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严家威]

就南京庸诗榜答诗生活问


徐 江


1.庸诗榜发布后，作为上榜者你的一个感觉是什么？你当时正在做什么，然后就这个庸诗榜做了什么事？

答：第一个感觉是——中国诗坛的郊县居民，跑到市里*来了，他们喊“你们市政府办公地点都设错了，应该迁到俺们村”。我喜欢用这种形像的描述，哈哈哈！

那个榜在网上贴出来时，我刚从邮箱给合作的媒体发完几篇专栏随笔。春节前这段时间，通常是专栏作家比较忙的时候。除了日常的写作，那时我又刚刚答应了担任一个全国性文艺评选活动的专家组评委，在做一些相关的案头准备。手头同时还在编一部大部头的诗歌文献集。

这个庸诗榜他们上一年弄过，应该是自“梨花体”恶搞事件后，诗歌界内部精神感染和文化人媚俗堕落的一个最新证据。而且因为借助了体制的资源与力量，已成为中国学术腐败的一个活体标本。它的再度出现这样一个事实，可以说强化了我在编选那部诗歌文献集过程中所开始思考，即——中国的诗歌环境乃至人文环境，为什么会呈现出日益无耻化的趋势。

2.目前只看到庸诗榜结果，没看到明确凭据，显然这很难服众，请问你对此有什么想法，你心中的庸诗标准是什么？

答：想法当然比较多。但都是喜剧性的——

比如做这个榜的人比较无知，他们大概不知道：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凡炮制带有明显负面评价的榜单，都需要来自行业与法律的双重严格认证的。否则便构成了对上榜者名誉的侵害。

比如这个榜的一些“评委”，在学术界也好、诗歌界也好，即便缩小到南京那座城市，也是业绩和口碑双重欠佳的边缘性人物。说得客气一点，可能也就是些三流角色。“三流”通常在人们心目中，也就等于是平庸。

每个诗人的美学理想不一样，写作倾向也不一样。如果非要界定一个“庸诗”的标准，很难一言以蔽之，只好就具体分类举一下例。比如你写“新诗”，写成黄梵，肯定是平庸无疑了。写泛学院体，永波就是个很典型的平庸例证。写以口语为平台的现代诗，晨骏如果不平庸，中国也就没谁平庸了。说到评诗的“学者”：恐怕即使是懂点诗的初中生，也会觉得类似何言宏、傅元峰、羊霞、杨四平这类名字，对诗歌的理解是多么的幼稚！“平庸”是一个多面体，但它们的心脏是一个：陈腐、缺少智力含量，且敌视创造。

3.根据目前的上榜情况，能够进入庸诗榜的诗人本身就首先是中国诗歌阅读视野之内有代表性的诗人，而不是所谓的成千上万的淹没在网络中的诗人；庸诗是针对著名诗人而言的，而不是对毫无影响的诗人而言的；庸诗是针对有影响的官方诗刊作品而言的，而不是针对民间同仁诗刊作品而言的。请问如何看待这些？

答：虚荣的女人才会傍大款——虽然对许多女人来说，追求财富生活是一种合理的追求。沽名钓誉的人才会哗众取宠——虽然每个文人都有出名的理想。从一个作家对人性的研究角度，我理解、也怜悯这些人到中年、百事不成的文人。我想说，这类人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专业上的无知，以及市侩方面的小聪明，在我国庞大的文人群体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但理解和怜悯，并不等于我就不歧视他们了。毕竟他们的行事，已经背离了我们母体文化千百年来所推崇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唯物主义人文精神。而这一人文精神，正是我们这个有着悠久传承的文明，在现代的21世纪，还能有资格与欧美的先进文明进行平起平坐对话与沟通的起码前提。

至于“庸诗榜只针对官方诗刊，不针对民间诗刊”，那不过是一个肇事者事后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假话。事情的实质是——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颗不朽的体制之心，他们只看重官刊，他们鄙视、也根本不会认真对待所有的民刊，哪怕他们中有些人还曾经是某一两个民刊的“马仔”。和十年前的“知识分子写作”相比，他们是民间更不成器的敌人，也是正日益逝去的“协会体新诗”的友军。

4.好诗人、名诗人有庸作是很稀松平常的事，就如平庸的诗人也会偶有好作品出现一样，是否有必要拿这些庸诗作为话题？

答：当一些真正优秀的诗作，出于这样或那样处心积虑的原因，被恶搞者强指为“庸诗”时，问这个问题已经接近于为罪犯开脱，也是对诗神的亵渎。

5.现在大众对于诗歌的态度，所谓的诗歌抛弃大众这现象，被口语诗歌挽回了没有？是否大家都写诗了，都读得懂了，就是真的救了诗歌？

答：我纠正一点，从古至今，诗歌与大众之间就没有一个“=”号。好诗人的写作是要每时每刻都倾注进对“大人生”的关照，但这并不等于说诗歌是大众的仆人，或是什么群体、机构的宣传手段。

诗歌是一门标举和体现“独立精神”的语言艺术，尤其是在诗歌进入了“现代诗”这个人类诗歌史上的崭新阶段后。现代诗中的“独立精神”，并不意味着抛弃大众，相反，它主张作者把自己放在“大众中的一分子”这样一个角度，去呈现、去思考、去自省，这是一种最人道、最肉身、也最现场的对生活与大众的关注。所以“抛弃大众”的说法也就无从谈起。

至于“是否大家都写诗了，都读得懂了，就是真的救了诗歌”，我想不会吧，否则文革时的小靳庄应该是某些人眼里的“诗歌伊甸园”。我觉得“拯救诗歌”一直是一个特别反动和蒙昧的话题。诗歌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千百年来一直是不变的。偶尔有那么几回显得过热，还是因为人的别有用心——不管是小靳庄还是天安门诗抄。至于1980年代的大热，不过是岁月在补偿扭曲年代历史的亏欠而已。诗歌既不是婆婆也不是儿媳妇，它没掉到井里。


6.你和评委之间有无个人恩怨？你觉得庸诗榜会带来哪些影响？

答：从无恩怨。个别人恐怕还得到过我的帮助。

这个榜肯定对败坏诗歌、败坏文学环境，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不过，它最大的影响还是在于——他们想恶搞诗歌，最后却发现自己成了芙蓉姐夫。

7.你的好诗标准是什么？请提名2007年你眼中的十大好诗。

答：我在《“新诗”与“现代诗”》、《现代诗与21世纪》两文中曾提到过今天真正诗歌的一个标准问题，共有五点，它们大约可视为我眼中“好诗”的一个起评点——

1、有没有一个智性的审视世界的眼光；
2、有没有明确而自觉的语言建设指向；
3、有没有将“抒情”、“抗辩”、“玄想”、“解构”、“反讽”、“幽默”等个性指标置于诗歌合理性下的综合能力；
4、有没有将简洁（或透过繁复的外在，呈现出直指人心的穿透性力度）作为追求诗歌境界的最主要目的；
5、有没有将在所有既往诗歌传统中被奉为最高指标的“人文”、“哲思”、“情怀”诸元素，严格控制在诗歌本身所要求的简约、含蓄、凝练之中，而不让其产生喧宾夺主式的泛滥。

