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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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大手蒙住了我的眼睛, 黑夜便成了我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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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

外王摄民主，吾道通自由-----关于“东海之道”答客问（一）
前言
枭文《东海之道》发表之后，陆续有友人及网民请教或问难，有湖湘先生问道：一、东海先生之道其体用之系为何？二、东海先生内圣、外王之道与孔孟及程朱陆王有何不同？三、如何看待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界限？

三个问题密切相关，颇有意义和深度，相关义理虽在近几年枭文中皆有所阐述，但都比较零散，兹特答以一文。欢迎有识之士对“东海之道”进行质疑和批判，当择有一定意义的问题陆续作复。

另外我说过，我的道乃是发展了的孔孟之道，是孔孟之道在新时代与时俱进的复兴，可谓托孔孟之福，拜理学之赐，踏古人之肩，摘时宜之果，故虽有发展，并非“发明”，而且这发展也离不开熊十力牟宗三徐复观等新儒家的努力。这是要首先特别声明的。所谓东海之道，姑妄名之而已（在日前一次闲聊中，薛振标同道认为我的一些观点与自由主义不同，也与儒家不同，建议我用“东海思想”为名。可惜“思想”之名早已被毛泽东们败坏了，不宜。另外，严格地说，“东海思想”不是与儒家不同，而是与一些所谓的“儒家”不同，在大经大法方面，与孔孟及程朱陆王是一脉相承的。“东海之道”对于自由主义，则是在取精采华的基础上超越之。）

一
东海之道遥接孔子，直承大易。熊十力认为《周易》中的“生生”的观念，最集中深刻地表现了儒学固有的生命力和创造精神，他心目中的宇宙万有本体是无形相、无质碍、绝对、永恒、全面、圆满、清净、刚健的。这一即心体即性体的绝对永恒的本体，是宇宙人生创化不已、生生不息之内在动力（见熊氏《新唯识论》）。

梁漱溟认为充盈孔学和宇宙的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生命精神：“这一个‘生’字是孔学最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他认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他断言，儒家和佛家的根本不同即在与“生”与“无生”的对立（见《梁漱溟全集》）。

吾儒之道与道家佛家有同有异。都一样心物不二天人不二，都一样穷高极深圆融无碍，此为其同（诸家对人性的认识亦有相通之处）。但佛家归本于寂，其道体无为无造无生无灭；道家归结为虚，其道体离世俗离政治离社会离道德；儒家之道则立足于“生”，其本体是“天行健”、“动而健”、“剥极必复”、“否极泰来”（《易》）的，是生生不息、新新不已、大化流行、健动至善的，此为其异。

《诗经•大雅•文王》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佛儒两家的道在这一点上是相同，都是无形无声无声无臭离于言说的。但佛道止步于此，儒家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佛家的道体只有“寂然不动”的静寂而没有“感而遂通”生动，只有“无为”的消极而没有“无不为”的积极。《论语》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佛家的道只有“无言”的大寂灭而没有“四时行百物生”的生机勃勃。

老庄倡自然，释氏主寂灭，都含有消极意味，唯《大易》（儒家最高经典。道家亦宗易经，故与儒家颇多相通相契处，但道家偏于虚静雌柔，于《易》有所偏离）强调“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裁成辅相范围曲成”之诸功用，为儒家道体所特有。我对道体的认识，请参阅枭文《此是乾坤万有基！》及“中华文化大启蒙书”系列、“东海草堂讲经”系列中有关篇章。

二
内圣外王，皆道体的落实与功用。

孔子之道，圣王悉备，不足之处是于“性与天道”探索、揭示或阐述得不够；于外王之道，也多为原则性的指示而缺制度性的建构。故孔学虽广博，于圣王两道皆规模粗具而已。孟子继承了孔子理想主义的一面，发展了内圣的一面，程朱陆王则进一步把内圣学推向至高明至精微的境界。但程朱陆王于内圣之道，精深有余，宽广不足，于佛道的理解比较粗浅，排斥虽力，恰以自显狭隘。同时理学以内圣统外王，重内圣轻外王，在制度建设方面殊乏创意。

这里有时代局限问题，有历代专制强权的摧残扭曲的原因，也是儒学自身过于“内向”、政治客观精神不足所致。用牟宗三的话说，中华文化富有“综合的尽理之精神”（道德精神）、“综合的尽气之精神”（艺术精神）而缺乏“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故未能开出科学与民主。

《东海之道》云“我的道，以中华文化为本位，立足于儒，旁通佛道，融摄西学。”其实这一句话已很好地概括了吾道与孔孟及程朱陆王之同异。东海之道不仅具有道德精神、艺术精神，而且吸摄西学的“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所以不仅追求道德自由、艺术自由，而且进一步追求民主制度赋予的政治自由。

东海之道在个体生命中体现为仁义，最高境界为内圣，那是浩气的至充，良知的至彰，心性的明见，是道德修养的至善。关于内圣修为，可参阅枭文《儒者的力量从哪里来？》、《谁识圣人面目真？》；东海之道在政治生活中体现为仁政，最高标准为外王，最高社会理想为大同。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现时代，追求民主乃是最佳的“道援”，最高的仁德。因为民主乃天道仁德在制度层面的体现，作为王道政治的初级阶级，民主就是现时代最大的仁政。所以，就个体而言，东海之道以仁为宅，以义为路，以内圣为本，以外王为用，以道德修养为本，以社会实践为用；就政治而言，东海之道以王道为本，以仁政为用，以自由为本，以民主为用。

