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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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云“诗以言志”、“诗如其人”，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就一定意义而言，诗人的作品即是映照自己形象的一面镜子。

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伟人，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出了举世公认的卓越贡献。他也是一名杰出的诗人，在古典诗词创作领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但是，毛泽东是人，不是神，由于多种主客观原因，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与弊端，致使他晚年犯了愈益严重的“左”的错误，“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邓小平语）。从毛泽东晚年所写的诗词中，也可以看到这种错误投射的一些阴影。

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全国的时候，毛泽东写了《送瘟神》七律二首。这两首诗是毛泽东读了 “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消息以后，在“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的情况下写成的。这反映了领袖和人民心息相联的可贵品质，但诗中“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的句子，除了应予肯定的文学想象之外，也包含着某种忽视客观规律、夸大主观意志的因素和成分。至于“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简直就同当时流行的“脚踏地球手攀天，对着太阳点支烟”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类的豪言壮语如出一辙，只不过比较文雅和含蓄一些而已。

“主要是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 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三年里，全国老百姓因饥饿和代食品中毒，相当普遍性患上了浮肿病，不少地方甚至发生了饿死人的惨剧，据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竟三、四千万之巨，真可谓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有着刻骨铭心的悲痛记忆。然而，面对这种极为困难、悲哀的景象，毛泽东却接二连三地吟唱出了“喜看稻菽千重浪”（1959年6月《到韶山》）、“桃花源里可耕田”（1959年7月《登庐山》）和“红霞万朵百重衣”、“芙蓉国里尽朝晖”（1961年《答友人》等诗句，无视现实，粉饰太平，极力为“左” 倾错误造成的恶劣后果辩解。这些诗句，同当时中国老百姓的悲惨处境，同发自人民肺腑的悲怆呼唤（比如，彭德怀到湖南考察时，老百姓就递交给他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当地流传的一首民谣：“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是多么的不协调啊！真不知道毛泽东当年怎么还会有写这种诗句的怡然心情？

显然，晚年的毛泽东已经严重地“骄傲起来”，严重地“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了。对于党内同志的批评，他感到很逆耳，根本听不进去，只是瞥之以“冷眼”（“冷眼向洋看世界”），甚至称之为“乱云飞渡”（“乱云飞渡仍从容”）。有权威解释说，毛泽东这两句诗不是针对党内的同志，而是针对当时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这不符合事实。其一，毛泽东的这些诗句均写于庐山会议前后，写作地点也在庐山，诗句的锋芒所向主要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反党集团”；其二，对于以诗词方式批判彭德怀的真实目的，毛泽东并不隐讳。他在 1959年9月1日写的一封信（此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广为流传）中明确表示，他写《到韶山》和《登庐山》的目的，就是为了回击“右倾机会主义”的 “猖狂进攻”，为了答复“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此时的毛泽东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他把党内会议上很正常的不同意见，竟然看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还说彭德怀“大有炸毁半个庐山之势”。可以想象得出，毛泽东当时是怀着怎样的恼怒和愤慨来写这两首七律的。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公开进行大论战。郭沫若为此写了一首《满江红》，其中有一句：“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烁？”意思是说，太阳溶化冰山，真金不怕烈火，时间和历史的发展将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毛泽东在和词中批评了郭沫若的这个认识。他写道：“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认为用不着时间和历史来证明，现在就要在论战中辨明是非。毛泽东的这种态度，看来是过于着急了。当时，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观点尖锐对立，怎么可能“只争朝夕”地分出胜负呢？再则，我们党所坚持的观点，能保证百分之百是正确的吗？邓小平是中苏两党论战的当事人之一，他在1989年5月16日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时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想一想当年写“只争朝夕”诗句的毛泽东，他老人家那个时候的头脑确实有些发热了，听不得任何人的不同意见了。

1976年元旦，在“文化大革命”批判“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中央党报高调发表了毛泽东1965年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两首词。其中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固然体现了诗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气魄，以及文学创作所允许的夸张，但从中似乎也可以感觉到诗人的惟意志论和“万物皆控于我”的意识，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再则，后一首词中所描写的“鲲鹏展翅九万里”、“背负青天朝下看”的艺术形象，并不像有的权威所解释的那样是什么“中国无产阶级”，而明显地是诗人自己。联想到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蔑视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自信“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皇帝情结”，他在时隔20多年之后所极力讴歌的“鲲鹏”，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感觉、自我评价。“鲲鹏”者，毛泽东也。如果说伴随着《沁园春雪》的发表，延安唱起了《东方红》，毛泽东欣然接受了“人民大救星”的美誉；那么，伴随着《念奴娇鸟儿问答》的写作，华夏大地上的个人崇拜登峰造极，天安门城楼成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无疑就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必然。“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广场上激动若狂、山呼万岁的几十万“红卫兵”之时，他的脑海里肯定会浮现出“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的诗句及其感觉。一个人首先是自己突出自己，然后才会接受和鼓励别人对自己的崇拜。从毛泽东写于1965年的这两首词里，不难理出十年浩劫时期个人崇拜极度膨胀的由来脉络。

