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林婉]

妈妈

前言

妈妈去世至今十五个年头了，她是刚满七十五岁时去世的。爸爸和妈妈同岁，小一个月，现在住在一个养老院里，还有一位六十多年前妈妈农民银行的同事也住在那里，是个说话的伴。这个养老院是个国有大企业工会疗养院的一部分，给别人参观的窗口，交费只有爸爸退休金的三分之一，节假日弟弟接他回去他都不太想回。想起妈妈吃了大半辈子苦，可以享点福了，她却早去世了。想起她，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总想写点什麽纪念她。
我刚刚写了一篇文章，以一个人从青年学生到老年技术人员的眼光，描写四十余年来的社会一角。这篇文章就以妈妈的儿子从六十年前的儿童时开始到中年人的眼光，记述社会的另一角。

一

爸爸和妈妈有七个子女：大毛(阿建)、阿莉、三毛(阿华)、阿玉、小毛(阿立)、阿兰、阿玲，我就是大毛。
妈妈的爷爷是清朝的官，因为一直没生男孩，抱养了姥爷。打这以后就接连生了儿子，姥爷在家里虽不是亲生的，却最受宠。妈妈与我谈到堂姨(三叔姥爷的女儿)似乎有意将女儿许配三毛，我反对近亲婚配。事情过去几年后，妈妈才说出，其实我们和堂姨没有血缘关系，为什麽当时她没有说明就不清楚了。
妈妈说叔姥爷们们都矮，姥爷一米七三，那个时候的南方人中算挺魁吾的了。姥姥家是旗人，老家在辽阳。他们有七个子女：大舅、二舅、三舅、妈妈、四舅、五舅、姨妈，妈妈1919年出生。大舅十六岁就死了。我看过他们(除大舅外)站在一起的照片，五舅至少一米八五以上、二舅一米八以上、三舅、妈妈、四舅一米七三、姨妈一米六五。
姥爷家在南昌市商业中心中正路洗马池(现在叫胜利路)。当年他租下一片房子，把租下的房都拆了，重新盖了这片全木结构，墙面是板条外抹灰的房子，因为他的原则是不置产业。我小时候姥爷家每天晚上都有几个朋友来聊天，他的经历我都是这麽听来的。
姥爷生于1889年，早年信天主教，跟教会学的牙医，是江西省第一个西医牙医。大舅十六岁时生背疮，教会医院开刀治死了，外祖父认为是医院拿大舅做试验，为此退出了教会。何应钦当总司令剿共时，姥爷为军长高树勋(后来起义，当了解放后第一任河北省长)治好了牙病，何应钦送了一块匾挂着，解放后才摘下来。姥爷通过何应钦还送二舅当了飞行员，二舅飞印度为驼峰航线护航，夹带走私黄金挣了很多钱寄给他。
我已经上大学那年，一次，近五十岁的妈妈还能踢腿过头(因为我们都做不到)，提到抗日战争时蒋经国在赣州开运动会，她跳高和三铁(铅球、铁饼、标枪)都拿第一。除此外，她从来没提过自己以前的事，她以前的事我都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
姥姥不奶孩子，妈妈和舅舅、姨妈都有自己的奶妈兼保姆。奶婆婆(妈妈的奶妈)给我讲，从小妈妈就很倔，不肯叫姥姥、向姥姥讨好，得不到奖赏。哥哥们得到奖赏还拿来气妈妈，奶婆婆还因为自己带的孩子受委曲气得哭。
妈妈身高一米七三，比我矮三公分，小腿却比我高两公分。家里曾有妈妈学生时代的照片，七八个女同学伸臂搭肩站成一排，她站在中间，身材修长，其它人都矮很多，也没有她漂亮。妈妈爱玩，不爱学习。妈妈念的教会学校，奶婆婆说，学费可贵了，银洋一筒一筒的交。妈妈的英文是外国人教的，可她却全忘了。
妈妈怀疑得了癌症时，三舅(他是内科主任医师)陪着她到武汉、广州看病，由于妈妈已经七十五岁，医院都不愿开刀切片确诊，只得回到萍乡。在陪护的日子里，三舅给我讲了他们TEENAGER时的事。
姥爷为高树勋治好牙病后，何应钦有时会来家坐。一次一位师长在家坐，听外面叫“部长到!”吓得跑到厕所躲起来，何应钦走后才出来。真难为他了，姥爷家厕所是个旱厕，下面放个大缸，缸口离坑口不足两尺。为了粪便满了时不溅上来，斜靠了一块木板。让人恶心的是大量的粪蛆和在大粪上跑来跑去的老鼠，每次大便我都是速战速决，尽快逃出来。
二舅长得很壮，想当飞行员，拿着何应钦的信就去了。但检查身体发现血压高，是英国军医做检查的，不好通融，最后又找何应钦才过的关。二舅因为高血压，到台湾后年纪不大就去世了，儿女都是堂伯(二叔姥爷的儿子，我叫堂舅)照料。
堂舅原先跟姥爷学牙医，后来做了军医大学牙科主任。英国人给蒋介石镶的牙不舒服，何应钦把堂舅介绍给他，镶完很好。堂舅成了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的私人牙医，而且一直保持家庭间来往。三舅说(当然是堂舅告诉的)，并不是英国人牙镶不好，他们镶的是活动义齿，蒋介石戴戴摘摘，所以适应不了。堂舅的儿女都去了美国和加拿大，1989年为了帮我办出国学习，他让女儿给我发了邀请函。
一次三舅去摸何应钦挂在衣架上军服肩章的三颗金星被姥爷呵斥，何应钦把三舅叫到跟前，一通夸奖后让三舅高中毕业后去找他。三舅高中毕业去上海考同济大学医学院，路过南京去找了何应钦，何应钦让他去一个什麽军校，三舅听是“学校”，不是大学，没去。后来才知道，那个军校毕业生的级别很高，薪饷相当于省长。
抗战时，二舅驻扎在昆明，三舅也到了昆明。妈妈坐火车从经由河内转到昆明，三舅约妈妈去看二哥，赶上他升空迎战鬼子，眼见他被几架敌机追得往北飞，当天没回来，兄妹俩以为二哥殉国了。第二天二舅回来了，他是降落到别的机场了。妈妈回赣州后考到农民银行当职员。
姨妈和三舅的关系不好，为小时的事记仇。她告诉我，妈妈给她买了风琴和自行车，三舅开诊所缺钱，把妈妈给她买的新自行车扛去卖了。
爸爸家是南京农村的，家谱记载是几百年前由河南迁来的五兄弟，我们这支是长房，所以我回去论辈份管很多小孩子还得叫爷爷。我还上了家谱，是最后一个，比我出生晚的就都没上了。我爷爷没种地，从端盘子叫卖烟卷的小贩，到后来在安徽做烟草公司的小职员。
日本鬼子打到南京，爸爸爬火车顶回了安徽，跟着国立第八高中沿长江往西跑。学校有枪支弹药，一路上有地方武装打他们的主意想抢他们的枪支弹药。跑到武汉在码头休息时还遇上了鬼子轰炸。到湘西时，爸爸高中毕业考上了复旦大学，没有路费去，考到合作金库(银行)当职员，辗转到了江西。
爸爸和妈妈看起来不般配，爸爸是家里最矮的，年轻时也不会超过一米六二，看起来比妈妈矮多半头。奶婆婆说，那时妈妈挣钱也比爸爸多。爸爸和妈妈是自由恋爱结婚，我问过妈妈，是谁追的谁？妈妈说是她追的爸爸。我问妈妈看上爸爸哪里？她说他脾气好。
1946年妈妈在南昌生了我。奶婆婆说，我刚出生，南京乡下来信说我奶奶去世了，是被一头脱缰的驴的缰绳拖死的，妈妈拿出许多银洋寄去了。一年半后1948年大妹妹出生了，又一年半后，1949年底，妈妈到萍乡生了大弟弟。这一段时间妈妈因为孩子没有去工作，1950年又重新参加工作。

[[FAFAFA]]

妈妈

前言

妈妈去世至今十五个年头了，她是刚满七十五岁时去世的。爸爸和妈妈同岁，小一个月，现在住在一个养老院里，还有一位六十多年前妈妈农民银行的同事也住在那里，是个说话的伴。这个养老院是个国有大企业工会疗养院的一部分，给别人参观的窗口，交费只有爸爸退休金的三分之一，节假日弟弟接他回去他都不太想回。想起妈妈吃了大半辈子苦，可以享点福了，她却早去世了。想起她，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总想写点什麽纪念她。
我刚刚写了一篇文章，以一个人从青年学生到老年技术人员的眼光，描写四十余年来的社会一角。这篇文章就以妈妈的儿子从六十年前的儿童时开始到中年人的眼光，记述社会的另一角。

一

爸爸和妈妈有七个子女：大毛(阿建)、阿莉、三毛(阿华)、阿玉、小毛(阿立)、阿兰、阿玲，我就是大毛。
妈妈的爷爷是清朝的官，因为一直没生男孩，抱养了姥爷。打这以后就接连生了儿子，姥爷在家里虽不是亲生的，却最受宠。妈妈与我谈到堂姨(三叔姥爷的女儿)似乎有意将女儿许配三毛，我反对近亲婚配。事情过去几年后，妈妈才说出，其实我们和堂姨没有血缘关系，为什麽当时她没有说明就不清楚了。
妈妈说叔姥爷们们都矮，姥爷一米七三，那个时候的南方人中算挺魁吾的了。姥姥家是旗人，老家在辽阳。他们有七个子女：大舅、二舅、三舅、妈妈、四舅、五舅、姨妈，妈妈1919年出生。大舅十六岁就死了。我看过他们(除大舅外)站在一起的照片，五舅至少一米八五以上、二舅一米八以上、三舅、妈妈、四舅一米七三、姨妈一米六五。
姥爷家在南昌市商业中心中正路洗马池(现在叫胜利路)。当年他租下一片房子，把租下的房都拆了，重新盖了这片全木结构，墙面是板条外抹灰的房子，因为他的原则是不置产业。我小时候姥爷家每天晚上都有几个朋友来聊天，他的经历我都是这麽听来的。
姥爷生于1889年，早年信天主教，跟教会学的牙医，是江西省第一个西医牙医。大舅十六岁时生背疮，教会医院开刀治死了，外祖父认为是医院拿大舅做试验，为此退出了教会。何应钦当总司令剿共时，姥爷为军长高树勋(后来起义，当了解放后第一任河北省长)治好了牙病，何应钦送了一块匾挂着，解放后才摘下来。姥爷通过何应钦还送二舅当了飞行员，二舅飞印度为驼峰航线护航，夹带走私黄金挣了很多钱寄给他。
我已经上大学那年，一次，近五十岁的妈妈还能踢腿过头(因为我们都做不到)，提到抗日战争时蒋经国在赣州开运动会，她跳高和三铁(铅球、铁饼、标枪)都拿第一。除此外，她从来没提过自己以前的事，她以前的事我都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
姥姥不奶孩子，妈妈和舅舅、姨妈都有自己的奶妈兼保姆。奶婆婆(妈妈的奶妈)给我讲，从小妈妈就很倔，不肯叫姥姥、向姥姥讨好，得不到奖赏。哥哥们得到奖赏还拿来气妈妈，奶婆婆还因为自己带的孩子受委曲气得哭。
妈妈身高一米七三，比我矮三公分，小腿却比我高两公分。家里曾有妈妈学生时代的照片，七八个女同学伸臂搭肩站成一排，她站在中间，身材修长，其它人都矮很多，也没有她漂亮。妈妈爱玩，不爱学习。妈妈念的教会学校，奶婆婆说，学费可贵了，银洋一筒一筒的交。妈妈的英文是外国人教的，可她却全忘了。
妈妈怀疑得了癌症时，三舅(他是内科主任医师)陪着她到武汉、广州看病，由于妈妈已经七十五岁，医院都不愿开刀切片确诊，只得回到萍乡。在陪护的日子里，三舅给我讲了他们TEENAGER时的事。
姥爷为高树勋治好牙病后，何应钦有时会来家坐。一次一位师长在家坐，听外面叫“部长到!”吓得跑到厕所躲起来，何应钦走后才出来。真难为他了，姥爷家厕所是个旱厕，下面放个大缸，缸口离坑口不足两尺。为了粪便满了时不溅上来，斜靠了一块木板。让人恶心的是大量的粪蛆和在大粪上跑来跑去的老鼠，每次大便我都是速战速决，尽快逃出来。
二舅长得很壮，想当飞行员，拿着何应钦的信就去了。但检查身体发现血压高，是英国军医做检查的，不好通融，最后又找何应钦才过的关。二舅因为高血压，到台湾后年纪不大就去世了，儿女都是堂伯(二叔姥爷的儿子，我叫堂舅)照料。
堂舅原先跟姥爷学牙医，后来做了军医大学牙科主任。英国人给蒋介石镶的牙不舒服，何应钦把堂舅介绍给他，镶完很好。堂舅成了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的私人牙医，而且一直保持家庭间来往。三舅说(当然是堂舅告诉的)，并不是英国人牙镶不好，他们镶的是活动义齿，蒋介石戴戴摘摘，所以适应不了。堂舅的儿女都去了美国和加拿大，1989年为了帮我办出国学习，他让女儿给我发了邀请函。
一次三舅去摸何应钦挂在衣架上军服肩章的三颗金星被姥爷呵斥，何应钦把三舅叫到跟前，一通夸奖后让三舅高中毕业后去找他。三舅高中毕业去上海考同济大学医学院，路过南京去找了何应钦，何应钦让他去一个什麽军校，三舅听是“学校”，不是大学，没去。后来才知道，那个军校毕业生的级别很高，薪饷相当于省长。
抗战时，二舅驻扎在昆明，三舅也到了昆明。妈妈坐火车从经由河内转到昆明，三舅约妈妈去看二哥，赶上他升空迎战鬼子，眼见他被几架敌机追得往北飞，当天没回来，兄妹俩以为二哥殉国了。第二天二舅回来了，他是降落到别的机场了。妈妈回赣州后考到农民银行当职员。
姨妈和三舅的关系不好，为小时的事记仇。她告诉我，妈妈给她买了风琴和自行车，三舅开诊所缺钱，把妈妈给她买的新自行车扛去卖了。
爸爸家是南京农村的，家谱记载是几百年前由河南迁来的五兄弟，我们这支是长房，所以我回去论辈份管很多小孩子还得叫爷爷。我还上了家谱，是最后一个，比我出生晚的就都没上了。我爷爷没种地，从端盘子叫卖烟卷的小贩，到后来在安徽做烟草公司的小职员。
日本鬼子打到南京，爸爸爬火车顶回了安徽，跟着国立第八高中沿长江往西跑。学校有枪支弹药，一路上有地方武装打他们的主意想抢他们的枪支弹药。跑到武汉在码头休息时还遇上了鬼子轰炸。到湘西时，爸爸高中毕业考上了复旦大学，没有路费去，考到合作金库(银行)当职员，辗转到了江西。
爸爸和妈妈看起来不般配，爸爸是家里最矮的，年轻时也不会超过一米六二，看起来比妈妈矮多半头。奶婆婆说，那时妈妈挣钱也比爸爸多。爸爸和妈妈是自由恋爱结婚，我问过妈妈，是谁追的谁？妈妈说是她追的爸爸。我问妈妈看上爸爸哪里？她说他脾气好。
1946年妈妈在南昌生了我。奶婆婆说，我刚出生，南京乡下来信说我奶奶去世了，是被一头脱缰的驴的缰绳拖死的，妈妈拿出许多银洋寄去了。一年半后1948年大妹妹出生了，又一年半后，1949年底，妈妈到萍乡生了大弟弟。这一段时间妈妈因为孩子没有去工作，1950年又重新参加工作。

[主持]

给别人参观的窗口
_________________
是非是，我非我。

敬请光临我在北美枫的博客飞云浦

也请关注我的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1740799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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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婉]

