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严家威]

中产阶级写作立场与中产阶级立场写作

作者：陈树义

近年来，在读书界，文化批评界，文学批评界等，“底层写作”“民间写作” “公共知识分子写作”“中产阶级写作”等成为一种流行术语。搜索这些文章的结果是在数量上浩如烟海，在观点上又都莫衷一是，各说各理。这可能也与论者的身份等相关。笔者感兴趣的是，在不久前的2008年4月30日，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举办了“白鸦诗歌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蓝棣之教授提出了“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概念。他说：“强调一定要提供有信心的文本，那他拿出的这个姿态或身份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想用一个词来概括他，那就是‘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现在看起来，时代的确是不同了，‘中产阶级立场写作’正在进入诗歌现场，并渐渐进入主流，有可能成为主力军。像白鸦这样的一些诗人，他们正在不自觉地以‘中产阶级立场’去干预文化进程，他的这种姿态或身份，他自己可能还不太清楚，现在有很多像白鸦这样的诗人，他们自己可能都不是很清楚自己的姿态或身份。其实，‘白鸦现象’所代表的，正是一批享受了中国社会转型成果的诗人，享受了改革开放成果的诗人，他们之所以能够摆脱原始的、盲目的对抗，之所以既用诗歌批判现实又想以诗歌的方式回报社会，就是因为他们的意识中有一种不自觉的身份认同，他们认同的这个身份就是‘中产阶级’。”（1）随后，由蓝棣之教授作序的《中产阶级诗选》即将出版。在《中产阶级诗选》里，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四平撰写了《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前言，诗人北魏发表了《为什么是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长文。在笔者看来，他们要给人的印象是，“中产阶级立场写作”不仅有理论宣言，而且有创作实绩。那么，什么是中产阶级？什么是中产阶级写作？中产阶级写作立场与中产阶级立场写作是怎么回事？这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要说清这些问题，还要从中产阶级谈起。



中产阶级



什么是中产阶级？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论述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有论者指出，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这是一个貌似明晰，实则含混的定义。 就是这样含混的定义，也仍旧有人表示不同意。这个定义强调的是职业(职务)和经济收入，而作家王朔就说，“中产阶级不见得要从经济收入上划分，安于现状的，尊重既有社会等级和道德规范的都可在观念上列入中产阶级。”对王朔的定义，当然同意的人就更少。按王朔的说法，中国最大数量的中产阶级应该出现在8亿安分守己的农民中间，众所周知，中国农民中的大多数，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中产”，而是温饱和小康。在上述论述中，并且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经济指标：1、年收入20万元以上；2、持有已经上市的股票或者期权，至少有希望于近期内上市；3、有度假小屋或别墅以及一辆看上去不错的车，跟人合买的也算；4、有丰富的夜生活，不一定是去夜总会或者打麻将，通常是商务谈判或者听音乐会；5、有外国身份或者至少在外国呆过三年以上；6、对一些时髦的文化，如MP3或者彩信均不感兴趣，但对于古老文化非常感兴趣，对各个国家的古文明有一定知识，特别是有古玩方面的知识；7、知道各种礼仪，风格是美式的，但心里崇拜欧洲；8、知道最新上演的歌剧和芭蕾舞剧；9、谈话中经常夹杂外语单词，听众不懂再用中文解释；10、着装随便，但不是普通的随便，而是一种非常刻意的随便。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专家陆学艺和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2003年发表《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代中国划分为10大社会阶层。在这份听名字极容易令人联想起*写于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陆学艺及其研究小组基本没有提到“中产阶级”这个词，似乎有些讳言。包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青连斌在内，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现阶段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产阶级。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有中产，而无“阶级”。但也有学者认为，家庭年收入至少达6万元可归为中产阶级。北师大学者张清华尽管对“中产阶级趣味”厌恶有加，但他同样认为：“据有人统计，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已经超过了一亿人，又有最新的来自《新华网》的消息说，《中国中产阶级调查》一书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有85.5%的城市居民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这当然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其中认为自己属于中上层的占14%，中中层的43.1%,自认为属于中下层的占28.4%。上述统计数字我们当然可以存疑，但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正在迅速扩大，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最富裕的10类人分别是：1、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2、国有企业承包或租赁经营人员；3、股市上的成功者；4、三资企业的高级员工；5、有技术发明的专利人员；6、演艺界、体育界的明星；7、部分新经济的CEO；8、部分律师、经纪人和广告人员；9、部分归国人员；10、部分学者、专家。这一说法与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的调查基本相符，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民间传说”的可靠性。中国最大量的中产阶级应该产生于上述10类人群。其中，尤其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是私营企业主以及三资企业的高级员工。近年来，随着私营企业的飞速发展和部分国企的变相私有化，私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中产阶级的制造机。同样，如摩托罗拉等类的跨国公司也都像流水线似地替中国复制着“稀缺”的中产阶级。

