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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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创作的叙事资源(以当下长篇小说为例)

孟繁华

小说创作的普遍性危机，正在被我们所经历。这个危机的形成除了小说这种形式走过了它的鼎盛时期，必然要为其他形式——包括网络制作的虚拟空间和其他消费性的娱乐形式所替代之外，更与现代人日复一日格式化和不断被复制的生活有关。我们已无特殊经验可供书写。因此，当代文学从发生那天开始，所经历的是一条集体经验、个人经验再到感受性的写作道路。当作家不能提供新经验的时候，表达感受就成为小说勉为其难的出路。
　　
另一方面，自80年代“现代派”小说登陆中国大陆起，向西方小说学习、向西方大师致敬，可以说是至今仍在延续的小说道路。这一创作取向，一方面使中国作家有了更为开阔的文学视野，使中国文学走出了几十年封闭、狭隘的境地，也使中国文学摆脱了与政治纠缠不休的关系，这是一个大的转折。但是，在强烈渴望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的心理结构中，也确实隐含了一种弱势文化希望获得强势文化认同或承认的诉求。承认是一种政治，二十多年来虽然西方陆续出版了中国大陆许多作家的作品，有许多作家之间的文学交流，但实事求是地说，包括小说在内的中国文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西方的承认？特别是近些年来，学界多次讨论“全球化”的问题，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国学者或作家对的焦虑，在强势文化的挤压下，本土的文化传统正在悄然后退甚至消失。于是，重新思考本土传统的问题在不同的文化领域相继展开。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文学理论界虽然极力在倡导弘扬本土的文学传统，但至今仍难以拿出可行性的方案，还只是停留在情感态度上。同样有趣的现象是，在小说创作领域，传统作为一个伟大的资源越来越受到作家的重视，一个向“传统”或边缘文化寻找资源的文学创作潮流正在生成和发展。当然，这个“传统”不止是狭隘的民族传统，它是包括?方在内的所有值得借鉴和尊重的文学经验。传统是流动的和不断建构起来的。我们今天的传统是由中国古代文化、20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化和西方文化合流构成的，我们难以剥离出一个纯粹的本土传统。边缘文化与传统相关，它包括地方性的知识、神话、传说以及流行于民间的非主流或被遮蔽的亚文化。这些理解，是缘于我对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的阅读。在这些作品里，我看到了文学对传统和边缘文化的接受、重新书写和再创造。
　　
传说、神话是边缘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现代生活包括文化消费方式的发生、发展和不断的合理化、不断被认同的过程中，民族童年时代的文化正在逐渐走向消亡。民族文化最初的指纹已日趋模糊。但在民间，在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中，特别是那些欠发达地区的民间文化中，传说和神话等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仍有顽强的生命力。汉文化中有极为丰富的传说、神话等文化资源。苏童的《碧奴》，就是对“孟姜女哭长城”传说的重新书写。在当下的生活环境中，要想找到孟姜女的故事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只有文化的童年时代才有可能出现如此浪漫和悲怆的情感故事。有趣的是，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被隐匿起来，他只是碧奴的一个想象，一个情有所系的乌托邦。也正因为如此，碧奴的决绝和坚忍的悲剧才感天撼地成千古绝唱。作为资料极端匮乏的一个传说，我惊叹苏童的想象力和虚构能力。小说不仅用魔幻的方法将眼泪写到了极致，为碧奴最后哭倒长城做了有力的渲染和铺垫。重要的是，苏童用他奇异的想象和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将碧奴终于送到了长城角下。苏童自己说“孟姜女的故事是传奇，但也许那不是一个底层女子的传奇，是属于一个阶级的传奇。”孟姜女时代的底层阶级如果可以类比的话，大概就是今天的农民工。按照过去阶级论的解?，这个阶级是最富于革命精神的。事实的确如此，从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政权的建立，农民阶级与革命的天然联系成为一个最大的神话。但在《碧奴》这里，这个阶级与我们惯常的理解发生很大的变异。孟姜女去长城的路上所遇到羞辱、恐怖或困难，大都来自于同一阶级。乡兵、蒙面客、门客、车夫、痨病患者、卖糖人、假罗锅等等，这些人同属于碧奴的阶级，但这些人从来没有给碧奴任何帮助甚至远愿望倾听碧奴的述说。同一阶级的复杂性在碧奴千里寻夫的路上被呈现出来。