民主之道，世界各国可谓大同小异。其同处可用“六字真言”概括之：公开定期选举；其异处则因各国情况不同，戓有总统制内阁制之分，戓有“海洋法”“大陆法”之别。便是残留君主制的，君已虚置，有名无实，其实也属于民主国家。

在中国，具体应该实行怎样的民主（当然是在保证“公开定期选举”的前提下。如果有违这六字真言，民主就会变成伪，异化为专制），是采取三权分立还是五权分立制度，是依循大陆法体系还是海洋法体系？同时民主诞生以来，虽不断发展完善，其弊端仍不断暴露出来。作为后来者，我们如何更好而有效地抑弊扬优？这一切，尚待有识之士与我一起深入思考，进一步具体化和完善之。

三
判断一种制度、一个社会、一种文明的优劣的最主要尺度是：是否有利于人的解放和自由。黑格尔曾深刻揭示：人的历史就是追求自由的过程。黑格尔曾深刻揭示：人的历史就是追求自由的过程。伯林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积极自由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做”的自由，消极自由指的是“被动”意义上的“不做”的自由。

儒典中虽没有自由一词，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自由思想和自由精神。不过儒家的自由类似于或偏向于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片面强调主体活动的主动性自治性，强调道德意志之自由。故在提升内在自由（道德自由，意志自由）方面，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资源极为丰富，“手段”也最为高明，但对于如何保障“消极自由”即民众的外在自由，缺乏思考、认识和重视。

就社会而言，所有自由中最重要的是政治自由，包括思想、言论、信仰、游行示威、结社罢工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等。这些自由，要由宪法规定、国家保障、政府落实之；就个体而言，内在自由无限，外在自由有限，每个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以不违反法律（当然是立足于宪政基础上的、符合普世价值的良法）的规定为界。

内在自由依靠个人的修养努力，外在自由（政治自由，消极自由）则有赖于社会制度的保障，靠领导者的道德自律是不够的，靠一般的文物典章制度也是不够的。儒家在道德建设方面成就卓然，在制度建设方面则做得很不够，古代儒家虽建立了一系列文物典章制度，但都是在治权上下功夫，忽略了至关重要的“政权的民主”建设，未能通过法律、制度对政治权力进行有效约束和防范，在政权的产生和过渡问题上更未能从“家天下”的思想圈子里跳出来。

由于历史的局限，古代儒家没有足够的欲望、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解决制度问題。然复须知，儒家内圣学塑造的内在自由在精神本质上是逻辑地导向反对专制的，道德到了高处，仁义到了极至，必然不能容忍恶制苛政的狂獗，必然要维护他人与自己的人权和人格尊严，所以儒家开出民主、通向自由只是时机和条件问题，迟早的事，何况民主已成汹湧全球的时代大潮？

以外王之道吸摄民主之优，从内圣之道通向自由之路，把圣王之道制度化时代化，此乃中国社会当务之急、当代儒家应尽之职，也是吾道题中应有之义。

结语
综上所述可见，东海之道立足儒家通佛通道通古通今通中通西，通乎普世价值和时代潮流，通乎民心舆意天理人情，广大全面事理圆融，极富活泼性包容性人民性时代性。它是天地之道也是人类之道，是心性之道也是政治之道，是理想主义之道又是现实主义之道，总之是人类必由的和谐之道、正义之道、文明之道、真理和希望之道。只要假以时日，吾道必将大行于中华，惊艳于天下！
2007-2-3东海一枭
首发《民主论坛》2007-2-7 http://asiademo.org/

[[东海一枭]]

外王摄民主，吾道通自由-----关于“东海之道”答客问（一）
前言
枭文《东海之道》发表之后，陆续有友人及网民请教或问难，有湖湘先生问道：一、东海先生之道其体用之系为何？二、东海先生内圣、外王之道与孔孟及程朱陆王有何不同？三、如何看待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界限？

三个问题密切相关，颇有意义和深度，相关义理虽在近几年枭文中皆有所阐述，但都比较零散，兹特答以一文。欢迎有识之士对“东海之道”进行质疑和批判，当择有一定意义的问题陆续作复。

另外我说过，我的道乃是发展了的孔孟之道，是孔孟之道在新时代与时俱进的复兴，可谓托孔孟之福，拜理学之赐，踏古人之肩，摘时宜之果，故虽有发展，并非“发明”，而且这发展也离不开熊十力牟宗三徐复观等新儒家的努力。这是要首先特别声明的。所谓东海之道，姑妄名之而已（在日前一次闲聊中，薛振标同道认为我的一些观点与自由主义不同，也与儒家不同，建议我用“东海思想”为名。可惜“思想”之名早已被毛泽东们败坏了，不宜。另外，严格地说，“东海思想”不是与儒家不同，而是与一些所谓的“儒家”不同，在大经大法方面，与孔孟及程朱陆王是一脉相承的。“东海之道”对于自由主义，则是在取精采华的基础上超越之。）

一
东海之道遥接孔子，直承大易。熊十力认为《周易》中的“生生”的观念，最集中深刻地表现了儒学固有的生命力和创造精神，他心目中的宇宙万有本体是无形相、无质碍、绝对、永恒、全面、圆满、清净、刚健的。这一即心体即性体的绝对永恒的本体，是宇宙人生创化不已、生生不息之内在动力（见熊氏《新唯识论》）。

梁漱溟认为充盈孔学和宇宙的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生命精神：“这一个‘生’字是孔学最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他认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他断言，儒家和佛家的根本不同即在与“生”与“无生”的对立（见《梁漱溟全集》）。