上述各种分法显然是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划分的。也有学者或作家或诗人从文化学精神学角度作出描述的。在这种描述中，北魏凭着诗人的敏感说：“中产阶级在中国作为一种年轻的‘新势力’，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现在是我们怎么看待它和善待它的问题。它的强势留给我们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那么这些在中国新经济下快速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尽管它的情怀一时间还真的让我们说不清楚它有哪些特征？它内在的品质和意志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去面对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雄起”的中国中产阶级，眼前一片恍惚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这些制度下的新经济中的先进分子们，他们是我们日夜想念的‘中产阶级’吗？我们为此努力的思想准备好了吗？这显然是一个可以质疑的问题。然而‘雄起之风’无处不在。他们的强势似乎又在证明着或是宣扬着中国中产阶级时代的到来。这种显然有了立场性质的风尚给我们的现实生活带来了新的动意。我们的文化一下子有了一种以前不曾有过的承受，这种承受因为用力过猛，开始不确定起来。这种具有新的指向的启蒙的中产阶级，充满了人文色彩，使暂且还不可定义的人文在精神层面上寻找它的形象代言人。这是一个注定的时刻，它直接摧生了我们，要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个与我们共生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不是还在用旧有的思维与我们周旋，或者干脆更加露骨地要挟着我们。“他还说：“这些被我观察的对象，他们中的人有的已经很富有了，我之所以还观察那些不一定很富有，在满足与不满足之间，有很多悲壮的想法，但大多实现不了，非常的苦恼，忧伤伴随着他们的那部分人。我一直有一个固执的想法，认为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东西，这种普遍价值的东西也是我长期以来希望看到的：他们是积极与消极的承担者，是正直与悲伤的承担者，是理想与现实的承担者。”（3）杨四平在〈中产阶级立场写作〉中说：“无庸置疑的是，无论是从硬性指标还是从软性指标上评估，中国新中产阶级是指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主要有民营企业家、公务员、高级知识分子等，具有很高的专业知识和职业能力以及“中等”的家庭消费能力，能够管理和支配工作对象，有着良好的公民意识和道德修养。从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上看，他们都处于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中间水平”。



中产阶级写作立场



在我看来，“中产阶级写作立场”的提法实际上非常简单或者说比较单一，那就是以真实或假想的中产阶级身份叙写或描述中产阶级的人或事，它所表现和传达的是尚处不发达的当下中国中产阶级的醉生梦死和花天酒地。在这里，作者的身份问题可以是现实中真实的中产阶级一员也可是以假想的中产阶级身份写作，或者干脆就是作家本人（当然可以是中产阶级或者还不怎么中产甚至穷困潦到）。这些似乎都不是关键所在。问题的症结在他（她）是为“写作”，也就是说，“写作”是他（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是不是从中产阶级的立场或代不代表中产阶级的立场，不是他（她）所要考虑的。或者还可以说，“写作”是第一位的，而“立场”则是第二位或第三位的。但在不同论者的笔下，中产阶级写作实际上是较含混的概念。在向荣的文章中，他用的是“中产化写作”“中产阶级文学”和“关于中产阶级的文学”，张清华则用的是“中产阶级趣味”。这是否也隐含着他们对“中产阶级”某种程度的厌恶和否定？但在韩子勇的《都市梦境和中产阶级写作——张欣小说谈片》中，作者对张欣的“中产阶级写作”姿态表达了不保留的赞赏。在韩子勇看来，“中产阶级写作““在大众阅读的体认层次上，它有特别的信赖性，它有一种‘中产阶级’的合理性:不乖张、不恶俗，不提供煽动性的言辞，不对这里的一切恶意诽谤和血淋淋的夸张，当然也不是百依百顺，她有很好的保留，决不自降身份。它像是那种可以信赖的读物，有中产阶级的诚实、牢固和不慌不忙（4）

