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严家威]

潘友强：别了，帕斯摩登等五篇

作者： 潘友强

第一篇 什么是诗
　　　　 ——新世代/中间代诗人诗学探索的心态特征与诗路行程

摘要：对于什么是诗，什么是真正的诗歌？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在不断的怀疑与否定中不断地思寻和探问。因为对诗神的虔诚和敬仰而产生谦卑的心态/心理；因为谦卑的心态/心理，所以怀疑自己的每一次诗写是否都是对诗神的亵渎，以致于不得不否定自己；因为怀疑和否定，又不得不在困惑与迷茫中进行新一轮的探索和尝试。如此循环，以至无穷。
关键词：谦卑的心态；虔诚的敬仰；反叛或嘲弄现存的诗歌语言秩序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时，我仍然处于深深的困惑之中。这可能也是笼罩在所有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心空中的一团迷雾。
在诗歌探索与实践中，新世代/中间代诗人普遍存在着这样一个极为严肃而困惑的问题——真正的诗歌到底是什么？或许，所有严肃而谦卑的新世代/中间代诗人都在内心的深处呼唤和祈祷：“上帝啊！我真的不知道。你赐给我智慧，教教我吧！”
伊沙曾经在网上发帖说：“有人教我写诗吗？”在第十届柔刚诗歌奖颁奖仪式暨诗歌月刊新年诗会上，马永波极为真诚而谦逊地说：“我还是一个初学写诗者。”哑石也说：“我90年开始写诗，写了十几年了，至今也真的还不知道诗为何物。只是每一次诗写都是在纠正我的灵魂，纠正我灵魂深处肮脏而污秽的部分，同时，也让我的灵魂向更纯净的境界又迈进了一步。”这种说法得到了在场的陈仲义先生的首肯和赞同，并强调/追认为诗的“纠正说”。它比诗的“拯救灵魂说”更为恰当、贴切和准确。
其实，马永波和哑石，他俩作为中间代诗人，已经在诗歌写作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马永波——这个来自哈尔滨市的帅哥——绅士型诗人，外国小说、诗歌翻译了不少。个人诗写不断变换着诗歌创作模式。在诗歌中成功地引入后现代新小说的写作手法。虽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并不满足于诗歌文本成为新小说理论的阐释品。近期计划放弃新小说理论的借鉴与诱导，试图独立进行个人诗学本体论建设的探索与尝试。哑石——这个偏居西南一隅的隐士型诗人，在文本与人本的双重选择中，他的个人诗写更倾向于文本操作的探索与实践。这或许跟他的数学专业训练与思维有关（科学主义思潮影响？）。然而，在他内心的深处却渴望并且充满着人本主义的终极关怀。
吕叶和孙磊，这两位70后诗人，也在不断的探索与尝试中变换着各自的诗歌写作模式。
吕叶——这个来自湖南的策士型诗人，有着敏锐的策略家的眼光，一直以无私的奉献精神默默地从事着诗歌资料的收集、整理和保存，编选了大量极为珍贵的诗歌文本和理论资料（《锋刃》等）。目前，他的个人诗写已经走出前两次创作（《生命系列》、《城市寓言》）对生命与生存状态的探寻和追问，开始了第三轮个人诗歌写作模式和个人诗学体系的创业。孙磊——这个来自山东的披头士——爵士型诗人，内内外外都有着艺术家的气质和涵养。如果不深入他的内心世界，你或许会对他那种几近放浪形骸的外表产生一种天生的抵触情绪，然而，这种先入为主的文化偏见只能在你的脑际一闪而过，因为你很快就会被他那种极富有教养的言谈举止所慑服。他是一个有着善良的心地、充满睿智和独创性的诗人。他的个人诗写是在语词的流动中指向神性的光辉。
这四位诗坛在野人士，是一个奇妙的组合，我戏称之为“诗林四士”（另见《诗林四士：一个奇妙的组合》内篇、外篇）[1]。他们四人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谦卑和真诚。
这种谦卑的心态来自于对诗神的虔诚和敬仰——诗歌的殿堂是如此的神圣，以致于我们每一次诗写都似乎是对诗神的亵渎。多少新世代/中间代诗人不得不变换着各种不同的诗写手法和诗歌模式来接近真正的诗歌。诗人的每一次诗写都是对前一次诗写的自我否定，以致于许多新时代/中间代诗人不得不很少写作，甚至放弃写作。多少次，他们对诗神敬而远之，但又并没有远离对诗歌真谛的思索和探寻。
对于什么是诗，什么是真正的诗歌？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在不断的怀疑与否定中不断地思寻和探问。因为对诗神的虔诚和敬仰而产生谦卑的心态/心理；因为谦卑的心态/心理，所以怀疑自己的每一次诗写是否都是对诗神的亵渎，以致于不得不否定自己；因为怀疑和否定，又不得不在困惑与迷茫中进行新一轮的探索和尝试。如此循环，以至无穷。
总之，因为虔诚和敬仰而产生谦卑，因为谦卑而怀疑和否定自己已有的每一次的诗写。在他们看来，如果写出来的诗句沾污了诗神的殿堂，倒不如金盆洗手，放弃诗歌的写作。然而，又不甘心，还是不得不重新拿起笔来继续诗写。知道不可能抵达真诗的境界，但也要继续努力探索和尝试，以便无限地趋近那一诗美境界的边缘。
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在诗歌探索和尝试中，除了自我否定之外，还对现存的诗歌产生怀疑和否定。
现存的诗歌就是真正不朽的诗歌吗？我们写出来的分行文字就是真诗吗？严肃的新世代/中间代诗人的回答是怀疑和否定的。
这不仅从下一次的诗写对前一次诗写的自我否定中得到确证，最有趣的是余怒等人进行的有意的破坏语法秩序的诗歌尝试，以及潘友强等人进行的无意义诗歌写作实验。
无意义写作的非诗/反诗实验是在诗歌文本操作中具有着非常严格的汉语语法秩序和规则，然而，就是在如此严格而规范的汉语语法秩序中嘲弄了语法秩序，即利用后现代无秩序观念，在严密的秩序中嘲弄了秩序——你以为按照现存这种严密的语法秩序书写出来的排列分行文字就是真正的诗歌吗？无意义写作的诗人在文本中说：看哪！这是多么严密的语法秩序啊，可惜就是看不懂。余怒等破坏语法秩序写作的诗人采用无秩序的诗句抗议秩序，而潘友强等无意义写作的诗人则在严密的语法秩序中嘲弄了秩序。异曲同工，成功地反叛/嘲弄了秩序，嘲弄了现存的诗歌，同时，也完成了语言革命——通过反叛/嘲弄现存的诗歌语言秩序，反叛/嘲弄了社会不合理的等级秩序——在如此严密的社会等级秩序中也会滋生腐败现象？
在新世代/中间代诗人看来，以为现存的诗歌就是真正不朽的诗歌，那也是对诗神的一种亵渎。诗歌的殿堂太过神圣，太过伟大！在诗神的面前，真正的诗人只有谦卑、虔诚和敬仰。没有人敢说他是世上最伟大的诗人。尽管最终无人敢谈真诗，正如孔子永远不敢问津死亡这一神秘的境域，但是，新世代/中间代诗人们又不死心地永远处在探索与追寻之中，希望能够无限地抵达那一诗美境界的边缘。
新世代/中间代诗人、诗评家安琪、孙磊、格式等等坚持不懈地进行诗歌探索与实践。他们希望在语词的流动中指向神性的光辉。沿着这条诗学道路探索下去，走向极限，可能可以抵达最高的诗美境界，但是，诗人必须/只有死亡——因为，他将窥见天上的福祉，同时，也将泄露神灵的隐秘——由于神灵给予他的将使他永远也消受不了。“诗人在静思的状态中诗意地感受到天恩的赐福，神灵给予他的多得让他无法承受，必须早早离开人世，以免落得坦塔罗斯的命运和下场。因为，‘在上帝的风暴中’，诗人们将‘义不容辞/要巍然而立，并用自己的手/抓住那带着父爱的闪电/然后，将它裹在诗歌中间/作为神圣的礼品转交给民众’，所以，‘诗人，作为神意的传达者，/你须得早早辞别人世’（荷尔德林诗句）。即诗人将萌生一种不得不早日与某种圣洁的灵光合为一体的不朽渴望。”——这并非危言耸听，类似的“死亡体验”与精神的历险，中外诗人与诗评家都做过相当精彩的形而上的智性观照和诗意的体验与思考。（具体参阅潘友强《存在与语言：我们自己把自己逼上绝境——1995年第四届柔刚诗歌奖暨先锋诗歌研讨会发言稿》）[2]。
潘友强个人诗歌探索与尝试为了避免走入东方神秘主义的虚幻的深渊，在长诗《自流》中，从生命本体论出发，在上帝死后，不愿象组诗《上升或下坠》[3]那样，在文本与人本的浅层统一中走向东方神秘主义/新自然主义；也不愿象短诗《亚当之歌：重返伊甸园》那样，为了不皈依神灵而在心中重塑一个心灵的上帝——因为“梦中的神祉只是凭空杜撰的语词”“上帝召唤的声音究竟准备了多少/中心的意象，那是主人骗钱的花招/这也无所谓，站立在荒野上呼喊或者仰望星空/都不是虚妄的行为，但这距离你所无法/完成的任务，还相差一个博士的地位和水平”（《自流》）[4]。于是，诗人在语词的流动中只能成为精神没有归宿的无根的漂游者——而不是指向神性的光辉——因为已经没有神灵可以皈依，造神运动已经结束。19世纪的黄昏，哲人尼采仰望西天的苍穹，凝神静观圆寂的夕阳遁入苍茫，低语：上帝死了！当下诗人的精神生命只能成为语词流动中无根的漂游者——我是谁？来自何处，走向何方？茫然一无所知。“基路伯，尘世的苦海漂泊了我的一生/何时归去，归到何处，难道真的是/午夜中的一颗流星，九泉底下的一坯黄土//不!基路伯……”（《亚当之歌：重返伊甸园》）[5]；而人类生命的诞生，也只不过是大自然的一次偶然的冲动——“宇宙起源的最初三分钟”，“偶然的冲动生成万物”（长诗《无序的狂欢》）。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在精神生命的探索与历险时所呈现出来的世纪末情绪和心态。对于人类生命的如此感悟和关注方式，未免有些太过残酷，但是诗人必须真实地面对。同时，潘友强个人诗歌探索与尝试再跨出一步，就是长诗《植物人或白痴症》[6]的写作。这首诗歌除了单纯的形式反叛/嘲弄之外毫无意义。这是在经历文本与人本的双重困惑之后所走出的极端冒险的一步，指向以丧失人本主义精神内容与意义为前提和代价的“纯粹的文本”。
总之，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对于“什么是诗”的理解是：诗是一个永远也无法抵达的神圣的境域，但诗人却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尝试和探索而无限地趋近于那一诗美境界的边缘。
（以上是根据作者在第十届柔刚诗歌年奖颁奖仪式暨诗歌月刊新年诗会上的发言稿整理补充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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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如何反传统 怎么反文化？！
　　　　　　　　 ——新世代/中间代诗人诗学探索中的文化困惑