2007年度的好诗，仅凭“十大”是不止的。比如大型作品，我会首选我的两部巨型诗集《杂事诗》、《花火集》在这一年中完成的部分。接下来我会选伊沙的《灵魂出窍》、侯马的《他手记》、唐欣的《北京组诗》、东岳的《法院系列》、康蚂《悼亡组诗》等。中、短长度的作品则有李笠的《陪北岛赌——一个在消失的记忆》、沈浩波《西安为证》、中岛的《我一生都会和一个问号打架》、马非的《为伊沙赴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而作》、孙家勋《赞比亚贝思巴部落人们的生活日志》、《在奔赴狗肉馆酒局的路上与一只狗相遇》、李伟《你想要吗？》、君儿的《迎风招展》、贾薇的《张翠莲》、南人的《诗骨》、巫昂的《阉人歌手》、李东泽的《乌鸦》、邢非的《平身》、唐突的《浮云》、韩宗宝的《我看到了乌鸦》、封原的《破胆》……太多了。



8.上庸诗榜，对你的写作和生活有影响吗

答：当然有。在数量上——无非是多写了几首诗、几篇美文。 在内心层面——我比以往更加感受到了自己文字的力量，和它们在一些人眼里的“狰狞”。


9.在介入公共话语上，诗歌何为？请对你的理想化的汉语诗歌做一个具体描述

答：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个辩证关系——在宏观上，诗歌属于文明的一个有效构成部分；但在具象生活中，它只属于私人话语，是公共话语的反面。一部近百年的世界现代诗歌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诗人们反对公共话语威权的暴动史——尽管有的时候，有的诗人会以“代言者”身份出现，但他们所代言的，仍是那居于极少数的“个体冥想者”。

理想化的汉语诗歌？这问题太像“诗歌总理”回答的了。我这人比较低调、务实，只愿意回答怎样避免汉语诗歌的“不理想”——那就是我在“7”里提到的那五点原则。


10.如果这个排行榜继续，是否有必要增加一个年度最具建设性诗论和年度庸论排行？

答：也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易先生和王佳芝的瑜伽性爱姿势，能不能抹去南京大屠杀的血迹？


2008/2/12于天津





参考文本一：我为什么上了庸诗榜（附 2007年1月专栏）
　　

谁在给章子怡写诗
徐 江

南京的几个诗人、学者和编辑，捎带北大、广西大学的教师若干，前些天在不公布评选标准的前提下，整出了一个“2006年中国诗歌排行榜”，在诗歌和传媒界引起不小的热闹。该榜颇具“创意”地把萨达姆•侯赛因、王菲等与诗歌无关的公众人物列为“最具诗性的人物”，并将刊发诗作篇幅非常有限的《南方周末》归入“刊物”的名目列入了诗歌贡献奖。
排行榜在诗界最大的反响，是因为评出了年度好诗榜、年度庸诗榜。“好诗榜”喝彩者有限，“庸诗榜”却引来强烈争论，而争论的核心，是排在“庸诗”第二的天津诗人李伟的一首题为《章子怡漂亮不漂亮》的作品，榜单上登载的“全诗”如下：
“章子怡漂亮不漂亮／有人说她漂亮 有人说她不漂亮／我们单位办公室的刘婷就说她不漂亮／（可是）／李安说她漂亮／成龙说她漂亮／（？）／斯皮尔伯格说她漂亮／霍英东的孙子说她漂亮 ／甚至冯小刚也说她漂亮／（于是我弄明白了）／（？）／（？）／（章子怡）比李安漂亮／比成龙漂亮／（？）／比斯皮尔伯格漂亮／比霍英东的孙子漂亮／（甚至（？）比冯小刚漂亮）／但是／没有我们单位办公室的刘婷漂亮”。
需要说明的，引文中带下划线的粗体字是榜单制作者的打字错误；下划线长的部分是颠倒原作诗行顺序；括号里的句子和词则为榜单制造者擅自加入，为原作所没有；括号中的问号则是被榜单制造者吃掉的原诗部分。对比一下李伟原诗——
“章子怡漂亮不漂亮／有人说她漂亮／有人说她不漂亮／我们办公室的刘萍／就说她不漂亮／但张艺谋说她漂亮／李安说她漂亮／成龙说她漂亮／王家卫说她漂亮／霍英东的孙子说她漂亮／斯皮尔伯格说她漂亮／现在连冯小刚也说她漂亮／那么章子怡到底漂亮不漂亮／我的意见是／章子怡比张艺谋漂亮／比李安漂亮／比成龙漂亮／比王家卫漂亮／比霍英东的孙子漂亮／比斯皮尔伯格漂亮／甚至也比冯小刚漂亮／但没有／我们办公室的刘萍漂亮”。
一首诗的引文会出现15处错误！这样的排行榜，其制作态度的动机甚为可疑。入围“庸诗榜”榜首的诗人孙文波，指责榜单制造者借名人出名、恶搞诗歌，如果排除当事人气愤的因素，结合前面所说的整个榜单中的非诗歌色彩，再结合“评委”中一个北大的博士（好像这种事情总少不了北大的博士）连评选都没参加，就同意署上的自己名字；再结合评委们在读书界、创作界和学界的业绩、知名度……我觉得孙文波的话有道理。
榜单的热闹，除了折射出一部分当代知识分子的急功近利已彻底转入无耻的境地，也不排除其中有些读惯了新诗的人（包括许多转发该消息的编辑、媒体老总）对现代诗的隔膜与无知。我注意到许多相关报道都开始把李伟粗暴命名为“给章子怡写诗的诗人”，连作品的基本内容都没闹明白。其实诗人写这首诗，除动用了幽默，还使用了一种“镜象”式技术：诗的主角并非表面上被嘲弄对象章子怡，而是刘萍，和嘲弄刘萍的“我”；而在呈现“我”的这种嘲弄的同时，另一种来自读者的对“我”的观察与嘲弄又悄然形成。在现代诗里，“我”早已非传统诗歌里那个披头散发抒情的“我”了，这本是诗歌写作与研究中小儿科般的常识，可怜榜单制造者们，竟不具备！
一个草台班子排行榜本不值得忧虑。我真正感到忧虑的，是中国的整个文化界，到底出产和充塞了多少这样的愚人！


参考文本二：我荣幸地登上了“庸诗”排行榜（2008年1月的专栏）


我荣幸地登上了“庸诗”排行榜
——《文化人的“百慕大”》之二

徐 江

本来想在《文化人的“百慕大”》的第二篇里，谈谈文化人在诗歌话题前的尴尬与理念矛盾，但忽然有一点为难：既谈尴尬和“矛盾”，肯定要举两极评价都很悬殊的作品为例，提出一首诗好的评价还好办，提负面的，许多人会不愿意。恰在此时，网上出大事了：以南京几个文人为首评选的“2007庸诗榜”发布的消息，本人一首诗荣幸地当选为年度亚军。这么一来，恰好解决了我的难题。
中国的诗歌传统源远流长，千百年来，文人们无论是否写诗，话题中必定有极大一块跟诗歌夹缠不清。古代还好，文人谈诗，虽有天分、境界、诗艺上的区别，总还有大抵相近的美学趣味罩着。可到了上世纪“新诗”出现，一切都不一样了。“新诗”不想再引经据点，想尽可能地再贴近一点当时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也想在语言中能更自由地发挥作者的想象力。这后一点，是跟古诗的美学追求根本不同的。
但“新诗”在追求诗歌解放的同时，也带来了思维混乱，因为诗人们所借助的那些洋师傅，时代不一、美学追求各异，有的甚至相互矛盾，再加上当时的资讯匮乏、放在世界性视野下的诗歌史教育基本为零，这就给诗歌读者在“古典—新诗”的鸿沟之外，又增设了新诗内部不同美学理想间的鸿沟。所以一百年来的诗歌，从自由诗、新格律、民歌体、广场体、朦胧诗、第三代、泛学院、民间写作、现代诗（许多人误称为“口语诗”），几乎每一波潮流兴起，都折射了社会和历史的巨大变迁、人文趣味的激变，都包含了对上一代诗歌的修正和颠覆。诗歌的美学种类越来越细分，但一线诗人受到的责难、误解甚至敌视、恶搞，却也就越来越多。以本人赢得亚军的“庸诗”为例，这首诗只有四行，分两节——