应当说，“中产阶级写作”是一个比较中性的提法。在我看来，中产阶级写作不一定是站在中产阶级的立场也不一定不站在中产阶级的立场。或者还可以说，写作者本人在写作时并没有明确的身份认知，之所以有“中产阶级写作”的提法，也许是批评家为了阐述和论述的需要强加的，也许是论者根据作品反映的现实和作家的情趣归纳的。但“中产阶级写作立场”则完全不一样。它是作家有意而为之的。在现实情境下，如果把“写作”放在首位，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为着赚取眼球，而眼球多意味着有市场，有市场的直接结果则是利润大；二是出名份变身份。写作自然是可以的，但为什么偏偏是“中产阶级写作”？我的理解是，无论是“底层写作”还是“打工诗歌”，那里面的苦难已经很满了，人们在现实中的苦难还少吗？为什么还要在文学中体验苦难？高层的“反腐题材”大众自然是喜欢的，但无奈禁区多多，一般人也不是多有了解，创作难度很大。而作为正在雄起和壮大的“中产阶级”，在高层“管不着，管不了”的普通读者看来，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生活习惯生活状态正是大众多有趋骛之处。因此，中产阶级写作渐趋窜红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之事。

我在此把向荣和张清华的不同说法都归在我所谓的“中产阶级写作立场”名下。在向荣看来，“中产化写作”“实在是大同小异，说到底无非是中产者的欲望化故事。这种欲望化故事包涵两个基本层面和元素：一个是炫耀性消费，另一个就是偷情通奸。两种叙事元素通常出现在一个故事里，这样一来，文学中的中产者形象就往往成为衣冠楚楚的通奸者，好像作为一个中产者，他的生活中就只有两件大事，吃穿住行追逐高档和名牌之外，那就是变着法子偷情通奸，比如，一夜情和跨地区甚至跨国性的偷情通奸，这种跨越空间的通奸，也正是中产阶级文学故事的一个显著的时代特征，这种特征可以说是全球化生存经验的文学表征，也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精神症候。当代中产阶级小说中，炫耀性消费和跨国通奸两种基本写作元素的集大成者，2000年出版的《上海宝贝》不但是代表作，而且也是当代文学史意义上的始作俑者。所以，现阶段文学中产阶级的中产者形象，本质上说就是一个满肚子欲望的“花花公子”形象，只不过如今的“花花公子”的队伍中还有不少女人，比如《上海宝贝》中的倪可可。女人成为我们时代文学中的花花公子，既与消费主义的文化语境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自然也是女权主义意识介入中产阶级文学的一种反映“。（5）张清华认为代表着中产阶级写作抑或中产阶级写作立场的“中产阶级趣味”“是我们时代的文化与艺术所表现出的一种新的审美观，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删除了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批评立场的、同时也隔绝了底层社会的利益代言角色的、与今天的商业文化达成了利益默契的、充满消费性与商业动机的、‘假装附庸风雅’的或者‘假装反对高雅’的艺术复制行为。” 他并且罗列了“中产阶级趣味”的三大恶习：一是冷漠，一种假象的纯粹和虚伪的超脱，二是完全的畸形的“自恋式”写作的充斥，三是无节制的所谓“叙事”。（6）

中产阶级写作或中产阶级写作立场的种种弊端，不是本文所要重点阐述的，就此打住。



中产阶级立场写作



我以为，“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提法实际上包涵了两个方面，从写作者本人说，他（她）是中产阶级（以承认该阶级的存在为基础）的一员吗？从作品描写的人物和反映的事件来看，他们是中产阶级的人和事吗？他（她）是为站在中产阶级立场而写作吗？他表达了中产阶级对社会的诉求吗？在诗歌中，它传达和表达了中产阶级的感情和心声吗？换言之，“中产阶级立场写作”不是为写作而写作。或者说“有立场”是第一位的，而“写作”则是第二甚或第三位的。

蓝棣之教授在为《中产阶级诗选》所作的序言是《诗坛正来在一个“引爆点”上》，他并且在文中对“引爆点”作了如下说明：“Tipping point，‘引爆点’。这个术语源自流行病学，指某种传染病达到超出任何能控制它进一步传播的能力的‘点’，又译‘拐弯点、翻转点、踢爆点’等。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他所撰的畅销书《引爆流行（The Tipping Point）》中给出的定义是：‘质变来临前的关键一点，就像沸点和临界点’。我在此文中使用此术语的意思是，‘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高调出场，使诗坛来在一个重要的‘引爆点’上。”我以为他的说明是颇有意味的。蓝棣之认为“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最重要、最核心的想法是：“它以中产阶级的身份或立场，表达中产阶级在当下的体验和理想。在处理素材时，它有中产阶级的眼光。它叙述中国中产阶级独特的故事，叙述中国创业者成长中的自叙传、血泪书和忏悔录，还有北魏所说‘叙述他们内心的戏剧性冲突和批判精神’”。白鸦在诗论里提出“反对盲目对抗意识形态”、“反对盲目解构”和“民间与知识分子的对立已经没有意义”。