二

我见过的我最小时的照片是我和妈妈、姨妈照的照片。她们坐在长椅上，我在她们中间，妈妈双手擎着我的掖下幸福的笑着，姨妈还是个小姑娘(比妈妈小十二岁)，也用手扶着我。
我人生最早的记忆有两件事，都发生在南昌姥爷家。一次是我大哭着要找妈妈，看见妈妈从厕所出来我就不哭了。还有一次，妈妈不在家，外面下着大暴雨，我在前廊对着门外大哭要妈妈。看见大雨中妈妈从一辆黄包车上下来，我就不哭了。因为比我小三岁的三毛是妈妈到萍乡后生的，那时我应该是两岁多。
在萍乡应该是爸爸妈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因为有我们站在一起照的照片。我的保姆是个年龄大的女人，有她把我抱在腿上的照片。因为我小时像个女孩，她管我叫“妹子”。三毛的保姆是个女青年，有他们合照的照片。三毛的保姆后来被医院院长，一个东北人娶为妻子。江西是第四野战军的地盘，四野到一个县，留下南下工作队一个小队，小队长是县委书记，队员就占据各个官位，萍乡所有的官都是东北人。我从小就会唱“月牙五更”等东北小调。阿莉的保姆没有留下照片，也没给我留下记忆。
爸爸妈妈工作的单位是国营贸易公司。那时的贸易公司除有售货门面外，实际还是政府部门，相当以后的商业局，下面管着一系列单位。我记得老表抬来打死的老虎，虎嘴绷着竹弓，虎骨由贸易公司下属的国药公司收了。我们食堂吃了虎肉，不好吃，粗，有些酸。县里最大的官是“政委”（应该是县委书记吧），我记得他高挑个，披着长大衣，两手叉腰，在贸易公司门口，和许多人站着交谈。
爸爸妈妈喜爱唱京剧，爸爸唱青衣(爸爸八十岁以后，阿华发现他会拉京胡，还拉得挺好。阿华拉二胡可以上舞台独奏，他说挺好应该是拉得不错)，妈妈唱老生。妈妈抱我去铁路礼堂参加抗美援朝募捐演出，爸爸没去。我在舞台上跑来跑去，舞台是木地板，弧形的水泥台沿高出一些，向内摆一圈黑壳的灯。有两出诸葛亮的戏，妈妈唱的是“借东风”，还有一出“失空斩”别人唱。本来妈妈穿的是一袭新戏装，后来别人要她换给唱“失空斩”的演员了。
我记得的第一场电影是“白毛女”，但只记得一个镜头：一个戴狗皮帽的山羊胡子老头，身后远景是一排山，近景是一片田地，唱着一只歌：“清清的流水，蓝蓝的天，山下那个一片米粮川．．．”
和这联系的记忆还有妈妈领我去什麽地方，要过一个桥。那是用摆在一个一个三根木杆绑的三脚架上的窄木板架的桥，妈妈不能抱我过去，拉我过，我非常害怕。每天一早，麻石板铺的街上老表推的独轮车就开始吱扭吱扭的响，很好听。贸易公司带后斗的三轮摩托，那是我惟一见过的机动车，开动起来突、突、突的，声音很大，震动也很大。我很想上去坐坐，但从没坐过。
爸爸喜欢吃狗肉，带我去华北酒楼，大盘一万元(一元)，小盘八千元(八角)。狗肉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我到沈阳工作后吃了狗肉，完全没有记忆中的那种特殊的味道。我手里有零钱，五十元的、二十元的、十元的，小贩卖的像大人手指粗的一扎腌制的东西(回想起来像细的豆角)要五十元(半分钱)，没有十元、二十元的小吃。
有关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的记忆，大人们坐在小竹椅上谈论狗把被枪毙的人的肉到处叼。谈论的地点不是贸易公司，是个有门洞的院子。谈论的人也不是父母的同事，可能是我的保姆带着我在市民中闲聊吧。后来我也没有保姆了，上了小学，当时不到五岁。
我记得上的学校叫凤凰小学，县政府大门对着的一条短工字路到头往左拐。唯一留下的印象是教室很暗，老师是个女的。我记得在家里爸爸妈妈坐在我两边，我写了一个靈字，那是妈妈名字中笔划最多的一个字，爸爸在旁边也写一个，他们夸我写得比爸爸写的好。我比较一下，也觉得自己写得更好。
长大后我问过妈妈，为什麽那麽早上学。她告诉我本来是送去幼儿园，我大班，阿莉中班，三毛小班。可是我不理老师的问话，不作任何反应，幼儿园不收我。送到小学却表现很好，学得也很好。
因为是住在单位里，我知道爸爸是股长，也知道妈妈和什麽人拍桌子。爸爸妈妈在家里说话，神情不好，不时提到姓钟的人。长大后知道，那是“镇反、肃反”运动，妈妈对工作组人员审查她时的恶劣态度不买帐。那个姓钟的组员，本身政治条件并不好，态度却最恶劣，极力整治妈妈，妈妈和他发生冲突。
在凤凰小学上了一学期，妈妈就带我们三个去南昌了。在售票口妈妈没给我们三个买火车票，说我们都还小。售票阿姨问我多大了，我说上一年级，妈妈很尴尬的为我买了票。到了南昌下火车，下着雨，妈妈领我们到车站对门饭店吃饭，吃的是糖醋鳜鱼。这次妈妈去南昌是生二妹阿玉，老四，1952年春节出生。我留在南昌，在法院前小学上了一学期学，妈妈只领了我一个回到萍乡，在北星小学上学。
贸易公司在主要的大街“正大街”上，背临袁水河(河名可能有误)。说是大街，以今天的眼光看就是条长巷，宽度不到十米，铺着麻石板。沿河有一条与正大街平行的窄些的路，也铺着麻石板，河岸是石条砌的，挺高。下到水边有石条砌的阶梯和码头，居民在那里洗衣，把衣服放在石板上，用洗衣棒(像棒球棒，短，背圆腹平)捶打。河水很清，常有人游泳洗澡。大约十年前去过萍乡，我没有勇气用身体的任何部分接触那条河的水，不知现在是否好些。
贸易公司处于丁字路口，面对另一条通往火车站的大街。出门沿正大街往左走一段，对侧街边有孔庙。矮墙里一片场地，一道红色高墙上并排三个拱门，中间的大，两边的小。墙里又一片场地和一个大殿，很宏伟，也很整洁，那是最吸引我的建筑了，可惜现在没有了。再往前走是南门桥，继续走可到西门桥，太远，我没去过。出贸易公司门沿正大街往右走，快到东门桥对侧街边是县政府大门，继续走没到北门桥就到了北星小学，也是在正大街上，背临袁水河。上学是从正大街走，可能是沿河路上有伴，有一次沿河边走，到东门桥后再转回正大街。就是这次我懂了“co bie”(性交，萍乡话)就是鸡鸡把尿撒到女人身体里去。
贸易公司房子很大，木建筑，没有砖，有好几进。临街是很宽的门面，大概是三四个店面宽，卖货。往里一进有些房间，再往里是有天井的二层楼，四周有房间，我们在一楼、二楼都住过。正面再往里是厕所和洗澡间。厕所也是旱厕，和姥爷家不一样，蹲坑一大排，在二楼，扫得很干净，离粪便很远，粪便上撒着石灰。侧门通后一进，后来妈妈主管生产的糖块和“花果”就是在那里做的，还有食堂和一个露天院子。
贸易公司的领导张经理是东北人，他家经常烙葱油千层饼。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叫张佩兰，一个叫张佩群。我应该是和妹妹张佩群一样大，常和她在一起玩耍。一次我和她各站在一个凳子上，露出生殖器相对挺动，爸爸妈妈的同事发现后把我们抱下来。这应该是单位里的人教唆的，有人给我画成人男性生殖器，我对比自己的看一点也不像。在学校我和张佩兰同班，同学作弄我时，我向她求助，其它对她就没什麽印象了。
贸易公司进了一些退伍的志愿军，广播里常播抗美援朝歌曲，我钻到装糕饼的空木箱里当坦克，拿根木棍当炮，咚咚地开炮。有的木箱里剩有糕饼，我拿来吃，有人告诉妈妈，妈妈告诉我那是公家的东西，不许拿。
早上上学，妈妈没给我钱，出来时我一直嘟着嘴。妈妈送我出贸易公司门市大门外时，弯腰看了我一会儿，恍然大悟地给了我一千元。烙饼锅摆在小店门口，我买五个油煎的糖馅饼，看着给我烙饼。到学校后我站在操场的双杠上，一面看刚出的红太阳，一面吃饼。可能妈妈每天给我一千元钱，而那天早上我吃过早饭了，所以没给。其实我记忆中给钱买饼的过程只有这一次，如果不是这次，我也许不会留下记忆的。
我们搬到居仁巷住了，小姑妈来了，（后来爸爸说是爷爷和小姑妈来了，如果当时把她留下，她就是城里人了。可是我不记得来的有爷爷）当时我学的课文是聪明的乌鸦喝瓶里的水。一天早上妈妈把我叫到她的床前，要我看刚出生的小弟弟。小毛，老五，1953年夏出生。
爷爷和小姑妈走了，我们又住回了贸易公司。生下小弟两、三个月，妈妈得了风湿性心脏病住院，小弟没有奶吃，喂米粉豆浆，不久就鸡胸龟背，眼看不行了。萍乡地方小，没条件，妈妈把他送到南昌姥爷家，喂练乳（那时没有鲜奶和奶粉）救过来了。后来妈妈告诉我，爸爸说哪里可能个个孩子都保得住？(他自己是第四个孩子，前三个都夭折了)打算放弃，把妈妈气坏了。这件事妈妈和我一直没让小毛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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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见过的我最小时的照片是我和妈妈、姨妈照的照片。她们坐在长椅上，我在她们中间，妈妈双手擎着我的掖下幸福的笑着，姨妈还是个小姑娘(比妈妈小十二岁)，也用手扶着我。
我人生最早的记忆有两件事，都发生在南昌姥爷家。一次是我大哭着要找妈妈，看见妈妈从厕所出来我就不哭了。还有一次，妈妈不在家，外面下着大暴雨，我在前廊对着门外大哭要妈妈。看见大雨中妈妈从一辆黄包车上下来，我就不哭了。因为比我小三岁的三毛是妈妈到萍乡后生的，那时我应该是两岁多。
在萍乡应该是爸爸妈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因为有我们站在一起照的照片。我的保姆是个年龄大的女人，有她把我抱在腿上的照片。因为我小时像个女孩，她管我叫“妹子”。三毛的保姆是个女青年，有他们合照的照片。三毛的保姆后来被医院院长，一个东北人娶为妻子。江西是第四野战军的地盘，四野到一个县，留下南下工作队一个小队，小队长是县委书记，队员就占据各个官位，萍乡所有的官都是东北人。我从小就会唱“月牙五更”等东北小调。阿莉的保姆没有留下照片，也没给我留下记忆。
爸爸妈妈工作的单位是国营贸易公司。那时的贸易公司除有售货门面外，实际还是政府部门，相当以后的商业局，下面管着一系列单位。我记得老表抬来打死的老虎，虎嘴绷着竹弓，虎骨由贸易公司下属的国药公司收了。我们食堂吃了虎肉，不好吃，粗，有些酸。县里最大的官是“政委”（应该是县委书记吧），我记得他高挑个，披着长大衣，两手叉腰，在贸易公司门口，和许多人站着交谈。
爸爸妈妈喜爱唱京剧，爸爸唱青衣(爸爸八十岁以后，阿华发现他会拉京胡，还拉得挺好。阿华拉二胡可以上舞台独奏，他说挺好应该是拉得不错)，妈妈唱老生。妈妈抱我去铁路礼堂参加抗美援朝募捐演出，爸爸没去。我在舞台上跑来跑去，舞台是木地板，弧形的水泥台沿高出一些，向内摆一圈黑壳的灯。有两出诸葛亮的戏，妈妈唱的是“借东风”，还有一出“失空斩”别人唱。本来妈妈穿的是一袭新戏装，后来别人要她换给唱“失空斩”的演员了。
我记得的第一场电影是“白毛女”，但只记得一个镜头：一个戴狗皮帽的山羊胡子老头，身后远景是一排山，近景是一片田地，唱着一只歌：“清清的流水，蓝蓝的天，山下那个一片米粮川．．．”
和这联系的记忆还有妈妈领我去什麽地方，要过一个桥。那是用摆在一个一个三根木杆绑的三脚架上的窄木板架的桥，妈妈不能抱我过去，拉我过，我非常害怕。每天一早，麻石板铺的街上老表推的独轮车就开始吱扭吱扭的响，很好听。贸易公司带后斗的三轮摩托，那是我惟一见过的机动车，开动起来突、突、突的，声音很大，震动也很大。我很想上去坐坐，但从没坐过。
爸爸喜欢吃狗肉，带我去华北酒楼，大盘一万元(一元)，小盘八千元(八角)。狗肉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我到沈阳工作后吃了狗肉，完全没有记忆中的那种特殊的味道。我手里有零钱，五十元的、二十元的、十元的，小贩卖的像大人手指粗的一扎腌制的东西(回想起来像细的豆角)要五十元(半分钱)，没有十元、二十元的小吃。
有关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的记忆，大人们坐在小竹椅上谈论狗把被枪毙的人的肉到处叼。谈论的地点不是贸易公司，是个有门洞的院子。谈论的人也不是父母的同事，可能是我的保姆带着我在市民中闲聊吧。后来我也没有保姆了，上了小学，当时不到五岁。
我记得上的学校叫凤凰小学，县政府大门对着的一条短工字路到头往左拐。唯一留下的印象是教室很暗，老师是个女的。我记得在家里爸爸妈妈坐在我两边，我写了一个靈字，那是妈妈名字中笔划最多的一个字，爸爸在旁边也写一个，他们夸我写得比爸爸写的好。我比较一下，也觉得自己写得更好。
长大后我问过妈妈，为什麽那麽早上学。她告诉我本来是送去幼儿园，我大班，阿莉中班，三毛小班。可是我不理老师的问话，不作任何反应，幼儿园不收我。送到小学却表现很好，学得也很好。
因为是住在单位里，我知道爸爸是股长，也知道妈妈和什麽人拍桌子。爸爸妈妈在家里说话，神情不好，不时提到姓钟的人。长大后知道，那是“镇反、肃反”运动，妈妈对工作组人员审查她时的恶劣态度不买帐。那个姓钟的组员，本身政治条件并不好，态度却最恶劣，极力整治妈妈，妈妈和他发生冲突。
在凤凰小学上了一学期，妈妈就带我们三个去南昌了。在售票口妈妈没给我们三个买火车票，说我们都还小。售票阿姨问我多大了，我说上一年级，妈妈很尴尬的为我买了票。到了南昌下火车，下着雨，妈妈领我们到车站对门饭店吃饭，吃的是糖醋鳜鱼。这次妈妈去南昌是生二妹阿玉，老四，1952年春节出生。我留在南昌，在法院前小学上了一学期学，妈妈只领了我一个回到萍乡，在北星小学上学。
贸易公司在主要的大街“正大街”上，背临袁水河(河名可能有误)。说是大街，以今天的眼光看就是条长巷，宽度不到十米，铺着麻石板。沿河有一条与正大街平行的窄些的路，也铺着麻石板，河岸是石条砌的，挺高。下到水边有石条砌的阶梯和码头，居民在那里洗衣，把衣服放在石板上，用洗衣棒(像棒球棒，短，背圆腹平)捶打。河水很清，常有人游泳洗澡。大约十年前去过萍乡，我没有勇气用身体的任何部分接触那条河的水，不知现在是否好些。
贸易公司处于丁字路口，面对另一条通往火车站的大街。出门沿正大街往左走一段，对侧街边有孔庙。矮墙里一片场地，一道红色高墙上并排三个拱门，中间的大，两边的小。墙里又一片场地和一个大殿，很宏伟，也很整洁，那是最吸引我的建筑了，可惜现在没有了。再往前走是南门桥，继续走可到西门桥，太远，我没去过。出贸易公司门沿正大街往右走，快到东门桥对侧街边是县政府大门，继续走没到北门桥就到了北星小学，也是在正大街上，背临袁水河。上学是从正大街走，可能是沿河路上有伴，有一次沿河边走，到东门桥后再转回正大街。就是这次我懂了“co bie”(性交，萍乡话)就是鸡鸡把尿撒到女人身体里去。
贸易公司房子很大，木建筑，没有砖，有好几进。临街是很宽的门面，大概是三四个店面宽，卖货。往里一进有些房间，再往里是有天井的二层楼，四周有房间，我们在一楼、二楼都住过。正面再往里是厕所和洗澡间。厕所也是旱厕，和姥爷家不一样，蹲坑一大排，在二楼，扫得很干净，离粪便很远，粪便上撒着石灰。侧门通后一进，后来妈妈主管生产的糖块和“花果”就是在那里做的，还有食堂和一个露天院子。
贸易公司的领导张经理是东北人，他家经常烙葱油千层饼。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叫张佩兰，一个叫张佩群。我应该是和妹妹张佩群一样大，常和她在一起玩耍。一次我和她各站在一个凳子上，露出生殖器相对挺动，爸爸妈妈的同事发现后把我们抱下来。这应该是单位里的人教唆的，有人给我画成人男性生殖器，我对比自己的看一点也不像。在学校我和张佩兰同班，同学作弄我时，我向她求助，其它对她就没什麽印象了。
贸易公司进了一些退伍的志愿军，广播里常播抗美援朝歌曲，我钻到装糕饼的空木箱里当坦克，拿根木棍当炮，咚咚地开炮。有的木箱里剩有糕饼，我拿来吃，有人告诉妈妈，妈妈告诉我那是公家的东西，不许拿。
早上上学，妈妈没给我钱，出来时我一直嘟着嘴。妈妈送我出贸易公司门市大门外时，弯腰看了我一会儿，恍然大悟地给了我一千元。烙饼锅摆在小店门口，我买五个油煎的糖馅饼，看着给我烙饼。到学校后我站在操场的双杠上，一面看刚出的红太阳，一面吃饼。可能妈妈每天给我一千元钱，而那天早上我吃过早饭了，所以没给。其实我记忆中给钱买饼的过程只有这一次，如果不是这次，我也许不会留下记忆的。
我们搬到居仁巷住了，小姑妈来了，（后来爸爸说是爷爷和小姑妈来了，如果当时把她留下，她就是城里人了。可是我不记得来的有爷爷）当时我学的课文是聪明的乌鸦喝瓶里的水。一天早上妈妈把我叫到她的床前，要我看刚出生的小弟弟。小毛，老五，1953年夏出生。
爷爷和小姑妈走了，我们又住回了贸易公司。生下小弟两、三个月，妈妈得了风湿性心脏病住院，小弟没有奶吃，喂米粉豆浆，不久就鸡胸龟背，眼看不行了。萍乡地方小，没条件，妈妈把他送到南昌姥爷家，喂练乳（那时没有鲜奶和奶粉）救过来了。后来妈妈告诉我，爸爸说哪里可能个个孩子都保得住？(他自己是第四个孩子，前三个都夭折了)打算放弃，把妈妈气坏了。这件事妈妈和我一直没让小毛知道。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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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婉]

三

我又去了南昌姥爷家，在法院前小学上学，日子很快乐。“天上的朝霞，好像百花开放，树上的鸟儿，快乐地歌唱．．．我们每天起得早，起来就做早操。”在法院前小学操场上每天早上听这只歌踏着步准备做早操。春游，学校带我们坐船过河，去郊外看桃花。我背着水壶，带着像小开花馒头的硬点心，但有同学没带食品，可能早上也没吃好，饿昏了。
隔壁天主教礼拜堂每个星期天做礼拜，唱诗。不管什麽人，交一百元(一分钱)就可以进去，每人发一大包食品，姥爷不许我们去占这便宜。姥爷很严历，吃饭的时候要抿着嘴，不许出叭哒声、筷子不许在菜盘子里扒拉，要直接夹菜。
妈妈带我去看望尼姑庵里的病重的“庙婆婆”——我的亲姥姥，她是庵里的住持。五舅病死后姥姥畈依佛教，出家做了尼姑，后来做了尼姑庵的住持，我想可能与外祖父是大施主不无关系。姥姥躺在床上，她给我的礼物比给表弟、表妹们的多。她去世了，扣在两口大缸里，从庵里抬出去火化，我被人抱着走在队伍里，手里拿着一根白麻布做的幡。
妈妈把我又接回了萍乡。爸爸领我去于伯伯家做客，他是爸爸妈妈以前农民银行的同事，也是最好的朋友。爸爸吃饭时用筷子在盘子里扒拉挑菜吃，吃完一碗后，将空碗举起来，于伯母接过去盛饭，爸爸没有看着她，我觉得他不礼貌。
1955年我升五年级，妈妈抱着我往医院住院部走，那条路还通体育场，是土路，路边没有居民住房。我看见妈妈在哭，问她为什麽哭，她擦了擦眼泪说没哭。我得了肾炎，住院了。医院有围墙，两个门垛，门外面左侧砖砌的台里一颗大板栗树，结的板栗，剥开带刺的皮，里面是两颗相对的板栗。妈妈常给我送来鸡汤，一小碗，妈妈说一只鸡只熬这一小碗，爸爸爱吃鸡皮，我不记得爸爸来过医院。
从小吃的藕粉和百合粉，藕我知道，但没见过百合。我提出要吃百合，可能这东西不易买到，我提过多次，终于妈妈给我弄来了。熬好给我送来时，路上却让一个挑水的女孩撞打了，还是没吃上。住了两个月的院，妈妈让我重新上四年级。
让我感到很新鲜的是新的钱。以前的钱都是很大一张，以前的一百元，现在是很小一张的一分，我特别喜欢那些铝硬币。
姥爷家在南昌最繁华的街上，来信说阿华太淘气，跑到马路上拦汽车，于是他也被接到萍乡。阿华到萍乡师范附小幼儿园，后来就在萍乡师范附小上小学。我还是在北星小学上学。我们搬到离孔庙不远的屋子，屋里天井中间有一口井。那里应该也是单位的房产，文革期间爸爸在那个位置住过，好像是那个房，但没有井了。
街上来了换饴糖的小贩，挑着罗筐，翻过来的盖上一寸厚一尺直径的一块饴糖用布盖着，手里一块厚铁铲和一根扁铁棒互相敲着：“叮叮哆、叮叮哆．．．”。我们在家里找到一块三角形的铜给小贩，他用扁铁棒和铁铲敲下两块糖。妈妈回来发现皮箱少了一个护角，找了一气没找到，但也没问我们。
阿华来后，淘气的弟弟带动了文静的哥，我们活动的范围大多了。过南门桥走一段路就是稻田。一次我们在稻田边上拣到一条晒死的小鱼，回家丢到井里，不久它竟活过来，欢快的游起来。阿华抓到小螃蟹，他把蟹脚扯下来生吃里面的肉，我不敢吃。
河对岸远处有一溜山，我们曾一下子跑过好几个山头。后来我去看过，那山很远，现在不坐车是不会过去的，很奇怪不到十岁和不到七岁的孩子能跑那麽远。我们还到离铁路不远的另一处山上玩，那儿的树很茂密，有几种小野果，较多的是一种形状像泡菜坛，指节大小，黄、红色，表面油亮，有小短刺，但不影响咀嚼，纯甜味，但不是很甜，嚼完吐渣，叫糖罐子。有一面山坡长的全是一尺左右高的小竹子，我们撅下它，拔出叶芽，在留下的芽孔里插各种各样的野花。
我们又搬到贸易公司院里住，爷爷来了。1956年底，阿兰，老六出生了。爷爷抱她时，总是让她脸朝前，一手托住她的屁股，一手揽着她的肚子。我抱她，她要吃奶，不停的哭，我把下嘴唇给她吸，她就不哭了，但总是把我的嘴唇吸肿了。我买来油炸的酥点心给爷爷吃，他很爱吃，看着他吃我很开心。
妈妈负责糖果产品开发。把白的和不同颜色的糖分别搓成条，又合在一起再搓成条，斜着切成段，就成了有彩条的糖块。把藕片、橘子皮等用糖腌制成蜜饯，萍乡叫“花果”。
我们搬到一个大院子里，应该是机构有了变化，因为这是后来的商业局大院。看门的于公公(南方人管爷爷叫公公)是过去农民银行时的工友，与爸爸妈妈是老同事了，爸爸领着我和阿华到门房去看他。于公公有个躺摇椅，他让爸爸坐在摇椅上，他搬一个小凳坐在跟前。爸爸躺在摇椅上，一边摇着，一边与他聊天。我在一边心里觉得不舒服。
爸爸妈妈心情很不好，常在家里讨论，那个同事现在在哪里，怎麽联系。联系上的人，怎麽认为的，肯不肯出证。他们可能以为我不懂，没有避我。这让我对妈妈的事有基本的了解。
在农民银行时，孔祥熙下令，全体行员集体加入国民党，爸爸妈妈都成了国民党员。当时妈妈在秘书课，课长是区分部书记，他让妈妈收了几个月党费，后来就有头无尾，不了了之了。
1950年妈妈重新工作时填表，问那些南下的党员，共产党里收党费的是什麽？他们告诉是组织委员，妈妈就填了自己是区分部组织委员。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员属反动党团骨干分子、镇反肃反的打击对象，从此，厄运就缠上了妈妈。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时，姓钟的动不动就对她吼叫，让妈妈老实交待。
爸爸妈妈打听过以前的同事，都认为一名银行的练习生，不可能是区分部组织委员。爸爸问了1950年时的领导，他们也认为不对头。由于整个事件有头无尾，搞不清谁是区分部组织委员，而搞翻案又是很大的罪过，没有人敢真的站出来证明妈妈不是区分部组织委员，爸爸妈妈也不敢有所动作。他们感到政治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心境也越来越糟。
记忆中反右运动在爸爸妈妈的单位没形成印象，只记得北星小学门口贴了许多大字报，是批判一位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老师的。这位老师对着一个小瓷人的口吐烟，让烟从底下的孔里冒出来。批判的文章说，他是攻击共产党不让人说话，人们只能从屁眼里冒烟。
萍乡市(不知什麽时候就不是萍乡县了)盖了一个四层的萍乡饭店，这是全市最高最大的建筑。妈妈调去当主管会计，带着我和阿华住在饭店的一间客房里，这段时间可能很短（可能爸爸也住在一起，爸爸在疗养，不在萍乡。我们去南昌后，爸爸还一直住在萍乡饭店的客房里）。记得饭店为某单位办大型的宴会，晚饭时我们吃宴会的“剩菜”，整盘的全鱼、全鸡等，都是没动过的。不知真是剩的，还是故意多带的份。我很喜欢吃扣在盘子上的八宝饭。
突然妈妈就带我们到南昌去了。妈妈的离职是因为当时号召干部申请下放去农村，妈妈不写申请。萍乡饭店的领导找妈妈谈话，妈妈还是不写。理由是自己有六个孩子，还怀着第七个。如果批准下乡，不去是自己食言，要去则无法生活。领导说妈妈历史有严重问题，还不响应号召，没有资格当国家干部。妈妈说：“不当就不当!”，带我们就走了。爸爸疗养回来才知道此事，无法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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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又去了南昌姥爷家，在法院前小学上学，日子很快乐。“天上的朝霞，好像百花开放，树上的鸟儿，快乐地歌唱．．．我们每天起得早，起来就做早操。”在法院前小学操场上每天早上听这只歌踏着步准备做早操。春游，学校带我们坐船过河，去郊外看桃花。我背着水壶，带着像小开花馒头的硬点心，但有同学没带食品，可能早上也没吃好，饿昏了。
隔壁天主教礼拜堂每个星期天做礼拜，唱诗。不管什麽人，交一百元(一分钱)就可以进去，每人发一大包食品，姥爷不许我们去占这便宜。姥爷很严历，吃饭的时候要抿着嘴，不许出叭哒声、筷子不许在菜盘子里扒拉，要直接夹菜。
妈妈带我去看望尼姑庵里的病重的“庙婆婆”——我的亲姥姥，她是庵里的住持。五舅病死后姥姥畈依佛教，出家做了尼姑，后来做了尼姑庵的住持，我想可能与外祖父是大施主不无关系。姥姥躺在床上，她给我的礼物比给表弟、表妹们的多。她去世了，扣在两口大缸里，从庵里抬出去火化，我被人抱着走在队伍里，手里拿着一根白麻布做的幡。
妈妈把我又接回了萍乡。爸爸领我去于伯伯家做客，他是爸爸妈妈以前农民银行的同事，也是最好的朋友。爸爸吃饭时用筷子在盘子里扒拉挑菜吃，吃完一碗后，将空碗举起来，于伯母接过去盛饭，爸爸没有看着她，我觉得他不礼貌。
1955年我升五年级，妈妈抱着我往医院住院部走，那条路还通体育场，是土路，路边没有居民住房。我看见妈妈在哭，问她为什麽哭，她擦了擦眼泪说没哭。我得了肾炎，住院了。医院有围墙，两个门垛，门外面左侧砖砌的台里一颗大板栗树，结的板栗，剥开带刺的皮，里面是两颗相对的板栗。妈妈常给我送来鸡汤，一小碗，妈妈说一只鸡只熬这一小碗，爸爸爱吃鸡皮，我不记得爸爸来过医院。
从小吃的藕粉和百合粉，藕我知道，但没见过百合。我提出要吃百合，可能这东西不易买到，我提过多次，终于妈妈给我弄来了。熬好给我送来时，路上却让一个挑水的女孩撞打了，还是没吃上。住了两个月的院，妈妈让我重新上四年级。
让我感到很新鲜的是新的钱。以前的钱都是很大一张，以前的一百元，现在是很小一张的一分，我特别喜欢那些铝硬币。
姥爷家在南昌最繁华的街上，来信说阿华太淘气，跑到马路上拦汽车，于是他也被接到萍乡。阿华到萍乡师范附小幼儿园，后来就在萍乡师范附小上小学。我还是在北星小学上学。我们搬到离孔庙不远的屋子，屋里天井中间有一口井。那里应该也是单位的房产，文革期间爸爸在那个位置住过，好像是那个房，但没有井了。
街上来了换饴糖的小贩，挑着罗筐，翻过来的盖上一寸厚一尺直径的一块饴糖用布盖着，手里一块厚铁铲和一根扁铁棒互相敲着：“叮叮哆、叮叮哆．．．”。我们在家里找到一块三角形的铜给小贩，他用扁铁棒和铁铲敲下两块糖。妈妈回来发现皮箱少了一个护角，找了一气没找到，但也没问我们。
阿华来后，淘气的弟弟带动了文静的哥，我们活动的范围大多了。过南门桥走一段路就是稻田。一次我们在稻田边上拣到一条晒死的小鱼，回家丢到井里，不久它竟活过来，欢快的游起来。阿华抓到小螃蟹，他把蟹脚扯下来生吃里面的肉，我不敢吃。
河对岸远处有一溜山，我们曾一下子跑过好几个山头。后来我去看过，那山很远，现在不坐车是不会过去的，很奇怪不到十岁和不到七岁的孩子能跑那麽远。我们还到离铁路不远的另一处山上玩，那儿的树很茂密，有几种小野果，较多的是一种形状像泡菜坛，指节大小，黄、红色，表面油亮，有小短刺，但不影响咀嚼，纯甜味，但不是很甜，嚼完吐渣，叫糖罐子。有一面山坡长的全是一尺左右高的小竹子，我们撅下它，拔出叶芽，在留下的芽孔里插各种各样的野花。
我们又搬到贸易公司院里住，爷爷来了。1956年底，阿兰，老六出生了。爷爷抱她时，总是让她脸朝前，一手托住她的屁股，一手揽着她的肚子。我抱她，她要吃奶，不停的哭，我把下嘴唇给她吸，她就不哭了，但总是把我的嘴唇吸肿了。我买来油炸的酥点心给爷爷吃，他很爱吃，看着他吃我很开心。
妈妈负责糖果产品开发。把白的和不同颜色的糖分别搓成条，又合在一起再搓成条，斜着切成段，就成了有彩条的糖块。把藕片、橘子皮等用糖腌制成蜜饯，萍乡叫“花果”。
我们搬到一个大院子里，应该是机构有了变化，因为这是后来的商业局大院。看门的于公公(南方人管爷爷叫公公)是过去农民银行时的工友，与爸爸妈妈是老同事了，爸爸领着我和阿华到门房去看他。于公公有个躺摇椅，他让爸爸坐在摇椅上，他搬一个小凳坐在跟前。爸爸躺在摇椅上，一边摇着，一边与他聊天。我在一边心里觉得不舒服。
爸爸妈妈心情很不好，常在家里讨论，那个同事现在在哪里，怎麽联系。联系上的人，怎麽认为的，肯不肯出证。他们可能以为我不懂，没有避我。这让我对妈妈的事有基本的了解。
在农民银行时，孔祥熙下令，全体行员集体加入国民党，爸爸妈妈都成了国民党员。当时妈妈在秘书课，课长是区分部书记，他让妈妈收了几个月党费，后来就有头无尾，不了了之了。
1950年妈妈重新工作时填表，问那些南下的党员，共产党里收党费的是什麽？他们告诉是组织委员，妈妈就填了自己是区分部组织委员。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员属反动党团骨干分子、镇反肃反的打击对象，从此，厄运就缠上了妈妈。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时，姓钟的动不动就对她吼叫，让妈妈老实交待。
爸爸妈妈打听过以前的同事，都认为一名银行的练习生，不可能是区分部组织委员。爸爸问了1950年时的领导，他们也认为不对头。由于整个事件有头无尾，搞不清谁是区分部组织委员，而搞翻案又是很大的罪过，没有人敢真的站出来证明妈妈不是区分部组织委员，爸爸妈妈也不敢有所动作。他们感到政治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心境也越来越糟。
记忆中反右运动在爸爸妈妈的单位没形成印象，只记得北星小学门口贴了许多大字报，是批判一位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老师的。这位老师对着一个小瓷人的口吐烟，让烟从底下的孔里冒出来。批判的文章说，他是攻击共产党不让人说话，人们只能从屁眼里冒烟。
萍乡市(不知什麽时候就不是萍乡县了)盖了一个四层的萍乡饭店，这是全市最高最大的建筑。妈妈调去当主管会计，带着我和阿华住在饭店的一间客房里，这段时间可能很短（可能爸爸也住在一起，爸爸在疗养，不在萍乡。我们去南昌后，爸爸还一直住在萍乡饭店的客房里）。记得饭店为某单位办大型的宴会，晚饭时我们吃宴会的“剩菜”，整盘的全鱼、全鸡等，都是没动过的。不知真是剩的，还是故意多带的份。我很喜欢吃扣在盘子上的八宝饭。
突然妈妈就带我们到南昌去了。妈妈的离职是因为当时号召干部申请下放去农村，妈妈不写申请。萍乡饭店的领导找妈妈谈话，妈妈还是不写。理由是自己有六个孩子，还怀着第七个。如果批准下乡，不去是自己食言，要去则无法生活。领导说妈妈历史有严重问题，还不响应号召，没有资格当国家干部。妈妈说：“不当就不当!”，带我们就走了。爸爸疗养回来才知道此事，无法挽回了。

