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晓鸣 · Site Admin 注册时间: 2004-05-05 帖子: 9474 来自: 加拿大多伦多

(注: 此文的第二和第三部分, 是著名评论家蒋蓝先生专为这次讨论会而写的。我受托转贴在此。---- 晓鸣）

东方的诗性

作者: 蒋蓝

你是世上的盐

2005年盛夏时节，龙凤山密集的翠色托举起直射的光照，热浪如喜也如悲，用柳叶也无法把它们剖开。在晚辈们为加建老师举行的七十寿宴上，他说，毕生第一次面对有关自己的如此浩大的庆宴，真不知如何是好。知道一点加建老师经历的人，明白一个人置身于大喜庆，却最容易触发那些忧郁的痂壳。在一个不需要流血的时代，剩下的液体澄澈自照，而底部蛰伏的酸涩，时不时就顺时间的枧杆爬行而上，烧酒一般直冲脑海，将现实中的掌声与口头的赞誉远远踢开，留出一个空荡荡的地盘。他踱步。走动。甩发。他转过身来，我看到了一个诗人的“正读”形象。
作为阐释学当中的一种阅读策略，“误读”在北岛的宣言“我不相信”之后，得到了一种普适和流行。阅读者对于文本的确定性与作者的意旨抱以深刻怀疑，进而怀疑“正读”的可能，“误读”成为了新时期一种流行的解读策略。加之汉语写作当中一直有曲笔、伏笔等等“反写”传统，有人甚至认为任何有价值的阅读几乎就应该是一种误读。
我想说的恰在于，我绝对不想否认误读的积极作用，但面对一个文本，阅读者既然连正读的能力也没有，仅仅依靠“歪打正着”的原始动机，恐怕是很难“证得心源”的。如果我们把这种阅读再放之于一个阶段，或者是一个人身上，对一个人的言与行进行价值判断，进行证伪，稍有不谨，就会成为十足的误读和妖魔化。
如果说正读是从文本的内部或文本的本质出发，自下而上地得出合理阅读结论，那么，对诗人李加建的阅读，就必须建立在对其经历、文本、现实立场三个界面的认知上。在此意义上，正读，也只有正读，才是唯一的还原其人性的阅读方法。
这本诗集，是诗人简而又减的自选诗集，给人的阅读兴味意味深长。如果说50余年的写作生涯还没有让一个诗人的形象在纸面上得到丰满呈现的话，那么，那些词锋则伸出了扎破纸面的刃口，纸以漏光的形式，使诗人的形体在大地上得到了还原。
风云际会，白云苍狗，恩爱情仇的往昔，均在现实的冷水中恍如新生。那些如山路般蜿蜒的个人经历，其实就是文本的动词，控制着文本、思想的速度与曲率，但一度却被横行于诗坛的技术主义氛围所遮蔽，真实的面对人生的写作，反而为诗歌界所竭力回避。我从来就不相信，一个平坦而滑溜的人，即使在博尔赫斯的迷宫里闭关修炼，用虚构的丹药就可以炼出刻骨、大力的作品。而问题的另外一面还在于，经历并不等于经验。如果说经历是流血的伤口，那么经验就是恍然一闪的痛；如果说经历是一泓夜水，那么经验就成为一股萦绕脑海的凉意。在加建老师的诗作里，经历性的血痕的确不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经验性的反思与照应，开始成为了矗立在夜空当中的大十字。
关切。沉默。自知。行走。悲悯。无论什么样的酷热与坚冰，已经被土地所吸纳。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往事正在隐匿，地火运行的希望吸取着失意往事的养分，大地的光如植被上的绒毛，开始把残夜割出毛边。在那一个“非常的早晨”，他在《茶歌》里描述道：

