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运涛]

　有幸到了早就盼望一游的广济寺，它位于北京市阜成门内大街二十五号，对面就是中国地质博物馆。广济寺二OO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门外虽然站有威武的保安，但参观寺院却不需要门票的。
广济寺占地三十亩，坐北朝南，山门正中是“敕建弘慈广济寺”的题名，左门门楣书“华藏玄门”，右门书“毘廬性海”，都是民国十年所留，挂着“中国佛教协会”的牌子。“寺”本是梵语“僧珈蓝摩”，意思为“僧众住所的通称”，这里则是全国各民族佛教徒联合的爱国团体和教务组织的最高层次执行机构的僧众住所。
进了山门，左有鼓楼，右有钟楼。
正中“天王殿”由赵朴初题写，是北京居士林敬献的，殿内四大天王。
殿后是“三洲感应”。
殿后香炉为大清乾隆五十八年岁次癸丑四月吉日立，一直都有居士信士在上香，空中弥漫着袅袅的白色烟雾，和氤氲的香气。
有一尊乾隆五十八年铸造的铜宝鼎，高约两米，鼎身铸有佛教八供(轮、螺、伞、盖、花、瓶、鱼、结)等花纹，造型古朴大方，工艺精湛是珍贵的艺术珍品，刻有“国基巩固，圣道遐昌，普薰法界，世界永和”的字样。
左侧有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日，中日韩佛教种植的友谊树，树是白皮松，其实在唐代，中土佛教与边远地区和周边国家的佛学交流是很广的，有僧侣经常相互往来，如玄奘去印度取经，回来教授弟子，其中就有新罗（今韩国）的王子，鉴真也东渡到日本开日本律宗一脉。
大雄宝殿前左右各有两座石碑，外侧的两座都有最能负重的赑屃，这种形象最常见，在拆除北京旧城墙时，在东便门和西便门的城墙下各发现半个赑屃，甚至有“赑屃驮着北京城”之说。内侧两座石碑则圈以围栏。
大雄宝殿里有最具佛教特点的文物是“三世佛”像，从东至西为过去世的迦叶佛、现在世的释迦牟尼佛和未来世的弥勒佛，两边站立为金身的十八罗汉。
楹联是佛历二五三二年岁次戊辰四月八日赵朴初敬撰并书的，“广结十方善友，息灭贪嗔增长”、“福慧和风扬世界，法身华藏仰中心”。佛历二五三二年其实就是公元一九八八年，因为公元纪年来源于基督教，而中国的佛、道两教文化积淀雄厚、历史传承悠久，如果使用公元纪年对广大游客计算时间虽然方便，但对于自身的价值则体现不出来，如同古代长辈不能穿时尚晚辈的衣服一样，所以各自使用了佛历和道历纪年。这实质不是一个简单的纪年问题，在全盘西化中没有效法日本的阿弥陀宗那样准基督教化的倾向，而是不妥协地顽强地保留下来了民族文化精神，非常让人敬佩，即使我不是佛门弟子，面对这样伟大不灭的文化形态，也由衷充满了无限的仰慕。
大雄宝殿后壁悬挂着一幅《胜果妙因图》，是清乾隆九年著名画师傅雯用手指所画，高五米，宽十米。画面上，释迦牟尼端坐在莲花座上，慈容可掬地向信徒讲经说法，周围一百多位弟子洗耳恭听。有趣的是，听众中，还有中国的历史人物关羽、关平、周仓及布袋和尚等。“会启灵山”匾额下有楹联，为“高树千丈宝刹神州为上首；佛幢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海”。
广济寺的历史也很悠久，初名“西刘村寺”，创建于宋朝末年。清初于宾硕所作《喜云慧大师传》中称:“按宋末有两刘家村，在西者为西刘家村。村人刘望云，自谓天台刘真人裔孙，得炼气法。一日，有僧号且住者过之，望云出迎，求其说法。因为之建寺，曰西刘村寺。”依此记载，广济寺自刘望云始建，至今应有八百多年历史了。元朝时，西刘村寺改称“报恩洪济寺”，元朝末年毁于战火。到明朝景泰年间村民耕地，发掘出陶制佛像、供器、石龟及石柱顶等物，才知是古刹遗址。天顺初年，山西僧人曾慧、圆洪等法师云游至此，在这里募集资金，在废址上重建寺庙。在当时掌管皇帝冠服的尚衣监廖屏资助下，仅用了两年时间就营造了一座庄严佛刹。廖屏还将此事奏闻宪宗皇帝，请赐寺名，宪宗于成化二年下诏命名为“弘慈广济寺”。此后，广济寺僧人不断进行修建，到成化二十年全部完工，《广济寺志》称:“点染丹艧，焕然一新”；“幡幢供器，寺所宜有者，无不毕具”，“京师宝坊，斯为第一”，成为当时北京最大的寺院。老北京有句俗话，叫“明末修庙，清末修道”，广济寺就属于这一“明末修庙”时期的杰作，当时朝廷中太监专权，飞扬跋扈，任意搜刮，所蓄钱财甚多，他们没有后代，就将一大部分钱用来大造庙宇，以备日后栖身之所。