[星子]

我问妈妈看上爸爸哪里？她说他脾气好。

你妈聪明

很想写一部移民小说...发现比写诗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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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

我问妈妈看上爸爸哪里？她说他脾气好。

你妈聪明

很想写一部移民小说...发现比写诗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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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婉]

四

妈妈带我们到了南昌姥爷家。老二阿莉、老五阿立从小长在这里；老四阿玉，出生后交给奶妈带，妈妈去接她回来，奶爹和奶妈躲着不见，不肯给，好不容易才要回来。奶爹和奶妈还是经常接过去与他们相聚，他们的女儿取名也是按阿玉的名(从名字看，她像是阿玉的亲妹妹)；老六阿兰比我们先送来南昌姥爷家，什麽时候来的我不清楚。
姥爷家还有婆婆(继外祖母)、老保姆黄妈、二舅跑去台湾时丢下的二儿子、三舅一家四口、四舅一家四口，加上我们八口，一共有二十口人。
姥爷家临街的门面只有一间房宽，三层高。门两侧圆弧柱漆有“路加牙科诊所”的字样说明了天主教的渊源。一条长长的铺有花瓷地砖的长廊由两侧方柱分两段，里面一段的一侧是黑漆长条候诊长凳。上三蹬花瓷地砖阶梯蹬，一扇有半截玻璃窗的门，开门对着大厅兼诊室。大厅左面的走廊有前后楼的楼梯，两个楼梯下是储藏室。大厅右面两间叫药房，实际一间做了客房，一间是饭厅。
前楼二楼住的是老保姆黄妈，她的床头柜上摆着一个相夹，相片已经泛黄了，相片上丈夫、她和儿子站在婆婆身后。兵荒马乱的年代，丈夫、儿子都和她离散不知去向。她已把这里当她的家，二舅丢下的二儿子被她看成自己的亲孙(儿)子(姥爷去世后，她们也的确像亲母子一样一起生活)。
前楼三楼住的是四舅一家四口。四舅很胖，一米七三身高，二百斤。四舅弱智，孩子们背后都叫他“shen tou”(傻瓜，南昌话)，他的儿子很生气。四舅在姥爷指导下做牙科，拔牙、钻牙、杀神经、补牙等都能干，但制做义齿都是姥爷亲自干，不让他插手。姥爷给他找了个穷人家女儿做妻子，四舅妈很精明，看不上四舅。屋顶为镀锡铁皮，夏天晚上大家都在屋顶铺席子露天睡(姥爷和婆婆不去)。
后面一楼、二楼各两间面积较大的房。一楼前面一间婆婆带老二阿莉、老五阿立住，他们从小长就是她带的。后面一间是姥爷的工作室兼卧室，姥爷和二舅的儿子住在这间。姥爷一生都是个辛勤的劳动者，大热天满头银发的他，浑身汗透地配做义齿，孙子、外孙们轮流用蒲扇给他扇风（电扇影响操作），这是我们眼中从小以来的景致。二楼前面一间妈妈带老四阿玉、老六阿兰和以后出生的阿玲住。后面一间住着三舅一家四口。我和阿华住在药房(饭厅)的二楼，里间(客房的二楼)放着许多衣箱。
那时广播里老播“社会主义好”这首歌，第二段“共产党好．．．”里面有一句“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黄妈不让我们唱这首歌。三舅被打为右派分子，原因是攻击苏联老大哥。三舅被送到农村一段时间，没有工资，只发生活费。他是个乐天派，满不在乎。他是同济医科大学四十年代初毕业的主任医师，这种资历的医师太少，还是让他回来行医了。三舅不悔改，在家里还是骂苏联。他还骂单位的群众，有一个人是因为维护群众的利益与领导冲突被打为右派分子的，具体什麽事我忘了。批判他时，就是那些他要维护的群众批得最卖力。
刚到南昌妈妈带我去了一趟奶婆婆家，她家在离南昌不远的农村，有石门框、石阶的高大门墙，进门后空地铺了石板条，进堂屋要上石阶梯，地面铺青砖。当时我小，不会去想，后来回想，这是农村大富人家的房子呀!小地主也住不上的。这样的人家怎麽会去当奶妈？可能是她家解放后土改分的地主房吧。奶婆婆端上的茶是甜的，里面有红枣，还有别的东西。吃饭端上的是光面条，上面什麽也没有，一吃，底下两个卧鸡蛋。
很久以后我知道了妈妈那次是去干什麽。我们刚来不久，一岁半的阿兰在大厅兼诊室撒了泡尿，自己去拿扫帚来扫。母亲正看着乐，姥爷因为孩子在不该撒尿的地方撒尿呵斥她。母亲因此生气，准备带孩子们搬到农村奶婆婆家去。姥爷发现并搞清了原委后，向自己的女儿道了歉，并挽留了女儿和外孙们。这不是一般中国父亲做得到的。姥爷看起来像很严厉，其实是慈爱的。
四舅的确很傻，经常会发飙，骂妈妈“拖油瓶”，“拖油瓶”是指带子女改嫁的女人。因为他傻，妈妈不在意，不理他。妈妈每天起得早，为所有的人烧水。一天我们还没起床，妈妈因责备三舅妈浪费热水发生争执，我起来出门看见楼下厨房门口妈妈抱着头蹲着，三舅、三舅妈两人在打她。不过这事以后，三舅和妈妈兄妹也没记仇。
抗战时三舅在四川念同济医科大学时，与当小学教师的大三舅妈结婚并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1944年生，是这一辈中最大的。三舅的二儿子、二舅的大儿子和我三个同年。三舅的三儿子比阿华大一岁。解放后三舅丢下母子四个跑回南昌，与比他小很多的护士长小三舅妈结婚，后来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和阿华同年，小女儿和阿立同年，长得都很漂亮。
三舅跑后，大三舅妈带着三个孩子跟过来找三舅，路过武汉到她舅舅家。她舅舅尹健是某野战军(打武汉的可能不是林彪的四野)的后勤部长，被朱德叫到北京开会，交待夫人把他这个外甥女留住，不让她去南昌。大三舅妈倔，不听。后来三舅说，如果三个儿子当年留在尹健身边，命运一定会好得多。大三舅妈到南昌共同生活一段后，被小三舅妈打回四川去了。
四舅的两个孩子，男孩像他妈妈一样精，女孩虽然长得很好看，但像他爸爸一样傻(因为她又傻又好看，长大后的生活有些糟)。孩子们中只有四舅的儿子挨过的姥爷打，而且打得非常狠。他偷拿家里的东西出去卖被发现了，姥爷把他的四肢绑在吃饭长凳的四条腿上，用柳条抽。
男孩在一起总是要打架。一般是我和二舅的儿子因为玩发生争执对打，虽然他长得比我壮，我比他大一岁半，还是我占上风。一次我把他压在牙科诊疗椅上，他挣出手从我脸上抓下一块肉，许多年后那块小疤痕都能看见。
四舅的儿子不跟谁玩，打架一般都是因为他爸爸“被辱”。四舅会把四舅妈不肯与他发生性关系、踢他的生殖器这种事写在日历纸上，有时我们还找到他保存的旧社会妓院的性交照片，四舅的儿子遭到嘲笑后就会动手。我和二舅的儿子比他大，他不敢动。他比阿华大半岁，就和阿华打。阿华比他力气大，每次都是他输。一次在前廊阿华把他压在地上，我坐在候诊长凳上告诉阿华怎麽戏弄他，三舅从外面进来看见，责备我，弟弟们打架当哥哥的不阻拦还添油。
我没有到法院前小学上学，去的是凤凰坡小学。凤凰坡小学在一片贫民区中，低矮的校门里面一片小场地，一个二层小楼。只上了不到一个学期，我只记得拿着墨水瓶和蘸水笔在门口排队，去别的学校参加初中入学考试。几年后我看到从萍乡转学来的成绩单，相当于B3大小的牛皮纸对折，很多小格，每科每天都有一格，上面几乎都是1分。不及格都是打2分(5分制)，怎麽还会有1分？我去问妈妈。妈妈说不交作业打1分，你总是不做作业，所以都是1分。法院前小学见你这个成绩单不要你，婆婆的侄子在凤凰坡小学，你才上的学。
阿华从萍乡师范附小转到法院前小学，到班上第一天就和现任孩子王打了一架，从此确立了新孩子王的地位，一直延续到离开学校进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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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妈妈带我们到了南昌姥爷家。老二阿莉、老五阿立从小长在这里；老四阿玉，出生后交给奶妈带，妈妈去接她回来，奶爹和奶妈躲着不见，不肯给，好不容易才要回来。奶爹和奶妈还是经常接过去与他们相聚，他们的女儿取名也是按阿玉的名(从名字看，她像是阿玉的亲妹妹)；老六阿兰比我们先送来南昌姥爷家，什麽时候来的我不清楚。
姥爷家还有婆婆(继外祖母)、老保姆黄妈、二舅跑去台湾时丢下的二儿子、三舅一家四口、四舅一家四口，加上我们八口，一共有二十口人。
姥爷家临街的门面只有一间房宽，三层高。门两侧圆弧柱漆有“路加牙科诊所”的字样说明了天主教的渊源。一条长长的铺有花瓷地砖的长廊由两侧方柱分两段，里面一段的一侧是黑漆长条候诊长凳。上三蹬花瓷地砖阶梯蹬，一扇有半截玻璃窗的门，开门对着大厅兼诊室。大厅左面的走廊有前后楼的楼梯，两个楼梯下是储藏室。大厅右面两间叫药房，实际一间做了客房，一间是饭厅。
前楼二楼住的是老保姆黄妈，她的床头柜上摆着一个相夹，相片已经泛黄了，相片上丈夫、她和儿子站在婆婆身后。兵荒马乱的年代，丈夫、儿子都和她离散不知去向。她已把这里当她的家，二舅丢下的二儿子被她看成自己的亲孙(儿)子(姥爷去世后，她们也的确像亲母子一样一起生活)。
前楼三楼住的是四舅一家四口。四舅很胖，一米七三身高，二百斤。四舅弱智，孩子们背后都叫他“shen tou”(傻瓜，南昌话)，他的儿子很生气。四舅在姥爷指导下做牙科，拔牙、钻牙、杀神经、补牙等都能干，但制做义齿都是姥爷亲自干，不让他插手。姥爷给他找了个穷人家女儿做妻子，四舅妈很精明，看不上四舅。屋顶为镀锡铁皮，夏天晚上大家都在屋顶铺席子露天睡(姥爷和婆婆不去)。
后面一楼、二楼各两间面积较大的房。一楼前面一间婆婆带老二阿莉、老五阿立住，他们从小长就是她带的。后面一间是姥爷的工作室兼卧室，姥爷和二舅的儿子住在这间。姥爷一生都是个辛勤的劳动者，大热天满头银发的他，浑身汗透地配做义齿，孙子、外孙们轮流用蒲扇给他扇风（电扇影响操作），这是我们眼中从小以来的景致。二楼前面一间妈妈带老四阿玉、老六阿兰和以后出生的阿玲住。后面一间住着三舅一家四口。我和阿华住在药房(饭厅)的二楼，里间(客房的二楼)放着许多衣箱。
那时广播里老播“社会主义好”这首歌，第二段“共产党好．．．”里面有一句“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黄妈不让我们唱这首歌。三舅被打为右派分子，原因是攻击苏联老大哥。三舅被送到农村一段时间，没有工资，只发生活费。他是个乐天派，满不在乎。他是同济医科大学四十年代初毕业的主任医师，这种资历的医师太少，还是让他回来行医了。三舅不悔改，在家里还是骂苏联。他还骂单位的群众，有一个人是因为维护群众的利益与领导冲突被打为右派分子的，具体什麽事我忘了。批判他时，就是那些他要维护的群众批得最卖力。
刚到南昌妈妈带我去了一趟奶婆婆家，她家在离南昌不远的农村，有石门框、石阶的高大门墙，进门后空地铺了石板条，进堂屋要上石阶梯，地面铺青砖。当时我小，不会去想，后来回想，这是农村大富人家的房子呀!小地主也住不上的。这样的人家怎麽会去当奶妈？可能是她家解放后土改分的地主房吧。奶婆婆端上的茶是甜的，里面有红枣，还有别的东西。吃饭端上的是光面条，上面什麽也没有，一吃，底下两个卧鸡蛋。
很久以后我知道了妈妈那次是去干什麽。我们刚来不久，一岁半的阿兰在大厅兼诊室撒了泡尿，自己去拿扫帚来扫。母亲正看着乐，姥爷因为孩子在不该撒尿的地方撒尿呵斥她。母亲因此生气，准备带孩子们搬到农村奶婆婆家去。姥爷发现并搞清了原委后，向自己的女儿道了歉，并挽留了女儿和外孙们。这不是一般中国父亲做得到的。姥爷看起来像很严厉，其实是慈爱的。
四舅的确很傻，经常会发飙，骂妈妈“拖油瓶”，“拖油瓶”是指带子女改嫁的女人。因为他傻，妈妈不在意，不理他。妈妈每天起得早，为所有的人烧水。一天我们还没起床，妈妈因责备三舅妈浪费热水发生争执，我起来出门看见楼下厨房门口妈妈抱着头蹲着，三舅、三舅妈两人在打她。不过这事以后，三舅和妈妈兄妹也没记仇。
抗战时三舅在四川念同济医科大学时，与当小学教师的大三舅妈结婚并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1944年生，是这一辈中最大的。三舅的二儿子、二舅的大儿子和我三个同年。三舅的三儿子比阿华大一岁。解放后三舅丢下母子四个跑回南昌，与比他小很多的护士长小三舅妈结婚，后来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和阿华同年，小女儿和阿立同年，长得都很漂亮。
三舅跑后，大三舅妈带着三个孩子跟过来找三舅，路过武汉到她舅舅家。她舅舅尹健是某野战军(打武汉的可能不是林彪的四野)的后勤部长，被朱德叫到北京开会，交待夫人把他这个外甥女留住，不让她去南昌。大三舅妈倔，不听。后来三舅说，如果三个儿子当年留在尹健身边，命运一定会好得多。大三舅妈到南昌共同生活一段后，被小三舅妈打回四川去了。
四舅的两个孩子，男孩像他妈妈一样精，女孩虽然长得很好看，但像他爸爸一样傻(因为她又傻又好看，长大后的生活有些糟)。孩子们中只有四舅的儿子挨过的姥爷打，而且打得非常狠。他偷拿家里的东西出去卖被发现了，姥爷把他的四肢绑在吃饭长凳的四条腿上，用柳条抽。
男孩在一起总是要打架。一般是我和二舅的儿子因为玩发生争执对打，虽然他长得比我壮，我比他大一岁半，还是我占上风。一次我把他压在牙科诊疗椅上，他挣出手从我脸上抓下一块肉，许多年后那块小疤痕都能看见。
四舅的儿子不跟谁玩，打架一般都是因为他爸爸“被辱”。四舅会把四舅妈不肯与他发生性关系、踢他的生殖器这种事写在日历纸上，有时我们还找到他保存的旧社会妓院的性交照片，四舅的儿子遭到嘲笑后就会动手。我和二舅的儿子比他大，他不敢动。他比阿华大半岁，就和阿华打。阿华比他力气大，每次都是他输。一次在前廊阿华把他压在地上，我坐在候诊长凳上告诉阿华怎麽戏弄他，三舅从外面进来看见，责备我，弟弟们打架当哥哥的不阻拦还添油。
我没有到法院前小学上学，去的是凤凰坡小学。凤凰坡小学在一片贫民区中，低矮的校门里面一片小场地，一个二层小楼。只上了不到一个学期，我只记得拿着墨水瓶和蘸水笔在门口排队，去别的学校参加初中入学考试。几年后我看到从萍乡转学来的成绩单，相当于B3大小的牛皮纸对折，很多小格，每科每天都有一格，上面几乎都是1分。不及格都是打2分(5分制)，怎麽还会有1分？我去问妈妈。妈妈说不交作业打1分，你总是不做作业，所以都是1分。法院前小学见你这个成绩单不要你，婆婆的侄子在凤凰坡小学，你才上的学。
阿华从萍乡师范附小转到法院前小学，到班上第一天就和现任孩子王打了一架，从此确立了新孩子王的地位，一直延续到离开学校进工厂。

[林婉]