摘要：如何反传统？怎么反文化？这也是困扰新世代/中间代诗人的又一个世纪难题。反传统意味着原创，反文化意味着重塑或重临——诗人怎样才能在诗写中如同上帝重临世界一般，给万事万物重新予以原创性的命名，而不重蹈前人的覆辙。
关键词：五大传统文化系统；以物观物；文化宿命；乌托邦文化前景
众所周知，在诗人与世界的接触之间阻隔着五大传统文化系统。正如第三代杰出诗人“周伦佑在《反价值》一文中，首先概括世界迄今为止的五大价值系统：希伯来文化是一个神本的以上帝意志为中心的、一元的、决定论的，以及重理智、重来世、重理性，主张克制节欲的价值系统。古希腊文化是一个人本的，以生命本能为中心的、多元的、非决定论的，以及重热情、重现世感性，主张个性和纵欲的价值系统。儒家是基于亲缘人伦关系，以‘仁礼’为核心的伦理价值系统。道家则重视齐物、忘我、无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顺归自然生命的价值系统。而佛教则把真假做为背景，以善恶为轮回结构追求解脱苦难为价值目的。人类的精神全景和全部文化，主要建立在这五大系统之上。然而数代人代代相承的价值成见，从内到外阻隔新价值的诞生，因而为了创造新价值便必须反价值。”（转引自陈仲义《诗的哗变》）[7]。
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未意识到，它们都存在于你的知识领域之中或者“视界”之外。它们的存在足够让你陷入一个两难困境：你知道它们，写作必将受其影响；你不知道它们，写出来的作品无意中又会重复前人的经验，根本谈不上是原创性的作品。
如何回避前人的经验，不重蹈覆辙。传统也就成为摆在新世代/中间代诗人面前的一块巨石。
你要推倒传统的巨石，你就必须具备推倒它的力量和潜能。
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并不象外界所误解的那样，年轻一代的诗人都是一味的崇洋媚外，以外国文化来否定中国文化。其实不然，恰恰相反的是，新世代/中间代当中不乏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具备着深厚功底的诗人。潘友强曾经撰写出版过一本文化专著《生命的遗响：比较儒道骚禅的生命体验与美感经验》，哑石等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也有着极为精湛的研究和修养。新世代/中间代诗人的文化困惑，倒是在于中国文化本身的自相矛盾，而又如此和谐的统一在一起。就举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为例吧，新世代/中间代诗人照样可以利用中国的道家文化来否定儒家文化，而不必借用外国文化。
有一位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写过这样一首短诗《还原》：“流水，自己在流/与时间无关/石头就是石头/哪来的永恒或者顽强//人间的悲欢，或者离合/跟天上的月亮/是阴晴，还是圆缺/有何相干//鸟的飞，只是一种飞/搏击的精神/是谁附加//小时侯看到的那一棵/榕树，还是现在的这一棵树/为什么说它饱经沧桑”
诗题《还原》本身就意味着现象还原，要求“以物观物”。而“以物观物”则是道家文化的观念和诗歌美学要求。
人与世界被各种文化经验、语义网络所遮蔽和预先界定。诗人必须在感觉还原与意识还原的过程中进行现象还原，让人与世界直接接触。
流水与时间的比喻，石头与永恒或顽强的象征，都是一种文化意味十分浓厚的预先界定，阻隔在诗人与世界之间。“子曰：‘逝者如斯夫’”。这只不过是儒家文化中对生命的短暂所发出的无奈的喟叹而已。孔子对死亡极其恐惧，不敢问津这一神秘的领域与黑暗的禁区（未知生，焉知死）。他在学术上极力遮蔽死亡，可内心的深处却十分关注死亡。他在富有诗意的体验中深沉地感受死亡，从时光的流逝中发出生命的喟叹：逝者如斯夫！然而，他又采用各种手段来逃避死亡（朝闻道，夕死可矣）[8]。
儒家文化内部的自相矛盾暂且不说,就拿道家文化的“以物观物”观念就可以足够否定和反叛儒家文化。
石头就是石头，可是却被人类（儒家文化）赋予了永恒的象征意义以及顽强的品质（泰山石敢当）。这些富有文化意味的语义障碍，让人类丧失了与实存世界真正接触的直接机会。诗人与世界的接触，由于文化障碍和语义障碍，只能是属于间接性的体验。所以，诗人必须还原——还世界本来面目。这也是第三代诗人要求这样做的，但是这样做就是反文化吗？——“以物观物”可是道家文化的观念呀！
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在诗学探索与追寻中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和困惑是：反了儒家文化又陷入道家文化的深渊，反了世俗文化却又走进禅宗文化的宫殿。中国文化系统本身就是这样自相矛盾而又一直和谐地存在至今，根本就不必借用外来文化就可以互相否定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是苏东坡的诗句。把人间的悲欢离合与天上月亮的阴晴圆缺联系起来。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原始思维方式，受到一种神秘的“互渗律”的支配。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说，“在原始艺术中，人与动物、植物、鬼神、灵魂之间，部分与整体、原因与结果、表象与表象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实体意义上的神秘互渗关系，天地万物交织成以超自然力量为根据的隐蔽网络，从而呈现出荒诞的具象世界，超现实的意象和画面，变形的人物和非理性的情节。”[9]
鸟的飞翔与搏击精神，百年榕树与饱经沧桑，都是人类文化意识附加给客观实存世界的意义。这些都是反文化反传统所必须进行的现象还原。若按照这种思维意向推向极限，甚至包括原始文化都要进行彻底的清算和反动——因为原始文化毕竟也是人为的。
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困惑的是：如果沿着这一条道路走下去，走到极限的话，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即使是死胡同，他们也要走到底。等到碰个头破血流之后，他们再转过身来，打量和欣赏那一种惨状——这也许是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在诗学探索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吧。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这或许也是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在诗学探索中所表现出来的一股闯劲吧。
我们常常说，口语诗在表层结构语感的流动中并不忽视深层结构语义的凝聚，在透明的语境中并不放弃诗境的追求。
什么诗境？反文化的诗境？可是既然反文化，哪来的诗境？
这个诗境是意境还是诗的境界？按照常规思维，意境是意与境的统一，意是情与理的统一，境是形与神的统一，情理形神四者多层次交融、谐调统一构成意境。上面引用的《还原》一诗，意是有了——诗人主观感受与情感（反抒情？），以及对世界/生活的重新理解。境是形与神的统一。“也许诗人永远也无法抵达那一诗美的境界——即成为某种宇宙意识或人类精神背景的暗示与象征的诗境，但是，诗人却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而无限地接近于这一理想的边缘。”这是我以前曾经说过的一句废话，如今，我也被搞乱了。哪种宇宙意识呀？神秘吗？——回到原始思维中去吧！这样的反文化彻底吗？这似乎是新世代/中间代诗人所面临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文化宿命。
有一道声音又在我们的耳际响起：回到前文化世界中去。原始文化之前吗？那时候，语言产生了吗？前语言！这种前语言有超语义吗？（超语义即指语词在不确定的语境中产生多义性）——前语言、语言、超语言，这三个怪圈一直在我们思维的上空闪烁与回旋。
直到有一天，我们幡然醒悟：前语言的“前”字，不是指时间性名词，而是指方位名词——语言的前面，即去除诗人与世界之间的文化语言符号障碍之后——还原后的语言，即前语言。
以还原后的本真语言（不含文化杂质？）对应还原后的本真世界，同时，它不一定与口语有关。
当诗人以本真的自我诗意地观照和体验本真的世界/生活时，运用还原后的本真语言，给世界重新命名，重写诗歌。换句话说，诗人如同上帝重临世界一般，给世界重新命名，原创出一个崭新的诗美世界。
然而，有一位第三代杰出诗人却为我们提供了一幅非常美妙的乌托邦文化前景。
我曾经在网上给70后诗人阿翔发了一帖：“你在空中乘飞机时体会到非非的思维吗？所谓非非，就是阿翔不在南京，也不在昆明，而是在南京与昆明之间的上空飞。周伦佑先生则是乘宇宙飞船在太空中建立宇航站，五大传统文化是地心引力。”如果阿翔把他在南京与昆明之间的上空飞翔过程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每一秒钟或者更短的时间分为一段，详细地写出来，就是按照非非思维方式写出的非非诗歌了。这类微观写作的非非诗歌，我戏称之为“纳米诗歌”。例如于坚写落叶——落叶就是落下来的叶，与落叶作为整体象征而联想到人的衰老或一叶而知秋等等富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意味的意象无关。即重在单一的过程和状态，而不是整体的象征或隐喻。多么独特的切入角度和体验方式啊——落叶不是树枝上的叶，也不是地上的叶，而是从树枝落到地上之过程中的叶。因此，落叶在落下来的每一秒钟的状态之总和就是本真的落叶——
一种丝毫没有人文意义/文化杂质的纯客体之叶——可惜的是却被尊敬的诗人于坚先生附加上了非非主义泛文化的人文意义。而非非主义流派则就是一支由周伦佑率领的外星人组成的精锐的太空部队——因为尊敬的周伦佑先生希望超越五大传统文化的地心引力，跑到月亮上去练习跳高，或者，在太空中建立宇航站——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乌托邦文化前景啊！或许，人类真的可以成为神话传说中的美人鱼，不是用肺来呼吸文化空气，而是用鳃在毫无传统文化空气的水里呼吸和生存。
（以上是根据作者在第十届柔刚诗歌年奖颁奖仪式暨诗歌月刊新年诗会上的发言稿整理补充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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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告别后现代 渴望新文明
　　　　　 ——新世代/中间代诗人诗学探索中文本与人本的双重困惑