杨四平教授的“人文的精神中产”的要义是：反对伪先锋，中产阶级立场写作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收拾诗歌现场的残局，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诗歌之敌，那些遍布诗坛的伪抒情、伪叙述，伪民间、伪知识分子，伪“下半身”、伪“代际”等伪先锋。这么多的诗歌 “伪”敌，制造了不少热闹的诗歌假象，衍生了许多畸形的诗歌怪胎，严重破坏了健康的诗歌生态。干预周边事态，由于中产阶级处于上层与底层之间，上层的矛盾、底层的矛盾、它自身的矛盾和它们之间的相互矛盾都汇集于一身，因而是各种矛盾交汇的最中心，当然也是各种矛盾得以缓冲的地带。这种独特的位置决定了中产阶级必须肩负起解决这些矛盾的历史使命，因而也就有了干预现实生活的可能性、紧迫性和重要性。直接叙写，以往的新诗写作热衷于“间接”技艺，运用大量的意象、象征和隐喻营造诗意、诗境和诗美。象征派、《现代》派、九叶诗派、朦胧诗派等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大都如此。虽然此间也的确产生过不少优秀诗篇，但那毕竟是在农业语境下诗人心绪的反映及其美好的传达。眼下，已经时过境迁，人们一下子置身于工业文明的语境里，以往那一套“间接”的诗艺显然不足以出表现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和当下人们日益复杂纠缠的心理。“直接”不是直白，也不是独语；它是简洁而不是简单，精致而不是粗浅！重塑现代汉语，要充盈现代汉诗的当代性、汉语性和自足性（参阅《中产阶级立场写作》）

注释：（略）

2008年10月18日

阅读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4c04040100b4a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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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写作立场与中产阶级立场写作

作者：陈树义

近年来，在读书界，文化批评界，文学批评界等，“底层写作”“民间写作” “公共知识分子写作”“中产阶级写作”等成为一种流行术语。搜索这些文章的结果是在数量上浩如烟海，在观点上又都莫衷一是，各说各理。这可能也与论者的身份等相关。笔者感兴趣的是，在不久前的2008年4月30日，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举办了“白鸦诗歌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蓝棣之教授提出了“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概念。他说：“强调一定要提供有信心的文本，那他拿出的这个姿态或身份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想用一个词来概括他，那就是‘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现在看起来，时代的确是不同了，‘中产阶级立场写作’正在进入诗歌现场，并渐渐进入主流，有可能成为主力军。像白鸦这样的一些诗人，他们正在不自觉地以‘中产阶级立场’去干预文化进程，他的这种姿态或身份，他自己可能还不太清楚，现在有很多像白鸦这样的诗人，他们自己可能都不是很清楚自己的姿态或身份。其实，‘白鸦现象’所代表的，正是一批享受了中国社会转型成果的诗人，享受了改革开放成果的诗人，他们之所以能够摆脱原始的、盲目的对抗，之所以既用诗歌批判现实又想以诗歌的方式回报社会，就是因为他们的意识中有一种不自觉的身份认同，他们认同的这个身份就是‘中产阶级’。”（1）随后，由蓝棣之教授作序的《中产阶级诗选》即将出版。在《中产阶级诗选》里，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四平撰写了《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前言，诗人北魏发表了《为什么是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长文。在笔者看来，他们要给人的印象是，“中产阶级立场写作”不仅有理论宣言，而且有创作实绩。那么，什么是中产阶级？什么是中产阶级写作？中产阶级写作立场与中产阶级立场写作是怎么回事？这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要说清这些问题，还要从中产阶级谈起。



