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李加建]

书缘

李加建

1944年秋天，我在距自贡市区二十华里远的小镇大山铺读小学八册，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吃紧。此地远离前线，却教小学生唱一首很提劲的歌，歌词曰：“一架机，十个炸弹/五十万战机同时准备好/五百万个炸弹同时往下抛”。当时读的那些教科书，全忘了，唯独这首歌印象深刻。那时的小学教科书，传授基本知识，文字朴实本份，貌不惊人，哪及得这“五十万个炸弹一齐往下抛”的雄伟壮观？那个时候的中国空军飞机，包括美国和苏联来支援抗日的志愿航空队飞机在内，能用来参加战斗的，满打满算，还远远达不到五百架这个数目，这“五十万架战机”又从何而来？一直到十五年之后的1958年“大跃进”，说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粮食已经亩产十万斤了，我这才明白，原来那“五十万战机”是从“亩产十万斤”这块土地上起飞的。有人说，这就叫“革命浪漫主义”。
当时，我是一个只有八岁的小孩，远离父母住在大伯家里，十分孤独寂寞。漫长的秋夜，便缠住表娘讲故事。一灯如豆，表娘戴一付老花眼镜，就着小小油灯补衣服，纳鞋底，一边从嘴里流淌出一个神奇绚丽的世界，使我完全沉浸其中半夜了也不想去睡。后来知道了她讲的这些故事，是出自《封神榜》《西游记》这样的书。我对那些神道为了职称级别互相攻杵撕杀不太感兴趣，却十分欣赏大闹天宫的猴头。每夜，我都催逼老太太讲得更多，把她弄得不胜其烦其累，耐不住便扔给我一本书，说道：“你拿去自己看！”从此，每天放学之后，我便一头钻进表娘房里那张小条桌下面，坐在她老人家搁脚的橫挡板上，埋头读起书来。
我接触的第一本留下印象的书，就是《西游记》。有人说，它是一部浪漫主义作品，但不是“革命的”。但我却发现，我们的“革命”，从中学习到了不少东西，比如那“紧箍咒”。笑眯眯的观音菩萨，给孙悟空戴上了那顶看不见的帽子，只要她的下属那个慈眉善目的唐僧看这猴头稍不顺眼，唸起“金箍咒”，孙悟空头上那个看不见的金属箍便行不断收紧，勒进这疑似资产阶级自由化脑袋的肉里，痛得这猴头眼冒金花五脏俱裂；可局外人看去，这猴头老孙大闹天宫而没有杀头，身上无伤痕口中无怨言，显然真的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挺人道的嘛！当然，这是后话。
我读中学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胜利。自流井这所《蜀光中学》，图书馆藏书颇丰；不知这儿的国民党书报检查官是否全都患上了痴呆症，竟然从美囯的《LIFE》与苏联的革命文学作品一并兼容，连马克斯的《资本论》也可以公开借阅。遇到一些我不感兴趣的课程，我便常常偷跑出来到图书馆去，办法是：趁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字，我便缩身到课桌下面。老师转过身来面对课堂如果注意到这个空缺，问起来时我便赶快站起，说是在捡掉下的铅笔；如果忽略了那空缺、没问，我就趁他再次转身写板书时从课室后门快速溜走，得以在“教科书”之外的书海之中神驰八极。那时候没有提倡以“靠拢组织”为荣，所以没有告密的，这就使得我这种不轨行为长期得逞，后来终于落得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下场，一直拒绝将自己用于独立思考的头脑上交。
这段时期，我从中共地下组织这一渠道又得到一些油印的书籍：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的文章等等。我们在地下党员的组织领导下，躲过特务的搜寻，冒着被抓捕和杀头的危险，秘密地阅读、讨论，我对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反对一党专政的斗争充滿景仰和响往，于是在1949年12月5日把解放军迎进自贡市之后我随即加入了部队。这段时期，我毕竟还只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一心以为上述民主自由等等是革命永恒的目标，却没有真正参透革命“辩证法”的奥秘，以致后来稀里糊涂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罪人。这是后话。
一当了兵，剿匪征粮，无暇读书也无书可读，指导员每天教育我们“革命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样的知识倒也新鲜，使人亢奋。后来到了空军，条件好了，安定下来了，这才买来全部高中课本，晚上熄灯之后，坐在抽水马桶上�冀宀匏�微弱的灯光，补起文化课来。同时利用电台不值班的空闲和边陲机场萧索的节假日，闭门读文学理论、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书籍，一直到复员之后一不留神当了作家。回头一看，这才发觉那些日子的苦读深思，不但填补了白山黑水异乡游子的寂寥，而且使我在今日浮躁媚俗的文坛，免于心虚与浅薄。
从八岁起，我自觉与书结缘，从此它便逐渐浸透我的生活，成为我内在精神不可或缺的部份。当了“右派”之后，无钱买书，四处去借，也未与书绝缘。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天，劳教队的指导员岳“政府”向我们宣布：“除了毛主席著作之外，其他的书一律上缴。”另一名外号“王土匪”的分队长复补充道：“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你们还读它妈鸡巴马克思的书干什么？跟老子统统拿来烧了！”
幸好中国人的宗法观念强，看在马大胡子毕竟是中国共产党族谱上的老祖宗，他老人家的书终于没真去烧，只和其他收缴的书起，锁闭在伙房旁边一间篾芭作墙的小屋。后来才知道，这“焚书”的倡议，原来是大文化人或曰文化大人郭沫若提出来的。此人深得传统文化的精髓，自忖不会被“坑”或以此谋取不致被“坑”，便以自我作践的方式向“最高”作如此的“献计献策”。
在扫荡了除毛泽东著作以外的一切出版物以后，《红宝书》印数之钜，大大超过了中国人口的总数。这真是人类出版史上一道奇观、一场话语暴力、一出荒唐闹剧。在中国大陆，它不由分说人人必读，而且上升到神启、圣谕和符咒的高度；不但人人需得逐字逐句背诵，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每说一句话之前，都得引上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才说正事。还有更妙的：当时有一本讲治病的《妙方100条》小册子，兹举其中《治疗胃溃疡》一则，曰：“见《毛主席语录》**页**条：‘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诚心朗读三十遍，即可痊愈。”
劳教队里无书可读的日子是难熬的。于是，我便铤而走险去偷书。一个漆黑的深夜，我摸到那间封存图书的小屋，在篾芭墙后壁上抠出一个洞，伸手进去，从一摞摞叠放压紧的书堆中使劲抽出一本，然后封好小洞，逃之夭夭。
天明了偷偷拿出来一看，是一本Coetschios perey所著的《和声学》。整整一年，有空我便缩进工棚的上铺，曲腿躬腰，在一本捡来的旧账簿背面画上五线谱，作一道道和声练习，努力想象几个不同音高的音同时奏响会是什么效果，嘴里：“咣……咕……呱……”唸唸有词直翻白眼大现儍像，即使管教干部看到我这个样子也会点头微笑，认定他们对我的改造已经大获成功。
写到此，自然就进入了“忆苦思甜”程序的后半部份。而今的书，品种繁多、题材广泛(上自秃头上种头发，下自处女膜修补术)，装潢富丽、质料奇特(从名贵皮面，到黄金书页)，与宣称的盛世斑斓场景相符。只是，一般的书售价也出奇昂贵，买之不起，以致我在书店里往往产生犯罪冲动，心想：如若不是处在新社会，我便去抢劫街上那些摇头晃脑大腹肥臀的财主们的钱包。

