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严家威]

飞蛾已经出生，巨著总会完成



刘春





当火车从远处经过

因为遥远所以蜿蜒

因为黑夜所以动听

因为回忆所以正在经过

因为你，使我看见了良辰美景

——韩东：《火车》节选



在我笔下出现过的诗人有的是我的好友，有的见过面而没有深交，有的通过书信和电话，有的从来就没有联系过。韩东属于“见过面而没有深交”那一类。1995年秋天他和小说家李冯到桂林，我把小说家鬼子拉出来与他们见了一面，吃饭喝酒唱歌吃刨冰，之后我写了一篇题为《听韩东唱歌》的印象记在本地一家小报发表。我知道韩东根本不缺也不会在乎这些世俗之物，所以连样报也没给他寄。他自然也就无从知晓。2008年4月，我们又在北京见了一面，合了几张影，随口聊了几句。当时他的长篇小说《英特迈往》刚刚出版，很多人不知道这四个字的意思。在某个中午饭后，我和韩东、于坚正好走在一起，我对他说了一句：“你那书名给我们上了一课。”他嘿嘿一笑。在北京几天，无论开会还是吃饭，韩东都和于坚挨在一起，还时不时说悄悄话，看上去关系相当密切。我在会场上无事可干，端起相机照了他们大量的光头照片。

在众多“第三代诗人”中，韩东是给人印象深刻的一个，也是对后来的诗人影响很大的一个。韩东的作品我能记住不下十首，与海子、西川等人数目相仿。《温柔的部分》、《我们的朋友》、《明月降临》、《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在深圳的路灯下》……都是一个诗歌时代具有标志性的产品。我相信自己一定受过韩东的影响，那是1991到1993年，我还在四川都江堰学习写诗。在那两年间囫囵吞枣地阅读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现代诗作品，于坚、韩东的作品因为其文字上的随和而博得了我的好感。用柏桦的诗歌来表达，是“呵，我得感谢你们／我认识了时光”（《衰老经》）。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起过“第三代”诗人的口语诗对我的影响，但相信者寥寥，他们认为，我的方向与“口语”南辕北辙。他们的怀疑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当年的那些幼稚之作一直没有胆量拿出来。

事实上，从1993年开始，我就意识到自己的兴趣与口语诗的分裂，我更亲近西川、欧阳江河、石光华、周伦佑乃至叶舟、大解等人，于坚、韩东对我的作用日益减小——当然，这并不影响我对他们的尊敬——因此，1995年的那一次见面，韩东或许是真诚或许仅仅是出于礼貌而叫我给20首诗给他主编的《他们》，我没有答应。我的理由是我的风格和“他们诗派”不甚符合。其实我是在心虚，我知道我的写作正好是韩东所认为“没有前途”的写作，因此不敢拿出来丢人现眼，以免倒了人家的胃口。

的确，有很长一段时间，韩东的形象都让我有些敬畏，他的很多短诗之优异，完全可以以一当百。短诗《你的手》，一直是我的至爱，2008年4月，当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听到韩东的朗诵，禁不住和在场的数百个听众一同为诗中的真情而感动——



你的手搭在我的身上

安心睡去

我因此而无法入睡

轻微的重量

逐渐变成铅

夜晚又很长

你的姿态毫不改变

这只手应该象征着爱情

也许还另有深意

我不敢推动它

或惊醒你

等到我习惯并且喜欢

你在梦中又突然把手抽回

并对一切无从知晓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韩东现实生活的某个片段写照，但这种朴素与真诚扎扎实实地影响了读者的情感，诗人由此获得了一种温柔敦厚的形象。事实上，韩东的很多诗歌都能够给人以这样的令人放心的感觉，比如《我们的朋友》、《温柔的部分》、《美好的日子》等。它们与《你见过大海》、《有关大雁塔》等的刁钻、机智截然相反。作品意韵的丰富性，也许是促成韩东写小说也能够得心应手的一大功臣。韩东的一些诗歌虽然以“我”、“我们”为视角，但并不意味着诗歌中的“我”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诗人本身，它有更广阔的阐释天地和价值。在接受诗人肖沉的采访中，韩东所表达的意思也许有助于人们理解他的创作意图：如果有人写情书的时候引用我的诗，我一定乐坏了，但我的诗并不是为他写的。我的诗不为任何人而写，包括我自己。我为诗的构成而写诗，就像瓦匠盖房子并不考虑由谁来住——他为房子的标准而建造。诗歌不从属于另一些目的，它的最高目的是无目的。诗是无目的的，因为它是一种生命方式。（《韩东散文》，中国国际电视出版社1998年出版）

