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严家威]

最后的职业诗人写诗靠老婆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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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调查成都诗界前，记者曾问过《星星》诗刊主编梁平，成都到底还有没有一个以写诗为职业的人。梁平想了一会儿说：“现在写诗哪能养活自己呢，写诗的人如果没有其他职业怎么生存下去，不过有个人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比较纯粹的诗人，就是孙文波，这20年来他一直在写诗，现在，他除了写诗也没干其他工作”。孙文波是当年比较火的四川诗人，现已落居北京，他的妻子程小蓓也是写诗的，两人结婚后，程小蓓转行做生意，也正因为如此，孙文波才能安安心心一直写诗。
　　20年前，一大帮热血青年放弃自己的工作埋头诗歌创作，而如今，想找到一个职业诗人已经如此之难，甚至连梁平也说，现在大家对诗人的印象已经不如当年了，当年被认为是一种荣誉的头衔，现在甚至还带了点贬义色彩。
　　其实，就在我们想采访这个也许是成都的最后一个职业诗人时，才发现他早就搬家到北京了。在北京昌平县，孙文波夫妇买了一块地，自己修了栋房子。但巧的是，就在昨天下午，孙文波从北京回到了成都，说起诗歌20年的冷暖，作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诗人之一的孙文波，有着更深的认识。
　　“第一次写诗就获得喝彩，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天生就有写诗的才能”
　　那是一个为诗歌而疯狂的岁月，那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是诗人的年代。上世纪80年代初，孙文波退伍后回到成都一个国营大厂当车工，1982年孙文波所在的厂要搞一个诗歌朗诵会，就把他也叫上了。这次活动是他平生第一次写诗，一首叫《星星》，感叹生命短暂；一首叫《修路》，呼吁政府修路。没想到的是，他的诗受到了大家的欢迎，还被称为“工人诗人”。
　　一个年轻人，甫一亮相就获得喝彩，孙文波自然很激动，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天生就有写诗的才能，从那以后，他开始写诗，而且频繁参加诗歌圈子的活动。据他一个诗友说，当时孙文波为了找到聊诗的人，就骑着个二八钢圈的破自行车到处找人，还被人赠以“神行太保”的外号。
　　而孙文波仅仅是当时诗歌热潮中的一个缩影，因为当时全国有2000多家诗社和大约60余万的诗人，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充斥一时。
　　“那时诗歌的门槛太低，但即或如此，诗人也绝对是个金光闪闪的头衔”
　　因为写诗，孙文波结识了不少圈内的朋友，他也见过一回著名诗人海子，当时他们几个人整夜聊诗，一直聊到天要亮的时候，孙文波说“睡吧”，海子叫他先睡，然后忽然直挺挺地躺了下去。
　　孙文波说，很多人认为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诗歌的黄金时代，但他觉得那时候诗歌之所以火，是因为门槛太低，只要你有想法，就可以随便乱搞，至于文化素质、文学修养，那都是完全谈不上的。但即或如此，在当时诗人绝对是一个金光闪闪的头衔。诗人尹建莉20世纪80年代初在内蒙古包头读
　　大学，因为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诗歌，从而成为当时大家钦羡的对象。
　　有这样经历的人非常多，仅从个人问题来说，当时如果会写诗，那么找到女朋友的机会就大大增加。
　　“如果没有妻子程小蓓，我可能就没办法专注搞自己的诗歌了”
　　因为诗歌，孙文波还认识了现在成为他妻子的程小蓓，那时的程小蓓也是一位极其活跃的女诗人，是“非非诗派”的女主将。当年曾在他家住过的一位诗友后来回忆说：“这个程大侠精力无限好，经常早晨6点就起床，在房间高唱咏叹调，而幸福得张牙舞爪的孙文波也跟着爬起来唱个什么小夜曲，嗓门越大，声音越左。”
　　但是程小蓓和孙文波结婚后却有10多年没有写诗，因为孙文波1987年离开单位后，就想成为一个职业诗人，虽然1996年当了成都一家报社驻北京办事处的成员，但也没干多久。程小蓓只有弃文从商，做各种各样的生意维持家庭。说起妻子，孙文波很是感激：“没有她，我可能就没办法专注搞自己的诗歌了”。诗歌于孙文波，仍然就等于生活的全部。
