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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误区

文/李朝全

2007年01月24日，星期三

首届海内外华语文学创作暨书稿交易会演讲稿

这两年，我一直在思考中国小说存在的问题、误区和缺陷。在2005年召开的“中国抗战文学研讨会”上我曾提出，中国当代小说最缺的是思想，是对精神价值、精神品位的追求。中国小说还缺乏汪洋恣肆的想象力，缺乏超越现实和日常生活从整体上把握时代和社会的能力。而具体分析当代小说，我认为起码存在着以下这些创作误区。


1、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

无论从作家、作品的数量，还是从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所占地位、所起作用来看，中国都称得上是一个文学超级大国。而由于诺贝尔文学奖100余年的历史所形成的巨大声望和权威，寻求得到这一国际大奖的承认便演变成中国文学赢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但在2000年之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的缺席，则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当代作家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由此造成他们扭变的创作心态。

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拉美作家获得诺贝尔奖，拉美文学大爆炸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作家。 “在这一时期，中和西、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碰撞、融汇是最深层的，同时也十分表层化。有些作家急于‘走向世界’，急于去拿到世界上的文学大奖，于是走上‘恶性西化’之途”。

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中国“寻根文学”勃兴。随着中国电影在国际上频获巨奖，一方面刺激了中国作家调整自己的创作路子和取向，另一方面也为一些作家、作品走向世界打开了一条通道，使一些年轻作家的作品很快就被译介到西方，并赢得了相当高的知名度。

1985年马悦然被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这位据说精通中文的汉学家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喜欢沈从文，这时他开始着手翻译沈从文的作品。1987年，他翻译的瑞典文版《边城》正式出版，紧接着，《沈从文作品集》又出版，这成了瑞典文学界的一大盛事。沈从文也立即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名列前茅。到了 1988年，据说，瑞典文学院已初步决定授予他本年度的文学奖。孰料他却在这一年的5月10日去世。

八、九十年代，巴金、王蒙、北岛、莫言、李敖等作家都曾获得过诺奖提名，大多数作家对获提名淡然处之，但也有作家对被提名沾沾自喜，甚至自吹自擂，似乎中国若有作家获此大奖，第一人当非他莫属。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梦寐以求，导致了中国少数作家心态上的变异。当诺奖评委中唯一的汉学家马悦然访华时，有些作家便簇拥前后，刻意迎合，竭力向他推介自己的作品，并将马悦然有关中国文学的讲话“神化”，把他的批评奉为创作的圭臬，“唯马首是瞻”。有些作家在写作时刻意与瑞典人、瑞典“传教士”之类扯上边，格外留心马悦然的有关评论，对来自瑞典文学院或与诺贝尔文学奖有关的消息特别关注。为数不少的作家还不断追随效仿每年度获奖作家，由此出现了不少模仿福克纳、马尔克斯的作品。而每当一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来华访问，必会受到中国作家们特别的追捧和关注。这种种现象的背后，深藏着的是中国作家牢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挥之不去的是作品走向世界、赢得西方认同的深刻焦虑。

20余年来，马悦然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译介中国作家的作品。他翻译了北岛的全部诗作，李锐的《厚土》、《旧址》。对于高行健这位客居法国的中国作家，他更是坚持不懈地予以推介。在《灵山》中文本尚未出版时，由他翻译的六、七百页厚的瑞典文本就已经出版了。

高行健获得200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世界文坛的一件大事，自然也是中国文坛的一件大事。高行健获奖从根本上，至少从很大程度上粉碎了许多中国作家的 “诺贝尔奖美梦”，它立即引发了中国文坛一场热闹非凡的外在的和潜在的争论和议论。有些作家认为高行健根本算不上中国的一流作家，中国比他优秀的作家多得很；有人认为高行健不具备获奖实力，其之所以获奖一是占了“流亡国外”、加入法国籍的便宜，占了反中国政府创作姿态的便宜，作品客观上迎合了西方某些人的反华需要，二是占了用法文写作的便宜，其作品受到马悦然赏识并被译介成瑞典语，则是他一举登极的关键，云云。
高行健的获奖，起码证明了以下两点：一是中国作家要想获奖，其作品必须被译介到西方；二是作品必须满足西方评论者的选择标准和阅读期待。换言之，惟有写那些受西方欢迎、被西方认可的作品才有可能进入诺奖评委的视野。

很多人都认为，自从高行健获奖之后，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之梦算是彻底破灭了。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发生的这一事件，结束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百年缺席的历史，也结束了中国作家数十年的翘首期盼和纷纭议论。