中产阶级



什么是中产阶级？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论述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有论者指出，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这是一个貌似明晰，实则含混的定义。 就是这样含混的定义，也仍旧有人表示不同意。这个定义强调的是职业(职务)和经济收入，而作家王朔就说，“中产阶级不见得要从经济收入上划分，安于现状的，尊重既有社会等级和道德规范的都可在观念上列入中产阶级。”对王朔的定义，当然同意的人就更少。按王朔的说法，中国最大数量的中产阶级应该出现在8亿安分守己的农民中间，众所周知，中国农民中的大多数，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中产”，而是温饱和小康。在上述论述中，并且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经济指标：1、年收入20万元以上；2、持有已经上市的股票或者期权，至少有希望于近期内上市；3、有度假小屋或别墅以及一辆看上去不错的车，跟人合买的也算；4、有丰富的夜生活，不一定是去夜总会或者打麻将，通常是商务谈判或者听音乐会；5、有外国身份或者至少在外国呆过三年以上；6、对一些时髦的文化，如MP3或者彩信均不感兴趣，但对于古老文化非常感兴趣，对各个国家的古文明有一定知识，特别是有古玩方面的知识；7、知道各种礼仪，风格是美式的，但心里崇拜欧洲；8、知道最新上演的歌剧和芭蕾舞剧；9、谈话中经常夹杂外语单词，听众不懂再用中文解释；10、着装随便，但不是普通的随便，而是一种非常刻意的随便。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专家陆学艺和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2003年发表《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代中国划分为10大社会阶层。在这份听名字极容易令人联想起*写于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陆学艺及其研究小组基本没有提到“中产阶级”这个词，似乎有些讳言。包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青连斌在内，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现阶段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产阶级。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有中产，而无“阶级”。但也有学者认为，家庭年收入至少达6万元可归为中产阶级。北师大学者张清华尽管对“中产阶级趣味”厌恶有加，但他同样认为：“据有人统计，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已经超过了一亿人，又有最新的来自《新华网》的消息说，《中国中产阶级调查》一书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有85.5%的城市居民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这当然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其中认为自己属于中上层的占14%，中中层的43.1%,自认为属于中下层的占28.4%。上述统计数字我们当然可以存疑，但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正在迅速扩大，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最富裕的10类人分别是：1、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2、国有企业承包或租赁经营人员；3、股市上的成功者；4、三资企业的高级员工；5、有技术发明的专利人员；6、演艺界、体育界的明星；7、部分新经济的CEO；8、部分律师、经纪人和广告人员；9、部分归国人员；10、部分学者、专家。这一说法与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的调查基本相符，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民间传说”的可靠性。中国最大量的中产阶级应该产生于上述10类人群。其中，尤其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是私营企业主以及三资企业的高级员工。近年来，随着私营企业的飞速发展和部分国企的变相私有化，私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中产阶级的制造机。同样，如摩托罗拉等类的跨国公司也都像流水线似地替中国复制着“稀缺”的中产阶级。

上述各种分法显然是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划分的。也有学者或作家或诗人从文化学精神学角度作出描述的。在这种描述中，北魏凭着诗人的敏感说：“中产阶级在中国作为一种年轻的‘新势力’，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现在是我们怎么看待它和善待它的问题。它的强势留给我们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那么这些在中国新经济下快速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尽管它的情怀一时间还真的让我们说不清楚它有哪些特征？它内在的品质和意志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去面对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雄起”的中国中产阶级，眼前一片恍惚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这些制度下的新经济中的先进分子们，他们是我们日夜想念的‘中产阶级’吗？我们为此努力的思想准备好了吗？这显然是一个可以质疑的问题。然而‘雄起之风’无处不在。他们的强势似乎又在证明着或是宣扬着中国中产阶级时代的到来。这种显然有了立场性质的风尚给我们的现实生活带来了新的动意。我们的文化一下子有了一种以前不曾有过的承受，这种承受因为用力过猛，开始不确定起来。这种具有新的指向的启蒙的中产阶级，充满了人文色彩，使暂且还不可定义的人文在精神层面上寻找它的形象代言人。这是一个注定的时刻，它直接摧生了我们，要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个与我们共生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不是还在用旧有的思维与我们周旋，或者干脆更加露骨地要挟着我们。“他还说：“这些被我观察的对象，他们中的人有的已经很富有了，我之所以还观察那些不一定很富有，在满足与不满足之间，有很多悲壮的想法，但大多实现不了，非常的苦恼，忧伤伴随着他们的那部分人。我一直有一个固执的想法，认为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东西，这种普遍价值的东西也是我长期以来希望看到的：他们是积极与消极的承担者，是正直与悲伤的承担者，是理想与现实的承担者。”（3）杨四平在〈中产阶级立场写作〉中说：“无庸置疑的是，无论是从硬性指标还是从软性指标上评估，中国新中产阶级是指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主要有民营企业家、公务员、高级知识分子等，具有很高的专业知识和职业能力以及“中等”的家庭消费能力，能够管理和支配工作对象，有着良好的公民意识和道德修养。从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上看，他们都处于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中间水平”。