平心而论，毛泽东的词高于诗。他早年写的词属于“豪放派”，气魄很大，格调很高，有的几可与苏、辛媲美。但他晚年写的诗词受其政治思想蜕化的影响，在艺术上也走了下坡路。《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有议论入诗之嫌；《七律冬云》中的腹联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上下句意思雷同；《七律送瘟神》中的“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一千河”的说法很勉强，明显地是为对而对；《念奴娇鸟儿问答》则更有些粗制滥造了，不仅将古代寓言故事和现代政治术语搅和在一起，不文不白，不新不旧，而且将“不须放屁”的粗鲁口语入词，不伦不类，有伤大雅。政治思想的倒退导致了艺术水准的下降，这实在是毛泽东晚年诗词的悲哀。

伟人的社会影响有着不可阻挡的历史惯性。毛泽东逝世已经30多年了，但在当代中国现实的政治和精神生活中，仍然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巨大存在。他的许多思想遗产，不时被人们用来作为剖析和解决现实难题的理论武器；他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和思维模式，正在牢牢地阻碍和羁绊着我们前进的脚步；他一生的传奇经历和大功大过，还笼罩在一层层浓浓的迷雾之中。面对这个客观状况，决不是人们主观性地就可以绕过去的，只能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就是说，要正视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既汲取其思想精华，又批判其精神糟粕，以争取在承继他伟大的民主理论及其实践探索的同时，逐步走出他晚年极力推行君主专制的浓重历史阴影。笔者写这篇谈论毛泽东晚年诗词的小文章，用意亦在于此。班门弄斧，破绽难免，敬祈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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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是，我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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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云“诗以言志”、“诗如其人”，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就一定意义而言，诗人的作品即是映照自己形象的一面镜子。

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伟人，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出了举世公认的卓越贡献。他也是一名杰出的诗人，在古典诗词创作领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但是，毛泽东是人，不是神，由于多种主客观原因，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与弊端，致使他晚年犯了愈益严重的“左”的错误，“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邓小平语）。从毛泽东晚年所写的诗词中，也可以看到这种错误投射的一些阴影。

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全国的时候，毛泽东写了《送瘟神》七律二首。这两首诗是毛泽东读了 “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消息以后，在“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的情况下写成的。这反映了领袖和人民心息相联的可贵品质，但诗中“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的句子，除了应予肯定的文学想象之外，也包含着某种忽视客观规律、夸大主观意志的因素和成分。至于“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简直就同当时流行的“脚踏地球手攀天，对着太阳点支烟”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类的豪言壮语如出一辙，只不过比较文雅和含蓄一些而已。

“主要是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 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三年里，全国老百姓因饥饿和代食品中毒，相当普遍性患上了浮肿病，不少地方甚至发生了饿死人的惨剧，据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竟三、四千万之巨，真可谓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有着刻骨铭心的悲痛记忆。然而，面对这种极为困难、悲哀的景象，毛泽东却接二连三地吟唱出了“喜看稻菽千重浪”（1959年6月《到韶山》）、“桃花源里可耕田”（1959年7月《登庐山》）和“红霞万朵百重衣”、“芙蓉国里尽朝晖”（1961年《答友人》等诗句，无视现实，粉饰太平，极力为“左” 倾错误造成的恶劣后果辩解。这些诗句，同当时中国老百姓的悲惨处境，同发自人民肺腑的悲怆呼唤（比如，彭德怀到湖南考察时，老百姓就递交给他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当地流传的一首民谣：“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是多么的不协调啊！真不知道毛泽东当年怎么还会有写这种诗句的怡然心情？