但是，中国作家的诺奖情结是如此地根深蒂固。2006年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获得诺奖后，他译介到中国已数月的作品《我的名字叫红》在中国文学界突然火起来。前两年南非库切的《耻》、奥地利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获奖后在中国也遭遇了同样的畅销。这一切都印证了中国文学界深刻的诺奖情结。


2、对于作品被译介的“误读”

对于作家而言，作品得到译介，既是对其作品价值的一种肯定，也可以扩大其影响，增加作家本人的国际声望。也正因此，有些作家竟片面追求自己的作品能被译介，认为一旦自己的作品得以翻译成外文并获出版，自己的创作就已获得国际性成功，并已“走向世界”了。这，其实是对作品被译介的一种严重“误读”。

片面追求作品能被翻译，乃至于“为翻译而写作”，首先反映出创作者的文学自卑心理。而认为作品得到翻译便意味着“文学走向世界”，其实是一种文学落后者的典型自慰。一个自在、自为、自足的文学体系，是可以不借助于外界的证明，是可以忽视“他者”的眼光的；而文化落后者则需要竭力追求“走向世界”，取得国际认同，好像非如此则无法证明自身作品的价值。

再从翻译的效果上看，片面追求作品能被翻译往往收不到作者预期的效果。许多作品尽管被译成西文，并在西方印行，但发行量常常少得可怜，而且仅有的一些样书有一大半只是被大学图书馆收藏，或被置于书店的角落里落灰蒙尘，其在国外所拥有的读者寥寥无几，而在西方可能引起的“反响”更是杳不可闻。


3、对文学创作“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的误读

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越是世界的，便越是民族的。追求文学创作的民族化特征，保持其独特的民族色彩，以此加入世界文学之林，这对于丰富世界文学多样性无疑有着特别的意义。但有些作家为了满足西方“窥视”、猎奇的需要，刻意表现民族文化/传统中糟粕性的内容，刻意刻画丑陋、卑琐、野蛮、愚昧的中国人形象，刻意将中国的人和事“东方神秘化”，暗中契合西方的“他者化”眼光。这种“扮猴心态”下的写作，是消极、被动、急功近利的。其实质是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种误读，是对“文学创作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观点的误读。

文学只有表现人类心灵共通的一些内容，才能跨越民族/国家/语言的藩篱，引起不同民族读者的强烈共鸣。这种人类心灵相通的内容，例如体现人性美，表现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内心世界保持和谐等具有世界性/人类性的主题，如果借助于民族化的形式和内容（故事、情节、情境等），则往往能收到出乎意料的反响。而对于民族文化中落后、愚昧的东西，则应能以理性、文明之光加以烛照，从中挖掘出全人类普遍的生存状况/生活处境的主题，才有可能引起不同族群读者的内心共鸣。


4、漠视传统与媚西、崇外心态

20世纪的中国作家，特别是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作家相当忽视古典文学和文化修养，乃至于漠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传统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一个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对传统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把精华与糟粕一起抛弃，对古典文学中的精神流脉、精华质素未能很好地继承，对“五四”文化传统也未能较好地发扬光大，致使当代文学陷入一种“无根”境地。近年来，已经有人大声呼吁：要重视弘扬国学，要开掘民族丰富的文化资源，重新审视并古为今用。这些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保持自身的民族特点并在世界文坛占据独特一席，对于保证中国文学的持续发展无疑是极其重要的。

在漠视民族文学传统的同时，不少作家转向外国，从外国文学主潮中寻找模仿、借鉴的对象，甚至出现唯外国文学是从的不良现象。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几乎是全方位、无条件地敞开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外国译介过来的作品常常能引发中国文坛一阵躁动。中国成为世界上翻译、介绍他国文学最多、最努力的国家。翻译作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作家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推动了中国文学的进展。80年代初，先是“意识流”小说大行其道，接着是对“现代派”的热烈讨论。许多作家参与到现代派写作技巧的探索，从而掀起了一股实验小说、新潮小说的潮流。1982年马尔克斯以《百年孤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拉美文学大爆炸极大地震动了中国作家的视听。一时之间，《百年孤独》的叙述方式横行于中国小说之中。而八十年代中国开始出现的所谓后现代作品，无一例外都带有学习西方、效仿欧美文学的痕迹。
漠视传统与“崇外”、“媚西”心态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抛弃自身民族文化底蕴、丧失了文学之根的作家，往往只能依靠从西方和外国那里趸来的可怜的一点知识来支撑自己的创作。这样的创作刚出现时可能会显得面目新异，吸引人，但却必然无法长久赢得中国读者的欢迎。


