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主持]

读书与共鸣

记得曾读过一位英文作家总结文章之精妙，把阅读的快乐归纳为两大类：一种是当读者读到自己想说而未说甚至还不知道如何去说的话。另一种是读到自己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那样说的话。此语可谓精辟，正合吾意。如此说来话的一半已经被验证了。若是人人回味一下自己的阅读经历，验证此话的后半段料也不是难事。其实，只要细想一下，后者只是比前者多绕了一个湾，有点出乎意料罢了，但经过思考以后读者还是认同了作者的话，否则读者就会认为作者是在胡说八道而不予理睬。所以前后两者都是读书时的共鸣。

类似象我目前这样读闲书的人可能不多，我对随意从图书馆借出来的书抱有共鸣的希望也不是太大，更多的是出于好奇，时而因为题目内容范畴，时而因为作者名气人格。既有新知，又多旧友，当然全部都是在生活中并不认识的，只是“书中友”而已。一旦上升到读人而不只是读书，对共鸣的需求也有相应的提高。不只是要求一、二句说到心坎上的话，更盼望的是行为处世为人之道方面的认同。最近随手翻阅的两本闲书恰好提供了这样两种认同的例子，不妨拿来一叙。

中国文人多有藏书之癖，文人相交，常以藏书为耀。可惜我辈生不逢时，在国内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般都无缘藏到什么好书。出国后，因环境变化生活所迫等种种原因，有时竟弄到家徒四壁，几无藏书。更何况后来因为有了哈佛图书馆的近便，更是心安理得地不再追寻坐拥书城的旧梦。可是由于受了中国文人文化的影响，心里多少有些不踏实，有时甚至发誓要寻到一位不以藏书为荣的文人来引为知己，以塞众口。今日终于给我找到一位。以<<秋海棠>> 而名噪一时的老作家秦瘦鸥的<<海棠室闲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专有一篇“谈藏书”，里面写道：“有人尽管长期从事创作，也有爱好读书的习惯，但对书籍并不特别珍惜，亦无藏书之癖，于是往往读过算数，随手乱塞乱放，从不整理保管，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话说回来，对于作为纸张的图书我还是挺爱惜的，过去还有个用陈年旧挂历纸包书的习惯。情愿用书签或碎纸片，而从不愿将书页折角，也从来不愿在书上乱写乱画什么的。我知道许多才子都有在书上作眉批的文人习惯，可我却偏偏下不了手将那雪白的干净纸弄脏。更何况自己那一笔臭字，再怎么有思想也不好意思动手下笔了。

老作家秦瘦鸥还说，特别是在经历了“文革”以后，“我从此更加大彻大悟，认为藏书这样的事业只能由国家或集体承担。至于私人呢，身边留一些必备书、工具书就足够了”。更有趣的是，老人接着写道：“还得坦率地直说，我是个不可救药的戏迷，数十年来陷溺已深，业余的时间和精力大部分投放在看戏，看电影、电视上，也顾不得考虑选书、买书、藏书了。有朋友笑我这是黄昏思想，毫无远见。我既不争辩，也没有从善如流，改正错误。当然，别人孜孜不倦地从事收藏，我也只有敬佩，绝无轻视之心，人各有志嘛！”于是我便不仅找着一位不藏书的知己，还发现一位宁肯看戏而不愿读书的戏迷朋友。

发誓要寻到的另一位知己，是能与我一样对音乐有所爱好而又不懂、并且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文人。刚巧今日被我碰个正着。冯亦代的<<一封无处投递的信>>(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竟然在封底上堂而皇之地写着：“你喜欢音乐吗？我喜欢。你懂音乐吗？我不懂！这是白丁的话，但我高兴做一个白丁”。“至于有关乐曲的来龙去脉，则完全是门外汉。我不像有些行家能对于某一位大师，对于某一支乐曲，讲出一套套的话来”。“爱音乐也只在它给我的感觉和使我造成的反应，其它我不追求，也不敢追求，因为我要求的只是爱不爱听，而不是懂不懂她的世系与家谱”。这也恰恰正是区区在下我对音乐所持的一贯态度。

而一旦在书里找到了知音和知己，最不堪忍受的尴尬与痛苦就是忽然间在同一个人的声音里听到意想不到的颤音、杂音，以及一切不和谐的旋律。有时，这只是环境所迫，历史局限，尚可理解。譬如老作家秦瘦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还会冒出这样的句子：“尤其是粉碎‘四人帮’，党中央召开了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被放到了首要地位，领导和人民目标一致、利害一致…”云云。这类看似与时俱进的文字恰恰是最容易被历史所淘汰的。反倒是那些没有时间性，甚至看上去有些陈旧、古董、落伍的文字，往往还能经得起岁月的冲刷洗涤，把余晖洒向新一代、下一代读者的心田。
_________________
是非是，我非我。

敬请光临我在北美枫的博客飞云浦

也请关注我的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1740799031

[[Bob]]