五

我考进了和姥爷家同一个街区的南昌三中，街区西边的胜利路和南边的中山路是当时南昌的最主要的马路，北边的民德路和东边的象山路也是大马路，三中在街区中间，所以整个街区没有小街巷，胜利路这一段叫洗马池，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八一起义纪念馆在中山路这一段的路对面。现在的南昌大多了，当时我们觉得很远的，看作城边的，后来修的八一大道成了城中心。
进校时，正在大炼钢铁，操场上排着一个个土堆的炉子，有的扒开了，还有一团团的有蜂窝眼的大“铁”块。我们太小，没有参加大炼钢铁。可能是布置了收集原料，一大早我跟着一个同学，他带了钳工铁锯，去锯姥爷家斜对门的银行铁拉门。银行里面的人打开里门看见后，跟我们商量说，他们也有收集废铁的任务，我们锯走了，他们也完不成任务了，让我们去别的地方找废铁。
市里组织义务劳动修青山路，我们都去挑土，有女同学拿着本子记每个人挑的数量。我肩膀压得疼得受不了，腰压得也酸，落后太多又觉的丢脸，咬牙挺着。实在不行就去装筐，挑土的人比装筐的人多得多，弯着腰只见眼前的筐总是排的不少，没有能直腰的时候。这天的劳动，我这辈子也忘不了，好在以后没再来。
一次下农村，不记得干什麽，应该是劳动，要带被子去住，只记得两件事。一个同学家里没有被子让他带，和我共用被子。他身上有股骚臭味，白天我闻被子还遗留着那股味。我们关系挺好的，不可能不让他盖。我要他自己闻，他闻了说没有味。那时我不懂自己闻不出自己的味，认为他撒谎。还有一件事，晚上远远看见市里有地方失火，很担心是自己家。这是我无数次牵挂中第一次体验牵挂的滋味。
学校组织进山游玩，到了一个幽深山里掩藏在浓密树中的古庙。一进庙门有一个石栏杆围的浅水池，池里有乌龟在游。我们在庙后面的围廊吃煮豆，外面的石壁是青黑的，弯弯的树枝很密，看不见天。你可能想，写这些干什麽？要知道，我六十多岁了，五十年来好多次回想起它。
也住在胜利路的两个同学，一个同学家是搞石板印刷的，当街门面摆了架子上的上下两块可以打开的大厚白石板。他爸爸毛笔字写得很好，写完的字不知怎麽弄到下面那块石板面上了，一张一张的印，石板面上的字也不会掉。一个同学家是照着相片画瓷板画的，门口摆的瓷板画中有一幅妈妈与小孩合照的彩色瓷板画，孩子的爸爸定制的，他的妻儿因火车出事死了。
同学领我去河里摸蛤蜊，用脚在泥里踩，踩到蛤蜊就憋一口气弯腰检起来。那时我还不大懂水性，踩到一个坑就沉了下去，头没入水中，手脚乱舞。同学发现扶了一把，站起来水才到胸口，原来自己是斜着躺下去了。
1958年底，阿玲，老七出生了，奶婆婆来帮妈妈。现在想起来，我们那时已经很穷了，自己过日子钱都不够，奶婆婆是无偿支援来了，就像妈妈帮女儿，妈妈小时的事就是这次听她说的。奶婆婆有沙眼，没有那麽多毛巾，她不管是大人的还是哪几个孩子的，扯过来就用，我也染上了沙眼，不过以后也好了。
放假了，教室课桌都摞起来，不让学生进教室玩。同学们晚上进去摆桌子打乒乓球，被班主任发现了。班主任是个男的老教师(初三换了女的老教师)，他让我们到门口站一排，用讲义夹每人头上打一下，轮到我跳过去了，我没挨打。
爸爸一个月工资七十多元，每月寄五十元给妈妈我们八个人用，虽然房租不用花钱，光吃饭穿衣还是不够。妈妈搬个小桌子凳子，到邮电局门口替人写信。我上学放学都要从马路对面走过，觉得丢脸，不敢到她跟前去。妈妈后来由居委会安排到文具店当售货员，让我心里感到轻松了。家里很困难，妈妈还是会给我零花钱，但我几乎不花，五分钱的电影票自己从来舍不得买，小时候没看过什麽电影。
三中是个平民学校，但也有不少人才。我们班有个发育得早的同学，我觉得他像个老头，穿着不知谁的旧皮鞋，外号叫“大皮鞋”。“大皮鞋”会拉二胡，拉得像大人一样好。我们班还有两个同学去青岛参加全国中学生运动会，都是跑百米，女的跑十二秒七、男的十一秒多，同学们觉得他俩非常了不起。
有一个军队干部的儿子，小干部，营级。南昌有专门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育才学校，不知是级别不够还是居住地的原因他上了三中。(从1958年开始到1964年，恰好我在校的六年，三中升学率全省第一。我上高中时育才学校的好学生就转来三中，能达到中等水平，也有中上的。)这个同学把我攒的一块钱借去一直不还，我憋不住了向他要，他不屑地说：“不就一块钱吗？还要还？”我追着要，他就一分两分的还，被他赖掉了。以后我就对干部子弟反感。
城里居民也成了人民公社社员，粮食都交上去了，都去吃食堂。开始还是吃干饭，后来就吃稠粥了。从食堂用“钢精锅”(铝锅)把粥打回来，妈妈总是让我们吃完才吃。妈妈发现居委会主任贪污粮食，于是就告发她，居委会主任是个姓吴的胖女人。可能告的效果并不好，告状的事持续了许久。
有同学告诉我，公社开会批斗我妈妈，还说我妈妈是被管制分子，每个星期要去派出所报到。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告发居委会主任而挨批斗，但妈妈还在继续告发。当时我不明白什麽是被管制分子，几年后明白了，被管制分子是“阶级敌人”、“专政对象”、“地、富、反、坏、右”。被管制分子每个星期要去公安派出所报到，如要离开本地须公安派出所批准。我没问过妈妈，同学说的是不是事实。
吃的东西越来越少，大家成天都觉得饿。学校有农场，我们去农场收花生。花生长在土里，拔出来抖掉土，把花生摘下来放到筐里。同学们一面干、一面偷偷剥花生吃，我也一样。老师发现了，走到各人跟前，问谁偷吃了，同学们都否认。走到我跟前问我时，我摇摇头，一伸舌头。缩脖子、伸舌头本来是孩子淘气了被管教时的一种反应，我这一伸把自己卖了：“没吃？你舌头上是什麽？”不过老师对我们并没怎样。
吃的东西还是能买到的，不过非常贵。姥爷十元一斤买鳝鱼吃，七十岁的人还是一家的支柱，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体的重要。鳝鱼只有姥爷一人吃，有两人能沾上点。第一是二舅的儿子，他没爹没妈。还有一个是小毛，他小时吃不到奶，都鸡胸龟背眼看不行了，到姥爷家吃炼乳救过来，虽然发育正常，还是太瘦。
春节爸爸探亲，带来一条腊肉和一小皮箱(它后来随我上大学和走上工作岗位)桔子。那一条腊肉妈妈一直留着，一次切几片蒸给姥爷吃。桔子孩子们(各家的都有)一人每天一个，很快就吃完了。
姥爷家来聊天的朋友中的一个老工程师吴光楚，女儿从美国给他寄的大米白面，他送来给姥爷一些。那米有中国米的三倍长，面蒸的馒头是几乎透明的。朋友中的另一个，自己开业的土耳其人眼科医师吴星，不知为什麽事被罚了三千块钱。三千块当时是不得了的大数，他一病不起，死了。
姨妈和姨爹来了。姨妈大连俄语专科学校毕业，学校是军校，入学算参军，有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高岗署名的军人光荣证。她和姨爹在北京公主坟海军司令部工作，姨爹上海交大毕业，大尉。妈妈用鸡蛋猪油炒饭招待她们，只有她们吃。姨妈和三舅的矛盾就是这次她自己给我讲的，说三舅自私。现在回想，她还是心眼小，性格偏激。
小毛喜欢自己动手(2000年以后买的那套房子，装修和家具都是自己干的)，七、八岁的他把妈妈给他做的新棉鞋剪开，要改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妈妈发现后要责备他，姨妈拦住了，说这是他的优点，要鼓励他。几年以后妈妈告诉我，姨妈和姨爹来本来是要领养阿兰的，来后又改主意了。我猜想她是看见四岁的阿兰和妈妈那麽亲，怕自己带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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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考进了和姥爷家同一个街区的南昌三中，街区西边的胜利路和南边的中山路是当时南昌的最主要的马路，北边的民德路和东边的象山路也是大马路，三中在街区中间，所以整个街区没有小街巷，胜利路这一段叫洗马池，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八一起义纪念馆在中山路这一段的路对面。现在的南昌大多了，当时我们觉得很远的，看作城边的，后来修的八一大道成了城中心。
进校时，正在大炼钢铁，操场上排着一个个土堆的炉子，有的扒开了，还有一团团的有蜂窝眼的大“铁”块。我们太小，没有参加大炼钢铁。可能是布置了收集原料，一大早我跟着一个同学，他带了钳工铁锯，去锯姥爷家斜对门的银行铁拉门。银行里面的人打开里门看见后，跟我们商量说，他们也有收集废铁的任务，我们锯走了，他们也完不成任务了，让我们去别的地方找废铁。
市里组织义务劳动修青山路，我们都去挑土，有女同学拿着本子记每个人挑的数量。我肩膀压得疼得受不了，腰压得也酸，落后太多又觉的丢脸，咬牙挺着。实在不行就去装筐，挑土的人比装筐的人多得多，弯着腰只见眼前的筐总是排的不少，没有能直腰的时候。这天的劳动，我这辈子也忘不了，好在以后没再来。
一次下农村，不记得干什麽，应该是劳动，要带被子去住，只记得两件事。一个同学家里没有被子让他带，和我共用被子。他身上有股骚臭味，白天我闻被子还遗留着那股味。我们关系挺好的，不可能不让他盖。我要他自己闻，他闻了说没有味。那时我不懂自己闻不出自己的味，认为他撒谎。还有一件事，晚上远远看见市里有地方失火，很担心是自己家。这是我无数次牵挂中第一次体验牵挂的滋味。
学校组织进山游玩，到了一个幽深山里掩藏在浓密树中的古庙。一进庙门有一个石栏杆围的浅水池，池里有乌龟在游。我们在庙后面的围廊吃煮豆，外面的石壁是青黑的，弯弯的树枝很密，看不见天。你可能想，写这些干什麽？要知道，我六十多岁了，五十年来好多次回想起它。
也住在胜利路的两个同学，一个同学家是搞石板印刷的，当街门面摆了架子上的上下两块可以打开的大厚白石板。他爸爸毛笔字写得很好，写完的字不知怎麽弄到下面那块石板面上了，一张一张的印，石板面上的字也不会掉。一个同学家是照着相片画瓷板画的，门口摆的瓷板画中有一幅妈妈与小孩合照的彩色瓷板画，孩子的爸爸定制的，他的妻儿因火车出事死了。
同学领我去河里摸蛤蜊，用脚在泥里踩，踩到蛤蜊就憋一口气弯腰检起来。那时我还不大懂水性，踩到一个坑就沉了下去，头没入水中，手脚乱舞。同学发现扶了一把，站起来水才到胸口，原来自己是斜着躺下去了。
1958年底，阿玲，老七出生了，奶婆婆来帮妈妈。现在想起来，我们那时已经很穷了，自己过日子钱都不够，奶婆婆是无偿支援来了，就像妈妈帮女儿，妈妈小时的事就是这次听她说的。奶婆婆有沙眼，没有那麽多毛巾，她不管是大人的还是哪几个孩子的，扯过来就用，我也染上了沙眼，不过以后也好了。
放假了，教室课桌都摞起来，不让学生进教室玩。同学们晚上进去摆桌子打乒乓球，被班主任发现了。班主任是个男的老教师(初三换了女的老教师)，他让我们到门口站一排，用讲义夹每人头上打一下，轮到我跳过去了，我没挨打。
爸爸一个月工资七十多元，每月寄五十元给妈妈我们八个人用，虽然房租不用花钱，光吃饭穿衣还是不够。妈妈搬个小桌子凳子，到邮电局门口替人写信。我上学放学都要从马路对面走过，觉得丢脸，不敢到她跟前去。妈妈后来由居委会安排到文具店当售货员，让我心里感到轻松了。家里很困难，妈妈还是会给我零花钱，但我几乎不花，五分钱的电影票自己从来舍不得买，小时候没看过什麽电影。
三中是个平民学校，但也有不少人才。我们班有个发育得早的同学，我觉得他像个老头，穿着不知谁的旧皮鞋，外号叫“大皮鞋”。“大皮鞋”会拉二胡，拉得像大人一样好。我们班还有两个同学去青岛参加全国中学生运动会，都是跑百米，女的跑十二秒七、男的十一秒多，同学们觉得他俩非常了不起。
有一个军队干部的儿子，小干部，营级。南昌有专门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育才学校，不知是级别不够还是居住地的原因他上了三中。(从1958年开始到1964年，恰好我在校的六年，三中升学率全省第一。我上高中时育才学校的好学生就转来三中，能达到中等水平，也有中上的。)这个同学把我攒的一块钱借去一直不还，我憋不住了向他要，他不屑地说：“不就一块钱吗？还要还？”我追着要，他就一分两分的还，被他赖掉了。以后我就对干部子弟反感。
城里居民也成了人民公社社员，粮食都交上去了，都去吃食堂。开始还是吃干饭，后来就吃稠粥了。从食堂用“钢精锅”(铝锅)把粥打回来，妈妈总是让我们吃完才吃。妈妈发现居委会主任贪污粮食，于是就告发她，居委会主任是个姓吴的胖女人。可能告的效果并不好，告状的事持续了许久。
有同学告诉我，公社开会批斗我妈妈，还说我妈妈是被管制分子，每个星期要去派出所报到。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告发居委会主任而挨批斗，但妈妈还在继续告发。当时我不明白什麽是被管制分子，几年后明白了，被管制分子是“阶级敌人”、“专政对象”、“地、富、反、坏、右”。被管制分子每个星期要去公安派出所报到，如要离开本地须公安派出所批准。我没问过妈妈，同学说的是不是事实。
吃的东西越来越少，大家成天都觉得饿。学校有农场，我们去农场收花生。花生长在土里，拔出来抖掉土，把花生摘下来放到筐里。同学们一面干、一面偷偷剥花生吃，我也一样。老师发现了，走到各人跟前，问谁偷吃了，同学们都否认。走到我跟前问我时，我摇摇头，一伸舌头。缩脖子、伸舌头本来是孩子淘气了被管教时的一种反应，我这一伸把自己卖了：“没吃？你舌头上是什麽？”不过老师对我们并没怎样。
吃的东西还是能买到的，不过非常贵。姥爷十元一斤买鳝鱼吃，七十岁的人还是一家的支柱，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体的重要。鳝鱼只有姥爷一人吃，有两人能沾上点。第一是二舅的儿子，他没爹没妈。还有一个是小毛，他小时吃不到奶，都鸡胸龟背眼看不行了，到姥爷家吃炼乳救过来，虽然发育正常，还是太瘦。
春节爸爸探亲，带来一条腊肉和一小皮箱(它后来随我上大学和走上工作岗位)桔子。那一条腊肉妈妈一直留着，一次切几片蒸给姥爷吃。桔子孩子们(各家的都有)一人每天一个，很快就吃完了。
姥爷家来聊天的朋友中的一个老工程师吴光楚，女儿从美国给他寄的大米白面，他送来给姥爷一些。那米有中国米的三倍长，面蒸的馒头是几乎透明的。朋友中的另一个，自己开业的土耳其人眼科医师吴星，不知为什麽事被罚了三千块钱。三千块当时是不得了的大数，他一病不起，死了。
姨妈和姨爹来了。姨妈大连俄语专科学校毕业，学校是军校，入学算参军，有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高岗署名的军人光荣证。她和姨爹在北京公主坟海军司令部工作，姨爹上海交大毕业，大尉。妈妈用鸡蛋猪油炒饭招待她们，只有她们吃。姨妈和三舅的矛盾就是这次她自己给我讲的，说三舅自私。现在回想，她还是心眼小，性格偏激。
小毛喜欢自己动手(2000年以后买的那套房子，装修和家具都是自己干的)，七、八岁的他把妈妈给他做的新棉鞋剪开，要改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妈妈发现后要责备他，姨妈拦住了，说这是他的优点，要鼓励他。几年以后妈妈告诉我，姨妈和姨爹来本来是要领养阿兰的，来后又改主意了。我猜想她是看见四岁的阿兰和妈妈那麽亲，怕自己带不亲。

[林婉]