　　所幸程小蓓很支持他选择的道路，现在他们又在北京上苑搞了一个艺术基地，算是回到了本行。


　　□成都诗歌辉煌史
　　作协大楼里人流如潮诗人当年比超女还火


　　上世纪80年代，在诗歌历史上被称为“无法抗拒的年代”，在那场诗歌热潮中，成都绝对是一个推动的主要力量。青年诗人骆耕野的诗作《不满》甫一登出，就引起诗坛强烈震动，并获得全国首届优秀诗歌奖。四川诗坛越来越热，像徐慧、傅天琳、梁平、翟永明、欧阳江河、孙文波、李亚伟、何小竹、杨黎等诗人接连出现，成为中国诗坛的一支重要力量。
　　最火热的年代是1986年，《星星》诗刊主编梁平说，当时他们评出中国十佳诗人，颁奖当天盛况空前，北岛、顾城、舒婷等当时最火的诗人全来了，作协大楼里人流如潮，诗人们坐在会场里，会场外挤满了观众，大家围在窗外争看里面的诗人：“当时的情况绝对比超女还火，大家都是发自内心地喜欢这些诗人”。
　　激动的有读者，也有诗人，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诗人们在人山人海的成都新声剧场朗诵诗，一位诗人向黑压压的观众挥动手臂，高喊一声：“我的人民呀！”就昏倒在地。诗人们要离开时，索求签名的观众汹涌鼎沸，即便在保安人员的全力疏通下，顾城也是被困两个小时后，才杀开一条“血路”冲了出去。
　　但经过这一年的热潮后，诗歌热却渐渐褪去，诗人杨黎说，这之后好多人放弃了诗歌，就像这个时代一样放弃了诗歌。但他认为这是正常的现象，“终于进入了人类文明的正常轨道，该吃的吃，该睡的睡。诗歌回到了诗歌本身，而不再是文化的全部，甚至不是文化的主流和热流”。
　　他们曾改变四川诗歌但最终仍被岁月改变一场诗歌热潮也“制造”了无数诗人，当我们时隔20年再回望四川当年一举成名的诗人时，他们的境遇各不相同，有的还在坚持写诗，有的已经退出诗坛……
　　骆耕野当年的一首《不满》让骆耕野成为名人，激情洋溢的诗行，犹如吹响了中国诗歌从阴霾迈向新曙光的号角。骆耕野当时的名气与北岛相当，但在诗歌步入低潮后，骆耕野也在诗坛隐退了，至今有10多年没有写诗了，有人说他就在成都某个小区，也有人说他去了深圳，惟一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和诗歌绝缘了。
　　杨牧在上世纪60年代，杨牧从四川去到新疆，他当过农业工人、宣传队员、宣教干事。在当时，他描绘边疆生活的诗歌让人耳目一新，并屡屡获奖，与舒婷、顾城、北岛等人名列中国十佳诗人行列。后来杨牧回到四川，在四川省作协担任副主席一职。
　　翟永明如果对诗歌稍微关注的人应该都知道她，当年她的《女人》、《在一切玫瑰之上》等诗集，在诗坛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98年翟永明在成都开了个叫“白夜”的酒吧，这个酒吧现在也成了文人经常聚会的场所。
　　杨黎他也是在那股诗歌人潮中开始写诗的，杨黎当时是“非非主义”的重要诗人，但现在他的身份似乎有很多，做生意、编杂志、写小说、办先锋文学网，他现在主要呆在北京，偶尔也会写诗，并在自己博客上发表出来。
　　傅天琳以《绿色的音符》成名的她，被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最成功的中国女诗人之一，在当时，名气能和她相当的女诗人大概只有舒婷。这位生于四川资中的女诗人后来在重庆定居，如今，她是重庆作协的副主席，这个职务倒也和诗歌相关联。
　　欧阳江河1984年长诗《悬棺》确立了欧阳江河在诗坛的地位，当年，他还发起成立了“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1993年之后，欧阳江河就不属于任何单位，而去搞演出策划，这个工作赚的钱可比写诗多了，据说，他写稿从来不要稿费，汇款单邮寄过来也不会去取，因为太费事。
　　本版撰文早报记者蒋庆摄影向宁




　　□诗人生存状态调查


　　写诗每年收1500元
　　假如程小蓓不去做生意，孙文波估计也圆不了当纯粹诗人的梦。《星星》诗刊主编梁平说，诗歌开的稿费大约是每十行20至50元不等，如果仅靠写诗，一个月最多几百元，如何养家糊口。的确如此，比如著名编剧邹静之，一直被视为第三代诗人的代表，现在却成了编剧。诗人简宁、张小波也在北京有自己的图书出版公司。如果要对当年诗人做一个调查，你会发现，这些诗人大多干着和诗歌不搭界的事情，“诗歌养活不了人”每个诗人都会这么告诉你。
　　孙文波昨天也给记者列了以下20年来自己写诗歌的收入，平均每年不超过1500元，其中还包括他写书的稿费，作为中国诗歌界的一个重要人物，这点钱恐怕还不够一个月的花费。孙文波说：“不要指望写诗赚钱，比如我现在写的诗歌都发表了，按照最高稿酬计算，一年也不超过3000元。”但孙文波喜欢写诗，当朋友们做生意赚大钱的时候，他依然埋头在家创作，因为他还是觉得，自己最适合干的就是写诗，做生意，可能自己并不一定做得好。“现在称某人为诗人，好像是一种讽刺和挖苦，而诗人本该是一种桂冠和荣耀的。”