中产阶级写作立场



在我看来，“中产阶级写作立场”的提法实际上非常简单或者说比较单一，那就是以真实或假想的中产阶级身份叙写或描述中产阶级的人或事，它所表现和传达的是尚处不发达的当下中国中产阶级的醉生梦死和花天酒地。在这里，作者的身份问题可以是现实中真实的中产阶级一员也可是以假想的中产阶级身份写作，或者干脆就是作家本人（当然可以是中产阶级或者还不怎么中产甚至穷困潦到）。这些似乎都不是关键所在。问题的症结在他（她）是为“写作”，也就是说，“写作”是他（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是不是从中产阶级的立场或代不代表中产阶级的立场，不是他（她）所要考虑的。或者还可以说，“写作”是第一位的，而“立场”则是第二位或第三位的。但在不同论者的笔下，中产阶级写作实际上是较含混的概念。在向荣的文章中，他用的是“中产化写作”“中产阶级文学”和“关于中产阶级的文学”，张清华则用的是“中产阶级趣味”。这是否也隐含着他们对“中产阶级”某种程度的厌恶和否定？但在韩子勇的《都市梦境和中产阶级写作——张欣小说谈片》中，作者对张欣的“中产阶级写作”姿态表达了不保留的赞赏。在韩子勇看来，“中产阶级写作““在大众阅读的体认层次上，它有特别的信赖性，它有一种‘中产阶级’的合理性:不乖张、不恶俗，不提供煽动性的言辞，不对这里的一切恶意诽谤和血淋淋的夸张，当然也不是百依百顺，她有很好的保留，决不自降身份。它像是那种可以信赖的读物，有中产阶级的诚实、牢固和不慌不忙（4）

应当说，“中产阶级写作”是一个比较中性的提法。在我看来，中产阶级写作不一定是站在中产阶级的立场也不一定不站在中产阶级的立场。或者还可以说，写作者本人在写作时并没有明确的身份认知，之所以有“中产阶级写作”的提法，也许是批评家为了阐述和论述的需要强加的，也许是论者根据作品反映的现实和作家的情趣归纳的。但“中产阶级写作立场”则完全不一样。它是作家有意而为之的。在现实情境下，如果把“写作”放在首位，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为着赚取眼球，而眼球多意味着有市场，有市场的直接结果则是利润大；二是出名份变身份。写作自然是可以的，但为什么偏偏是“中产阶级写作”？我的理解是，无论是“底层写作”还是“打工诗歌”，那里面的苦难已经很满了，人们在现实中的苦难还少吗？为什么还要在文学中体验苦难？高层的“反腐题材”大众自然是喜欢的，但无奈禁区多多，一般人也不是多有了解，创作难度很大。而作为正在雄起和壮大的“中产阶级”，在高层“管不着，管不了”的普通读者看来，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生活习惯生活状态正是大众多有趋骛之处。因此，中产阶级写作渐趋窜红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之事。

我在此把向荣和张清华的不同说法都归在我所谓的“中产阶级写作立场”名下。在向荣看来，“中产化写作”“实在是大同小异，说到底无非是中产者的欲望化故事。这种欲望化故事包涵两个基本层面和元素：一个是炫耀性消费，另一个就是偷情通奸。两种叙事元素通常出现在一个故事里，这样一来，文学中的中产者形象就往往成为衣冠楚楚的通奸者，好像作为一个中产者，他的生活中就只有两件大事，吃穿住行追逐高档和名牌之外，那就是变着法子偷情通奸，比如，一夜情和跨地区甚至跨国性的偷情通奸，这种跨越空间的通奸，也正是中产阶级文学故事的一个显著的时代特征，这种特征可以说是全球化生存经验的文学表征，也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精神症候。当代中产阶级小说中，炫耀性消费和跨国通奸两种基本写作元素的集大成者，2000年出版的《上海宝贝》不但是代表作，而且也是当代文学史意义上的始作俑者。所以，现阶段文学中产阶级的中产者形象，本质上说就是一个满肚子欲望的“花花公子”形象，只不过如今的“花花公子”的队伍中还有不少女人，比如《上海宝贝》中的倪可可。女人成为我们时代文学中的花花公子，既与消费主义的文化语境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自然也是女权主义意识介入中产阶级文学的一种反映“。（5）张清华认为代表着中产阶级写作抑或中产阶级写作立场的“中产阶级趣味”“是我们时代的文化与艺术所表现出的一种新的审美观，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删除了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批评立场的、同时也隔绝了底层社会的利益代言角色的、与今天的商业文化达成了利益默契的、充满消费性与商业动机的、‘假装附庸风雅’的或者‘假装反对高雅’的艺术复制行为。” 他并且罗列了“中产阶级趣味”的三大恶习：一是冷漠，一种假象的纯粹和虚伪的超脱，二是完全的畸形的“自恋式”写作的充斥，三是无节制的所谓“叙事”。（6）