读书与共鸣

记得曾读过一位英文作家总结文章之精妙，把阅读的快乐归纳为两大类：一种是当读者读到自己想说而未说甚至还不知道如何去说的话。另一种是读到自己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那样说的话。此语可谓精辟，正合吾意。如此说来话的一半已经被验证了。若是人人回味一下自己的阅读经历，验证此话的后半段料也不是难事。其实，只要细想一下，后者只是比前者多绕了一个湾，有点出乎意料罢了，但经过思考以后读者还是认同了作者的话，否则读者就会认为作者是在胡说八道而不予理睬。所以前后两者都是读书时的共鸣。

类似象我目前这样读闲书的人可能不多，我对随意从图书馆借出来的书抱有共鸣的希望也不是太大，更多的是出于好奇，时而因为题目内容范畴，时而因为作者名气人格。既有新知，又多旧友，当然全部都是在生活中并不认识的，只是“书中友”而已。一旦上升到读人而不只是读书，对共鸣的需求也有相应的提高。不只是要求一、二句说到心坎上的话，更盼望的是行为处世为人之道方面的认同。最近随手翻阅的两本闲书恰好提供了这样两种认同的例子，不妨拿来一叙。

中国文人多有藏书之癖，文人相交，常以藏书为耀。可惜我辈生不逢时，在国内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般都无缘藏到什么好书。出国后，因环境变化生活所迫等种种原因，有时竟弄到家徒四壁，几无藏书。更何况后来因为有了哈佛图书馆的近便，更是心安理得地不再追寻坐拥书城的旧梦。可是由于受了中国文人文化的影响，心里多少有些不踏实，有时甚至发誓要寻到一位不以藏书为荣的文人来引为知己，以塞众口。今日终于给我找到一位。以<<秋海棠>> 而名噪一时的老作家秦瘦鸥的<<海棠室闲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专有一篇“谈藏书”，里面写道：“有人尽管长期从事创作，也有爱好读书的习惯，但对书籍并不特别珍惜，亦无藏书之癖，于是往往读过算数，随手乱塞乱放，从不整理保管，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话说回来，对于作为纸张的图书我还是挺爱惜的，过去还有个用陈年旧挂历纸包书的习惯。情愿用书签或碎纸片，而从不愿将书页折角，也从来不愿在书上乱写乱画什么的。我知道许多才子都有在书上作眉批的文人习惯，可我却偏偏下不了手将那雪白的干净纸弄脏。更何况自己那一笔臭字，再怎么有思想也不好意思动手下笔了。

老作家秦瘦鸥还说，特别是在经历了“文革”以后，“我从此更加大彻大悟，认为藏书这样的事业只能由国家或集体承担。至于私人呢，身边留一些必备书、工具书就足够了”。更有趣的是，老人接着写道：“还得坦率地直说，我是个不可救药的戏迷，数十年来陷溺已深，业余的时间和精力大部分投放在看戏，看电影、电视上，也顾不得考虑选书、买书、藏书了。有朋友笑我这是黄昏思想，毫无远见。我既不争辩，也没有从善如流，改正错误。当然，别人孜孜不倦地从事收藏，我也只有敬佩，绝无轻视之心，人各有志嘛！”于是我便不仅找着一位不藏书的知己，还发现一位宁肯看戏而不愿读书的戏迷朋友。

发誓要寻到的另一位知己，是能与我一样对音乐有所爱好而又不懂、并且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文人。刚巧今日被我碰个正着。冯亦代的<<一封无处投递的信>>(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竟然在封底上堂而皇之地写着：“你喜欢音乐吗？我喜欢。你懂音乐吗？我不懂！这是白丁的话，但我高兴做一个白丁”。“至于有关乐曲的来龙去脉，则完全是门外汉。我不像有些行家能对于某一位大师，对于某一支乐曲，讲出一套套的话来”。“爱音乐也只在它给我的感觉和使我造成的反应，其它我不追求，也不敢追求，因为我要求的只是爱不爱听，而不是懂不懂她的世系与家谱”。这也恰恰正是区区在下我对音乐所持的一贯态度。

而一旦在书里找到了知音和知己，最不堪忍受的尴尬与痛苦就是忽然间在同一个人的声音里听到意想不到的颤音、杂音，以及一切不和谐的旋律。有时，这只是环境所迫，历史局限，尚可理解。譬如老作家秦瘦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还会冒出这样的句子：“尤其是粉碎‘四人帮’，党中央召开了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被放到了首要地位，领导和人民目标一致、利害一致…”云云。这类看似与时俱进的文字恰恰是最容易被历史所淘汰的。反倒是那些没有时间性，甚至看上去有些陈旧、古董、落伍的文字，往往还能经得起岁月的冲刷洗涤，把余晖洒向新一代、下一代读者的心田。
_________________
是非是，我非我。

敬请光临我在北美枫的博客飞云浦

也请关注我的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1740799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