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林婉]

二十

天冷了，徐建的宿舍傍着厕所对着楼门，又冷又臭。有人告诉徐建二楼有间空屋，小楼管理员用来喝酒的。徐建搬进去了。
下班发现窗户被摘掉了，已是深秋，徐建找来木板把窗户钉上。晚上他睡了后，管理员把门摘下来拖走了。
徐建真想揍他，别人告诉徐建，管理员有心脏病，千万别惹他。徐建只得搬回去。

后来二楼苗青茂房间里走了一人，他叫徐建搬了进去。
屋里另两个是六十年代初的中专毕业生，技术科机加技术员东北人俞树章，姓马的山东人，二车间施工员。
上班时有人告诉他们，徐建的行李被丢到厕所门口了。他们赶回去，是徐建的床被搬到了二楼厕所门口。
徐建赶到房间，苗青茂正和他们争执，姓马的山东人挥起喷雾器砸苗青茂，徐建伸手去挡，手表蒙子被砸掉了。徐建抓住姓马的衣领，警告他：“再敢动就揍扁你!”。
徐建搬了回去，把姓马的拉到厂组织科，让他赔了表蒙子。俞树章最讨厌了，他不正面冲突，却经常盘腿坐在床上，面对着墙嘟嘟囔囔骂脏话。
很快苗青茂结婚搬走了，俞树章和姓马的换走了，宿舍换来的都是“同学”了。

知识分子被叫做“臭老九”，在学校时徐建并没听过。文革开始时只斗过“走资派”，没斗过老师。也许学校没有够得上“反动学术权威”的老师吧。
那位美国未婚夫走了就一辈子不嫁的陈老师也一直没人惹她，过得挺好。
大学生们在工厂因为工资高，倒是挺被羡慕，确切说是被忌妒的。偶而有人开玩笑，叫叫他们“臭老九”，也是带点酸味。更多是他们自称“臭老九”。

生活条件很差，每人每月只有三两食油，食堂又搞得不好，新分来的“臭老九”常和食堂发生矛盾。
食堂班长杨秀每顿饭做一盆免费的汤，厂里把杨秀树为劳模，那有盐没油的葱花汤叫“杨秀汤”。
北京钢铁学院北京人宋蓝元因为伙食问题与杨秀发生争执，将他揍了，厂子在广播中进行了通报批评。
一次徐建偶然进到厨房，发现炊事员每人一大碗炒鸡蛋喝啤酒，徐建骂他们无耻、吸血鬼，当然还动用“国骂”。
一名炊事员居然操起了菜刀，徐建大喝：“你放下刀!要不我不客气了!”
其实徐建见他拿刀心里发虚，如果他拿刀冲上来，自己要跑就太丢面子，不跑还真害怕。
不过他还真放下了刀，徐建可以放心地骂。
副厂长来了，坐在凳子上听着徐建骂，一声不吭。
只有几十个人吃饭的食堂好几个工作人员白吃，还要这样捞油水。厂里居然还评他劳模!
后来徐建品味，对于无法解决的矛盾，领导采取这种方式处理，堵弱势方的口的也不是绝无仅有。
再闹也解决不了问题，后来许多人只在食堂吃早餐，中晚餐都到街上饭店吃。

机加车间电镀班的推车被别班拉去运半成品，他们自己要用，岑光炜问了半天谁的东西没人答理，他就把半成品倒在地下了。
厂子说他是破坏生产，全厂广播通报。岑光炜正在谈对象，女方的父亲是矿务局总会计师。这事差点把他搞对象的事给搅了。