摘要：新世代/中间代诗人曾经因为不满足于人本与文本的浅层统一，而把文本与人本各自推向极限。
关键词：语词的历险；纯粹的文本；人类灵魂深处的＂黑洞＂；形而下的兽性写作；走向新文明
一、文本推向极限的困惑

沿着文本推向极限这条诗学道路探索和尝试，最终，诗歌作品成为丧失人本主义精神内容和意义的文本，成为理论家阐释的范本。语词的历险成为“地道的/悲剧性闹剧和事件”（《无序的狂欢》。
由于学院派批评方法是把文本放在显微镜底下进行高倍放大，所以，有时评论文字比诗歌文本本身更加动人了。比如说，后现代新小说、荒诞派戏剧在评论文字里是多么的生动而诱人，假如没有评论文字的话，新小说、荒诞派戏剧作品真的就那么动人吗？
新世代/中间代诗人马永波，将后现代新小说的写作手法引入诗歌，可能会成为理论家评论的最好阐释本。余怒提供的诗歌文本以破坏语法为特征，成为现存诗歌语言秩序的爆破手。他的部分语言实验诗也可能会成为语言诗评论家选中的最好范本。哑石与伊沙的部分多重文本互相消解的诗歌尝试，也会成为后现代诗评家评论文字的最好注脚。潘友强呈递进式的长诗写作尝试的最后一首长诗《植物人或白痴症》，除了单纯的形式反叛/嘲弄之外毫无意义——因为它是以丧失人本主义精神内容和意义为前提和代价的“纯粹的文本——多么可怕的文本尝试！《语言核事故·反应堆1~4号》四首长诗则是让语词在无序的狂欢中表演自身，然后才触及世界。长诗《无序的狂欢》只是希望在语词无序的狂欢中让多种文化、多种文体、多种写作手法进行一次混乱的大碰撞，看它最终能生成一个什么样的诗美世界。长诗《自流》则是世纪末诗人在上帝死后，不愿皈依神灵或者重建一个心灵的上帝，而在语词的流动中成为精神没有归宿的无根的漂游者，每一个诗句或段落就是一个无根的精神碎片——多么可怜而残酷的生命感悟方式和语词历险！


二、人本推向极限的困惑


因为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对人本主义内涵较为熟悉，而对文本主义（科学主义思潮）不太了解，就采取极端的方式和手段，将文本推向极限，追求一种“纯粹的文本”，同时，以丧失人本主义精神内容和意义为前提和代价。
而人本主义推向极限，除了表现冰山水上部分的显意识之外，还必须展示冰山水下部分的潜意识境域——即深入人类灵魂深处最黑暗的部分，打开人类灵魂深处的“黑箱”/“黑洞”。向上推进，指向生命的形而上本质；向下推进，则展示人类灵魂深处最黑暗的部分或禁区。
严肃的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在诗学探索与尝试中，曾经这样思索：“诗人借助文化的理性的拐杖，爬上哲学的顶峰之后，面临的是一片潜意识的无底深渊。聪颖的诗人总是随手抛弃理性的拐杖，纵身跳出文化的边缘/悬崖，在潜意识的时空，展开神话思维/原始思维与想象的翅膀，翱翔于貌似宗教世界的诗性宇宙之中”。“诗人借助一些神话诗或宗教诗，对人类生存状态与生命本质等等问题所做的人本主义追问，到了现代主义大师阶段几乎已达到登峰造极的颠峰状态，令人望尘莫及，自叹弗如。”“虽然现代诗人一直对人类的生存状态与人类生命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等噬心的问题做无休止的追问，但是，谁都难以甚至无法获得一个令人折服和满意的答案。”“于是，有的诗人便倦于追问，只好来了一个反现代，即他们厌倦于那种无休止的追问，提前在现代主义的追问后面圈上一个句号，甚至粗暴地划了一个休止符。”（具体参阅潘友强《致麦子：探索与困惑》）。[当下诗人的诗歌作品请参阅秦巴子的部分宗教诗（类似）；林忠成等人的神话诗；伊沙等人的部分反现代主义的平民诗歌]
如果说上半身写作表现的还是人类的神性的话，那么，下半身写作则展览了人类兽性的本能和欲望——那是人类灵魂深处最黑暗的部分与精神时空。在那里：“我遇见我的影子，在加深的阴影中；/我听见我的回声，在充满回声的森林——/自然之主正向着一棵树哭泣。/我生活在它们之间：苍鹭和鹪鹩，/山中的野兽和洞穴里的毒蛇。”（美国·罗斯克《在一个黑暗的时刻》见《英美后现代诗》）[11]。在这片人性的荒原，地狱般飞走着惊禽怪兽，“神的秩序默无声息地酣睡/最早的诺言失陷在无边的泥沼上”（袁勇《嘉丽泽祭坛》）[12]。人类难以收敛住无羁的野性，与禽兽共存于这片黑暗的泥沼。而一向以万物的灵长自居的诗人，则在这幽冥的深处，无声啜泣。严肃的诗人在如此隐晦的象征与隐喻中展览或揭示了人类的兽性，其目的也只是为了提升人类的灵魂与神性。
而时下的下半身肉体写作，则是单纯并且赤裸裸地展览、发泄和欣赏人类兽性的本能与欲望，还把性感的色情写作美其称为快感写作，把污秽而腥臭的厕所当作富丽而堂皇的宫殿。长此以往，人类灵魂彻底堕落的末日之来临，就为时不远了！[当下诗人的诗歌作品请参阅沈浩波等人的部分诗作]
人类生命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生命分为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
约翰·奥尼尔曾经把身体意象划分为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等五种。肉体生命只是作为生理学、解剖学的对象。下半身的肉体写作，只是“满足于生理学的肉体写作，拒绝纳入自然、社会和文化构成。换句话说，纯粹的生理学写作，大概只能居于浅层次的肉身化写作，只有纳入文化构成的肉身写作，才是深层次的肉身写作。”（陈仲义《肉身化诗写刍议》）[13]
而精神生命则包括人类显意识和潜意识的全部的心理活动内容。人性界于神性与兽性之间。人性写作包括神性写作和兽性写作。上半身写作是形而上的神性写作，下半身写作则是形而下的兽性写作。
如果展示人类灵魂深处最黑暗的部分或禁区，会导致下半身赤裸裸的兽性写作，那么，宁可不把人本主义推向极限。
文本推向极限，会出现以丧失人本主义精神内容与意义为前提和代价的无意义的“纯粹的文本”。人本推向极限，则导致了下半身以快感/性感为准则的赤裸裸的兽性写作这一个“怪胎”。这都是令人难以预料的恶果，甚至连伊沙这个被封为“下半身写作的精神领袖”的严肃诗人也始料未及。
这都是后现代惹的祸！也就是说，在移植/嫁接后现代主义中的反文化反传统的叛逆精神时所种下的恶果。
该展示的我们都已经展览了。现在，我们只有反思和警醒，让我们告别后现代，走向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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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别了，帕斯摩登！[Pastmodern]
　　　　　　 ——新世代/中间代诗人诗学探索渴望走出困境