清朝初年，恒明法师将广济寺改为律宗道场，在此设立戒坛，开坛传戒。顺治十三年，清世祖曾游历广济寺。康熙三十八年敕修，增建御制碑文匾额和御临米芾的《观音赞》，还增塑了释迦牟尼流金佛像。朝庭对广济寺十分关注，多次修缮扩建，但基本保持着明朝重修的布局。清朝末年，道阶和尚任广济寺住持，在寺中兴办了“弘慈佛学院”，学僧逾百人。当时，广济寺在京都还拥有几个下院，在北海西面有柏林寺(现为北京图书馆分馆)，德胜门内有莲花寺，后海有广化寺，西直门内有弥勒院，龙须沟有龙泉寺等，相当于现在的大学分校，盛极一时。寺中旧有古树一棵，树旁立石碑，上刻乾隆帝御制的《铁树歌》。一九二四年正门匾额改为“敕赐弘慈广济寺”。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曰，大殿突然起火，延烧殿宇数十间，古玩字画，瓷铜玉器等物，损失无数，所藏《法华经》一百多部，均付之一炬，铁树亦被祸及。一九三五年，住持现明法师在吴佩孚等人资助下，按明朝格局进行重修，建筑规模比以前更加壮观。一九五二年由人民政府拨款进行了全面维修。
一九五三年六月三日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宗派佛教四众弟子的联合组织-中国佛教协会诞生了，实现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四众弟子空前的大团结，会址就设在广济寺。经过反复酝酿协商，确定中国佛教协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佛教徒，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参加爱护祖国及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联系各地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会议选举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虚云、查干葛根为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圆瑛为会长，喜饶嘉措、公德林、晋美吉村、能海、赵朴初、噶喇藏、祜巴、阿旺嘉措为副会长。继任会长为著名的藏族喇嘛喜饶嘉措大师，第三任会长是著名的佛教学者、诗人、书法家和社会活动家赵朴初居士，现任会长是著名的一诚长老。
但没有见到大德，只是来往的香客，在每个殿前烧香。
云水堂的牌匾是启功书写，怀远堂是刘炳森书写，讲堂为杨国霖所书。
图书馆旁为皈依登记处。
圆通殿有本寺方丈明畅书写的对联：“慧日常明千处祗求千处应；慈云普荫前人禄年前人灵”。
尽头有题着“登普提路”、“入般若门”的地方属于办公区域，禁止参观。
尽管一九八三年，广济寺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但佛教的影响并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全盛之时，马太.阿诺德有一首诗，也显示了这一宗教信仰的式微：
这一信仰的海洋/曾几何时/象一条光辉灿烂的彩带/环绕整个地球/而今，我只听到它那细长微弱的叹息声/渐渐为黑暗的寒风压倒/缓缓消逝在这个冷酷世界的边缘深处