中产阶级写作或中产阶级写作立场的种种弊端，不是本文所要重点阐述的，就此打住。



中产阶级立场写作



我以为，“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提法实际上包涵了两个方面，从写作者本人说，他（她）是中产阶级（以承认该阶级的存在为基础）的一员吗？从作品描写的人物和反映的事件来看，他们是中产阶级的人和事吗？他（她）是为站在中产阶级立场而写作吗？他表达了中产阶级对社会的诉求吗？在诗歌中，它传达和表达了中产阶级的感情和心声吗？换言之，“中产阶级立场写作”不是为写作而写作。或者说“有立场”是第一位的，而“写作”则是第二甚或第三位的。

蓝棣之教授在为《中产阶级诗选》所作的序言是《诗坛正来在一个“引爆点”上》，他并且在文中对“引爆点”作了如下说明：“Tipping point，‘引爆点’。这个术语源自流行病学，指某种传染病达到超出任何能控制它进一步传播的能力的‘点’，又译‘拐弯点、翻转点、踢爆点’等。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他所撰的畅销书《引爆流行（The Tipping Point）》中给出的定义是：‘质变来临前的关键一点，就像沸点和临界点’。我在此文中使用此术语的意思是，‘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高调出场，使诗坛来在一个重要的‘引爆点’上。”我以为他的说明是颇有意味的。蓝棣之认为“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最重要、最核心的想法是：“它以中产阶级的身份或立场，表达中产阶级在当下的体验和理想。在处理素材时，它有中产阶级的眼光。它叙述中国中产阶级独特的故事，叙述中国创业者成长中的自叙传、血泪书和忏悔录，还有北魏所说‘叙述他们内心的戏剧性冲突和批判精神’”。白鸦在诗论里提出“反对盲目对抗意识形态”、“反对盲目解构”和“民间与知识分子的对立已经没有意义”。

杨四平教授的“人文的精神中产”的要义是：反对伪先锋，中产阶级立场写作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收拾诗歌现场的残局，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诗歌之敌，那些遍布诗坛的伪抒情、伪叙述，伪民间、伪知识分子，伪“下半身”、伪“代际”等伪先锋。这么多的诗歌 “伪”敌，制造了不少热闹的诗歌假象，衍生了许多畸形的诗歌怪胎，严重破坏了健康的诗歌生态。干预周边事态，由于中产阶级处于上层与底层之间，上层的矛盾、底层的矛盾、它自身的矛盾和它们之间的相互矛盾都汇集于一身，因而是各种矛盾交汇的最中心，当然也是各种矛盾得以缓冲的地带。这种独特的位置决定了中产阶级必须肩负起解决这些矛盾的历史使命，因而也就有了干预现实生活的可能性、紧迫性和重要性。直接叙写，以往的新诗写作热衷于“间接”技艺，运用大量的意象、象征和隐喻营造诗意、诗境和诗美。象征派、《现代》派、九叶诗派、朦胧诗派等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大都如此。虽然此间也的确产生过不少优秀诗篇，但那毕竟是在农业语境下诗人心绪的反映及其美好的传达。眼下，已经时过境迁，人们一下子置身于工业文明的语境里，以往那一套“间接”的诗艺显然不足以出表现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和当下人们日益复杂纠缠的心理。“直接”不是直白，也不是独语；它是简洁而不是简单，精致而不是粗浅！重塑现代汉语，要充盈现代汉诗的当代性、汉语性和自足性（参阅《中产阶级立场写作》）

注释：（略）

2008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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