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樵野]

　　　　　　　　　　　刘诚访谈录：重返天堂之门
　　　　　　　　　—— 从神性写作到第三极文学运动

【访谈主持】白鸦（可能阵线诗群发起人）
【访谈对象】刘诚（第三极文学运动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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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背景】

神性写作诗歌理论的提出由来已久，并在2002-2004年期间初步成型。特别是2006年度，白鸦撰文《神性写作诗歌批判》，指出神性写作存在“当下性缺失”与“语言不能松绑”等问题，并否定神性写作诗歌文本的独立意义，从而与蝼冢、陈肖等发生争论。随后，第三代诗人理论家刘诚发起了第三极文学运动，也打出神性写作的大旗，一时间，以刘诚、蝼冢、陈肖、白马非马、雷子、徐慢、丁成、芦花、霄无等诗人为代表的神秘倾向的诗歌实验文本受到广泛关注。由于此前白鸦在确立其“汉语诗歌叙述策略转型”理论的过程中，曾经对垃圾写作和神性写作这两种极端文本进行过针对性的批评，引起刘诚的高度关注，刘诚和白鸦在过去几个月中，就神性写作问题进行过多次私下交流。本次访谈就是根据白鸦和刘诚的若干电子邮件稍加整理而成。在访谈中，白鸦坚持了他一贯的反对立场，刘诚则畅谈了他的第三极构想，并就神性写作若干诗学问题提出了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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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刘诚：为什么是第三极
◎ 刘诚：神性写作是神性在写作中的凯旋
◎ 刘诚：神性写作是英雄写作的发育和成年
◎ 刘诚：神性写作是有杀伤力的写作
◎ 刘诚：第三极文学运动是一个大于流派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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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为什么是第三极

　　白鸦：去年以来，由你发起的“第三极文学运动”从草创到不断发展壮大，可谓有声有色，轰轰烈烈。但我感觉，诗歌界对第三极的认识仍然有些“概念不清”。比如第三极文学运动经常提到几个短语：第三极、第三极诗歌论坛、第三极作家群落、第三极文学运动、神性写作、第三极文学等。这些概念相互关联而各有所指，究竟该怎样理解，才符合它们的本意？

　　刘诚：这几个短语都是第三极诗人群常用的概念。第三极作家群落是我在新浪网发起、青年诗人原散羊、杨明通、古岛等相继加盟、参与管理的一个博客圈，创建于2006年8月25日，目前已有3800余博主加盟。第三极论坛是我于2006年8月26日发起创建的一个诗歌论坛，背靠第三极作家群落，但论坛更开放、辐射面更宽，博客群只是它的一个背景。第三极论坛以诗人为主体，目前成员中，既有南鸥、十品、赵丽华、老巢、安琪、荣光启、白鸦、董辑、寒烟等诗歌名家，也有数十位青年诗人，如原散羊、杨明通、古岛、尺郭、西原、乔书彦、三春晖、拜星月慢、钥鸣、沔水寒、萧艾、张建新、樵野、野桥、黑牙、漂泊客、生命海洋、黄吉元、刘小平、孙启泉、夜来、汪抒、张铧、杭广、玄子、韦炜、江晨、老哈、井冽寒泉、木勺把、黄文庆、何定明、庞非、且歌且骚、孙梧、梅依然、苏兰朵、雪莹、尘埃一子、刑姬、龙的妹妹、朱青青、海湄、凝镜、巴曼、桑林、知闲、旱子、漠风、陈玉广、刘知己、南雁、鲁绪刚、西北阿呆等，年轻新锐，充满活力。第三极论坛是第三极文学人相互激励和确认的平台，是第三极文学运动的策源地和大本营，也是网上文学信息大集散的一个水陆码头，一向保持着旺盛的人气。已经创办了《第三极文学》（网络版），按每两月一期的频率推出；大型文学民刊《第三极》（创刊号），即将携80余位中青年实力诗人诗歌小说力作隆重出场，第三极文学运动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神性写作是第三极文学运动的旗帜，是第三极总的诗学，是第三极诗人作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第三极文学的核心部分和动力源泉，它的推广和展开，我们把它叫作第三极文学运动。第三极文学运动以神性写作为核心、但不限于神性写作、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拥有广阔的生长空间。它以诗歌为龙头，涵盖小说、散文、文学批评的广阔领域，全方位参与时代精神重建，有可能成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先声。我们无意于制造运动，因为中国诗歌界这样的运动一向非常过剩，令人生厌——首先令我本人讨厌；可是神性写作及其推广活动正好与运动相似——我们有宣言，有公告，有比较紧密的组织，正在按计划稳步推进，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积极响应，还不是运动吗。第三极文学则是第三极文学运动的最近的目的地，是它的生成物，第三极文学运动无论多么热闹，沉淀下来的只能是第三极文学，它的品质和体积，取决于第三极文学人的艰苦创造和耐心积累。而“第三极”，是我们这个以神性写作为核心动力的文学群体的简称，这些后面仍将陆续谈到。

　　白鸦：古语：“名不正则言不顺”，许多事情都得从正名开始，这是中国的传统。看来你们很善于定位，“第三极”这三个字一出，你们的文学一下子就定位了。你为什么忽然想到“第三极”这个词？是突然的灵感，还是出自长期的思考？与北京的第三极书局有没有什么关联？

　　刘诚：不是我们善于定位；这里需要的只是胸襟和眼光。我以为，在当代文学如此斑斓多彩而又复杂混乱、鱼龙混杂的现状面前，任何就事论事的说法、或者从小圈子利益出发以博取名利的努力、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策划与动作，无异隔靴搔氧，都不可能抓住当代文学病象的要害，只会在一滩浑水里越陷越深。第三极这个词，是我对当代中国文学进程长期思考的产物，与北京的第三极书局没有任何关系。我现在知道，第三极书局是一家文化传播类的企业，刚刚组建不久，并不参与文学的创造，更不是一个文学的流派，如果不是前不久某诗人在那里一脱成名，我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北京还有一个第三极书局。这里的第三极不是企业组织，与任何以赢利为诉求、从事某种经营活动、并以第三极为名称的企业组织没有关系，今后也不会发生任何关系。第三极也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如果说与地理有关，那也只是借用了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这样一个地理的形象，那里是世界公认的地球的第三极，我们用它来作为我们文学的象征。那是一块生命的禁区，是地球上仅存的极有限的几处净土之一，它的幅员广大、高峻庄严、极其高洁、冰川缓慢移动、群峰突出云表而与天空极其逼近的罕世风光，与我们对理想文学的诉求完全合拍。第三极这个地理的存在，完全有资格、也完全应当成为我们时代最优秀文学的象征！也即是说，我们是在美学意义上使用“第三极”这个词的，“第三极”代表着第三极文学人对诗歌和文学的认识，是第三极文学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大的世界划分。但第一次把第三极这个词和文学联系起来却相当偶然：大约在2004年11月某日深夜，那时我正在为我的诗学论文集《先锋的幻想》的编选作最后的冲刺，已经完成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后现代主义神话的终结——2004’中国诗界神性写作构想》，一个注定要被人们广泛谈论、并为人们牢牢记住的词，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当时我一边用热水泡脚，一边看着前面茶几上摊着的厚厚一叠书稿的清样，思考着这部书的序言，这时候“第三极”三个字一下跳了出来。对了，神性写作就是一种在第三极的写作，它正是我和我的时代迫切需要和苦苦寻找的。什么都不可能治疗当代文学的病症，只有神性写作、亦即第三极的写作，才有可能为中国文学造血，帮助其恢复元气，它已经被向下走的写作糟蹋得奄奄一息，只有这一剂猛药，才能使它回天再造，重现生机。说出就是照亮；这三个字一下子跳了出来，我的眼前顿时为之一亮，立马用笔在纸上写下了“神性写作：在诗歌的第三极”的字样，整个过程不到二十钞钟。这行字十分潦草，在我看来却艳如桃花，后来它成了这部书总序的标题。有了这个标题，近万字的总序言一气呵成，更像是一篇诗歌的宣言书——正是这篇诗歌的宣言书，预告了一个文学群体在两年后的诞生。

　　白鸦：当前汉语诗歌有不少含有“三”字的文学群体，比如“第三说”、“诗三明”、“第三条道路”等等，其中第三条道路提出过一些理论，参与者也多，号称“21世纪第一个诗歌流派”。你对第三条道路怎么看？第三极有没有受到过第三条道路的启发或影响？

　　刘诚：第三极与第三条道路没有任何关系。换句话，第三条道路是第三条道路，第三极是第三极，只不过大家都是以“三”说事罢了。老祖宗创造的数字里，三是一个特殊的数，许多东西都与三有关，诗人也一样，喜欢拿三说事——三生万物嘛。在最近的一次以第三极为中心的激烈论战中，有人攻击第三极抄袭了第三条道路，可是他明显心虚得很，只是恶狠狠地攻击一句，就把这个话草草收起来，再不敢出世了。奇怪的是在第三极内部，有成员在谈论第三极理论建设的时候，也曾试图从第三条道路的分裂和内讧那里找到历史源渊，这个愚蠢的做法立刻遭到了我的断然制止。这是对第三极深刻含义的误解，说浅了是不了解情况，是懒，想走捷径，说深了是愚蠢、没有才华（此人现已脱离第三极文学运动）。对第三条道路我没有成见，相反一向认为，第三条道路是第三极文学运动的盟友——不管第三条道路诗人群自己怎么看。第三条道路的某些诗学主张为第三极所认同，其中一些成员与本人保持着友好关系，但第三极与第三条道路的诗学分野，是不用非常仔细也能分辨得很清的，除了别有用心，只有傻瓜才会把这两个不同的文学群体相混同。第三条道路主张后现代主义只是刚刚开始，第三极则旗帜鲜明地主张后现代主义诗学进程必须终结，一言既出，石破天惊；第三条道路主张第三条道路诗学，有特定的内涵，第三极主张神性写作，有根源、有来历、有自己完整独立的理论体系；第三条道路强调不同道路的选择，以此作为独立于其他文学群体的基本标志，第三极则首先指代着一个方位，即使是单从字面看，第三极那也是一个立体的概念，仅仅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相关，是对当代文学诸多道路之争的历史性超越。站在新时期以来二十余年诗歌进程的宏大背景下来看，尤其经过了非同寻常的2006年，在先是“梨花诗事件”、继而爆发了诗人——韩寒——诗人有关诗歌问题的大混战、后又爆发了“文学死了”的大讨论的敏感时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第三极文学运动是当代文学里一个划时代的文学事件，它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必将越来越清楚地得到彰显，其价值再怎样估价也不为过份。如果说众多道路之争代表了诗歌在技术上的两难处境，指向诗歌的多种可能性，第三极则从诗歌技术层面的诸多对立和冲突中摆脱出来，力求从根本精神上重新把握文学，为诗歌和文学取得俯瞰的高度。第三极代表着文学的高度和难度，它把文学的斗争从平面不同方法的对立和争执中解放出来，拉向了一个广大和浩缈得多的立体的空间，认为文学只有在这里才能获得新生，这个空间就是上帝的终级产品——茫茫宇宙。第三极的出场，不是要在诗歌小圈子里再增加一个，也不是要与当下诗歌界已经显得非常过剩的小圈子、小帮派争道，不是要在地面众多道路之中重新选择，选一条更好一点的，相反——它认为地面上无论哪一条道路都不可能是文学的理想道路，文学的道路在天空；第三极并不拒绝向下，相反愿意直面大地、直面苍生、直面当代、直面人间的苦难，但向下不是为了“垮掉”，在那里醉生梦死，更不是要与罪恶会师，同流合污，而是要在那里找到向上的大门，取得向上的美丽运动必不可少的支持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向下之路即向上之路。向上是指精神存在的终极方位，是不是在终极意义指向天空，是区分文学向上还是向下的根本标志，这里存在着两种文学的最后分野。第三极认为，所有向上的文学都是第三极文学，所有向下的文学都不是，两者壁垒森严，形同水火。自发起第三极文学运动那一天起，第三极文学人就把自己逼上了当代文学的最前沿，除了向上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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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神性写作是神性在写作中的凯旋