洪子诚和刘登翰先生在《中国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中认为韩东“有一些诗，表现了他对传统文化中落后、保守、麻木的反思和批判，但更多的是现实生活中个人的真实体验”。这一说法仅就内涵而言无疑是准确的，韩东的作品具有“反文化”、“反崇高”等特征。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韩东诗歌（以及整个“第三代”）在语言和技巧方面与上一代诗人，即“朦胧诗人”的巨大反差。事实上，韩东对于语言和形式同样注重，《你见过大海》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你见过大海

你想象过

大海

你想象过大海

然后见到它

就是这样

你见过了大海

并想象过它

可你不是

一个水手

就是这样

你想象过大海

你见过大海

也许你还喜欢大海

顶多是这样

你见过大海

你也想象过大海

你不情愿

让海水给淹死

就是这样

人人都这样

——《你见过大海》



在这些看似饶舌与取巧的短句间，“大海”这一历来被美誉为广阔伟大、浩瀚的事物的庄严感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民化的朴素与庸常。韩东曾这样宣称：“我们关心的是诗歌本身，是这种能够由语言的运动所产生的美感的生命形式。”（见《他们》第４期）由《你见过大海》等作品可以发现，某些时候，诗歌的确可以仅仅依靠“语言的运动”而成型，而不一定非得摆出某一种让读者一眼便知的姿态。可见，《中国新诗史》作为一部权威人物编写、权威出版社出版的“史”书，也有可商榷之处。

与此类似的是《有关大雁塔》。这首诗也是一首“反叛”之作，但据韩东在《有关<有关大雁塔>》一文中透露，当时在他的心目中，最初要反叛的并不是整个朦胧诗写作，而只是针对某一首关于大雁塔的诗歌，即朦胧诗人杨炼的《大雁塔》。1982年至1984年，韩东在位于西安的陕西财经学院教书，该校就在大雁塔下面。“从大雁塔上看我们学校就像一个财主的院子。同样，从学校的院子看大雁塔也挺令人失望。”韩东去西安之前曾经读过杨炼的《大雁塔》，在他的印象中，杨炼的《大雁塔》是一首浮夸的诗歌，诗歌将大雁塔描绘得金碧辉煌、仪态万方。诗歌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令韩东对大雁塔失望，继而对杨炼失望，在他看来，大雁塔不过是自己学校北面天空中的一个独立的灰影，它具有的不是金碧辉煌，而是简朴的形式和内敛的精神。对一个“崇高”事物的如此认识形成了韩东后来的诗歌美学观念，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用“简朴的形式和内敛的精神”来概括他在1983年以后的诗歌创作。

大约是1983年的一天，韩东在学校外面排队领取过冬的大白菜，在缓慢移动中又看见了大雁塔，出于无聊，他考试琢磨诗歌。此前他已经写过200多首诗歌，但“绝无例外是一些深受刺激的模仿之作，除了证明某中令人生疑的‘才气’外似乎缺乏必要的意义”，而这一次，似乎有了一个新的开始。“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呈现在韩东的心壁上。很快，一首将近40行的诗歌出现了——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

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

为了爬上去

做一次英雄

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

或者更多

那些不得意的人们

那些发福的人们

统统爬上去

做一做英雄

然后下来

走进这条大街

转眼不见了

也有有种的往下跳

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

那就真的成了英雄

当代英雄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什么

我们爬上去

看看四周的风景

然后再下来



可是

大雁塔在想些什么

他在想，都在那年里死掉了

所有的好汉

杀人如麻

抱起大坛子来饮

一晚上能睡十个女人

他们那辈子呀压坏多少匹好马

最后，他们到他这里

放下屠刀子，立地成佛了

而如今到这里来的人

他一个也不认识

他想，这些猥琐的人们

是不会懂得那种光荣的



后来，韩东对这首诗进行了删节，删去了第二节而保留第一节，因此，现在我们所看到的23行版《有关大雁塔》其实是原作的第一段。至于这样的删节处理是否合适，在韩东看来，是“关键性的成功”，而诗人丁当则一直引以为憾。我赞同韩东的意见，这首诗第一节已经自足，再加上第二节，则显得过于铺陈了，也许，第二节更适合另一首诗。（以上情节的详细记录可参看韩东随笔《有关<有关大雁塔>》）