《杂事诗•抢自〈花火集〉》

邻居大办丧事
和尚唱了一夜

头一次这么近
领受佛乐熏陶

字面看带点自嘲和反讽：一个人，被邻居家办丧事时吹打的佛乐打扰了一宿。深层的意义则有两层：一、国人目前所普遍存在的，在处理自己的私欲时，对他人生活的不尊重与侵犯。二、哀悼死者的佛乐，本来寄托了生者对逝者的缅怀和去彼岸的祝愿，但这缅怀和祝愿，此刻却伤害着我们此岸的生活。这里面，藏了我的一点惋叹。
诗的题目说明一下：《杂事诗》和《花火集》是我近年陆续在写的两部巨型诗集。前者是以一种自由的方式，描写诗人跟生活乃至整个世界的微妙关系。后者所收的则都是两行体短诗，上面这首诗本来是作成两行，但后来发现写成两节，放到《杂事诗》里能表达得更充分。一本诗集抢了另一本诗集的素材，这有点像武侠里的左右互搏，让我觉得好玩，于是就用了“互文”的技法起了此题。这样一首诗，在我看来，无论如何是“不庸”的。现在竟然成了“不不庸”，正可以用来证明我上面说的，诗歌理念的进化差异所导致阅读中敌视、恶搞的可能。
关于这首《杂事诗》，有两个题外话：一、每次我敲“庸诗”这个词，电脑里先冲出来的词是：“勇士”。二、我在一年前撰文批评过那个“庸诗榜”对李伟的一首好诗进行恶搞的行径。况且在我看来，无论是他们去年评选的“诗性人物”萨达姆和王菲，还是今年的汤唯等，都与诗歌没什么关系，属于文人的媚俗与扯淡。