──2008.1.19

[[秋夜独行者]]

书缘

李加建

1944年秋天，我在距自贡市区二十华里远的小镇大山铺读小学八册，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吃紧。此地远离前线，却教小学生唱一首很提劲的歌，歌词曰：“一架机，十个炸弹/五十万战机同时准备好/五百万个炸弹同时往下抛”。当时读的那些教科书，全忘了，唯独这首歌印象深刻。那时的小学教科书，传授基本知识，文字朴实本份，貌不惊人，哪及得这“五十万个炸弹一齐往下抛”的雄伟壮观？那个时候的中国空军飞机，包括美国和苏联来支援抗日的志愿航空队飞机在内，能用来参加战斗的，满打满算，还远远达不到五百架这个数目，这“五十万架战机”又从何而来？一直到十五年之后的1958年“大跃进”，说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粮食已经亩产十万斤了，我这才明白，原来那“五十万战机”是从“亩产十万斤”这块土地上起飞的。有人说，这就叫“革命浪漫主义”。
当时，我是一个只有八岁的小孩，远离父母住在大伯家里，十分孤独寂寞。漫长的秋夜，便缠住表娘讲故事。一灯如豆，表娘戴一付老花眼镜，就着小小油灯补衣服，纳鞋底，一边从嘴里流淌出一个神奇绚丽的世界，使我完全沉浸其中半夜了也不想去睡。后来知道了她讲的这些故事，是出自《封神榜》《西游记》这样的书。我对那些神道为了职称级别互相攻杵撕杀不太感兴趣，却十分欣赏大闹天宫的猴头。每夜，我都催逼老太太讲得更多，把她弄得不胜其烦其累，耐不住便扔给我一本书，说道：“你拿去自己看！”从此，每天放学之后，我便一头钻进表娘房里那张小条桌下面，坐在她老人家搁脚的橫挡板上，埋头读起书来。
我接触的第一本留下印象的书，就是《西游记》。有人说，它是一部浪漫主义作品，但不是“革命的”。但我却发现，我们的“革命”，从中学习到了不少东西，比如那“紧箍咒”。笑眯眯的观音菩萨，给孙悟空戴上了那顶看不见的帽子，只要她的下属那个慈眉善目的唐僧看这猴头稍不顺眼，唸起“金箍咒”，孙悟空头上那个看不见的金属箍便行不断收紧，勒进这疑似资产阶级自由化脑袋的肉里，痛得这猴头眼冒金花五脏俱裂；可局外人看去，这猴头老孙大闹天宫而没有杀头，身上无伤痕口中无怨言，显然真的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挺人道的嘛！当然，这是后话。
我读中学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胜利。自流井这所《蜀光中学》，图书馆藏书颇丰；不知这儿的国民党书报检查官是否全都患上了痴呆症，竟然从美囯的《LIFE》与苏联的革命文学作品一并兼容，连马克斯的《资本论》也可以公开借阅。遇到一些我不感兴趣的课程，我便常常偷跑出来到图书馆去，办法是：趁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字，我便缩身到课桌下面。老师转过身来面对课堂如果注意到这个空缺，问起来时我便赶快站起，说是在捡掉下的铅笔；如果忽略了那空缺、没问，我就趁他再次转身写板书时从课室后门快速溜走，得以在“教科书”之外的书海之中神驰八极。那时候没有提倡以“靠拢组织”为荣，所以没有告密的，这就使得我这种不轨行为长期得逞，后来终于落得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下场，一直拒绝将自己用于独立思考的头脑上交。
这段时期，我从中共地下组织这一渠道又得到一些油印的书籍：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的文章等等。我们在地下党员的组织领导下，躲过特务的搜寻，冒着被抓捕和杀头的危险，秘密地阅读、讨论，我对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反对一党专政的斗争充滿景仰和响往，于是在1949年12月5日把解放军迎进自贡市之后我随即加入了部队。这段时期，我毕竟还只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一心以为上述民主自由等等是革命永恒的目标，却没有真正参透革命“辩证法”的奥秘，以致后来稀里糊涂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罪人。这是后话。
一当了兵，剿匪征粮，无暇读书也无书可读，指导员每天教育我们“革命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样的知识倒也新鲜，使人亢奋。后来到了空军，条件好了，安定下来了，这才买来全部高中课本，晚上熄灯之后，坐在抽水马桶上�冀宀匏�微弱的灯光，补起文化课来。同时利用电台不值班的空闲和边陲机场萧索的节假日，闭门读文学理论、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书籍，一直到复员之后一不留神当了作家。回头一看，这才发觉那些日子的苦读深思，不但填补了白山黑水异乡游子的寂寥，而且使我在今日浮躁媚俗的文坛，免于心虚与浅薄。