　　白鸦：在《第三极文学运动宣言》中，有一句话体现出你对当代文学的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当代文学只有一种对立：即神性写作和兽性写作的对立”。这个十分简洁、同时也很危险的判断是需要理论勇气的。但它也随之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是不是没有加盟、或者被第三极文学运动包括的写作都是兽性写作，或者都有某种兽性写作的嫌疑？神性写作的出场，真的意味着中国文学又一次大分裂已经成为事实吗？你不认为这样有陷入“二元论”的危险吗？

　　刘诚：神性写作与兽性写作的对立，是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基本判断，但不能说凡不是第三极文学或神性写作，就一定是兽性写作，那样不仅打击面太大，也不符合当代文学的真相。这里的神性写作，并不只是指纯神性写作，也包括泛神性写作。事实上，除了神性写作——第三极文学运动，在当代文学的现场一直有其他样式的正面文学力量存在，他们是神性写作的天然盟友。我不认为现在的中国文学，已经是向下走的文学的一统天下。在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诗歌里，始终存在着一股强劲涌动的向上的力量，多年来不时都有所表现。神性写作与兽性写作对立论，那是到了最高处、而且一直退到了底线时候的说法。一事当前，身在其中是很难看到走向的，尤其是复杂的社会精神文化现象，你必须退后，一直向后退，退到底线那里，才能看清它的全貌。退到了一定的位置，你就会发现，中国当代文学再扑朔迷离、万象纷呈，实际上只有神性写作和兽性写作两种写作。这是从它的总指向来说：即要么指向神性，要么指向兽性，中间状态是没有的，即或有也不占主流。神性写作与兽性写作对立论一出，当代文坛这一滩水一下子就清了，能见度一下子就高了，可以看得更远了，这就是高度的力量。但我承认，在神性写作出台前，甚至直到我们交谈的当下，中国文学仍然是兽性写作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类写作已经登堂入室，攫取了这个国家文学的主要流通资源，无论民间还是官方，都是兽性写作主导；在各大网站，它们的代表人物被反复谈论，代表作品被反复引用，在很多时候是这些代表人物之间相互谈论和引用，到处都是向下的鼓噪及其代表人物四处晃动的头颅，向上的文学几乎被完全遮蔽。兽性写作的名人和名作品，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打造出来，堆满了时代的广场，令人窒息。兽性写作并不奇怪，只不过是一个精神垮掉、道德全面堕落的时代在文学上的反映。古语：大俭之后必有大奢，经过了建国后三十多年的一穷二白、斗私批修，我们的时代终于迎来了一个大奢的时代，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可是我们马上看到了它的代价——代价首先表现为社会道德的全面垮掉。道德败坏首先从社会上层开始，从先富起来的人开始，慢慢成为风气，弥漫开来，成为主流价值，被人们纷纷仿效。在这样的空气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都正常，都不再让人感到奇怪。文革十年，极左给人们的伤害太深了，太刻骨铭心了，到了今天，除了物质财富、权力地位的占有量这些看得见、摸得着、能立竿见影地给人带来好处的东西，人们什么也不信了。同时，社会道德的全面垮掉，通常打着解放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繁荣的旗号，因而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在主流意识形态那里，这样的垮掉通常受到鼓励和默许，因为相对于那些头脑清醒、执意要求民主和法制的政治动物式的大众，制造一代只知追求吃喝玩乐、寻花问柳（哪怕他们同时很穷）的人群，在政治上非常划算。这样的大众不关心政治，也不关心自己的命运，四分五裂，极端自私，整天在大众文化提供的感官刺激里醉生梦死，是最好统治的人群，相反知识和思考的流行，却相当有毒，至少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兽性写作正好迎合了这种需要，成为这种需要在文学上的反映。为什么当代音乐里只有刺激？有人买单，就这么简单。刺激产生快感，而快感就是一切，是支持人们活到第二天的惟一力量，别的如思想和艺术等等，则都不能够。文学和艺术的堕落就从这里开始。人们越来越短视，越来越实用；不实用的东西普遍遭到拒绝。于是小说里有身体写作、妓女写作、美男写作，诗歌里有解构派、下半身、垃圾派，有人甚至提出了快感写作，试图通过写作生产快感，抢占文化市场。从这个角度，神性写作——第三极文学运动，意味着一次文学大分裂的公开化。较之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分裂，这次大分裂更靠近文学的本质部位，是更高层面的分裂，因而文学史意义更加鲜明和突出。

　　白鸦：我注意到在你的诗学理论中，“神性写作”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我们的交谈充分展开之前，你能否清晰地定位一下，“什么是神性写作”、“什么是兽性写作”？

　　刘诚：神性写作是一个与兽性写作相对立的诗学范畴。首先看什么是兽性写作。兽性写作，即本能的写作，欲望的写作，醉生梦死的写作，向下的写作，肉的写作，垃圾的写作，崇低的写作，自渎的写作，破坏的写作，简单地说，一切向下的写作，都是兽性写作。兽性写作是以兽性为主导和惟一推动的写作，只表达兽之为兽的本能——即欲望的要求及其历险的种种情状，对欲望是欣赏和仰望的态度，以展示欲望的种种情状为基本内容。因为兽之为兽，除了欲望（本能）再没有其他。在这样的写作里，除了欲望还是欲望，所有精神的要求，都被指为多余而遭否定和排除。兽性写作是一个大的家族，就像是一座巨大无比的城堡，不过它不是在高处，而是建筑在深渊之中。是一个真实的魔界，精神的魔界。在那里，你可以看到人类精神无限矮化以后的种种情状，总的状态是颓废，总体表情是绝望，总的色调是阴暗，如果有光透过云层投射进来，反而更加阴森可怖。人也许并没有到过魔界，但我要说，这就是一个魔界。这里群魔乱舞，到处流寇，争论不休，内讧与火并随时都在发生，尖顶突出云表；巨石之间的空地，早已被小鬼们踩踏得闪闪发亮。而神性写作，是站在兽性反面的写作。简单说，凡与兽性写作相反的写作，都可以称之为神性写作，或泛神性写作。这是向上的写作，有益的写作，尖锐的写作，在前沿的写作，有承担的写作，是大器、硬朗、能登大雅之堂的写作，是建设的写作，有思想和亮光的写作，是向天堂无限逼近的写作，是诉诸心灵的写作，是在在以人类生活为原料、却通体焕发着圣灵之光的写作。如果说兽性写作着力于构造的是一个精神的魔界，神性写作则着力于打造一个精神的天国，这个天国与神无关，却通体焕发着神性的光辉。神性写作在我的诗学思考中居于核心地位，既是第三极文学运动的核心部分，又是第三极文学运动的动力源泉，也是第三极文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第三极文学运动的总的诗学。神性写作的提出，当追溯到我2002至2004年三年时间的网络活动，尤其是2004年10月30日，经过长达三年时间的深入思考，我以一篇长达五万字的论文，正式提出了“神性写作”的重要概念。这篇论文先是在各大诗歌论坛首发，紧接着收入我的诗学论文集《先锋的幻想》于当年正式出版，在当代诗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篇论文代表了我自2002年上网以来对当代诗歌一系列根本命题思考的深度和广度。我无意于以神性写作提法第一人自居（虽然此前我没有看到过中国诗界有谁比我更早地提出了神性写作概念，并把它提到了空前的高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但我可以毫不愧怍地说，即使是放在三年之后的现在来看，其重要性和鲜活度依然显而易见，它仿佛不是写作于三年前，而是为当下中国诗歌量身定做一样合身。其实，神性本是一个古老的词汇，一直与人性和兽性相伴，用以标明神、人、兽三种事物的分野。宗教就是专门谈论神性的大学问，但人类的理论，主要还是探讨人性；谈论神性和兽性，只是为了更准确有效地界定人性、安妥人性，为人性提供尺度。在神性和兽性之间，很可能存在着一个阀域，超过了这个域的最大值，就不再是人，而只能是神或者兽了。神性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天外之物，而是世界的性质，在上帝创造世界的那一刻，与世界一次成型、同时出炉。神性是实在的、确定的，不多不少，不增不减，不生不灭，是一种恒定的存在；神性先于我们，因为世界先于我们。神性确定地存在，却没有体积和方位，正所谓无体、无用，无色、无味，不可触摸，但却能够感受。有世界在，就有神性在；完全不用担心有一天神性会突然绝灭，因为什么人也不可能把神性从世界取消，除非它同时将世界取消。造物把人置于离开神性较远的地方，但又确保不是很远，正好让我们看到神性，这是世界使我们感到神秘和惊奇的一个根本原因。在海子的诗学里，它曾经被表述为“实体”，而它与德国古典哲学之绝对理念、中国传统文化之绝对真理，很可能是同一回事。人可以一万次背离神性，在心里否定它，把它贬到地上，说得一文不值，可是只要心灵不死，人们很快发现，神性又悄悄地回到了心中。天堂所以为人所称道，是因为那里最多神性。神性并不等同于神话；神话只是人类依据自己的想象，对于神性博大内涵的某种人性化的演绎，真正的神性在神话之外。人通常因为崇拜神性而崇拜神，其实对神性的崇拜，远大于对神的崇拜，真正信神的人，未必能够感知最多的神性。神是神性的浓缩和神秘化、拟人化，在神身上集中了很多神性，这是人向神性的献媚，人把神性集中在某一些神身上，让他们充任神性的代表和象征，使抽象的神性变得可感知、可触摸、有情节、通俗化、为人喜闻乐见，以便与神性方便地交流。但我们终于认识到，神并不等于神性，神性太大了，神不能完全代表，神的数目越多，反而越不能代表。一神教的绝顶聪明之处，即在于认识到神性的无限，不可分割，也不能具象，一经具象，必然带来神性的损害，使无限变为有限。因此犹太教、天主教和基督教里的上帝，都没有具体模样和造型，它们的教义拒绝为上帝造型，它无形无体，可是充塞万有，无在无不在，无生无死，无始无终，无体无用，无内无外，方死方生，这是我对于神性的基本理解。神性写作，不是神性与写作的简单嫁接，它表明了某种对世界的根本认识，包含着对神性的理解、感动和敬畏。如果没有神性，或将神性逐出，世界将变得索然无味，写作也将变得毫无意义。