摘要：当后现代主义思潮随着90年代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大潮涌入中国之后，新世代/中间代诗人中的后现代诗学探索与尝试就分别沿着人本精神指向和文本指向的线索推进。
关键词：破坏语法的文本写作；“纯粹的文本”写作；平民化诗歌写作；极限现代主义写作；下半身肉体写作
第一、文本主义（科学主义思潮）：
1、形式上反叛或反动，存在着借鉴美国语言诗理论的破坏语法的文本写作（如余怒等人的部分诗作）和以丧失人本主义精神内容与意义为前提和代价的无意义的“纯粹的文本”写作（如潘友强等人的部分诗作）；
2、借鉴后现代新小说、荒诞派戏剧写作手法，成为理论家阐释范本的文本写作（如马永波等人的部分诗作；哑石和伊沙等人的部分多重文本互相消解的实验诗作）。
第二、人本主义 ：
1、反叛或反动现代主义成为反现代主义，反崇高而出现平民化诗歌写作（如伊沙等人的部分诗作），但却也孕育了下半身肉体写作这一个“怪胎”（如沈浩波等人的部分诗作）——反形而上而走向形而下，反神性写作而走向兽性写作；
2、延续现代主义，把现代主义推向极限，成为虚幻的极限现代主义/东方神秘主义/新自然主义。一类是“黑夜意识”闯进/流进了诗人的诗美时空，黑暗的夜潮漫过了诗人灵魂的星空；还有一类若走向极限的话，则必将是指向以诗人的死亡为代价，极端者——“死亡意识”必将淹没诗人生命意识的荒原。总之，诗人渴望精神生命融入或指向天地自然宇宙，进入东方神秘主义的自我超越、自我解脱（如游刃、非亚、吕叶等人的部分诗作；安琪、孙磊、格式、哑石、李轻松等人的部分诗作。另外，还包括秦巴子的“钟摆诗歌”两极中的其中一极的部分诗作）。
关于最后一种诗学探索与尝试——即沿着现代主义的追问继续推进，走向极限现代主义/东方神秘主义/新自然主义——之所以说在语词的流动中指向神性的光辉，会走向虚幻的极限现代主义/东方神秘主义/新自然主义的深渊，是因为：
极限现代主义诗歌否定现存社会的虚幻、无聊与空虚，诗人的精神生命渴望融入或指向天地自然宇宙，进入东方神秘主义的自我超越、自我解脱。而东方神秘主义本身就是一个虚幻的存在，它建立在对存在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上。这种精神指向的诗歌又怎么能说是真实的诗歌呢？——权威和根源都垮了呀！故极限现代主义/东方神秘主义/新自然主义的诗歌也是虚幻的、不真实的（极端者除外）。
虚无，这一范畴，在极限现代主义/东方神秘主义/新自然主义诗歌中充满了形而上的意味和意义。诗人渴望精神生命融入天地自然宇宙，与天地同一，自我超越，自我解脱；同时，这一过程也够震撼人类的灵魂与生命的了——因为精神在指向自然宇宙，与天地同一之前，还必须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虚拟的、生命中灵与肉的心智搏杀，感性与理性的交锋，最终，灵魂得到升华，融入天地自然宇宙，与上帝同一，与天地永存。此时，石头、流水、花草、森林以及世间万物都充满了象征/隐喻的意味，诗人渴望返回大自然，灵魂与日月争辉，与天地同寿、共存、永恒！多么激动人心啊！
总之，在经过现代主义灵与肉的心智搏杀之后，走向极限现代主义/东方神秘主义/新自然主义，进入宇宙“太一”——啊！萨满教。啊！新诺斯替教。上帝死了之后，再造一个泛神论的“太一”，人人都是上帝，从一神论又走向泛神论。“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在这类诗歌中，虽然表现出“对现实采取否定态度，而超然于现实，但实际上，由于未触动现实本身而仅寻求个体心理的内在的精神—心理世界的解脱，因而对既存现实反起了肯定的作用，一种内含否定性的肯定”（马尔库塞语）[14]。即表面否定，实质是肯定。极限现代主义/东方神秘主义/新自然主义诗歌的虚伪性，最明显的、最滑稽的表现就在于：“当代缪斯也上网了”，坐在电脑前写诗——写大骂电脑等高科技产品的诗——因为，他们的诗歌要表现的是返回大自然，渴望精神生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坐在电脑前大写特写归隐山林的当代隐士诗/隐逸诗，真可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狂热的卷入”的“入世模式”诗歌在这一点上则显出了它的优势和真实性。阿翔在个人诗学转换之后的部分诗歌写作，拒绝超越，只持有平面，并不进入哲学或艺术思维——这类“入世模式”的诗歌在无意识/不自觉中契合了现代技术理性思维方式，即要求对实存世界的认同，但却是在现象还原的基础上对真实的实存世界的认同。赵丽华以直接呈现的方式对“雨”“雪”世界进行诗意的观照和体验[15]，我想有必要在非非主义“三还原”理论（感觉还原说、意识还原说、语言还原说）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现象还原说”，才有可能应付这类诗歌。尽管赵丽华本人并未意识到或者根本就是在一种无意识/无理论先导的写作状态中切入世界的本源——还世界以本来面目。“三还原”是针对主体而言，“现象还原”则是针对客体而言。而伊沙的部分“狂热的卷入”的“入世模式”的诗歌则在真实的纯度上几乎达到了极限——也就是彻底地还生活/世界以本来的面目。
然而，因为还原——还世界/生活的本来面目，紧接着的思维意向/理论推导就是——还人类以全面的人性，还人类人性的本来面目。人本主义精神内容与意义的全面展示的终极结果，除了出现上半身神性写作之外，还孕育了下半身兽性写作这一个“怪胎”——因为要还人类人性的本来面目，还世界/生活的本来面目，并且，还可以冠冕堂皇地以反文化反传统的姿态和面目出现。
或许，下半身肉体写作者可能是为了避免/拒绝诗歌文本成为理论家阐释的范本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并且冠之以：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艺术的生命欲望，而不是艺术的阐释学”——或许，他们热衷的可能是“一种对感官的祈求”（引自桑塔格1966年语）[16]。或许，在反文化反传统的千军万马中，下半身兽性写作者可能是想在诗歌世界里，率领一支由妓女、嫖客、色情狂/色狼、肾功能亢奋症患者、吞服春药者等等组成的精悍部队，在网络诗坛上冲锋陷阵，孤军浴（欲）血奋战（下半身兽性写作指的是下半身肉体写作中的极端者）。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早知道反文化反传统会反出一个下半身兽性写作这种“怪胎”，索性就告别后现代主义。
——别了，帕斯摩登！[Pastmode r n]
况且，中国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一个伪现代主义。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如果说现代主义是文化知识精英在科学技术专家的怂恿和鼓动之下被迫引进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则是文化知识精英已经和新科技专家达成共识，不约而同地一起自愿引进。
就是说，中国的文化土壤不象西方文化那样，可以在自身的文化土壤上嬗变生长出现代主义，而是通过被迫的移植和嫁接，模拟西方现代主义而成为伪现代主义。
中国后现代主义则是反叛中国伪现代主义而走向后现代主义。中国经济发展虽然整体相对滞后，但在局部大城市和经济特区，已经提前进入后现代工业文明。后现代工业文明生活体验积累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因为有着中国伪现代主义知识体验的基础，故迅速进入后现代主义文化体验的可能性条件已经具备。尽管这里面搀杂着许多伪后现代主义的成分和因子，但信息技术的发展缩小了世界的范围和版图。即使是伪后现代主义也比伪现代主义更多地具备了一些坚实的工业文明生活体验基础和文化体验的积累。
然而，后现代主义文化却给中国诗歌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并且产生恶果和“怪胎”。
后现代主义是一片黑暗而恐怖的骷髅地——在那里，我们只是学会/增长了不少与魔鬼打交道的经验。当我们穿越后现代主义这一片黑暗而恐怖的骷髅地之后，我们应当用我们的诗歌呼唤新文明，渴望新文明，重建新文明！
[批评批评，先批后评。本文以批评为主，意欲将新世代/中间代诗人逼向绝境，置于死地而后生。观点若有偏颇或极端之处，诚盼海涵！]
　　　　　　　　　　　　　　　　　　　　　　　　　　 2002、1

第五篇 滚吧，后现代！
　　　　　　　 ——新世代/中间代诗人诗学探索在继续前进

摘要：中国诗歌凭借伪现代主义进入后现代主义，同时，又以后现代主义来反叛伪现代主义，然而，反文化反传统最终却反出了一个下半身兽性写作的“怪胎”。
关键词：古典禅境；伪现代主义的诗歌；原创性；重建新文明的内涵
１、中国诗歌本身无法象西方诗歌那样，从自身内部嬗变出现现代主义，只好借助于外来的现代主义，写作伪现代主义的诗歌。本来是一个宁静、安详、肃穆的古典禅境，却虚拟出一个惊心动魄的灵与肉的心智搏杀的伪现代主义的动人场景。
２、后现代主义诗歌的一极是反文化反传统。结果，反文化又反不了——反了一种文化又陷入另一种文化的深渊，极端者采用下半身兽性写作来反叛文化。那么，倒不如不反了。让我们说一声：滚吧，后现代！
３、前进中的新世代/中间代诗人正在渴望着在扬弃所有文化的基础上重建新文明。
４、这里还涉及到一个原创性的问题。一是前人未有的，开辟新领域；二是前人已有的，写出新意。
５、后现代文本操作不需要现实生活体验；后现代人本的反叛，如果以兽性写作来反叛，倒不如不要后现代。穿越后现代主义这一片黑暗而恐怖的骷髅地。
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第三代诗人周伦佑先生在希望穿越后现代主义骷髅地之后所提供的文化前景似乎太过于乌托邦化——似乎想在月亮上练习跳高，在超越和脱离所有传统文化的地心引力的牵制下，在太空中建立宇航站。因此，非非主义流派似乎也就成了一批由外星人组成的精锐的太空部队，在诗美时空的微观世界中进行无氧状态的拼死奋战。而人类毕竟是人类，传统文化虽然有弊端，但是，这是地球上的大气和地心引力，你跳得再高，也会被拉回大地。除非你成为美人鱼，不用肺呼吸文化空气，而是用鳃在毫无文化空气的水里生存。不然，只能会因为窒息而死亡。
７、文化与文明不同。文化无所谓进步、高低、厚薄，如希伯来文化、古希腊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而文明则意味着是一种进步。
８　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加入世贸之后的中国以及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呼唤着在扬弃所有文化的基础上重建地球村的新文明——这或许就是告别后现代，渴望新文明的内涵之一。呼唤和平与正义，反对战争与恐怖主义，关注当下的国内国际现实生存状态以及真实的个体化生命的健康与全面发展
９、我们一向都是跟着“老外”的屁股跑，从现代主义跑到后现代主义，如今，也应该轮到让“老外”跟着我们屁股跑的时候了。
１０、最后，让我们再说一声：别了，帕斯摩登！[Pastmodern]——滚吧，后现代！
[关于重建新文明的具体内涵，本人也一无所知。欢迎高瞻远瞩的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注释：

[1]潘友强《诗林四士--一个奇妙的组合》内篇、外篇，2002年1月

[2]潘友强《存在与语言：我们自己把自己逼上绝境》，见《手写》诗杂志1999年第1期

[3]《魔道诗人》报1995年第1期

[4] 《诗神》1996年10月第10期

[5]台湾《葡萄园》诗刊1994年冬季号总124期，

[6] 潘友强主编《魔岩》诗刊1996年总第5期

[7] 陈仲义《诗的哗变》鹭江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页

[8]潘友强《生命的遗响：比较儒道骚禅的生命体验与美感经验》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1993年版

[9]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2页

[10]潘友强《致麦子：探索与困惑》，见《扬子鳄》诗报1996年1月总第28期

[11]《英美后现代诗选》胡兴等译，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

[12]《袁勇诗歌作品集（1988--1993）》第58-63页

[13]陈仲义《肉身化写作刍议》

[14]马尔库塞《文化的肯定性质》，转自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3页

[15]《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2001年版，第2-13页

[16]《走向后现代主义》王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完）
2002、1
_________________
我把魂儿放出 /让他在天地间漫游 /多年以后 /你习惯性以为 /我还在那转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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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W]]