韩东喜欢的外国诗人是洛尔迦、叶芝、叶赛宁、史蒂文斯、特朗斯特罗姆等，在他看来，这些诗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作品大多数是“第一性”的，是由诗人身体引发的、出自诗人内部的东西，这种东西撇开不同文化背景也能感受得到。韩东认为，理想的文学不应是有赖于任何知识体系，更不是知识体系本身或它的一部分，因此韩东不喜欢艾略特，因为他的诗歌里有太多的文化和文明因素，需要放在某种知识体系内才能得到充分理解。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世界诗坛巨著《荒原》在韩东眼里显得“虚张声势”。（见《清醒的文学梦》，载于《韩东散文》，中国国际电视出版社1998年出版）应该说，这里面没有对与错的问题，诗歌的形式和内涵都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造就了古今中外大量各不相同但成就斐然的大诗人，但值得一提的是，艾略特的作品也是风格多样的，即有《荒原》、《四个四重奏》那样用典甚多的“庞然大物”，也有《我最后一次看到那充满泪水的眼睛》、《歌》等简单平易之作。前者相对较长，这里不妨引用一沈睿翻译的艾略特的短诗《歌》——

　　

当我们越过那座山回家的时候

没有叶子从树上落下；

微风轻柔的手指

也没扯动细细颤抖的蛛网。



树篱仍开满花朵，

没有枯萎的花瓣落下；

但是你的花环的野玫瑰

正褪色，而叶子一片褐黄。



这种简洁、细微、敏感，让我们看到了艾略特在《荒原》之外的另一面。

1994年创作的《甲乙》被许多读者认为是韩东90年代唯一成功的一首诗歌作品，对此我不敢苟同，《甲乙》虽有其艺术上的探索，但太直白，语言上的寻常叙述掩盖不了观念上的枯燥。评论家认为《甲乙》的优势——运用了电影的多视角手法——正好是招致“枯燥”的根源，也许那个评论家看上了《甲乙》中不厌其烦的细节，甚至还可能认为诗歌中描述得很生动，事实上，正好是这种生动伤害了这首诗，使其显得饶舌和枯燥——把什么都写清楚了，那已经不是一首诗，而是一篇说明文。我更喜欢韩东创作于80年代的《温柔的部分》那种点到即止的情绪，以及《在深圳的路灯下》相对收敛的叙述——



在深圳的路灯下她有多么好听的名字

“夜莺”，有多么激动人心的买卖

身体的贸易

动物中唯有这一种拥有裸体

被剥出，像煮硬的鸡蛋，光滑

嫖妓者：我的堕落不是孤独的

我的罪恶也很轻微

她引领着一条地狱的河流

黑浪就来将我温柔地覆盖



那坐台女今晚和她的杯子在一起

杯子空了，她没有客人

杯子空了，就是空虚来临

她需要暗红色的美酒和另一种液体

让我来将它们注满，照顾她的生意

让我把我的钱花在罪恶上

不要阻挡，也不要害怕

灯光明亮，犹如一堆碎玻璃

让我将她领离大堂



我欣赏她编织的谎言

理解了她的冷淡

我尤其尊重她对金钱的要求

我敏感的心还注意到

厚重的脂粉下她的脸曾红过一次

我为凌乱的床铺而倍感惊讶

我和橡皮做爱，而她置身事外

真的，她从不对我说：我爱



这首诗写性，但并不淫荡，有的仅仅是恰到好处的勾引。从路灯下的交谈到床上的交易，诗人都以极其冷静的笔触进行客观描写，而每到紧要关头又将注意力故意引开，使诗意旁逸斜出，偏离读者的阅读惯性，产生一种疏离感。可以说，韩东是机智的，他知道什么样的写法能够达到最佳阅读效果，如果像时下某些不知轻重的青年诗人那样，自始至终都是对性行为的直接描写，诗歌的诱惑力不仅会大大减小，甚至沦为不折不扣的语言垃圾。