参考文本三：

恨从何来：从唐诗到新诗，从现代诗再到恶搞
——汉语诗写与阅读美学病症考

徐 江

诗歌在当代为什么表现出与公众日益对立的趋势？这似乎是当代文化绕不过的一个醒目话题。扣除复杂的社会、历史与人为等强力因素，即便单从古今诗歌美学的演变，尤其是近代开始的诗歌理念的持续裂变，以及读者接受心理流变，这话题也是非常值得深究的。
中国的诗歌传统源远流长，千百年来，文人们无论是否写诗，话题中必定有极大一块跟诗歌夹缠不清。古代还好办一点：那时写诗跟今天学外语一样，属于读书人必修的技能，无论是朝堂议事、邦交会盟，还是婚丧宴别，诗都有一定的日常实用性。文人谈诗，虽有天分、境界、诗艺上的区别，总还有大抵相近的美学趣味罩着。所以那时的各种评价，差异无非是在高下优劣之分。但这个情况到了上世纪，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有了巨大不同。作为对古典诗歌的美学惰性、以及它日渐狭窄的表现能力的一种反叛，“新诗”出现了。
“新诗”不想再引经据点，想尽可能地再贴近一点当时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也想在语言中能更自由地发挥作者的想象力。这后一点，是跟古诗的美学追求根本不同的。在古诗，即便是李白爱用的“古风”、白居易的“新乐府”，文字依然是要受韵律的控制。但是“新诗”也带来了问题：一、现代汉语还没进入规范年代，诗人们的语言好多还不大利索；二、作者离开了母语传统，另投的师门不一，有英国人（从沃兹沃斯到雪莱拜伦，从道森哈代再到奥登），有印度人（泰戈尔），有美国人（惠特曼、朗费罗、艾略特），有德国人（歌德、海涅），有俄国人（普希金、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有法国人（雨果、波德莱尔、魏尔伦、韩波、）……而洋师傅们的美学，又是分别属于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乃至革命现实主义的，它们分别产生于欧美历史的农业时代、前工业时代、大工业时代以及社会主义集约化生产年代，在理念上有不少是彼此矛盾的。所以“新诗”在追求诗歌解放的同时，虽然带来了多元，也带来了思维混乱。
中国整个的现代文学史时期，因为先前缺乏基础，世界文学的译介虽然繁荣，却不完备，诗歌史的教育和资讯相对匮乏，诗人中兼具外语天分的人又有限，这样诗歌创作者的思维里，就出现了两大问题——
一、在抛弃了传统的古典文学理念之后，没有一个相对清晰与坚实的美学体系和平台，支撑新诗的写作，写作者在进行先锋实验探索的同时，还不时受到源自几千年汉诗传统的惯性的拉拽。无论是胡适、徐志摩、朱湘、闻一多等“新月派”所鼓吹的新格律，还是郭沫若、鲁迅这两大“新诗”最伟大诗集（《女神》、《野草》）的作者，其诗歌写作的投影深处，都可以看出古典式诗歌思维的魅影。
二、新诗作者中前卫的一支，对自己所信奉的国外“主义式”文学理念的理解，存在着生吞活剥与消化不良，有的甚至于还进行了一厢情愿的野狐禅阐释，加上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剧变期的中华文化，其现实的本质依托依然是农业文明，这就导致了诗歌作者太多无意识的指鹿为马。现代派们的背后，依然是新瓶装旧酒的浪漫主义，这一点无论从“里尔克的信徒”冯至的写作、还是后来“奥登的信徒”查良铮（穆旦）在翻译时对浪漫派的偏爱（虽说也有受制于时代的原因），就能看出。
第一个问题使得所有现代文学史时段的经典诗人（放到更漫长的文学时空里看，可能只能算作“亚经典诗人”），都没有能够形成一个自觉性的“现代汉语诗歌理论体系”。许多人虽也有些理论建设（如郭沫若、废名、艾青、闻一多、戴望舒），但出于自身素质，以及社会动荡对诗人无可抗拒的影响，用力都不够。另外，诗人中原本是感性思维发达的居多，即便偶一涉足理论，好多也更倾向于那种只言片语集结的“诗话体”，这也是一种阻碍。郭沫若本来应该是新诗前六十年中最具理论天赋的一位，但因为他同时具备的政治家身份，遭致许多思考的亮点被耽搁或自我刻意修正，终于未能生长出一种自足的、独立的诗学理论，仅仅停留在了观点，也就自然被后人所忽略。
第二个问题则后来发展成了一种诗人痼疾，一直绵亘到当代文学。我们不要忘了，中国的现当代历史对发展中的“新诗”风尚流变的干扰。日军全面侵华，不但破坏了中华文明向工业化和城市化蠕动的慵懒进程，也彻底取消了诗歌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艺术的自我体系化机会（且不论诗人们是否有这种能力），诗歌无论是作为“为人生的艺术”，还是诗人作为个体的人，都无可避免地卷入了为时政左右的命运。
中间惟一有可能扭转、但终未扭转的一个契机，是台湾现代派诗人1950年代开始的诗学争鸣与创作实践。但这一番轰轰烈烈，由于受到了远离内地的思乡情结，以及由此和童蒙教育背景派生的、对汉语和汉语诗歌过重的使命感，很快地自囚在了母语和地域视野之内，从而丧失了新诗与农业文明质素的彻底剥离机会，只给汉语诗歌注入了现代性，留下了一些迄今仍然惊艳的佳作，却终于没能奉献出一套自觉将汉语诗歌放置在全球视域（而不仅仅是错位性的接轨）的现代诗理论体系。所以，台湾现代派的出现，既为诗歌史添加了不少好诗——其数量超过了后来的朦胧诗佳作——也给新诗理念在原有的混乱美学基础上，又添加了“台湾式的乱”。
同样，朦胧诗兴起后，诗人们理论建设的自觉意识虽有所增强，但这一代人由于出身背景，其知识储备和学养天赋，甚至还要低于台湾现代派，所以结果也就自然是再增加了一种“朦胧诗式的乱”。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朦胧诗式的乱”美学口味本身就是芜杂的——既包括了今天派中的理性（北岛）、天然（顾城、芒克）、技术（多多）三类，也包括了外省许多传统的、温情式的共和国最初十七年新诗的翻生（如舒婷、梁晓斌），这当然也就在丰富当时诗歌口味的同时，给读者带来了更多的、对新诗认识上的歧义与冲突。
第三代诗歌的出现，好容易把汉语诗歌从朦胧诗的那种“类现代主义”（顾城语），推搡进到一个比当年台湾现代派更为宏阔、也更具生命力的“本土化现代诗”时段，但在理念建设层面，困扰过后五四时期诗人、“台湾现代派”、“朦胧诗”一代的老问题依然存在——学养不足、理念建构过于匆忙与性情（直到今天，大多数优秀且有志于理论建设的中青年诗人依然有这个问题），这也使得读者阅读诗歌的混乱状态得以加剧和持续。并进而使落伍者产生五花八门的“恨”。
说到这里，中国的现当代诗歌，有一个独立于世界现当代诗歌属性之外的特性，需要提请大家注意——
自从一百来年以前，新诗自诞生之日起，直到步入今日接近于自觉时段的现代诗，历经新诗的自由体、新格律、民歌体、广场体、朦胧诗、第三代、泛学院、民间写作、现代诗（许多人误称为“口语诗”）……每一波诗潮的兴起，虽然或多或少都包含了对上一代诗歌的修正和颠覆，但却并没有能够对以前的历代诗歌理念完成彻底的清理。新的诗潮，只是给日益细分的前卫作者群体，带来了继续向全新诗歌境界飞升的平台，却并没有改善先锋诗歌的生存环境。这里面当然有人性的原因，也有上面提到的历代诗人在诗歌美学建构能力上的缺失，可最主要的一点还在于——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农业国的社会和历史形态，决定了农业文明依然我中华文化中最顽强的主流。诗歌的相当一部分作者都拥有来自农村与小镇的生活背景；而另一部分作者虽然生活在城市，但他们在学校所接受的那些疑似具有现代性因子的教育，其核心理念依然与农业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亲情。
新诗诞生的一百年间，绝大多数读者（有时甚至也包括了写作者），都是在用着适于阅读古典诗歌的美学眼光，去解读和评判陌生的新诗。同理，当自发性的本土现代诗四十年前和二十年前，分别在台湾和内地破土而出，绝大多数的读者与作者，又开始用适于阅读古诗与新诗的美学尺度（虽然这两个尺度叠加在一起非常矛盾），去读解和衡量现代诗。因此，自“五•四”新文学以来，诗歌虽始终端居于文学和文体探索的潮头，但它与读者的关系，却一直是充满对立和诘难的，特殊时刻甚至还带有着被动的、被受众胁迫的削足适履意味（如果我们愿意把诗比作脚，把读者的诗歌趣味比作鞋）。读者想让诗人按照自己读起来舒服的那种方式去写，这种不讲理的思维方式与要求，世界各个语种里都有，但只有中国的最理直气壮。因为近半个多世纪，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育、主流社会的文学发表与奖励体系，都在一刻不停地向每个读者灌输这种思维方式。
当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着强烈地对非我族类 “说不”习惯时，新艺术最险恶的生长环境就出现了。而当一个先锋诗人，一往无前地进行着他的美学颠覆和实验，他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大街小巷都充满了诅咒他的“诗歌爱好者”。可这些爱好者的真实成分又是怎样的呢？他们中有唐诗爱好者、宋词爱好者、对联爱好者、押韵爱好者、胡适追捧者、周作人粉丝、徐志摩爱好者、戴望舒爱好者、艾青的读者、臧克家的徒子徒孙、穆旦/卞之琳/林庚的“翻案者”、青年北岛的怀念者、顾城和海子的崇拜者、席慕容汪国真的拥趸、语文修辞课爱好者/甚至罗大佑崔健张楚陈升林夕周杰伦许巍的听众……当然这里面，我们还没算上诗人中那些“同行是冤家”的古老故事。
众口喧哗，似乎验证了诗歌标准的丧失。但真的丧失了吗？我认为没有。从来没有。实质上，上面罗列的那些“诗歌爱好者”，他们恰恰是今天逐渐步入职业创作理念的汉语现代诗所要告别的一群。这倒不是新时代的诗歌天才们比远古和前辈的大师们傲慢，而是因为——上述读者向诗歌索求的东西，灿烂的中华诗歌史、乃至当代的流行文艺早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而伴随人类文明各个领域分工的日趋细腻、专精，汉语现代诗的作者们，必须要为母语和诗歌，创作出以往文学从未完成过的佳篇与形式，必须要为大家创建出一套崭新和暂时陌生的、能真正深入读解这一时代人类心灵奥秘的诗学体系。诗人并不傲慢，倒是爱好者们（有的可能还误入了“诗人”行列）过于“童真”了。当人类文明已经进化到了连交通工具都可以分成“机动”与“非机动”，连一罐蜂蜜或一代奶粉，都要分成“婴儿装”与“中老年装”，还想奢望诗歌依然都是那种“人见人爱型”的、甚至是“己见己爱型”的，这是不是也过于幼稚和狭隘了？
所以说，近年来网上一系列围绕诗歌的恶搞，其恶搞者的原始动机中，是有着一部分上述幼稚与狭隘的“主义真”在作祟的。因为已经无法触及和读解现代诗的前沿发展，而产生恼怒、仇视，进而背离正常的求知与思考，借助儿童的恶作剧手段，以一种市侩的油滑试图消解和掩盖自己在先锋诗歌前的茫然与困惑。这是颇值得人们警惕的一种当代文化病。这种病因“爱”而生，因“迂”而长，因狭隘而成病，因精神空虚而恶化，因内哗众取宠的诱惑而导入疯狂，因经受多年市场腐蚀、严重文化缺钙的媒体误播，而形成国人对诗歌仇恨的假相。
而真相中的汉语诗歌呢，则越来越摆脱了近百年来历史杂音的干扰，越来越回归于一种个人对世界的强大逼视；写诗虽然有网络时代的嘈杂作为包装，却也越来越回归于“孤独者的艺术”本位，就像当年的李白和苏轼，杜甫和李煜，仓央嘉措和纳兰性德，把不凡的发现与感动，用普通的字写在普通的纸（以后都改叫“文档”了）上，任时光载着它们，在一代代后知后觉的诅咒者头顶上空飘过，唱漫不经心的歌。