吾儒之道与道家佛家有同有异。都一样心物不二天人不二，都一样穷高极深圆融无碍，此为其同（诸家对人性的认识亦有相通之处）。但佛家归本于寂，其道体无为无造无生无灭；道家归结为虚，其道体离世俗离政治离社会离道德；儒家之道则立足于“生”，其本体是“天行健”、“动而健”、“剥极必复”、“否极泰来”（《易》）的，是生生不息、新新不已、大化流行、健动至善的，此为其异。

《诗经•大雅•文王》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佛儒两家的道在这一点上是相同，都是无形无声无声无臭离于言说的。但佛道止步于此，儒家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佛家的道体只有“寂然不动”的静寂而没有“感而遂通”生动，只有“无为”的消极而没有“无不为”的积极。《论语》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佛家的道只有“无言”的大寂灭而没有“四时行百物生”的生机勃勃。

老庄倡自然，释氏主寂灭，都含有消极意味，唯《大易》（儒家最高经典。道家亦宗易经，故与儒家颇多相通相契处，但道家偏于虚静雌柔，于《易》有所偏离）强调“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裁成辅相范围曲成”之诸功用，为儒家道体所特有。我对道体的认识，请参阅枭文《此是乾坤万有基！》及“中华文化大启蒙书”系列、“东海草堂讲经”系列中有关篇章。

二
内圣外王，皆道体的落实与功用。

孔子之道，圣王悉备，不足之处是于“性与天道”探索、揭示或阐述得不够；于外王之道，也多为原则性的指示而缺制度性的建构。故孔学虽广博，于圣王两道皆规模粗具而已。孟子继承了孔子理想主义的一面，发展了内圣的一面，程朱陆王则进一步把内圣学推向至高明至精微的境界。但程朱陆王于内圣之道，精深有余，宽广不足，于佛道的理解比较粗浅，排斥虽力，恰以自显狭隘。同时理学以内圣统外王，重内圣轻外王，在制度建设方面殊乏创意。

这里有时代局限问题，有历代专制强权的摧残扭曲的原因，也是儒学自身过于“内向”、政治客观精神不足所致。用牟宗三的话说，中华文化富有“综合的尽理之精神”（道德精神）、“综合的尽气之精神”（艺术精神）而缺乏“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故未能开出科学与民主。

《东海之道》云“我的道，以中华文化为本位，立足于儒，旁通佛道，融摄西学。”其实这一句话已很好地概括了吾道与孔孟及程朱陆王之同异。东海之道不仅具有道德精神、艺术精神，而且吸摄西学的“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所以不仅追求道德自由、艺术自由，而且进一步追求民主制度赋予的政治自由。

东海之道在个体生命中体现为仁义，最高境界为内圣，那是浩气的至充，良知的至彰，心性的明见，是道德修养的至善。关于内圣修为，可参阅枭文《儒者的力量从哪里来？》、《谁识圣人面目真？》；东海之道在政治生活中体现为仁政，最高标准为外王，最高社会理想为大同。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现时代，追求民主乃是最佳的“道援”，最高的仁德。因为民主乃天道仁德在制度层面的体现，作为王道政治的初级阶级，民主就是现时代最大的仁政。所以，就个体而言，东海之道以仁为宅，以义为路，以内圣为本，以外王为用，以道德修养为本，以社会实践为用；就政治而言，东海之道以王道为本，以仁政为用，以自由为本，以民主为用。

民主之道，世界各国可谓大同小异。其同处可用“六字真言”概括之：公开定期选举；其异处则因各国情况不同，戓有总统制内阁制之分，戓有“海洋法”“大陆法”之别。便是残留君主制的，君已虚置，有名无实，其实也属于民主国家。

在中国，具体应该实行怎样的民主（当然是在保证“公开定期选举”的前提下。如果有违这六字真言，民主就会变成伪，异化为专制），是采取三权分立还是五权分立制度，是依循大陆法体系还是海洋法体系？同时民主诞生以来，虽不断发展完善，其弊端仍不断暴露出来。作为后来者，我们如何更好而有效地抑弊扬优？这一切，尚待有识之士与我一起深入思考，进一步具体化和完善之。

三
判断一种制度、一个社会、一种文明的优劣的最主要尺度是：是否有利于人的解放和自由。黑格尔曾深刻揭示：人的历史就是追求自由的过程。黑格尔曾深刻揭示：人的历史就是追求自由的过程。伯林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积极自由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做”的自由，消极自由指的是“被动”意义上的“不做”的自由。

儒典中虽没有自由一词，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自由思想和自由精神。不过儒家的自由类似于或偏向于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片面强调主体活动的主动性自治性，强调道德意志之自由。故在提升内在自由（道德自由，意志自由）方面，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资源极为丰富，“手段”也最为高明，但对于如何保障“消极自由”即民众的外在自由，缺乏思考、认识和重视。

就社会而言，所有自由中最重要的是政治自由，包括思想、言论、信仰、游行示威、结社罢工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等。这些自由，要由宪法规定、国家保障、政府落实之；就个体而言，内在自由无限，外在自由有限，每个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以不违反法律（当然是立足于宪政基础上的、符合普世价值的良法）的规定为界。

内在自由依靠个人的修养努力，外在自由（政治自由，消极自由）则有赖于社会制度的保障，靠领导者的道德自律是不够的，靠一般的文物典章制度也是不够的。儒家在道德建设方面成就卓然，在制度建设方面则做得很不够，古代儒家虽建立了一系列文物典章制度，但都是在治权上下功夫，忽略了至关重要的“政权的民主”建设，未能通过法律、制度对政治权力进行有效约束和防范，在政权的产生和过渡问题上更未能从“家天下”的思想圈子里跳出来。

