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主持]

“黄金白银”的时代
－法老王－

　　本世纪初，那个把伦敦的天空画成了红色的人后来被称为“伦敦天空的发明者”。我这样写了我们的生活，假如有人说，我就是这种生活的发明者，这是我绝不能承认的。众所周知，这种发明权屑于更伟大的人物、更伟大的力量。──王小波（《黄金时代》后记）

　　王小波去世整整十年后才读他的小说是一件令人汗颜的事，读完后还要胡侃，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我读王小波小说的感受和十几年前读者的感受可能会很不相同，其中最大的差别就是新鲜感的淡化。他的小说有许多东西在当时是非常独特（比如文笔），甚至有突破性的（比如性描写），那些东西后来已经被许多人模仿（比如文笔），甚至发扬光大（比如性描写）。因此直到今天才读他小说的人所感受到的新意或冲击显然要远小于十几年前的读者。

　　我读王小波的《白银时代》和《黄金时代》的最直观的感觉，是想起了方力钧的一些画作。那些画作任谁看过一眼都很难忘记，因为画上所有的人都是光头。那种近乎荒诞的视觉冲击让人立刻想起了过去那个独一无二的荒诞年代──那也是王小波小说描述或影射的年代。我觉得两者的风格颇有互通之处。

　　王小波小说让我产生的另一个联想是想起了中学的一位图画老师，他是一位极有水平的老师，常常在课上当堂作画。他把画纸挂在黑板前，用毛笔画山水，开始的时侯他东画一笔、西抹一划，似全无规则可循，但渐渐地，一幅漂亮的山水从那看似无序的笔墨中现出了身影。看王小波的小说也是这种感觉，他的笔似乎总在跳跃，段落之间往往毫无过渡，但渐渐地，片断之间的联系丰满了起来，最终构成一篇完整的作品。

　　初读王小波小说时我并不怎么喜欢，因为那笔调太颓废，而我一向不喜欢太颓废的笔调。他笔下的人物尝试过很多事情，比如当历史学家、哲学家、小说家等，甚至还学过数学，做过物理。但他对所有那些东西的描述都带着一种颓废的笔调：写历史是掉进屎（史）坑；学数学的人是“本身就古怪”，元数学的功能是“让人头疼”；哲学家的生活是坐在臭椿树下冥思苦想，在蹲式便器边上支个小帐蓬，在里面睡上半夜，带一身蚊子咬的大包。甚至连他本人正在做的事情──写小说──也逃脱不了被自嘲的命运。不过写小说实在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情──它的奇妙让我想起一个悖论，一个有关 “不能用少于二十个汉字加以定义的最小整数”的悖论。这个悖论的“悖理”就在于：当你找到这样的整数时，“不能用少于二十个汉字加以定义的最小整数”本身就变成了对它的定义，而这个定义只有十九个字。写小说的奇妙之处则在于：你可以把它写得很颓废，但当你让它颓废到一定程度时，它摇身一变成为了一种风格，乃至品位，这种风格和品位仿佛灰烬中冉冉升起的火凤凰，它不再颓废──在这点上它似极了那个悖论。

　　王小波的小说就有这种悖论意味，它绝非只有颓废，就象方力钧的画作绝非只有荒诞。读他的小说，读着读着就会被他的文字所感染，“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那种悲凉犹如一张垂天的大网，让人逃无可逃，避无可避，就象王二眼里那个被臭气笼罩的豆腐厂：

　　“我在豆腐厂工作时，厂门口有个厕所。我对它不可磨灭的印象就是臭……这些臭味是一种透明的流体，弥漫在整个工厂里……坐在……屋里往外看，可以看到臭味往天上飘，就如一勺糖倒在一杯水里。　臭味在空气里，就如水里的糖浆。在刮风的日子里，这些糖浆就翻翻滚滚……透过臭气看天，天都是黄澄澄的。生活在臭气中，……渐渐地我和大家一样，相信了臭气就是我们的命运。”

　　讲述或影射文革的文字我读过不少，比如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平实细腻，比如都梁的《亮剑》（电视剧未涵盖后半部份），血泪纵横。读那些文字，虽然也能体味那个炼狱般的年代，却有一种旁观的感觉，不如王小波的文字那么有笼罩性，仿佛自己也被裹进了那个恐怖的年代。在这点上他的文字是不朽的──就象李银河所希望的那样。