　　
青年作家徐名涛的长篇小说《蟋蟀》，是一部对传统文化和生活集中书写的一部作品。在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格局中，《蟋蟀》肯定是一个例外：我们难以判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也不能肯定它究竟要言说什么。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部离奇而怪异的小说，是一部故事情节密集又悬疑丛生的小说。它是一部关于过去的民间秘史，也是一部折射当代世风和私秘心理的启示录。它在各种时尚的潮流之外，但又在我们时时更新却又万古不变的文化布景之内。这是一个发生在清末民初、巢湖一带的姥桥镇陈家大院和妓院翠苑楼里的故事。大院的封闭性、私秘性和妓院制度，预示了这是一段陈年旧事，它一旦被敞开，扑面而来的是一种陈腐霉变的腐烂气息。　　
　　
小说有两个不同的场景，一个是私人化的宅院，一个是公共化的妓院。但这两个不同的场景却隐含了共同的人性和欲望，在无数的谎言中上演了相似的爱恨情仇。陈家大院的主人陈天万陈掌柜一生沉迷斗蟋蟀，他的生死悲欢都与蟋蟀息息相关，在爱妾与蟋蟀之间他更爱蟋蟀，但他必须说出更爱小妾阿雄；小妾梅娘与少东家有染、与知县两情相悦、与义子王士毅有肌肤之亲并最终身怀六甲；王士毅表面儒雅但与妻子豆儿同床异梦，对收留他的义父陈掌柜的两个小妾虎视眈眈以怨报德；管家表面忠诚但对陈家家产蓄谋已久韬光养晦……，但这一切都被谎言所遮蔽。院墙之外虽然传言不绝街谈巷议，但大院昏暗的生活仍在瞒与骗中悄然流逝。然而死水微谰终酿成滔天大浪，陈家大院更换了主人，那个只有母亲而父亲匿名的孩子，虽然身份暧昧，但因眉眼、提蟋蟀罐走路姿态和对蟋蟀的痴迷，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了那就是陈掌柜的孩子。邻里释然大院宁静，但这个被命名为司钊的孩子，许多年过后，无论他的父亲是谁，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又一个陈天万。他一定会承传陈家大院——也是中国传统生活中最陈腐却又魅力无边的方式。这个意味深长的结尾，也使《蟋蟀》成为一部“意味”深长的小说。
　　
家族制度已经成为过去，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封闭性和自足性，既是独特的存在也是“东方奇观”，这一现象蕴含了丰富的文学性资源。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家族小说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传统。这一文学传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白鹿原》为代表的家族小说，证实了这一传统仍在承传和光大。衣向东的长篇小说《牟氏庄园》，同样是一部典型的家族小说。《牟氏庄园》这部小说将牟氏家族衰败的社会历史原因，置放于背景的地位，军阀掠夺、农民暴动、日军侵入等，并没有构成小说的主体框架。它主要叙述和着意刻画的还是牟氏家族内部的矛盾和争斗，或者说，这个家族即便没有外部力量的侵入，没有社会的风雨飘摇，祸起萧墙也足以使这个中国最大的地主家族走向最后的没落。小说对牟氏家族内部矛盾的设计，显示了作家对中国家族衰败历史的独特理解。
　　
对边缘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发掘或再创造，是近期长篇小说创作的一大特征，我还可以举出许多作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说不是展示历史奇观，不是像电视剧那样大肆地消费历史。而是在重新书写的过程中添加了当代人新的发现，因此，它是对沉睡已久的边缘文化的唤醒，是对传统文化的再阐释和新解读。对小说而言，这无疑是自我救赎的出路之一种。