潘友强：别了，帕斯摩登等五篇

作者： 潘友强

第一篇 什么是诗
　　　　 ——新世代/中间代诗人诗学探索的心态特征与诗路行程

摘要：对于什么是诗，什么是真正的诗歌？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在不断的怀疑与否定中不断地思寻和探问。因为对诗神的虔诚和敬仰而产生谦卑的心态/心理；因为谦卑的心态/心理，所以怀疑自己的每一次诗写是否都是对诗神的亵渎，以致于不得不否定自己；因为怀疑和否定，又不得不在困惑与迷茫中进行新一轮的探索和尝试。如此循环，以至无穷。
关键词：谦卑的心态；虔诚的敬仰；反叛或嘲弄现存的诗歌语言秩序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时，我仍然处于深深的困惑之中。这可能也是笼罩在所有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心空中的一团迷雾。
在诗歌探索与实践中，新世代/中间代诗人普遍存在着这样一个极为严肃而困惑的问题——真正的诗歌到底是什么？或许，所有严肃而谦卑的新世代/中间代诗人都在内心的深处呼唤和祈祷：“上帝啊！我真的不知道。你赐给我智慧，教教我吧！”
伊沙曾经在网上发帖说：“有人教我写诗吗？”在第十届柔刚诗歌奖颁奖仪式暨诗歌月刊新年诗会上，马永波极为真诚而谦逊地说：“我还是一个初学写诗者。”哑石也说：“我90年开始写诗，写了十几年了，至今也真的还不知道诗为何物。只是每一次诗写都是在纠正我的灵魂，纠正我灵魂深处肮脏而污秽的部分，同时，也让我的灵魂向更纯净的境界又迈进了一步。”这种说法得到了在场的陈仲义先生的首肯和赞同，并强调/追认为诗的“纠正说”。它比诗的“拯救灵魂说”更为恰当、贴切和准确。
其实，马永波和哑石，他俩作为中间代诗人，已经在诗歌写作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马永波——这个来自哈尔滨市的帅哥——绅士型诗人，外国小说、诗歌翻译了不少。个人诗写不断变换着诗歌创作模式。在诗歌中成功地引入后现代新小说的写作手法。虽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并不满足于诗歌文本成为新小说理论的阐释品。近期计划放弃新小说理论的借鉴与诱导，试图独立进行个人诗学本体论建设的探索与尝试。哑石——这个偏居西南一隅的隐士型诗人，在文本与人本的双重选择中，他的个人诗写更倾向于文本操作的探索与实践。这或许跟他的数学专业训练与思维有关（科学主义思潮影响？）。然而，在他内心的深处却渴望并且充满着人本主义的终极关怀。
吕叶和孙磊，这两位70后诗人，也在不断的探索与尝试中变换着各自的诗歌写作模式。
吕叶——这个来自湖南的策士型诗人，有着敏锐的策略家的眼光，一直以无私的奉献精神默默地从事着诗歌资料的收集、整理和保存，编选了大量极为珍贵的诗歌文本和理论资料（《锋刃》等）。目前，他的个人诗写已经走出前两次创作（《生命系列》、《城市寓言》）对生命与生存状态的探寻和追问，开始了第三轮个人诗歌写作模式和个人诗学体系的创业。孙磊——这个来自山东的披头士——爵士型诗人，内内外外都有着艺术家的气质和涵养。如果不深入他的内心世界，你或许会对他那种几近放浪形骸的外表产生一种天生的抵触情绪，然而，这种先入为主的文化偏见只能在你的脑际一闪而过，因为你很快就会被他那种极富有教养的言谈举止所慑服。他是一个有着善良的心地、充满睿智和独创性的诗人。他的个人诗写是在语词的流动中指向神性的光辉。
这四位诗坛在野人士，是一个奇妙的组合，我戏称之为“诗林四士”（另见《诗林四士：一个奇妙的组合》内篇、外篇）[1]。他们四人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谦卑和真诚。
这种谦卑的心态来自于对诗神的虔诚和敬仰——诗歌的殿堂是如此的神圣，以致于我们每一次诗写都似乎是对诗神的亵渎。多少新世代/中间代诗人不得不变换着各种不同的诗写手法和诗歌模式来接近真正的诗歌。诗人的每一次诗写都是对前一次诗写的自我否定，以致于许多新时代/中间代诗人不得不很少写作，甚至放弃写作。多少次，他们对诗神敬而远之，但又并没有远离对诗歌真谛的思索和探寻。
对于什么是诗，什么是真正的诗歌？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在不断的怀疑与否定中不断地思寻和探问。因为对诗神的虔诚和敬仰而产生谦卑的心态/心理；因为谦卑的心态/心理，所以怀疑自己的每一次诗写是否都是对诗神的亵渎，以致于不得不否定自己；因为怀疑和否定，又不得不在困惑与迷茫中进行新一轮的探索和尝试。如此循环，以至无穷。
总之，因为虔诚和敬仰而产生谦卑，因为谦卑而怀疑和否定自己已有的每一次的诗写。在他们看来，如果写出来的诗句沾污了诗神的殿堂，倒不如金盆洗手，放弃诗歌的写作。然而，又不甘心，还是不得不重新拿起笔来继续诗写。知道不可能抵达真诗的境界，但也要继续努力探索和尝试，以便无限地趋近那一诗美境界的边缘。
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在诗歌探索和尝试中，除了自我否定之外，还对现存的诗歌产生怀疑和否定。
现存的诗歌就是真正不朽的诗歌吗？我们写出来的分行文字就是真诗吗？严肃的新世代/中间代诗人的回答是怀疑和否定的。
这不仅从下一次的诗写对前一次诗写的自我否定中得到确证，最有趣的是余怒等人进行的有意的破坏语法秩序的诗歌尝试，以及潘友强等人进行的无意义诗歌写作实验。
无意义写作的非诗/反诗实验是在诗歌文本操作中具有着非常严格的汉语语法秩序和规则，然而，就是在如此严格而规范的汉语语法秩序中嘲弄了语法秩序，即利用后现代无秩序观念，在严密的秩序中嘲弄了秩序——你以为按照现存这种严密的语法秩序书写出来的排列分行文字就是真正的诗歌吗？无意义写作的诗人在文本中说：看哪！这是多么严密的语法秩序啊，可惜就是看不懂。余怒等破坏语法秩序写作的诗人采用无秩序的诗句抗议秩序，而潘友强等无意义写作的诗人则在严密的语法秩序中嘲弄了秩序。异曲同工，成功地反叛/嘲弄了秩序，嘲弄了现存的诗歌，同时，也完成了语言革命——通过反叛/嘲弄现存的诗歌语言秩序，反叛/嘲弄了社会不合理的等级秩序——在如此严密的社会等级秩序中也会滋生腐败现象？
在新世代/中间代诗人看来，以为现存的诗歌就是真正不朽的诗歌，那也是对诗神的一种亵渎。诗歌的殿堂太过神圣，太过伟大！在诗神的面前，真正的诗人只有谦卑、虔诚和敬仰。没有人敢说他是世上最伟大的诗人。尽管最终无人敢谈真诗，正如孔子永远不敢问津死亡这一神秘的境域，但是，新世代/中间代诗人们又不死心地永远处在探索与追寻之中，希望能够无限地抵达那一诗美境界的边缘。
新世代/中间代诗人、诗评家安琪、孙磊、格式等等坚持不懈地进行诗歌探索与实践。他们希望在语词的流动中指向神性的光辉。沿着这条诗学道路探索下去，走向极限，可能可以抵达最高的诗美境界，但是，诗人必须/只有死亡——因为，他将窥见天上的福祉，同时，也将泄露神灵的隐秘——由于神灵给予他的将使他永远也消受不了。“诗人在静思的状态中诗意地感受到天恩的赐福，神灵给予他的多得让他无法承受，必须早早离开人世，以免落得坦塔罗斯的命运和下场。因为，‘在上帝的风暴中’，诗人们将‘义不容辞/要巍然而立，并用自己的手/抓住那带着父爱的闪电/然后，将它裹在诗歌中间/作为神圣的礼品转交给民众’，所以，‘诗人，作为神意的传达者，/你须得早早辞别人世’（荷尔德林诗句）。即诗人将萌生一种不得不早日与某种圣洁的灵光合为一体的不朽渴望。”——这并非危言耸听，类似的“死亡体验”与精神的历险，中外诗人与诗评家都做过相当精彩的形而上的智性观照和诗意的体验与思考。（具体参阅潘友强《存在与语言：我们自己把自己逼上绝境——1995年第四届柔刚诗歌奖暨先锋诗歌研讨会发言稿》）[2]。
潘友强个人诗歌探索与尝试为了避免走入东方神秘主义的虚幻的深渊，在长诗《自流》中，从生命本体论出发，在上帝死后，不愿象组诗《上升或下坠》[3]那样，在文本与人本的浅层统一中走向东方神秘主义/新自然主义；也不愿象短诗《亚当之歌：重返伊甸园》那样，为了不皈依神灵而在心中重塑一个心灵的上帝——因为“梦中的神祉只是凭空杜撰的语词”“上帝召唤的声音究竟准备了多少/中心的意象，那是主人骗钱的花招/这也无所谓，站立在荒野上呼喊或者仰望星空/都不是虚妄的行为，但这距离你所无法/完成的任务，还相差一个博士的地位和水平”（《自流》）[4]。于是，诗人在语词的流动中只能成为精神没有归宿的无根的漂游者——而不是指向神性的光辉——因为已经没有神灵可以皈依，造神运动已经结束。19世纪的黄昏，哲人尼采仰望西天的苍穹，凝神静观圆寂的夕阳遁入苍茫，低语：上帝死了！当下诗人的精神生命只能成为语词流动中无根的漂游者——我是谁？来自何处，走向何方？茫然一无所知。“基路伯，尘世的苦海漂泊了我的一生/何时归去，归到何处，难道真的是/午夜中的一颗流星，九泉底下的一坯黄土//不!基路伯……”（《亚当之歌：重返伊甸园》）[5]；而人类生命的诞生，也只不过是大自然的一次偶然的冲动——“宇宙起源的最初三分钟”，“偶然的冲动生成万物”（长诗《无序的狂欢》）。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在精神生命的探索与历险时所呈现出来的世纪末情绪和心态。对于人类生命的如此感悟和关注方式，未免有些太过残酷，但是诗人必须真实地面对。同时，潘友强个人诗歌探索与尝试再跨出一步，就是长诗《植物人或白痴症》[6]的写作。这首诗歌除了单纯的形式反叛/嘲弄之外毫无意义。这是在经历文本与人本的双重困惑之后所走出的极端冒险的一步，指向以丧失人本主义精神内容与意义为前提和代价的“纯粹的文本”。
总之，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对于“什么是诗”的理解是：诗是一个永远也无法抵达的神圣的境域，但诗人却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尝试和探索而无限地趋近于那一诗美境界的边缘。
（以上是根据作者在第十届柔刚诗歌年奖颁奖仪式暨诗歌月刊新年诗会上的发言稿整理补充而成）
　　　　　　　　　　　　　　　　　　　　　　 2002、1