“老五届”都互称“同学”，除几个本地人和几个很快就结婚的外，大部分都住独身宿舍。
少数几个一来就分到职员岗位，还有些短时间就得到提拔。大多数都分配当了工人。这并不影响“同学”间的正常交往。
根据性格的差异，“同学”自然就分成群。苗青茂很快就结婚住到爱人任教的中学宿舍，看不到他的身影。也有几个性格孤僻的“同学”单来独往。
性格外向的占多数，形成一个大圈子。徐建属于一个小圈子，四五个人，性格多内向，还包括性格“怪”、易怒的宋蓝元。
何武属于大圈子，许鹤旺则两个圈子活动都参与。
学生干部在大圈子中，他们与领导有较好的关系，有的人不苟言笑，但还是和善的。
大圈子不少人兴趣较广，经常下围棋，有时踢足球。
西安交大黎铁力是校围棋队员，在“同学”中带起了一批人，而且很快能和他分庭抗礼了，这帮人在市里下围棋也成了高手。
徐建经常观棋，但不敢下--怕输。棋风反映出人的性格，有两个极端。
东北工学院林广肃，一块一块经营自己的活棋，不具攻击性。西安交大的詹廷昭盯住对方薄弱点，一味进攻。
这两个都是常败将军。林广肃如非对方失误则必败，不过不至惨不忍睹。詹廷昭败多胜少，每败必说，如果不是下的某着大意了，他肯定会赢。
在大家的鼓励下，徐建鼓起勇气上场。和林广肃下一盘，果然赢了，但索然无味。和詹廷昭下，他欺徐建没下过棋，招招无理，徐建认为这不叫下棋，不与他下了。

哈尔滨工业大学六六届孙大柱，家庭出身地主，一直当工人，思想负担挺重的。他岳父是哈尔滨名中医，生五个的都是女儿，个个如花似玉，孙大柱挺为自己的漂亮老婆骄傲。
他老婆来探亲，徐建小圈子的五个人打了二斤酒，那时酒都是六十度，准备喝完酒去参加大圈子的岑光炜的婚礼。
孙大柱老婆不许孙大柱参加，结果四个人都喝吐了，昏睡到第二天，婚礼没去成。
闹婚礼的人让唱歌，岑光炜的老婆，那位矿务局总会计师的女儿，说自己不会唱歌，我给大家跳舞吧。
她认认真真地跳了一通舞。
大家说，这麽精采的婚礼，没看着太可惜了。

两个圈子的人有时也会在一起讨论社会问题，往往是何武挑起的，不过往往是站在“对立”的观点上。
徐建认为双方内心看法是一致的，心照不宣地站在“对立”的观点上，以正反方的形式进行辩论，都是为了一种宣泄。
徐建知道这是危险的，一旦被告发，正方是安全的，反方则可能被打为“反革命分子”。徐建因此对何武怀有戒心。
而徐建与小圈子内有的人之间的交流则是直接了当的。
事实证明，一直到人们能相对自由地发表言论时，也没有发生徐建担心的事。

北京钢铁学院牡丹江的“同学”刘某内向多疑，他在不知情下追求了党委书记看中的“太子妃”，因此在车间处境不佳。
他怀疑大学同班同学，原来的班长，同在一个车间的岑光炜整他。
而徐建也担心有人会揭发自己讨论社会问题时的宣泄，不信任何武。
两人都觉得这种心理状况危险，一起找精神病的书研究。后来刘某还是精神病发，回牡丹江了。

二十一

既然提到了党委书记和“太子妃”，就先谈谈党委书记吧。

进厂不久，徐建遇见一个青年女工叫他叔叔。
交谈后知道，她父亲原来在江城钢铁学院工作，现在调回东北老家，进煤城冶矿设备配件厂了。
她刚初中毕业，没下乡直接进厂当了工人。
她是在江城钢铁学院看徐建打乒乓球认识徐建的，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当然是叫十七、八岁的高个子大学生叔叔啦。
那个小姑娘（徐建已毫无印象了）已经长成漂亮的大姑娘了，足以让“叔叔”动心。
她一米六八以上，比她爸高，健美型，脸红扑扑的，开朗活泼。她就是后来的“太子妃”。