　　白鸦：我是不承认神性写作的独立文本意义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条是：神性写作的“当下性”解决方案在哪里？这个问题难度不小。我的浅显的思考包括以下几点：1、不是复述历史，不是创造新的神谕，而是促成人们心灵的“共同发现”，因此，神性写作应当最大限度地将神性稀释到人性中去；2、讲人的故事，而非讲神的故事，或者根本就不是讲什么故事（不是叙事），因此，必须建立共时性的叙述系统，而非建立历时性的叙述系统；3、面对当今社会现实问题，而非面对什么黄金的古典时期，因此要强调方法论，而非“水至清则无鱼”式的本体论，应当将诗歌的自然道德底牌，换成干预的道德底牌；4、不必要强调神性写作诗歌文本的规定性；5、我们的行为首先是诗歌行为，而后是哲学的或宗教的行为，应以悲悯无我之情怀，为他人的心灵写作，引领他人进入深度回忆，并获得类似沉默那样的深度共鸣。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神性写作诗歌批判》中我曾谈到：当前的神性诗歌写作，面临“当下性的缺失”与“语言怎样松绑”等多重困局，神性写作作为诗歌文本是不够确切的，“神性是人性中的积淀，神性是人的深层识别系统，它不是什么独立的可提取物”。这和你说的“泛神性写作”有相通之处。对这些问题，你有何高见？

　　刘诚：显然，你理解的神性写作，并不是第三极——神性写作。在第三极——神性写作理论中，不存在“当下性的缺失”的问题，恰恰相反，它正是为了解决诗歌“当下性的缺失”而来。至于“语言松绑”的问题更不存在——诗歌语言自第三代诗起，到口语诗、再到口水诗，已经松绑得不能再松了，已经无法无天了，有人甚至于称“诗到语言为止”，把语言抬到了至高无尚的高度。我认为，不是要给语言松绑，而是要让僭越的语言、无法无天的语言归位，回归它作为工具的本份，给它重新套上缰绳。此外，神性写作并不是某种诡秘境界的秘密历险，或对于某种点石成金、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秘密写作大法的突然发现，而是应时代的迫切要求而来，它的“当下性”与生俱来，这是第三极——神性写作区别于任何其他神性写作的根本特征。写作并不神秘，不过是通过写作的形式对神性的某种指认。这里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你必须通过艺术和人生的修持去认识神性，看到神性的无限，看不到，或看到了却麻木不仁，无论如何不能作出指认，甚至会怀疑神性的存在。世界是神性的，人性作为世界的构成部分，当然也是神性的，在人类生成之先，上帝就以基因的形式把神性的种子秘密植入其中，因而人性中永远不会绝灭了神性的种子。问题在于，人性总是受到兽性引力的干扰，永远向兽性一面倾斜。从某种意义讲，人是半神半兽的生物，一旦兽性占据统治地位，人就看不到神性了，或者看到很少；或者虽然看到了，却扭曲变形，不再是本真意义的神性。兽的悲哀就在于与神性隔绝。兽可以在一个充满神性的世界里奔跑，交配，生育，撒野，有些兽甚至能够组织社会，完成复杂的工作，表现出很强的组织性，这时候它是神性的载体，是神性里的事物，一刻也没有离开神性，焕发着神性的光辉，但他不能理解神性，不知道有神性这事，于神性一面完全盲目，且不以被神性笼罩为幸福，因而兽不可能有写作，也不可能有感恩。兽的内心一片黑暗，兽的世界没有希望。神性写作是对于兽性的克服；神性写作认为，只有最大限度地克服了兽性、限制了兽性，才能有效地排除兽性对神性的遮蔽，打开通向神性的大门。第二层意思是说，不但看到神性，还得敢于承认，随时准备作出指认。看到了，内心也知道只有神性才是好的，却不敢承认，或者充满私心，对神性作出歪曲的指认，也不可能有神性写作。有人说，神性是不能说出的，一说出就意味着神性的损失，这话很对，这是语言作为“器”的缺陷，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写作——语言是人类情急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替代手段。由此可见，我所称神性写作，包括了人生和艺术的双重修持：在人生努力向上，打开通往神性的通道，保持向神性前倾的姿态，向神性无限逼近，使精神始终保持那些对于理解和感受神性至关重要的元素；在艺术上贯彻神性，使文学最大限度地呈现神性，把语言对神性的遮蔽降低到最小限度。正是从这个意义，神性写作是神性的凯旋——它先在人性里凯旋，然后在写作里凯旋。

　　白鸦：我理解你的意思。兽性写作可以呈现许多新奇的东西，那里有刺激，有终极幻想，有我们想要的一切，但是看不到生活的真相，也没有思想和亮光，而神性写作则完全不同。只是这样的凯旋未免太悲壮了一点，看起来更像一场旨在收复失地的战争。你是否注意到：神性写作实际上越来越难，神性面临的遮蔽已经太多，工业语境的日渐强势似乎就是向神性相反方向的某种运动。

　　刘诚：这样的困难，其他的写作一样会有，不过于神性写作更显突出罢了。现代人对神性通常显得无比畏惧，情愿在快乐原则下度过一生。人生太苦了，即使是看来生活得蛮不错的人，也充满着外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痛苦，人们想要快乐一点、轻松一点，原本无可厚非。但我不相信神性写作找不到知音。伟大的读者从来就没有绝迹；在通常称之为大众的庞大存在那里，重返天堂的强烈要求，从来就没有停息。时代的空气再坏、再淫靡，还是为伟大的文学留下青草的根部——它不是别的，就是上帝在人性中预置的神性，它埋藏在人性的黑土里，一有合适的气候就会生长。我提请白鸦先生注意，在我们这个急剧现代化的时代，对于真文学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因为无论物质的享乐多么快乐，人生却痛苦依旧，苦难依旧；劣等文学的强刺激，可以满足欲望于一时，却不能给人智慧和力量，人们迷茫依旧、绝望依旧。敬畏神性而又害怕神性，对神性敬而远之，是人性的常态。通常情况下，人性一向是把神性当做一种异己的压迫力量来看的。人是人，神是神，最好井水不犯河水，各人自扫门前雪，这就是人的想法。当然这不妨碍人在困难的时候走到庙里，向神叩头，指望神的保佑。一些敬神的人把神请到家里，并不是出于对神性的热爱，而是看到神有用，相当于让神做他世俗生活的一个顾问或奴仆，随叫随到，一劳永逸，还不用付酬。天，这与我们所说的神性多么不同！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其实人类每有动作，上帝都在发笑，人就是这样可怜的生物。除了少数生而知之、具有足够智慧和精神强度的圣贤，大多数人都不能把神性的严格要求自觉地转化为自由和幸福的源泉，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向文学提出神性的要求，通过文学的力量，把神性尽可能多地引入人性，使生活光辉。尤其在当代，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类的福祉不是来自对欲望的放纵，而是来自对欲望的限制；人性的最高范本，不是人性的无限度放纵和展开，而是向神性的回归和靠拢。神性写作正好顺应了人性深处对于神性的强烈呼唤，是兽性写作猖狂到一定程度之后文学的自我调整。

　　白鸦：难度看来主要来自两个层面。首先，写作者也是人，置身于时代的进程中，人在内心对神性的恐惧和抵触，形成心理原因；其次，那个以寻找神性、试图通过阅读与神性对话的“伟大的读者群”虽说不至于绝灭，但它的绝对数量却正在急剧减少，也是一个事实。也就是说，神性写作的市场正在被兽性（欲望）主导的时代生活强行压缩，空间在不断缩小，即使强行出场也将不被叫好。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在批判神性写作时曾断言：“史诗的使命已经终结”。在这种时代变革的大背景下大张旗鼓地倡导神性写作，你有没有感到过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悲壮感？

　　刘诚：什么是历史潮流？应当就是指某一历史时期社会价值取向的主流趋势吧。历史潮流不是绝对真理，本身没有对错之分，不能充当价值判断的现成依据。当一种潮流被少数智者认为是错误的时候，这些智者可能被看作疯子，因为他们看起来“逆历史潮流而动”，很扫大家的兴；可是当一个时代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种价值取向错误的时候，历史潮流则极可能被逆转，从而导致一种新的历史潮流的产生。历史潮流就是这样，是此起彼伏、不断地变动的。事实证明，只有最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历史潮流，才是最有前途的历史潮流，才会造成永不降落的高潮。在我们这个年代，人性里的兽性，正在以人性解放、以人为本的名义，源源不断地得到释放，但人们仍然没有得到期待中的幸福。今天的一个普通人，他所能得到的物质享受，是从前一个法国皇帝也不可能轻易得到的。技术的拓展，正在把人们连梦也不敢梦想的事情变成现实，人们的欲望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可是人类并没有从这里得到幸福，因为欲望总是得陇望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当我们有一天环视置身其中的空间，忽然极为惊恐地发现，这个很可能是一次性使用的不可再生的空间，已经被短短三百年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工业化进程所摧毁。以满足欲望无休止的要求为惟一指归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已经威胁到了人类在这个星球的永续存在。这个时候被迫后退一步，向我们曾经认为非常严厉、要求很高、而一向感到无比畏惧的神性靠拢，应当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白鸦：用“过犹不及”来形容你对人性的认识应该没错。在你看来，人性解放超过了限度就不再是人性，而是兽性了。即使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大量的教训面前，神性写作也将变得能够被勉强接受。你对神性写作的强调使我产生了这样的联想：即在神性写作与第三极文学之间是可以划等号的，只要是神性写作，就一定是第三极文学，反之亦然。是这样的吗？

　　刘诚：是这样。神性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兽性被有效地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以内，这时候，兽性正如被驯化的牛和马，是可以被接受的，有益的，是一种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将造福于世界。向神性无限接近的努力，即或不能拯救人类，也将有效地延长人类在这个星球的存在。正是基于此种认识，第三极文学人把神性写作作为自己的旗帜。第三极认为，只要是神性写作，一定是第三极文学，因为凡神性写作，必是向上的文学，庄严的文学，有思想和亮光的文学。当然并不是说只有神性写作才能，事实上其他向度的文学探索，一样能抵达第三极文学的高地，但我们认为，比之别样的写作，只有神性写作才是通往第三极文学的最佳通道，其优越性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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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神性写作是英雄写作的发育和成年