第二篇 如何反传统 怎么反文化？！
　　　　　　　　 ——新世代/中间代诗人诗学探索中的文化困惑

摘要：如何反传统？怎么反文化？这也是困扰新世代/中间代诗人的又一个世纪难题。反传统意味着原创，反文化意味着重塑或重临——诗人怎样才能在诗写中如同上帝重临世界一般，给万事万物重新予以原创性的命名，而不重蹈前人的覆辙。
关键词：五大传统文化系统；以物观物；文化宿命；乌托邦文化前景
众所周知，在诗人与世界的接触之间阻隔着五大传统文化系统。正如第三代杰出诗人“周伦佑在《反价值》一文中，首先概括世界迄今为止的五大价值系统：希伯来文化是一个神本的以上帝意志为中心的、一元的、决定论的，以及重理智、重来世、重理性，主张克制节欲的价值系统。古希腊文化是一个人本的，以生命本能为中心的、多元的、非决定论的，以及重热情、重现世感性，主张个性和纵欲的价值系统。儒家是基于亲缘人伦关系，以‘仁礼’为核心的伦理价值系统。道家则重视齐物、忘我、无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顺归自然生命的价值系统。而佛教则把真假做为背景，以善恶为轮回结构追求解脱苦难为价值目的。人类的精神全景和全部文化，主要建立在这五大系统之上。然而数代人代代相承的价值成见，从内到外阻隔新价值的诞生，因而为了创造新价值便必须反价值。”（转引自陈仲义《诗的哗变》）[7]。
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未意识到，它们都存在于你的知识领域之中或者“视界”之外。它们的存在足够让你陷入一个两难困境：你知道它们，写作必将受其影响；你不知道它们，写出来的作品无意中又会重复前人的经验，根本谈不上是原创性的作品。
如何回避前人的经验，不重蹈覆辙。传统也就成为摆在新世代/中间代诗人面前的一块巨石。
你要推倒传统的巨石，你就必须具备推倒它的力量和潜能。
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并不象外界所误解的那样，年轻一代的诗人都是一味的崇洋媚外，以外国文化来否定中国文化。其实不然，恰恰相反的是，新世代/中间代当中不乏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具备着深厚功底的诗人。潘友强曾经撰写出版过一本文化专著《生命的遗响：比较儒道骚禅的生命体验与美感经验》，哑石等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也有着极为精湛的研究和修养。新世代/中间代诗人的文化困惑，倒是在于中国文化本身的自相矛盾，而又如此和谐的统一在一起。就举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为例吧，新世代/中间代诗人照样可以利用中国的道家文化来否定儒家文化，而不必借用外国文化。
有一位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写过这样一首短诗《还原》：“流水，自己在流/与时间无关/石头就是石头/哪来的永恒或者顽强//人间的悲欢，或者离合/跟天上的月亮/是阴晴，还是圆缺/有何相干//鸟的飞，只是一种飞/搏击的精神/是谁附加//小时侯看到的那一棵/榕树，还是现在的这一棵树/为什么说它饱经沧桑”
诗题《还原》本身就意味着现象还原，要求“以物观物”。而“以物观物”则是道家文化的观念和诗歌美学要求。
人与世界被各种文化经验、语义网络所遮蔽和预先界定。诗人必须在感觉还原与意识还原的过程中进行现象还原，让人与世界直接接触。
流水与时间的比喻，石头与永恒或顽强的象征，都是一种文化意味十分浓厚的预先界定，阻隔在诗人与世界之间。“子曰：‘逝者如斯夫’”。这只不过是儒家文化中对生命的短暂所发出的无奈的喟叹而已。孔子对死亡极其恐惧，不敢问津这一神秘的领域与黑暗的禁区（未知生，焉知死）。他在学术上极力遮蔽死亡，可内心的深处却十分关注死亡。他在富有诗意的体验中深沉地感受死亡，从时光的流逝中发出生命的喟叹：逝者如斯夫！然而，他又采用各种手段来逃避死亡（朝闻道，夕死可矣）[8]。
儒家文化内部的自相矛盾暂且不说,就拿道家文化的“以物观物”观念就可以足够否定和反叛儒家文化。
石头就是石头，可是却被人类（儒家文化）赋予了永恒的象征意义以及顽强的品质（泰山石敢当）。这些富有文化意味的语义障碍，让人类丧失了与实存世界真正接触的直接机会。诗人与世界的接触，由于文化障碍和语义障碍，只能是属于间接性的体验。所以，诗人必须还原——还世界本来面目。这也是第三代诗人要求这样做的，但是这样做就是反文化吗？——“以物观物”可是道家文化的观念呀！
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在诗学探索与追寻中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和困惑是：反了儒家文化又陷入道家文化的深渊，反了世俗文化却又走进禅宗文化的宫殿。中国文化系统本身就是这样自相矛盾而又一直和谐地存在至今，根本就不必借用外来文化就可以互相否定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是苏东坡的诗句。把人间的悲欢离合与天上月亮的阴晴圆缺联系起来。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原始思维方式，受到一种神秘的“互渗律”的支配。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说，“在原始艺术中，人与动物、植物、鬼神、灵魂之间，部分与整体、原因与结果、表象与表象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实体意义上的神秘互渗关系，天地万物交织成以超自然力量为根据的隐蔽网络，从而呈现出荒诞的具象世界，超现实的意象和画面，变形的人物和非理性的情节。”[9]
鸟的飞翔与搏击精神，百年榕树与饱经沧桑，都是人类文化意识附加给客观实存世界的意义。这些都是反文化反传统所必须进行的现象还原。若按照这种思维意向推向极限，甚至包括原始文化都要进行彻底的清算和反动——因为原始文化毕竟也是人为的。
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困惑的是：如果沿着这一条道路走下去，走到极限的话，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即使是死胡同，他们也要走到底。等到碰个头破血流之后，他们再转过身来，打量和欣赏那一种惨状——这也许是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在诗学探索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吧。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这或许也是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在诗学探索中所表现出来的一股闯劲吧。
我们常常说，口语诗在表层结构语感的流动中并不忽视深层结构语义的凝聚，在透明的语境中并不放弃诗境的追求。
什么诗境？反文化的诗境？可是既然反文化，哪来的诗境？
这个诗境是意境还是诗的境界？按照常规思维，意境是意与境的统一，意是情与理的统一，境是形与神的统一，情理形神四者多层次交融、谐调统一构成意境。上面引用的《还原》一诗，意是有了——诗人主观感受与情感（反抒情？），以及对世界/生活的重新理解。境是形与神的统一。“也许诗人永远也无法抵达那一诗美的境界——即成为某种宇宙意识或人类精神背景的暗示与象征的诗境，但是，诗人却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而无限地接近于这一理想的边缘。”这是我以前曾经说过的一句废话，如今，我也被搞乱了。哪种宇宙意识呀？神秘吗？——回到原始思维中去吧！这样的反文化彻底吗？这似乎是新世代/中间代诗人所面临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文化宿命。
有一道声音又在我们的耳际响起：回到前文化世界中去。原始文化之前吗？那时候，语言产生了吗？前语言！这种前语言有超语义吗？（超语义即指语词在不确定的语境中产生多义性）——前语言、语言、超语言，这三个怪圈一直在我们思维的上空闪烁与回旋。
直到有一天，我们幡然醒悟：前语言的“前”字，不是指时间性名词，而是指方位名词——语言的前面，即去除诗人与世界之间的文化语言符号障碍之后——还原后的语言，即前语言。
以还原后的本真语言（不含文化杂质？）对应还原后的本真世界，同时，它不一定与口语有关。
当诗人以本真的自我诗意地观照和体验本真的世界/生活时，运用还原后的本真语言，给世界重新命名，重写诗歌。换句话说，诗人如同上帝重临世界一般，给世界重新命名，原创出一个崭新的诗美世界。
然而，有一位第三代杰出诗人却为我们提供了一幅非常美妙的乌托邦文化前景。
我曾经在网上给70后诗人阿翔发了一帖：“你在空中乘飞机时体会到非非的思维吗？所谓非非，就是阿翔不在南京，也不在昆明，而是在南京与昆明之间的上空飞。周伦佑先生则是乘宇宙飞船在太空中建立宇航站，五大传统文化是地心引力。”如果阿翔把他在南京与昆明之间的上空飞翔过程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每一秒钟或者更短的时间分为一段，详细地写出来，就是按照非非思维方式写出的非非诗歌了。这类微观写作的非非诗歌，我戏称之为“纳米诗歌”。例如于坚写落叶——落叶就是落下来的叶，与落叶作为整体象征而联想到人的衰老或一叶而知秋等等富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意味的意象无关。即重在单一的过程和状态，而不是整体的象征或隐喻。多么独特的切入角度和体验方式啊——落叶不是树枝上的叶，也不是地上的叶，而是从树枝落到地上之过程中的叶。因此，落叶在落下来的每一秒钟的状态之总和就是本真的落叶——
一种丝毫没有人文意义/文化杂质的纯客体之叶——可惜的是却被尊敬的诗人于坚先生附加上了非非主义泛文化的人文意义。而非非主义流派则就是一支由周伦佑率领的外星人组成的精锐的太空部队——因为尊敬的周伦佑先生希望超越五大传统文化的地心引力，跑到月亮上去练习跳高，或者，在太空中建立宇航站——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乌托邦文化前景啊！或许，人类真的可以成为神话传说中的美人鱼，不是用肺来呼吸文化空气，而是用鳃在毫无传统文化空气的水里呼吸和生存。
（以上是根据作者在第十届柔刚诗歌年奖颁奖仪式暨诗歌月刊新年诗会上的发言稿整理补充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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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告别后现代 渴望新文明
　　　　　 ——新世代/中间代诗人诗学探索中文本与人本的双重困惑