　　众所周知，性描写是王小波小说中一个比较先锋部份。不过他的性描写似乎是以对男性性器官勃起的描写为第一要务。他笔下的人物，在有事的时候会勃起，在没事的时候也会勃起，挨打时勃起，打人时勃起，受刑时勃起，甚至在跳楼自杀时也要勃起。雷同的描写太多了，不免腻味，甚至有种肉麻当有趣的感觉。不过性描写放在十几年前对许多读者来说可能还是很大胆、很新奇、百读不厌的东西，今天来评它多少有点不公。

　　王小波小说的另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男性角色的形像普遍糟糕透顶，普遍到一个例外都不存在，糟糕到半点魅力都没剩下。以收录在小说集《白银时代》和《黄金时代》中的故事为例，可以穷举如下：

　作品 　　人物　 典型形像

《白银时代》“我”身高二米一的庞然大物，有忧郁症、爱发呆，成天将脸拍在桌面上，而且“有几分恐龙的模样”。

《未来世界》“舅舅”患心脏病、关节炎，块头大、体质虚，性格懦弱又傻不拉几，还有点阳萎。

《２０１５》“小舅”外斜视眼（后来变成斗鸡眼），画画时象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口水直流，带着手铐象只老狗熊。

《黄金时代》“我”“面色焦黄，嘴唇乾裂，上面沾了碎纸和烟丝，头发乱如败棕，身穿一件破军衣，　上面好多破洞都是橡皮膏粘上的，跷着二郎腿，坐在木板床上，完全是一副流氓相”。

《三十而立》“王二”“天黑以后，像狗一样趴在坑上，煤油灯炙黄了头发”。

《似水流年》“李先生”外号“龟头血肿”，“脸上老带着被人打时的傻笑”，“模样就和从井下刚出来差不多”。

《革命时期的爱情》“王二”“小个子，连鬓胡子，脸上爬满了皱纹，但一根横的也没有，全是竖着的，自然卷的头发，面色黝黑，脸上疙疙瘩瘩。脸相极凶，想笑都笑不出，还有两片擀了毡的黑眉毛”。

《我的阴阳两界》“我”外号“小神经”，阳萎病人，头大如斗、手大脚大，离群索居、沉默寡言，脸相极凶、吃相难看。

　　除形像糟糕外，这些主要的男性角色还都极其背运（只有桃花运奇迹般地例外），并且还有这样的要命特点：几乎所有的第一人称人物（“我”、“王二”）都行为乖张（起码在外人眼里如此）；几乎所有的第三人称人物（“舅舅”、“小舅”、“李先生”）在相应的女性角色面前都懦弱得象个奴才，其中有些乾脆就是犯人（相应的女性角色则是警察）。王小波的小说虽以大胆引进“性”元素著称，但他笔下的男性角色却大都有在相应的女性角色面前坐怀不乱的能力，只不过这种能力并非出于任何正面的品质，而大都来自阳萎、奴性、胆小、提防、心灰意冷等最无男性阳刚之气的因素。

　　另一方面，与男性角色的形像截然不同的是，王小波笔下的女性角色虽大都有些“十三点”的意味（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爱上”他笔下的男性角色），但形像大都不错，要脸蛋有脸蛋，要身材有身材，要肌肤有肌肤，甚至连那个年代很欠缺的披肩长发、暴露衣着等摩登装扮都一应俱全。王小波曾把他的小说与印象派画家的画作相对比，毫无疑问，他笔下男性角色的形像和行为影射的是人性在那个年代所受的摧残──那些第三人称男性角色对应的是性格因摧残而扭曲的男人；而第一人称男性角色对应的则是用外表的颓败来抵御摧残的男人，后者很可能注入了作者本人的性格。我很欣赏他在《革命时代的爱情》中的一句话：“在革命时期里，我随时准备承认自己是一只猪，来换取安宁”。这也是他笔下多数第一人称男性角色的处世之道，这句话对那个时代价值观的蔑视真是一针见血。但即便有印象派风格的提示，我还是不明白他笔下的女性角色是怎么了，她们并无叛逆那个时代所需的阅历基础和思维深度（《黄金时代》中的陈清扬可能除外），却一个个那么主动自虐地“爱”上了那些极其不堪，并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ｃｏｒｒｅｃｔ”的男性角色──那些男性角色中虽有几位（“我”、“王二”）不无“内秀”，可那种“内秀”却绝非故事中那些女性角色的智慧所能发现的。或许这只是作者自己的一个梦吧──　一个“黄金白银”时代的性梦。
_________________
是非是，我非我。

敬请光临我在北美枫的博客飞云浦

也请关注我的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1740799031

[[Bob]]

