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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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死于合唱》发表以来，武汉作家胡发云总以小说家言的精妙文笔，引领读者将目光投向宏大历史背景下的一些小人物命运。土地还是那片土地，历史还是那段历史，但在胡发云的笔下，一些被长期屏蔽的东西浮现出来。政治的扭曲、生活的荒诞、人性的苍白与坚韧——借助文字的崭新滤镜，我们将发现，这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过往——熟悉的是不变的时空，陌生的是那样一些人物，通过对这些人物命运的展示，胡发云以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实践着对抗遗忘的文化使命。

2006年，主要是以网络传播的方式，《如焉@sars.come》成了当代文学中一道有趣的秘符，刊载《如焉@sars.come》的杂志已被查禁，但查禁之举却加快了小说在网络世界的传播速度。

在这个后现代主义和“下半身”写作的时代，《如焉@sars.come》既没有迷宫式的后现代技巧，也没有对身体器官的眩目展现，它只是以最平实的汉字，饱蘸着凝聚几十年的血泪，把一些几近被忘却的故事，向我们娓娓道来。当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以后，时钟的发条总在加速，那些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件，转眼就进入尘封的历史，对阅读和观赏的等待与我们自身的有限性合谋，制造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没错，我们经历过那些，但它已经成为过去。”而文学历来是漫不经心的天敌，于是，用《如焉@sars.come》这样一本注定要被查禁的书籍，胡发云固执地将我们重新拉回三年前的 SARS恐慌时期。

当茹嫣将梁晋生留下的西装丢给收破烂的人，她已经彻底走出了她的“病城之恋”，对一个“高傲和自尊”的女人来说，忘记一个岌岌于功名的市长并不十分困难，但她可能终生不会忘记李思怡这个小女孩的名字给她带来的那种痛感，“十七天后，她被人发现，已经活活饿死，小小的尸体已经腐烂。她腐烂在紧闭的房门下面。门上有她抓挠的手印。”和作为网友的我们一样，茹嫣“猛烈地痛起来。痛是一种无法强制戒掉的感受。”我们不要忘记茹嫣是一个母亲，她最初上网的动机，就是便于和远赴法国留学的儿子联络，而母亲的身份，使之对弱小生命之死的痛感，可能更加强烈。

作为始终关注表象背后真实中国的读者，对《如焉@sars.come》的阅读可能会让我们混淆虚构与现实的界限—— 茹嫣所经历的网络事件，无不在同一时间被我们体验过：对SARS的疑问与恐惧、孙志刚事件中的集体性呐喊与呼吁、美军在伊拉克的长途奔袭、网友聚会上的高谈阔论、对六四枪声与惶惑的私下回顾。。。。。。甚至，就连斯卫这个虚构的人物，也令人联想起病逝于2003年的著名自由主义学者李慎之先生，

面对这样一部极具震撼力的现实主义作品，我仿佛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阅读自己的心灵日记。首先，对达摩这个人物，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六四之后，被永久性甩向社会底层的命运，使我熟悉了那种让茹嫣“终于迷失了方向”的城市贫民区，但在这样一个犬儒的时代，却始终无法放弃思考，并试图坚守一些内心深处的东西。小说道出了许多我欲要而不能说出的话，使人大有“恨不踊身千载上，趁古人未说吾先说”的遗憾，因此，对于胡发云通过小说表达的情感与思想，亲近之外，兼心怀感激，。

小说中，与斯卫的决绝和达摩的豁达不同，茹嫣的网文出自于细腻的感性，她在触网之前只是一个忧伤而柔弱的母亲，一个守着空巢的孤独女人。丈夫先逝的孤独、思念儿子的落寞、“弄好文字”的能力以及传承于母亲的脱俗气质，使她如千千万万的网友一样，投入网络写作这一崭新的空间中去。几乎与网络写作同步，崭新的爱情也降临了，而他，“名牌大学毕业，一表人才，口才极好，懂艺术，爱读书，生活作风也很严谨”，更受人注目的时候，他还担任茹嫣这个城市的市委常委、副市长。爱情、网络写作以及与斯卫等人的接触，差不多是同步进行，而这时候，SARS在遥远的南方，已虎视眈眈地打量着这个城市了，当它到来的时候，斯卫将要离开这个世界，茹嫣的网络写作被有关部门盯上，而她与副市长的爱情也将在一次激情过后戛然而止。