2008/1/27—30写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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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魂儿放出 /让他在天地间漫游 /多年以后 /你习惯性以为 /我还在那转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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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南京庸诗榜答诗生活问


徐 江


1.庸诗榜发布后，作为上榜者你的一个感觉是什么？你当时正在做什么，然后就这个庸诗榜做了什么事？

答：第一个感觉是——中国诗坛的郊县居民，跑到市里*来了，他们喊“你们市政府办公地点都设错了，应该迁到俺们村”。我喜欢用这种形像的描述，哈哈哈！

那个榜在网上贴出来时，我刚从邮箱给合作的媒体发完几篇专栏随笔。春节前这段时间，通常是专栏作家比较忙的时候。除了日常的写作，那时我又刚刚答应了担任一个全国性文艺评选活动的专家组评委，在做一些相关的案头准备。手头同时还在编一部大部头的诗歌文献集。

这个庸诗榜他们上一年弄过，应该是自“梨花体”恶搞事件后，诗歌界内部精神感染和文化人媚俗堕落的一个最新证据。而且因为借助了体制的资源与力量，已成为中国学术腐败的一个活体标本。它的再度出现这样一个事实，可以说强化了我在编选那部诗歌文献集过程中所开始思考，即——中国的诗歌环境乃至人文环境，为什么会呈现出日益无耻化的趋势。

2.目前只看到庸诗榜结果，没看到明确凭据，显然这很难服众，请问你对此有什么想法，你心中的庸诗标准是什么？

答：想法当然比较多。但都是喜剧性的——

比如做这个榜的人比较无知，他们大概不知道：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凡炮制带有明显负面评价的榜单，都需要来自行业与法律的双重严格认证的。否则便构成了对上榜者名誉的侵害。

比如这个榜的一些“评委”，在学术界也好、诗歌界也好，即便缩小到南京那座城市，也是业绩和口碑双重欠佳的边缘性人物。说得客气一点，可能也就是些三流角色。“三流”通常在人们心目中，也就等于是平庸。

每个诗人的美学理想不一样，写作倾向也不一样。如果非要界定一个“庸诗”的标准，很难一言以蔽之，只好就具体分类举一下例。比如你写“新诗”，写成黄梵，肯定是平庸无疑了。写泛学院体，永波就是个很典型的平庸例证。写以口语为平台的现代诗，晨骏如果不平庸，中国也就没谁平庸了。说到评诗的“学者”：恐怕即使是懂点诗的初中生，也会觉得类似何言宏、傅元峰、羊霞、杨四平这类名字，对诗歌的理解是多么的幼稚！“平庸”是一个多面体，但它们的心脏是一个：陈腐、缺少智力含量，且敌视创造。

3.根据目前的上榜情况，能够进入庸诗榜的诗人本身就首先是中国诗歌阅读视野之内有代表性的诗人，而不是所谓的成千上万的淹没在网络中的诗人；庸诗是针对著名诗人而言的，而不是对毫无影响的诗人而言的；庸诗是针对有影响的官方诗刊作品而言的，而不是针对民间同仁诗刊作品而言的。请问如何看待这些？

答：虚荣的女人才会傍大款——虽然对许多女人来说，追求财富生活是一种合理的追求。沽名钓誉的人才会哗众取宠——虽然每个文人都有出名的理想。从一个作家对人性的研究角度，我理解、也怜悯这些人到中年、百事不成的文人。我想说，这类人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专业上的无知，以及市侩方面的小聪明，在我国庞大的文人群体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但理解和怜悯，并不等于我就不歧视他们了。毕竟他们的行事，已经背离了我们母体文化千百年来所推崇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唯物主义人文精神。而这一人文精神，正是我们这个有着悠久传承的文明，在现代的21世纪，还能有资格与欧美的先进文明进行平起平坐对话与沟通的起码前提。

至于“庸诗榜只针对官方诗刊，不针对民间诗刊”，那不过是一个肇事者事后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假话。事情的实质是——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颗不朽的体制之心，他们只看重官刊，他们鄙视、也根本不会认真对待所有的民刊，哪怕他们中有些人还曾经是某一两个民刊的“马仔”。和十年前的“知识分子写作”相比，他们是民间更不成器的敌人，也是正日益逝去的“协会体新诗”的友军。

4.好诗人、名诗人有庸作是很稀松平常的事，就如平庸的诗人也会偶有好作品出现一样，是否有必要拿这些庸诗作为话题？

答：当一些真正优秀的诗作，出于这样或那样处心积虑的原因，被恶搞者强指为“庸诗”时，问这个问题已经接近于为罪犯开脱，也是对诗神的亵渎。

5.现在大众对于诗歌的态度，所谓的诗歌抛弃大众这现象，被口语诗歌挽回了没有？是否大家都写诗了，都读得懂了，就是真的救了诗歌？

答：我纠正一点，从古至今，诗歌与大众之间就没有一个“=”号。好诗人的写作是要每时每刻都倾注进对“大人生”的关照，但这并不等于说诗歌是大众的仆人，或是什么群体、机构的宣传手段。

诗歌是一门标举和体现“独立精神”的语言艺术，尤其是在诗歌进入了“现代诗”这个人类诗歌史上的崭新阶段后。现代诗中的“独立精神”，并不意味着抛弃大众，相反，它主张作者把自己放在“大众中的一分子”这样一个角度，去呈现、去思考、去自省，这是一种最人道、最肉身、也最现场的对生活与大众的关注。所以“抛弃大众”的说法也就无从谈起。

至于“是否大家都写诗了，都读得懂了，就是真的救了诗歌”，我想不会吧，否则文革时的小靳庄应该是某些人眼里的“诗歌伊甸园”。我觉得“拯救诗歌”一直是一个特别反动和蒙昧的话题。诗歌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千百年来一直是不变的。偶尔有那么几回显得过热，还是因为人的别有用心——不管是小靳庄还是天安门诗抄。至于1980年代的大热，不过是岁月在补偿扭曲年代历史的亏欠而已。诗歌既不是婆婆也不是儿媳妇，它没掉到井里。


6.你和评委之间有无个人恩怨？你觉得庸诗榜会带来哪些影响？

答：从无恩怨。个别人恐怕还得到过我的帮助。

这个榜肯定对败坏诗歌、败坏文学环境，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不过，它最大的影响还是在于——他们想恶搞诗歌，最后却发现自己成了芙蓉姐夫。

7.你的好诗标准是什么？请提名2007年你眼中的十大好诗。

答：我在《“新诗”与“现代诗”》、《现代诗与21世纪》两文中曾提到过今天真正诗歌的一个标准问题，共有五点，它们大约可视为我眼中“好诗”的一个起评点——

1、有没有一个智性的审视世界的眼光；
2、有没有明确而自觉的语言建设指向；
3、有没有将“抒情”、“抗辩”、“玄想”、“解构”、“反讽”、“幽默”等个性指标置于诗歌合理性下的综合能力；
4、有没有将简洁（或透过繁复的外在，呈现出直指人心的穿透性力度）作为追求诗歌境界的最主要目的；
5、有没有将在所有既往诗歌传统中被奉为最高指标的“人文”、“哲思”、“情怀”诸元素，严格控制在诗歌本身所要求的简约、含蓄、凝练之中，而不让其产生喧宾夺主式的泛滥。