由于历史的局限，古代儒家没有足够的欲望、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解决制度问題。然复须知，儒家内圣学塑造的内在自由在精神本质上是逻辑地导向反对专制的，道德到了高处，仁义到了极至，必然不能容忍恶制苛政的狂獗，必然要维护他人与自己的人权和人格尊严，所以儒家开出民主、通向自由只是时机和条件问题，迟早的事，何况民主已成汹湧全球的时代大潮？

以外王之道吸摄民主之优，从内圣之道通向自由之路，把圣王之道制度化时代化，此乃中国社会当务之急、当代儒家应尽之职，也是吾道题中应有之义。

结语
综上所述可见，东海之道立足儒家通佛通道通古通今通中通西，通乎普世价值和时代潮流，通乎民心舆意天理人情，广大全面事理圆融，极富活泼性包容性人民性时代性。它是天地之道也是人类之道，是心性之道也是政治之道，是理想主义之道又是现实主义之道，总之是人类必由的和谐之道、正义之道、文明之道、真理和希望之道。只要假以时日，吾道必将大行于中华，惊艳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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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

翟鹏举们，请对准了开炮！
一
最怕批评者概括我的观点，笼统地说一枭认为怎样怎样。很多人说“一枭认为”怎样怎样其实不是我“认为”的，而是断章取义甚至完全强栽给我的。例如翟鹏举通过《自由圣火》坛《向东海一枭开炮》，炮弹大都落空。

该文说“东海一枭还说，法治社会之上，必然会出现一个德治社会，在这个德治社会里，似乎人的心灵普遍净化，争当道德冠军，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这就有“栽赃陷害”之嫌。

关于德治，我在《群龙无首，天下大同》中的原文是：“儒家倡导德治，但并非唯德治论者和道德万能论者。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纯任德治是行不通的。儒家认为：一、使人民丰衣足食，是施行德治的基本条件之一；二、德治有赖于法治为辅为基。德治的教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孔子说过，善人为邦要百年时间，如有圣人为天子也要三十年时间，才能行仁政于天下。随着社会道德水准的普遍提高，法治由重而轻，德治由轻而重。”

对照原文，可见翟鹏举把我的原意歪曲到什么程度了。接下去翟文把德治思想与林彪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毛泽东的“六亿神州尽舜尧”等联系在一起，给德治谥以“害人害己贻患无穷”之名，纯属牛头马嘴。

在原儒那里，德治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求统治者修身立德，以身作则；二是所有典章刑法制度要符合仁义原则，以德为本。后人将德治理解为纯任道德的道德主义，或者将法律与道德割裂开来，将法律与道德都当作役民的工具，都严重违离了儒家义理，毛林之言行更是儒家的悖反。

该文类似强作解人一团酱糊之处所在多有，如说我“认为儒家文化比西方的科学理性层次高，比自由民主层次高，也比耶稣基督精神层次高，还说儒家的王道政治，道德理想，大同世界，是中华文化的极致，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是终极真理。”“东海一枭说王道政治，大同理想是终极真理”云云，都颇为别扭而有失准确。基督教与“耶稣基督精神”，道德理想与社会最高理想，绝对价值与终极真理等是有区别的。例如我会说儒家文化比基督教义理更圆融，更有先进性，“教级”更高，却不会说儒家文化比耶稣基督精神层次高。这样的表述很不严谨。今后若有批枭者，敬请引用原文

另外，儒学与“儒教”、儒学义理与儒家历史上的具体政治实践，圣贤道德与一般道德、儒家普遍道德价值与由特定制度或习俗所规范的行为准则都是有区别的，批儒者应先弄清它们的异同之处再批。

二
汉武以来，多数王朝尊孔尊儒，但尊的度数有限，且是有选择性的。满清更是对儒学进行了极严重的扭曲和极恶劣的利用。几百年来中国的积贫积弱，可以说是满清从根本上悖离了孔孟大道所致。五四新文化运动引领民主科学思潮有功，但批孔反儒，又进一步自毁了文化根本，使民主自由无法与本民族文化根源相接，以致在马列主义浸攻下一触即溃。

辛亥革命利弊功过另说，但它中断了清政符已经被迫启动的宪政进程，无疑是一个悲剧性的事实。据荆知仁先生考证，中国有关宪政的思想，早在道光朝即已启萌，到了清末已成为一般知识界乃至朝野上下不言而喻的公理。当时的维新派立宪派，全都接受过儒学的熏陶，儒者不少，康梁辈还是大儒呢。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后，即陆续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设立考察政治馆（后改为宪政编查馆），发布《宣示预备立宪谕》，提出预备立宪原则，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设立各省咨议局，成立资政院等等。这都是史实。清帝国在国力不振、西学东渐的内外压力下，若非革命潮起，未必就不能走上宪政之路。

所以我说：“西方社会近两百年来的发展突飞猛进，民主制度的优越，有目共睹。吾国吾民自当学习，汲取其优势和长处，但不能因此就把中国落后的原因一股脑儿地栽在中华文化头上。恰恰相反，正是中华文华受亚西方马列文化深度摧残，正是秦汉以后儒家文化发展之路挫折不断，最后被‘五四’和文革强行中断，才导至我们的政治及其它相关方面越来越落后。”（《基督不是自由的妈》）

翟文这里倒是引了原文来批，可理解仍是失之千里的。翟鹏举对所引枭言加以简单粗陋的理解，得出“东海一枭说五四之前中国的落后挨打该由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负责”之类荒唐结论，确实“匪夷所思”，只不过这“高沦”又是强加给“东海一枭之口”的，后面连珠炮般的责问全是似是而非无的放矢。至于把“不能因此就把中国落后的原因一股脑儿地栽在中华文化头上”简化成“不要把中国落后的原因推给儒家”，等于公开作弊。如此种种，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样做批判文章，还有什么学理可言！