5、市场指挥棒引领下的小说创作

小说要在传统媒介上发表和出版，主要依赖杂志和出版社。杂志，特别是出版社近年来转制为企业以后，基本都要求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借助市场杠杆来调控。于是，只要是有消费群体、有市场卖点的作品，就能比较容易地得到出版。大量迎合读者低端趣味的快餐文学、通俗文学不断涌现，宣扬暴力、情色、吸毒等新奇特社会内容的作品，讲述神秘、怪异现象、精灵古怪的玄幻、恐怖、悬疑作品方兴未艾，揭示官经、官场学、厚黑学，描写黑社会、邪恶势力的江湖小说，暴露社会黑幕的一些小说相继畅销，新市民小说、新言情小说大行其道，重述神话蔚然成风，戏谑调侃、游戏文学、痞子文学渐成时尚。

据统计，全国每年出版约1000部长篇小说。似乎是很丰收了。但是，其中自费出版的所占比例很重。只要作者给够钱，有些出版社什么作品都能出版。个别出版社甚至完全丧失了职业道德底线。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有些小说似乎也丧失了自己的操守，毫无品性、品位之可言。从创作主题、内容到表现形式、手法，无所不敢用其极。在这样媚俗心态引导下的创作，势必出现庸俗化、低俗化乃至恶俗化的倾向。


6、被影视牵着鼻子的小说

因为影视创作的高报酬以及影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不少作家已然开始为影视而小说，先影视后小说。许多小说成了急就章，根本不注重追求文学语言的审美质地，完全沦为影视大国的附庸。

7、网络造成非文学、伪文学的泛滥

网络为小说的创作、发表提供了便利迅捷的平台，但因此也可能带来非文学、伪文学、平面文学的泛滥。不少披着文学外衣的文字、缺乏鲜活生命的苍白文章充斥网络，铺天盖地。据报导，网络上流传有不少于5万部100亿字的长篇小说，但这5万部中，有多少是真正能够进入小说范畴的？又有多少是具有审美、教育、认识和娱乐价值的？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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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误区

文/李朝全

2007年01月24日，星期三

首届海内外华语文学创作暨书稿交易会演讲稿

这两年，我一直在思考中国小说存在的问题、误区和缺陷。在2005年召开的“中国抗战文学研讨会”上我曾提出，中国当代小说最缺的是思想，是对精神价值、精神品位的追求。中国小说还缺乏汪洋恣肆的想象力，缺乏超越现实和日常生活从整体上把握时代和社会的能力。而具体分析当代小说，我认为起码存在着以下这些创作误区。


1、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

无论从作家、作品的数量，还是从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所占地位、所起作用来看，中国都称得上是一个文学超级大国。而由于诺贝尔文学奖100余年的历史所形成的巨大声望和权威，寻求得到这一国际大奖的承认便演变成中国文学赢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但在2000年之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的缺席，则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当代作家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由此造成他们扭变的创作心态。

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拉美作家获得诺贝尔奖，拉美文学大爆炸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作家。 “在这一时期，中和西、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碰撞、融汇是最深层的，同时也十分表层化。有些作家急于‘走向世界’，急于去拿到世界上的文学大奖，于是走上‘恶性西化’之途”。

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中国“寻根文学”勃兴。随着中国电影在国际上频获巨奖，一方面刺激了中国作家调整自己的创作路子和取向，另一方面也为一些作家、作品走向世界打开了一条通道，使一些年轻作家的作品很快就被译介到西方，并赢得了相当高的知名度。

1985年马悦然被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这位据说精通中文的汉学家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喜欢沈从文，这时他开始着手翻译沈从文的作品。1987年，他翻译的瑞典文版《边城》正式出版，紧接着，《沈从文作品集》又出版，这成了瑞典文学界的一大盛事。沈从文也立即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名列前茅。到了 1988年，据说，瑞典文学院已初步决定授予他本年度的文学奖。孰料他却在这一年的5月10日去世。