我背着空空的茶篓
眉毛上挑几颗露珠
一片最高的叶尖
中断了上天的道路

透过“一片最高的叶尖”，峰回路转的修辞把命运的机变清楚拓写在叶脉上。诗人的视线没有被叶脉的迷宫所困扰，他必须回到大地。

于是我弯腰采摘
山河逐渐模糊
难道我只能为人间
采来一片片清苦？

这就犹如一个中谶的时刻。我很自然地让我联想起苏格拉底的话，自己是雅典的牛虻。这话，已经成为独立知识分子的座右铭。“清苦之茶”的自证过程，已经把历史的兴衰、命运的浮沉、现实的难以把握统摄于一体。同时，我们就不难明白，在他近期的大量诗作和散文里，对茶的描述——禅意之外，我们是否还品出了另一种根性之苦？生命之悲？读了这样的诗，诗人紧贴大地的形象便很自然地出现了。
一片柔弱的茶叶就可以打开一个诗域。而那“一片最高的叶尖”则开始以笔的形式，成为了诗人的利器。他正在老迈，已经只剩下笔了，成为了他存在的唯一证据。
我曾经对自贡的朋友们说，自重返文坛以来，加建老师至少以自己的写作影响了三代人，使一个几乎与诗歌无关的盐化工城市，在弥漫的卤气之外，找到了一条通往诗歌和文学的经脉。这一定不是才子们能够完成的事业，也一定不是教师爷能够实现的文学景观。从这一点说，李加建就是这世上的盐！

花在帝国的芒刺上飘雪

月的亮冰，使花叶和芒刺获得了静立，由静立获得了自身的影子，影子如拐，反过来支撑起植被的喘气。就像葵花在深夜返回到更深的梦，就像狼独自在黑暗深处舔舐伤口。李加建继续在“听云楼”俯耳静听。“朦胧诗”的争论早已经烟消云散，当现代主义的美学如激光制导炸弹在现实主义的板结地盘上进行深度爆破，当诗启动的思，游弋在荒芜的现代场景之中，诗人不是一味的排斥，他的气质就决定了他不会陷入一场无谓的争辩。他必须反思。当我从他如粗齿锉刀锉出来的脸上，看到一种笑意，深深浅浅。那是黑炭中尚未炭化的木纹么？像冰。月的亮冰。
从1988年开始，李加建连续在《诗刊》、《星星》、《四川文学》、《青年作家》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与他前期迥然不同的诗作。讲究形式与阶段划分，固然有学院主义之嫌，但是，它至少可以让读者较为清晰地观察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想，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步入诗坛，戴老右铁帽，到70年代后期，表现在诗集《人和大地》的后半部分。
第二阶段，从复出诗坛，至80年代中期，展示在诗集《我在每一个早晨诞生》中。
第三阶段，则无疑是从1988年开始的。
如果说第一阶段以充沛的率真，吟咏共和国欣欣向荣之景贯以纵横的才气；如果说复出以后的诗人，黄钟大吕式的激越并伴以沧桑沉郁的思索，那么在第三个阶段，诗人在回眸与眺望之中，滔滔的时光之流冲刷尘埃，将他的经历与内心，洗成一块蓝蓝的铁！
这是一批貌似山水风物的诗！深透了诗人坎坷身世对周遭劫数的深层体悟。他的悟性与冥想令其腾踔于万象，一种不执不著、既执又著的情感开始不紧不慢地自诗间散发出来，如雾似水。如果说，诗人早年的劲歌曾震撼了一代人的灵魂，那么透过他近期诗作中若现的云雾，似可一下顿晓：在净如亮水的言语（非语言）后面，飞出了一种崭新的声音。诗人出示了一种通亮的真挚，出示了一朵花。
然而，拈花已无笑。花在帝国的芒刺上飘雪。
一次，他曾对我说：“少年时，以为写诗如吹号；中年时，以为写诗如撞钟。而今悟得，诗，不过是生命的一种自由舒展形态而已。”这使我想起青原大师所言看山的三个境界。这也正是诗人对自己诗作“诗意的”划分。同样印证了他在《创作随想》中所言——
“天者，大自然也，大宇宙也！果得此心如大宇宙，无念无欲、无挂无牵，一任灵性如蓝天澄澈，一任生命如白云舒卷，果得如此，庶几可谓悟得了作文之道乎？”
无必要作这样的误解，认为诗人愤世嫉俗，转而寄情山水，睥视今古。诗人接触禅宗佛学的目的也绝非单单为了诗，而在于怎样触发自己的真性，寻找与大生命交汇的渠道，使自己的心身呈现自在的本质。诗人所寻找的诗，也正是自己消融于大自然怀抱时而产发的同一种节奏、同一种频率、同一种声音，并伴以某种面对无际时空的微风般的怅然若失。这种发自生命底层的声音而酿造出的景象，用李加建的话来说，是对“宇宙诗情”的感悟！其实，这何尝又不是与东方美学相契合的晓然？！
古人吴可曾言：“学诗浑似学参禅”。但禅肯定参不出来，诗更是如此。即使长时间的苦思冥想，对艺术自我的实现是没有什么用的。李加建曾说过，如果用既定思维模式去限定或把握最具生命意味的诗，只能是缘木求鱼！我们必须以一种超乎寻常结构的方式，来感受大生命的旋律。在他的《峨眉水墨十二帧》中，我分明感到了一种涌动不息的透视人生无常喜乐的声音。如《金顶夜雨》：