言谈幽默、为官清廉并将自己的真实一面袒露给茹嫣的副市长梁晋生值得茹嫣动心，而副市长似乎也动过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念头。有过两次婚姻之后，他需要一个茹嫣这样的女子陪伴他的后半生——茹嫣给他的那种古典仕女和无心女孩的感觉，能够弥补他在官场忙碌中失去的东西，但是，当同为“革命后代”的江晓力帮助他在SARS危机中化险为夷并看到更高的政治前程后，真性情的茹嫣、与敏感人士走得太近的茹嫣，就成了他必须回避的另一种“瘟疫”，“茹嫣想了许多，唯独没有想到自己那些性情文字对一个官场中人的伤害，她一直还以为就像梁晋生开初时说的那样，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他是喜爱这些的。”

公平地说，梁晋生不是一个俗人，“要是他成了贪官，这满天下的，就得毙光了”，即便对茹嫣在网络上的出格行为，他也缺少政治敏感度：“我觉得她很多感觉是对的，她有一种很可贵的正义感。她已经超越了一种狭隘的集团利益，这应该是一种真正的共产党的胸怀。” “晓力，我坦率地跟你说，在这一点上，我和她有许多相同之处，我看不惯现在的许多事和许多人，他们和茹嫣比，要坏得多。”但是，他不敢面对丢官的可能： “你呀，你这样的人，没事也真会被人诈出事来呢！你想想，你收过礼吧？买过股票吧？出国期间有些开销吧？引进过项目吧？批过工程吧？退一万步说，你确实干干净净，你能保证你的下属都干净？你能保证你过问的项目都干净？将他们弄几个起来，你能保证他们不会乱说乱咬？即便查来查去没查出什么，风声早已传遍天下，你的时间也耗得差不多了。光是你那个什么沙滩，上百万的一片砂子，你当就没有人琢磨它？”除了江晓力描绘的可怕前景，他也无法抵御升迁的欲望：“那些老人也说了你不少好话。”

事实证明：江晓力才是最爱梁晋生的，她不仅爱他这个人，还爱他的官位，爱他的锦绣前程。江晓力也是最懂梁晋生的人，她能够帮梁晋生在仕途上爬得更高。于是，梁晋生从茹嫣身边消失了，正如江晓力所说：“我发现在最重大的问题上，她和我们是不一样的。”而最重大的问题上不一样的人，是走不到一起的。

那么，这不一样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要知道，茹嫣也出身革命干部家庭。

在江晓力看来：“以前那一套，老百姓不信了，我们自己也不信了，但是，这一切只能由我们自己来改，改得鼻青脸肿，改得头破血流，都行。”显然，无论鼻青脸肿，还是头破血流，那都是别人承受的事情，与“我们”无关，“我们”真正在意的是：“我们眼下麻烦很多，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形象弄得很坏，我们和老百姓的矛盾越来越大，我们一些当官的，干的坏事越来越多，越来越可恶，可以说，到了十恶不赦的地步。但是，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不能让别人来操办。一旦交给别人来操办，不要说你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的父辈，也会被他们糟蹋得一塌糊涂。你看看茹嫣那些朋友们写的文章，你就会明白这一点。这里面没有是非，只有胜负。”

好一个“没有是非，只有胜负”，本来，茹嫣也是属于这个“我们”里面的，她也可以“没有是非”，但母亲的“资产阶级气质”和大量文学作品的熏陶，使她敏感的内心无法漠视别人的痛苦，“伊拉克正打着，一桩我们自己的事儿，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一个在南方打工的年轻大学生，被非法收容，然后在里面被活活打死。茹嫣写了《一个母亲在黑暗中的痛》。她写到，深夜，读着这个大学生死，心里突然就剧痛起来，那是一种生理上的痛，就好像自己的儿子在承受着那残酷的毒打，每一下，同时也击打在母亲的身上，然后他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死去。那一刻，自己也要死了一样。她突然恐惧起来，她害怕也会这样从此见不到儿子——尽管理智告诉她，那不是她儿子，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但她脑子里浮现出的那个年轻人，一直都是儿子的模样。”而这种由己推人的痛感，不正是人性赖以形成和保存的身心基础吗？