瘦小的党委书记靳观，身高不足一米六。1937年参加革命，不是七七以前，没赶上红军干部那个坎。十三级干部，刚够高干。
靳书记脾气很大，据说在承德钢厂当副手时差点动枪打九级干部的一把手。
靳书记单枪匹马来到这里，培植几个人，把原来盛京冶矿设备厂派来的全套班子赶跑了，只留一个不敢说话的窝囊废副书记杨久兴。

一个星期天一大早，多数人还在睡觉，独身的人发现，厂子两个大门全关上了，大家都出不去了。
一看贴着通告，早上爱国卫生运动大检查，所有的人不得离开自己房间。
过一会，靳观领着几名干部和几名背枪的基干民兵，直接就到一楼进门右手第一间敲门。
“谁呀？”
“检查卫生!”
“星期天一大早干啥呀？不开!”
靳观大吼一声：“基干民兵!”
“我开!我开!”
基干民兵踹开门把人抓出来。
“送劳教所!”
也没继续检查卫生，事情就结束了。
这是一名电工，是个刺儿头，四十多岁了，喜欢舞文弄墨，曾给有夫之妇的同班女电工写情书。
不知什麽事他写了张小字报，说是暗指靳观的，有“孔雀开屏，前面好看，后面露个大屁眼子”的字眼。
靳观把他送劳教所后，劳教所说没材料先是不收。靳观让先收下，后补材料。最后以破坏爱国卫生运动和流氓行为，劳教三年。

一个星期天，几个“臭老九”在厂内马路上打排球，西安交大的詹廷昭说了一句：“靳观语录，此处不许打排球。”
靳观夫人是隔壁省属企业煤城液压件厂党委书记，穿过煤城冶矿设备配件厂回家，正好听见后告知了靳观。
靳观立刻召开党委会，要给詹廷昭定“反动言论”的罪名。
靳观原定的接班人党委副书记失宠了，靳观又物色了新的人，副书记成了靳观在班子里的对立面，他坚决反对，靳观打击詹廷昭的事没办成。

在这批大学生进厂前，大学讲师老迟调到煤城冶矿设备配件厂当相当总工程师的角色，与靳观住邻居。
他妻子解放战争时是解放军连级干部，老娘儿们家不知天高地厚，与书记夫人不对付，老闹矛盾。
靳观调查出，解放战争国共拉锯期间，这位工程师（当时十六岁）的地主哥哥反攻倒算，逼人自杀了。
这位工程师也跟哥哥去过那家，靳观以反攻倒算，逼死人命罪名，送老迟去坐了五年牢。
老迟回厂后（那时靳观已退休回家）对徐建诉说在牢狱中时的苦。他被关了五年，不让参加劳动改造，见不到人，与外界完全封闭，都要疯了。

工人们非常害怕靳观，从徐建的亲历的事就可说明。
冲天炉开炉准备工作，抓紧了也要上午十点做完，每天十点他来炉前一站，不和任何人说一句话，工人们赶紧送风，炉子一开他走了。
炉子一开就不能停，午饭只能一边干活一边吃。下午四点多他又来炉前一站，不和任何人说一句话，谁也不敢停止下料。
五点他下班回家了，炉里还一满炉料呢，干完收拾完，六点回家就不错了。
浇铸机的铸模是铸铁的，有冷却翅，加工一个要三天工期。里面是铁水，外面水冷，容易裂。有一次连续坏，备品用光了，再坏就接不上了。
这事报到靳观那里，他到加工模具的车间，走到车床前，轻声问一句“一个班干不下来吗？”说完就走了，结果一个班就干下来了。

徐建唯一一次与靳观面对面是一件尴尬的事。那是他刚结婚。工厂把紧邻的一家地质勘查队的地盘扩进来了，拆建还须等一段时间，就把房子分给职工暂住，徐建就住到了那里。
他的水缸没有盖，到车间拿了一个茶桶盖，走到围墙豁时正遇到靳观。两人没有任何异常表现，各走各的过去了。徐建第一次干这种脸红的事，就让党委书记撞上了，不无尴尬。
不过他也知道，厂里有几个人，用工厂的物资为靳观的家搞建设而很吃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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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天冷了，徐建的宿舍傍着厕所对着楼门，又冷又臭。有人告诉徐建二楼有间空屋，小楼管理员用来喝酒的。徐建搬进去了。
下班发现窗户被摘掉了，已是深秋，徐建找来木板把窗户钉上。晚上他睡了后，管理员把门摘下来拖走了。
徐建真想揍他，别人告诉徐建，管理员有心脏病，千万别惹他。徐建只得搬回去。