2007年度的好诗，仅凭“十大”是不止的。比如大型作品，我会首选我的两部巨型诗集《杂事诗》、《花火集》在这一年中完成的部分。接下来我会选伊沙的《灵魂出窍》、侯马的《他手记》、唐欣的《北京组诗》、东岳的《法院系列》、康蚂《悼亡组诗》等。中、短长度的作品则有李笠的《陪北岛赌——一个在消失的记忆》、沈浩波《西安为证》、中岛的《我一生都会和一个问号打架》、马非的《为伊沙赴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而作》、孙家勋《赞比亚贝思巴部落人们的生活日志》、《在奔赴狗肉馆酒局的路上与一只狗相遇》、李伟《你想要吗？》、君儿的《迎风招展》、贾薇的《张翠莲》、南人的《诗骨》、巫昂的《阉人歌手》、李东泽的《乌鸦》、邢非的《平身》、唐突的《浮云》、韩宗宝的《我看到了乌鸦》、封原的《破胆》……太多了。



8.上庸诗榜，对你的写作和生活有影响吗

答：当然有。在数量上——无非是多写了几首诗、几篇美文。 在内心层面——我比以往更加感受到了自己文字的力量，和它们在一些人眼里的“狰狞”。


9.在介入公共话语上，诗歌何为？请对你的理想化的汉语诗歌做一个具体描述

答：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个辩证关系——在宏观上，诗歌属于文明的一个有效构成部分；但在具象生活中，它只属于私人话语，是公共话语的反面。一部近百年的世界现代诗歌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诗人们反对公共话语威权的暴动史——尽管有的时候，有的诗人会以“代言者”身份出现，但他们所代言的，仍是那居于极少数的“个体冥想者”。

理想化的汉语诗歌？这问题太像“诗歌总理”回答的了。我这人比较低调、务实，只愿意回答怎样避免汉语诗歌的“不理想”——那就是我在“7”里提到的那五点原则。


10.如果这个排行榜继续，是否有必要增加一个年度最具建设性诗论和年度庸论排行？

答：也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易先生和王佳芝的瑜伽性爱姿势，能不能抹去南京大屠杀的血迹？


2008/2/12于天津





参考文本一：我为什么上了庸诗榜（附 2007年1月专栏）
　　

谁在给章子怡写诗
徐 江

南京的几个诗人、学者和编辑，捎带北大、广西大学的教师若干，前些天在不公布评选标准的前提下，整出了一个“2006年中国诗歌排行榜”，在诗歌和传媒界引起不小的热闹。该榜颇具“创意”地把萨达姆•侯赛因、王菲等与诗歌无关的公众人物列为“最具诗性的人物”，并将刊发诗作篇幅非常有限的《南方周末》归入“刊物”的名目列入了诗歌贡献奖。
排行榜在诗界最大的反响，是因为评出了年度好诗榜、年度庸诗榜。“好诗榜”喝彩者有限，“庸诗榜”却引来强烈争论，而争论的核心，是排在“庸诗”第二的天津诗人李伟的一首题为《章子怡漂亮不漂亮》的作品，榜单上登载的“全诗”如下：
“章子怡漂亮不漂亮／有人说她漂亮 有人说她不漂亮／我们单位办公室的刘婷就说她不漂亮／（可是）／李安说她漂亮／成龙说她漂亮／（？）／斯皮尔伯格说她漂亮／霍英东的孙子说她漂亮 ／甚至冯小刚也说她漂亮／（于是我弄明白了）／（？）／（？）／（章子怡）比李安漂亮／比成龙漂亮／（？）／比斯皮尔伯格漂亮／比霍英东的孙子漂亮／（甚至（？）比冯小刚漂亮）／但是／没有我们单位办公室的刘婷漂亮”。
需要说明的，引文中带下划线的粗体字是榜单制作者的打字错误；下划线长的部分是颠倒原作诗行顺序；括号里的句子和词则为榜单制造者擅自加入，为原作所没有；括号中的问号则是被榜单制造者吃掉的原诗部分。对比一下李伟原诗——
“章子怡漂亮不漂亮／有人说她漂亮／有人说她不漂亮／我们办公室的刘萍／就说她不漂亮／但张艺谋说她漂亮／李安说她漂亮／成龙说她漂亮／王家卫说她漂亮／霍英东的孙子说她漂亮／斯皮尔伯格说她漂亮／现在连冯小刚也说她漂亮／那么章子怡到底漂亮不漂亮／我的意见是／章子怡比张艺谋漂亮／比李安漂亮／比成龙漂亮／比王家卫漂亮／比霍英东的孙子漂亮／比斯皮尔伯格漂亮／甚至也比冯小刚漂亮／但没有／我们办公室的刘萍漂亮”。
一首诗的引文会出现15处错误！这样的排行榜，其制作态度的动机甚为可疑。入围“庸诗榜”榜首的诗人孙文波，指责榜单制造者借名人出名、恶搞诗歌，如果排除当事人气愤的因素，结合前面所说的整个榜单中的非诗歌色彩，再结合“评委”中一个北大的博士（好像这种事情总少不了北大的博士）连评选都没参加，就同意署上的自己名字；再结合评委们在读书界、创作界和学界的业绩、知名度……我觉得孙文波的话有道理。
榜单的热闹，除了折射出一部分当代知识分子的急功近利已彻底转入无耻的境地，也不排除其中有些读惯了新诗的人（包括许多转发该消息的编辑、媒体老总）对现代诗的隔膜与无知。我注意到许多相关报道都开始把李伟粗暴命名为“给章子怡写诗的诗人”，连作品的基本内容都没闹明白。其实诗人写这首诗，除动用了幽默，还使用了一种“镜象”式技术：诗的主角并非表面上被嘲弄对象章子怡，而是刘萍，和嘲弄刘萍的“我”；而在呈现“我”的这种嘲弄的同时，另一种来自读者的对“我”的观察与嘲弄又悄然形成。在现代诗里，“我”早已非传统诗歌里那个披头散发抒情的“我”了，这本是诗歌写作与研究中小儿科般的常识，可怜榜单制造者们，竟不具备！
一个草台班子排行榜本不值得忧虑。我真正感到忧虑的，是中国的整个文化界，到底出产和充塞了多少这样的愚人！


参考文本二：我荣幸地登上了“庸诗”排行榜（2008年1月的专栏）


我荣幸地登上了“庸诗”排行榜
——《文化人的“百慕大”》之二

徐 江

本来想在《文化人的“百慕大”》的第二篇里，谈谈文化人在诗歌话题前的尴尬与理念矛盾，但忽然有一点为难：既谈尴尬和“矛盾”，肯定要举两极评价都很悬殊的作品为例，提出一首诗好的评价还好办，提负面的，许多人会不愿意。恰在此时，网上出大事了：以南京几个文人为首评选的“2007庸诗榜”发布的消息，本人一首诗荣幸地当选为年度亚军。这么一来，恰好解决了我的难题。
中国的诗歌传统源远流长，千百年来，文人们无论是否写诗，话题中必定有极大一块跟诗歌夹缠不清。古代还好，文人谈诗，虽有天分、境界、诗艺上的区别，总还有大抵相近的美学趣味罩着。可到了上世纪“新诗”出现，一切都不一样了。“新诗”不想再引经据点，想尽可能地再贴近一点当时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也想在语言中能更自由地发挥作者的想象力。这后一点，是跟古诗的美学追求根本不同的。
但“新诗”在追求诗歌解放的同时，也带来了思维混乱，因为诗人们所借助的那些洋师傅，时代不一、美学追求各异，有的甚至相互矛盾，再加上当时的资讯匮乏、放在世界性视野下的诗歌史教育基本为零，这就给诗歌读者在“古典—新诗”的鸿沟之外，又增设了新诗内部不同美学理想间的鸿沟。所以一百年来的诗歌，从自由诗、新格律、民歌体、广场体、朦胧诗、第三代、泛学院、民间写作、现代诗（许多人误称为“口语诗”），几乎每一波潮流兴起，都折射了社会和历史的巨大变迁、人文趣味的激变，都包含了对上一代诗歌的修正和颠覆。诗歌的美学种类越来越细分，但一线诗人受到的责难、误解甚至敌视、恶搞，却也就越来越多。以本人赢得亚军的“庸诗”为例，这首诗只有四行，分两节——