许多人读到韩东看似随意的诗作，以为韩东创作态度不够“端正”，事实上韩东的认真几乎无人能比。在80年代中期，他就认为，写诗不单要依靠技巧和心智，更与诗人的整个生命有关（见《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因此，透过韩东无所谓般的表情，我们可以看到他严肃孤苦的内心。如果没有这份认真，很难想像韩东在达到诗歌的高峰后还能抽身出来进行小说创作，成为“诗人小说家”的中坚和“晚生代作家”的代表人物，并且同样影响了一大批更年轻的作家。他的一些中篇小说和《扎根》、《我和你》等长篇小说发表后，都引起相当大的反响。由于认真，有时候不免显得倔强，不仅在自己的创作中嫉“俗”如仇，也期望以高标准来要求整个文坛。轰动一时的“断裂”行为应该可以算作以韩东、朱文为首的一代作家向文学体制中腐朽部分宣战的檄文。在文坛如政坛的中国，作出这一举动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般性的勇气。

然而，与世俗决裂的勇气仍然不是外在的，“断裂”之后，参与行动的部分作家诗人照样与他们所贬讽的刊物打交道，或明或暗地做着他们在“问卷”中所不齿的事情。全世界都如此，每一件看似悲壮的事情稍不留神就会衍变成作秀，五十余个参与者不是“五十余颗心”，谁能够保证光彩照人的脸面是不是因为涂抹了一层厚厚的脂粉呢？

这使我想起了某个下午的阅读经历——当我将几本作家访谈类书籍跳着读，竟然发现对同一个问题，同一个作家仅仅相隔三五年，见解就有天壤之别。严重的是，这种区别不是因为地易时移而发生的合理改变，而是背叛了自己以往正确的初衷，发生了质变。比如从当年的追求正直和公平变成了为油滑与庸俗辩解，从当年把写作当成陶冶性情的方式变成了将这种爱好用于追名逐利。总之，正好堕入他们当年嗤之以鼻的境地之中。这种庸俗与他们作品的雅气形成的强烈反差，实在是无法不让人联想起崔健的歌词：“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鉴于这样的令人诧异的反差，用“道德的虚设”这个词来形容当前的文学创作，实在是太精到不过了。在文学作品中，在面对媒体时，很多作家显示出了道德上的光亮，乡村作家，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城市作家，就出淤泥而不染，不为五斗米折腰。那清洁完美的书生形象令读者仰慕不已。然而，这种高尚不过是一种“虚设”，生活中，他们庸俗透顶。一边吃肉一边抱怨肚子饿，一边乐呵呵地抱着儿子一边恶狠狠地骂娘，一边为了爬官而频频递交入党申请书一边大肆赞扬西方的民主。我们不忍心说这些作家虚伪，因为创作和生活有时候是不能画等号的，大兴文字狱的皇帝，在后花园里也会兴致勃勃地铺开宣纸呢。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作家是“分裂”的，他们在欺骗着自己的内心，他们所持重的道德优势只是在为自己挣工分，是一种博取眼球的幌子而已。因此在我看来，五十六个“断裂”问卷的答复者鱼龙混杂，好在活动的发起者韩东和朱文一直坚守初衷，无论结果如何，他们决绝的姿态值得敬重。

韩东有一首短诗《雨》，写得极有意思——



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

下雨是一件大事

一件事正在发生的时候

雨成为背景

有人记住了，有人忘记了

多年以后，一切已经过去

雨，又来到眼前

淅淅沥沥地下着

没有什么事发生



这样的诗歌很难辨别好坏，有时候你会觉得它简单得有些取巧，没有描述具体的情景、故事和感觉，但仿佛什么都已经写尽。这是90年代以来新诗写作的一种方式，作者尽力置身事外，显得冷静而客观，不同的读者则通过自己的想象去填补语言间的空白。与此类似的另一首诗是《黑人与老虎》。这首诗在内涵的表达上比《雨》更进一步，洋溢于字里行间的神秘气息给予了这首诗飘忽不定的内涵。我不知道它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短短的十行文字却能够让人思索再三。从1992年在台湾《新陆》诗刊第一次读到它，至今已经十年。我想，在我对这个世界丧失好奇心之前，我会继续读下去——



灯下没有一只小虫

空白的纸页，没有一个字

我没有你



雨在雨季就像老虎在

猛兽中或黑人在阴影里



可是我知道——

飞蛾已经出生

巨著总会完成

大雨已成灾

黑人和老虎比喻我和你
_________________
我把魂儿放出 /让他在天地间漫游 /多年以后 /你习惯性以为 /我还在那转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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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蛾已经出生，巨著总会完成



