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玉车长弓]

怀念之札 写给杨子敏老师

一﹑缘起

2001年9﹑10月间﹐在一些文友同事的鼓励催促之下,我开始对几十年来作为日记类属写下的旧体诗词进行集整梳理,准备出版。想请人作序,恰好在冒昧和王恩宇老师通过电话之后不久,他回洛数日,期间说起此事,他在谦让之后,提出由他来约请杨子敏老师。我自是喜出望外。2002年2月,我按恩宇老师的嘱咐,将整理好的书稿寄呈杨子敏老师。不料,他竟在久病的艰难之中“读过三遍,并记下了阅读感想”。这是我所难想到的。此后,子敏老师在4月19日写下《随心而咏》读后的序言(此文后于9月14日以《诗和生命的交会》为题在《人民日报》“大地?读书”版刊出)。
令人更为想不到的是,4月20日,子敏老师又写了一封亲笔书信寄我,信中竟说到拖了时间,“甚感歉疚”。并说“拙文如有不妥之处,尚乞不吝指教”。谦逊之怀,令我无地自容！而此时,我与子敏老师还未曾谋面。
半月之后,也就是5月5日,老师又有一封亲笔书信复我,信中老师称我为“老弟”，又说：“我希望我们从此成为朋友”。我读着这些书信时,心头一热,有泪盈眶。我在汗颜之余思忖：谦逊之怀,不正是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名人,尤其是一个长者,尤其是一个老革命最为博大最为高贵的品格吗！子敏老师就是一个怀有这种品格的长者！
对此，我只能在后记里写到：“老师在繁忙的编撰写作之余,俯身垂爱，亲执大椽，为这本小册子写下了热情洋溢，激励有加的序言，令人惊喜与惶恐伴生，感动与不安共存”。一个喜欢并敬畏文字的人，除了情感和文字，还能有些什么呢?

二﹑谋面

此后,我和杨子敏老师多有电话交谈,但一直到2002年8月我在北京开会期间,才得以第一次谋面。23日,我匆急赶到老师在中国作协的居所,终于见到了渴盼已久谋面的子敏老师。他的和蔼,他的亲和,他的慈眉,他的善目,他的瘦削,他的矍铄,他的睿智,他的忧怀,几乎和我的想象一模一样！正如老师在为我抱病写下的序言中他对我的想象：“读着张国军的诗集《随心而咏》,脑子里不时有一个面影浮现出来,那是一个为人方正,富于追求,且又潇洒﹑超脱的面影,是从诗的字里行间浮现出来的﹑我想象中的作者的面影”。 现在,我写这篇短文时,再一次拜读老师的文字,仍然惭愧万分！但我乐于以此作为我不懈的追求！我常想,大千世界,冥冥之中,人与人之间一定是有隐秘的缘分的！
违于老师所说,我的性格中有拘谨内向柔弱的一面,尤其是见长者时,何况是面对两位长者。及至黑淑琴老师以她特有的爽朗热情让座倒茶,又说及她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和我是同行,我才舒缓了许多。
第二次谋面是在半年后的秋季,老师只身回洛。我为老师安排食宿行程,并陪同老师拜谒龙门石窟。几天时间虽短,却有机会多次深入交谈,面聆老师更多教诲,令人终生难忘。我在洛阳工作,而洛阳是老师的故乡。我从内心体会到,老师是完完全全把我视为洛阳人的。同时,我更为深切地感受到老师对故乡的那份热爱与留恋！他的殷殷赤子之心常常溢于言表！

三﹑忧怀

杨子敏老师原名杨锡光。1944年参加八路军，历任豫西二分区宣传队副分队长，太岳军区文工队副分队长，十五纵队文工团副分队长，六十二军文工团副分队长，西康军区文工团创作组组长，一八四师政治部文化科长，军委装甲兵政委办公室干事，中国作家协会副秘书长，《诗刊》评论组组长、编辑部主任，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代局长，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诗刊》主编。是一位标准的老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我深切地领会到他的忧国忧民心怀是在第一次和老师在他的家中谋面时，当时,我们在谈论一本名为《苏联共产党》的书,他从苏联共产党的败北,说到苏联的解体,又说到国内一些令人担忧的社会现象,然后问我,你说毛病到底出在哪儿呢?我恰好对此有过些微思考,便答,我觉得问题出在我们党的宗旨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上。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通过一些措施手段来化解这一矛盾。化解得好，我们就能够从根本上避免重蹈苏联共产党的覆辙。他颌首。使作为晚辈的我在妄言之后,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
事后，我多次想到这个情节，总要为我的冒失自责，同时又为老师忧国忧民的心怀感动不已。他以抱病之躯，高龄之心，仍然关注国计民生,以及党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令人萦怀在心，感佩缅怀。