茹嫣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一个母亲，对SARS病人的痛苦，对孙志刚的痛苦，对李思怡的痛苦，她都感同身受，而这种人性的最基本构成，无法被毛子接受的那种理性现实所容纳——言及至此，不禁喟叹：茹嫣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合上书本，她背后的监控者也就不存在了，而正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我呢？算起来，小达摩十多岁，但我宁愿在目前这个年龄上如他一般看透世事，贫穷而低贱地活着。但一直面对并被迫继续面对的，似乎比达摩更多更重。我们可以索性不读任何一本小说，但我们能逃开今天明天后天的现实吗？

SARS之下的爱情使人想起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同样是突如其来的城市灾难，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劫后的城市里“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那一刻，他们感受到了彼此的苦楚和需要。但在SARS病毒和一张张口罩的背后，人的生命和温暖的拥抱却不重要，重要的是“剥如焉的皮”以抵御“反华势力的污蔑和攻击”，即使SARS病毒把一城的人都灭绝，最后剩下的那两个人，其中一人仍然会宣称与另一个“我们是不一样的。”这种高傲和自负的力量，便是“不是的时候，他们说是，是的时候，他们又会说不是”的自己人 “我们”。即使只剩下最后两个人，他也只与自己是自己人，而爱读小说的茹嫣，会哭的茹嫣，会为别人的死而痛苦的茹嫣，永远不会是自己人。“我们”居住在宽大敞亮的别墅里，日日的酒宴已经使“我们”丧失了痛的感觉，关闭历史的回忆，关闭现实的言说，“我们”可以假装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苦痛存在的。

最终做了市长的梁晋生本来就是“我们”自己人，他没有再次和茹嫣一起叛逆到“假的一样”的月光之下，他也逃离了“五十年”后的月光，可以预言，他会和江晓力结婚，但不会有与江晓力一起看月的兴致。风险和诱惑的落差太大，这使他无法正视茹嫣，事实上，与曾经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毛子相比，梁晋生还算从是更多一些真性情了。与斯卫相交四十年的毛子，这位不乏才华的理论家，现实中最坏的情况是一套“已经买下”的房子，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混个某研究会的秘书长之类头衔，风险与诱惑的落差其实不大，却轻易举手缴了白旗，连斯卫老人的学术研讨会都不敢参加。追根溯源，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意气风发和夸夸其谈，在一场“政治风波”后早已烟消云散，这不是什么智慧与胆量的问题，缺少的，不过是茹嫣那种推己及人的人性痛感而已，正如我们屡屡看到的现象：对世事的通达，反而使人趋向于麻木，而麻木则意味着对别人的痛感失去同情和理解。

当体制化的力量站到人性的对立面上，它的冷酷超出了人性恶本身能达的程度，作为副市长的梁晋生，对SARS疫情的初期信息，不仅向公众保密，也一直向茹嫣保密着，直到遇见熟悉SARS疫情的茹嫣姐姐，才简单说一句：“可能还是我知道得多一些”。这种冷漠和非人性的东西，不只是来自梁晋生个人，而是他的职业习惯和工作需要。为了不让别人来操办“我们”的事，死几个“他们”又有什么关系！

梁晋生终于彻底进入“我们”当中，他没有再去见茹嫣，而身陷爱情之中的茹嫣，也不打算再找梁晋生，“一旦她觉得情缘已了，便永不回头”，“茹嫣决定什么也不做了，要不然，她会终生厌恶自己”，于是她与达摩一起来到磨岩山寨，“和达摩在一起，茹嫣很踏实，很宁静。”不打算回到“我们”中的茹嫣，在达摩和斯卫“他们”中间，感受到人性的澎湃力度，“她发现，这个世界上是有两种诗的，一种是情绪的，一种是精神的，前者像海涛像流云，后者就是电光与惊雷”。在经历了“心灵的凌迟”，她终于说一声好了，然后将梁晋生的西装随手丢弃在楼下。