从八岁起，我自觉与书结缘，从此它便逐渐浸透我的生活，成为我内在精神不可或缺的部份。当了“右派”之后，无钱买书，四处去借，也未与书绝缘。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天，劳教队的指导员岳“政府”向我们宣布：“除了毛主席著作之外，其他的书一律上缴。”另一名外号“王土匪”的分队长复补充道：“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你们还读它妈鸡巴马克思的书干什么？跟老子统统拿来烧了！”
幸好中国人的宗法观念强，看在马大胡子毕竟是中国共产党族谱上的老祖宗，他老人家的书终于没真去烧，只和其他收缴的书起，锁闭在伙房旁边一间篾芭作墙的小屋。后来才知道，这“焚书”的倡议，原来是大文化人或曰文化大人郭沫若提出来的。此人深得传统文化的精髓，自忖不会被“坑”或以此谋取不致被“坑”，便以自我作践的方式向“最高”作如此的“献计献策”。
在扫荡了除毛泽东著作以外的一切出版物以后，《红宝书》印数之钜，大大超过了中国人口的总数。这真是人类出版史上一道奇观、一场话语暴力、一出荒唐闹剧。在中国大陆，它不由分说人人必读，而且上升到神启、圣谕和符咒的高度；不但人人需得逐字逐句背诵，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每说一句话之前，都得引上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才说正事。还有更妙的：当时有一本讲治病的《妙方100条》小册子，兹举其中《治疗胃溃疡》一则，曰：“见《毛主席语录》**页**条：‘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诚心朗读三十遍，即可痊愈。”
劳教队里无书可读的日子是难熬的。于是，我便铤而走险去偷书。一个漆黑的深夜，我摸到那间封存图书的小屋，在篾芭墙后壁上抠出一个洞，伸手进去，从一摞摞叠放压紧的书堆中使劲抽出一本，然后封好小洞，逃之夭夭。
天明了偷偷拿出来一看，是一本Coetschios perey所著的《和声学》。整整一年，有空我便缩进工棚的上铺，曲腿躬腰，在一本捡来的旧账簿背面画上五线谱，作一道道和声练习，努力想象几个不同音高的音同时奏响会是什么效果，嘴里：“咣……咕……呱……”唸唸有词直翻白眼大现儍像，即使管教干部看到我这个样子也会点头微笑，认定他们对我的改造已经大获成功。
写到此，自然就进入了“忆苦思甜”程序的后半部份。而今的书，品种繁多、题材广泛(上自秃头上种头发，下自处女膜修补术)，装潢富丽、质料奇特(从名贵皮面，到黄金书页)，与宣称的盛世斑斓场景相符。只是，一般的书售价也出奇昂贵，买之不起，以致我在书店里往往产生犯罪冲动，心想：如若不是处在新社会，我便去抢劫街上那些摇头晃脑大腹肥臀的财主们的钱包。

──2008.1.19

[熏衣草]

爱书的人有自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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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清]

喜欢读这真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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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清]

打错了一个子：“我从中共地下组织这一渠到又得到一些油印的书籍” “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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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加建]

谢谢冰清！

[[秋夜独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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