六

妈妈挺不住了，通过街道办事处，找萍乡商业局，希望恢复工作。第一次去查商业局的挡案，到1958年就中断了记载，没有任何记录，没有记录无法处理。妈妈不甘心，还去找，第二次在市政府未处理文件中找到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是萍乡饭店打的，说妈妈自身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又对抗党的干部下放号召，决定开除公职。找到的报告放进了挡案，恢复工作不行了，挡案里反倒增加了一个污点。
本来妈妈是自动离职，如果担心真的被下放，软声软气和领导商量，要求自动离职就是了。妈妈性子刚烈，不说软话，把领导惹火了。领导更是心狠手辣，明明是自动离职，人都走了还要捅一刀。现在的人可能不理解，当时挡案里的一个污点影响的不仅是本人，子女也要受牵连。文革开始成立红卫兵时，同学查了我的档案后告诉我，我妈妈有两大污点。第一她是内部掌握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二是她对抗党的干部下放号召被开除公职。不过我没问过妈妈，开除公职的事，1980年我在清华大学念研究生时到商业部为妈妈平反，妈妈告诉了我细节。
生活实在扛不下去了，妈妈去了码头当挑夫，从船上往岸上挑煤。一个没干过这种工作的强壮男人，也是干不了挑夫的。妈妈，富家小姐出身，一直做文职工作，七个孩子的妈妈，孩子们吃完饭她才吃，也不知道她吃了还是没吃，去挑煤! 当时的流行病是饥饿造成的浮肿，三舅说上面有令，不许他们这些医师给病人下浮肿的诊断。二十个人在姥爷的这个院子里生活，只有妈妈一人浮肿。
为了孩子们，黄妈也立下了功劳。后院有隔壁饭店时鲜楼的厨房，骨头筐就放在那里。她半夜去把骨头筐搬来，把大骨棒砸开，用大锅煮汤。煮好后把孩子们叫起来，吸骨髓、啃剩肉、喝汤。完事后，把骨头筐整理好放回去。
那时候饭店里卖“高级点心”，其实就是甜的软糕点。妈妈带我一人去，要了一份看着我吃。我把甜羹喝了，不肯吃糕点，带回去分给弟弟妹妹了。长大后回想，我是大哥，妈妈把本该给最小的孩子的待遇给了我。现在我想，当时妈妈坐在那里看着我吃，想着弟弟妹妹们心里肯定很难过。我还享受了另一次特殊待遇，过15岁生日姥爷买了一条鱼，我一人吃，而且让我在楼上吃，不让别人看见。我很心疼两个小妹，用我攒的零钱买了小饴糖饼，看着他们吃心里很舒服。
最困难的这段时间过去了，不吃食堂了，情况逐渐缓和了。别的家都能吃梅干菜烧肉，我们却总是罗卜白菜。离得不远的，开另一家牙科诊所的牙医，他有九个孩子，七男二女。老五和我同岁，和阿华是朋友。老六、老七是女孩，老七和阿玉是朋友。老八和小毛是朋友。老九和老大的儿子同岁，老大第二个孩子是女孩。老大在北京的大学当试验员，试验员是工人，老大媳妇是同教研室的老师，他家很是骄傲。的确，那时大学老师是很受尊重的。他家磨着一定要妈妈给带老大的女儿，每月十五元，在我们家吃一顿饭。妈妈单给她做的梅干菜烧肉喂她，我的小妹妹们却和我一样吃得那麽差。小妹妹们懂事，从来没要过，甚至都不看，我看着心里非常难受。
从初中后期以后，星期天我常去市图书馆看书，吃完早饭去，不吃午饭，闭馆回家。不管多厚的小说，我都在一天看完。我喜欢天文、星图，能把许多星座认出来。喜欢希腊罗马神话、生物、各国的地理。一次数学竞赛，两堂课，第一堂一道也没做出来，第二堂一下全做出来了，以后我考试遇到难题憋住了也都不会慌。夏天晚上在前楼房顶睡觉，刚开的三角课，我想和妈妈讨论，她说她学的东西全忘光了。
我升入了高中。学校做操全校都在操场上排着，操场分两部分，中间一排大树，我们班在后部分左边。高一下学期开学，做操时我发现前面其它班有些人回头看我，原来是第一个学期期末考试我各科全一百分。同学说这种情况都会入团，我却没动静。整个高中每次考完后，校门的红纸上我都是学习积极分子，三好学生一次都没有。
二舅1948年去了台湾，解放后每年政府都要姥爷录音对台广播，给二舅喊话。1962年，台湾的堂舅环球旅行从英国来信告知姥爷，二舅已去世，政府就不再要外祖父录音了。
妈妈给我和阿华每人买了一件新外衣，不是平纹布，也不是卡叽和华达，没有那麽厚，纱很细，厚度和平纹布一样，织纹是一个方向的宽斜纹中有另一个方向的细斜纹，黑灰色。这种织法的布到现在我再也没见过，当时我们非常喜欢。穿了不长时间，洗了晾在院子里，晚上被小偷偷走了。第二天查看，小偷是从旁边巷子爬墙，经过我和阿华的二楼房间窗前偷的。以后我有好多天晚上睡不着，总觉得外面有动静。
妈妈买了一条“更生布”的裤子给我，就是用废纤维再生织的布，质料看去像装粮食的麻袋布，蓝色的。我不要，大妹妹很高兴的要了。冬天同学的衣服从里到外一般是内衣、毛衣或绒衣、带栽绒领的短棉大衣，让我很羡慕。我们穿的都是带补丁的衣服，补丁多的当内衣，补丁少的穿在外面。绒衣和棉衣都是姨妈1950年参军时发的，入大连俄专念书就是入伍。妈妈把棉衣拆开，翻个面，染蓝，再做上，我一直穿到大学毕业。同学们把我的棉衣这个穿穿那个穿穿，现在回想他们那样可能有嘲弄的味道，可是当时我没有这种感觉。回想以前，因为自家的穷困，我对别人有羡慕，但从未感到过羞愧。
省军区参谋长，两杠四颗星(不像现在，两杠四颗星满地跑，那时两杠两颗星就是“高干”，市面上很少看到)，把儿子送到我们班，住校，和我同座，在最后一排。他很和善，挺老实。时间不是很长，一个星期一，他没来上课。同学说，星期六他爸爸接他走了，在轿车边大皮靴踢得他满地滚。
小妹妹阿玲能把整副麻将牌从后面认出来。只要一来人，姥爷就让她表演，老头儿那个得意劲没得说了。五、六岁的女孩子，知道美了，羡慕别的孩子的好衣服。我发现她有点欺负小姐姐，进行干予，妈妈不让我干予。（这是孩子的敏感，妈妈态度的变化，别人都没发现，而她感到了）妈妈和婆婆背着爸爸和姥爷，将阿玲给了别人。
妈妈这个错误，给阿玲，给妈妈自己，给所有家庭成员造成的心理创伤，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妈妈后来对我说，两个小妹妹吃不着穿不着，虽然她们从来不要，看着她们羡慕别人的眼光妈妈心里受不了。姨妈没生育，本想要阿兰，后又改主意了。收养阿玲这家的男人在乌鲁木齐工厂，女人是婆婆的远房亲戚，没生育，年龄比妈妈大。
我升高三时，阿莉从十中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二中。二中在东湖边，是校园最美的中学，从1965年接替三中成为升学率最高的学校至今，一直是升学率最高的学校。阿华考上三中念初一。他爱运动，只要有时间就在运动场上。我什麽运动都不参加，外号叫“相公”，南昌话“相”就是站在一边看的意思。阿华回家向我抗议，说我天天站在教室门口看别人玩，丢他的面子。
后来班上兴了掰手腕、举重，竟然我最利害。我可以让别人的手腕压住我的手腕，手指抠住桌边，我一下就翻过来反压住他。举重我能举一百五十斤。老五和阿华在南昌市中学生运动会游泳比赛都拿了两项前六名，他两项都在阿华前面。他很壮，胸肌又大又厚，要和我比掰腕子，我不敢。阿华一撇嘴，让我和老五掰，结果他不堪一击。
一天妈妈高兴的告诉我，国家要设会计师职称，爸爸被评为会计师。妈妈告诉我，解放后定工资以来爸爸一直是单位工资最高的，虽然他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提工资时本应给他，但给他做工作后，他都让出了。这次提工资终于给他提了，又评为会计师。会计师工资有大提升，爸爸同意把提工资的名额又让给别人。结果国家又取消了设会计师职称的决定，爸爸两头都落空了。
过了多年，我对国家工资制度有点了解后知道，国家制定的大学毕业生工资经过两次降低。每月七十多元是未降低时的大学生毕业工资，甚至有可能是经过一次降低的大学生毕业工资。爸爸没有大学学历，七十多元的工资一直是单位最高的，可能是萍乡地方小，没有学历高的人，所以工资都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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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妈妈挺不住了，通过街道办事处，找萍乡商业局，希望恢复工作。第一次去查商业局的挡案，到1958年就中断了记载，没有任何记录，没有记录无法处理。妈妈不甘心，还去找，第二次在市政府未处理文件中找到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是萍乡饭店打的，说妈妈自身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又对抗党的干部下放号召，决定开除公职。找到的报告放进了挡案，恢复工作不行了，挡案里反倒增加了一个污点。
本来妈妈是自动离职，如果担心真的被下放，软声软气和领导商量，要求自动离职就是了。妈妈性子刚烈，不说软话，把领导惹火了。领导更是心狠手辣，明明是自动离职，人都走了还要捅一刀。现在的人可能不理解，当时挡案里的一个污点影响的不仅是本人，子女也要受牵连。文革开始成立红卫兵时，同学查了我的档案后告诉我，我妈妈有两大污点。第一她是内部掌握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二是她对抗党的干部下放号召被开除公职。不过我没问过妈妈，开除公职的事，1980年我在清华大学念研究生时到商业部为妈妈平反，妈妈告诉了我细节。
生活实在扛不下去了，妈妈去了码头当挑夫，从船上往岸上挑煤。一个没干过这种工作的强壮男人，也是干不了挑夫的。妈妈，富家小姐出身，一直做文职工作，七个孩子的妈妈，孩子们吃完饭她才吃，也不知道她吃了还是没吃，去挑煤! 当时的流行病是饥饿造成的浮肿，三舅说上面有令，不许他们这些医师给病人下浮肿的诊断。二十个人在姥爷的这个院子里生活，只有妈妈一人浮肿。
为了孩子们，黄妈也立下了功劳。后院有隔壁饭店时鲜楼的厨房，骨头筐就放在那里。她半夜去把骨头筐搬来，把大骨棒砸开，用大锅煮汤。煮好后把孩子们叫起来，吸骨髓、啃剩肉、喝汤。完事后，把骨头筐整理好放回去。
那时候饭店里卖“高级点心”，其实就是甜的软糕点。妈妈带我一人去，要了一份看着我吃。我把甜羹喝了，不肯吃糕点，带回去分给弟弟妹妹了。长大后回想，我是大哥，妈妈把本该给最小的孩子的待遇给了我。现在我想，当时妈妈坐在那里看着我吃，想着弟弟妹妹们心里肯定很难过。我还享受了另一次特殊待遇，过15岁生日姥爷买了一条鱼，我一人吃，而且让我在楼上吃，不让别人看见。我很心疼两个小妹，用我攒的零钱买了小饴糖饼，看着他们吃心里很舒服。
最困难的这段时间过去了，不吃食堂了，情况逐渐缓和了。别的家都能吃梅干菜烧肉，我们却总是罗卜白菜。离得不远的，开另一家牙科诊所的牙医，他有九个孩子，七男二女。老五和我同岁，和阿华是朋友。老六、老七是女孩，老七和阿玉是朋友。老八和小毛是朋友。老九和老大的儿子同岁，老大第二个孩子是女孩。老大在北京的大学当试验员，试验员是工人，老大媳妇是同教研室的老师，他家很是骄傲。的确，那时大学老师是很受尊重的。他家磨着一定要妈妈给带老大的女儿，每月十五元，在我们家吃一顿饭。妈妈单给她做的梅干菜烧肉喂她，我的小妹妹们却和我一样吃得那麽差。小妹妹们懂事，从来没要过，甚至都不看，我看着心里非常难受。
从初中后期以后，星期天我常去市图书馆看书，吃完早饭去，不吃午饭，闭馆回家。不管多厚的小说，我都在一天看完。我喜欢天文、星图，能把许多星座认出来。喜欢希腊罗马神话、生物、各国的地理。一次数学竞赛，两堂课，第一堂一道也没做出来，第二堂一下全做出来了，以后我考试遇到难题憋住了也都不会慌。夏天晚上在前楼房顶睡觉，刚开的三角课，我想和妈妈讨论，她说她学的东西全忘光了。
我升入了高中。学校做操全校都在操场上排着，操场分两部分，中间一排大树，我们班在后部分左边。高一下学期开学，做操时我发现前面其它班有些人回头看我，原来是第一个学期期末考试我各科全一百分。同学说这种情况都会入团，我却没动静。整个高中每次考完后，校门的红纸上我都是学习积极分子，三好学生一次都没有。
二舅1948年去了台湾，解放后每年政府都要姥爷录音对台广播，给二舅喊话。1962年，台湾的堂舅环球旅行从英国来信告知姥爷，二舅已去世，政府就不再要外祖父录音了。
妈妈给我和阿华每人买了一件新外衣，不是平纹布，也不是卡叽和华达，没有那麽厚，纱很细，厚度和平纹布一样，织纹是一个方向的宽斜纹中有另一个方向的细斜纹，黑灰色。这种织法的布到现在我再也没见过，当时我们非常喜欢。穿了不长时间，洗了晾在院子里，晚上被小偷偷走了。第二天查看，小偷是从旁边巷子爬墙，经过我和阿华的二楼房间窗前偷的。以后我有好多天晚上睡不着，总觉得外面有动静。
妈妈买了一条“更生布”的裤子给我，就是用废纤维再生织的布，质料看去像装粮食的麻袋布，蓝色的。我不要，大妹妹很高兴的要了。冬天同学的衣服从里到外一般是内衣、毛衣或绒衣、带栽绒领的短棉大衣，让我很羡慕。我们穿的都是带补丁的衣服，补丁多的当内衣，补丁少的穿在外面。绒衣和棉衣都是姨妈1950年参军时发的，入大连俄专念书就是入伍。妈妈把棉衣拆开，翻个面，染蓝，再做上，我一直穿到大学毕业。同学们把我的棉衣这个穿穿那个穿穿，现在回想他们那样可能有嘲弄的味道，可是当时我没有这种感觉。回想以前，因为自家的穷困，我对别人有羡慕，但从未感到过羞愧。
省军区参谋长，两杠四颗星(不像现在，两杠四颗星满地跑，那时两杠两颗星就是“高干”，市面上很少看到)，把儿子送到我们班，住校，和我同座，在最后一排。他很和善，挺老实。时间不是很长，一个星期一，他没来上课。同学说，星期六他爸爸接他走了，在轿车边大皮靴踢得他满地滚。
小妹妹阿玲能把整副麻将牌从后面认出来。只要一来人，姥爷就让她表演，老头儿那个得意劲没得说了。五、六岁的女孩子，知道美了，羡慕别的孩子的好衣服。我发现她有点欺负小姐姐，进行干予，妈妈不让我干予。（这是孩子的敏感，妈妈态度的变化，别人都没发现，而她感到了）妈妈和婆婆背着爸爸和姥爷，将阿玲给了别人。
妈妈这个错误，给阿玲，给妈妈自己，给所有家庭成员造成的心理创伤，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妈妈后来对我说，两个小妹妹吃不着穿不着，虽然她们从来不要，看着她们羡慕别人的眼光妈妈心里受不了。姨妈没生育，本想要阿兰，后又改主意了。收养阿玲这家的男人在乌鲁木齐工厂，女人是婆婆的远房亲戚，没生育，年龄比妈妈大。
我升高三时，阿莉从十中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二中。二中在东湖边，是校园最美的中学，从1965年接替三中成为升学率最高的学校至今，一直是升学率最高的学校。阿华考上三中念初一。他爱运动，只要有时间就在运动场上。我什麽运动都不参加，外号叫“相公”，南昌话“相”就是站在一边看的意思。阿华回家向我抗议，说我天天站在教室门口看别人玩，丢他的面子。
后来班上兴了掰手腕、举重，竟然我最利害。我可以让别人的手腕压住我的手腕，手指抠住桌边，我一下就翻过来反压住他。举重我能举一百五十斤。老五和阿华在南昌市中学生运动会游泳比赛都拿了两项前六名，他两项都在阿华前面。他很壮，胸肌又大又厚，要和我比掰腕子，我不敢。阿华一撇嘴，让我和老五掰，结果他不堪一击。
一天妈妈高兴的告诉我，国家要设会计师职称，爸爸被评为会计师。妈妈告诉我，解放后定工资以来爸爸一直是单位工资最高的，虽然他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提工资时本应给他，但给他做工作后，他都让出了。这次提工资终于给他提了，又评为会计师。会计师工资有大提升，爸爸同意把提工资的名额又让给别人。结果国家又取消了设会计师职称的决定，爸爸两头都落空了。
过了多年，我对国家工资制度有点了解后知道，国家制定的大学毕业生工资经过两次降低。每月七十多元是未降低时的大学生毕业工资，甚至有可能是经过一次降低的大学生毕业工资。爸爸没有大学学历，七十多元的工资一直是单位最高的，可能是萍乡地方小，没有学历高的人，所以工资都低。

[林婉]

七

高中班上我和盛润琛最投缘，他的哥哥是留苏回国的，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工程师(当时还没有高级工程师的职称)。他家住的是洋别墅，有留声机和许多唱片，我常去他家听唱片，爱听周信芳沙哑的嗓子，像《徐策跑城》、《追韩信》百听不厌。他家经济条件比较好，那时刚出现塑料拖鞋，晚上逛街时，他会把拖鞋让给赤脚的我（我宁可赤脚，也不愿穿木踏拉板），让我享受享受那种柔软弹性的感觉。
高三了，三中升学率全省第一，我们班又是英雄班，命名“方志敏班”(“文革”中我们班的班志在南昌还被作为“修正主义”的东西批判)。我和妈妈谈到理想，说喜欢搞航空(不想在我职业生涯主要阶段，真的进入航空工业——虽然不是以前想象的工作内容)。
填志愿时我和盛润琛一表第一志愿都填清华大学，第二表我们是以开玩笑的态度填的，所有的内容都填得一模一样。班主任蔡愉不让我填报清华，说我适合学化学，让我填天津大学化工系，我是个没主意的人，听从了。填表需要弄清家庭成分，我去找学校管学生挡案的老师落实，老师翻开一个很大的本子，从大表格上找到我的那一格，我的名字前画了一个记号，家庭成分是旧职员。
第一表发完了通知书我没得到，同学们都认为我已经没希望了。当时学习董加耕，没上大学的都要下乡当农民。父亲得信，从萍乡市赶来南昌，找省市机关工作的老相识，希望能给我在城里安排个工作。父亲得到的答复都是，你们这种情况孩子初中毕业就该到社会上找个工作，不该让孩子念高中，现在这个形势下没办法。意外的，我得到了二表第一志愿武汉钢铁学院的入学通知书。
十几年后我到清华大学念研究生时知道，1964年我如果报考清华大学就一定会被录取，因为只要分高，不管家里什麽问题，清华大学也收。建校七十年校庆，我遇到了高中同学，得知当年清华大学在南昌三中每年收八名，每个班两名，报了就收。而在云南、贵州这样的教育落后省份，全省的招生名额也只有五名。班主任蔡愉坚持不让我报，是把名额给了一个从外校后转来我们班，学习成绩并不出色的人了。
爸爸妈妈早给我准备了八十元钱，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攒下的。去学校报到时，妈妈一定要送我上火车，还托旁边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二年级的一位学生路上关照我。还有几个月我就十八岁了还要妈妈送、托同车人关照，觉得很没面子。
武汉钢铁学院是年教育“大跃进”时从职校(大专)升格的，规模小，也没有高楼大厦。同学中一多半是农民家庭，看来他们中比我家穷的人不少。我上的是冶金系钢铁冶金专业炼铁班，轧钢班一位福建的女同学是赤脚背着行李卷走进来的。少数城市职工家庭，很少干部家庭，我所知道的家长中最大的官是县委第一书记。
班上的团组织委员钟世荣是四川农村来的，看来他和母亲的感情很深，他给我看带来的母亲的照片。农村人结婚早，他的母亲才37岁，妈妈比她大8岁，看起来她比妈妈老。他的母亲把他抚养大肯定吃了不少苦，1966年钟世荣因车祸死了，对他家，对他母亲那是多大的打击!
当时的大学是不用交学费的，学校还发给了助学金，我是丙等，每月十一元五角。伙食费每月十三元五角，家里需要补贴的钱很少。如果没有助学金，伙食费、书费、生活用品摊到每月也需要接近二十，爸爸妈妈将怎麽筹集？有了助学金，不须担心了。入学后的生活在我前一篇文章《四十年来目睹之现状》中做了描述。
妈妈来信，省体操队到小学挑选运动员，阿兰被选去了，不到八岁，前途就有着落了。爸爸妈妈以前农民银行的同事和朋友于伯伯的大女儿，我们叫大姐姐的，是省篮球队的运动员，我们觉得做运动员挺不错。不过不久妈妈来信又说，因为政审(家庭政治条件审查)不合格，阿兰没去成。
放寒假了，我舍不得路费钱，写信给妈妈告诉不回家了。看见同学们大多都走了，想家心切，还是起身回家了。到家时，邮递员刚把我的信递给了妈妈。我说：“我写信说不回来，结果还是回来了。”
家里厨房门口两口大缸，能装十几担水，孩子们小时，是买街上挑水的人的水。孩子们大了后就自己挑了，一分钱两块水牌，到自来水管交牌接水。三舅的女儿没挑过水。我的印象中四舅的儿子也没挑过水，很少见他在家待。二舅的儿子挑过水，但记忆中主要是我和阿华挑水。自来水管在电政路的北头，来回一里路吧，我总是一气把缸挑满。
放假回家了，看见阿莉挑着水桶去挑水，我心疼妹妹，抢过来自己去挑，挑回来见在哭。我问为什麽哭，她说我总是夸阿玉勤快，我抢她的担子是责备她懒。我解释，夸阿玉勤快是事实，但完全没有与阿莉对比的意思，但效果不好。
我是个敏感的人，觉得妈妈对阿玉有些不公，阿玉做得好她看不见，稍有点毛病就加指责。我猜可能是阿玉由奶妈带大，妈妈跟她不亲。我向妈妈提出过这个问题，妈妈不同意我的说法，说她不偏心，对每个孩子都一样。我在妈妈前常夸阿玉勤快，一方面让妈妈注意她的优点，一方面有安抚阿玉的意思。
当时我考虑妈妈偏心时，没有把自己放进去，终归还没成熟嘛。我认为妈妈偏心，而且把弟弟妹妹们排了顺序。很久以后我才把自己也摆了进去，其实妈妈最偏的是我，除了两次特殊情况我分别在姥爷家待了一学期，我一直没有离开她身边。除了我，没有别的孩子敢和她顶嘴。
我和妈妈的这个争执持续了多年。大概是三年后，一次我认为妈妈对阿玉的指责不对，阿莉站在我一边插嘴，但说话不礼貌：“妈妈，你说的话很可笑。”妈妈给了从没挨过打的阿莉一个嘴巴。
后来，妈妈对我说，她心里确有疑虑。七个孩子中只有阿玉是在医院生的，因为要回萍乡去上班所以要找奶妈。阿玉的奶妈刚生的儿子死了，当了阿玉的奶妈。直到现在，奶爹奶妈对阿玉还好过对自己的女儿。妈妈怀疑是否孩子是与奶妈家换错了，不过妈妈说，自己还是注意不要把怀疑带到对阿玉的态度上，既然我们都这麽说，可能自己真是有问题。这以后，妈妈不再指责阿玉了。
再开学，学校改了“半工半读”，学校给每个学生每月十四元五，十三元五是伙食费，发成饭票，可退现金，另发一元买牙膏肥皂。假期回家退了餐票不但有来回路费，还有花用的钱，我念书不用家里负担了。实际学校并没有半工半读，可能还是有学生家里一点钱也拿不出来。也许是考虑已经负担了绝大部分，不如以“半工半读”的名义再加一点，就没麻烦了。大学的生活总的说是愉快的，家里的生活也是平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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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高中班上我和盛润琛最投缘，他的哥哥是留苏回国的，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工程师(当时还没有高级工程师的职称)。他家住的是洋别墅，有留声机和许多唱片，我常去他家听唱片，爱听周信芳沙哑的嗓子，像《徐策跑城》、《追韩信》百听不厌。他家经济条件比较好，那时刚出现塑料拖鞋，晚上逛街时，他会把拖鞋让给赤脚的我（我宁可赤脚，也不愿穿木踏拉板），让我享受享受那种柔软弹性的感觉。
高三了，三中升学率全省第一，我们班又是英雄班，命名“方志敏班”(“文革”中我们班的班志在南昌还被作为“修正主义”的东西批判)。我和妈妈谈到理想，说喜欢搞航空(不想在我职业生涯主要阶段，真的进入航空工业——虽然不是以前想象的工作内容)。
填志愿时我和盛润琛一表第一志愿都填清华大学，第二表我们是以开玩笑的态度填的，所有的内容都填得一模一样。班主任蔡愉不让我填报清华，说我适合学化学，让我填天津大学化工系，我是个没主意的人，听从了。填表需要弄清家庭成分，我去找学校管学生挡案的老师落实，老师翻开一个很大的本子，从大表格上找到我的那一格，我的名字前画了一个记号，家庭成分是旧职员。
第一表发完了通知书我没得到，同学们都认为我已经没希望了。当时学习董加耕，没上大学的都要下乡当农民。父亲得信，从萍乡市赶来南昌，找省市机关工作的老相识，希望能给我在城里安排个工作。父亲得到的答复都是，你们这种情况孩子初中毕业就该到社会上找个工作，不该让孩子念高中，现在这个形势下没办法。意外的，我得到了二表第一志愿武汉钢铁学院的入学通知书。
十几年后我到清华大学念研究生时知道，1964年我如果报考清华大学就一定会被录取，因为只要分高，不管家里什麽问题，清华大学也收。建校七十年校庆，我遇到了高中同学，得知当年清华大学在南昌三中每年收八名，每个班两名，报了就收。而在云南、贵州这样的教育落后省份，全省的招生名额也只有五名。班主任蔡愉坚持不让我报，是把名额给了一个从外校后转来我们班，学习成绩并不出色的人了。
爸爸妈妈早给我准备了八十元钱，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攒下的。去学校报到时，妈妈一定要送我上火车，还托旁边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二年级的一位学生路上关照我。还有几个月我就十八岁了还要妈妈送、托同车人关照，觉得很没面子。
武汉钢铁学院是年教育“大跃进”时从职校(大专)升格的，规模小，也没有高楼大厦。同学中一多半是农民家庭，看来他们中比我家穷的人不少。我上的是冶金系钢铁冶金专业炼铁班，轧钢班一位福建的女同学是赤脚背着行李卷走进来的。少数城市职工家庭，很少干部家庭，我所知道的家长中最大的官是县委第一书记。
班上的团组织委员钟世荣是四川农村来的，看来他和母亲的感情很深，他给我看带来的母亲的照片。农村人结婚早，他的母亲才37岁，妈妈比她大8岁，看起来她比妈妈老。他的母亲把他抚养大肯定吃了不少苦，1966年钟世荣因车祸死了，对他家，对他母亲那是多大的打击!
当时的大学是不用交学费的，学校还发给了助学金，我是丙等，每月十一元五角。伙食费每月十三元五角，家里需要补贴的钱很少。如果没有助学金，伙食费、书费、生活用品摊到每月也需要接近二十，爸爸妈妈将怎麽筹集？有了助学金，不须担心了。入学后的生活在我前一篇文章《四十年来目睹之现状》中做了描述。
妈妈来信，省体操队到小学挑选运动员，阿兰被选去了，不到八岁，前途就有着落了。爸爸妈妈以前农民银行的同事和朋友于伯伯的大女儿，我们叫大姐姐的，是省篮球队的运动员，我们觉得做运动员挺不错。不过不久妈妈来信又说，因为政审(家庭政治条件审查)不合格，阿兰没去成。
放寒假了，我舍不得路费钱，写信给妈妈告诉不回家了。看见同学们大多都走了，想家心切，还是起身回家了。到家时，邮递员刚把我的信递给了妈妈。我说：“我写信说不回来，结果还是回来了。”
家里厨房门口两口大缸，能装十几担水，孩子们小时，是买街上挑水的人的水。孩子们大了后就自己挑了，一分钱两块水牌，到自来水管交牌接水。三舅的女儿没挑过水。我的印象中四舅的儿子也没挑过水，很少见他在家待。二舅的儿子挑过水，但记忆中主要是我和阿华挑水。自来水管在电政路的北头，来回一里路吧，我总是一气把缸挑满。
放假回家了，看见阿莉挑着水桶去挑水，我心疼妹妹，抢过来自己去挑，挑回来见在哭。我问为什麽哭，她说我总是夸阿玉勤快，我抢她的担子是责备她懒。我解释，夸阿玉勤快是事实，但完全没有与阿莉对比的意思，但效果不好。
我是个敏感的人，觉得妈妈对阿玉有些不公，阿玉做得好她看不见，稍有点毛病就加指责。我猜可能是阿玉由奶妈带大，妈妈跟她不亲。我向妈妈提出过这个问题，妈妈不同意我的说法，说她不偏心，对每个孩子都一样。我在妈妈前常夸阿玉勤快，一方面让妈妈注意她的优点，一方面有安抚阿玉的意思。
当时我考虑妈妈偏心时，没有把自己放进去，终归还没成熟嘛。我认为妈妈偏心，而且把弟弟妹妹们排了顺序。很久以后我才把自己也摆了进去，其实妈妈最偏的是我，除了两次特殊情况我分别在姥爷家待了一学期，我一直没有离开她身边。除了我，没有别的孩子敢和她顶嘴。
我和妈妈的这个争执持续了多年。大概是三年后，一次我认为妈妈对阿玉的指责不对，阿莉站在我一边插嘴，但说话不礼貌：“妈妈，你说的话很可笑。”妈妈给了从没挨过打的阿莉一个嘴巴。
后来，妈妈对我说，她心里确有疑虑。七个孩子中只有阿玉是在医院生的，因为要回萍乡去上班所以要找奶妈。阿玉的奶妈刚生的儿子死了，当了阿玉的奶妈。直到现在，奶爹奶妈对阿玉还好过对自己的女儿。妈妈怀疑是否孩子是与奶妈家换错了，不过妈妈说，自己还是注意不要把怀疑带到对阿玉的态度上，既然我们都这麽说，可能自己真是有问题。这以后，妈妈不再指责阿玉了。
再开学，学校改了“半工半读”，学校给每个学生每月十四元五，十三元五是伙食费，发成饭票，可退现金，另发一元买牙膏肥皂。假期回家退了餐票不但有来回路费，还有花用的钱，我念书不用家里负担了。实际学校并没有半工半读，可能还是有学生家里一点钱也拿不出来。也许是考虑已经负担了绝大部分，不如以“半工半读”的名义再加一点，就没麻烦了。大学的生活总的说是愉快的，家里的生活也是平静的。