From http://www.frchina.net《小说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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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创作的普遍性危机，正在被我们所经历。这个危机的形成除了小说这种形式走过了它的鼎盛时期，必然要为其他形式——包括网络制作的虚拟空间和其他消费性的娱乐形式所替代之外，更与现代人日复一日格式化和不断被复制的生活有关。我们已无特殊经验可供书写。因此，当代文学从发生那天开始，所经历的是一条集体经验、个人经验再到感受性的写作道路。当作家不能提供新经验的时候，表达感受就成为小说勉为其难的出路。
　　
另一方面，自80年代“现代派”小说登陆中国大陆起，向西方小说学习、向西方大师致敬，可以说是至今仍在延续的小说道路。这一创作取向，一方面使中国作家有了更为开阔的文学视野，使中国文学走出了几十年封闭、狭隘的境地，也使中国文学摆脱了与政治纠缠不休的关系，这是一个大的转折。但是，在强烈渴望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的心理结构中，也确实隐含了一种弱势文化希望获得强势文化认同或承认的诉求。承认是一种政治，二十多年来虽然西方陆续出版了中国大陆许多作家的作品，有许多作家之间的文学交流，但实事求是地说，包括小说在内的中国文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西方的承认？特别是近些年来，学界多次讨论“全球化”的问题，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国学者或作家对的焦虑，在强势文化的挤压下，本土的文化传统正在悄然后退甚至消失。于是，重新思考本土传统的问题在不同的文化领域相继展开。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文学理论界虽然极力在倡导弘扬本土的文学传统，但至今仍难以拿出可行性的方案，还只是停留在情感态度上。同样有趣的现象是，在小说创作领域，传统作为一个伟大的资源越来越受到作家的重视，一个向“传统”或边缘文化寻找资源的文学创作潮流正在生成和发展。当然，这个“传统”不止是狭隘的民族传统，它是包括?方在内的所有值得借鉴和尊重的文学经验。传统是流动的和不断建构起来的。我们今天的传统是由中国古代文化、20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化和西方文化合流构成的，我们难以剥离出一个纯粹的本土传统。边缘文化与传统相关，它包括地方性的知识、神话、传说以及流行于民间的非主流或被遮蔽的亚文化。这些理解，是缘于我对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的阅读。在这些作品里，我看到了文学对传统和边缘文化的接受、重新书写和再创造。
　　
传说、神话是边缘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现代生活包括文化消费方式的发生、发展和不断的合理化、不断被认同的过程中，民族童年时代的文化正在逐渐走向消亡。民族文化最初的指纹已日趋模糊。但在民间，在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中，特别是那些欠发达地区的民间文化中，传说和神话等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仍有顽强的生命力。汉文化中有极为丰富的传说、神话等文化资源。苏童的《碧奴》，就是对“孟姜女哭长城”传说的重新书写。在当下的生活环境中，要想找到孟姜女的故事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只有文化的童年时代才有可能出现如此浪漫和悲怆的情感故事。有趣的是，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被隐匿起来，他只是碧奴的一个想象，一个情有所系的乌托邦。也正因为如此，碧奴的决绝和坚忍的悲剧才感天撼地成千古绝唱。作为资料极端匮乏的一个传说，我惊叹苏童的想象力和虚构能力。小说不仅用魔幻的方法将眼泪写到了极致，为碧奴最后哭倒长城做了有力的渲染和铺垫。重要的是，苏童用他奇异的想象和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将碧奴终于送到了长城角下。苏童自己说“孟姜女的故事是传奇，但也许那不是一个底层女子的传奇，是属于一个阶级的传奇。”孟姜女时代的底层阶级如果可以类比的话，大概就是今天的农民工。按照过去阶级论的解?，这个阶级是最富于革命精神的。事实的确如此，从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政权的建立，农民阶级与革命的天然联系成为一个最大的神话。但在《碧奴》这里，这个阶级与我们惯常的理解发生很大的变异。孟姜女去长城的路上所遇到羞辱、恐怖或困难，大都来自于同一阶级。乡兵、蒙面客、门客、车夫、痨病患者、卖糖人、假罗锅等等，这些人同属于碧奴的阶级，但这些人从来没有给碧奴任何帮助甚至远愿望倾听碧奴的述说。同一阶级的复杂性在碧奴千里寻夫的路上被呈现出来。