“黄金白银”的时代
－法老王－

　　本世纪初，那个把伦敦的天空画成了红色的人后来被称为“伦敦天空的发明者”。我这样写了我们的生活，假如有人说，我就是这种生活的发明者，这是我绝不能承认的。众所周知，这种发明权屑于更伟大的人物、更伟大的力量。──王小波（《黄金时代》后记）

　　王小波去世整整十年后才读他的小说是一件令人汗颜的事，读完后还要胡侃，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我读王小波小说的感受和十几年前读者的感受可能会很不相同，其中最大的差别就是新鲜感的淡化。他的小说有许多东西在当时是非常独特（比如文笔），甚至有突破性的（比如性描写），那些东西后来已经被许多人模仿（比如文笔），甚至发扬光大（比如性描写）。因此直到今天才读他小说的人所感受到的新意或冲击显然要远小于十几年前的读者。

　　我读王小波的《白银时代》和《黄金时代》的最直观的感觉，是想起了方力钧的一些画作。那些画作任谁看过一眼都很难忘记，因为画上所有的人都是光头。那种近乎荒诞的视觉冲击让人立刻想起了过去那个独一无二的荒诞年代──那也是王小波小说描述或影射的年代。我觉得两者的风格颇有互通之处。

　　王小波小说让我产生的另一个联想是想起了中学的一位图画老师，他是一位极有水平的老师，常常在课上当堂作画。他把画纸挂在黑板前，用毛笔画山水，开始的时侯他东画一笔、西抹一划，似全无规则可循，但渐渐地，一幅漂亮的山水从那看似无序的笔墨中现出了身影。看王小波的小说也是这种感觉，他的笔似乎总在跳跃，段落之间往往毫无过渡，但渐渐地，片断之间的联系丰满了起来，最终构成一篇完整的作品。

　　初读王小波小说时我并不怎么喜欢，因为那笔调太颓废，而我一向不喜欢太颓废的笔调。他笔下的人物尝试过很多事情，比如当历史学家、哲学家、小说家等，甚至还学过数学，做过物理。但他对所有那些东西的描述都带着一种颓废的笔调：写历史是掉进屎（史）坑；学数学的人是“本身就古怪”，元数学的功能是“让人头疼”；哲学家的生活是坐在臭椿树下冥思苦想，在蹲式便器边上支个小帐蓬，在里面睡上半夜，带一身蚊子咬的大包。甚至连他本人正在做的事情──写小说──也逃脱不了被自嘲的命运。不过写小说实在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情──它的奇妙让我想起一个悖论，一个有关 “不能用少于二十个汉字加以定义的最小整数”的悖论。这个悖论的“悖理”就在于：当你找到这样的整数时，“不能用少于二十个汉字加以定义的最小整数”本身就变成了对它的定义，而这个定义只有十九个字。写小说的奇妙之处则在于：你可以把它写得很颓废，但当你让它颓废到一定程度时，它摇身一变成为了一种风格，乃至品位，这种风格和品位仿佛灰烬中冉冉升起的火凤凰，它不再颓废──在这点上它似极了那个悖论。

　　王小波的小说就有这种悖论意味，它绝非只有颓废，就象方力钧的画作绝非只有荒诞。读他的小说，读着读着就会被他的文字所感染，“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那种悲凉犹如一张垂天的大网，让人逃无可逃，避无可避，就象王二眼里那个被臭气笼罩的豆腐厂：

　　“我在豆腐厂工作时，厂门口有个厕所。我对它不可磨灭的印象就是臭……这些臭味是一种透明的流体，弥漫在整个工厂里……坐在……屋里往外看，可以看到臭味往天上飘，就如一勺糖倒在一杯水里。　臭味在空气里，就如水里的糖浆。在刮风的日子里，这些糖浆就翻翻滚滚……透过臭气看天，天都是黄澄澄的。生活在臭气中，……渐渐地我和大家一样，相信了臭气就是我们的命运。”

　　讲述或影射文革的文字我读过不少，比如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平实细腻，比如都梁的《亮剑》（电视剧未涵盖后半部份），血泪纵横。读那些文字，虽然也能体味那个炼狱般的年代，却有一种旁观的感觉，不如王小波的文字那么有笼罩性，仿佛自己也被裹进了那个恐怖的年代。在这点上他的文字是不朽的──就象李银河所希望的那样。