八、九十年代，巴金、王蒙、北岛、莫言、李敖等作家都曾获得过诺奖提名，大多数作家对获提名淡然处之，但也有作家对被提名沾沾自喜，甚至自吹自擂，似乎中国若有作家获此大奖，第一人当非他莫属。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梦寐以求，导致了中国少数作家心态上的变异。当诺奖评委中唯一的汉学家马悦然访华时，有些作家便簇拥前后，刻意迎合，竭力向他推介自己的作品，并将马悦然有关中国文学的讲话“神化”，把他的批评奉为创作的圭臬，“唯马首是瞻”。有些作家在写作时刻意与瑞典人、瑞典“传教士”之类扯上边，格外留心马悦然的有关评论，对来自瑞典文学院或与诺贝尔文学奖有关的消息特别关注。为数不少的作家还不断追随效仿每年度获奖作家，由此出现了不少模仿福克纳、马尔克斯的作品。而每当一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来华访问，必会受到中国作家们特别的追捧和关注。这种种现象的背后，深藏着的是中国作家牢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挥之不去的是作品走向世界、赢得西方认同的深刻焦虑。

20余年来，马悦然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译介中国作家的作品。他翻译了北岛的全部诗作，李锐的《厚土》、《旧址》。对于高行健这位客居法国的中国作家，他更是坚持不懈地予以推介。在《灵山》中文本尚未出版时，由他翻译的六、七百页厚的瑞典文本就已经出版了。

高行健获得200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世界文坛的一件大事，自然也是中国文坛的一件大事。高行健获奖从根本上，至少从很大程度上粉碎了许多中国作家的 “诺贝尔奖美梦”，它立即引发了中国文坛一场热闹非凡的外在的和潜在的争论和议论。有些作家认为高行健根本算不上中国的一流作家，中国比他优秀的作家多得很；有人认为高行健不具备获奖实力，其之所以获奖一是占了“流亡国外”、加入法国籍的便宜，占了反中国政府创作姿态的便宜，作品客观上迎合了西方某些人的反华需要，二是占了用法文写作的便宜，其作品受到马悦然赏识并被译介成瑞典语，则是他一举登极的关键，云云。
高行健的获奖，起码证明了以下两点：一是中国作家要想获奖，其作品必须被译介到西方；二是作品必须满足西方评论者的选择标准和阅读期待。换言之，惟有写那些受西方欢迎、被西方认可的作品才有可能进入诺奖评委的视野。

很多人都认为，自从高行健获奖之后，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之梦算是彻底破灭了。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发生的这一事件，结束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百年缺席的历史，也结束了中国作家数十年的翘首期盼和纷纭议论。

但是，中国作家的诺奖情结是如此地根深蒂固。2006年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获得诺奖后，他译介到中国已数月的作品《我的名字叫红》在中国文学界突然火起来。前两年南非库切的《耻》、奥地利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获奖后在中国也遭遇了同样的畅销。这一切都印证了中国文学界深刻的诺奖情结。


2、对于作品被译介的“误读”

对于作家而言，作品得到译介，既是对其作品价值的一种肯定，也可以扩大其影响，增加作家本人的国际声望。也正因此，有些作家竟片面追求自己的作品能被译介，认为一旦自己的作品得以翻译成外文并获出版，自己的创作就已获得国际性成功，并已“走向世界”了。这，其实是对作品被译介的一种严重“误读”。

片面追求作品能被翻译，乃至于“为翻译而写作”，首先反映出创作者的文学自卑心理。而认为作品得到翻译便意味着“文学走向世界”，其实是一种文学落后者的典型自慰。一个自在、自为、自足的文学体系，是可以不借助于外界的证明，是可以忽视“他者”的眼光的；而文化落后者则需要竭力追求“走向世界”，取得国际认同，好像非如此则无法证明自身作品的价值。

再从翻译的效果上看，片面追求作品能被翻译往往收不到作者预期的效果。许多作品尽管被译成西文，并在西方印行，但发行量常常少得可怜，而且仅有的一些样书有一大半只是被大学图书馆收藏，或被置于书店的角落里落灰蒙尘，其在国外所拥有的读者寥寥无几，而在西方可能引起的“反响”更是杳不可闻。


3、对文学创作“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的误读

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越是世界的，便越是民族的。追求文学创作的民族化特征，保持其独特的民族色彩，以此加入世界文学之林，这对于丰富世界文学多样性无疑有着特别的意义。但有些作家为了满足西方“窥视”、猎奇的需要，刻意表现民族文化/传统中糟粕性的内容，刻意刻画丑陋、卑琐、野蛮、愚昧的中国人形象，刻意将中国的人和事“东方神秘化”，暗中契合西方的“他者化”眼光。这种“扮猴心态”下的写作，是消极、被动、急功近利的。其实质是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种误读，是对“文学创作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观点的误读。