　　
青年作家徐名涛的长篇小说《蟋蟀》，是一部对传统文化和生活集中书写的一部作品。在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格局中，《蟋蟀》肯定是一个例外：我们难以判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也不能肯定它究竟要言说什么。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部离奇而怪异的小说，是一部故事情节密集又悬疑丛生的小说。它是一部关于过去的民间秘史，也是一部折射当代世风和私秘心理的启示录。它在各种时尚的潮流之外，但又在我们时时更新却又万古不变的文化布景之内。这是一个发生在清末民初、巢湖一带的姥桥镇陈家大院和妓院翠苑楼里的故事。大院的封闭性、私秘性和妓院制度，预示了这是一段陈年旧事，它一旦被敞开，扑面而来的是一种陈腐霉变的腐烂气息。　　
　　
小说有两个不同的场景，一个是私人化的宅院，一个是公共化的妓院。但这两个不同的场景却隐含了共同的人性和欲望，在无数的谎言中上演了相似的爱恨情仇。陈家大院的主人陈天万陈掌柜一生沉迷斗蟋蟀，他的生死悲欢都与蟋蟀息息相关，在爱妾与蟋蟀之间他更爱蟋蟀，但他必须说出更爱小妾阿雄；小妾梅娘与少东家有染、与知县两情相悦、与义子王士毅有肌肤之亲并最终身怀六甲；王士毅表面儒雅但与妻子豆儿同床异梦，对收留他的义父陈掌柜的两个小妾虎视眈眈以怨报德；管家表面忠诚但对陈家家产蓄谋已久韬光养晦……，但这一切都被谎言所遮蔽。院墙之外虽然传言不绝街谈巷议，但大院昏暗的生活仍在瞒与骗中悄然流逝。然而死水微谰终酿成滔天大浪，陈家大院更换了主人，那个只有母亲而父亲匿名的孩子，虽然身份暧昧，但因眉眼、提蟋蟀罐走路姿态和对蟋蟀的痴迷，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了那就是陈掌柜的孩子。邻里释然大院宁静，但这个被命名为司钊的孩子，许多年过后，无论他的父亲是谁，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又一个陈天万。他一定会承传陈家大院——也是中国传统生活中最陈腐却又魅力无边的方式。这个意味深长的结尾，也使《蟋蟀》成为一部“意味”深长的小说。
　　
家族制度已经成为过去，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封闭性和自足性，既是独特的存在也是“东方奇观”，这一现象蕴含了丰富的文学性资源。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家族小说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传统。这一文学传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白鹿原》为代表的家族小说，证实了这一传统仍在承传和光大。衣向东的长篇小说《牟氏庄园》，同样是一部典型的家族小说。《牟氏庄园》这部小说将牟氏家族衰败的社会历史原因，置放于背景的地位，军阀掠夺、农民暴动、日军侵入等，并没有构成小说的主体框架。它主要叙述和着意刻画的还是牟氏家族内部的矛盾和争斗，或者说，这个家族即便没有外部力量的侵入，没有社会的风雨飘摇，祸起萧墙也足以使这个中国最大的地主家族走向最后的没落。小说对牟氏家族内部矛盾的设计，显示了作家对中国家族衰败历史的独特理解。
　　
对边缘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发掘或再创造，是近期长篇小说创作的一大特征，我还可以举出许多作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说不是展示历史奇观，不是像电视剧那样大肆地消费历史。而是在重新书写的过程中添加了当代人新的发现，因此，它是对沉睡已久的边缘文化的唤醒，是对传统文化的再阐释和新解读。对小说而言，这无疑是自我救赎的出路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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