经过短期过渡之后，梁晋生或许将在政治上继续“进步”，而丢弃了梁晋生西装的茹嫣，仍然会为每一个孙志刚和李思怡心痛。其实，从SARS病毒袭来的那一刻起，他们就该意识到彼此并非同一种人。本来嘛，不是一家人，不进一个门。茹嫣和梁晋生注定是走不到一起的，如果一种职业需要人们付出丧失痛感的代价，那么，从业者不仅失去爱别人的激情，往往也会失去爱自己的能力。痛感本来就是人性与爱的前提。

当然，梁晋生终会在不断升迁官位的过程中寻找到自我的价值，而淡泊并爱着儿子的茹嫣，也会找到她的去处，通过网络，她走向达摩居住的贫民区，也走向天南地北的人际交流与沟通。

或许胡发云对体制的判断过于绝情，人性在这几十年中遭遇的极度苦痛，被胡发云用他无情的笔真实地再现出来，通过对几十年迫害历史的钩陈，他合乎逻辑地“制造”了斯卫的家庭悲剧，家破人亡的背后，却原来埋藏着最真切的爱与责任。斯卫与女儿看似突兀的父女相认情节，实际上是胡发云对整个故事的重心构画，一张发黄的照片赚出了多少读者的眼泪？！在这样的眼泪当中，注定有无数的人性在复苏。我们不禁要对残酷至极的政治发问：看看吧，几十年来，你们究竟做了多少孽——这个撕心裂肺的认亲过程，让我怀疑自己再也不敢阅读胡发云的小说。

幸而在种种的痛楚背后，斯卫的睿智、达摩的通彻和茹嫣的母性之爱，让人在读过小说之后，感受到的不只是绝望。

有趣的是，作为一部带有鲜明网络特色的小说，《如焉@sars.come》让网络时代中不同出身和阶层的人们从网上到网下都走到一起，让茹嫣走出“我们”，走向“他们”，走向《时代》周刊评选出的“You”，这是一个打破信息封锁的心灵沟通过程，无论故事情节还是小说本身的命运，都充满这样一种紧张关系：如今，《如焉@sars.come》已经被禁，读者只能在网络上阅读这部让人读到心痛和哭泣的小说了，小说被禁的荒唐现实，竟成了达摩、斯卫、茹嫣等虚构人物命运的自然延续。

或许我们并不完全赞同胡发云小说中的历史观和现实政治判断，但谁也不能否认胡发云通过《如焉@sars.come》展示出的文学视角的价值，对2006年和2007年的中国文学来说，《如焉@sars.come》是无法被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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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主要是以网络传播的方式，《如焉@sars.come》成了当代文学中一道有趣的秘符，刊载《如焉@sars.come》的杂志已被查禁，但查禁之举却加快了小说在网络世界的传播速度。

在这个后现代主义和“下半身”写作的时代，《如焉@sars.come》既没有迷宫式的后现代技巧，也没有对身体器官的眩目展现，它只是以最平实的汉字，饱蘸着凝聚几十年的血泪，把一些几近被忘却的故事，向我们娓娓道来。当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以后，时钟的发条总在加速，那些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件，转眼就进入尘封的历史，对阅读和观赏的等待与我们自身的有限性合谋，制造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没错，我们经历过那些，但它已经成为过去。”而文学历来是漫不经心的天敌，于是，用《如焉@sars.come》这样一本注定要被查禁的书籍，胡发云固执地将我们重新拉回三年前的 SARS恐慌时期。

当茹嫣将梁晋生留下的西装丢给收破烂的人，她已经彻底走出了她的“病城之恋”，对一个“高傲和自尊”的女人来说，忘记一个岌岌于功名的市长并不十分困难，但她可能终生不会忘记李思怡这个小女孩的名字给她带来的那种痛感，“十七天后，她被人发现，已经活活饿死，小小的尸体已经腐烂。她腐烂在紧闭的房门下面。门上有她抓挠的手印。”和作为网友的我们一样，茹嫣“猛烈地痛起来。痛是一种无法强制戒掉的感受。”我们不要忘记茹嫣是一个母亲，她最初上网的动机，就是便于和远赴法国留学的儿子联络，而母亲的身份，使之对弱小生命之死的痛感，可能更加强烈。