《杂事诗•抢自〈花火集〉》

邻居大办丧事
和尚唱了一夜

头一次这么近
领受佛乐熏陶

字面看带点自嘲和反讽：一个人，被邻居家办丧事时吹打的佛乐打扰了一宿。深层的意义则有两层：一、国人目前所普遍存在的，在处理自己的私欲时，对他人生活的不尊重与侵犯。二、哀悼死者的佛乐，本来寄托了生者对逝者的缅怀和去彼岸的祝愿，但这缅怀和祝愿，此刻却伤害着我们此岸的生活。这里面，藏了我的一点惋叹。
诗的题目说明一下：《杂事诗》和《花火集》是我近年陆续在写的两部巨型诗集。前者是以一种自由的方式，描写诗人跟生活乃至整个世界的微妙关系。后者所收的则都是两行体短诗，上面这首诗本来是作成两行，但后来发现写成两节，放到《杂事诗》里能表达得更充分。一本诗集抢了另一本诗集的素材，这有点像武侠里的左右互搏，让我觉得好玩，于是就用了“互文”的技法起了此题。这样一首诗，在我看来，无论如何是“不庸”的。现在竟然成了“不不庸”，正可以用来证明我上面说的，诗歌理念的进化差异所导致阅读中敌视、恶搞的可能。
关于这首《杂事诗》，有两个题外话：一、每次我敲“庸诗”这个词，电脑里先冲出来的词是：“勇士”。二、我在一年前撰文批评过那个“庸诗榜”对李伟的一首好诗进行恶搞的行径。况且在我看来，无论是他们去年评选的“诗性人物”萨达姆和王菲，还是今年的汤唯等，都与诗歌没什么关系，属于文人的媚俗与扯淡。