刘春





当火车从远处经过

因为遥远所以蜿蜒

因为黑夜所以动听

因为回忆所以正在经过

因为你，使我看见了良辰美景

——韩东：《火车》节选



在我笔下出现过的诗人有的是我的好友，有的见过面而没有深交，有的通过书信和电话，有的从来就没有联系过。韩东属于“见过面而没有深交”那一类。1995年秋天他和小说家李冯到桂林，我把小说家鬼子拉出来与他们见了一面，吃饭喝酒唱歌吃刨冰，之后我写了一篇题为《听韩东唱歌》的印象记在本地一家小报发表。我知道韩东根本不缺也不会在乎这些世俗之物，所以连样报也没给他寄。他自然也就无从知晓。2008年4月，我们又在北京见了一面，合了几张影，随口聊了几句。当时他的长篇小说《英特迈往》刚刚出版，很多人不知道这四个字的意思。在某个中午饭后，我和韩东、于坚正好走在一起，我对他说了一句：“你那书名给我们上了一课。”他嘿嘿一笑。在北京几天，无论开会还是吃饭，韩东都和于坚挨在一起，还时不时说悄悄话，看上去关系相当密切。我在会场上无事可干，端起相机照了他们大量的光头照片。

在众多“第三代诗人”中，韩东是给人印象深刻的一个，也是对后来的诗人影响很大的一个。韩东的作品我能记住不下十首，与海子、西川等人数目相仿。《温柔的部分》、《我们的朋友》、《明月降临》、《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在深圳的路灯下》……都是一个诗歌时代具有标志性的产品。我相信自己一定受过韩东的影响，那是1991到1993年，我还在四川都江堰学习写诗。在那两年间囫囵吞枣地阅读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现代诗作品，于坚、韩东的作品因为其文字上的随和而博得了我的好感。用柏桦的诗歌来表达，是“呵，我得感谢你们／我认识了时光”（《衰老经》）。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起过“第三代”诗人的口语诗对我的影响，但相信者寥寥，他们认为，我的方向与“口语”南辕北辙。他们的怀疑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当年的那些幼稚之作一直没有胆量拿出来。

事实上，从1993年开始，我就意识到自己的兴趣与口语诗的分裂，我更亲近西川、欧阳江河、石光华、周伦佑乃至叶舟、大解等人，于坚、韩东对我的作用日益减小——当然，这并不影响我对他们的尊敬——因此，1995年的那一次见面，韩东或许是真诚或许仅仅是出于礼貌而叫我给20首诗给他主编的《他们》，我没有答应。我的理由是我的风格和“他们诗派”不甚符合。其实我是在心虚，我知道我的写作正好是韩东所认为“没有前途”的写作，因此不敢拿出来丢人现眼，以免倒了人家的胃口。

的确，有很长一段时间，韩东的形象都让我有些敬畏，他的很多短诗之优异，完全可以以一当百。短诗《你的手》，一直是我的至爱，2008年4月，当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听到韩东的朗诵，禁不住和在场的数百个听众一同为诗中的真情而感动——



你的手搭在我的身上

安心睡去

我因此而无法入睡

轻微的重量

逐渐变成铅

夜晚又很长

你的姿态毫不改变

这只手应该象征着爱情

也许还另有深意

我不敢推动它

或惊醒你

等到我习惯并且喜欢

你在梦中又突然把手抽回

并对一切无从知晓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韩东现实生活的某个片段写照，但这种朴素与真诚扎扎实实地影响了读者的情感，诗人由此获得了一种温柔敦厚的形象。事实上，韩东的很多诗歌都能够给人以这样的令人放心的感觉，比如《我们的朋友》、《温柔的部分》、《美好的日子》等。它们与《你见过大海》、《有关大雁塔》等的刁钻、机智截然相反。作品意韵的丰富性，也许是促成韩东写小说也能够得心应手的一大功臣。韩东的一些诗歌虽然以“我”、“我们”为视角，但并不意味着诗歌中的“我”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诗人本身，它有更广阔的阐释天地和价值。在接受诗人肖沉的采访中，韩东所表达的意思也许有助于人们理解他的创作意图：如果有人写情书的时候引用我的诗，我一定乐坏了，但我的诗并不是为他写的。我的诗不为任何人而写，包括我自己。我为诗的构成而写诗，就像瓦匠盖房子并不考虑由谁来住——他为房子的标准而建造。诗歌不从属于另一些目的，它的最高目的是无目的。诗是无目的的，因为它是一种生命方式。（《韩东散文》，中国国际电视出版社1998年出版）