　　白鸦：也许我们完全不用为文学担心，每当一种写作倾向走向危险地步的时候，总会有一种相反的力量从文学的内部自动生长出来。文学不会被一种写作倾向绑架，为它殉葬。文学有着远比一般想象更加强悍的生命活力，几乎每一次都能从四面楚歌的绝境里金蝉脱壳，全身而退。我注意到你一向自称“第三代诗人”，请问第三极文学运动有没有师承？第三极与第三代是什么关系？

　　刘诚：文学上是不会一下子搞出一个全新东西的；谁要说它搞出了全新的东西，弄出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断裂”，他一定是在通过自欺欺世——几年前一度闹得沸沸洋洋的“断裂问卷事件”，不过是几个极精于炒作之道的职业诗歌活动家按照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反着来借以哗众取宠、以期在诗歌界闹出一些动静以吸引眼球的最新记录。佛家讲因缘，一切事物都有缘起，一切缘起都有结果，第三极文学运动也一样，是有来龙去脉的。神性写作是一种古老的写作，但在今天这样一个向下的写作——亦即兽性写作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氛围里提出来，使之成为一种诗学理论，并把它强调到这样的高度，非真英雄不能为。这是第三极文学运动的一个贡献，我们被历史选中，充当了那个在黑暗中一声断喝的角色。许多人看到了当代文学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不断加速下滑的趋势，也知道该怎么做，只是不愿意出来说话，因为他们看到诗歌和文学的天下在兽性写作那里，兽性写作羽翼已经丰满，其代表人物代有人出，牢牢掌握着写作的话语权，于是知难而退。这是历史留给第三极的机会，我们心知肚明，相当知足。若论源头，神性写作的师承可以一直追溯到自有诗经楚辞以来的中国文学传统；最近的传承则与第三代英雄写作一脉直接相关。谈到第三代诗歌运动，这里不得不多说几句。第三代诗歌运动肇始于朦胧诗歌运动的母腹，是一次自发的民间诗歌大起义，是中国诗歌界的一次大分化、大分裂、大生长，它有《诗歌报》《深圳青年报》“八六两报诗歌大展”爆炸的辉煌瞬间，也有向纵深持续推进的一个缓慢过程，像一颗明亮的慧星拖着长长的慧尾，横跨“一九八九”这一特殊年份前后中国历史的巨大空间。第三代人的艺术探索是多极的，指向诗歌的多种可能。我认为，第三代至少有四种以上有成就的写作倾向：非非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他们写作（即后来的民间立场写作）；英雄写作。一代人正是在这里分道扬镳，各奔前程。第三代诗歌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造山运动，四支写作倾向时隐时现，绵延起伏，纵横奔走，构成了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四大山系，每一个山系下面，都有一些小的从属的山脉，比如莽汉—撒娇写作，依我看，在大的气象上要归于他们写作一脉。第三代诗歌运动极为复杂，必须从总体上看，才能看清它的全貌。这里对其中任意一脉的有意漠视，看起来是对某些诗人个人的损害，其实最终都是对第三代诗歌运动整体上的强奸和削弱，将从根本上损害到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诗学意义和文学史意义。但是恰恰相反，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前三种写作人们已经耳熟能详，尤其他们——即后来的民间立场写作一脉，由于顺应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伪价值系统垮掉后社会道德水准在整体上一路下滑的特殊情势，加之特别精于抱团炒作，得到迅速生长，以至成为当代诗歌里最大的派系，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一直人丁兴旺，其代表人物长期把持诗歌权力，与稳居京城、占尽地理优势的知识分子诗人一起，瓜分了诗歌流通的大部分资源。应当说，在伪价值占统治地位的情势下，他们——民间立场派从反崇高、反价值、反文化起家，有一定的革命性、先锋性，这也是它能够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可是由于他们开启了向下的闸门而又拒绝批评的有效制衡——有时则是批评的可耻沉默和卖身投靠，为最终垮掉埋下了伏笔。其成员抱团恶炒，操作方式极类黑帮，诗歌界很快为诗歌流寇充斥，一片乌烟瘴气，且每况愈下，诗歌生态急剧恶化。这些诗人从精神的高地撤退，一路向下，到下半身、再到垃圾派，一味迎合低级趣味，真崇高、真价值被一笔勾销，诗歌被彻头彻尾色情化、垃圾化，变得淫荡不堪、蓬头垢面，最终与以暴力、黑幕和色情为主要内容的大众文化胜利会师，并为权力和资本收买和包养，成了资本的宠儿和大众消费的弄臣。这是继文革十年文学与政治通奸之后向资本和权力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投降，是以独立和反叛为主要特点的先锋文学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和自我放逐。他们否定了朦胧诗歌运动最可宝贵的精神坚守，并以这种坚守为落后和可耻，借口向下为堕落和投降张目，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短短几年时间，就造成了文学总体氛围的改变，与小说里的身体写作相呼应，共同构成了文学淫靡向下的总体风貌。我把这种向下的文学、以欲望的渲泻为惟一指归的写作，通统划归兽性写作，它包括身体写作、垃圾写作、下半身写作、以暴力、色情和装神弄鬼招徕眼球的大众文化写作。神性写作截然相反，它是第三代英雄写作的发育和成年，是一批第三代实力诗人及一大批晚生代诗人作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时代作出的坚决回应。

　　白鸦：何为第三代“英雄写作”？请你稍稍展开来谈谈。

　　刘诚：英雄写作是我20年诗歌结集《愤怒》出版后资深出版人余迅先生对我个人写作的某种概括。当时他以充沛的才情写下一篇诗学论文——《愤怒：与生存合一的英雄写作》，在这篇文章中，他把我的诗歌写作称之为“英雄写作”，我认为他概括得对。凡英雄的必是个人主义的，而不是集体主义的；凡英雄必是孤独的，有所承担的，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英雄都是巨大代价的承担者，是一种悲剧角色；英雄只在黑云压城的危险情势里出场。所以当人说“没有英雄的时代是可悲的”的时候，布莱希特马上借剧中人之口断言：“不，需要英雄的时代是可悲的”。《愤怒》的写作，的确是英雄写作——如果这样的写作不是英雄写作，那么以《愤怒》为标志的自上世纪八十所代至九十年代末二十年时间里我的写作是什么写作呢？它肯定不是非非的，也不是知识分子的，更不是他们——民间立场的，它就是它——第三代诗歌运动之英雄写作！什么是英雄写作？那是孤独的写作，没有观众和掌声的写作，亦即地下的写作，依靠理想和信念支持的写作；与艺术和人生的黑暗短兵相接、长期处于胶着状态、没有人对胜利作保的写作；完全感知黑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写作，是聊胜于无的写作，战士的写作；那是作为生存方式、以写作作为平衡人生的重要力量的写作，亦即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第一百次被打倒、第一百零一次爬起来对自己说“不，我们不哭”、或者在无人驻守的精神高地上荷戟独彷徨的写作，与命运对抗与妥协交替出现的繁弦交响的写作；是批判的写作和自我安慰的写作，对灵魂严厉拷问的写作；是对生活毫不保留的投入，稍有一点犹豫就会半途而废、永远不再写作的写作。漫漫长夜，看不到一丝星光；肯定会有知音，可是所有的知音都在远方。这样的写作，如果没有对诗歌艺术的清醒和对真理的坚信，是无论如何坚持不下来的。我相信，这样的写作肯定不止我一人，应当是一个群体，不过分散在中国大陆的广大地域，因与时势格格不入而沦落边缘，因不屑于抱团炒作而被长期遮蔽、排斥出局。英雄写作的结果，是二十年诗歌结集《愤怒》的出版，其中5000余行系列长诗《命运•九歌》，被论者推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最后一部长诗关门之作。《愤怒》的出版，标志着二十年英雄写作的终结，从此我开始了对神性写作的思考和转型。这个阶段有几件大事影响深远：一是随着两卷本《刘诚作品》的出版，英雄写作开始进入读者视野，并通过网络得到传播；与此同时，一大批诗歌新作在网络首发，并为《诗选刊》和《诗刊》等官方刊物在权威栏目不惜篇幅陆续推出，一种独异的写作开始出现在当代文学的前沿。由于这些写作与时流格格不入，激烈的对抗在所难免，刺激我不得不介入诗学理论的深度思考。中国究竟应该有怎样的诗歌；后现代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新时期以来的诗歌，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外的样子，等等。这些问题十分有趣，十分重大，每一个都牵连着当代诗学建设的敏感神经，我从此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诗学论战，与一些诗歌帮派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正面冲突。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促使我涉足危险的领域，从来没有想到要做诗歌批评的我，居然写出一大堆诗学批评文章。从这个意义，我感谢支持过我的人，也感谢那些诗歌和理论上的敌人——正是他们从反面推动，促使神性写作理论最终得以成型。这些诗歌斗争通常是以一个人与整个时代对抗的形式进行。我显得势单力薄，可是真理所携带的力量，使我的诗学批评每每在中国当代诗歌的现场激起强烈反响。可以说，没有在当代诗歌里一个回合、接一个回合的坚决斗争，就不会有神性写作理论的产生。那些年我表现得像是一个十足的斗士，且越斗越勇，连那些最玩固、最凶恶的诗歌对手也不得不畏我三分。这些看来口水横飞的无聊骂战，使我的写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自2002年起的三年网络写作，是富有成效的三年，成功的三年，给诗歌界留下深刻印象的三年，也是神性写作理论生长发育、最终成型的三年。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诗歌斗争中，我终于发现，我的写作已经离开原来气量格局相对狭小、相对坚硬的英雄写作，开始呈现出一种智慧温软、兼容并蓄而又自在自足、具有足够宽度的盛大气象，至少我是看到了一种伟大文学的确切方位——它在一个比英雄写作更高、更宽广的位置，即第三极的方位，这样的文学，有可能与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并肩。

　　白鸦：你对第三代文学的看法很有意思。一般认为，第三代文学运动就是指八六“两报诗歌大展”露面的那一拨人。文学中似乎有一种急于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盖棺定论的倾向。

　　刘诚：第三代文学并不是完成时。作为运动，第三代大体终结于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分裂公开化的九十年代末，但作为一种文学并没有完成，一大批第三代实力诗人仍在创作，且正当盛年，这批第三代诗人仍然以各不相同的方式参与当代诗歌进程，活跃在当代文学的前沿。我们不知道这些第三代诗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怎样动作，只要他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老死，他们就仍然是第三代，所创造的文学就仍然是第三代文学。一些人想早早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盖棺定论，那是因为他们发现：越早这样做，对他们独霸第三代命名越是有利，从中得到的好处越多。