　　众所周知，性描写是王小波小说中一个比较先锋部份。不过他的性描写似乎是以对男性性器官勃起的描写为第一要务。他笔下的人物，在有事的时候会勃起，在没事的时候也会勃起，挨打时勃起，打人时勃起，受刑时勃起，甚至在跳楼自杀时也要勃起。雷同的描写太多了，不免腻味，甚至有种肉麻当有趣的感觉。不过性描写放在十几年前对许多读者来说可能还是很大胆、很新奇、百读不厌的东西，今天来评它多少有点不公。

　　王小波小说的另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男性角色的形像普遍糟糕透顶，普遍到一个例外都不存在，糟糕到半点魅力都没剩下。以收录在小说集《白银时代》和《黄金时代》中的故事为例，可以穷举如下：

　作品 　　人物　 典型形像

《白银时代》“我”身高二米一的庞然大物，有忧郁症、爱发呆，成天将脸拍在桌面上，而且“有几分恐龙的模样”。

《未来世界》“舅舅”患心脏病、关节炎，块头大、体质虚，性格懦弱又傻不拉几，还有点阳萎。

《２０１５》“小舅”外斜视眼（后来变成斗鸡眼），画画时象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口水直流，带着手铐象只老狗熊。

《黄金时代》“我”“面色焦黄，嘴唇乾裂，上面沾了碎纸和烟丝，头发乱如败棕，身穿一件破军衣，　上面好多破洞都是橡皮膏粘上的，跷着二郎腿，坐在木板床上，完全是一副流氓相”。

《三十而立》“王二”“天黑以后，像狗一样趴在坑上，煤油灯炙黄了头发”。

《似水流年》“李先生”外号“龟头血肿”，“脸上老带着被人打时的傻笑”，“模样就和从井下刚出来差不多”。

《革命时期的爱情》“王二”“小个子，连鬓胡子，脸上爬满了皱纹，但一根横的也没有，全是竖着的，自然卷的头发，面色黝黑，脸上疙疙瘩瘩。脸相极凶，想笑都笑不出，还有两片擀了毡的黑眉毛”。

《我的阴阳两界》“我”外号“小神经”，阳萎病人，头大如斗、手大脚大，离群索居、沉默寡言，脸相极凶、吃相难看。

　　除形像糟糕外，这些主要的男性角色还都极其背运（只有桃花运奇迹般地例外），并且还有这样的要命特点：几乎所有的第一人称人物（“我”、“王二”）都行为乖张（起码在外人眼里如此）；几乎所有的第三人称人物（“舅舅”、“小舅”、“李先生”）在相应的女性角色面前都懦弱得象个奴才，其中有些乾脆就是犯人（相应的女性角色则是警察）。王小波的小说虽以大胆引进“性”元素著称，但他笔下的男性角色却大都有在相应的女性角色面前坐怀不乱的能力，只不过这种能力并非出于任何正面的品质，而大都来自阳萎、奴性、胆小、提防、心灰意冷等最无男性阳刚之气的因素。

　　另一方面，与男性角色的形像截然不同的是，王小波笔下的女性角色虽大都有些“十三点”的意味（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爱上”他笔下的男性角色），但形像大都不错，要脸蛋有脸蛋，要身材有身材，要肌肤有肌肤，甚至连那个年代很欠缺的披肩长发、暴露衣着等摩登装扮都一应俱全。王小波曾把他的小说与印象派画家的画作相对比，毫无疑问，他笔下男性角色的形像和行为影射的是人性在那个年代所受的摧残──那些第三人称男性角色对应的是性格因摧残而扭曲的男人；而第一人称男性角色对应的则是用外表的颓败来抵御摧残的男人，后者很可能注入了作者本人的性格。我很欣赏他在《革命时代的爱情》中的一句话：“在革命时期里，我随时准备承认自己是一只猪，来换取安宁”。这也是他笔下多数第一人称男性角色的处世之道，这句话对那个时代价值观的蔑视真是一针见血。但即便有印象派风格的提示，我还是不明白他笔下的女性角色是怎么了，她们并无叛逆那个时代所需的阅历基础和思维深度（《黄金时代》中的陈清扬可能除外），却一个个那么主动自虐地“爱”上了那些极其不堪，并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ｃｏｒｒｅｃｔ”的男性角色──那些男性角色中虽有几位（“我”、“王二”）不无“内秀”，可那种“内秀”却绝非故事中那些女性角色的智慧所能发现的。或许这只是作者自己的一个梦吧──　一个“黄金白银”时代的性梦。
_________________
是非是，我非我。

敬请光临我在北美枫的博客飞云浦

也请关注我的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1740799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