摘要：新世代/中间代诗人曾经因为不满足于人本与文本的浅层统一，而把文本与人本各自推向极限。
关键词：语词的历险；纯粹的文本；人类灵魂深处的＂黑洞＂；形而下的兽性写作；走向新文明
一、文本推向极限的困惑

沿着文本推向极限这条诗学道路探索和尝试，最终，诗歌作品成为丧失人本主义精神内容和意义的文本，成为理论家阐释的范本。语词的历险成为“地道的/悲剧性闹剧和事件”（《无序的狂欢》。
由于学院派批评方法是把文本放在显微镜底下进行高倍放大，所以，有时评论文字比诗歌文本本身更加动人了。比如说，后现代新小说、荒诞派戏剧在评论文字里是多么的生动而诱人，假如没有评论文字的话，新小说、荒诞派戏剧作品真的就那么动人吗？
新世代/中间代诗人马永波，将后现代新小说的写作手法引入诗歌，可能会成为理论家评论的最好阐释本。余怒提供的诗歌文本以破坏语法为特征，成为现存诗歌语言秩序的爆破手。他的部分语言实验诗也可能会成为语言诗评论家选中的最好范本。哑石与伊沙的部分多重文本互相消解的诗歌尝试，也会成为后现代诗评家评论文字的最好注脚。潘友强呈递进式的长诗写作尝试的最后一首长诗《植物人或白痴症》，除了单纯的形式反叛/嘲弄之外毫无意义——因为它是以丧失人本主义精神内容和意义为前提和代价的“纯粹的文本——多么可怕的文本尝试！《语言核事故·反应堆1~4号》四首长诗则是让语词在无序的狂欢中表演自身，然后才触及世界。长诗《无序的狂欢》只是希望在语词无序的狂欢中让多种文化、多种文体、多种写作手法进行一次混乱的大碰撞，看它最终能生成一个什么样的诗美世界。长诗《自流》则是世纪末诗人在上帝死后，不愿皈依神灵或者重建一个心灵的上帝，而在语词的流动中成为精神没有归宿的无根的漂游者，每一个诗句或段落就是一个无根的精神碎片——多么可怜而残酷的生命感悟方式和语词历险！


二、人本推向极限的困惑


因为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对人本主义内涵较为熟悉，而对文本主义（科学主义思潮）不太了解，就采取极端的方式和手段，将文本推向极限，追求一种“纯粹的文本”，同时，以丧失人本主义精神内容和意义为前提和代价。
而人本主义推向极限，除了表现冰山水上部分的显意识之外，还必须展示冰山水下部分的潜意识境域——即深入人类灵魂深处最黑暗的部分，打开人类灵魂深处的“黑箱”/“黑洞”。向上推进，指向生命的形而上本质；向下推进，则展示人类灵魂深处最黑暗的部分或禁区。
严肃的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在诗学探索与尝试中，曾经这样思索：“诗人借助文化的理性的拐杖，爬上哲学的顶峰之后，面临的是一片潜意识的无底深渊。聪颖的诗人总是随手抛弃理性的拐杖，纵身跳出文化的边缘/悬崖，在潜意识的时空，展开神话思维/原始思维与想象的翅膀，翱翔于貌似宗教世界的诗性宇宙之中”。“诗人借助一些神话诗或宗教诗，对人类生存状态与生命本质等等问题所做的人本主义追问，到了现代主义大师阶段几乎已达到登峰造极的颠峰状态，令人望尘莫及，自叹弗如。”“虽然现代诗人一直对人类的生存状态与人类生命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等噬心的问题做无休止的追问，但是，谁都难以甚至无法获得一个令人折服和满意的答案。”“于是，有的诗人便倦于追问，只好来了一个反现代，即他们厌倦于那种无休止的追问，提前在现代主义的追问后面圈上一个句号，甚至粗暴地划了一个休止符。”（具体参阅潘友强《致麦子：探索与困惑》）。[当下诗人的诗歌作品请参阅秦巴子的部分宗教诗（类似）；林忠成等人的神话诗；伊沙等人的部分反现代主义的平民诗歌]
如果说上半身写作表现的还是人类的神性的话，那么，下半身写作则展览了人类兽性的本能和欲望——那是人类灵魂深处最黑暗的部分与精神时空。在那里：“我遇见我的影子，在加深的阴影中；/我听见我的回声，在充满回声的森林——/自然之主正向着一棵树哭泣。/我生活在它们之间：苍鹭和鹪鹩，/山中的野兽和洞穴里的毒蛇。”（美国·罗斯克《在一个黑暗的时刻》见《英美后现代诗》）[11]。在这片人性的荒原，地狱般飞走着惊禽怪兽，“神的秩序默无声息地酣睡/最早的诺言失陷在无边的泥沼上”（袁勇《嘉丽泽祭坛》）[12]。人类难以收敛住无羁的野性，与禽兽共存于这片黑暗的泥沼。而一向以万物的灵长自居的诗人，则在这幽冥的深处，无声啜泣。严肃的诗人在如此隐晦的象征与隐喻中展览或揭示了人类的兽性，其目的也只是为了提升人类的灵魂与神性。
而时下的下半身肉体写作，则是单纯并且赤裸裸地展览、发泄和欣赏人类兽性的本能与欲望，还把性感的色情写作美其称为快感写作，把污秽而腥臭的厕所当作富丽而堂皇的宫殿。长此以往，人类灵魂彻底堕落的末日之来临，就为时不远了！[当下诗人的诗歌作品请参阅沈浩波等人的部分诗作]
人类生命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生命分为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
约翰·奥尼尔曾经把身体意象划分为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等五种。肉体生命只是作为生理学、解剖学的对象。下半身的肉体写作，只是“满足于生理学的肉体写作，拒绝纳入自然、社会和文化构成。换句话说，纯粹的生理学写作，大概只能居于浅层次的肉身化写作，只有纳入文化构成的肉身写作，才是深层次的肉身写作。”（陈仲义《肉身化诗写刍议》）[13]
而精神生命则包括人类显意识和潜意识的全部的心理活动内容。人性界于神性与兽性之间。人性写作包括神性写作和兽性写作。上半身写作是形而上的神性写作，下半身写作则是形而下的兽性写作。
如果展示人类灵魂深处最黑暗的部分或禁区，会导致下半身赤裸裸的兽性写作，那么，宁可不把人本主义推向极限。
文本推向极限，会出现以丧失人本主义精神内容与意义为前提和代价的无意义的“纯粹的文本”。人本推向极限，则导致了下半身以快感/性感为准则的赤裸裸的兽性写作这一个“怪胎”。这都是令人难以预料的恶果，甚至连伊沙这个被封为“下半身写作的精神领袖”的严肃诗人也始料未及。
这都是后现代惹的祸！也就是说，在移植/嫁接后现代主义中的反文化反传统的叛逆精神时所种下的恶果。
该展示的我们都已经展览了。现在，我们只有反思和警醒，让我们告别后现代，走向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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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别了，帕斯摩登！[Pastmodern]
　　　　　　 ——新世代/中间代诗人诗学探索渴望走出困境