　　　　　　　　　　　（全篇五部分，四、五后续上传中，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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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诚访谈录：重返天堂之门
　　　　　　　　　—— 从神性写作到第三极文学运动

【访谈主持】白鸦（可能阵线诗群发起人）
【访谈对象】刘诚（第三极文学运动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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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背景】

神性写作诗歌理论的提出由来已久，并在2002-2004年期间初步成型。特别是2006年度，白鸦撰文《神性写作诗歌批判》，指出神性写作存在“当下性缺失”与“语言不能松绑”等问题，并否定神性写作诗歌文本的独立意义，从而与蝼冢、陈肖等发生争论。随后，第三代诗人理论家刘诚发起了第三极文学运动，也打出神性写作的大旗，一时间，以刘诚、蝼冢、陈肖、白马非马、雷子、徐慢、丁成、芦花、霄无等诗人为代表的神秘倾向的诗歌实验文本受到广泛关注。由于此前白鸦在确立其“汉语诗歌叙述策略转型”理论的过程中，曾经对垃圾写作和神性写作这两种极端文本进行过针对性的批评，引起刘诚的高度关注，刘诚和白鸦在过去几个月中，就神性写作问题进行过多次私下交流。本次访谈就是根据白鸦和刘诚的若干电子邮件稍加整理而成。在访谈中，白鸦坚持了他一贯的反对立场，刘诚则畅谈了他的第三极构想，并就神性写作若干诗学问题提出了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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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刘诚：为什么是第三极
◎ 刘诚：神性写作是神性在写作中的凯旋
◎ 刘诚：神性写作是英雄写作的发育和成年
◎ 刘诚：神性写作是有杀伤力的写作
◎ 刘诚：第三极文学运动是一个大于流派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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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为什么是第三极

　　白鸦：去年以来，由你发起的“第三极文学运动”从草创到不断发展壮大，可谓有声有色，轰轰烈烈。但我感觉，诗歌界对第三极的认识仍然有些“概念不清”。比如第三极文学运动经常提到几个短语：第三极、第三极诗歌论坛、第三极作家群落、第三极文学运动、神性写作、第三极文学等。这些概念相互关联而各有所指，究竟该怎样理解，才符合它们的本意？

　　刘诚：这几个短语都是第三极诗人群常用的概念。第三极作家群落是我在新浪网发起、青年诗人原散羊、杨明通、古岛等相继加盟、参与管理的一个博客圈，创建于2006年8月25日，目前已有3800余博主加盟。第三极论坛是我于2006年8月26日发起创建的一个诗歌论坛，背靠第三极作家群落，但论坛更开放、辐射面更宽，博客群只是它的一个背景。第三极论坛以诗人为主体，目前成员中，既有南鸥、十品、赵丽华、老巢、安琪、荣光启、白鸦、董辑、寒烟等诗歌名家，也有数十位青年诗人，如原散羊、杨明通、古岛、尺郭、西原、乔书彦、三春晖、拜星月慢、钥鸣、沔水寒、萧艾、张建新、樵野、野桥、黑牙、漂泊客、生命海洋、黄吉元、刘小平、孙启泉、夜来、汪抒、张铧、杭广、玄子、韦炜、江晨、老哈、井冽寒泉、木勺把、黄文庆、何定明、庞非、且歌且骚、孙梧、梅依然、苏兰朵、雪莹、尘埃一子、刑姬、龙的妹妹、朱青青、海湄、凝镜、巴曼、桑林、知闲、旱子、漠风、陈玉广、刘知己、南雁、鲁绪刚、西北阿呆等，年轻新锐，充满活力。第三极论坛是第三极文学人相互激励和确认的平台，是第三极文学运动的策源地和大本营，也是网上文学信息大集散的一个水陆码头，一向保持着旺盛的人气。已经创办了《第三极文学》（网络版），按每两月一期的频率推出；大型文学民刊《第三极》（创刊号），即将携80余位中青年实力诗人诗歌小说力作隆重出场，第三极文学运动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神性写作是第三极文学运动的旗帜，是第三极总的诗学，是第三极诗人作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第三极文学的核心部分和动力源泉，它的推广和展开，我们把它叫作第三极文学运动。第三极文学运动以神性写作为核心、但不限于神性写作、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拥有广阔的生长空间。它以诗歌为龙头，涵盖小说、散文、文学批评的广阔领域，全方位参与时代精神重建，有可能成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先声。我们无意于制造运动，因为中国诗歌界这样的运动一向非常过剩，令人生厌——首先令我本人讨厌；可是神性写作及其推广活动正好与运动相似——我们有宣言，有公告，有比较紧密的组织，正在按计划稳步推进，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积极响应，还不是运动吗。第三极文学则是第三极文学运动的最近的目的地，是它的生成物，第三极文学运动无论多么热闹，沉淀下来的只能是第三极文学，它的品质和体积，取决于第三极文学人的艰苦创造和耐心积累。而“第三极”，是我们这个以神性写作为核心动力的文学群体的简称，这些后面仍将陆续谈到。

　　白鸦：古语：“名不正则言不顺”，许多事情都得从正名开始，这是中国的传统。看来你们很善于定位，“第三极”这三个字一出，你们的文学一下子就定位了。你为什么忽然想到“第三极”这个词？是突然的灵感，还是出自长期的思考？与北京的第三极书局有没有什么关联？

　　刘诚：不是我们善于定位；这里需要的只是胸襟和眼光。我以为，在当代文学如此斑斓多彩而又复杂混乱、鱼龙混杂的现状面前，任何就事论事的说法、或者从小圈子利益出发以博取名利的努力、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策划与动作，无异隔靴搔氧，都不可能抓住当代文学病象的要害，只会在一滩浑水里越陷越深。第三极这个词，是我对当代中国文学进程长期思考的产物，与北京的第三极书局没有任何关系。我现在知道，第三极书局是一家文化传播类的企业，刚刚组建不久，并不参与文学的创造，更不是一个文学的流派，如果不是前不久某诗人在那里一脱成名，我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北京还有一个第三极书局。这里的第三极不是企业组织，与任何以赢利为诉求、从事某种经营活动、并以第三极为名称的企业组织没有关系，今后也不会发生任何关系。第三极也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如果说与地理有关，那也只是借用了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这样一个地理的形象，那里是世界公认的地球的第三极，我们用它来作为我们文学的象征。那是一块生命的禁区，是地球上仅存的极有限的几处净土之一，它的幅员广大、高峻庄严、极其高洁、冰川缓慢移动、群峰突出云表而与天空极其逼近的罕世风光，与我们对理想文学的诉求完全合拍。第三极这个地理的存在，完全有资格、也完全应当成为我们时代最优秀文学的象征！也即是说，我们是在美学意义上使用“第三极”这个词的，“第三极”代表着第三极文学人对诗歌和文学的认识，是第三极文学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大的世界划分。但第一次把第三极这个词和文学联系起来却相当偶然：大约在2004年11月某日深夜，那时我正在为我的诗学论文集《先锋的幻想》的编选作最后的冲刺，已经完成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后现代主义神话的终结——2004’中国诗界神性写作构想》，一个注定要被人们广泛谈论、并为人们牢牢记住的词，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当时我一边用热水泡脚，一边看着前面茶几上摊着的厚厚一叠书稿的清样，思考着这部书的序言，这时候“第三极”三个字一下跳了出来。对了，神性写作就是一种在第三极的写作，它正是我和我的时代迫切需要和苦苦寻找的。什么都不可能治疗当代文学的病症，只有神性写作、亦即第三极的写作，才有可能为中国文学造血，帮助其恢复元气，它已经被向下走的写作糟蹋得奄奄一息，只有这一剂猛药，才能使它回天再造，重现生机。说出就是照亮；这三个字一下子跳了出来，我的眼前顿时为之一亮，立马用笔在纸上写下了“神性写作：在诗歌的第三极”的字样，整个过程不到二十钞钟。这行字十分潦草，在我看来却艳如桃花，后来它成了这部书总序的标题。有了这个标题，近万字的总序言一气呵成，更像是一篇诗歌的宣言书——正是这篇诗歌的宣言书，预告了一个文学群体在两年后的诞生。

　　白鸦：当前汉语诗歌有不少含有“三”字的文学群体，比如“第三说”、“诗三明”、“第三条道路”等等，其中第三条道路提出过一些理论，参与者也多，号称“21世纪第一个诗歌流派”。你对第三条道路怎么看？第三极有没有受到过第三条道路的启发或影响？

　　刘诚：第三极与第三条道路没有任何关系。换句话，第三条道路是第三条道路，第三极是第三极，只不过大家都是以“三”说事罢了。老祖宗创造的数字里，三是一个特殊的数，许多东西都与三有关，诗人也一样，喜欢拿三说事——三生万物嘛。在最近的一次以第三极为中心的激烈论战中，有人攻击第三极抄袭了第三条道路，可是他明显心虚得很，只是恶狠狠地攻击一句，就把这个话草草收起来，再不敢出世了。奇怪的是在第三极内部，有成员在谈论第三极理论建设的时候，也曾试图从第三条道路的分裂和内讧那里找到历史源渊，这个愚蠢的做法立刻遭到了我的断然制止。这是对第三极深刻含义的误解，说浅了是不了解情况，是懒，想走捷径，说深了是愚蠢、没有才华（此人现已脱离第三极文学运动）。对第三条道路我没有成见，相反一向认为，第三条道路是第三极文学运动的盟友——不管第三条道路诗人群自己怎么看。第三条道路的某些诗学主张为第三极所认同，其中一些成员与本人保持着友好关系，但第三极与第三条道路的诗学分野，是不用非常仔细也能分辨得很清的，除了别有用心，只有傻瓜才会把这两个不同的文学群体相混同。第三条道路主张后现代主义只是刚刚开始，第三极则旗帜鲜明地主张后现代主义诗学进程必须终结，一言既出，石破天惊；第三条道路主张第三条道路诗学，有特定的内涵，第三极主张神性写作，有根源、有来历、有自己完整独立的理论体系；第三条道路强调不同道路的选择，以此作为独立于其他文学群体的基本标志，第三极则首先指代着一个方位，即使是单从字面看，第三极那也是一个立体的概念，仅仅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相关，是对当代文学诸多道路之争的历史性超越。站在新时期以来二十余年诗歌进程的宏大背景下来看，尤其经过了非同寻常的2006年，在先是“梨花诗事件”、继而爆发了诗人——韩寒——诗人有关诗歌问题的大混战、后又爆发了“文学死了”的大讨论的敏感时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第三极文学运动是当代文学里一个划时代的文学事件，它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必将越来越清楚地得到彰显，其价值再怎样估价也不为过份。如果说众多道路之争代表了诗歌在技术上的两难处境，指向诗歌的多种可能性，第三极则从诗歌技术层面的诸多对立和冲突中摆脱出来，力求从根本精神上重新把握文学，为诗歌和文学取得俯瞰的高度。第三极代表着文学的高度和难度，它把文学的斗争从平面不同方法的对立和争执中解放出来，拉向了一个广大和浩缈得多的立体的空间，认为文学只有在这里才能获得新生，这个空间就是上帝的终级产品——茫茫宇宙。第三极的出场，不是要在诗歌小圈子里再增加一个，也不是要与当下诗歌界已经显得非常过剩的小圈子、小帮派争道，不是要在地面众多道路之中重新选择，选一条更好一点的，相反——它认为地面上无论哪一条道路都不可能是文学的理想道路，文学的道路在天空；第三极并不拒绝向下，相反愿意直面大地、直面苍生、直面当代、直面人间的苦难，但向下不是为了“垮掉”，在那里醉生梦死，更不是要与罪恶会师，同流合污，而是要在那里找到向上的大门，取得向上的美丽运动必不可少的支持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向下之路即向上之路。向上是指精神存在的终极方位，是不是在终极意义指向天空，是区分文学向上还是向下的根本标志，这里存在着两种文学的最后分野。第三极认为，所有向上的文学都是第三极文学，所有向下的文学都不是，两者壁垒森严，形同水火。自发起第三极文学运动那一天起，第三极文学人就把自己逼上了当代文学的最前沿，除了向上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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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神性写作是神性在写作中的凯旋