回想云在山下
当夜晚
薄成佛祖的一叶沉思
雨声却追我直上金顶

家园的篱笆上藤蔓青青
湖边有一柄小花伞
回忆轻响、在雨中
一条躲躲闪闪沾了落花的小径

山高无花可拈
纵微笑也是凄冷
更不知道这终夜的缠绵雨、来自
山下哪一片温柔的云？

禅机被雨声湿透了
隔壁，朝拜者议论着明日下山的路
听！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莫不是
菩萨寂寞，深夜来叩门？

如果说李加建曾经喜欢部分台湾诗，不如说有着“二十年航行日志，刻上我疤痕斑斑的脸”的诗人，更喜慕自己悟性之门上的闪光。他顺着这道闪光走向金顶，蓦然回眸，已没有了逼视历史的那种悲壮气度以及对古面今的痛苦诘问，而是自身丧失于这片小雨落花的山林，以雨丝般的芬芳缠绵，尽情接纳世界的无尽馈赠：“听，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莫不是菩萨寂寞，深夜来叩门？”声音与声音的叠加，已使负载感觉的文字达到了极大的饱荷！诗人不仅如此，他让你去倾听，看你能否听到透过文字的湿淋淋的雨声。诗人“自我”消逝了，可又无处不在，是与世界至上亲密的交汇。呜呼，这难道不是弥漫在东方上空丰沛甘淳的美感吗？这难道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圆融之景吗？
让我们“遇悟即成智。”这种对圆融至美之景的抒写，同样展示在他大量诗作中。如《雷洞坪》：