摘要：当后现代主义思潮随着90年代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大潮涌入中国之后，新世代/中间代诗人中的后现代诗学探索与尝试就分别沿着人本精神指向和文本指向的线索推进。
关键词：破坏语法的文本写作；“纯粹的文本”写作；平民化诗歌写作；极限现代主义写作；下半身肉体写作
第一、文本主义（科学主义思潮）：
1、形式上反叛或反动，存在着借鉴美国语言诗理论的破坏语法的文本写作（如余怒等人的部分诗作）和以丧失人本主义精神内容与意义为前提和代价的无意义的“纯粹的文本”写作（如潘友强等人的部分诗作）；
2、借鉴后现代新小说、荒诞派戏剧写作手法，成为理论家阐释范本的文本写作（如马永波等人的部分诗作；哑石和伊沙等人的部分多重文本互相消解的实验诗作）。
第二、人本主义 ：
1、反叛或反动现代主义成为反现代主义，反崇高而出现平民化诗歌写作（如伊沙等人的部分诗作），但却也孕育了下半身肉体写作这一个“怪胎”（如沈浩波等人的部分诗作）——反形而上而走向形而下，反神性写作而走向兽性写作；
2、延续现代主义，把现代主义推向极限，成为虚幻的极限现代主义/东方神秘主义/新自然主义。一类是“黑夜意识”闯进/流进了诗人的诗美时空，黑暗的夜潮漫过了诗人灵魂的星空；还有一类若走向极限的话，则必将是指向以诗人的死亡为代价，极端者——“死亡意识”必将淹没诗人生命意识的荒原。总之，诗人渴望精神生命融入或指向天地自然宇宙，进入东方神秘主义的自我超越、自我解脱（如游刃、非亚、吕叶等人的部分诗作；安琪、孙磊、格式、哑石、李轻松等人的部分诗作。另外，还包括秦巴子的“钟摆诗歌”两极中的其中一极的部分诗作）。
关于最后一种诗学探索与尝试——即沿着现代主义的追问继续推进，走向极限现代主义/东方神秘主义/新自然主义——之所以说在语词的流动中指向神性的光辉，会走向虚幻的极限现代主义/东方神秘主义/新自然主义的深渊，是因为：
极限现代主义诗歌否定现存社会的虚幻、无聊与空虚，诗人的精神生命渴望融入或指向天地自然宇宙，进入东方神秘主义的自我超越、自我解脱。而东方神秘主义本身就是一个虚幻的存在，它建立在对存在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上。这种精神指向的诗歌又怎么能说是真实的诗歌呢？——权威和根源都垮了呀！故极限现代主义/东方神秘主义/新自然主义的诗歌也是虚幻的、不真实的（极端者除外）。
虚无，这一范畴，在极限现代主义/东方神秘主义/新自然主义诗歌中充满了形而上的意味和意义。诗人渴望精神生命融入天地自然宇宙，与天地同一，自我超越，自我解脱；同时，这一过程也够震撼人类的灵魂与生命的了——因为精神在指向自然宇宙，与天地同一之前，还必须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虚拟的、生命中灵与肉的心智搏杀，感性与理性的交锋，最终，灵魂得到升华，融入天地自然宇宙，与上帝同一，与天地永存。此时，石头、流水、花草、森林以及世间万物都充满了象征/隐喻的意味，诗人渴望返回大自然，灵魂与日月争辉，与天地同寿、共存、永恒！多么激动人心啊！
总之，在经过现代主义灵与肉的心智搏杀之后，走向极限现代主义/东方神秘主义/新自然主义，进入宇宙“太一”——啊！萨满教。啊！新诺斯替教。上帝死了之后，再造一个泛神论的“太一”，人人都是上帝，从一神论又走向泛神论。“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在这类诗歌中，虽然表现出“对现实采取否定态度，而超然于现实，但实际上，由于未触动现实本身而仅寻求个体心理的内在的精神—心理世界的解脱，因而对既存现实反起了肯定的作用，一种内含否定性的肯定”（马尔库塞语）[14]。即表面否定，实质是肯定。极限现代主义/东方神秘主义/新自然主义诗歌的虚伪性，最明显的、最滑稽的表现就在于：“当代缪斯也上网了”，坐在电脑前写诗——写大骂电脑等高科技产品的诗——因为，他们的诗歌要表现的是返回大自然，渴望精神生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坐在电脑前大写特写归隐山林的当代隐士诗/隐逸诗，真可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狂热的卷入”的“入世模式”诗歌在这一点上则显出了它的优势和真实性。阿翔在个人诗学转换之后的部分诗歌写作，拒绝超越，只持有平面，并不进入哲学或艺术思维——这类“入世模式”的诗歌在无意识/不自觉中契合了现代技术理性思维方式，即要求对实存世界的认同，但却是在现象还原的基础上对真实的实存世界的认同。赵丽华以直接呈现的方式对“雨”“雪”世界进行诗意的观照和体验[15]，我想有必要在非非主义“三还原”理论（感觉还原说、意识还原说、语言还原说）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现象还原说”，才有可能应付这类诗歌。尽管赵丽华本人并未意识到或者根本就是在一种无意识/无理论先导的写作状态中切入世界的本源——还世界以本来面目。“三还原”是针对主体而言，“现象还原”则是针对客体而言。而伊沙的部分“狂热的卷入”的“入世模式”的诗歌则在真实的纯度上几乎达到了极限——也就是彻底地还生活/世界以本来的面目。
然而，因为还原——还世界/生活的本来面目，紧接着的思维意向/理论推导就是——还人类以全面的人性，还人类人性的本来面目。人本主义精神内容与意义的全面展示的终极结果，除了出现上半身神性写作之外，还孕育了下半身兽性写作这一个“怪胎”——因为要还人类人性的本来面目，还世界/生活的本来面目，并且，还可以冠冕堂皇地以反文化反传统的姿态和面目出现。
或许，下半身肉体写作者可能是为了避免/拒绝诗歌文本成为理论家阐释的范本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并且冠之以：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艺术的生命欲望，而不是艺术的阐释学”——或许，他们热衷的可能是“一种对感官的祈求”（引自桑塔格1966年语）[16]。或许，在反文化反传统的千军万马中，下半身兽性写作者可能是想在诗歌世界里，率领一支由妓女、嫖客、色情狂/色狼、肾功能亢奋症患者、吞服春药者等等组成的精悍部队，在网络诗坛上冲锋陷阵，孤军浴（欲）血奋战（下半身兽性写作指的是下半身肉体写作中的极端者）。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早知道反文化反传统会反出一个下半身兽性写作这种“怪胎”，索性就告别后现代主义。
——别了，帕斯摩登！[Pastmode r n]
况且，中国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一个伪现代主义。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如果说现代主义是文化知识精英在科学技术专家的怂恿和鼓动之下被迫引进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则是文化知识精英已经和新科技专家达成共识，不约而同地一起自愿引进。
就是说，中国的文化土壤不象西方文化那样，可以在自身的文化土壤上嬗变生长出现代主义，而是通过被迫的移植和嫁接，模拟西方现代主义而成为伪现代主义。
中国后现代主义则是反叛中国伪现代主义而走向后现代主义。中国经济发展虽然整体相对滞后，但在局部大城市和经济特区，已经提前进入后现代工业文明。后现代工业文明生活体验积累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因为有着中国伪现代主义知识体验的基础，故迅速进入后现代主义文化体验的可能性条件已经具备。尽管这里面搀杂着许多伪后现代主义的成分和因子，但信息技术的发展缩小了世界的范围和版图。即使是伪后现代主义也比伪现代主义更多地具备了一些坚实的工业文明生活体验基础和文化体验的积累。
然而，后现代主义文化却给中国诗歌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并且产生恶果和“怪胎”。
后现代主义是一片黑暗而恐怖的骷髅地——在那里，我们只是学会/增长了不少与魔鬼打交道的经验。当我们穿越后现代主义这一片黑暗而恐怖的骷髅地之后，我们应当用我们的诗歌呼唤新文明，渴望新文明，重建新文明！
[批评批评，先批后评。本文以批评为主，意欲将新世代/中间代诗人逼向绝境，置于死地而后生。观点若有偏颇或极端之处，诚盼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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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滚吧，后现代！
　　　　　　　 ——新世代/中间代诗人诗学探索在继续前进

摘要：中国诗歌凭借伪现代主义进入后现代主义，同时，又以后现代主义来反叛伪现代主义，然而，反文化反传统最终却反出了一个下半身兽性写作的“怪胎”。
关键词：古典禅境；伪现代主义的诗歌；原创性；重建新文明的内涵
１、中国诗歌本身无法象西方诗歌那样，从自身内部嬗变出现现代主义，只好借助于外来的现代主义，写作伪现代主义的诗歌。本来是一个宁静、安详、肃穆的古典禅境，却虚拟出一个惊心动魄的灵与肉的心智搏杀的伪现代主义的动人场景。
２、后现代主义诗歌的一极是反文化反传统。结果，反文化又反不了——反了一种文化又陷入另一种文化的深渊，极端者采用下半身兽性写作来反叛文化。那么，倒不如不反了。让我们说一声：滚吧，后现代！
３、前进中的新世代/中间代诗人正在渴望着在扬弃所有文化的基础上重建新文明。
４、这里还涉及到一个原创性的问题。一是前人未有的，开辟新领域；二是前人已有的，写出新意。
５、后现代文本操作不需要现实生活体验；后现代人本的反叛，如果以兽性写作来反叛，倒不如不要后现代。穿越后现代主义这一片黑暗而恐怖的骷髅地。
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第三代诗人周伦佑先生在希望穿越后现代主义骷髅地之后所提供的文化前景似乎太过于乌托邦化——似乎想在月亮上练习跳高，在超越和脱离所有传统文化的地心引力的牵制下，在太空中建立宇航站。因此，非非主义流派似乎也就成了一批由外星人组成的精锐的太空部队，在诗美时空的微观世界中进行无氧状态的拼死奋战。而人类毕竟是人类，传统文化虽然有弊端，但是，这是地球上的大气和地心引力，你跳得再高，也会被拉回大地。除非你成为美人鱼，不用肺呼吸文化空气，而是用鳃在毫无文化空气的水里生存。不然，只能会因为窒息而死亡。
７、文化与文明不同。文化无所谓进步、高低、厚薄，如希伯来文化、古希腊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而文明则意味着是一种进步。
８　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加入世贸之后的中国以及新世代/中间代诗人呼唤着在扬弃所有文化的基础上重建地球村的新文明——这或许就是告别后现代，渴望新文明的内涵之一。呼唤和平与正义，反对战争与恐怖主义，关注当下的国内国际现实生存状态以及真实的个体化生命的健康与全面发展
９、我们一向都是跟着“老外”的屁股跑，从现代主义跑到后现代主义，如今，也应该轮到让“老外”跟着我们屁股跑的时候了。
１０、最后，让我们再说一声：别了，帕斯摩登！[Pastmodern]——滚吧，后现代！
[关于重建新文明的具体内涵，本人也一无所知。欢迎高瞻远瞩的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注释：

[1]潘友强《诗林四士--一个奇妙的组合》内篇、外篇，2002年1月

[2]潘友强《存在与语言：我们自己把自己逼上绝境》，见《手写》诗杂志1999年第1期

[3]《魔道诗人》报1995年第1期

[4] 《诗神》1996年10月第10期

[5]台湾《葡萄园》诗刊1994年冬季号总124期，

[6] 潘友强主编《魔岩》诗刊1996年总第5期

[7] 陈仲义《诗的哗变》鹭江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页

[8]潘友强《生命的遗响：比较儒道骚禅的生命体验与美感经验》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1993年版

[9]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2页

[10]潘友强《致麦子：探索与困惑》，见《扬子鳄》诗报1996年1月总第28期

[11]《英美后现代诗选》胡兴等译，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

[12]《袁勇诗歌作品集（1988--1993）》第58-63页

[13]陈仲义《肉身化写作刍议》

[14]马尔库塞《文化的肯定性质》，转自朱立元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3页

[15]《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2001年版，第2-13页

[16]《走向后现代主义》王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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