四﹑忘年

杨子敏老师1929年10月生于河南新安，我的父亲1928年8月20日生于河北河间,老师算是小我父亲一岁。加之，他们都有过参军抗日的经历，让我对老师多了一份以子仰父的情感。但又不完全相同。父亲于我，更多的是无言的父爱。老师于我，更多的是教诲的师恩。
当老师收到我的第二本小册子《随心而语》后，似乎比我还要高兴，不住地在电话里说，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你的文章也写的这样好。我知道那是一位老人的怜爱之心。
当我们在电话中第一次谈到诗歌的时候，他鼓励我尝试写写新诗。并多次嘱咐我一定要寄给他看。我说我试试。老师不知道，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新诗，只是因为身在军中，割舍了许多事物。我因2002年腰椎出了毛病，新书《随心而语》也是收录了此前的文章，而此后几乎未著一字，正于苦恼之中。本心也有重学新诗之意，老师的点拨可谓雪中送炭。于是我于2005年重温新诗后，将我的《川渝诗草》﹑《梦回大唐》等习作寄呈老师斧正。老师看后在电话中赞不绝口，说到从旧体到新诗的转换之快，语言的变化之大，又反复嘱咐我一定要继续写下去，无论如何都不要放弃。令我难表一言，甚至，来不及回馈老师的鼓励。同时，也使我坚定了学习探索新诗的决心和信心。
他在乔迁新居后，于2007年1月1日专门寄来一张贺卡，将他的新址和电话号码告知我。由此，我知悉老师的心不仅是博大的，也是细腻和体贴的。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他都准时打开电脑写他的回忆录，有时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就连他做过手术逐渐康复期间也不例外。我在电话中劝他写一会就起来活动一会，或者定个闹钟。因此，我都会在下午打电话给他，长的时候能够聊上二三刻钟。我们确是忘年的朋友，一根电话线连着两颗忘年的心，不停地聊，不停地向对方敞开忘年的心扉。七年来，我和老师之间谋面只有两次，但交谈与聆听他的教诲怕有近百次之多。每一次，我都是满载着老师对我的怜爱和鼓励。

五﹑絮语

老师已经走了，在他最后一次住院以后,我打电话的时候,家里没有人接，黑老师也去医院探望杨老师了。我的《张国军短诗选》(中英对照)出版并寄呈老师后，他已经病了，惜未再一次聆听他的指教，也是一件憾事。老师走后，我又打过多次电话，最后，终于和黑老师通上话了。而现在，我再也不能和老师电话交谈或聆听他的教诲了。
而在老师走后50天，我的父亲也走了。我再也不能和父亲相对无言了。
我是迟了几天之后才知道老师过世的。得知噩耗以后，我找出我所有和老师相关的照片﹑信件﹑贺卡等资料翻拍录入连续在我的博客做了四期怀念老师的页面，并在中国诗歌、大河诗歌、撷英苑等多个网站发了消息。
今天，我写下这篇短文《怀念之札 写给杨子敏老师》，籍以表达我的一份怀念之情。
昨天，是父亲的头七，我写下《祭诗：父亲 您是我永远的痛》的组诗，籍以表达我的一份怀念之情。
两个爱我的老人，也是我爱着并将继续爱着的老人都已相继离我而去了。此刻，我的心是如此地空茫而孤独！


2008年9月29日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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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u/1249257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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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之札 写给杨子敏老师