洪子诚和刘登翰先生在《中国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中认为韩东“有一些诗，表现了他对传统文化中落后、保守、麻木的反思和批判，但更多的是现实生活中个人的真实体验”。这一说法仅就内涵而言无疑是准确的，韩东的作品具有“反文化”、“反崇高”等特征。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韩东诗歌（以及整个“第三代”）在语言和技巧方面与上一代诗人，即“朦胧诗人”的巨大反差。事实上，韩东对于语言和形式同样注重，《你见过大海》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你见过大海

你想象过

大海

你想象过大海

然后见到它

就是这样

你见过了大海

并想象过它

可你不是

一个水手

就是这样

你想象过大海

你见过大海

也许你还喜欢大海

顶多是这样

你见过大海

你也想象过大海

你不情愿

让海水给淹死

就是这样

人人都这样

——《你见过大海》



在这些看似饶舌与取巧的短句间，“大海”这一历来被美誉为广阔伟大、浩瀚的事物的庄严感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民化的朴素与庸常。韩东曾这样宣称：“我们关心的是诗歌本身，是这种能够由语言的运动所产生的美感的生命形式。”（见《他们》第４期）由《你见过大海》等作品可以发现，某些时候，诗歌的确可以仅仅依靠“语言的运动”而成型，而不一定非得摆出某一种让读者一眼便知的姿态。可见，《中国新诗史》作为一部权威人物编写、权威出版社出版的“史”书，也有可商榷之处。

与此类似的是《有关大雁塔》。这首诗也是一首“反叛”之作，但据韩东在《有关<有关大雁塔>》一文中透露，当时在他的心目中，最初要反叛的并不是整个朦胧诗写作，而只是针对某一首关于大雁塔的诗歌，即朦胧诗人杨炼的《大雁塔》。1982年至1984年，韩东在位于西安的陕西财经学院教书，该校就在大雁塔下面。“从大雁塔上看我们学校就像一个财主的院子。同样，从学校的院子看大雁塔也挺令人失望。”韩东去西安之前曾经读过杨炼的《大雁塔》，在他的印象中，杨炼的《大雁塔》是一首浮夸的诗歌，诗歌将大雁塔描绘得金碧辉煌、仪态万方。诗歌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令韩东对大雁塔失望，继而对杨炼失望，在他看来，大雁塔不过是自己学校北面天空中的一个独立的灰影，它具有的不是金碧辉煌，而是简朴的形式和内敛的精神。对一个“崇高”事物的如此认识形成了韩东后来的诗歌美学观念，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用“简朴的形式和内敛的精神”来概括他在1983年以后的诗歌创作。

大约是1983年的一天，韩东在学校外面排队领取过冬的大白菜，在缓慢移动中又看见了大雁塔，出于无聊，他考试琢磨诗歌。此前他已经写过200多首诗歌，但“绝无例外是一些深受刺激的模仿之作，除了证明某中令人生疑的‘才气’外似乎缺乏必要的意义”，而这一次，似乎有了一个新的开始。“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呈现在韩东的心壁上。很快，一首将近40行的诗歌出现了——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

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

为了爬上去

做一次英雄

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

或者更多

那些不得意的人们

那些发福的人们

统统爬上去

做一做英雄

然后下来

走进这条大街

转眼不见了

也有有种的往下跳

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

那就真的成了英雄

当代英雄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什么

我们爬上去

看看四周的风景

然后再下来



可是

大雁塔在想些什么

他在想，都在那年里死掉了

所有的好汉

杀人如麻

抱起大坛子来饮

一晚上能睡十个女人

他们那辈子呀压坏多少匹好马

最后，他们到他这里

放下屠刀子，立地成佛了

而如今到这里来的人

他一个也不认识

他想，这些猥琐的人们

是不会懂得那种光荣的



后来，韩东对这首诗进行了删节，删去了第二节而保留第一节，因此，现在我们所看到的23行版《有关大雁塔》其实是原作的第一段。至于这样的删节处理是否合适，在韩东看来，是“关键性的成功”，而诗人丁当则一直引以为憾。我赞同韩东的意见，这首诗第一节已经自足，再加上第二节，则显得过于铺陈了，也许，第二节更适合另一首诗。（以上情节的详细记录可参看韩东随笔《有关<有关大雁塔>》）