作为始终关注表象背后真实中国的读者，对《如焉@sars.come》的阅读可能会让我们混淆虚构与现实的界限—— 茹嫣所经历的网络事件，无不在同一时间被我们体验过：对SARS的疑问与恐惧、孙志刚事件中的集体性呐喊与呼吁、美军在伊拉克的长途奔袭、网友聚会上的高谈阔论、对六四枪声与惶惑的私下回顾。。。。。。甚至，就连斯卫这个虚构的人物，也令人联想起病逝于2003年的著名自由主义学者李慎之先生，

面对这样一部极具震撼力的现实主义作品，我仿佛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阅读自己的心灵日记。首先，对达摩这个人物，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六四之后，被永久性甩向社会底层的命运，使我熟悉了那种让茹嫣“终于迷失了方向”的城市贫民区，但在这样一个犬儒的时代，却始终无法放弃思考，并试图坚守一些内心深处的东西。小说道出了许多我欲要而不能说出的话，使人大有“恨不踊身千载上，趁古人未说吾先说”的遗憾，因此，对于胡发云通过小说表达的情感与思想，亲近之外，兼心怀感激，。

小说中，与斯卫的决绝和达摩的豁达不同，茹嫣的网文出自于细腻的感性，她在触网之前只是一个忧伤而柔弱的母亲，一个守着空巢的孤独女人。丈夫先逝的孤独、思念儿子的落寞、“弄好文字”的能力以及传承于母亲的脱俗气质，使她如千千万万的网友一样，投入网络写作这一崭新的空间中去。几乎与网络写作同步，崭新的爱情也降临了，而他，“名牌大学毕业，一表人才，口才极好，懂艺术，爱读书，生活作风也很严谨”，更受人注目的时候，他还担任茹嫣这个城市的市委常委、副市长。爱情、网络写作以及与斯卫等人的接触，差不多是同步进行，而这时候，SARS在遥远的南方，已虎视眈眈地打量着这个城市了，当它到来的时候，斯卫将要离开这个世界，茹嫣的网络写作被有关部门盯上，而她与副市长的爱情也将在一次激情过后戛然而止。

言谈幽默、为官清廉并将自己的真实一面袒露给茹嫣的副市长梁晋生值得茹嫣动心，而副市长似乎也动过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念头。有过两次婚姻之后，他需要一个茹嫣这样的女子陪伴他的后半生——茹嫣给他的那种古典仕女和无心女孩的感觉，能够弥补他在官场忙碌中失去的东西，但是，当同为“革命后代”的江晓力帮助他在SARS危机中化险为夷并看到更高的政治前程后，真性情的茹嫣、与敏感人士走得太近的茹嫣，就成了他必须回避的另一种“瘟疫”，“茹嫣想了许多，唯独没有想到自己那些性情文字对一个官场中人的伤害，她一直还以为就像梁晋生开初时说的那样，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他是喜爱这些的。”

公平地说，梁晋生不是一个俗人，“要是他成了贪官，这满天下的，就得毙光了”，即便对茹嫣在网络上的出格行为，他也缺少政治敏感度：“我觉得她很多感觉是对的，她有一种很可贵的正义感。她已经超越了一种狭隘的集团利益，这应该是一种真正的共产党的胸怀。” “晓力，我坦率地跟你说，在这一点上，我和她有许多相同之处，我看不惯现在的许多事和许多人，他们和茹嫣比，要坏得多。”但是，他不敢面对丢官的可能： “你呀，你这样的人，没事也真会被人诈出事来呢！你想想，你收过礼吧？买过股票吧？出国期间有些开销吧？引进过项目吧？批过工程吧？退一万步说，你确实干干净净，你能保证你的下属都干净？你能保证你过问的项目都干净？将他们弄几个起来，你能保证他们不会乱说乱咬？即便查来查去没查出什么，风声早已传遍天下，你的时间也耗得差不多了。光是你那个什么沙滩，上百万的一片砂子，你当就没有人琢磨它？”除了江晓力描绘的可怕前景，他也无法抵御升迁的欲望：“那些老人也说了你不少好话。”

事实证明：江晓力才是最爱梁晋生的，她不仅爱他这个人，还爱他的官位，爱他的锦绣前程。江晓力也是最懂梁晋生的人，她能够帮梁晋生在仕途上爬得更高。于是，梁晋生从茹嫣身边消失了，正如江晓力所说：“我发现在最重大的问题上，她和我们是不一样的。”而最重大的问题上不一样的人，是走不到一起的。