[[运涛]]

　有幸到了早就盼望一游的广济寺，它位于北京市阜成门内大街二十五号，对面就是中国地质博物馆。广济寺二OO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门外虽然站有威武的保安，但参观寺院却不需要门票的。
广济寺占地三十亩，坐北朝南，山门正中是“敕建弘慈广济寺”的题名，左门门楣书“华藏玄门”，右门书“毘廬性海”，都是民国十年所留，挂着“中国佛教协会”的牌子。“寺”本是梵语“僧珈蓝摩”，意思为“僧众住所的通称”，这里则是全国各民族佛教徒联合的爱国团体和教务组织的最高层次执行机构的僧众住所。
进了山门，左有鼓楼，右有钟楼。
正中“天王殿”由赵朴初题写，是北京居士林敬献的，殿内四大天王。
殿后是“三洲感应”。
殿后香炉为大清乾隆五十八年岁次癸丑四月吉日立，一直都有居士信士在上香，空中弥漫着袅袅的白色烟雾，和氤氲的香气。
有一尊乾隆五十八年铸造的铜宝鼎，高约两米，鼎身铸有佛教八供(轮、螺、伞、盖、花、瓶、鱼、结)等花纹，造型古朴大方，工艺精湛是珍贵的艺术珍品，刻有“国基巩固，圣道遐昌，普薰法界，世界永和”的字样。
左侧有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日，中日韩佛教种植的友谊树，树是白皮松，其实在唐代，中土佛教与边远地区和周边国家的佛学交流是很广的，有僧侣经常相互往来，如玄奘去印度取经，回来教授弟子，其中就有新罗（今韩国）的王子，鉴真也东渡到日本开日本律宗一脉。
大雄宝殿前左右各有两座石碑，外侧的两座都有最能负重的赑屃，这种形象最常见，在拆除北京旧城墙时，在东便门和西便门的城墙下各发现半个赑屃，甚至有“赑屃驮着北京城”之说。内侧两座石碑则圈以围栏。
大雄宝殿里有最具佛教特点的文物是“三世佛”像，从东至西为过去世的迦叶佛、现在世的释迦牟尼佛和未来世的弥勒佛，两边站立为金身的十八罗汉。
楹联是佛历二五三二年岁次戊辰四月八日赵朴初敬撰并书的，“广结十方善友，息灭贪嗔增长”、“福慧和风扬世界，法身华藏仰中心”。佛历二五三二年其实就是公元一九八八年，因为公元纪年来源于基督教，而中国的佛、道两教文化积淀雄厚、历史传承悠久，如果使用公元纪年对广大游客计算时间虽然方便，但对于自身的价值则体现不出来，如同古代长辈不能穿时尚晚辈的衣服一样，所以各自使用了佛历和道历纪年。这实质不是一个简单的纪年问题，在全盘西化中没有效法日本的阿弥陀宗那样准基督教化的倾向，而是不妥协地顽强地保留下来了民族文化精神，非常让人敬佩，即使我不是佛门弟子，面对这样伟大不灭的文化形态，也由衷充满了无限的仰慕。
大雄宝殿后壁悬挂着一幅《胜果妙因图》，是清乾隆九年著名画师傅雯用手指所画，高五米，宽十米。画面上，释迦牟尼端坐在莲花座上，慈容可掬地向信徒讲经说法，周围一百多位弟子洗耳恭听。有趣的是，听众中，还有中国的历史人物关羽、关平、周仓及布袋和尚等。“会启灵山”匾额下有楹联，为“高树千丈宝刹神州为上首；佛幢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海”。
广济寺的历史也很悠久，初名“西刘村寺”，创建于宋朝末年。清初于宾硕所作《喜云慧大师传》中称:“按宋末有两刘家村，在西者为西刘家村。村人刘望云，自谓天台刘真人裔孙，得炼气法。一日，有僧号且住者过之，望云出迎，求其说法。因为之建寺，曰西刘村寺。”依此记载，广济寺自刘望云始建，至今应有八百多年历史了。元朝时，西刘村寺改称“报恩洪济寺”，元朝末年毁于战火。到明朝景泰年间村民耕地，发掘出陶制佛像、供器、石龟及石柱顶等物，才知是古刹遗址。天顺初年，山西僧人曾慧、圆洪等法师云游至此，在这里募集资金，在废址上重建寺庙。在当时掌管皇帝冠服的尚衣监廖屏资助下，仅用了两年时间就营造了一座庄严佛刹。廖屏还将此事奏闻宪宗皇帝，请赐寺名，宪宗于成化二年下诏命名为“弘慈广济寺”。此后，广济寺僧人不断进行修建，到成化二十年全部完工，《广济寺志》称:“点染丹艧，焕然一新”；“幡幢供器，寺所宜有者，无不毕具”，“京师宝坊，斯为第一”，成为当时北京最大的寺院。老北京有句俗话，叫“明末修庙，清末修道”，广济寺就属于这一“明末修庙”时期的杰作，当时朝廷中太监专权，飞扬跋扈，任意搜刮，所蓄钱财甚多，他们没有后代，就将一大部分钱用来大造庙宇，以备日后栖身之所。