云浓雨冷之夜
捉雷洞坪一颗颗雷声
串成念珠
对满山青翠、不忍放落
便随手挂在胸前
震动自己成一口钟
唱灵魂的颤栗
使佛经的篇页散落
如枯叶飘飞……

再如《伏虎寺》：
……
林木依旧森森，寂静中
沉积着当年植树僧众的灵魂
禅，无声踏过小径
黄草无风自动

蒲团在此
一稽首而虫声四溅万木萧萧
昂头迸出千丈长啸
山鸣谷应
证我前生

“黄草无风自动”！我很难找到一些言辞来表达我的感受。诗人超拔于物象之外了，他的一句诗可以作为一次对固有秩序的彻底洞穿；他在一开一合的感悟之门旁捕捉门里门外稍纵即逝的默契；他向四面八方摊开感触的手臂，莫不是观音的千手在施舍一掊掊通亮的笑意？你感应了不期而至的顿然通明，我甚至看见你胸前那串蓄而不发的雷声，在你手指间滚动；我看见我的师长，我的朋友，我们的诗人以那浓密的黑发，飘荡着释迦最终讲出的那句震烁今古的金言：“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如果有人认为，李加建的诗作是为禅而禅，则是莫大的误会，只是说明你仍僵滞于他的诗中五心向天，“骑在牛背上找牛”。无可否认，诗人这批诗中，出现了一些宗教用语，套用个别偈语表达形式。但这并不妨碍排斥感觉的涉入。诗人清楚地意识到，生命的大智慧，是超越表象而完全迥异的实在。所有的对立形式乃至来世今生的病痛与喜悦都合一为有机的圆融状态。当诗人企图用语言来表达时，会遇到文字本身造成的困难！高宾达喇嘛就曾指出：“更高维的体验是通过将意识中不同中心、不同层次的体验一体化而达到的。因此，在三维意识的层次上和逻辑系统中无法描述某些沉思的经验，这就对思维过程进一步加上了限制，从而减少了表达的可能性”。
其实，一言以蔽之，语言永远无法不丧失地表达思想与感觉，因为语言是理性沉淀物，而且它来源于思想内部。
诗人不能独创词汇，他只能借用部分偈语，达到使用在此、旨意在彼的意向。因而在传递上，诗人尽量注意了以节奏来把握形式，以内在的气韵来把握声音的绵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文体对感觉的“丧失”。
更重要的，是李加建把握生命情绪的方式，于拈花微笑的意象深处，如何悟得色身丧失、法身涌立的生命本源。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使人们观念中玄妙的形而上的东方美感，如同空气阳光一们回到我们身边。
对这样的悟性诗人，我还得谈谈他的力作《未名潭》

于重重绿影深处
折几叠泉声、悄悄
收容下大山的忧郁
一泓澄碧、惹遍体清凉
掬一捧莹莹、对掌内青天
无语
人犹未嫁、潭犹未名
方引出无限遐思
杜宇声声、又催人归去
何时再相见呢？
百转千回、解不破
她小小涟漪
但知她、山空月冷时分
会偷偷孕一些儿云
一些儿雾
度千里关山，化作我
笺上诗
枕边梦
窗前雨……

这是一首很简单的诗，简单得让人讲不清楚。未名潭，妙就妙在未名。唯其如此，她才能以未凿的款款苍碧，粘湿诗人的深切诗思。这何尝不是诗人临水自鉴，让岁月的喧哗之流涤荡人生的沉重，扑面而来的一泓莹莹闪烁的自性？既然客体所呈现的是一泓澄碧，自身与之交融的情感必须是水潭所能接纳的。试想，小小水潭已悄悄收容下大山的忧郁，二者在形体上只能产生巨大的反差，可依然被水包融、消解，依然澄碧，那么面对自己命运的多舛，人生历史的翻云覆雨，又有什么值得跺脚扼腕呢？何为有幸不幸？在这里，只有从诗与潭水孕产的遍体清凉式的透明感应！可以肯定这样说，《未名潭》是诗人《自画像》之后的性灵投影之作，是诗人的心灵自画像！
宗白华先生指出，禅本是动中极静，也是静中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指生命的本源。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也。静穆的观照与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极，也是构成东方美学的超然状态的实质。作为一个悟力极高的诗人，澄观一心而超乎万象，是意境创造的基始；鸟鸣珠箔，群花自落，微笑闪现，乃是意境递现的达成。
身为艺术家，李加建本体的直觉体验广播于自然的一草一木，让禅成为自己萌动艺术实现的催化剂，化合出与时空并生并行的圆融生命。于诗的形式与角度把握高度合一的前提下，从容实现了对心灵的展现。
这些诗，难道不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妙悟东方美学的通幽之径吗？
记得这样一个公案。
一个小和尚成天打坐参禅，老僧见之，一言不发，挥起一块砖就磨。
小和尚问“作甚？”
“制镜。”
“砖何以做镜？”
“那么打坐又如何能悟道？”
这是“破格”式的智慧，是在深渊下沉中的飞跃！我只知道，青砖之镜，历历可鉴……如此，读者在诗人的诗作里，似乎才可以寻找到那些叠印重现的镜像！

