说自话，与文本互文地进行自己的语言狂欢。但这点洁身自好的底线也被打破，诗歌评论变成了诗歌表扬，诗歌评论家变成诗歌表扬家。究其原因，第一，评论家缺乏人格底线，有利益的地方就去表扬，而不是禀持纯正的学术立场。第二，诗人对评论家的期待视野变成“表场期待”，如果评论家不表扬自己，就要谩骂、甚至以黑道的方式对待评论家。第三，表扬有利于诗歌界的一团和气，建构诗歌和谐社会。我们的诗人缺乏被评论的承受力，我们的评论家也缺乏独自己发言的对孤独的承受力。于是，诗歌评论就变成了诗歌表扬。
问题九 诗歌界缺少承受真话的力量。

我敢保证，我的意见发表之后，我在走出网络与走下讲台之后，所遭受的人生威胁不下于特务们对闻一多那样的威肋。但是，就算有生命危险，我也要讲出我对中国诗歌界的意见。在小小的诗坛之外，我愿意做一个独立的一针见血的游离者……

而对这些问题如果要问我的对策是什么？答案就是：离开这个烂透了的诗坛，走进自己内心的诗歌写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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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魂儿放出 /让他在天地间漫游 /多年以后 /你习惯性以为 /我还在那转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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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的问题

作者:梦亦非

诗歌写作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超越问题的完善过程，对一个诗人来说，他最大的贡献不是他提供了什么样的文本，还是他在文本中发现了什么样的新的“共性问题”，因为问题对诗歌写作的启示远远大于文本的力量。一个在写作中没有问题、不曾发现过“新共性问题”的诗人，可能会是一个优秀诗人，但绝不会是一个有贡献性的诗人。
问题就象跳高运动中的那根横杆，意义不是你跳过了别人的高度与否，而是你是否创造了新的纪录——虽然你不一定跳过更上面一个高度。
但我现在要谈的问题不是写作中的问题，写作中的问题由写作者自己去用阅读、智慧、经验在写作中解决，不用多作探讨。我现在要批责的是诗歌之外影响着诗歌的外部问题，虽然这些外部问题对坚定的诗人不构成威胁，但已经严重地破坏了这二十年来的诗歌生态。
问题一 诗人黑道化。

这是当前诗歌界最恶劣的问题，诗人们在某地圈起自己的小圈子，培养一帮跟在后面的小打手，这些黑道大佬建立某个诗歌论坛或诗歌出版物，对于拍马屁者就是兄弟，对于提出批评者，则以暴力威胁。最典型的为“或者”的小引，他屁股后面跟着小箭、许剑、艾宣等人，二零零四年，我本人发表了一篇对中间代诗歌的点评文章，因为文章中对小引诗中的“性意识”过强提出批评，后果是次年在武汉一次众诗人在场的活动中，小引指使小箭、许剑、艾宣等人对我下手，本人虽未被打，但衣袖被扯破。事后李商雨的朋友告诉我，因为李商雨在文章中对小引的诗表扬不够，小引扬言要派人去安徽暴打李商雨。例子之二是，我本人写了关于恶搞诗歌奖的文章贴在博客上，被转到扬子鳄论坛去，当时没有人跟贴，但刘春先生贴出他的声明为何要反对我等恶搞之后，小打手们就站了出来，在刘春贴子后面跟贴，威胁我的人身安全。将诗歌黑道化，以黑道的方式在诗歌界运作，已成为目前中国诗歌最危险的问题，因为诗歌的力量是向真向善向美，而诗歌黑道却在本质上背离了诗歌精神。
问题二 诗人立场化。

现在在诗歌界，决定一个诗人是不是受重视，不是看文本而是看你处在哪个立场？从所谓的“盘峰诗会”起，站立场就成了诗人们最重要的选择，立场站错会被排斥，立场站对了，文本再烂也会有大佬们帮你挺着。例子就是天津诗人徐江等，一直在所谓的“民间立场”上站队，不时把某些诗人拉进“民间”，或者把某些诗人“开除”出民间，这一段时间把杨克“开除”出民间立场就是很好的现象。你如果是“民间立场”你就不能跑到“知识份子与作”中去混，那会被“组织”视为叛徒的，立场化往往是圈子化，中国每个城市的诗人都划分为几个圈子，也就是不同的立场，立场的决定不是写作向度的认同，而是利益的使然，本质上还是“诗歌黑道化”、“诗歌江湖化”。
问题三 写作政治化。

现在的写作政治化不是试图去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任务，而是努力以写作为一种手段，将诗歌作为一种工具，以对抗主流意识形态。而这些将写作政治化的诗人们并不是官方诗人而是民间在野诗人，他们往往会抱住海外某些流亡诗人的粗腿，将其树为旗帜，如有对此诗人表扬不够的地方，他们围攻，典型事例为我的专栏文章《一个不能被绕过的诗人》在网上引起的喧然大波，冯楚、张嘉谚等作为我文中诗人的忠实信徒，对我与杨克进行围攻，以一切卑鄙的手段，他们站在一个“道德立场”上，以“道义”为武器对我与杨克进行谩骂。这种将写作作为对抗意识形态的手段者，本质上陷入一种滞后的“宗教”情结中去，这种“宗教情结”让诗人们沦为没有强大内心力量的“信徒”。
问题四 诗人立宪制。