后来二楼苗青茂房间里走了一人，他叫徐建搬了进去。
屋里另两个是六十年代初的中专毕业生，技术科机加技术员东北人俞树章，姓马的山东人，二车间施工员。
上班时有人告诉他们，徐建的行李被丢到厕所门口了。他们赶回去，是徐建的床被搬到了二楼厕所门口。
徐建赶到房间，苗青茂正和他们争执，姓马的山东人挥起喷雾器砸苗青茂，徐建伸手去挡，手表蒙子被砸掉了。徐建抓住姓马的衣领，警告他：“再敢动就揍扁你!”。
徐建搬了回去，把姓马的拉到厂组织科，让他赔了表蒙子。俞树章最讨厌了，他不正面冲突，却经常盘腿坐在床上，面对着墙嘟嘟囔囔骂脏话。
很快苗青茂结婚搬走了，俞树章和姓马的换走了，宿舍换来的都是“同学”了。

知识分子被叫做“臭老九”，在学校时徐建并没听过。文革开始时只斗过“走资派”，没斗过老师。也许学校没有够得上“反动学术权威”的老师吧。
那位美国未婚夫走了就一辈子不嫁的陈老师也一直没人惹她，过得挺好。
大学生们在工厂因为工资高，倒是挺被羡慕，确切说是被忌妒的。偶而有人开玩笑，叫叫他们“臭老九”，也是带点酸味。更多是他们自称“臭老九”。

生活条件很差，每人每月只有三两食油，食堂又搞得不好，新分来的“臭老九”常和食堂发生矛盾。
食堂班长杨秀每顿饭做一盆免费的汤，厂里把杨秀树为劳模，那有盐没油的葱花汤叫“杨秀汤”。
北京钢铁学院北京人宋蓝元因为伙食问题与杨秀发生争执，将他揍了，厂子在广播中进行了通报批评。
一次徐建偶然进到厨房，发现炊事员每人一大碗炒鸡蛋喝啤酒，徐建骂他们无耻、吸血鬼，当然还动用“国骂”。
一名炊事员居然操起了菜刀，徐建大喝：“你放下刀!要不我不客气了!”
其实徐建见他拿刀心里发虚，如果他拿刀冲上来，自己要跑就太丢面子，不跑还真害怕。
不过他还真放下了刀，徐建可以放心地骂。
副厂长来了，坐在凳子上听着徐建骂，一声不吭。
只有几十个人吃饭的食堂好几个工作人员白吃，还要这样捞油水。厂里居然还评他劳模!
后来徐建品味，对于无法解决的矛盾，领导采取这种方式处理，堵弱势方的口的也不是绝无仅有。
再闹也解决不了问题，后来许多人只在食堂吃早餐，中晚餐都到街上饭店吃。

机加车间电镀班的推车被别班拉去运半成品，他们自己要用，岑光炜问了半天谁的东西没人答理，他就把半成品倒在地下了。
厂子说他是破坏生产，全厂广播通报。岑光炜正在谈对象，女方的父亲是矿务局总会计师。这事差点把他搞对象的事给搅了。