诗性何为

诗性以智慧整合、贯穿人类的文学形态。作为人类文学精神的共同原型，诗性概念属于本体论的范畴。回到诗性即是回到智慧，回到文学精神的本原。作为对感性与理性二元对立的超越努力，诗性是对于文学的本体论思考，“它也是一种超历史、超文化的生命理想境界，任何企图对文学的本性进行终极追问和价值判断的思维路径都不能不在诗性面前接受检验。”（王进《论诗性的本体论意义》，《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4期）在此意义上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指出乎原初的、抒发情感的元精神。
我认为，在现存汉语谱系下，诗性大于诗意，诗性高于诗格。诗性是诗、思、人的三位一体。
海德格尔诗性本体论对人的基本看法是：人的本源性大于人的主体性，人向诗性本源的回归，就是从此在的主体性出发，对主体狭隘性的断然否弃，就是向此在之“在”的真理的敞开，就是从根本上肯定人的神圣性以及在澄明中恢复人的世界与大地的和解。在这样的诗思向度下，近十年来中国诗坛对“诗为何”和“诗人为何”的反复拷问，已被一些论者悄悄置换为“写作为何”的命名，即千方百计把写作的价值向度简化为技术层面的问题，这是游离于诗学之外的伪问题——我想，一个连技术层面问题尚未基本理顺的写作人，就不配来谈论诗性的问题。
伽达默尔说过两段话，前者针对诗性的思维方式，后者讲诗性的生存方式——“诗的语言乃是以彻底清除一切熟悉的语词和说话方式为前提的。”“诗并不描述或有意指明一种存在物，而是为我们开辟神性和人类的世界，诗的陈述唯有当其并非描摹一种业已存在的现实性，并非在本质秩序中看见类的景象，而是在诗意感受的想象中介中表现一个新世界的新景象时，它才是思辨性的。”（[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下卷第600页-601页。）那么，诗人李加建的破“论”之体的生命言说宛如松枝举雪，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不但是以诗性的方式思维，而且是以诗性的方式生存。
无疑，在学院派眼里，东方的混沌本质与西方明晰的知性美学是相抵牾的；东方艺术的“泛律性和综合性”与西方美学理论的自律和分化是相对峙的。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个更大的根性，本土滋生的艺术感觉，是生命的艺术，本就包容了对立、统摄、含混的两极。正如日本美学大师今道有信所认为的，东方美学作为“超越于形的东西，追求无限的美学”应当成为解决西方美学难题的关键。是否如此，不是以纸上美学、只有以我们的生命刻痕来参照。
在李加建的生命诗性里，更加入了“非美学”的抗争范畴。
来自生命之水的沉淀物，既是时间的另一形象，也是水从诗人内部切割遗留的证据。不再需要外部更多的理性说教，那些蕴匿于水的火焰，开始以流质的形态，完成了“火从木生、木从水生”的哗变与反转，水成为了火的温柔形态。
但忧郁如海，命运如舟。一根蜡烛顶起了广大的黑暗。在这哑水般的时间里，诗人将自己佝偻的身影从水里捞起来。“右派劳教”期间，他的胸椎、腰椎均受过压迫性损伤，诗一直就是椎骨中的痛！既然“水是打不破问不得”的，那就注定了他必须以更为坚韧的脊骨，负载起命运和历史的全部重压——