三
翟文曰“这些说法也不是东海一枭的发明，他的前辈儒家早就说过，没有几个人当真，倒是有更多的人相信鲁迅和胡适大骂儒家的话，毕竟引领思想界前进的，不是熊十力、牟宗三、梁漱溟这些人，而是思想界公认的先驱——鲁迅和胡适。”

鲁迅和胡适固然不无思想，但与熊十力、牟宗三这些大师相比，无论才识道德，皆望尘莫及，却成了思想界公认的先驱；关于中华文化的优秀，关于中华文化的复兴，关于中华文化与民主自由可以相通等等问题，前辈儒家早就有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居然“没有几个人当真”，这恰是时代的悲哀，中华民族的悲哀！

胡适也罢了，虽于中国文化浮皮浅尝，对西学毕竟有所通，鲁迅则于中西文化皆远未入门，居然也成为“思想界公认的先驱”，学风世风可知矣。正如李敖说的：鲁迅反对议会政治，那是民主吗？连基本的民主结构都不懂，这样作为思想家是不及格的。

又，翟鹏举把“孔孟的话”与“共产主义者说的话”相比较，认为两者都有嘉言，都不可信。不知马列学说与儒家学说核心部分不同，根本性质不同，岂能相提并论？

儒家倡仁政王道孝道恕道和谐中庸，马列倡阶级斗争大义灭亲，儒家以民为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马列为意识形态的政党以党为本，党为贵，国家次之，民为轻；儒家政治正心诚意，以德为本，马列政党以权为本，巧言令色，把道德当作维护特权的手段和“修理”民众的工具；儒家尊重民意，和而不同，马列政党压制舆论，一统思想；儒家敬天畏命，马列政党轻视自然规律；儒家讲中庸，马列政党走极端…处处相反和对立。对于特权（君主党权），前者是良性抑制，导向善政仁政，后者是恶性怂恿，推向恶政暴政。

人间地狱是马列文化反文明反民主的主流、马列政党物化堕落的本质造成的。马列们虽然也说了些很富有理想主义和民主自由色彩的话，但那些话与马列学说的主流和本质是矛盾的，充满虚伪欺诈性，在以马列为意识形态的政权中不具备任何实践性，不象孔孟言论，仁宅义路，内圣外王，真诚圆融，一以贯之，而且在传统政治实践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贯彻，并非“虚情假意”、自相矛盾的马列式“美言”可比。

王国曹操说，如果没有他，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我学句舌：如果没有孔孟学说的引导，没有仁义道德的制约，中华历史不知多增加多少黑暗和血腥！

四
翟鹏举即然知道老枭“反共产党专制很坚决，也很勇敢”，知道我“是既宣扬儒家，又宣扬自由民主人权，致力于儒学和西学的沟通，为民主寻找文化之根”，就该知道我“大肆宣扬”的儒家，绝非维护现代专制的小儒学伪儒学，嘲弄反对何为？难道民主自由就不可以在民族文化中寻根？

新儒家唐君毅早已指出：今之言中国宜有西方科学与民主政治者，多出浮慕西方文化之有此。既罕能极深研几，就义理当然处说，尤罕能探本溯源，自中国文化历史发展中本身所遭遇之问题说（唐君毅《中国历史之哲学的省察---读牟宗三先生［历史哲学］书后》）熊十力也说过，东方文化其毒质至今已暴露殆尽，然其固有优质尚待发扬。

翟君与多数自由主义学者一样，对儒学了解肤浅，误读重重，这里就不一一纠正了。即使如翟所言，儒学已落后于时代成为“无用之学”，但至少它不会比当初的基督教更落后吧？“基督教经过宗教改革，获得新生命”，为什么儒学就不可以经过文化更化而激浊扬清，从而获得新生命成为有用之学？退一万步说，就算儒学与西学、与民主你死我活绝对不可沟通，尝试一下何妨？民主政府必是宽容多元尊重民族传统历史传承的，民主人士却如此一根筋，真可悲也。


大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我相信，对儒学“没有几个人当真”的凄惨局面也很快会得到根本的改变，抗拒民主的的反动力量逐渐衰微，儒学汲纳民主、制度中华的时代正在大踏步到来。我相信儒学的力量，相信人性的力量、真理的力量和时代大势的力量！

五
翟曰：“自由主义者因当务之急多不愿与之争论，任不寐之不愿与他儒基对话，不是怯阵，而是好意给台阶。”我想，任不寐听了这些话会脸红的。真理虽难言绝对客观，但相对的理论是非、思想优劣、境界高下的标准还是存在的，仅靠虚张声势强辞狡辨或者东拉西扯转移视点，纵然“很雄辩”，虚火而已；以“行文气势压人”其实是压不住人的，压得了矮人压不了高人，压得了辩论对手压不了天下人。

我依据中华文化的义理批评任不寐的的文章《道德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化灾民任不寐》、《任不寐，我想领你回家！》等，一搜就出来，我批判一些自由主义者的文章也都贴遍江湖，谁如不服，对准了开炮即可，用不着给我台阶下。就算任不寐“好意给台阶”，难道广大读者全都是不知事理、不辩高下、不明是非的糊涂虫？或者，广大基督徒和自由主义者全都毫无“护道”求真之精神，都大方到愿意牲牺信仰、牲牺真理来“成全”老枭？