“老五届”都互称“同学”，除几个本地人和几个很快就结婚的外，大部分都住独身宿舍。
少数几个一来就分到职员岗位，还有些短时间就得到提拔。大多数都分配当了工人。这并不影响“同学”间的正常交往。
根据性格的差异，“同学”自然就分成群。苗青茂很快就结婚住到爱人任教的中学宿舍，看不到他的身影。也有几个性格孤僻的“同学”单来独往。
性格外向的占多数，形成一个大圈子。徐建属于一个小圈子，四五个人，性格多内向，还包括性格“怪”、易怒的宋蓝元。
何武属于大圈子，许鹤旺则两个圈子活动都参与。
学生干部在大圈子中，他们与领导有较好的关系，有的人不苟言笑，但还是和善的。
大圈子不少人兴趣较广，经常下围棋，有时踢足球。
西安交大黎铁力是校围棋队员，在“同学”中带起了一批人，而且很快能和他分庭抗礼了，这帮人在市里下围棋也成了高手。
徐建经常观棋，但不敢下--怕输。棋风反映出人的性格，有两个极端。
东北工学院林广肃，一块一块经营自己的活棋，不具攻击性。西安交大的詹廷昭盯住对方薄弱点，一味进攻。
这两个都是常败将军。林广肃如非对方失误则必败，不过不至惨不忍睹。詹廷昭败多胜少，每败必说，如果不是下的某着大意了，他肯定会赢。
在大家的鼓励下，徐建鼓起勇气上场。和林广肃下一盘，果然赢了，但索然无味。和詹廷昭下，他欺徐建没下过棋，招招无理，徐建认为这不叫下棋，不与他下了。

哈尔滨工业大学六六届孙大柱，家庭出身地主，一直当工人，思想负担挺重的。他岳父是哈尔滨名中医，生五个的都是女儿，个个如花似玉，孙大柱挺为自己的漂亮老婆骄傲。
他老婆来探亲，徐建小圈子的五个人打了二斤酒，那时酒都是六十度，准备喝完酒去参加大圈子的岑光炜的婚礼。
孙大柱老婆不许孙大柱参加，结果四个人都喝吐了，昏睡到第二天，婚礼没去成。
闹婚礼的人让唱歌，岑光炜的老婆，那位矿务局总会计师的女儿，说自己不会唱歌，我给大家跳舞吧。
她认认真真地跳了一通舞。
大家说，这麽精采的婚礼，没看着太可惜了。

两个圈子的人有时也会在一起讨论社会问题，往往是何武挑起的，不过往往是站在“对立”的观点上。
徐建认为双方内心看法是一致的，心照不宣地站在“对立”的观点上，以正反方的形式进行辩论，都是为了一种宣泄。
徐建知道这是危险的，一旦被告发，正方是安全的，反方则可能被打为“反革命分子”。徐建因此对何武怀有戒心。
而徐建与小圈子内有的人之间的交流则是直接了当的。
事实证明，一直到人们能相对自由地发表言论时，也没有发生徐建担心的事。

北京钢铁学院牡丹江的“同学”刘某内向多疑，他在不知情下追求了党委书记看中的“太子妃”，因此在车间处境不佳。
他怀疑大学同班同学，原来的班长，同在一个车间的岑光炜整他。
而徐建也担心有人会揭发自己讨论社会问题时的宣泄，不信任何武。
两人都觉得这种心理状况危险，一起找精神病的书研究。后来刘某还是精神病发，回牡丹江了。

二十一

既然提到了党委书记和“太子妃”，就先谈谈党委书记吧。

进厂不久，徐建遇见一个青年女工叫他叔叔。
交谈后知道，她父亲原来在江城钢铁学院工作，现在调回东北老家，进煤城冶矿设备配件厂了。
她刚初中毕业，没下乡直接进厂当了工人。
她是在江城钢铁学院看徐建打乒乓球认识徐建的，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当然是叫十七、八岁的高个子大学生叔叔啦。
那个小姑娘（徐建已毫无印象了）已经长成漂亮的大姑娘了，足以让“叔叔”动心。
她一米六八以上，比她爸高，健美型，脸红扑扑的，开朗活泼。她就是后来的“太子妃”。

瘦小的党委书记靳观，身高不足一米六。1937年参加革命，不是七七以前，没赶上红军干部那个坎。十三级干部，刚够高干。
靳书记脾气很大，据说在承德钢厂当副手时差点动枪打九级干部的一把手。
靳书记单枪匹马来到这里，培植几个人，把原来盛京冶矿设备厂派来的全套班子赶跑了，只留一个不敢说话的窝囊废副书记杨久兴。