清朝初年，恒明法师将广济寺改为律宗道场，在此设立戒坛，开坛传戒。顺治十三年，清世祖曾游历广济寺。康熙三十八年敕修，增建御制碑文匾额和御临米芾的《观音赞》，还增塑了释迦牟尼流金佛像。朝庭对广济寺十分关注，多次修缮扩建，但基本保持着明朝重修的布局。清朝末年，道阶和尚任广济寺住持，在寺中兴办了“弘慈佛学院”，学僧逾百人。当时，广济寺在京都还拥有几个下院，在北海西面有柏林寺(现为北京图书馆分馆)，德胜门内有莲花寺，后海有广化寺，西直门内有弥勒院，龙须沟有龙泉寺等，相当于现在的大学分校，盛极一时。寺中旧有古树一棵，树旁立石碑，上刻乾隆帝御制的《铁树歌》。一九二四年正门匾额改为“敕赐弘慈广济寺”。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曰，大殿突然起火，延烧殿宇数十间，古玩字画，瓷铜玉器等物，损失无数，所藏《法华经》一百多部，均付之一炬，铁树亦被祸及。一九三五年，住持现明法师在吴佩孚等人资助下，按明朝格局进行重修，建筑规模比以前更加壮观。一九五二年由人民政府拨款进行了全面维修。
一九五三年六月三日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宗派佛教四众弟子的联合组织-中国佛教协会诞生了，实现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四众弟子空前的大团结，会址就设在广济寺。经过反复酝酿协商，确定中国佛教协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佛教徒，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参加爱护祖国及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联系各地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会议选举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虚云、查干葛根为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圆瑛为会长，喜饶嘉措、公德林、晋美吉村、能海、赵朴初、噶喇藏、祜巴、阿旺嘉措为副会长。继任会长为著名的藏族喇嘛喜饶嘉措大师，第三任会长是著名的佛教学者、诗人、书法家和社会活动家赵朴初居士，现任会长是著名的一诚长老。
但没有见到大德，只是来往的香客，在每个殿前烧香。
云水堂的牌匾是启功书写，怀远堂是刘炳森书写，讲堂为杨国霖所书。
图书馆旁为皈依登记处。
圆通殿有本寺方丈明畅书写的对联：“慧日常明千处祗求千处应；慈云普荫前人禄年前人灵”。
尽头有题着“登普提路”、“入般若门”的地方属于办公区域，禁止参观。
尽管一九八三年，广济寺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但佛教的影响并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全盛之时，马太.阿诺德有一首诗，也显示了这一宗教信仰的式微：
这一信仰的海洋/曾几何时/象一条光辉灿烂的彩带/环绕整个地球/而今，我只听到它那细长微弱的叹息声/渐渐为黑暗的寒风压倒/缓缓消逝在这个冷酷世界的边缘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