一﹑缘起

2001年9﹑10月间﹐在一些文友同事的鼓励催促之下,我开始对几十年来作为日记类属写下的旧体诗词进行集整梳理,准备出版。想请人作序,恰好在冒昧和王恩宇老师通过电话之后不久,他回洛数日,期间说起此事,他在谦让之后,提出由他来约请杨子敏老师。我自是喜出望外。2002年2月,我按恩宇老师的嘱咐,将整理好的书稿寄呈杨子敏老师。不料,他竟在久病的艰难之中“读过三遍,并记下了阅读感想”。这是我所难想到的。此后,子敏老师在4月19日写下《随心而咏》读后的序言(此文后于9月14日以《诗和生命的交会》为题在《人民日报》“大地?读书”版刊出)。
令人更为想不到的是,4月20日,子敏老师又写了一封亲笔书信寄我,信中竟说到拖了时间,“甚感歉疚”。并说“拙文如有不妥之处,尚乞不吝指教”。谦逊之怀,令我无地自容！而此时,我与子敏老师还未曾谋面。
半月之后,也就是5月5日,老师又有一封亲笔书信复我,信中老师称我为“老弟”，又说：“我希望我们从此成为朋友”。我读着这些书信时,心头一热,有泪盈眶。我在汗颜之余思忖：谦逊之怀,不正是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名人,尤其是一个长者,尤其是一个老革命最为博大最为高贵的品格吗！子敏老师就是一个怀有这种品格的长者！
对此，我只能在后记里写到：“老师在繁忙的编撰写作之余,俯身垂爱，亲执大椽，为这本小册子写下了热情洋溢，激励有加的序言，令人惊喜与惶恐伴生，感动与不安共存”。一个喜欢并敬畏文字的人，除了情感和文字，还能有些什么呢?

二﹑谋面

此后,我和杨子敏老师多有电话交谈,但一直到2002年8月我在北京开会期间,才得以第一次谋面。23日,我匆急赶到老师在中国作协的居所,终于见到了渴盼已久谋面的子敏老师。他的和蔼,他的亲和,他的慈眉,他的善目,他的瘦削,他的矍铄,他的睿智,他的忧怀,几乎和我的想象一模一样！正如老师在为我抱病写下的序言中他对我的想象：“读着张国军的诗集《随心而咏》,脑子里不时有一个面影浮现出来,那是一个为人方正,富于追求,且又潇洒﹑超脱的面影,是从诗的字里行间浮现出来的﹑我想象中的作者的面影”。 现在,我写这篇短文时,再一次拜读老师的文字,仍然惭愧万分！但我乐于以此作为我不懈的追求！我常想,大千世界,冥冥之中,人与人之间一定是有隐秘的缘分的！
违于老师所说,我的性格中有拘谨内向柔弱的一面,尤其是见长者时,何况是面对两位长者。及至黑淑琴老师以她特有的爽朗热情让座倒茶,又说及她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和我是同行,我才舒缓了许多。
第二次谋面是在半年后的秋季,老师只身回洛。我为老师安排食宿行程,并陪同老师拜谒龙门石窟。几天时间虽短,却有机会多次深入交谈,面聆老师更多教诲,令人终生难忘。我在洛阳工作,而洛阳是老师的故乡。我从内心体会到,老师是完完全全把我视为洛阳人的。同时,我更为深切地感受到老师对故乡的那份热爱与留恋！他的殷殷赤子之心常常溢于言表！

三﹑忧怀

杨子敏老师原名杨锡光。1944年参加八路军，历任豫西二分区宣传队副分队长，太岳军区文工队副分队长，十五纵队文工团副分队长，六十二军文工团副分队长，西康军区文工团创作组组长，一八四师政治部文化科长，军委装甲兵政委办公室干事，中国作家协会副秘书长，《诗刊》评论组组长、编辑部主任，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代局长，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诗刊》主编。是一位标准的老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我深切地领会到他的忧国忧民心怀是在第一次和老师在他的家中谋面时，当时,我们在谈论一本名为《苏联共产党》的书,他从苏联共产党的败北,说到苏联的解体,又说到国内一些令人担忧的社会现象,然后问我,你说毛病到底出在哪儿呢?我恰好对此有过些微思考,便答,我觉得问题出在我们党的宗旨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上。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通过一些措施手段来化解这一矛盾。化解得好，我们就能够从根本上避免重蹈苏联共产党的覆辙。他颌首。使作为晚辈的我在妄言之后,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
事后，我多次想到这个情节，总要为我的冒失自责，同时又为老师忧国忧民的心怀感动不已。他以抱病之躯，高龄之心，仍然关注国计民生,以及党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令人萦怀在心，感佩缅怀。