一个星期天一大早，多数人还在睡觉，独身的人发现，厂子两个大门全关上了，大家都出不去了。
一看贴着通告，早上爱国卫生运动大检查，所有的人不得离开自己房间。
过一会，靳观领着几名干部和几名背枪的基干民兵，直接就到一楼进门右手第一间敲门。
“谁呀？”
“检查卫生!”
“星期天一大早干啥呀？不开!”
靳观大吼一声：“基干民兵!”
“我开!我开!”
基干民兵踹开门把人抓出来。
“送劳教所!”
也没继续检查卫生，事情就结束了。
这是一名电工，是个刺儿头，四十多岁了，喜欢舞文弄墨，曾给有夫之妇的同班女电工写情书。
不知什麽事他写了张小字报，说是暗指靳观的，有“孔雀开屏，前面好看，后面露个大屁眼子”的字眼。
靳观把他送劳教所后，劳教所说没材料先是不收。靳观让先收下，后补材料。最后以破坏爱国卫生运动和流氓行为，劳教三年。

一个星期天，几个“臭老九”在厂内马路上打排球，西安交大的詹廷昭说了一句：“靳观语录，此处不许打排球。”
靳观夫人是隔壁省属企业煤城液压件厂党委书记，穿过煤城冶矿设备配件厂回家，正好听见后告知了靳观。
靳观立刻召开党委会，要给詹廷昭定“反动言论”的罪名。
靳观原定的接班人党委副书记失宠了，靳观又物色了新的人，副书记成了靳观在班子里的对立面，他坚决反对，靳观打击詹廷昭的事没办成。

在这批大学生进厂前，大学讲师老迟调到煤城冶矿设备配件厂当相当总工程师的角色，与靳观住邻居。
他妻子解放战争时是解放军连级干部，老娘儿们家不知天高地厚，与书记夫人不对付，老闹矛盾。
靳观调查出，解放战争国共拉锯期间，这位工程师（当时十六岁）的地主哥哥反攻倒算，逼人自杀了。
这位工程师也跟哥哥去过那家，靳观以反攻倒算，逼死人命罪名，送老迟去坐了五年牢。
老迟回厂后（那时靳观已退休回家）对徐建诉说在牢狱中时的苦。他被关了五年，不让参加劳动改造，见不到人，与外界完全封闭，都要疯了。

工人们非常害怕靳观，从徐建的亲历的事就可说明。
冲天炉开炉准备工作，抓紧了也要上午十点做完，每天十点他来炉前一站，不和任何人说一句话，工人们赶紧送风，炉子一开他走了。
炉子一开就不能停，午饭只能一边干活一边吃。下午四点多他又来炉前一站，不和任何人说一句话，谁也不敢停止下料。
五点他下班回家了，炉里还一满炉料呢，干完收拾完，六点回家就不错了。
浇铸机的铸模是铸铁的，有冷却翅，加工一个要三天工期。里面是铁水，外面水冷，容易裂。有一次连续坏，备品用光了，再坏就接不上了。
这事报到靳观那里，他到加工模具的车间，走到车床前，轻声问一句“一个班干不下来吗？”说完就走了，结果一个班就干下来了。

徐建唯一一次与靳观面对面是一件尴尬的事。那是他刚结婚。工厂把紧邻的一家地质勘查队的地盘扩进来了，拆建还须等一段时间，就把房子分给职工暂住，徐建就住到了那里。
他的水缸没有盖，到车间拿了一个茶桶盖，走到围墙豁时正遇到靳观。两人没有任何异常表现，各走各的过去了。徐建第一次干这种脸红的事，就让党委书记撞上了，不无尴尬。
不过他也知道，厂里有几个人，用工厂的物资为靳观的家搞建设而很吃得开。

[酒味火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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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就是糊涂

[[狐狸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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