　　最好的诗人都没疯


　　《诗刊》主编叶延滨在谈到诗人时说：“在我认识的诗人中，从天使到魔鬼的各个阶梯上都有诗人的影子。”而今天的不幸在于，天使远去、独留魔鬼。
　　孙文波并不这么认为，他甚至举例说，自己周围的诗人朋友都是如同“人”那样生活着的，任何圈子都有好有坏，诗歌界也是如此。他说，诗人的形象在下降，并非是这个群落出了问题，而是现在大家都很务实了，考虑的都是如何赚钱等现实问题，诗人却在这个大环境下做一些务虚的事情，当然会被认为是不识时务，甚至有人觉得诗人思维很不正常。“但我可以说，中国最好的诗人思维都是正常的”。但不管如何，诗歌已经很边缘化了，孙文波也不得不承认，就如不久前他说的一样，有些东西很奇怪。譬如像邹静之、西川这些朋友，以前都在不同的地方，每次见面的时候都会一起吃饭，留下一起住，但孙文波来了北京后，大家离得近了，却反而不来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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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魂儿放出 /让他在天地间漫游 /多年以后 /你习惯性以为 /我还在那转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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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职业诗人写诗靠老婆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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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调查成都诗界前，记者曾问过《星星》诗刊主编梁平，成都到底还有没有一个以写诗为职业的人。梁平想了一会儿说：“现在写诗哪能养活自己呢，写诗的人如果没有其他职业怎么生存下去，不过有个人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比较纯粹的诗人，就是孙文波，这20年来他一直在写诗，现在，他除了写诗也没干其他工作”。孙文波是当年比较火的四川诗人，现已落居北京，他的妻子程小蓓也是写诗的，两人结婚后，程小蓓转行做生意，也正因为如此，孙文波才能安安心心一直写诗。
　　20年前，一大帮热血青年放弃自己的工作埋头诗歌创作，而如今，想找到一个职业诗人已经如此之难，甚至连梁平也说，现在大家对诗人的印象已经不如当年了，当年被认为是一种荣誉的头衔，现在甚至还带了点贬义色彩。
　　其实，就在我们想采访这个也许是成都的最后一个职业诗人时，才发现他早就搬家到北京了。在北京昌平县，孙文波夫妇买了一块地，自己修了栋房子。但巧的是，就在昨天下午，孙文波从北京回到了成都，说起诗歌20年的冷暖，作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诗人之一的孙文波，有着更深的认识。
　　“第一次写诗就获得喝彩，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天生就有写诗的才能”
　　那是一个为诗歌而疯狂的岁月，那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是诗人的年代。上世纪80年代初，孙文波退伍后回到成都一个国营大厂当车工，1982年孙文波所在的厂要搞一个诗歌朗诵会，就把他也叫上了。这次活动是他平生第一次写诗，一首叫《星星》，感叹生命短暂；一首叫《修路》，呼吁政府修路。没想到的是，他的诗受到了大家的欢迎，还被称为“工人诗人”。
　　一个年轻人，甫一亮相就获得喝彩，孙文波自然很激动，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天生就有写诗的才能，从那以后，他开始写诗，而且频繁参加诗歌圈子的活动。据他一个诗友说，当时孙文波为了找到聊诗的人，就骑着个二八钢圈的破自行车到处找人，还被人赠以“神行太保”的外号。
　　而孙文波仅仅是当时诗歌热潮中的一个缩影，因为当时全国有2000多家诗社和大约60余万的诗人，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充斥一时。