另外，很多人喜欢主动挑战，向我叫阵，可惜矛头指向的多数是我的影子甚至是另外一个与我毫无关系的“我”。例如芦笛，在论战中最擅长“栽赃嫁祸”之术，大量伪造虚构我的见解和观点。近见芦文《“东海一枭现象”的出现说明了什么？》打开一看，原来是他将几篇旧作合在一起换了个标题重新推出，其中除了被我驳得千疮百孔的“芦笛思想”，还有许多伪造的“东海言论”，甚至还有早已说明和驳斥的谣言谎言。对这类重复打来的下流炮，老枭如果答理，实在是脏了我的英雄笔！

翟鹏举通过《自由圣火》《向东海一枭开一炮》，一样没对准。但与芦笛故意“栽赃嫁祸”、恶意丑化对手不同，应属理解误差，且反映出来的问题比较普遍，故回击之。不论翟鹏举本人如何，世间总有些可教的孺子值得费心。
2007-2-1东海一枭

首发《自由圣火》2.7网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翟鹏举：向东海一枭开一炮
(首发稿)
作者 : 翟鹏举,
發表時間：1/25/2007
东海一枭是我敬佩的网络大家，他高考落第，全靠自学，学问比许多受过专业训练的专家教授高出许多。他反共产党专制很坚决，也很勇敢。文字也很有特色，读他的文章不需看他的名字，这些都是我所佩服的。他近年来，大肆宣扬儒家，以儒家的是非为是非，又让我小看了他。
我注意到东海一枭宣扬儒家跟他的先辈牟宗三、熊十力、梁漱溟这些人不同。也跟当前大陆“新儒家”蒋庆、陈明、王达三、唐晓光等不同。他是既宣扬儒家，又宣扬自由民主人权，他致力于儒学和西学的沟通，他为民主寻找文化之根，这是他比新老儒家高明之处。问题出在那里呢？出在他把儒家说得太过美好，认为儒家文化比西方的科学理性层次高，比自由民主层次高，也比耶稣基督精神层次高，还说儒家的王道政治，道德理想，大同世界，是中华文化的极致，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是终极真理。本来，这些说法也不是东海一枭的发明，他的前辈儒家早就说过，没有几个人当真，倒是有更多的人相信鲁迅和胡适大骂儒家的话，毕竟引领思想界前进的，不是熊十力、牟宗三、梁漱溟这些人，而是思想界公认的先驱——鲁迅和胡适。现在东海一枭又重弹前辈儒家的呓语，又有几个人会听呢，难怪他要感到孤独无助了。
我还注意到东海一枭推崇儒家，最爱引用孔孟的话。问题是我们判断一种学说在历史上的是非功过，主要不是看它说了些什么，而是看它做了些什么。如果后人研究共产主义，只引用共产主义者说的话：“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前提”，“废除剥削制度”，“砸碎精神枷锁”，“消灭三大差别”，一定会认为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可二十世纪的实践证明，它是人间地狱。对儒家也应作如是观，即不应只看它说了些什么，要看它实际做了些什么。儒家文化在历史上的实际作用就是维护皇权专制，对臣民进行精神奴化，所谓王道政治不仅从来没有实现过，反而成了皇权专制的遮羞布，这难道不是铁的事实吗？当然我也承认儒家道统对皇权有一定制约作用，但这种制约作用比起对皇权的护卫作用和帮凶作用来，要小得多，特别是当儒学成为国学与皇权接盟后，它的作用就越来越环。袁红冰说：“宋明之际，程朱理学的出现标志着儒学终于受到了符合专制政治要求的洗礼，从此之后，专制政治与儒学便结成了铁铸的政治同盟。儒学以崛起于最原始的血缘伦理中的道德说教，为专制政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专制政治则用铁与血的方式为儒学铸造思想之圣的王冠。”（《自由——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之魂》）