　　白鸦：在《第三极文学运动宣言》中，有一句话体现出你对当代文学的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当代文学只有一种对立：即神性写作和兽性写作的对立”。这个十分简洁、同时也很危险的判断是需要理论勇气的。但它也随之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是不是没有加盟、或者被第三极文学运动包括的写作都是兽性写作，或者都有某种兽性写作的嫌疑？神性写作的出场，真的意味着中国文学又一次大分裂已经成为事实吗？你不认为这样有陷入“二元论”的危险吗？

　　刘诚：神性写作与兽性写作的对立，是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基本判断，但不能说凡不是第三极文学或神性写作，就一定是兽性写作，那样不仅打击面太大，也不符合当代文学的真相。这里的神性写作，并不只是指纯神性写作，也包括泛神性写作。事实上，除了神性写作——第三极文学运动，在当代文学的现场一直有其他样式的正面文学力量存在，他们是神性写作的天然盟友。我不认为现在的中国文学，已经是向下走的文学的一统天下。在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诗歌里，始终存在着一股强劲涌动的向上的力量，多年来不时都有所表现。神性写作与兽性写作对立论，那是到了最高处、而且一直退到了底线时候的说法。一事当前，身在其中是很难看到走向的，尤其是复杂的社会精神文化现象，你必须退后，一直向后退，退到底线那里，才能看清它的全貌。退到了一定的位置，你就会发现，中国当代文学再扑朔迷离、万象纷呈，实际上只有神性写作和兽性写作两种写作。这是从它的总指向来说：即要么指向神性，要么指向兽性，中间状态是没有的，即或有也不占主流。神性写作与兽性写作对立论一出，当代文坛这一滩水一下子就清了，能见度一下子就高了，可以看得更远了，这就是高度的力量。但我承认，在神性写作出台前，甚至直到我们交谈的当下，中国文学仍然是兽性写作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类写作已经登堂入室，攫取了这个国家文学的主要流通资源，无论民间还是官方，都是兽性写作主导；在各大网站，它们的代表人物被反复谈论，代表作品被反复引用，在很多时候是这些代表人物之间相互谈论和引用，到处都是向下的鼓噪及其代表人物四处晃动的头颅，向上的文学几乎被完全遮蔽。兽性写作的名人和名作品，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打造出来，堆满了时代的广场，令人窒息。兽性写作并不奇怪，只不过是一个精神垮掉、道德全面堕落的时代在文学上的反映。古语：大俭之后必有大奢，经过了建国后三十多年的一穷二白、斗私批修，我们的时代终于迎来了一个大奢的时代，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可是我们马上看到了它的代价——代价首先表现为社会道德的全面垮掉。道德败坏首先从社会上层开始，从先富起来的人开始，慢慢成为风气，弥漫开来，成为主流价值，被人们纷纷仿效。在这样的空气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都正常，都不再让人感到奇怪。文革十年，极左给人们的伤害太深了，太刻骨铭心了，到了今天，除了物质财富、权力地位的占有量这些看得见、摸得着、能立竿见影地给人带来好处的东西，人们什么也不信了。同时，社会道德的全面垮掉，通常打着解放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繁荣的旗号，因而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在主流意识形态那里，这样的垮掉通常受到鼓励和默许，因为相对于那些头脑清醒、执意要求民主和法制的政治动物式的大众，制造一代只知追求吃喝玩乐、寻花问柳（哪怕他们同时很穷）的人群，在政治上非常划算。这样的大众不关心政治，也不关心自己的命运，四分五裂，极端自私，整天在大众文化提供的感官刺激里醉生梦死，是最好统治的人群，相反知识和思考的流行，却相当有毒，至少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兽性写作正好迎合了这种需要，成为这种需要在文学上的反映。为什么当代音乐里只有刺激？有人买单，就这么简单。刺激产生快感，而快感就是一切，是支持人们活到第二天的惟一力量，别的如思想和艺术等等，则都不能够。文学和艺术的堕落就从这里开始。人们越来越短视，越来越实用；不实用的东西普遍遭到拒绝。于是小说里有身体写作、妓女写作、美男写作，诗歌里有解构派、下半身、垃圾派，有人甚至提出了快感写作，试图通过写作生产快感，抢占文化市场。从这个角度，神性写作——第三极文学运动，意味着一次文学大分裂的公开化。较之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分裂，这次大分裂更靠近文学的本质部位，是更高层面的分裂，因而文学史意义更加鲜明和突出。

　　白鸦：我注意到在你的诗学理论中，“神性写作”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我们的交谈充分展开之前，你能否清晰地定位一下，“什么是神性写作”、“什么是兽性写作”？

　　刘诚：神性写作是一个与兽性写作相对立的诗学范畴。首先看什么是兽性写作。兽性写作，即本能的写作，欲望的写作，醉生梦死的写作，向下的写作，肉的写作，垃圾的写作，崇低的写作，自渎的写作，破坏的写作，简单地说，一切向下的写作，都是兽性写作。兽性写作是以兽性为主导和惟一推动的写作，只表达兽之为兽的本能——即欲望的要求及其历险的种种情状，对欲望是欣赏和仰望的态度，以展示欲望的种种情状为基本内容。因为兽之为兽，除了欲望（本能）再没有其他。在这样的写作里，除了欲望还是欲望，所有精神的要求，都被指为多余而遭否定和排除。兽性写作是一个大的家族，就像是一座巨大无比的城堡，不过它不是在高处，而是建筑在深渊之中。是一个真实的魔界，精神的魔界。在那里，你可以看到人类精神无限矮化以后的种种情状，总的状态是颓废，总体表情是绝望，总的色调是阴暗，如果有光透过云层投射进来，反而更加阴森可怖。人也许并没有到过魔界，但我要说，这就是一个魔界。这里群魔乱舞，到处流寇，争论不休，内讧与火并随时都在发生，尖顶突出云表；巨石之间的空地，早已被小鬼们踩踏得闪闪发亮。而神性写作，是站在兽性反面的写作。简单说，凡与兽性写作相反的写作，都可以称之为神性写作，或泛神性写作。这是向上的写作，有益的写作，尖锐的写作，在前沿的写作，有承担的写作，是大器、硬朗、能登大雅之堂的写作，是建设的写作，有思想和亮光的写作，是向天堂无限逼近的写作，是诉诸心灵的写作，是在在以人类生活为原料、却通体焕发着圣灵之光的写作。如果说兽性写作着力于构造的是一个精神的魔界，神性写作则着力于打造一个精神的天国，这个天国与神无关，却通体焕发着神性的光辉。神性写作在我的诗学思考中居于核心地位，既是第三极文学运动的核心部分，又是第三极文学运动的动力源泉，也是第三极文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第三极文学运动的总的诗学。神性写作的提出，当追溯到我2002至2004年三年时间的网络活动，尤其是2004年10月30日，经过长达三年时间的深入思考，我以一篇长达五万字的论文，正式提出了“神性写作”的重要概念。这篇论文先是在各大诗歌论坛首发，紧接着收入我的诗学论文集《先锋的幻想》于当年正式出版，在当代诗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篇论文代表了我自2002年上网以来对当代诗歌一系列根本命题思考的深度和广度。我无意于以神性写作提法第一人自居（虽然此前我没有看到过中国诗界有谁比我更早地提出了神性写作概念，并把它提到了空前的高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但我可以毫不愧怍地说，即使是放在三年之后的现在来看，其重要性和鲜活度依然显而易见，它仿佛不是写作于三年前，而是为当下中国诗歌量身定做一样合身。其实，神性本是一个古老的词汇，一直与人性和兽性相伴，用以标明神、人、兽三种事物的分野。宗教就是专门谈论神性的大学问，但人类的理论，主要还是探讨人性；谈论神性和兽性，只是为了更准确有效地界定人性、安妥人性，为人性提供尺度。在神性和兽性之间，很可能存在着一个阀域，超过了这个域的最大值，就不再是人，而只能是神或者兽了。神性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天外之物，而是世界的性质，在上帝创造世界的那一刻，与世界一次成型、同时出炉。神性是实在的、确定的，不多不少，不增不减，不生不灭，是一种恒定的存在；神性先于我们，因为世界先于我们。神性确定地存在，却没有体积和方位，正所谓无体、无用，无色、无味，不可触摸，但却能够感受。有世界在，就有神性在；完全不用担心有一天神性会突然绝灭，因为什么人也不可能把神性从世界取消，除非它同时将世界取消。造物把人置于离开神性较远的地方，但又确保不是很远，正好让我们看到神性，这是世界使我们感到神秘和惊奇的一个根本原因。在海子的诗学里，它曾经被表述为“实体”，而它与德国古典哲学之绝对理念、中国传统文化之绝对真理，很可能是同一回事。人可以一万次背离神性，在心里否定它，把它贬到地上，说得一文不值，可是只要心灵不死，人们很快发现，神性又悄悄地回到了心中。天堂所以为人所称道，是因为那里最多神性。神性并不等同于神话；神话只是人类依据自己的想象，对于神性博大内涵的某种人性化的演绎，真正的神性在神话之外。人通常因为崇拜神性而崇拜神，其实对神性的崇拜，远大于对神的崇拜，真正信神的人，未必能够感知最多的神性。神是神性的浓缩和神秘化、拟人化，在神身上集中了很多神性，这是人向神性的献媚，人把神性集中在某一些神身上，让他们充任神性的代表和象征，使抽象的神性变得可感知、可触摸、有情节、通俗化、为人喜闻乐见，以便与神性方便地交流。但我们终于认识到，神并不等于神性，神性太大了，神不能完全代表，神的数目越多，反而越不能代表。一神教的绝顶聪明之处，即在于认识到神性的无限，不可分割，也不能具象，一经具象，必然带来神性的损害，使无限变为有限。因此犹太教、天主教和基督教里的上帝，都没有具体模样和造型，它们的教义拒绝为上帝造型，它无形无体，可是充塞万有，无在无不在，无生无死，无始无终，无体无用，无内无外，方死方生，这是我对于神性的基本理解。神性写作，不是神性与写作的简单嫁接，它表明了某种对世界的根本认识，包含着对神性的理解、感动和敬畏。如果没有神性，或将神性逐出，世界将变得索然无味，写作也将变得毫无意义。