韩东喜欢的外国诗人是洛尔迦、叶芝、叶赛宁、史蒂文斯、特朗斯特罗姆等，在他看来，这些诗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作品大多数是“第一性”的，是由诗人身体引发的、出自诗人内部的东西，这种东西撇开不同文化背景也能感受得到。韩东认为，理想的文学不应是有赖于任何知识体系，更不是知识体系本身或它的一部分，因此韩东不喜欢艾略特，因为他的诗歌里有太多的文化和文明因素，需要放在某种知识体系内才能得到充分理解。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世界诗坛巨著《荒原》在韩东眼里显得“虚张声势”。（见《清醒的文学梦》，载于《韩东散文》，中国国际电视出版社1998年出版）应该说，这里面没有对与错的问题，诗歌的形式和内涵都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造就了古今中外大量各不相同但成就斐然的大诗人，但值得一提的是，艾略特的作品也是风格多样的，即有《荒原》、《四个四重奏》那样用典甚多的“庞然大物”，也有《我最后一次看到那充满泪水的眼睛》、《歌》等简单平易之作。前者相对较长，这里不妨引用一沈睿翻译的艾略特的短诗《歌》——

　　

当我们越过那座山回家的时候

没有叶子从树上落下；

微风轻柔的手指

也没扯动细细颤抖的蛛网。



树篱仍开满花朵，

没有枯萎的花瓣落下；

但是你的花环的野玫瑰

正褪色，而叶子一片褐黄。



这种简洁、细微、敏感，让我们看到了艾略特在《荒原》之外的另一面。

1994年创作的《甲乙》被许多读者认为是韩东90年代唯一成功的一首诗歌作品，对此我不敢苟同，《甲乙》虽有其艺术上的探索，但太直白，语言上的寻常叙述掩盖不了观念上的枯燥。评论家认为《甲乙》的优势——运用了电影的多视角手法——正好是招致“枯燥”的根源，也许那个评论家看上了《甲乙》中不厌其烦的细节，甚至还可能认为诗歌中描述得很生动，事实上，正好是这种生动伤害了这首诗，使其显得饶舌和枯燥——把什么都写清楚了，那已经不是一首诗，而是一篇说明文。我更喜欢韩东创作于80年代的《温柔的部分》那种点到即止的情绪，以及《在深圳的路灯下》相对收敛的叙述——



在深圳的路灯下她有多么好听的名字

“夜莺”，有多么激动人心的买卖

身体的贸易

动物中唯有这一种拥有裸体

被剥出，像煮硬的鸡蛋，光滑

嫖妓者：我的堕落不是孤独的

我的罪恶也很轻微

她引领着一条地狱的河流

黑浪就来将我温柔地覆盖



那坐台女今晚和她的杯子在一起

杯子空了，她没有客人

杯子空了，就是空虚来临

她需要暗红色的美酒和另一种液体

让我来将它们注满，照顾她的生意

让我把我的钱花在罪恶上

不要阻挡，也不要害怕

灯光明亮，犹如一堆碎玻璃

让我将她领离大堂



我欣赏她编织的谎言

理解了她的冷淡

我尤其尊重她对金钱的要求

我敏感的心还注意到

厚重的脂粉下她的脸曾红过一次

我为凌乱的床铺而倍感惊讶

我和橡皮做爱，而她置身事外

真的，她从不对我说：我爱



这首诗写性，但并不淫荡，有的仅仅是恰到好处的勾引。从路灯下的交谈到床上的交易，诗人都以极其冷静的笔触进行客观描写，而每到紧要关头又将注意力故意引开，使诗意旁逸斜出，偏离读者的阅读惯性，产生一种疏离感。可以说，韩东是机智的，他知道什么样的写法能够达到最佳阅读效果，如果像时下某些不知轻重的青年诗人那样，自始至终都是对性行为的直接描写，诗歌的诱惑力不仅会大大减小，甚至沦为不折不扣的语言垃圾。