[林婉]

八

南昌市将个体的牙科诊所都关了，组织成立联合诊所。老五家门面宽，这一带的联合诊所放在他家。小毛才十二、三岁，写的一手好字。联合诊所的招牌、大门两边服务项目都是他写的。刷上底漆，用铅笔画出字大小的格，直接用刷子写美术字。
姥爷七十六、七岁了，年纪太大，每天只上半天班，拿半份最高工资，实际不干事了。四舅安排到别的联合诊所当牙科技士。本来技士是做义齿的，他干不了，只能干高一级的医士的工作：拔牙、钻牙、杀神经、补牙等。四舅妈跟他离了婚，跟诊所的另一名牙科技士结了婚，带女儿走了。
“文化革命”开始了，在学校我遭遇了险恶，但更多的是感受了善良。这些在我前一篇文章《四十年来目睹之现状》中已经做了描述。
妈妈“文化革命”是以当“黑五类”、“牛鬼蛇神”开始的，但没斗她，没挂过牌子(胸前一个大牌子，写着“头衔”，挂在脖子上，弯腰站在街边示众)，只是要去劳动--清理贴过的大字报纸、刷墙。再有就是家里玻璃板下不许放家人照片，都要放毛主席像。
阿兰刚上小学一年级，长得很可爱，是红小兵，小学每班只有一个红小兵。阿兰刚从街头宣传毛泽东思想表演回来，街道来通知妈妈去劳动。阿兰说：“我去!”，戴着红袖标，拎着铁皮桶，蹦蹦跳跳地和一帮“牛鬼蛇神”们刷墙去了。
就着串联的机会，妈妈让我和阿华去了乌鲁木齐看望阿玲。阿玲的养父很宠爱他，回来告诉妈妈，她似乎心情好些。不久乌鲁木齐来信说养父因病去世了，妈妈急了，立刻动身要去乌鲁木齐。到上海后，去乌鲁木齐的火车停运了，等了一个星期后回来了。没有钱资助她们，从这时起，全家都节省粮食和油(都是定量供应的)，用地方粮票和油票换成全国粮票(全国粮票含定量供应的油)寄给她们，寄了很多年。
后来全国都发生武斗，妈妈听说武汉武斗严重，怕我出事，让阿华拍电报：“母病危，速归”要我回家。到邮局后阿华觉得这麽说，对妈妈不吉利，改为：“华伤危，速归”。我接到电报急坏了，“母病危，速归”之类电报是老套子，一般都知道不是真的，催你回家而已。全国都在武斗，江西还发生了军队间的战斗，“华伤危，速归”的电报怎麽会让人觉得不是真的？到码头，船票已经卖完了，我直接上船，给他们看电报，还真的让我搭船了。到九江转火车回到家，一进门我叫着阿华往里走，没人应，我哇的哭了。
卧病的姥爷想听苏州弹词，上哪儿去找呀？我只好为他唱弹词开篇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他说好听。阿华和表弟用针管打肥皂水为他通便，他说很舒服。他在睡梦中去世了，虚岁八十（1889~1968），医务界为他开了追悼会。
姥爷去世后，没有留下什麽财产，婆婆和我们一起生活。三舅舅、四舅舅都走了，搬进四家邻居。婆婆和我们住楼上楼下四间正房，前楼二、三楼住的是姓何的公共汽车公司司机。大厅一家和药房一家是亲姐妹。姐姐的丈夫也是司机，在国民党军队干过。妹妹丈夫大学毕业生，不在南昌。两位司机愿意和我聊天，虽然报纸广播反了近二十年的美帝国主义，他们却还是亲美。
药房的二楼住一家四口，两口子四十六、七岁。男的身高约一米七三，长的一脸横肉，解放前是开旅馆的，现在还在旅馆工作。旅馆在民德路上，不到一百米。远据说他是“青红帮”，会“五百钱”，对你下手后，当时不发，多年后伤发致死。
两个儿子身高都和我差不多，胖，不像他们的父亲长的横肉，是肥。女儿有一米六七、八，也较胖。二儿子和我一样，正在上大学。女儿和阿华年龄相仿。大儿子在机关工作，已成家单过。他家和谁都不来往，到处占地方。几个储藏室，别家的东西一拿去用后就放不回去了。
一天小毛在厨房门口推着童车，帮何司机的妻子照看小孩。楼上女人去厨房，踢了童车一脚。小毛说你怎麽踢车呢，她扬手就打了小毛一耳光。阿华出来也打她一耳光，楼上父子俩冲下来，三人围殴阿华，妈妈急得直叫。
我出来抓住那家老子的双手想制止，但没有效果，感到腰背挨着拳头，但不痛，可能是那个女人打的。我也不知道怎麽搞的那家老子就趴在地上，我骑在了他背上打。后来何司机的妻子说，阿华和我都没挨着打，阿华跳来跳去的，那家二儿子只有挨阿华拳头的份。
女的跑去旅馆叫来几个男人，把我和阿华架起来。女人抓起一个小铁桶，在我头上砸了一下，血流出来了。阿华挣脱，抓起端筒（竹子做的舀水器具）往她儿子头上砸去，他也闹个满脸花。我们去卫生所包扎回来时后院的邻居们(时鲜楼厨房的人)已把这一家安的从楼上倒水的溜子拆了，水壶也踹扁了。他家老大被叫来，答应赔我打碎的眼镜。那家的老子一连一个星期都请人给他揉背。
这家搬走了，又搬来一家。男的五十来岁，女的三十八岁，女儿二十四岁，外孙女八岁，儿子比外孙女大不了几岁。女的和婆婆成了好朋友。
南昌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中学生离校，一部分去工厂，一部分去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建设兵团大部分是农场，也有工厂），一部分下乡。
“文化革命”刚开始时的红卫兵是由官员(革命干部)子女建立，吸收“根红苗正”的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参加组成的，阿莉和阿华当然没有资格参加。他们参加的是“文化革命”前的底层群众建立的组织，到这一阶段基层掌权的多数都是这种群众组织。
阿莉是南昌市红卫兵代表大会代表，进了南昌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属江西生产建设兵团。阿华掌权，喜欢开车，把自己放到交通厅。弟弟妹妹们都不清楚家里的情况，我告诉阿华，按家里的政治条件，到交通厅他会被分到山区养路队维修公路。到机械厅再差也是去工厂。阿华回去把自己改到了机械厅，后被分到江西矿山机械厂，在萍乡，到了父亲身边。阿玉下了乡。
三舅的大女儿和阿华同校，妈妈要阿华帮她。阿华去学校后回来说不行，会连累自己。她填表时用老大的字写着：父亲：右派分子。姑母(妈妈)：国民党员。她满不在乎的那股劲像她的父亲。
阿莉到厂后被分配当铣工，但很快就被抽调去搞宣传。那时每个厂一进门都有一扇大“影壁”，画上毛主席或工农兵的形象。阿莉的工厂进门“影壁”上的大型水粉画就是她画的。后来她被借调到“毛泽东思想万岁馆”(江西省展览馆)。
阿华到萍乡一下火车，迎面就看见商业局“革命组织”刷爸爸的大标语：“打倒国民党残渣余孽某某某”，名字倒写，打着红叉。刷标语归刷标语，爸爸并没受罪。“文化革命”中的示众是常见的景观：胸前一个大牌子，写着“头衔”及打着红叉的姓名，用绳子，更惨的是用铁丝挂在脖子上，弯腰站在大庭广众前。爸爸的示众大概是绝无仅有：商业局门口摆张桌子，桌前靠个黑板，上面写：国民党残渣余孽某某某，爸爸坐在桌后的椅子上。阿华说局里两派的人都不好意思整爸爸。
阿华当板金工。他参加的第一场对外厂的篮球赛，他是前锋，分几乎都是他得的，篮球队却因为他政治条件不合格不要他。他憋了一口气，买把二胡，琴筒夹在大腿间(让声音变小)，在宿舍不分日夜地练了几个月，到文艺宣传队当了二胡独奏员。
阿玉(她没考上二中和三中，是个差点的初中)下乡的地方是奶妈找的，奶妈也经常关照她。这是个失策，她回城最晚，不如像三舅的大女儿一样去军垦农场。这些都是1968年的事。
1969年小毛初中毕业下乡了，去了军垦农场。说是初中毕业，他一天初中也没念过，小学还没来得及出校门，“文化革命”开始了，按居住地区画片，他也算是三中的初中生。军垦农场与阿莉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同属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也许是因为他的一手好字，去到军垦农场就当了人事干事。
阿莉、阿华、小毛虽然每月只有十六元，自己的生活够了。阿玉下乡，也基本不用家里给饭钱。虽然没有盈余，家里的经济困境基本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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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南昌市将个体的牙科诊所都关了，组织成立联合诊所。老五家门面宽，这一带的联合诊所放在他家。小毛才十二、三岁，写的一手好字。联合诊所的招牌、大门两边服务项目都是他写的。刷上底漆，用铅笔画出字大小的格，直接用刷子写美术字。
姥爷七十六、七岁了，年纪太大，每天只上半天班，拿半份最高工资，实际不干事了。四舅安排到别的联合诊所当牙科技士。本来技士是做义齿的，他干不了，只能干高一级的医士的工作：拔牙、钻牙、杀神经、补牙等。四舅妈跟他离了婚，跟诊所的另一名牙科技士结了婚，带女儿走了。
“文化革命”开始了，在学校我遭遇了险恶，但更多的是感受了善良。这些在我前一篇文章《四十年来目睹之现状》中已经做了描述。
妈妈“文化革命”是以当“黑五类”、“牛鬼蛇神”开始的，但没斗她，没挂过牌子(胸前一个大牌子，写着“头衔”，挂在脖子上，弯腰站在街边示众)，只是要去劳动--清理贴过的大字报纸、刷墙。再有就是家里玻璃板下不许放家人照片，都要放毛主席像。
阿兰刚上小学一年级，长得很可爱，是红小兵，小学每班只有一个红小兵。阿兰刚从街头宣传毛泽东思想表演回来，街道来通知妈妈去劳动。阿兰说：“我去!”，戴着红袖标，拎着铁皮桶，蹦蹦跳跳地和一帮“牛鬼蛇神”们刷墙去了。
就着串联的机会，妈妈让我和阿华去了乌鲁木齐看望阿玲。阿玲的养父很宠爱他，回来告诉妈妈，她似乎心情好些。不久乌鲁木齐来信说养父因病去世了，妈妈急了，立刻动身要去乌鲁木齐。到上海后，去乌鲁木齐的火车停运了，等了一个星期后回来了。没有钱资助她们，从这时起，全家都节省粮食和油(都是定量供应的)，用地方粮票和油票换成全国粮票(全国粮票含定量供应的油)寄给她们，寄了很多年。
后来全国都发生武斗，妈妈听说武汉武斗严重，怕我出事，让阿华拍电报：“母病危，速归”要我回家。到邮局后阿华觉得这麽说，对妈妈不吉利，改为：“华伤危，速归”。我接到电报急坏了，“母病危，速归”之类电报是老套子，一般都知道不是真的，催你回家而已。全国都在武斗，江西还发生了军队间的战斗，“华伤危，速归”的电报怎麽会让人觉得不是真的？到码头，船票已经卖完了，我直接上船，给他们看电报，还真的让我搭船了。到九江转火车回到家，一进门我叫着阿华往里走，没人应，我哇的哭了。
卧病的姥爷想听苏州弹词，上哪儿去找呀？我只好为他唱弹词开篇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他说好听。阿华和表弟用针管打肥皂水为他通便，他说很舒服。他在睡梦中去世了，虚岁八十（1889~1968），医务界为他开了追悼会。
姥爷去世后，没有留下什麽财产，婆婆和我们一起生活。三舅舅、四舅舅都走了，搬进四家邻居。婆婆和我们住楼上楼下四间正房，前楼二、三楼住的是姓何的公共汽车公司司机。大厅一家和药房一家是亲姐妹。姐姐的丈夫也是司机，在国民党军队干过。妹妹丈夫大学毕业生，不在南昌。两位司机愿意和我聊天，虽然报纸广播反了近二十年的美帝国主义，他们却还是亲美。
药房的二楼住一家四口，两口子四十六、七岁。男的身高约一米七三，长的一脸横肉，解放前是开旅馆的，现在还在旅馆工作。旅馆在民德路上，不到一百米。远据说他是“青红帮”，会“五百钱”，对你下手后，当时不发，多年后伤发致死。
两个儿子身高都和我差不多，胖，不像他们的父亲长的横肉，是肥。女儿有一米六七、八，也较胖。二儿子和我一样，正在上大学。女儿和阿华年龄相仿。大儿子在机关工作，已成家单过。他家和谁都不来往，到处占地方。几个储藏室，别家的东西一拿去用后就放不回去了。
一天小毛在厨房门口推着童车，帮何司机的妻子照看小孩。楼上女人去厨房，踢了童车一脚。小毛说你怎麽踢车呢，她扬手就打了小毛一耳光。阿华出来也打她一耳光，楼上父子俩冲下来，三人围殴阿华，妈妈急得直叫。
我出来抓住那家老子的双手想制止，但没有效果，感到腰背挨着拳头，但不痛，可能是那个女人打的。我也不知道怎麽搞的那家老子就趴在地上，我骑在了他背上打。后来何司机的妻子说，阿华和我都没挨着打，阿华跳来跳去的，那家二儿子只有挨阿华拳头的份。
女的跑去旅馆叫来几个男人，把我和阿华架起来。女人抓起一个小铁桶，在我头上砸了一下，血流出来了。阿华挣脱，抓起端筒（竹子做的舀水器具）往她儿子头上砸去，他也闹个满脸花。我们去卫生所包扎回来时后院的邻居们(时鲜楼厨房的人)已把这一家安的从楼上倒水的溜子拆了，水壶也踹扁了。他家老大被叫来，答应赔我打碎的眼镜。那家的老子一连一个星期都请人给他揉背。
这家搬走了，又搬来一家。男的五十来岁，女的三十八岁，女儿二十四岁，外孙女八岁，儿子比外孙女大不了几岁。女的和婆婆成了好朋友。
南昌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中学生离校，一部分去工厂，一部分去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建设兵团大部分是农场，也有工厂），一部分下乡。
“文化革命”刚开始时的红卫兵是由官员(革命干部)子女建立，吸收“根红苗正”的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参加组成的，阿莉和阿华当然没有资格参加。他们参加的是“文化革命”前的底层群众建立的组织，到这一阶段基层掌权的多数都是这种群众组织。
阿莉是南昌市红卫兵代表大会代表，进了南昌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属江西生产建设兵团。阿华掌权，喜欢开车，把自己放到交通厅。弟弟妹妹们都不清楚家里的情况，我告诉阿华，按家里的政治条件，到交通厅他会被分到山区养路队维修公路。到机械厅再差也是去工厂。阿华回去把自己改到了机械厅，后被分到江西矿山机械厂，在萍乡，到了父亲身边。阿玉下了乡。
三舅的大女儿和阿华同校，妈妈要阿华帮她。阿华去学校后回来说不行，会连累自己。她填表时用老大的字写着：父亲：右派分子。姑母(妈妈)：国民党员。她满不在乎的那股劲像她的父亲。
阿莉到厂后被分配当铣工，但很快就被抽调去搞宣传。那时每个厂一进门都有一扇大“影壁”，画上毛主席或工农兵的形象。阿莉的工厂进门“影壁”上的大型水粉画就是她画的。后来她被借调到“毛泽东思想万岁馆”(江西省展览馆)。
阿华到萍乡一下火车，迎面就看见商业局“革命组织”刷爸爸的大标语：“打倒国民党残渣余孽某某某”，名字倒写，打着红叉。刷标语归刷标语，爸爸并没受罪。“文化革命”中的示众是常见的景观：胸前一个大牌子，写着“头衔”及打着红叉的姓名，用绳子，更惨的是用铁丝挂在脖子上，弯腰站在大庭广众前。爸爸的示众大概是绝无仅有：商业局门口摆张桌子，桌前靠个黑板，上面写：国民党残渣余孽某某某，爸爸坐在桌后的椅子上。阿华说局里两派的人都不好意思整爸爸。
阿华当板金工。他参加的第一场对外厂的篮球赛，他是前锋，分几乎都是他得的，篮球队却因为他政治条件不合格不要他。他憋了一口气，买把二胡，琴筒夹在大腿间(让声音变小)，在宿舍不分日夜地练了几个月，到文艺宣传队当了二胡独奏员。
阿玉(她没考上二中和三中，是个差点的初中)下乡的地方是奶妈找的，奶妈也经常关照她。这是个失策，她回城最晚，不如像三舅的大女儿一样去军垦农场。这些都是1968年的事。
1969年小毛初中毕业下乡了，去了军垦农场。说是初中毕业，他一天初中也没念过，小学还没来得及出校门，“文化革命”开始了，按居住地区画片，他也算是三中的初中生。军垦农场与阿莉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同属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也许是因为他的一手好字，去到军垦农场就当了人事干事。
阿莉、阿华、小毛虽然每月只有十六元，自己的生活够了。阿玉下乡，也基本不用家里给饭钱。虽然没有盈余，家里的经济困境基本过去了。

[林婉]