那么，这不一样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要知道，茹嫣也出身革命干部家庭。

在江晓力看来：“以前那一套，老百姓不信了，我们自己也不信了，但是，这一切只能由我们自己来改，改得鼻青脸肿，改得头破血流，都行。”显然，无论鼻青脸肿，还是头破血流，那都是别人承受的事情，与“我们”无关，“我们”真正在意的是：“我们眼下麻烦很多，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形象弄得很坏，我们和老百姓的矛盾越来越大，我们一些当官的，干的坏事越来越多，越来越可恶，可以说，到了十恶不赦的地步。但是，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不能让别人来操办。一旦交给别人来操办，不要说你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的父辈，也会被他们糟蹋得一塌糊涂。你看看茹嫣那些朋友们写的文章，你就会明白这一点。这里面没有是非，只有胜负。”

好一个“没有是非，只有胜负”，本来，茹嫣也是属于这个“我们”里面的，她也可以“没有是非”，但母亲的“资产阶级气质”和大量文学作品的熏陶，使她敏感的内心无法漠视别人的痛苦，“伊拉克正打着，一桩我们自己的事儿，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一个在南方打工的年轻大学生，被非法收容，然后在里面被活活打死。茹嫣写了《一个母亲在黑暗中的痛》。她写到，深夜，读着这个大学生死，心里突然就剧痛起来，那是一种生理上的痛，就好像自己的儿子在承受着那残酷的毒打，每一下，同时也击打在母亲的身上，然后他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死去。那一刻，自己也要死了一样。她突然恐惧起来，她害怕也会这样从此见不到儿子——尽管理智告诉她，那不是她儿子，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但她脑子里浮现出的那个年轻人，一直都是儿子的模样。”而这种由己推人的痛感，不正是人性赖以形成和保存的身心基础吗？

茹嫣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一个母亲，对SARS病人的痛苦，对孙志刚的痛苦，对李思怡的痛苦，她都感同身受，而这种人性的最基本构成，无法被毛子接受的那种理性现实所容纳——言及至此，不禁喟叹：茹嫣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合上书本，她背后的监控者也就不存在了，而正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我呢？算起来，小达摩十多岁，但我宁愿在目前这个年龄上如他一般看透世事，贫穷而低贱地活着。但一直面对并被迫继续面对的，似乎比达摩更多更重。我们可以索性不读任何一本小说，但我们能逃开今天明天后天的现实吗？

SARS之下的爱情使人想起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同样是突如其来的城市灾难，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劫后的城市里“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那一刻，他们感受到了彼此的苦楚和需要。但在SARS病毒和一张张口罩的背后，人的生命和温暖的拥抱却不重要，重要的是“剥如焉的皮”以抵御“反华势力的污蔑和攻击”，即使SARS病毒把一城的人都灭绝，最后剩下的那两个人，其中一人仍然会宣称与另一个“我们是不一样的。”这种高傲和自负的力量，便是“不是的时候，他们说是，是的时候，他们又会说不是”的自己人 “我们”。即使只剩下最后两个人，他也只与自己是自己人，而爱读小说的茹嫣，会哭的茹嫣，会为别人的死而痛苦的茹嫣，永远不会是自己人。“我们”居住在宽大敞亮的别墅里，日日的酒宴已经使“我们”丧失了痛的感觉，关闭历史的回忆，关闭现实的言说，“我们”可以假装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苦痛存在的。

最终做了市长的梁晋生本来就是“我们”自己人，他没有再次和茹嫣一起叛逆到“假的一样”的月光之下，他也逃离了“五十年”后的月光，可以预言，他会和江晓力结婚，但不会有与江晓力一起看月的兴致。风险和诱惑的落差太大，这使他无法正视茹嫣，事实上，与曾经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毛子相比，梁晋生还算从是更多一些真性情了。与斯卫相交四十年的毛子，这位不乏才华的理论家，现实中最坏的情况是一套“已经买下”的房子，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混个某研究会的秘书长之类头衔，风险与诱惑的落差其实不大，却轻易举手缴了白旗，连斯卫老人的学术研讨会都不敢参加。追根溯源，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意气风发和夸夸其谈，在一场“政治风波”后早已烟消云散，这不是什么智慧与胆量的问题，缺少的，不过是茹嫣那种推己及人的人性痛感而已，正如我们屡屡看到的现象：对世事的通达，反而使人趋向于麻木，而麻木则意味着对别人的痛感失去同情和理解。