参考文本三：

恨从何来：从唐诗到新诗，从现代诗再到恶搞
——汉语诗写与阅读美学病症考

徐 江

诗歌在当代为什么表现出与公众日益对立的趋势？这似乎是当代文化绕不过的一个醒目话题。扣除复杂的社会、历史与人为等强力因素，即便单从古今诗歌美学的演变，尤其是近代开始的诗歌理念的持续裂变，以及读者接受心理流变，这话题也是非常值得深究的。
中国的诗歌传统源远流长，千百年来，文人们无论是否写诗，话题中必定有极大一块跟诗歌夹缠不清。古代还好办一点：那时写诗跟今天学外语一样，属于读书人必修的技能，无论是朝堂议事、邦交会盟，还是婚丧宴别，诗都有一定的日常实用性。文人谈诗，虽有天分、境界、诗艺上的区别，总还有大抵相近的美学趣味罩着。所以那时的各种评价，差异无非是在高下优劣之分。但这个情况到了上世纪，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有了巨大不同。作为对古典诗歌的美学惰性、以及它日渐狭窄的表现能力的一种反叛，“新诗”出现了。
“新诗”不想再引经据点，想尽可能地再贴近一点当时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也想在语言中能更自由地发挥作者的想象力。这后一点，是跟古诗的美学追求根本不同的。在古诗，即便是李白爱用的“古风”、白居易的“新乐府”，文字依然是要受韵律的控制。但是“新诗”也带来了问题：一、现代汉语还没进入规范年代，诗人们的语言好多还不大利索；二、作者离开了母语传统，另投的师门不一，有英国人（从沃兹沃斯到雪莱拜伦，从道森哈代再到奥登），有印度人（泰戈尔），有美国人（惠特曼、朗费罗、艾略特），有德国人（歌德、海涅），有俄国人（普希金、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有法国人（雨果、波德莱尔、魏尔伦、韩波、）……而洋师傅们的美学，又是分别属于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乃至革命现实主义的，它们分别产生于欧美历史的农业时代、前工业时代、大工业时代以及社会主义集约化生产年代，在理念上有不少是彼此矛盾的。所以“新诗”在追求诗歌解放的同时，虽然带来了多元，也带来了思维混乱。
中国整个的现代文学史时期，因为先前缺乏基础，世界文学的译介虽然繁荣，却不完备，诗歌史的教育和资讯相对匮乏，诗人中兼具外语天分的人又有限，这样诗歌创作者的思维里，就出现了两大问题——
一、在抛弃了传统的古典文学理念之后，没有一个相对清晰与坚实的美学体系和平台，支撑新诗的写作，写作者在进行先锋实验探索的同时，还不时受到源自几千年汉诗传统的惯性的拉拽。无论是胡适、徐志摩、朱湘、闻一多等“新月派”所鼓吹的新格律，还是郭沫若、鲁迅这两大“新诗”最伟大诗集（《女神》、《野草》）的作者，其诗歌写作的投影深处，都可以看出古典式诗歌思维的魅影。
二、新诗作者中前卫的一支，对自己所信奉的国外“主义式”文学理念的理解，存在着生吞活剥与消化不良，有的甚至于还进行了一厢情愿的野狐禅阐释，加上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剧变期的中华文化，其现实的本质依托依然是农业文明，这就导致了诗歌作者太多无意识的指鹿为马。现代派们的背后，依然是新瓶装旧酒的浪漫主义，这一点无论从“里尔克的信徒”冯至的写作、还是后来“奥登的信徒”查良铮（穆旦）在翻译时对浪漫派的偏爱（虽说也有受制于时代的原因），就能看出。
第一个问题使得所有现代文学史时段的经典诗人（放到更漫长的文学时空里看，可能只能算作“亚经典诗人”），都没有能够形成一个自觉性的“现代汉语诗歌理论体系”。许多人虽也有些理论建设（如郭沫若、废名、艾青、闻一多、戴望舒），但出于自身素质，以及社会动荡对诗人无可抗拒的影响，用力都不够。另外，诗人中原本是感性思维发达的居多，即便偶一涉足理论，好多也更倾向于那种只言片语集结的“诗话体”，这也是一种阻碍。郭沫若本来应该是新诗前六十年中最具理论天赋的一位，但因为他同时具备的政治家身份，遭致许多思考的亮点被耽搁或自我刻意修正，终于未能生长出一种自足的、独立的诗学理论，仅仅停留在了观点，也就自然被后人所忽略。
第二个问题则后来发展成了一种诗人痼疾，一直绵亘到当代文学。我们不要忘了，中国的现当代历史对发展中的“新诗”风尚流变的干扰。日军全面侵华，不但破坏了中华文明向工业化和城市化蠕动的慵懒进程，也彻底取消了诗歌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艺术的自我体系化机会（且不论诗人们是否有这种能力），诗歌无论是作为“为人生的艺术”，还是诗人作为个体的人，都无可避免地卷入了为时政左右的命运。
中间惟一有可能扭转、但终未扭转的一个契机，是台湾现代派诗人1950年代开始的诗学争鸣与创作实践。但这一番轰轰烈烈，由于受到了远离内地的思乡情结，以及由此和童蒙教育背景派生的、对汉语和汉语诗歌过重的使命感，很快地自囚在了母语和地域视野之内，从而丧失了新诗与农业文明质素的彻底剥离机会，只给汉语诗歌注入了现代性，留下了一些迄今仍然惊艳的佳作，却终于没能奉献出一套自觉将汉语诗歌放置在全球视域（而不仅仅是错位性的接轨）的现代诗理论体系。所以，台湾现代派的出现，既为诗歌史添加了不少好诗——其数量超过了后来的朦胧诗佳作——也给新诗理念在原有的混乱美学基础上，又添加了“台湾式的乱”。
同样，朦胧诗兴起后，诗人们理论建设的自觉意识虽有所增强，但这一代人由于出身背景，其知识储备和学养天赋，甚至还要低于台湾现代派，所以结果也就自然是再增加了一种“朦胧诗式的乱”。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朦胧诗式的乱”美学口味本身就是芜杂的——既包括了今天派中的理性（北岛）、天然（顾城、芒克）、技术（多多）三类，也包括了外省许多传统的、温情式的共和国最初十七年新诗的翻生（如舒婷、梁晓斌），这当然也就在丰富当时诗歌口味的同时，给读者带来了更多的、对新诗认识上的歧义与冲突。
第三代诗歌的出现，好容易把汉语诗歌从朦胧诗的那种“类现代主义”（顾城语），推搡进到一个比当年台湾现代派更为宏阔、也更具生命力的“本土化现代诗”时段，但在理念建设层面，困扰过后五四时期诗人、“台湾现代派”、“朦胧诗”一代的老问题依然存在——学养不足、理念建构过于匆忙与性情（直到今天，大多数优秀且有志于理论建设的中青年诗人依然有这个问题），这也使得读者阅读诗歌的混乱状态得以加剧和持续。并进而使落伍者产生五花八门的“恨”。
说到这里，中国的现当代诗歌，有一个独立于世界现当代诗歌属性之外的特性，需要提请大家注意——
自从一百来年以前，新诗自诞生之日起，直到步入今日接近于自觉时段的现代诗，历经新诗的自由体、新格律、民歌体、广场体、朦胧诗、第三代、泛学院、民间写作、现代诗（许多人误称为“口语诗”）……每一波诗潮的兴起，虽然或多或少都包含了对上一代诗歌的修正和颠覆，但却并没有能够对以前的历代诗歌理念完成彻底的清理。新的诗潮，只是给日益细分的前卫作者群体，带来了继续向全新诗歌境界飞升的平台，却并没有改善先锋诗歌的生存环境。这里面当然有人性的原因，也有上面提到的历代诗人在诗歌美学建构能力上的缺失，可最主要的一点还在于——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农业国的社会和历史形态，决定了农业文明依然我中华文化中最顽强的主流。诗歌的相当一部分作者都拥有来自农村与小镇的生活背景；而另一部分作者虽然生活在城市，但他们在学校所接受的那些疑似具有现代性因子的教育，其核心理念依然与农业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亲情。
新诗诞生的一百年间，绝大多数读者（有时甚至也包括了写作者），都是在用着适于阅读古典诗歌的美学眼光，去解读和评判陌生的新诗。同理，当自发性的本土现代诗四十年前和二十年前，分别在台湾和内地破土而出，绝大多数的读者与作者，又开始用适于阅读古诗与新诗的美学尺度（虽然这两个尺度叠加在一起非常矛盾），去读解和衡量现代诗。因此，自“五•四”新文学以来，诗歌虽始终端居于文学和文体探索的潮头，但它与读者的关系，却一直是充满对立和诘难的，特殊时刻甚至还带有着被动的、被受众胁迫的削足适履意味（如果我们愿意把诗比作脚，把读者的诗歌趣味比作鞋）。读者想让诗人按照自己读起来舒服的那种方式去写，这种不讲理的思维方式与要求，世界各个语种里都有，但只有中国的最理直气壮。因为近半个多世纪，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育、主流社会的文学发表与奖励体系，都在一刻不停地向每个读者灌输这种思维方式。
当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着强烈地对非我族类 “说不”习惯时，新艺术最险恶的生长环境就出现了。而当一个先锋诗人，一往无前地进行着他的美学颠覆和实验，他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大街小巷都充满了诅咒他的“诗歌爱好者”。可这些爱好者的真实成分又是怎样的呢？他们中有唐诗爱好者、宋词爱好者、对联爱好者、押韵爱好者、胡适追捧者、周作人粉丝、徐志摩爱好者、戴望舒爱好者、艾青的读者、臧克家的徒子徒孙、穆旦/卞之琳/林庚的“翻案者”、青年北岛的怀念者、顾城和海子的崇拜者、席慕容汪国真的拥趸、语文修辞课爱好者/甚至罗大佑崔健张楚陈升林夕周杰伦许巍的听众……当然这里面，我们还没算上诗人中那些“同行是冤家”的古老故事。
众口喧哗，似乎验证了诗歌标准的丧失。但真的丧失了吗？我认为没有。从来没有。实质上，上面罗列的那些“诗歌爱好者”，他们恰恰是今天逐渐步入职业创作理念的汉语现代诗所要告别的一群。这倒不是新时代的诗歌天才们比远古和前辈的大师们傲慢，而是因为——上述读者向诗歌索求的东西，灿烂的中华诗歌史、乃至当代的流行文艺早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而伴随人类文明各个领域分工的日趋细腻、专精，汉语现代诗的作者们，必须要为母语和诗歌，创作出以往文学从未完成过的佳篇与形式，必须要为大家创建出一套崭新和暂时陌生的、能真正深入读解这一时代人类心灵奥秘的诗学体系。诗人并不傲慢，倒是爱好者们（有的可能还误入了“诗人”行列）过于“童真”了。当人类文明已经进化到了连交通工具都可以分成“机动”与“非机动”，连一罐蜂蜜或一代奶粉，都要分成“婴儿装”与“中老年装”，还想奢望诗歌依然都是那种“人见人爱型”的、甚至是“己见己爱型”的，这是不是也过于幼稚和狭隘了？
所以说，近年来网上一系列围绕诗歌的恶搞，其恶搞者的原始动机中，是有着一部分上述幼稚与狭隘的“主义真”在作祟的。因为已经无法触及和读解现代诗的前沿发展，而产生恼怒、仇视，进而背离正常的求知与思考，借助儿童的恶作剧手段，以一种市侩的油滑试图消解和掩盖自己在先锋诗歌前的茫然与困惑。这是颇值得人们警惕的一种当代文化病。这种病因“爱”而生，因“迂”而长，因狭隘而成病，因精神空虚而恶化，因内哗众取宠的诱惑而导入疯狂，因经受多年市场腐蚀、严重文化缺钙的媒体误播，而形成国人对诗歌仇恨的假相。
而真相中的汉语诗歌呢，则越来越摆脱了近百年来历史杂音的干扰，越来越回归于一种个人对世界的强大逼视；写诗虽然有网络时代的嘈杂作为包装，却也越来越回归于“孤独者的艺术”本位，就像当年的李白和苏轼，杜甫和李煜，仓央嘉措和纳兰性德，把不凡的发现与感动，用普通的字写在普通的纸（以后都改叫“文档”了）上，任时光载着它们，在一代代后知后觉的诅咒者头顶上空飘过，唱漫不经心的歌。


2008/1/27—30写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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