　　白鸦：我是不承认神性写作的独立文本意义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条是：神性写作的“当下性”解决方案在哪里？这个问题难度不小。我的浅显的思考包括以下几点：1、不是复述历史，不是创造新的神谕，而是促成人们心灵的“共同发现”，因此，神性写作应当最大限度地将神性稀释到人性中去；2、讲人的故事，而非讲神的故事，或者根本就不是讲什么故事（不是叙事），因此，必须建立共时性的叙述系统，而非建立历时性的叙述系统；3、面对当今社会现实问题，而非面对什么黄金的古典时期，因此要强调方法论，而非“水至清则无鱼”式的本体论，应当将诗歌的自然道德底牌，换成干预的道德底牌；4、不必要强调神性写作诗歌文本的规定性；5、我们的行为首先是诗歌行为，而后是哲学的或宗教的行为，应以悲悯无我之情怀，为他人的心灵写作，引领他人进入深度回忆，并获得类似沉默那样的深度共鸣。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神性写作诗歌批判》中我曾谈到：当前的神性诗歌写作，面临“当下性的缺失”与“语言怎样松绑”等多重困局，神性写作作为诗歌文本是不够确切的，“神性是人性中的积淀，神性是人的深层识别系统，它不是什么独立的可提取物”。这和你说的“泛神性写作”有相通之处。对这些问题，你有何高见？

　　刘诚：显然，你理解的神性写作，并不是第三极——神性写作。在第三极——神性写作理论中，不存在“当下性的缺失”的问题，恰恰相反，它正是为了解决诗歌“当下性的缺失”而来。至于“语言松绑”的问题更不存在——诗歌语言自第三代诗起，到口语诗、再到口水诗，已经松绑得不能再松了，已经无法无天了，有人甚至于称“诗到语言为止”，把语言抬到了至高无尚的高度。我认为，不是要给语言松绑，而是要让僭越的语言、无法无天的语言归位，回归它作为工具的本份，给它重新套上缰绳。此外，神性写作并不是某种诡秘境界的秘密历险，或对于某种点石成金、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秘密写作大法的突然发现，而是应时代的迫切要求而来，它的“当下性”与生俱来，这是第三极——神性写作区别于任何其他神性写作的根本特征。写作并不神秘，不过是通过写作的形式对神性的某种指认。这里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你必须通过艺术和人生的修持去认识神性，看到神性的无限，看不到，或看到了却麻木不仁，无论如何不能作出指认，甚至会怀疑神性的存在。世界是神性的，人性作为世界的构成部分，当然也是神性的，在人类生成之先，上帝就以基因的形式把神性的种子秘密植入其中，因而人性中永远不会绝灭了神性的种子。问题在于，人性总是受到兽性引力的干扰，永远向兽性一面倾斜。从某种意义讲，人是半神半兽的生物，一旦兽性占据统治地位，人就看不到神性了，或者看到很少；或者虽然看到了，却扭曲变形，不再是本真意义的神性。兽的悲哀就在于与神性隔绝。兽可以在一个充满神性的世界里奔跑，交配，生育，撒野，有些兽甚至能够组织社会，完成复杂的工作，表现出很强的组织性，这时候它是神性的载体，是神性里的事物，一刻也没有离开神性，焕发着神性的光辉，但他不能理解神性，不知道有神性这事，于神性一面完全盲目，且不以被神性笼罩为幸福，因而兽不可能有写作，也不可能有感恩。兽的内心一片黑暗，兽的世界没有希望。神性写作是对于兽性的克服；神性写作认为，只有最大限度地克服了兽性、限制了兽性，才能有效地排除兽性对神性的遮蔽，打开通向神性的大门。第二层意思是说，不但看到神性，还得敢于承认，随时准备作出指认。看到了，内心也知道只有神性才是好的，却不敢承认，或者充满私心，对神性作出歪曲的指认，也不可能有神性写作。有人说，神性是不能说出的，一说出就意味着神性的损失，这话很对，这是语言作为“器”的缺陷，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写作——语言是人类情急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替代手段。由此可见，我所称神性写作，包括了人生和艺术的双重修持：在人生努力向上，打开通往神性的通道，保持向神性前倾的姿态，向神性无限逼近，使精神始终保持那些对于理解和感受神性至关重要的元素；在艺术上贯彻神性，使文学最大限度地呈现神性，把语言对神性的遮蔽降低到最小限度。正是从这个意义，神性写作是神性的凯旋——它先在人性里凯旋，然后在写作里凯旋。

　　白鸦：我理解你的意思。兽性写作可以呈现许多新奇的东西，那里有刺激，有终极幻想，有我们想要的一切，但是看不到生活的真相，也没有思想和亮光，而神性写作则完全不同。只是这样的凯旋未免太悲壮了一点，看起来更像一场旨在收复失地的战争。你是否注意到：神性写作实际上越来越难，神性面临的遮蔽已经太多，工业语境的日渐强势似乎就是向神性相反方向的某种运动。

　　刘诚：这样的困难，其他的写作一样会有，不过于神性写作更显突出罢了。现代人对神性通常显得无比畏惧，情愿在快乐原则下度过一生。人生太苦了，即使是看来生活得蛮不错的人，也充满着外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痛苦，人们想要快乐一点、轻松一点，原本无可厚非。但我不相信神性写作找不到知音。伟大的读者从来就没有绝迹；在通常称之为大众的庞大存在那里，重返天堂的强烈要求，从来就没有停息。时代的空气再坏、再淫靡，还是为伟大的文学留下青草的根部——它不是别的，就是上帝在人性中预置的神性，它埋藏在人性的黑土里，一有合适的气候就会生长。我提请白鸦先生注意，在我们这个急剧现代化的时代，对于真文学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因为无论物质的享乐多么快乐，人生却痛苦依旧，苦难依旧；劣等文学的强刺激，可以满足欲望于一时，却不能给人智慧和力量，人们迷茫依旧、绝望依旧。敬畏神性而又害怕神性，对神性敬而远之，是人性的常态。通常情况下，人性一向是把神性当做一种异己的压迫力量来看的。人是人，神是神，最好井水不犯河水，各人自扫门前雪，这就是人的想法。当然这不妨碍人在困难的时候走到庙里，向神叩头，指望神的保佑。一些敬神的人把神请到家里，并不是出于对神性的热爱，而是看到神有用，相当于让神做他世俗生活的一个顾问或奴仆，随叫随到，一劳永逸，还不用付酬。天，这与我们所说的神性多么不同！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其实人类每有动作，上帝都在发笑，人就是这样可怜的生物。除了少数生而知之、具有足够智慧和精神强度的圣贤，大多数人都不能把神性的严格要求自觉地转化为自由和幸福的源泉，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向文学提出神性的要求，通过文学的力量，把神性尽可能多地引入人性，使生活光辉。尤其在当代，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类的福祉不是来自对欲望的放纵，而是来自对欲望的限制；人性的最高范本，不是人性的无限度放纵和展开，而是向神性的回归和靠拢。神性写作正好顺应了人性深处对于神性的强烈呼唤，是兽性写作猖狂到一定程度之后文学的自我调整。

　　白鸦：难度看来主要来自两个层面。首先，写作者也是人，置身于时代的进程中，人在内心对神性的恐惧和抵触，形成心理原因；其次，那个以寻找神性、试图通过阅读与神性对话的“伟大的读者群”虽说不至于绝灭，但它的绝对数量却正在急剧减少，也是一个事实。也就是说，神性写作的市场正在被兽性（欲望）主导的时代生活强行压缩，空间在不断缩小，即使强行出场也将不被叫好。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在批判神性写作时曾断言：“史诗的使命已经终结”。在这种时代变革的大背景下大张旗鼓地倡导神性写作，你有没有感到过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悲壮感？

　　刘诚：什么是历史潮流？应当就是指某一历史时期社会价值取向的主流趋势吧。历史潮流不是绝对真理，本身没有对错之分，不能充当价值判断的现成依据。当一种潮流被少数智者认为是错误的时候，这些智者可能被看作疯子，因为他们看起来“逆历史潮流而动”，很扫大家的兴；可是当一个时代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种价值取向错误的时候，历史潮流则极可能被逆转，从而导致一种新的历史潮流的产生。历史潮流就是这样，是此起彼伏、不断地变动的。事实证明，只有最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历史潮流，才是最有前途的历史潮流，才会造成永不降落的高潮。在我们这个年代，人性里的兽性，正在以人性解放、以人为本的名义，源源不断地得到释放，但人们仍然没有得到期待中的幸福。今天的一个普通人，他所能得到的物质享受，是从前一个法国皇帝也不可能轻易得到的。技术的拓展，正在把人们连梦也不敢梦想的事情变成现实，人们的欲望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可是人类并没有从这里得到幸福，因为欲望总是得陇望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当我们有一天环视置身其中的空间，忽然极为惊恐地发现，这个很可能是一次性使用的不可再生的空间，已经被短短三百年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工业化进程所摧毁。以满足欲望无休止的要求为惟一指归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已经威胁到了人类在这个星球的永续存在。这个时候被迫后退一步，向我们曾经认为非常严厉、要求很高、而一向感到无比畏惧的神性靠拢，应当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白鸦：用“过犹不及”来形容你对人性的认识应该没错。在你看来，人性解放超过了限度就不再是人性，而是兽性了。即使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大量的教训面前，神性写作也将变得能够被勉强接受。你对神性写作的强调使我产生了这样的联想：即在神性写作与第三极文学之间是可以划等号的，只要是神性写作，就一定是第三极文学，反之亦然。是这样的吗？

　　刘诚：是这样。神性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兽性被有效地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以内，这时候，兽性正如被驯化的牛和马，是可以被接受的，有益的，是一种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将造福于世界。向神性无限接近的努力，即或不能拯救人类，也将有效地延长人类在这个星球的存在。正是基于此种认识，第三极文学人把神性写作作为自己的旗帜。第三极认为，只要是神性写作，一定是第三极文学，因为凡神性写作，必是向上的文学，庄严的文学，有思想和亮光的文学。当然并不是说只有神性写作才能，事实上其他向度的文学探索，一样能抵达第三极文学的高地，但我们认为，比之别样的写作，只有神性写作才是通往第三极文学的最佳通道，其优越性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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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神性写作是英雄写作的发育和成年