当体制化的力量站到人性的对立面上，它的冷酷超出了人性恶本身能达的程度，作为副市长的梁晋生，对SARS疫情的初期信息，不仅向公众保密，也一直向茹嫣保密着，直到遇见熟悉SARS疫情的茹嫣姐姐，才简单说一句：“可能还是我知道得多一些”。这种冷漠和非人性的东西，不只是来自梁晋生个人，而是他的职业习惯和工作需要。为了不让别人来操办“我们”的事，死几个“他们”又有什么关系！

梁晋生终于彻底进入“我们”当中，他没有再去见茹嫣，而身陷爱情之中的茹嫣，也不打算再找梁晋生，“一旦她觉得情缘已了，便永不回头”，“茹嫣决定什么也不做了，要不然，她会终生厌恶自己”，于是她与达摩一起来到磨岩山寨，“和达摩在一起，茹嫣很踏实，很宁静。”不打算回到“我们”中的茹嫣，在达摩和斯卫“他们”中间，感受到人性的澎湃力度，“她发现，这个世界上是有两种诗的，一种是情绪的，一种是精神的，前者像海涛像流云，后者就是电光与惊雷”。在经历了“心灵的凌迟”，她终于说一声好了，然后将梁晋生的西装随手丢弃在楼下。

经过短期过渡之后，梁晋生或许将在政治上继续“进步”，而丢弃了梁晋生西装的茹嫣，仍然会为每一个孙志刚和李思怡心痛。其实，从SARS病毒袭来的那一刻起，他们就该意识到彼此并非同一种人。本来嘛，不是一家人，不进一个门。茹嫣和梁晋生注定是走不到一起的，如果一种职业需要人们付出丧失痛感的代价，那么，从业者不仅失去爱别人的激情，往往也会失去爱自己的能力。痛感本来就是人性与爱的前提。

当然，梁晋生终会在不断升迁官位的过程中寻找到自我的价值，而淡泊并爱着儿子的茹嫣，也会找到她的去处，通过网络，她走向达摩居住的贫民区，也走向天南地北的人际交流与沟通。

或许胡发云对体制的判断过于绝情，人性在这几十年中遭遇的极度苦痛，被胡发云用他无情的笔真实地再现出来，通过对几十年迫害历史的钩陈，他合乎逻辑地“制造”了斯卫的家庭悲剧，家破人亡的背后，却原来埋藏着最真切的爱与责任。斯卫与女儿看似突兀的父女相认情节，实际上是胡发云对整个故事的重心构画，一张发黄的照片赚出了多少读者的眼泪？！在这样的眼泪当中，注定有无数的人性在复苏。我们不禁要对残酷至极的政治发问：看看吧，几十年来，你们究竟做了多少孽——这个撕心裂肺的认亲过程，让我怀疑自己再也不敢阅读胡发云的小说。

幸而在种种的痛楚背后，斯卫的睿智、达摩的通彻和茹嫣的母性之爱，让人在读过小说之后，感受到的不只是绝望。

有趣的是，作为一部带有鲜明网络特色的小说，《如焉@sars.come》让网络时代中不同出身和阶层的人们从网上到网下都走到一起，让茹嫣走出“我们”，走向“他们”，走向《时代》周刊评选出的“You”，这是一个打破信息封锁的心灵沟通过程，无论故事情节还是小说本身的命运，都充满这样一种紧张关系：如今，《如焉@sars.come》已经被禁，读者只能在网络上阅读这部让人读到心痛和哭泣的小说了，小说被禁的荒唐现实，竟成了达摩、斯卫、茹嫣等虚构人物命运的自然延续。

或许我们并不完全赞同胡发云小说中的历史观和现实政治判断，但谁也不能否认胡发云通过《如焉@sars.come》展示出的文学视角的价值，对2006年和2007年的中国文学来说，《如焉@sars.come》是无法被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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