显然，晚年的毛泽东已经严重地“骄傲起来”，严重地“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了。对于党内同志的批评，他感到很逆耳，根本听不进去，只是瞥之以“冷眼”（“冷眼向洋看世界”），甚至称之为“乱云飞渡”（“乱云飞渡仍从容”）。有权威解释说，毛泽东这两句诗不是针对党内的同志，而是针对当时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这不符合事实。其一，毛泽东的这些诗句均写于庐山会议前后，写作地点也在庐山，诗句的锋芒所向主要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反党集团”；其二，对于以诗词方式批判彭德怀的真实目的，毛泽东并不隐讳。他在 1959年9月1日写的一封信（此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广为流传）中明确表示，他写《到韶山》和《登庐山》的目的，就是为了回击“右倾机会主义”的 “猖狂进攻”，为了答复“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此时的毛泽东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他把党内会议上很正常的不同意见，竟然看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还说彭德怀“大有炸毁半个庐山之势”。可以想象得出，毛泽东当时是怀着怎样的恼怒和愤慨来写这两首七律的。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公开进行大论战。郭沫若为此写了一首《满江红》，其中有一句：“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烁？”意思是说，太阳溶化冰山，真金不怕烈火，时间和历史的发展将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毛泽东在和词中批评了郭沫若的这个认识。他写道：“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认为用不着时间和历史来证明，现在就要在论战中辨明是非。毛泽东的这种态度，看来是过于着急了。当时，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观点尖锐对立，怎么可能“只争朝夕”地分出胜负呢？再则，我们党所坚持的观点，能保证百分之百是正确的吗？邓小平是中苏两党论战的当事人之一，他在1989年5月16日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时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想一想当年写“只争朝夕”诗句的毛泽东，他老人家那个时候的头脑确实有些发热了，听不得任何人的不同意见了。

1976年元旦，在“文化大革命”批判“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中央党报高调发表了毛泽东1965年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两首词。其中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固然体现了诗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气魄，以及文学创作所允许的夸张，但从中似乎也可以感觉到诗人的惟意志论和“万物皆控于我”的意识，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再则，后一首词中所描写的“鲲鹏展翅九万里”、“背负青天朝下看”的艺术形象，并不像有的权威所解释的那样是什么“中国无产阶级”，而明显地是诗人自己。联想到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蔑视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自信“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皇帝情结”，他在时隔20多年之后所极力讴歌的“鲲鹏”，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感觉、自我评价。“鲲鹏”者，毛泽东也。如果说伴随着《沁园春雪》的发表，延安唱起了《东方红》，毛泽东欣然接受了“人民大救星”的美誉；那么，伴随着《念奴娇鸟儿问答》的写作，华夏大地上的个人崇拜登峰造极，天安门城楼成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无疑就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必然。“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广场上激动若狂、山呼万岁的几十万“红卫兵”之时，他的脑海里肯定会浮现出“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的诗句及其感觉。一个人首先是自己突出自己，然后才会接受和鼓励别人对自己的崇拜。从毛泽东写于1965年的这两首词里，不难理出十年浩劫时期个人崇拜极度膨胀的由来脉络。

平心而论，毛泽东的词高于诗。他早年写的词属于“豪放派”，气魄很大，格调很高，有的几可与苏、辛媲美。但他晚年写的诗词受其政治思想蜕化的影响，在艺术上也走了下坡路。《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有议论入诗之嫌；《七律冬云》中的腹联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上下句意思雷同；《七律送瘟神》中的“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一千河”的说法很勉强，明显地是为对而对；《念奴娇鸟儿问答》则更有些粗制滥造了，不仅将古代寓言故事和现代政治术语搅和在一起，不文不白，不新不旧，而且将“不须放屁”的粗鲁口语入词，不伦不类，有伤大雅。政治思想的倒退导致了艺术水准的下降，这实在是毛泽东晚年诗词的悲哀。

伟人的社会影响有着不可阻挡的历史惯性。毛泽东逝世已经30多年了，但在当代中国现实的政治和精神生活中，仍然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巨大存在。他的许多思想遗产，不时被人们用来作为剖析和解决现实难题的理论武器；他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和思维模式，正在牢牢地阻碍和羁绊着我们前进的脚步；他一生的传奇经历和大功大过，还笼罩在一层层浓浓的迷雾之中。面对这个客观状况，决不是人们主观性地就可以绕过去的，只能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就是说，要正视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既汲取其思想精华，又批判其精神糟粕，以争取在承继他伟大的民主理论及其实践探索的同时，逐步走出他晚年极力推行君主专制的浓重历史阴影。笔者写这篇谈论毛泽东晚年诗词的小文章，用意亦在于此。班门弄斧，破绽难免，敬祈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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