文学只有表现人类心灵共通的一些内容，才能跨越民族/国家/语言的藩篱，引起不同民族读者的强烈共鸣。这种人类心灵相通的内容，例如体现人性美，表现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内心世界保持和谐等具有世界性/人类性的主题，如果借助于民族化的形式和内容（故事、情节、情境等），则往往能收到出乎意料的反响。而对于民族文化中落后、愚昧的东西，则应能以理性、文明之光加以烛照，从中挖掘出全人类普遍的生存状况/生活处境的主题，才有可能引起不同族群读者的内心共鸣。


4、漠视传统与媚西、崇外心态

20世纪的中国作家，特别是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作家相当忽视古典文学和文化修养，乃至于漠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传统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一个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对传统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把精华与糟粕一起抛弃，对古典文学中的精神流脉、精华质素未能很好地继承，对“五四”文化传统也未能较好地发扬光大，致使当代文学陷入一种“无根”境地。近年来，已经有人大声呼吁：要重视弘扬国学，要开掘民族丰富的文化资源，重新审视并古为今用。这些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保持自身的民族特点并在世界文坛占据独特一席，对于保证中国文学的持续发展无疑是极其重要的。

在漠视民族文学传统的同时，不少作家转向外国，从外国文学主潮中寻找模仿、借鉴的对象，甚至出现唯外国文学是从的不良现象。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几乎是全方位、无条件地敞开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外国译介过来的作品常常能引发中国文坛一阵躁动。中国成为世界上翻译、介绍他国文学最多、最努力的国家。翻译作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作家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推动了中国文学的进展。80年代初，先是“意识流”小说大行其道，接着是对“现代派”的热烈讨论。许多作家参与到现代派写作技巧的探索，从而掀起了一股实验小说、新潮小说的潮流。1982年马尔克斯以《百年孤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拉美文学大爆炸极大地震动了中国作家的视听。一时之间，《百年孤独》的叙述方式横行于中国小说之中。而八十年代中国开始出现的所谓后现代作品，无一例外都带有学习西方、效仿欧美文学的痕迹。
漠视传统与“崇外”、“媚西”心态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抛弃自身民族文化底蕴、丧失了文学之根的作家，往往只能依靠从西方和外国那里趸来的可怜的一点知识来支撑自己的创作。这样的创作刚出现时可能会显得面目新异，吸引人，但却必然无法长久赢得中国读者的欢迎。


5、市场指挥棒引领下的小说创作

小说要在传统媒介上发表和出版，主要依赖杂志和出版社。杂志，特别是出版社近年来转制为企业以后，基本都要求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借助市场杠杆来调控。于是，只要是有消费群体、有市场卖点的作品，就能比较容易地得到出版。大量迎合读者低端趣味的快餐文学、通俗文学不断涌现，宣扬暴力、情色、吸毒等新奇特社会内容的作品，讲述神秘、怪异现象、精灵古怪的玄幻、恐怖、悬疑作品方兴未艾，揭示官经、官场学、厚黑学，描写黑社会、邪恶势力的江湖小说，暴露社会黑幕的一些小说相继畅销，新市民小说、新言情小说大行其道，重述神话蔚然成风，戏谑调侃、游戏文学、痞子文学渐成时尚。

据统计，全国每年出版约1000部长篇小说。似乎是很丰收了。但是，其中自费出版的所占比例很重。只要作者给够钱，有些出版社什么作品都能出版。个别出版社甚至完全丧失了职业道德底线。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有些小说似乎也丧失了自己的操守，毫无品性、品位之可言。从创作主题、内容到表现形式、手法，无所不敢用其极。在这样媚俗心态引导下的创作，势必出现庸俗化、低俗化乃至恶俗化的倾向。


6、被影视牵着鼻子的小说

因为影视创作的高报酬以及影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不少作家已然开始为影视而小说，先影视后小说。许多小说成了急就章，根本不注重追求文学语言的审美质地，完全沦为影视大国的附庸。

7、网络造成非文学、伪文学的泛滥

网络为小说的创作、发表提供了便利迅捷的平台，但因此也可能带来非文学、伪文学、平面文学的泛滥。不少披着文学外衣的文字、缺乏鲜活生命的苍白文章充斥网络，铺天盖地。据报导，网络上流传有不少于5万部100亿字的长篇小说，但这5万部中，有多少是真正能够进入小说范畴的？又有多少是具有审美、教育、认识和娱乐价值的？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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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 - 据报导，网络上流传有不少于5万部100亿字的长篇小说 -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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