许多人读到韩东看似随意的诗作，以为韩东创作态度不够“端正”，事实上韩东的认真几乎无人能比。在80年代中期，他就认为，写诗不单要依靠技巧和心智，更与诗人的整个生命有关（见《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因此，透过韩东无所谓般的表情，我们可以看到他严肃孤苦的内心。如果没有这份认真，很难想像韩东在达到诗歌的高峰后还能抽身出来进行小说创作，成为“诗人小说家”的中坚和“晚生代作家”的代表人物，并且同样影响了一大批更年轻的作家。他的一些中篇小说和《扎根》、《我和你》等长篇小说发表后，都引起相当大的反响。由于认真，有时候不免显得倔强，不仅在自己的创作中嫉“俗”如仇，也期望以高标准来要求整个文坛。轰动一时的“断裂”行为应该可以算作以韩东、朱文为首的一代作家向文学体制中腐朽部分宣战的檄文。在文坛如政坛的中国，作出这一举动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般性的勇气。

然而，与世俗决裂的勇气仍然不是外在的，“断裂”之后，参与行动的部分作家诗人照样与他们所贬讽的刊物打交道，或明或暗地做着他们在“问卷”中所不齿的事情。全世界都如此，每一件看似悲壮的事情稍不留神就会衍变成作秀，五十余个参与者不是“五十余颗心”，谁能够保证光彩照人的脸面是不是因为涂抹了一层厚厚的脂粉呢？

这使我想起了某个下午的阅读经历——当我将几本作家访谈类书籍跳着读，竟然发现对同一个问题，同一个作家仅仅相隔三五年，见解就有天壤之别。严重的是，这种区别不是因为地易时移而发生的合理改变，而是背叛了自己以往正确的初衷，发生了质变。比如从当年的追求正直和公平变成了为油滑与庸俗辩解，从当年把写作当成陶冶性情的方式变成了将这种爱好用于追名逐利。总之，正好堕入他们当年嗤之以鼻的境地之中。这种庸俗与他们作品的雅气形成的强烈反差，实在是无法不让人联想起崔健的歌词：“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鉴于这样的令人诧异的反差，用“道德的虚设”这个词来形容当前的文学创作，实在是太精到不过了。在文学作品中，在面对媒体时，很多作家显示出了道德上的光亮，乡村作家，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城市作家，就出淤泥而不染，不为五斗米折腰。那清洁完美的书生形象令读者仰慕不已。然而，这种高尚不过是一种“虚设”，生活中，他们庸俗透顶。一边吃肉一边抱怨肚子饿，一边乐呵呵地抱着儿子一边恶狠狠地骂娘，一边为了爬官而频频递交入党申请书一边大肆赞扬西方的民主。我们不忍心说这些作家虚伪，因为创作和生活有时候是不能画等号的，大兴文字狱的皇帝，在后花园里也会兴致勃勃地铺开宣纸呢。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作家是“分裂”的，他们在欺骗着自己的内心，他们所持重的道德优势只是在为自己挣工分，是一种博取眼球的幌子而已。因此在我看来，五十六个“断裂”问卷的答复者鱼龙混杂，好在活动的发起者韩东和朱文一直坚守初衷，无论结果如何，他们决绝的姿态值得敬重。

韩东有一首短诗《雨》，写得极有意思——



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

下雨是一件大事

一件事正在发生的时候

雨成为背景

有人记住了，有人忘记了

多年以后，一切已经过去

雨，又来到眼前

淅淅沥沥地下着

没有什么事发生



这样的诗歌很难辨别好坏，有时候你会觉得它简单得有些取巧，没有描述具体的情景、故事和感觉，但仿佛什么都已经写尽。这是90年代以来新诗写作的一种方式，作者尽力置身事外，显得冷静而客观，不同的读者则通过自己的想象去填补语言间的空白。与此类似的另一首诗是《黑人与老虎》。这首诗在内涵的表达上比《雨》更进一步，洋溢于字里行间的神秘气息给予了这首诗飘忽不定的内涵。我不知道它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短短的十行文字却能够让人思索再三。从1992年在台湾《新陆》诗刊第一次读到它，至今已经十年。我想，在我对这个世界丧失好奇心之前，我会继续读下去——



灯下没有一只小虫

空白的纸页，没有一个字

我没有你



雨在雨季就像老虎在

猛兽中或黑人在阴影里



可是我知道——

飞蛾已经出生

巨著总会完成

大雨已成灾

黑人和老虎比喻我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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