　　“那时诗歌的门槛太低，但即或如此，诗人也绝对是个金光闪闪的头衔”
　　因为写诗，孙文波结识了不少圈内的朋友，他也见过一回著名诗人海子，当时他们几个人整夜聊诗，一直聊到天要亮的时候，孙文波说“睡吧”，海子叫他先睡，然后忽然直挺挺地躺了下去。
　　孙文波说，很多人认为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诗歌的黄金时代，但他觉得那时候诗歌之所以火，是因为门槛太低，只要你有想法，就可以随便乱搞，至于文化素质、文学修养，那都是完全谈不上的。但即或如此，在当时诗人绝对是一个金光闪闪的头衔。诗人尹建莉20世纪80年代初在内蒙古包头读
　　大学，因为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诗歌，从而成为当时大家钦羡的对象。
　　有这样经历的人非常多，仅从个人问题来说，当时如果会写诗，那么找到女朋友的机会就大大增加。
　　“如果没有妻子程小蓓，我可能就没办法专注搞自己的诗歌了”
　　因为诗歌，孙文波还认识了现在成为他妻子的程小蓓，那时的程小蓓也是一位极其活跃的女诗人，是“非非诗派”的女主将。当年曾在他家住过的一位诗友后来回忆说：“这个程大侠精力无限好，经常早晨6点就起床，在房间高唱咏叹调，而幸福得张牙舞爪的孙文波也跟着爬起来唱个什么小夜曲，嗓门越大，声音越左。”
　　但是程小蓓和孙文波结婚后却有10多年没有写诗，因为孙文波1987年离开单位后，就想成为一个职业诗人，虽然1996年当了成都一家报社驻北京办事处的成员，但也没干多久。程小蓓只有弃文从商，做各种各样的生意维持家庭。说起妻子，孙文波很是感激：“没有她，我可能就没办法专注搞自己的诗歌了”。诗歌于孙文波，仍然就等于生活的全部。
　　所幸程小蓓很支持他选择的道路，现在他们又在北京上苑搞了一个艺术基地，算是回到了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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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80年代，在诗歌历史上被称为“无法抗拒的年代”，在那场诗歌热潮中，成都绝对是一个推动的主要力量。青年诗人骆耕野的诗作《不满》甫一登出，就引起诗坛强烈震动，并获得全国首届优秀诗歌奖。四川诗坛越来越热，像徐慧、傅天琳、梁平、翟永明、欧阳江河、孙文波、李亚伟、何小竹、杨黎等诗人接连出现，成为中国诗坛的一支重要力量。
　　最火热的年代是1986年，《星星》诗刊主编梁平说，当时他们评出中国十佳诗人，颁奖当天盛况空前，北岛、顾城、舒婷等当时最火的诗人全来了，作协大楼里人流如潮，诗人们坐在会场里，会场外挤满了观众，大家围在窗外争看里面的诗人：“当时的情况绝对比超女还火，大家都是发自内心地喜欢这些诗人”。
　　激动的有读者，也有诗人，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诗人们在人山人海的成都新声剧场朗诵诗，一位诗人向黑压压的观众挥动手臂，高喊一声：“我的人民呀！”就昏倒在地。诗人们要离开时，索求签名的观众汹涌鼎沸，即便在保安人员的全力疏通下，顾城也是被困两个小时后，才杀开一条“血路”冲了出去。
　　但经过这一年的热潮后，诗歌热却渐渐褪去，诗人杨黎说，这之后好多人放弃了诗歌，就像这个时代一样放弃了诗歌。但他认为这是正常的现象，“终于进入了人类文明的正常轨道，该吃的吃，该睡的睡。诗歌回到了诗歌本身，而不再是文化的全部，甚至不是文化的主流和热流”。
　　他们曾改变四川诗歌但最终仍被岁月改变一场诗歌热潮也“制造”了无数诗人，当我们时隔20年再回望四川当年一举成名的诗人时，他们的境遇各不相同，有的还在坚持写诗，有的已经退出诗坛……
　　骆耕野当年的一首《不满》让骆耕野成为名人，激情洋溢的诗行，犹如吹响了中国诗歌从阴霾迈向新曙光的号角。骆耕野当时的名气与北岛相当，但在诗歌步入低潮后，骆耕野也在诗坛隐退了，至今有10多年没有写诗了，有人说他就在成都某个小区，也有人说他去了深圳，惟一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和诗歌绝缘了。
　　杨牧在上世纪60年代，杨牧从四川去到新疆，他当过农业工人、宣传队员、宣教干事。在当时，他描绘边疆生活的诗歌让人耳目一新，并屡屡获奖，与舒婷、顾城、北岛等人名列中国十佳诗人行列。后来杨牧回到四川，在四川省作协担任副主席一职。
　　翟永明如果对诗歌稍微关注的人应该都知道她，当年她的《女人》、《在一切玫瑰之上》等诗集，在诗坛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98年翟永明在成都开了个叫“白夜”的酒吧，这个酒吧现在也成了文人经常聚会的场所。