诗歌作写是非常个人的事，在诗歌无效的今天，却有诗人们前呼后拥地定立诗歌“公约”，最典型的是“天问诗歌公约”，由诗人潘洗尘发起的这个公约包括一些可笑的内容，诸如“一个坏蛋不可能写出好诗”、“诗人是自然之子。一个诗人必须认识24种以上的植物。我们反对转基因。”评论者张军在一篇文章中如是评论这种公约行为：虽然“遗老”们的“立宪”行为有些伦理学的味道，但仍然陷入了一个常识性的笑话：普适伦理。福柯在谈到他的权力理论时曾这样比喻：“……认为一种思想优于另一种思想是学术态度，认为一种文化有义务以另一种文化为参照来修改，是一种政治态度”。如果将福柯的话延伸一下理解，就是文化不可“立宪”，诗歌不可“立宪”。在不可立宪的地方立宪，后果会是什么？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的泛渣浮直，是试图站在文化的统治者位置上号令众生，是试图充当专制主义的走狗。
问题五 诗歌奖缺乏公信力。

中国近十年来的诗歌奖只是努力证明一件事：再没有评奖更能愚弄读者的事。大大小小的诗歌奖评出的结果总是让人嗤之以鼻，获奖者或者是与评委们关系很好的哥们，或者是出了巨资。几乎所有诗歌奖在出笼前就已经内定了名单，评委不过是走直过场罢了。更严重的是，这种对公信力的藐视在民间诗歌奖上比官方诗歌项更为严重，诸如谭克修先生“明天诗歌奖”，这个诗歌奖评出的获奖得不但没有“明天”的希望，反而总是评出暮气沉沉的过气诗人，当然，这些诗人是对谭本人的成名有着很大帮助的。再如著名的华语传媒诗歌奖，每年评出的获奖者都不具备说服力。再如曾经公正客观的柔刚诗歌奖，近些年来评出的全是不入流的三等诗人。所以诗人陈代云对此说过一句非常到位也很公正的话：现在的诗歌奖就象自家菜地里的茄子，所以给某某发一个奖与给他发一根茄子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问题六 诗歌刊物的关系化。

诗人们从开始写作到树立个人与作风格的过程中，总是离不开诗歌刊物的推出，但是，这些年来的诗歌刊物选稿标准不再是以质录用，你如果没有熟人或朋友在刊物中，你写的哪怕可以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会有刊物为你推出，编辑们更愿意去刊发对自己有用的作者、与自己有关系的作者的诗作。拿着公众资源在进行私人谋利益，造成的结果是初学写作者为了发表不得不费尽心机地去公关，去认识刊物编辑，献上机会、献上金钱，不少的女诗人们甚至愿意为了发表而献上自己的身体。可以说，整个诗坛的腐烂就是从靠关系拿好处发稿开始的，这个问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但它是所有严重问题的导火线。
问题七 诗会的泛滥化。

如今动不动就是诗会、诗歌节，这些的活动对写作有何具体益外呢？答案是什么益处也没有，诗人们凑在一起喝酒，打架，搞男女关系，然后是游山玩水一把。与江湖上的武林大会还不同，武林大会要下场子真刀实枪地比划，要评出武林盟主，要匡扶正义，而诗会则不同，诗会要安定团结地开，要达成共识与“公约”，要把平时的哥们拉到一些来自我表扬互相表扬，再没有比开诗会更好的表扬方式了，这种表扬还可以获得公众关注的效果。最典型的例子当属青春诗会，近十年来的青春诗会已经丧失八十年代那种推举新人确定诗歌标准的精神，变成三流诗人大集合，而更糟的是三流诗人们还会把这个交钱参加的官方大会看作“诗歌黄埔军校”。而据内部消息，这个诗会的参加者要么是炒得有影响的，要么是频繁参加诗刊培训班的，要么是出巨资买名额的……
问题八 诗歌评论变成诗歌表扬。

诗歌评论原来是确立诗歌标准、指引诗人走向的严肃之事，但自从九十年代以来诗歌失衡之后，诗歌评论按理说最低标准是自说自话，与文本互文地进行自己的语言狂欢。但这点洁身自好的底线也被打破，诗歌评论变成了诗歌表扬，诗歌评论家变成诗歌表扬家。究其原因，第一，评论家缺乏人格底线，有利益的地方就去表扬，而不是禀持纯正的学术立场。第二，诗人对评论家的期待视野变成“表场期待”，如果评论家不表扬自己，就要谩骂、甚至以黑道的方式对待评论家。第三，表扬有利于诗歌界的一团和气，建构诗歌和谐社会。我们的诗人缺乏被评论的承受力，我们的评论家也缺乏独自己发言的对孤独的承受力。于是，诗歌评论就变成了诗歌表扬。
问题九 诗歌界缺少承受真话的力量。

我敢保证，我的意见发表之后，我在走出网络与走下讲台之后，所遭受的人生威胁不下于特务们对闻一多那样的威肋。但是，就算有生命危险，我也要讲出我对中国诗歌界的意见。在小小的诗坛之外，我愿意做一个独立的一针见血的游离者……

而对这些问题如果要问我的对策是什么？答案就是：离开这个烂透了的诗坛，走进自己内心的诗歌写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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