东海一枭说“王道政治”，“大同理想”是“终极真理”，更是大错特错。人世间那有“终极真理”，真理一“终极”，社会也就停止前进，自由也就死亡，生命也就完结。共产党把共产主义社会看做终极真理，很多人相信过，现在已没有几个人相信了。袁红冰说，自由，是绝对价值，但也不是终极真理，说儒学是终极真理，岂非笑谈？东海一枭还说，法治社会之上，必然会出现一个“德治社会”，在这个“德治社会”里，似乎人的心灵普遍净化，争当道德冠军，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人总是人性和兽性相伴而行，天使和魔鬼集于一身，与其把社会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勿宁把社会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前者常常是专制社会的信条，后者，则多是法治社会的依归。李泽厚把道德分为“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前者是对少数人说的，后者是对大多数人说的，就是看到“内圣”的局限性和道德理性的不可靠。林彪说：“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毛泽东说：“六亿神州尽舜尧”，全是骗人的鬼话。所以，东海一枭把“德治社会”看成是人类的最高理想，终极真理，说说是无纺的，真要实行起来，必然害人害己，贻患无穷。还是袁红冰说得好：“任何学说，即便是真理，一旦获得终极真理的桂冠，获得裁判思想的权威，它便立即沦落为真理的叛徒，和思想的行刑者。”
东海一枭还说“不要把中国落后的原因推给儒家”，不推给儒家推给谁呢？东海一枭推给马列主义。可马列主义统治中国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在这之前中国就落后挨打，该谁负责？东海一枭说，该由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负责。这样的高沦出自东海一枭之口，真是匪夷所思。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西方社会近两百年来的发展突飞猛进，民主制度的优越，有目共睹。吾国吾民自当学习，汲取其优势和长处，但不能因此就把中国落后的原因一股脑儿地栽在中华文化头上。恰恰相反，正是中华文华受亚西方马列文化深度摧残，正是秦汉以后儒家文化发展之路挫折不断，最后被‘五四’和文革强行中断，才导至我们的政治及其它相关方面越来越落后。我曾在《儒学，通往民主的最佳桥梁》中深刻指出：在以儒学为意识形态的历代王朝中，明清是专制程度最高的，思想受到了最严厉的钳制，道统受到了深刻的压抑，儒学受到了最严重的扭曲，其中的民本人本思想随着专制的加强而不断淡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形之下，儒学传统和以儒学为指导思想建设而成的文物典章制度对政统和皇权依然葆有一定程度‘导善”作用，而且，居然‘差点儿’就开出了宪政。如果不是晚清宪政的进程被辛亥革命中断，假以时日，中国当可因清政府的自救行为而迈向宪政之路。”（《基督不是自由的妈——兼论儒家的早熟和先进》）
还不见有人这样肆无忌惮地讲儒学的优越性。大清帝国在国力不振、西学东渐的内外压力下，企图作一点改良，就会走上有多党制的宪政民主？与皇权紧密结合的儒学，在无现代化大生产的背景下，居然能催生现代民主制度——宪政民主，这不是天方夜谭吗？结束了皇权专制的辛亥革命居然成了中断宪政进程的罪魁；引进科学与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居然成了中断宪政进程的祸首，这样做儒学的翻案文章，还有什么学理可言！马列主义是应该反对的，但把中国的落后挨打，归因于马列主义也是找错了门道。让我还是引用自由文化运动的开拓者袁红冰的话：“民族历史命运的失败，归根结蒂是民族文化的失败。作为精神专制者的儒学，应该对中国文化的失败负责。今日儒学界要作的，不是扮演现代中国民族灵魂拯救者的角色，而是必须为中国文化的凋残谢罪——通过忏悔和自省向历史讲述中国文化失败的原因。那种试图把儒学再次奉为国学或国教的努力，是在重新钩筑囚禁自由人性的思想地狱。”我觉得袁红冰的话切合儒学的实际。
我知道东海一枭很雄辩，行文尤擅以气势压人，自由主义者因当务之急多不愿与之争论，任不寐之不愿与他儒基对话，不是怯阵，而是好意给台阶。我觉得要批评基督教，至少得看看文化基督徒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基督教经过宗教改革，获得新生命；儒学任你梳妆打扮，总是老面孔。我写此文的目的，也不是想和谁争论，我只是替东海一枭惋惜，东海一枭写其他文章，语言鲜活，早已名满天下；一拜倒在孔孟门下，以儒家道统的掌门人自居，文掌就了无新意，以有用之才投入无用之学，人生苦短，能不悲哀乎！我还能说什么呢，说中华文化复兴之路，是返回孔孟？说人类文化的希望和归宿，是回归儒学？我乐意听，但说不出口 ，没有比这更蠢的蠢话了！
首发《自由圣火》

[[东海一枭]]

翟鹏举们，请对准了开炮！
一
最怕批评者概括我的观点，笼统地说一枭认为怎样怎样。很多人说“一枭认为”怎样怎样其实不是我“认为”的，而是断章取义甚至完全强栽给我的。例如翟鹏举通过《自由圣火》坛《向东海一枭开炮》，炮弹大都落空。

该文说“东海一枭还说，法治社会之上，必然会出现一个德治社会，在这个德治社会里，似乎人的心灵普遍净化，争当道德冠军，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这就有“栽赃陷害”之嫌。

关于德治，我在《群龙无首，天下大同》中的原文是：“儒家倡导德治，但并非唯德治论者和道德万能论者。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纯任德治是行不通的。儒家认为：一、使人民丰衣足食，是施行德治的基本条件之一；二、德治有赖于法治为辅为基。德治的教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孔子说过，善人为邦要百年时间，如有圣人为天子也要三十年时间，才能行仁政于天下。随着社会道德水准的普遍提高，法治由重而轻，德治由轻而重。”

对照原文，可见翟鹏举把我的原意歪曲到什么程度了。接下去翟文把德治思想与林彪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毛泽东的“六亿神州尽舜尧”等联系在一起，给德治谥以“害人害己贻患无穷”之名，纯属牛头马嘴。

在原儒那里，德治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求统治者修身立德，以身作则；二是所有典章刑法制度要符合仁义原则，以德为本。后人将德治理解为纯任道德的道德主义，或者将法律与道德割裂开来，将法律与道德都当作役民的工具，都严重违离了儒家义理，毛林之言行更是儒家的悖反。

该文类似强作解人一团酱糊之处所在多有，如说我“认为儒家文化比西方的科学理性层次高，比自由民主层次高，也比耶稣基督精神层次高，还说儒家的王道政治，道德理想，大同世界，是中华文化的极致，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是终极真理。”“东海一枭说王道政治，大同理想是终极真理”云云，都颇为别扭而有失准确。基督教与“耶稣基督精神”，道德理想与社会最高理想，绝对价值与终极真理等是有区别的。例如我会说儒家文化比基督教义理更圆融，更有先进性，“教级”更高，却不会说儒家文化比耶稣基督精神层次高。这样的表述很不严谨。今后若有批枭者，敬请引用原文

另外，儒学与“儒教”、儒学义理与儒家历史上的具体政治实践，圣贤道德与一般道德、儒家普遍道德价值与由特定制度或习俗所规范的行为准则都是有区别的，批儒者应先弄清它们的异同之处再批。

二
汉武以来，多数王朝尊孔尊儒，但尊的度数有限，且是有选择性的。满清更是对儒学进行了极严重的扭曲和极恶劣的利用。几百年来中国的积贫积弱，可以说是满清从根本上悖离了孔孟大道所致。五四新文化运动引领民主科学思潮有功，但批孔反儒，又进一步自毁了文化根本，使民主自由无法与本民族文化根源相接，以致在马列主义浸攻下一触即溃。