九

苏联在我边境陈兵百万，为加强战备反新沙皇，战备疏散，妈妈和阿兰被迁到父亲原籍南京乡下，南昌的家没了。大学毕业了，去东北前，我绕了一圈，看望家人。
妈妈总是关心我们的处境，一次我在话语中不小心流露出一些遭遇的险恶，妈妈就哭了，说是她害了我。以后我就非常小心，不敢流露这些了。爸爸从不问我们的清况，他在一个门市部站柜台，他说干这种工作太没意思，心里很郁闷。我安慰他，这种处境已经很不错了。和爸爸到食堂吃饭，萍乡人辣椒吃得狠，我们两个吃一份辣椒炒肉。我光吃的辣椒，把肉留给爸爸吃，我吃饭快，吃完就看着他吃。爸爸吃完饭端起了剩小半碗肉的菜碗，走到潲水桶前要倒，我赶紧赶去拿过来自己吃了。爸爸根本没想我是没舍得吃，省给他吃。
到了南昌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阿莉她很得意地拉开抽屉，让我看她收到的许多情书。有的是寄给她的，有的是写信人丢到地上，别人检了交给她的。其中有一本厚厚的“小说”，从第一眼看见她开始写起。作者托人转给她的。我问阿莉：“你对他有没有意思？”“没有。”“那你马上退给他!”有一个人寄的信较多，是航道局的，不像是搞文的料，故意拽文，写巡视航道的景色。
到小毛的农场，领导都来看望。我挨个递上烟，为他们点上。领导走后，小毛发了脾气，说给他丢脸了。作为他的哥哥，给烟应该坐着，给每人丢一颗烟，让他们自己点。不久以后，农场派人为小毛入党做外调，很久没下文。小毛自动辞去了人事干事职务，因为人事干事管档案，必须是党员。
我到南京乡下去看妈妈，这是我第一次回祖籍。祖屋由叔叔和堂叔住，一家一半。大门外两间小屋是留给爸爸的，妈妈和阿兰就住那里。老家是普通的农村，我觉得风景很好。村子地势高，村子间距离不远，看过去大片稻田中村庄像一个个岛屿，在浓密的树叶中隐隐露出村居的砖墙和屋顶。
正是夏收夏种时节，叔叔扛着犁拉着牛往回走时还唱着歌，作为闲人看去真是一片田园美景，真正进入生活就完全不是那麽回事。叔叔干的是重活，挑粪一担有二百斤，回家会发燥。粮食并不充足，大米是两稀一干，还只占一半，另一半是攸麦和红薯。
家里没养猪，没粮喂。前面那家喂的猪，瘦得像条狗，还长不大。养几只鸡下的蛋，只能攒着卖钱买油盐。妈妈和阿兰来前，叔叔家除自留地(大田是集体的，每家分给几分地种菜)种的菜，别的什麽也吃不上。
妈妈把叔叔家当一家看待。妈妈和阿兰是城镇户口，吃商品粮，都是大米，但和叔叔家一起吃。每人每天一个鸡蛋，人人平等。大家都不爱吃红薯，我在那里的日子顿顿全吃红薯，把大米省给大家吃(心里想的是让阿兰多吃些)。婶婶让妈妈感到不满，吃饭时自己挑好的，不吃红薯，常把自己小女儿的那个鸡蛋吃掉。堂妹最小，长得很好看，几年后不幸掉进家门前的水塘淹死了。虽然不是亲妹妹，想起她我还是觉得难受，太可怜了。
阿兰十三岁半，只比大堂弟大半岁。农村孩子发育晚，没力气，浇菜园两个堂弟是两人抬一桶水，阿兰是一人挑一担水。挑水浇菜园总是她去，自己挑水自己浇。阿兰赤脚挑水浇菜园，我试了，赤脚光走路都硌得脚疼，走不了。在家时，大家都养成了让的习惯，妈妈又不能教阿兰争抢。她总是活多干，吃不好，妈妈也心疼。其实妈妈和阿兰应该与叔叔家各过各的日子，经济上给叔叔家一些补贴就很好了。
村子里没有一点“文化大革命”的影子，非常平静。祖屋两边各有一个大宅院，都是在解放前就败了的大户，分家后最高的也只是上中农。堂叔是大队会计，有权，和有夫之妇有不正当关系，人家也奈何他不得。姑奶奶家有几里远，不知是大村还是小镇，小街上有店面的。有人在扫街。姑奶奶说刚解放时，别人告诉这个人跑出去躲。像他那样的人，没跑的都枪毙了，他躲过那阵保住了命。这次“文化大革命”也就扫扫街，没吃大苦。
爸爸以前会把从留给自己的生活费中节省下的钱寄给叔叔，这次回来了，婶婶真的把我们看成一家了。婶婶找出各种理由向妈妈要钱，不给就吵架。婶婶以为我们家也像她家一样，丈夫是家长，没把妈妈当回事。后来妈妈和婶婶彻底掰了，回江西时，妈妈把爸爸的房子给了堂叔。农村出身的人都懂，家产给别人可是了不得的大事，而且还等于在全村人面前扇了叔叔的大耳光。爸爸没有办法，他做不了妈妈的主。
到工厂后，虽然相对于同分去的其它学生，我的居住条件和工作条件都是最差的，这些在我前一篇文章《四十年来目睹之现状》中做了描述。当时我并没有想，是不是对我有歧视，直到写文章回想起来时，感觉应该是有歧视。
中学时姨妈给的绒衣裤和她1950年参军时发的棉衣到东北已扛不住了，那床压得只有一厘米厚，硬硬的棉絮也没用了。给南方分来的学生发了布票和棉花票，我做了一床新棉被，旧棉絮被我剪开做了一件紧身棉衣，这事让我的节俭在厂里出了名。
小毛辞去了人事干事职务后农场劳动很累，他虽然体弱，但要面子，干活不肯拉后。时间不久小毛得了黄疸肝炎，从生产建设兵团医院出院后，我把积攒下的二百元寄给他养身体，休养了一段时间。都拿十六元工资，别的“知青”(下乡的知识青年)都辛辛苦苦干活，自己游手好闲，他觉得不好意思，参加劳动后又复发了一次，只好躲出去。
妈妈已离开南昌，无家可归，爸爸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萍乡分校教会计了，小毛就到他那里去。后来小毛对我抱怨，爸爸对他一点也不关心。“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萍乡分校离宣风镇的火车站还有好几里，爸爸去接他在前面健步如飞，小毛病弱的身体跟不上，要求他慢点。他慢了一会儿，又照原样，如此数次。小毛肝病，吃猪油炒的菜恶心，要求用素油。要求的那一次爸爸用素油，没提就还是用猪油。
住了一段时间，爸爸告诉小毛，生活费不够了(这应该是实话)，要他回农场。小毛告诉我的时候事情已过去一年了。小毛当时应该告诉我，可能他觉得我刚寄二百元给他，不好开口。这事爸爸或小毛应该告诉妈妈，妈妈会让爸爸少给她寄钱。
爸爸只想工作，也很热爱自己的工作，挺把它当回事，经常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但他不懂得关心人，这个我早就领教过了。小毛鸡胸龟背眼看不行的时候爸爸打算放弃他的事，只有妈妈和我知道，到现在小毛也不知道。小毛对爸爸很冷淡，如果知道这事，对爸爸的态度可能会更差。
家里的钱还是很紧，爸爸每月七十多元负担家里和下乡的阿玉，阿莉、阿华、小毛自己管自己。我每月四十六元，1973年后每月五十八元，每年春节探亲，我把一年攒的钱交到妈妈手里大家过年用，过完年剩余的还给我，我会给妈妈留下点儿钱。
妈妈和阿兰迁回南昌无望，政策规定未成年子女户口可随父母任一方，阿兰的户口迁到爸爸那里，并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萍乡分校学会计。
爸爸妈妈对儿女们的婚事都没说得上话，爸爸是不过问的，妈妈则是碰钉子后不问了。
另一个奶婆婆(二舅的奶妈)住在阿莉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的附近，她的孙子从军队复员回来，因为超期服役，到工厂是三级工。那时1958年参加工作的都全是二级工，到1977年才提为三级工(1966年后没提过工资)。她的孙子又是当兵回来的(当时政治地位很高)，工资又高。
这个奶婆婆也和家里人一直保持联系，而且关系良好。妈妈去南京乡下前，她经常拜访妈妈，送点土产，提出了让她的孙子和阿莉谈恋爱。妈妈和阿莉提起时遭到她的抢白，而且那话也说得很不像话：“他们不是找的你吗？你和他谈吧!”阿华的对象被他吹了，她写信给妈妈，说她和阿华已经超越了普通恋爱关系，请妈妈干予。妈妈的干予也遭到阿华断然拒绝。
航道局给阿莉写情书的是她的高中同班同学，她们谈上了恋爱，1973年他们结婚了。阿莉拿出自己攒的钱交给妈妈，妈妈用她给的钱做了一套被褥作为妈妈给的陪嫁。和婆家共同生活后，阿莉的一大感受是：我们家吃饭，回来晚的人吃得最好，他家回来晚就什麽也吃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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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苏联在我边境陈兵百万，为加强战备反新沙皇，战备疏散，妈妈和阿兰被迁到父亲原籍南京乡下，南昌的家没了。大学毕业了，去东北前，我绕了一圈，看望家人。
妈妈总是关心我们的处境，一次我在话语中不小心流露出一些遭遇的险恶，妈妈就哭了，说是她害了我。以后我就非常小心，不敢流露这些了。爸爸从不问我们的清况，他在一个门市部站柜台，他说干这种工作太没意思，心里很郁闷。我安慰他，这种处境已经很不错了。和爸爸到食堂吃饭，萍乡人辣椒吃得狠，我们两个吃一份辣椒炒肉。我光吃的辣椒，把肉留给爸爸吃，我吃饭快，吃完就看着他吃。爸爸吃完饭端起了剩小半碗肉的菜碗，走到潲水桶前要倒，我赶紧赶去拿过来自己吃了。爸爸根本没想我是没舍得吃，省给他吃。
到了南昌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阿莉她很得意地拉开抽屉，让我看她收到的许多情书。有的是寄给她的，有的是写信人丢到地上，别人检了交给她的。其中有一本厚厚的“小说”，从第一眼看见她开始写起。作者托人转给她的。我问阿莉：“你对他有没有意思？”“没有。”“那你马上退给他!”有一个人寄的信较多，是航道局的，不像是搞文的料，故意拽文，写巡视航道的景色。
到小毛的农场，领导都来看望。我挨个递上烟，为他们点上。领导走后，小毛发了脾气，说给他丢脸了。作为他的哥哥，给烟应该坐着，给每人丢一颗烟，让他们自己点。不久以后，农场派人为小毛入党做外调，很久没下文。小毛自动辞去了人事干事职务，因为人事干事管档案，必须是党员。
我到南京乡下去看妈妈，这是我第一次回祖籍。祖屋由叔叔和堂叔住，一家一半。大门外两间小屋是留给爸爸的，妈妈和阿兰就住那里。老家是普通的农村，我觉得风景很好。村子地势高，村子间距离不远，看过去大片稻田中村庄像一个个岛屿，在浓密的树叶中隐隐露出村居的砖墙和屋顶。
正是夏收夏种时节，叔叔扛着犁拉着牛往回走时还唱着歌，作为闲人看去真是一片田园美景，真正进入生活就完全不是那麽回事。叔叔干的是重活，挑粪一担有二百斤，回家会发燥。粮食并不充足，大米是两稀一干，还只占一半，另一半是攸麦和红薯。
家里没养猪，没粮喂。前面那家喂的猪，瘦得像条狗，还长不大。养几只鸡下的蛋，只能攒着卖钱买油盐。妈妈和阿兰来前，叔叔家除自留地(大田是集体的，每家分给几分地种菜)种的菜，别的什麽也吃不上。
妈妈把叔叔家当一家看待。妈妈和阿兰是城镇户口，吃商品粮，都是大米，但和叔叔家一起吃。每人每天一个鸡蛋，人人平等。大家都不爱吃红薯，我在那里的日子顿顿全吃红薯，把大米省给大家吃(心里想的是让阿兰多吃些)。婶婶让妈妈感到不满，吃饭时自己挑好的，不吃红薯，常把自己小女儿的那个鸡蛋吃掉。堂妹最小，长得很好看，几年后不幸掉进家门前的水塘淹死了。虽然不是亲妹妹，想起她我还是觉得难受，太可怜了。
阿兰十三岁半，只比大堂弟大半岁。农村孩子发育晚，没力气，浇菜园两个堂弟是两人抬一桶水，阿兰是一人挑一担水。挑水浇菜园总是她去，自己挑水自己浇。阿兰赤脚挑水浇菜园，我试了，赤脚光走路都硌得脚疼，走不了。在家时，大家都养成了让的习惯，妈妈又不能教阿兰争抢。她总是活多干，吃不好，妈妈也心疼。其实妈妈和阿兰应该与叔叔家各过各的日子，经济上给叔叔家一些补贴就很好了。
村子里没有一点“文化大革命”的影子，非常平静。祖屋两边各有一个大宅院，都是在解放前就败了的大户，分家后最高的也只是上中农。堂叔是大队会计，有权，和有夫之妇有不正当关系，人家也奈何他不得。姑奶奶家有几里远，不知是大村还是小镇，小街上有店面的。有人在扫街。姑奶奶说刚解放时，别人告诉这个人跑出去躲。像他那样的人，没跑的都枪毙了，他躲过那阵保住了命。这次“文化大革命”也就扫扫街，没吃大苦。
爸爸以前会把从留给自己的生活费中节省下的钱寄给叔叔，这次回来了，婶婶真的把我们看成一家了。婶婶找出各种理由向妈妈要钱，不给就吵架。婶婶以为我们家也像她家一样，丈夫是家长，没把妈妈当回事。后来妈妈和婶婶彻底掰了，回江西时，妈妈把爸爸的房子给了堂叔。农村出身的人都懂，家产给别人可是了不得的大事，而且还等于在全村人面前扇了叔叔的大耳光。爸爸没有办法，他做不了妈妈的主。
到工厂后，虽然相对于同分去的其它学生，我的居住条件和工作条件都是最差的，这些在我前一篇文章《四十年来目睹之现状》中做了描述。当时我并没有想，是不是对我有歧视，直到写文章回想起来时，感觉应该是有歧视。
中学时姨妈给的绒衣裤和她1950年参军时发的棉衣到东北已扛不住了，那床压得只有一厘米厚，硬硬的棉絮也没用了。给南方分来的学生发了布票和棉花票，我做了一床新棉被，旧棉絮被我剪开做了一件紧身棉衣，这事让我的节俭在厂里出了名。
小毛辞去了人事干事职务后农场劳动很累，他虽然体弱，但要面子，干活不肯拉后。时间不久小毛得了黄疸肝炎，从生产建设兵团医院出院后，我把积攒下的二百元寄给他养身体，休养了一段时间。都拿十六元工资，别的“知青”(下乡的知识青年)都辛辛苦苦干活，自己游手好闲，他觉得不好意思，参加劳动后又复发了一次，只好躲出去。
妈妈已离开南昌，无家可归，爸爸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萍乡分校教会计了，小毛就到他那里去。后来小毛对我抱怨，爸爸对他一点也不关心。“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萍乡分校离宣风镇的火车站还有好几里，爸爸去接他在前面健步如飞，小毛病弱的身体跟不上，要求他慢点。他慢了一会儿，又照原样，如此数次。小毛肝病，吃猪油炒的菜恶心，要求用素油。要求的那一次爸爸用素油，没提就还是用猪油。
住了一段时间，爸爸告诉小毛，生活费不够了(这应该是实话)，要他回农场。小毛告诉我的时候事情已过去一年了。小毛当时应该告诉我，可能他觉得我刚寄二百元给他，不好开口。这事爸爸或小毛应该告诉妈妈，妈妈会让爸爸少给她寄钱。
爸爸只想工作，也很热爱自己的工作，挺把它当回事，经常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但他不懂得关心人，这个我早就领教过了。小毛鸡胸龟背眼看不行的时候爸爸打算放弃他的事，只有妈妈和我知道，到现在小毛也不知道。小毛对爸爸很冷淡，如果知道这事，对爸爸的态度可能会更差。
家里的钱还是很紧，爸爸每月七十多元负担家里和下乡的阿玉，阿莉、阿华、小毛自己管自己。我每月四十六元，1973年后每月五十八元，每年春节探亲，我把一年攒的钱交到妈妈手里大家过年用，过完年剩余的还给我，我会给妈妈留下点儿钱。
妈妈和阿兰迁回南昌无望，政策规定未成年子女户口可随父母任一方，阿兰的户口迁到爸爸那里，并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萍乡分校学会计。
爸爸妈妈对儿女们的婚事都没说得上话，爸爸是不过问的，妈妈则是碰钉子后不问了。
另一个奶婆婆(二舅的奶妈)住在阿莉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的附近，她的孙子从军队复员回来，因为超期服役，到工厂是三级工。那时1958年参加工作的都全是二级工，到1977年才提为三级工(1966年后没提过工资)。她的孙子又是当兵回来的(当时政治地位很高)，工资又高。
这个奶婆婆也和家里人一直保持联系，而且关系良好。妈妈去南京乡下前，她经常拜访妈妈，送点土产，提出了让她的孙子和阿莉谈恋爱。妈妈和阿莉提起时遭到她的抢白，而且那话也说得很不像话：“他们不是找的你吗？你和他谈吧!”阿华的对象被他吹了，她写信给妈妈，说她和阿华已经超越了普通恋爱关系，请妈妈干予。妈妈的干予也遭到阿华断然拒绝。
航道局给阿莉写情书的是她的高中同班同学，她们谈上了恋爱，1973年他们结婚了。阿莉拿出自己攒的钱交给妈妈，妈妈用她给的钱做了一套被褥作为妈妈给的陪嫁。和婆家共同生活后，阿莉的一大感受是：我们家吃饭，回来晚的人吃得最好，他家回来晚就什麽也吃不上了。

[林婉]

十

1975年春节我旅行结婚。到爸爸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萍乡分校，妈妈提前去了。妈妈用家里的钱为我们做了一套被褥，那时这样也就行了。宣风风景很美，有山有水。小河上的拱桥，堪比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风景，走到山里，看被山围着的村舍田地，像是世外桃园。我告诉妻子，西湖也赶不上这里，她说我骗她。到了西湖后，她承认，我说的是实话。
这以后，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平静，阿莉正式调到“毛泽东思想万岁馆”，不指望更好了。阿华当工人心态也平稳。感到无望的是阿玉和小毛，下乡和农场的“知青”许多都通过当“工农兵学员”上学，或找其它途径回城了，我们家是没希望的。阿玉和小毛因此心情不好。
我的情况类似，大多数大学毕业生都不当工人了，而我则做了当一辈子铸造工的思想准备，心情平静。1977年春节，妈妈来阜新帮我带孩子。车间领导到职工家拜年，妈妈在里屋没出来。明知我妈妈来了，领导也没问一声，更不用提问候我妈妈了。我想，他们这样不如不来，好在妈妈并不在意。
妈妈老了，头发花白，背也弯了，身高缩了两公分。当时认为妈妈那个年龄那样是正常的。当时的妈妈比现在的妻子还小三、四岁呢，回想起来，那时的妈妈要老很多。辽西地区干燥多风，妈妈干得鼻子流血。每人每月大米二、三斤，面粉三、五斤，阿华寄过两次大米。我在东北住了多年，能吃玉米面。妈妈不肯吃大米、面粉，都要留给孙女吃。她又吃不惯玉米面，顿顿吃高梁米饭。没吃过的人不知道，吃高梁米饭什麽滋味我清楚。我刚来东北也吃不惯玉米面，宁愿吃高梁米饭。一段时间后，感觉胃里像用东西在挖那麽难受。打那以后，我们就以吃玉米面为主，偶然吃吃高梁米饭。妈妈在我那里时一直吃高梁米饭。
我们从内蒙买来半片猪，冻在煤房里，每天切一些墩菜。一岁多的女儿一吃饭就要吃“白肉”，肥肉香，经饿，那时的人都愿吃肥肉。妈妈一块肉都不肯吃，都省给孙女吃。东北冬天只有秋天储藏的白菜和罗卜，妈妈来我那里真是“吃糠咽菜”来了。
妈妈来之前我告诉妻子，不能顶撞妈妈。妈妈给不到一岁半的孙女定的规矩，撒尿要自己去厕所。一次女儿憋不住，走到灶坑前就撒了，按规矩走到奶奶前伸手掌挨打。妈妈说过了，她管孩子我们不许干与，但我忍不住讨饶了：“妈，她是去厕所，来不及了。”妈妈瞪了我一眼，没打她。
本来妈妈只是表示惩戒，又打不坏，我不该多嘴。我管孩子是不行，女儿不到五岁在奶奶那儿开始念书，学习很好，老师很喜欢。到我跟前就不行了，学习不好，还拒绝我的辅导。我当领导也不行，后来当基层领导时“不压茬”(东北话镇不住人的意思)，这点在我前一篇文章《四十年来目睹之现状》中做了描述。
小毛在农场心情一直不好，与一位同病相怜的上海女“知青”好上了，还回南昌做了流产。农场有很多“知青”，同样有很多老职工。对那些老职工来说，在那个年代，基本就是他们的终身职业，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破得不能再破的饭碗。
妈妈一直担心，小毛做为一名农场职工，又体弱有病，将来有哪个姑娘肯嫁给他？知道这事后还有点欣慰--小毛也许能有个自己的家，我们家其它人也都是这样想的。后来知道，两个困苦软弱的人走到一起，指望能够互相慰籍，但他和比他更为悲观的她在一起，两人陷入更加的悲苦之中。
1977年恢复高考，阿莉的丈夫考入清华。高中时，阿莉是尖子，阿莉的丈夫数理化也学得很好，儿子四岁，他俩只能一人去上学。接着单位批准阿莉的丈夫入党，双喜临门。阿莉的丈夫家是工人家庭，婆婆一阵激动和忙碌，犯心脏病去世了。
1979年小毛在“知青”朋友的鼓动下，参加了高考。这位高中毕业的“知青”朋友1978年直接参加了文科(历史？哲学？)的研究生考试录取了，这是一个聪明的决定，参加本科考试还反倒有可能录取不了呢。1979年还是看总分，不考核单科分，第二年就不行了。小毛连一天初中都没念过，这些年也没自学。考数学进考场后直接交白卷出来，零分。美术专业分(一张画)第一，且比别人高得多。录取上饶师范学院美术专业，是大专，两年毕业。
阿莉的丈夫上学去之后，妈妈去了南昌帮她带孩子。我考入清华研究生后，把女儿也送去了南昌。我和女儿同时入学，我当研究生，她当小学生。清华研究生时期的学习与生活我在前一篇文章《四十年来目睹之现状》中做了描述。
这两年爸爸妈妈在原农民银行的同事证明了妈妈不是国民党区分部组织委员，妈妈提出了改正的要求，但一直得不到处理。爸爸妈妈让我去商业部接待站递申诉材料。递材料的过程没留下什麽记忆，可能是我另外写了个什麽东西，因为妈妈写的材料一直留在我手里好几年，后来弄丢了。对接待站有些微的记忆，似乎是个很简陋的地方。我记得，结果很简单，让我回去，他们会往萍乡市商业局发函催办。等了一段时间后解决了，认定妈妈不是国民党区分部组织委员，开除公职应予改正，按退休对待。以前的工资不予补。妈妈接受了。
乌鲁木齐的阿玲给我来了封信。阿玲说，送走她时就知道，说妈妈是乳母是骗她的。她知道妈妈就是在洗衣服时，眼睛也是瞟着她的。离开妈妈后就感不到这种爱了。小时候，她要糊纸盒补贴家用。阿玲很小就到养父单位当工人。特别是恢复高考后，养母怕她考上大学毕业分走，不让她考普通本科，上的是职工大学，毕业当子弟学校老师。看了信我嚎啕大哭，这份心痛，一直在我心中。
阿莉(老二)第一个结婚，我(老大)第二。阿玉(老四)从农村回来，奶妈给她介绍了一个司机，她第三个结婚，第四个就是阿玲(老七)。阿玲结婚去南昌看妈妈，寄来了他们夫妻和妈妈、和我的女儿的照片，小妹夫长得很帅。她的生活之路走得平顺，乌鲁木齐市英语教师考试第一，进入最好的重点中学任教，第一批进中级职称(同批的本科毕业生都还没进)，还被市里选送到英国进修。丈夫是个工厂司机，爱她、疼她。儿子复旦本科毕业，北大研究生毕业，向美国发求职信，在四个发来聘书的公司中选了高盛，带新婚妻子去了纽约。
第一个暑假，阿莉带着她的儿子、我的女儿来到北京，一起来的还有阿兰。阿莉带儿子住在丈夫的学生宿舍，阿兰住在女同学宿舍，我在学校租了一间房，大家都过来吃饭。食堂是细粮粗粮搭配的，两个孩子当然是不吃粗粮的，妹夫粗粮一口不吃，吃菜也不顾别人。整个假期，我没吃一口细粮。出去游玩，东西都我拿，妹夫从来都空着手。
一次晚上我去看他们，两名要求入党的女同学来找他说话(两个班学生党员一个党支部，他是书记)，时间不短。整个过程，他既没介绍我，也没让他的同学与阿莉有交流，他本人甚至都没向我们侧一次脸。他坐在她们身边，身体倾向她们，注视着她们交谈。
这一届学生年龄相差很大，最大的和最小的几乎是两代人。1981年妹夫33岁了，两名要求进步的小姑娘结伴来，应该没什麽事，只不过妹夫表现得太色了。后来我知道，为这类事，阿莉与他在学生宿舍吵闹。我对阿莉说他是有贼心，没贼胆，只要他毕业时让他回南昌，也出不了什麽事。
研究生课题出差时我去看妈妈和女儿。妈妈告诉我阿兰(老六)和当工人的堂表哥谈上了恋爱。阿兰中专毕业，教大专学生，为此到南京进修和堂表哥谈上的。大家都不同意，爸爸不同意是认为不般配（阿兰后来进修本科、研究生，教英、德两门外语，当系主任），妈妈不同意是因为两地生活，我也表示反对，是因为反对近亲婚姻。他们最终没成，阿兰一直梗梗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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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1975年春节我旅行结婚。到爸爸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萍乡分校，妈妈提前去了。妈妈用家里的钱为我们做了一套被褥，那时这样也就行了。宣风风景很美，有山有水。小河上的拱桥，堪比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风景，走到山里，看被山围着的村舍田地，像是世外桃园。我告诉妻子，西湖也赶不上这里，她说我骗她。到了西湖后，她承认，我说的是实话。
这以后，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平静，阿莉正式调到“毛泽东思想万岁馆”，不指望更好了。阿华当工人心态也平稳。感到无望的是阿玉和小毛，下乡和农场的“知青”许多都通过当“工农兵学员”上学，或找其它途径回城了，我们家是没希望的。阿玉和小毛因此心情不好。
我的情况类似，大多数大学毕业生都不当工人了，而我则做了当一辈子铸造工的思想准备，心情平静。1977年春节，妈妈来阜新帮我带孩子。车间领导到职工家拜年，妈妈在里屋没出来。明知我妈妈来了，领导也没问一声，更不用提问候我妈妈了。我想，他们这样不如不来，好在妈妈并不在意。
妈妈老了，头发花白，背也弯了，身高缩了两公分。当时认为妈妈那个年龄那样是正常的。当时的妈妈比现在的妻子还小三、四岁呢，回想起来，那时的妈妈要老很多。辽西地区干燥多风，妈妈干得鼻子流血。每人每月大米二、三斤，面粉三、五斤，阿华寄过两次大米。我在东北住了多年，能吃玉米面。妈妈不肯吃大米、面粉，都要留给孙女吃。她又吃不惯玉米面，顿顿吃高梁米饭。没吃过的人不知道，吃高梁米饭什麽滋味我清楚。我刚来东北也吃不惯玉米面，宁愿吃高梁米饭。一段时间后，感觉胃里像用东西在挖那麽难受。打那以后，我们就以吃玉米面为主，偶然吃吃高梁米饭。妈妈在我那里时一直吃高梁米饭。
我们从内蒙买来半片猪，冻在煤房里，每天切一些墩菜。一岁多的女儿一吃饭就要吃“白肉”，肥肉香，经饿，那时的人都愿吃肥肉。妈妈一块肉都不肯吃，都省给孙女吃。东北冬天只有秋天储藏的白菜和罗卜，妈妈来我那里真是“吃糠咽菜”来了。
妈妈来之前我告诉妻子，不能顶撞妈妈。妈妈给不到一岁半的孙女定的规矩，撒尿要自己去厕所。一次女儿憋不住，走到灶坑前就撒了，按规矩走到奶奶前伸手掌挨打。妈妈说过了，她管孩子我们不许干与，但我忍不住讨饶了：“妈，她是去厕所，来不及了。”妈妈瞪了我一眼，没打她。
本来妈妈只是表示惩戒，又打不坏，我不该多嘴。我管孩子是不行，女儿不到五岁在奶奶那儿开始念书，学习很好，老师很喜欢。到我跟前就不行了，学习不好，还拒绝我的辅导。我当领导也不行，后来当基层领导时“不压茬”(东北话镇不住人的意思)，这点在我前一篇文章《四十年来目睹之现状》中做了描述。
小毛在农场心情一直不好，与一位同病相怜的上海女“知青”好上了，还回南昌做了流产。农场有很多“知青”，同样有很多老职工。对那些老职工来说，在那个年代，基本就是他们的终身职业，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破得不能再破的饭碗。
妈妈一直担心，小毛做为一名农场职工，又体弱有病，将来有哪个姑娘肯嫁给他？知道这事后还有点欣慰--小毛也许能有个自己的家，我们家其它人也都是这样想的。后来知道，两个困苦软弱的人走到一起，指望能够互相慰籍，但他和比他更为悲观的她在一起，两人陷入更加的悲苦之中。
1977年恢复高考，阿莉的丈夫考入清华。高中时，阿莉是尖子，阿莉的丈夫数理化也学得很好，儿子四岁，他俩只能一人去上学。接着单位批准阿莉的丈夫入党，双喜临门。阿莉的丈夫家是工人家庭，婆婆一阵激动和忙碌，犯心脏病去世了。
1979年小毛在“知青”朋友的鼓动下，参加了高考。这位高中毕业的“知青”朋友1978年直接参加了文科(历史？哲学？)的研究生考试录取了，这是一个聪明的决定，参加本科考试还反倒有可能录取不了呢。1979年还是看总分，不考核单科分，第二年就不行了。小毛连一天初中都没念过，这些年也没自学。考数学进考场后直接交白卷出来，零分。美术专业分(一张画)第一，且比别人高得多。录取上饶师范学院美术专业，是大专，两年毕业。
阿莉的丈夫上学去之后，妈妈去了南昌帮她带孩子。我考入清华研究生后，把女儿也送去了南昌。我和女儿同时入学，我当研究生，她当小学生。清华研究生时期的学习与生活我在前一篇文章《四十年来目睹之现状》中做了描述。
这两年爸爸妈妈在原农民银行的同事证明了妈妈不是国民党区分部组织委员，妈妈提出了改正的要求，但一直得不到处理。爸爸妈妈让我去商业部接待站递申诉材料。递材料的过程没留下什麽记忆，可能是我另外写了个什麽东西，因为妈妈写的材料一直留在我手里好几年，后来弄丢了。对接待站有些微的记忆，似乎是个很简陋的地方。我记得，结果很简单，让我回去，他们会往萍乡市商业局发函催办。等了一段时间后解决了，认定妈妈不是国民党区分部组织委员，开除公职应予改正，按退休对待。以前的工资不予补。妈妈接受了。
乌鲁木齐的阿玲给我来了封信。阿玲说，送走她时就知道，说妈妈是乳母是骗她的。她知道妈妈就是在洗衣服时，眼睛也是瞟着她的。离开妈妈后就感不到这种爱了。小时候，她要糊纸盒补贴家用。阿玲很小就到养父单位当工人。特别是恢复高考后，养母怕她考上大学毕业分走，不让她考普通本科，上的是职工大学，毕业当子弟学校老师。看了信我嚎啕大哭，这份心痛，一直在我心中。
阿莉(老二)第一个结婚，我(老大)第二。阿玉(老四)从农村回来，奶妈给她介绍了一个司机，她第三个结婚，第四个就是阿玲(老七)。阿玲结婚去南昌看妈妈，寄来了他们夫妻和妈妈、和我的女儿的照片，小妹夫长得很帅。她的生活之路走得平顺，乌鲁木齐市英语教师考试第一，进入最好的重点中学任教，第一批进中级职称(同批的本科毕业生都还没进)，还被市里选送到英国进修。丈夫是个工厂司机，爱她、疼她。儿子复旦本科毕业，北大研究生毕业，向美国发求职信，在四个发来聘书的公司中选了高盛，带新婚妻子去了纽约。
第一个暑假，阿莉带着她的儿子、我的女儿来到北京，一起来的还有阿兰。阿莉带儿子住在丈夫的学生宿舍，阿兰住在女同学宿舍，我在学校租了一间房，大家都过来吃饭。食堂是细粮粗粮搭配的，两个孩子当然是不吃粗粮的，妹夫粗粮一口不吃，吃菜也不顾别人。整个假期，我没吃一口细粮。出去游玩，东西都我拿，妹夫从来都空着手。
一次晚上我去看他们，两名要求入党的女同学来找他说话(两个班学生党员一个党支部，他是书记)，时间不短。整个过程，他既没介绍我，也没让他的同学与阿莉有交流，他本人甚至都没向我们侧一次脸。他坐在她们身边，身体倾向她们，注视着她们交谈。
这一届学生年龄相差很大，最大的和最小的几乎是两代人。1981年妹夫33岁了，两名要求进步的小姑娘结伴来，应该没什麽事，只不过妹夫表现得太色了。后来我知道，为这类事，阿莉与他在学生宿舍吵闹。我对阿莉说他是有贼心，没贼胆，只要他毕业时让他回南昌，也出不了什麽事。
研究生课题出差时我去看妈妈和女儿。妈妈告诉我阿兰(老六)和当工人的堂表哥谈上了恋爱。阿兰中专毕业，教大专学生，为此到南京进修和堂表哥谈上的。大家都不同意，爸爸不同意是认为不般配（阿兰后来进修本科、研究生，教英、德两门外语，当系主任），妈妈不同意是因为两地生活，我也表示反对，是因为反对近亲婚姻。他们最终没成，阿兰一直梗梗于怀。