　　白鸦：也许我们完全不用为文学担心，每当一种写作倾向走向危险地步的时候，总会有一种相反的力量从文学的内部自动生长出来。文学不会被一种写作倾向绑架，为它殉葬。文学有着远比一般想象更加强悍的生命活力，几乎每一次都能从四面楚歌的绝境里金蝉脱壳，全身而退。我注意到你一向自称“第三代诗人”，请问第三极文学运动有没有师承？第三极与第三代是什么关系？

　　刘诚：文学上是不会一下子搞出一个全新东西的；谁要说它搞出了全新的东西，弄出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断裂”，他一定是在通过自欺欺世——几年前一度闹得沸沸洋洋的“断裂问卷事件”，不过是几个极精于炒作之道的职业诗歌活动家按照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反着来借以哗众取宠、以期在诗歌界闹出一些动静以吸引眼球的最新记录。佛家讲因缘，一切事物都有缘起，一切缘起都有结果，第三极文学运动也一样，是有来龙去脉的。神性写作是一种古老的写作，但在今天这样一个向下的写作——亦即兽性写作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氛围里提出来，使之成为一种诗学理论，并把它强调到这样的高度，非真英雄不能为。这是第三极文学运动的一个贡献，我们被历史选中，充当了那个在黑暗中一声断喝的角色。许多人看到了当代文学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不断加速下滑的趋势，也知道该怎么做，只是不愿意出来说话，因为他们看到诗歌和文学的天下在兽性写作那里，兽性写作羽翼已经丰满，其代表人物代有人出，牢牢掌握着写作的话语权，于是知难而退。这是历史留给第三极的机会，我们心知肚明，相当知足。若论源头，神性写作的师承可以一直追溯到自有诗经楚辞以来的中国文学传统；最近的传承则与第三代英雄写作一脉直接相关。谈到第三代诗歌运动，这里不得不多说几句。第三代诗歌运动肇始于朦胧诗歌运动的母腹，是一次自发的民间诗歌大起义，是中国诗歌界的一次大分化、大分裂、大生长，它有《诗歌报》《深圳青年报》“八六两报诗歌大展”爆炸的辉煌瞬间，也有向纵深持续推进的一个缓慢过程，像一颗明亮的慧星拖着长长的慧尾，横跨“一九八九”这一特殊年份前后中国历史的巨大空间。第三代人的艺术探索是多极的，指向诗歌的多种可能。我认为，第三代至少有四种以上有成就的写作倾向：非非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他们写作（即后来的民间立场写作）；英雄写作。一代人正是在这里分道扬镳，各奔前程。第三代诗歌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造山运动，四支写作倾向时隐时现，绵延起伏，纵横奔走，构成了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四大山系，每一个山系下面，都有一些小的从属的山脉，比如莽汉—撒娇写作，依我看，在大的气象上要归于他们写作一脉。第三代诗歌运动极为复杂，必须从总体上看，才能看清它的全貌。这里对其中任意一脉的有意漠视，看起来是对某些诗人个人的损害，其实最终都是对第三代诗歌运动整体上的强奸和削弱，将从根本上损害到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诗学意义和文学史意义。但是恰恰相反，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前三种写作人们已经耳熟能详，尤其他们——即后来的民间立场写作一脉，由于顺应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伪价值系统垮掉后社会道德水准在整体上一路下滑的特殊情势，加之特别精于抱团炒作，得到迅速生长，以至成为当代诗歌里最大的派系，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一直人丁兴旺，其代表人物长期把持诗歌权力，与稳居京城、占尽地理优势的知识分子诗人一起，瓜分了诗歌流通的大部分资源。应当说，在伪价值占统治地位的情势下，他们——民间立场派从反崇高、反价值、反文化起家，有一定的革命性、先锋性，这也是它能够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可是由于他们开启了向下的闸门而又拒绝批评的有效制衡——有时则是批评的可耻沉默和卖身投靠，为最终垮掉埋下了伏笔。其成员抱团恶炒，操作方式极类黑帮，诗歌界很快为诗歌流寇充斥，一片乌烟瘴气，且每况愈下，诗歌生态急剧恶化。这些诗人从精神的高地撤退，一路向下，到下半身、再到垃圾派，一味迎合低级趣味，真崇高、真价值被一笔勾销，诗歌被彻头彻尾色情化、垃圾化，变得淫荡不堪、蓬头垢面，最终与以暴力、黑幕和色情为主要内容的大众文化胜利会师，并为权力和资本收买和包养，成了资本的宠儿和大众消费的弄臣。这是继文革十年文学与政治通奸之后向资本和权力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投降，是以独立和反叛为主要特点的先锋文学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和自我放逐。他们否定了朦胧诗歌运动最可宝贵的精神坚守，并以这种坚守为落后和可耻，借口向下为堕落和投降张目，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短短几年时间，就造成了文学总体氛围的改变，与小说里的身体写作相呼应，共同构成了文学淫靡向下的总体风貌。我把这种向下的文学、以欲望的渲泻为惟一指归的写作，通统划归兽性写作，它包括身体写作、垃圾写作、下半身写作、以暴力、色情和装神弄鬼招徕眼球的大众文化写作。神性写作截然相反，它是第三代英雄写作的发育和成年，是一批第三代实力诗人及一大批晚生代诗人作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时代作出的坚决回应。

　　白鸦：何为第三代“英雄写作”？请你稍稍展开来谈谈。

　　刘诚：英雄写作是我20年诗歌结集《愤怒》出版后资深出版人余迅先生对我个人写作的某种概括。当时他以充沛的才情写下一篇诗学论文——《愤怒：与生存合一的英雄写作》，在这篇文章中，他把我的诗歌写作称之为“英雄写作”，我认为他概括得对。凡英雄的必是个人主义的，而不是集体主义的；凡英雄必是孤独的，有所承担的，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英雄都是巨大代价的承担者，是一种悲剧角色；英雄只在黑云压城的危险情势里出场。所以当人说“没有英雄的时代是可悲的”的时候，布莱希特马上借剧中人之口断言：“不，需要英雄的时代是可悲的”。《愤怒》的写作，的确是英雄写作——如果这样的写作不是英雄写作，那么以《愤怒》为标志的自上世纪八十所代至九十年代末二十年时间里我的写作是什么写作呢？它肯定不是非非的，也不是知识分子的，更不是他们——民间立场的，它就是它——第三代诗歌运动之英雄写作！什么是英雄写作？那是孤独的写作，没有观众和掌声的写作，亦即地下的写作，依靠理想和信念支持的写作；与艺术和人生的黑暗短兵相接、长期处于胶着状态、没有人对胜利作保的写作；完全感知黑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写作，是聊胜于无的写作，战士的写作；那是作为生存方式、以写作作为平衡人生的重要力量的写作，亦即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第一百次被打倒、第一百零一次爬起来对自己说“不，我们不哭”、或者在无人驻守的精神高地上荷戟独彷徨的写作，与命运对抗与妥协交替出现的繁弦交响的写作；是批判的写作和自我安慰的写作，对灵魂严厉拷问的写作；是对生活毫不保留的投入，稍有一点犹豫就会半途而废、永远不再写作的写作。漫漫长夜，看不到一丝星光；肯定会有知音，可是所有的知音都在远方。这样的写作，如果没有对诗歌艺术的清醒和对真理的坚信，是无论如何坚持不下来的。我相信，这样的写作肯定不止我一人，应当是一个群体，不过分散在中国大陆的广大地域，因与时势格格不入而沦落边缘，因不屑于抱团炒作而被长期遮蔽、排斥出局。英雄写作的结果，是二十年诗歌结集《愤怒》的出版，其中5000余行系列长诗《命运•九歌》，被论者推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最后一部长诗关门之作。《愤怒》的出版，标志着二十年英雄写作的终结，从此我开始了对神性写作的思考和转型。这个阶段有几件大事影响深远：一是随着两卷本《刘诚作品》的出版，英雄写作开始进入读者视野，并通过网络得到传播；与此同时，一大批诗歌新作在网络首发，并为《诗选刊》和《诗刊》等官方刊物在权威栏目不惜篇幅陆续推出，一种独异的写作开始出现在当代文学的前沿。由于这些写作与时流格格不入，激烈的对抗在所难免，刺激我不得不介入诗学理论的深度思考。中国究竟应该有怎样的诗歌；后现代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新时期以来的诗歌，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外的样子，等等。这些问题十分有趣，十分重大，每一个都牵连着当代诗学建设的敏感神经，我从此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诗学论战，与一些诗歌帮派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正面冲突。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促使我涉足危险的领域，从来没有想到要做诗歌批评的我，居然写出一大堆诗学批评文章。从这个意义，我感谢支持过我的人，也感谢那些诗歌和理论上的敌人——正是他们从反面推动，促使神性写作理论最终得以成型。这些诗歌斗争通常是以一个人与整个时代对抗的形式进行。我显得势单力薄，可是真理所携带的力量，使我的诗学批评每每在中国当代诗歌的现场激起强烈反响。可以说，没有在当代诗歌里一个回合、接一个回合的坚决斗争，就不会有神性写作理论的产生。那些年我表现得像是一个十足的斗士，且越斗越勇，连那些最玩固、最凶恶的诗歌对手也不得不畏我三分。这些看来口水横飞的无聊骂战，使我的写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自2002年起的三年网络写作，是富有成效的三年，成功的三年，给诗歌界留下深刻印象的三年，也是神性写作理论生长发育、最终成型的三年。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诗歌斗争中，我终于发现，我的写作已经离开原来气量格局相对狭小、相对坚硬的英雄写作，开始呈现出一种智慧温软、兼容并蓄而又自在自足、具有足够宽度的盛大气象，至少我是看到了一种伟大文学的确切方位——它在一个比英雄写作更高、更宽广的位置，即第三极的方位，这样的文学，有可能与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并肩。

　　白鸦：你对第三代文学的看法很有意思。一般认为，第三代文学运动就是指八六“两报诗歌大展”露面的那一拨人。文学中似乎有一种急于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盖棺定论的倾向。

　　刘诚：第三代文学并不是完成时。作为运动，第三代大体终结于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分裂公开化的九十年代末，但作为一种文学并没有完成，一大批第三代实力诗人仍在创作，且正当盛年，这批第三代诗人仍然以各不相同的方式参与当代诗歌进程，活跃在当代文学的前沿。我们不知道这些第三代诗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怎样动作，只要他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老死，他们就仍然是第三代，所创造的文学就仍然是第三代文学。一些人想早早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盖棺定论，那是因为他们发现：越早这样做，对他们独霸第三代命名越是有利，从中得到的好处越多。

　　　　　　　　　　　（全篇五部分，四、五后续上传中，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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