那一年
独倚西楼
看我佩着那柄青铜剑
与荆轲一起远渡萧萧易水

桥下的流水，正把鸟影带往远方。不息的流水让我想到了古希腊的哲人。黑格尔就认为：泰勒斯是第一个发现“水是万物之原”的自然哲学家，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水是原则这句话，是泰勒斯的全部哲学。”他阐释说，希腊人曾把太阳、山岳、河流等等看成独立的权威，“一切特殊的存在都是变灭的，就是说，要失去‘特殊’的形式而再变成‘普遍’，再变成水。”作为润泽万物的本原，东方哲人们其实早已洞悉了端倪。管仲认为：“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因而，“万物莫不以生。”(《水地》)他还将“神”降为物，认为神也由水合成，水是万物之本原。这一思想对老、庄思想，乃至对诸子百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观点，如水匿于茫茫大地间。所以，在诗人的“水世界”里，水，同样是苦难的大本营；水，同样是火的根据地。就像大地的露珠与痛苦的泪水、就像咝咝而下的烛泪与裹挟黄昏的松脂，在这样的水体面前，我只好无语！
而在另一翼上，作为诗人的李加建一直具有浓烈的理想主义情结。
在一个血脉里充斥着酒色的时代，被离黑暗、扑向光明的举动，不过是理想主义者人格化的现实体现。诗人以置身历史祭坛的悲壮（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已经为蛰伏于民间、大地上的理想精神寻找到了一条险峻的天堑小道。如今，这些小道如捆绑天车的竹篾一般，把诗人散落在文字内外的形体集中起来。所以，对一个人的评定，不是横向的，而是纵向的；不仅仅与历史上的过去，而是跟历险者的理想相参照。
看看爬行在后现代语境下的人们吧：渴望一夜暴富，想赚够1000万，考上哈佛，想有一套西式别墅，这些都是生活的目标，但一定不是理想。真正的理想从来不会以极其功利的面目出现，如果有的话，那多半是混淆了生活目标与理想的界限，或者是伪理想。理想必须是来自灵魂的要求。
当探险者把理想视为自己跋涉之路前方、同步顺延的阳光时，一种完善自我的强烈意愿，会像电流一样在生命中爆发出火光，它会吸纳理想的光与热，在交相辉映中，照彻生命历程的过去与未来！理想是极端个人化的事业。面临一切重荷与屈辱，理想的光芒赋予了探险者“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悲壮气概。
“虽千万人，吾往矣！”不是口头禅。我不能把这句话作为描述语，而宁愿视之为拒绝被声带扩散为概念恐龙的机密，它将奔突的燃烧压缩为一朵内敛之花，在匍匐已久的肢体里连接断路的纤维，在所有血脉的缝隙间达成默契和确认，在大脑的风暴当中矗立成灌顶的螺旋，在与未来签定的契约上，跟飞荡扬厉的才情歃血为盟……
理想是永难企及的，但我们在无限接近。理想不可能被完全实现。也正因如此，那些绵延在大地上的理想，痛苦与辉煌……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诗人李加建的“东方诗性”——尽管显得是那样凌厉，那样悲壮，就像被风撕裂的旗云。
反观那些犬儒写作、白色写作的产品制作人，暴得大名之余，其影响力决定了他们就是所谓精神的主导。在此，我避免使用“舐痔”这个质地硬朗的词汇来标举当事人的名节，宁可以“嗜痂”来勉强描述犬儒秋波猛送的身体政治。一脉单传的道统写作制度，仅是其自给自足的游戏循环。现在，斜刺里杀出几路人马，奋力争当道统文字作坊的副食品商场。
近一个世纪来，中国的写作人与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回事。只有极少数人实现了统一。如同一个人在很好地处置了御风、御女之举的同时，还可以从容地抗拒被御用！隐有玄机的论者把写作人中的一小撮精锐名之为知识分子，同样是大成问题的。由于这个概念的地域性、阶段性标准不同，因地制宜更是近现代以降的爱好，知识分子写作的阶段性改良成功，就预示了另一种推论：最后既没有了知识分子的名分，也没有写作本真，只有犬儒的明灭，浮游于母语的河流！这些问题，诗人曾同我讨论过很多，直面这些历史的诘问——这同样是严肃的写作者应该回答的问题。

2007年5月31日在成都

作者简介：蒋蓝，诗人，文化学者，思想随笔作家。自贡市人。1986年开始诗歌创作，2000年加盟非非主义。有《思想存档》《动物论语》《玄学兽》《哲学兽》等多部专著。第二届“布老虎散文奖”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成都一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