　　杨黎他也是在那股诗歌人潮中开始写诗的，杨黎当时是“非非主义”的重要诗人，但现在他的身份似乎有很多，做生意、编杂志、写小说、办先锋文学网，他现在主要呆在北京，偶尔也会写诗，并在自己博客上发表出来。
　　傅天琳以《绿色的音符》成名的她，被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最成功的中国女诗人之一，在当时，名气能和她相当的女诗人大概只有舒婷。这位生于四川资中的女诗人后来在重庆定居，如今，她是重庆作协的副主席，这个职务倒也和诗歌相关联。
　　欧阳江河1984年长诗《悬棺》确立了欧阳江河在诗坛的地位，当年，他还发起成立了“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1993年之后，欧阳江河就不属于任何单位，而去搞演出策划，这个工作赚的钱可比写诗多了，据说，他写稿从来不要稿费，汇款单邮寄过来也不会去取，因为太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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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诗每年收1500元
　　假如程小蓓不去做生意，孙文波估计也圆不了当纯粹诗人的梦。《星星》诗刊主编梁平说，诗歌开的稿费大约是每十行20至50元不等，如果仅靠写诗，一个月最多几百元，如何养家糊口。的确如此，比如著名编剧邹静之，一直被视为第三代诗人的代表，现在却成了编剧。诗人简宁、张小波也在北京有自己的图书出版公司。如果要对当年诗人做一个调查，你会发现，这些诗人大多干着和诗歌不搭界的事情，“诗歌养活不了人”每个诗人都会这么告诉你。
　　孙文波昨天也给记者列了以下20年来自己写诗歌的收入，平均每年不超过1500元，其中还包括他写书的稿费，作为中国诗歌界的一个重要人物，这点钱恐怕还不够一个月的花费。孙文波说：“不要指望写诗赚钱，比如我现在写的诗歌都发表了，按照最高稿酬计算，一年也不超过3000元。”但孙文波喜欢写诗，当朋友们做生意赚大钱的时候，他依然埋头在家创作，因为他还是觉得，自己最适合干的就是写诗，做生意，可能自己并不一定做得好。“现在称某人为诗人，好像是一种讽刺和挖苦，而诗人本该是一种桂冠和荣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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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刊》主编叶延滨在谈到诗人时说：“在我认识的诗人中，从天使到魔鬼的各个阶梯上都有诗人的影子。”而今天的不幸在于，天使远去、独留魔鬼。
　　孙文波并不这么认为，他甚至举例说，自己周围的诗人朋友都是如同“人”那样生活着的，任何圈子都有好有坏，诗歌界也是如此。他说，诗人的形象在下降，并非是这个群落出了问题，而是现在大家都很务实了，考虑的都是如何赚钱等现实问题，诗人却在这个大环境下做一些务虚的事情，当然会被认为是不识时务，甚至有人觉得诗人思维很不正常。“但我可以说，中国最好的诗人思维都是正常的”。但不管如何，诗歌已经很边缘化了，孙文波也不得不承认，就如不久前他说的一样，有些东西很奇怪。譬如像邹静之、西川这些朋友，以前都在不同的地方，每次见面的时候都会一起吃饭，留下一起住，但孙文波来了北京后，大家离得近了，却反而不来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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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逖]

写诗只是打发，而不是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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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逖
《澳洲彩虹鹦》——获澳洲国家元首贺信高度评价的季刊
征稿中
www.australianwinn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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