[林婉]

十一

妈妈告诉我，小毛的婚恋也有了问题，让我去看看。小毛的女朋友回了上海，他和一个学声乐的女同学相爱上了，女同学与原来的男朋友断了往来，还给人家赔了恋爱期间的花销。小毛不忍心抛弃患难之交的原女朋友，一直没向她透露，心里矛盾，很苦恼。
小毛和女同学毕业分到不同县市的师范学校(中专)教书，相隔不远，周末她过来同居。我看了女朋友和女同学的照片，确有相当大的差距。我还看了女同学的信，她是个开朗的女孩子，感情的表达很直接，其实那麽私密的信小毛是不该给我看的。我无法提供意见，道德的压力压在小毛心上，同样也封住了我的嘴。我要他自己考虑，我去上海见他的女朋友。
小毛的女朋友家住杨浦，祖籍苏北的上海人的聚居地。祖籍浙江的上海人多从商，富裕者多。祖籍苏北的上海人多从事服务行业，多为穷人。上海人很势力眼，杨浦的上海人被看成下等人。到居民区里的地下室旅馆住下，早起到院子里的水龙头刷牙洗脸。洗衣的女人好打听：“哪里人？”
“江西。”
“来上海干什麽呀？”
“处理弟弟和对象的关系。”
“知青呀？”
“是的。”
“回上海了？”
“恩。”
“那就别想了，阿拉上海姑娘是不会嫁到江西去的。”
“是我弟弟想断。”
“啊哟!那太缺德了!”
女朋友家两层木屋住着父母和兄嫂，楼梯拐角摆女朋友的睡床，小毛来上海，他们居然让女儿与小毛在此同居。回上海后，她家对她与小毛的关系并不同意，但也没干予。我没将小毛的现状告知，只是提出他们年纪都不小了，应该有个决定。
她父母是长辈，由她哥哥和我谈，他认为将来两地生活不好解决，但还得听她自己的想法。她软弱，没主意，说都听小毛的。我告诉她，两人的事要两人商量，不能都听小毛的。当时她没听出来，我走后，她回味出可能有了问题。她开了结婚证明，到了江西。小毛向她说明了情况，同意了与她结婚，并坐火车去女同学那里结束这段感情。小毛走后，女朋友翻抽屉看过了女同学的来信后决定退出，回上海了。
爸爸调回了商业局，虽然过了退休年龄，局里还是不让他退(一直干到七十一岁才退休)，到商业干部学校教会计。商业局在学校附近给了爸爸一套三室一厅，妈妈的户口也迁到了萍乡。作为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爸爸成了我家第一个共产党员，还是市政协委员、市社会科学职称评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爸爸还是那麽好欺负，商业局每人发一张“永久”、“凤凰”自行车票，阿华得知后去要，不知什麽人，不打招呼，就把他的拿走了，爸爸还不让阿华去问。爸爸搬家还不向单位要车，那时又没有搬家公司，阿华只好找自己在车队的朋友帮忙。
一些企业要取得资质，公司必须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它们请一些这样的人在公司挂名拿干薪，不必上班。爸爸对所有挂名总会计师的邀请一律推辞。阿华还以为他是摆“清高”，去劝他。其实他只是胆小，怕公司财务违法，自己被连累。
第二个共产党员是阿兰。如果不是有人把住党的大门，我也会紧接着被拉进党内，这在前一篇文章《四十年来目睹之现状》中做了描述。第二个市政协委员是小毛。小毛刚下乡时没入成党，以后他再也没考虑过此事。他两口子调回母校上饶师范学院后，小毛被安排当了上饶市政协委员，虽然市政协开会他常缺席，却还是要他延续当了一届。
那时的工作单位“所有制”和工作是分等级的，而且几乎是终身制，没有特别的机会无法跨越这些门槛。“所有制”的差别对社会地位影响挺大的，工作单位中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属于“全民所有制”，这是第一等。“集体所有制”单位分“大集体”和“小集体”，“小集体”是最低一等，我搞不清它们的差别。
我的妻子是八百人厂子的副厂长，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但她的厂是“大集体”。她的身份是“以工代干”，即以工人的身份做干部的工作。在她面前有两道门槛：工作单位“所有制”门槛、工人与干部的门槛。我到清华念研究生后，岳父大概怕他的女儿与我的地位相差悬殊吧，利用自己是市政协委员、市侨联主席、省侨联常委(这些头衔都没用，没权，我在前一篇文章《四十年来目睹之现状》中做了说明)，能认识和有权的人，托求关系将她变成“聘用干部”。即如果有人愿意用你当干部你就是干部，否则你还是工人。
她从“大集体”变成“全民所有制”是因为我工作的公司愿意接收。我工作的公司也有“大集体”的下属单位，按理应由它们接收，那我肯定不干，当然也没人向我这样提。至于她从“聘用干部”变为真正的干部，则是她挑选工作的结果。单位拿出三个职位给她挑选：研究所(处级单位)工会干事、数控研究室(科级单位)会计、电子研究室(科级单位)管理员兼办事员。她选了电子研究室管理员兼办事员。办事员管文件，发下文件录用一批四十岁以下的“聘用干部”为正式干部，她正好四十岁，抓到了最后的机会。
你们看跨越这些门槛这难不难？
阿玉回南昌后，一直没有找到“全民所有制”的工作，在一个“小集体”的杂货店当店员。爸爸早已过了退休年龄，当时有接班的政策，父母退休，让子女接下“全民所有制”的身份。当时许多未到退休年龄的人提前退休，让子女接班。阿玉提出接班的要求，爸爸拒绝了，阿玉心里很有怨气。
最后一个结婚的是阿华，他是职工大学毕业，当技术员，老婆小他四岁，“工农兵大学生”学历，市外贸局公务员。阿华说小毛的老婆漂亮，自己的老婆丑。其实我看并不丑，大眼睛挺精神的，只是嘴大了点，个子矮了点。从实际现象看，妈妈可能不喜欢阿华的老婆。
妈妈是不愿意表达自己的人，她以前的事自己从不给我们说。妈妈在我家和儿媳相处很好，离开时单独对我说了一句：“林婉不勤快。”妈妈不喜欢阿莉的丈夫，在她家时只给阿莉和外孙洗衣服，不洗她丈夫的，尽管还得阿莉洗。我、阿莉、阿玉的孩子都是妈妈带着提前上学起的蒙。
我和小毛生的都是女儿，阿华最后结婚，生的儿子，这唯一的孙子应该是爷爷奶奶的宝贝。妈妈没有让阿华三口和自己住一起，而是让阿兰三口和自己住一起。阿兰的婆家与阿华的岳父家都离得不远，这让阿华媳妇很不满，她没享受到应得的待遇。
阿华是我们中最孝顺的，举个妈妈去世后很久的事例。妈妈没替他带过孩子，媳妇因双方对对方父母不满，也有工作性质的原因，媳妇不干家务，他又当爹又当妈。阿华离了婚(外人不知离了婚，还住在一套房子里)，妈妈去世后，他一直把爸爸带在身边。他动心脏手术，爸爸送到我家，才几个月后，主动又把爸爸接回去，因为爸爸在外地，有病住院的话不给报销(平时吃药凭处方加发票可报销)。
阿华对岳父母不只是不满，可以说是恨了。阿华岳父和我是同一个行业，湖南的生产涡轮发动机的公司。他是退休的县团级(那时的说法，即地方政府的县长级或军队的团长级)干部，即大型国有企业的中层(处级)领导。阿华到岳父家吃饭时偶然注意到，岳父母单吃自己面前的菜，不动他们三口和妻弟吃的菜。一了解，妻弟乙型肝炎，岳父母瞒着他们两口子，还不给他们防范。
阿华大吃一惊，一家人赶紧去检查。阿华没事，母子俩都已染上了。阿华三口也常来妈妈这里吃饭，阿兰三口和爸爸妈妈也都去检查，好在只有爸爸抗体阳性，其它人没事。爸爸已经产生了抗体，不必打疫苗了，妈妈不打疫苗，阿兰三口去打了疫苗。大家对阿华的岳父母的心理都不能理解，拿东北话说：“这是什麽人呐!？”阿华与他们绝交了，媳妇还是维护父母的面子，没说父母一个不字。
阿莉的丈夫出轨被发现了，而且是被女方的家人抓住的。四兄弟中，他是老二，他和老三两个大学毕业生是家中的骄傲，两个都出轨。阿莉地位和他一样，都是“国家干部”，都有中级职称，工资不低于他，完全不用依附于他。但她已是中年妇女，儿子十多岁了，不愿放弃这个家庭。丈夫在单位不好立足了，她和丈夫一起调到他的老家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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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妈妈告诉我，小毛的婚恋也有了问题，让我去看看。小毛的女朋友回了上海，他和一个学声乐的女同学相爱上了，女同学与原来的男朋友断了往来，还给人家赔了恋爱期间的花销。小毛不忍心抛弃患难之交的原女朋友，一直没向她透露，心里矛盾，很苦恼。
小毛和女同学毕业分到不同县市的师范学校(中专)教书，相隔不远，周末她过来同居。我看了女朋友和女同学的照片，确有相当大的差距。我还看了女同学的信，她是个开朗的女孩子，感情的表达很直接，其实那麽私密的信小毛是不该给我看的。我无法提供意见，道德的压力压在小毛心上，同样也封住了我的嘴。我要他自己考虑，我去上海见他的女朋友。
小毛的女朋友家住杨浦，祖籍苏北的上海人的聚居地。祖籍浙江的上海人多从商，富裕者多。祖籍苏北的上海人多从事服务行业，多为穷人。上海人很势力眼，杨浦的上海人被看成下等人。到居民区里的地下室旅馆住下，早起到院子里的水龙头刷牙洗脸。洗衣的女人好打听：“哪里人？”
“江西。”
“来上海干什麽呀？”
“处理弟弟和对象的关系。”
“知青呀？”
“是的。”
“回上海了？”
“恩。”
“那就别想了，阿拉上海姑娘是不会嫁到江西去的。”
“是我弟弟想断。”
“啊哟!那太缺德了!”
女朋友家两层木屋住着父母和兄嫂，楼梯拐角摆女朋友的睡床，小毛来上海，他们居然让女儿与小毛在此同居。回上海后，她家对她与小毛的关系并不同意，但也没干予。我没将小毛的现状告知，只是提出他们年纪都不小了，应该有个决定。
她父母是长辈，由她哥哥和我谈，他认为将来两地生活不好解决，但还得听她自己的想法。她软弱，没主意，说都听小毛的。我告诉她，两人的事要两人商量，不能都听小毛的。当时她没听出来，我走后，她回味出可能有了问题。她开了结婚证明，到了江西。小毛向她说明了情况，同意了与她结婚，并坐火车去女同学那里结束这段感情。小毛走后，女朋友翻抽屉看过了女同学的来信后决定退出，回上海了。
爸爸调回了商业局，虽然过了退休年龄，局里还是不让他退(一直干到七十一岁才退休)，到商业干部学校教会计。商业局在学校附近给了爸爸一套三室一厅，妈妈的户口也迁到了萍乡。作为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爸爸成了我家第一个共产党员，还是市政协委员、市社会科学职称评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爸爸还是那麽好欺负，商业局每人发一张“永久”、“凤凰”自行车票，阿华得知后去要，不知什麽人，不打招呼，就把他的拿走了，爸爸还不让阿华去问。爸爸搬家还不向单位要车，那时又没有搬家公司，阿华只好找自己在车队的朋友帮忙。
一些企业要取得资质，公司必须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它们请一些这样的人在公司挂名拿干薪，不必上班。爸爸对所有挂名总会计师的邀请一律推辞。阿华还以为他是摆“清高”，去劝他。其实他只是胆小，怕公司财务违法，自己被连累。
第二个共产党员是阿兰。如果不是有人把住党的大门，我也会紧接着被拉进党内，这在前一篇文章《四十年来目睹之现状》中做了描述。第二个市政协委员是小毛。小毛刚下乡时没入成党，以后他再也没考虑过此事。他两口子调回母校上饶师范学院后，小毛被安排当了上饶市政协委员，虽然市政协开会他常缺席，却还是要他延续当了一届。
那时的工作单位“所有制”和工作是分等级的，而且几乎是终身制，没有特别的机会无法跨越这些门槛。“所有制”的差别对社会地位影响挺大的，工作单位中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属于“全民所有制”，这是第一等。“集体所有制”单位分“大集体”和“小集体”，“小集体”是最低一等，我搞不清它们的差别。
我的妻子是八百人厂子的副厂长，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但她的厂是“大集体”。她的身份是“以工代干”，即以工人的身份做干部的工作。在她面前有两道门槛：工作单位“所有制”门槛、工人与干部的门槛。我到清华念研究生后，岳父大概怕他的女儿与我的地位相差悬殊吧，利用自己是市政协委员、市侨联主席、省侨联常委(这些头衔都没用，没权，我在前一篇文章《四十年来目睹之现状》中做了说明)，能认识和有权的人，托求关系将她变成“聘用干部”。即如果有人愿意用你当干部你就是干部，否则你还是工人。
她从“大集体”变成“全民所有制”是因为我工作的公司愿意接收。我工作的公司也有“大集体”的下属单位，按理应由它们接收，那我肯定不干，当然也没人向我这样提。至于她从“聘用干部”变为真正的干部，则是她挑选工作的结果。单位拿出三个职位给她挑选：研究所(处级单位)工会干事、数控研究室(科级单位)会计、电子研究室(科级单位)管理员兼办事员。她选了电子研究室管理员兼办事员。办事员管文件，发下文件录用一批四十岁以下的“聘用干部”为正式干部，她正好四十岁，抓到了最后的机会。
你们看跨越这些门槛这难不难？
阿玉回南昌后，一直没有找到“全民所有制”的工作，在一个“小集体”的杂货店当店员。爸爸早已过了退休年龄，当时有接班的政策，父母退休，让子女接下“全民所有制”的身份。当时许多未到退休年龄的人提前退休，让子女接班。阿玉提出接班的要求，爸爸拒绝了，阿玉心里很有怨气。
最后一个结婚的是阿华，他是职工大学毕业，当技术员，老婆小他四岁，“工农兵大学生”学历，市外贸局公务员。阿华说小毛的老婆漂亮，自己的老婆丑。其实我看并不丑，大眼睛挺精神的，只是嘴大了点，个子矮了点。从实际现象看，妈妈可能不喜欢阿华的老婆。
妈妈是不愿意表达自己的人，她以前的事自己从不给我们说。妈妈在我家和儿媳相处很好，离开时单独对我说了一句：“林婉不勤快。”妈妈不喜欢阿莉的丈夫，在她家时只给阿莉和外孙洗衣服，不洗她丈夫的，尽管还得阿莉洗。我、阿莉、阿玉的孩子都是妈妈带着提前上学起的蒙。
我和小毛生的都是女儿，阿华最后结婚，生的儿子，这唯一的孙子应该是爷爷奶奶的宝贝。妈妈没有让阿华三口和自己住一起，而是让阿兰三口和自己住一起。阿兰的婆家与阿华的岳父家都离得不远，这让阿华媳妇很不满，她没享受到应得的待遇。
阿华是我们中最孝顺的，举个妈妈去世后很久的事例。妈妈没替他带过孩子，媳妇因双方对对方父母不满，也有工作性质的原因，媳妇不干家务，他又当爹又当妈。阿华离了婚(外人不知离了婚，还住在一套房子里)，妈妈去世后，他一直把爸爸带在身边。他动心脏手术，爸爸送到我家，才几个月后，主动又把爸爸接回去，因为爸爸在外地，有病住院的话不给报销(平时吃药凭处方加发票可报销)。
阿华对岳父母不只是不满，可以说是恨了。阿华岳父和我是同一个行业，湖南的生产涡轮发动机的公司。他是退休的县团级(那时的说法，即地方政府的县长级或军队的团长级)干部，即大型国有企业的中层(处级)领导。阿华到岳父家吃饭时偶然注意到，岳父母单吃自己面前的菜，不动他们三口和妻弟吃的菜。一了解，妻弟乙型肝炎，岳父母瞒着他们两口子，还不给他们防范。
阿华大吃一惊，一家人赶紧去检查。阿华没事，母子俩都已染上了。阿华三口也常来妈妈这里吃饭，阿兰三口和爸爸妈妈也都去检查，好在只有爸爸抗体阳性，其它人没事。爸爸已经产生了抗体，不必打疫苗了，妈妈不打疫苗，阿兰三口去打了疫苗。大家对阿华的岳父母的心理都不能理解，拿东北话说：“这是什麽人呐!？”阿华与他们绝交了，媳妇还是维护父母的面子，没说父母一个不字。
阿莉的丈夫出轨被发现了，而且是被女方的家人抓住的。四兄弟中，他是老二，他和老三两个大学毕业生是家中的骄傲，两个都出轨。阿莉地位和他一样，都是“国家干部”，都有中级职称，工资不低于他，完全不用依附于他。但她已是中年妇女，儿子十多岁了，不愿放弃这个家庭。丈夫在单位不好立足了，她和丈夫一起调到他的老家广州。

[北夜]

看来没有时间一次读完, 让我慢慢读吧, 不过, 给林婉鼓掌喝彩. 加油! 支持您的作品.

对对, 再给你拜个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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