四﹑忘年

杨子敏老师1929年10月生于河南新安，我的父亲1928年8月20日生于河北河间,老师算是小我父亲一岁。加之，他们都有过参军抗日的经历，让我对老师多了一份以子仰父的情感。但又不完全相同。父亲于我，更多的是无言的父爱。老师于我，更多的是教诲的师恩。
当老师收到我的第二本小册子《随心而语》后，似乎比我还要高兴，不住地在电话里说，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你的文章也写的这样好。我知道那是一位老人的怜爱之心。
当我们在电话中第一次谈到诗歌的时候，他鼓励我尝试写写新诗。并多次嘱咐我一定要寄给他看。我说我试试。老师不知道，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新诗，只是因为身在军中，割舍了许多事物。我因2002年腰椎出了毛病，新书《随心而语》也是收录了此前的文章，而此后几乎未著一字，正于苦恼之中。本心也有重学新诗之意，老师的点拨可谓雪中送炭。于是我于2005年重温新诗后，将我的《川渝诗草》﹑《梦回大唐》等习作寄呈老师斧正。老师看后在电话中赞不绝口，说到从旧体到新诗的转换之快，语言的变化之大，又反复嘱咐我一定要继续写下去，无论如何都不要放弃。令我难表一言，甚至，来不及回馈老师的鼓励。同时，也使我坚定了学习探索新诗的决心和信心。
他在乔迁新居后，于2007年1月1日专门寄来一张贺卡，将他的新址和电话号码告知我。由此，我知悉老师的心不仅是博大的，也是细腻和体贴的。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他都准时打开电脑写他的回忆录，有时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就连他做过手术逐渐康复期间也不例外。我在电话中劝他写一会就起来活动一会，或者定个闹钟。因此，我都会在下午打电话给他，长的时候能够聊上二三刻钟。我们确是忘年的朋友，一根电话线连着两颗忘年的心，不停地聊，不停地向对方敞开忘年的心扉。七年来，我和老师之间谋面只有两次，但交谈与聆听他的教诲怕有近百次之多。每一次，我都是满载着老师对我的怜爱和鼓励。

五﹑絮语

老师已经走了，在他最后一次住院以后,我打电话的时候,家里没有人接，黑老师也去医院探望杨老师了。我的《张国军短诗选》(中英对照)出版并寄呈老师后，他已经病了，惜未再一次聆听他的指教，也是一件憾事。老师走后，我又打过多次电话，最后，终于和黑老师通上话了。而现在，我再也不能和老师电话交谈或聆听他的教诲了。
而在老师走后50天，我的父亲也走了。我再也不能和父亲相对无言了。
我是迟了几天之后才知道老师过世的。得知噩耗以后，我找出我所有和老师相关的照片﹑信件﹑贺卡等资料翻拍录入连续在我的博客做了四期怀念老师的页面，并在中国诗歌、大河诗歌、撷英苑等多个网站发了消息。
今天，我写下这篇短文《怀念之札 写给杨子敏老师》，籍以表达我的一份怀念之情。
昨天，是父亲的头七，我写下《祭诗：父亲 您是我永远的痛》的组诗，籍以表达我的一份怀念之情。
两个爱我的老人，也是我爱着并将继续爱着的老人都已相继离我而去了。此刻，我的心是如此地空茫而孤独！


2008年9月29日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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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车长弓八里庄天下第一庄-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1249257552

[冰清]

"我们确是忘年的朋友，一根电话线连着两颗忘年的心，不停地聊，不停地向对方敞开忘年的心扉。七年来，我和老师之间谋面只有两次，但交谈与聆听他的教诲怕有近百次之多。每一次，我都是满载着老师对我的怜爱和鼓励。"

感动，为你们的忘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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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是忘年的朋友，一根电话线连着两颗忘年的心，不停地聊，不停地向对方敞开忘年的心扉。七年来，我和老师之间谋面只有两次，但交谈与聆听他的教诲怕有近百次之多。每一次，我都是满载着老师对我的怜爱和鼓励。"

感动，为你们的忘年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