辛亥革命利弊功过另说，但它中断了清政符已经被迫启动的宪政进程，无疑是一个悲剧性的事实。据荆知仁先生考证，中国有关宪政的思想，早在道光朝即已启萌，到了清末已成为一般知识界乃至朝野上下不言而喻的公理。当时的维新派立宪派，全都接受过儒学的熏陶，儒者不少，康梁辈还是大儒呢。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后，即陆续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设立考察政治馆（后改为宪政编查馆），发布《宣示预备立宪谕》，提出预备立宪原则，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设立各省咨议局，成立资政院等等。这都是史实。清帝国在国力不振、西学东渐的内外压力下，若非革命潮起，未必就不能走上宪政之路。

所以我说：“西方社会近两百年来的发展突飞猛进，民主制度的优越，有目共睹。吾国吾民自当学习，汲取其优势和长处，但不能因此就把中国落后的原因一股脑儿地栽在中华文化头上。恰恰相反，正是中华文华受亚西方马列文化深度摧残，正是秦汉以后儒家文化发展之路挫折不断，最后被‘五四’和文革强行中断，才导至我们的政治及其它相关方面越来越落后。”（《基督不是自由的妈》）

翟文这里倒是引了原文来批，可理解仍是失之千里的。翟鹏举对所引枭言加以简单粗陋的理解，得出“东海一枭说五四之前中国的落后挨打该由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负责”之类荒唐结论，确实“匪夷所思”，只不过这“高沦”又是强加给“东海一枭之口”的，后面连珠炮般的责问全是似是而非无的放矢。至于把“不能因此就把中国落后的原因一股脑儿地栽在中华文化头上”简化成“不要把中国落后的原因推给儒家”，等于公开作弊。如此种种，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样做批判文章，还有什么学理可言！

三
翟文曰“这些说法也不是东海一枭的发明，他的前辈儒家早就说过，没有几个人当真，倒是有更多的人相信鲁迅和胡适大骂儒家的话，毕竟引领思想界前进的，不是熊十力、牟宗三、梁漱溟这些人，而是思想界公认的先驱——鲁迅和胡适。”

鲁迅和胡适固然不无思想，但与熊十力、牟宗三这些大师相比，无论才识道德，皆望尘莫及，却成了思想界公认的先驱；关于中华文化的优秀，关于中华文化的复兴，关于中华文化与民主自由可以相通等等问题，前辈儒家早就有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居然“没有几个人当真”，这恰是时代的悲哀，中华民族的悲哀！

胡适也罢了，虽于中国文化浮皮浅尝，对西学毕竟有所通，鲁迅则于中西文化皆远未入门，居然也成为“思想界公认的先驱”，学风世风可知矣。正如李敖说的：鲁迅反对议会政治，那是民主吗？连基本的民主结构都不懂，这样作为思想家是不及格的。

又，翟鹏举把“孔孟的话”与“共产主义者说的话”相比较，认为两者都有嘉言，都不可信。不知马列学说与儒家学说核心部分不同，根本性质不同，岂能相提并论？

儒家倡仁政王道孝道恕道和谐中庸，马列倡阶级斗争大义灭亲，儒家以民为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马列为意识形态的政党以党为本，党为贵，国家次之，民为轻；儒家政治正心诚意，以德为本，马列政党以权为本，巧言令色，把道德当作维护特权的手段和“修理”民众的工具；儒家尊重民意，和而不同，马列政党压制舆论，一统思想；儒家敬天畏命，马列政党轻视自然规律；儒家讲中庸，马列政党走极端…处处相反和对立。对于特权（君主党权），前者是良性抑制，导向善政仁政，后者是恶性怂恿，推向恶政暴政。

人间地狱是马列文化反文明反民主的主流、马列政党物化堕落的本质造成的。马列们虽然也说了些很富有理想主义和民主自由色彩的话，但那些话与马列学说的主流和本质是矛盾的，充满虚伪欺诈性，在以马列为意识形态的政权中不具备任何实践性，不象孔孟言论，仁宅义路，内圣外王，真诚圆融，一以贯之，而且在传统政治实践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贯彻，并非“虚情假意”、自相矛盾的马列式“美言”可比。

王国曹操说，如果没有他，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我学句舌：如果没有孔孟学说的引导，没有仁义道德的制约，中华历史不知多增加多少黑暗和血腥！

四
翟鹏举即然知道老枭“反共产党专制很坚决，也很勇敢”，知道我“是既宣扬儒家，又宣扬自由民主人权，致力于儒学和西学的沟通，为民主寻找文化之根”，就该知道我“大肆宣扬”的儒家，绝非维护现代专制的小儒学伪儒学，嘲弄反对何为？难道民主自由就不可以在民族文化中寻根？

新儒家唐君毅早已指出：今之言中国宜有西方科学与民主政治者，多出浮慕西方文化之有此。既罕能极深研几，就义理当然处说，尤罕能探本溯源，自中国文化历史发展中本身所遭遇之问题说（唐君毅《中国历史之哲学的省察---读牟宗三先生［历史哲学］书后》）熊十力也说过，东方文化其毒质至今已暴露殆尽，然其固有优质尚待发扬。

翟君与多数自由主义学者一样，对儒学了解肤浅，误读重重，这里就不一一纠正了。即使如翟所言，儒学已落后于时代成为“无用之学”，但至少它不会比当初的基督教更落后吧？“基督教经过宗教改革，获得新生命”，为什么儒学就不可以经过文化更化而激浊扬清，从而获得新生命成为有用之学？退一万步说，就算儒学与西学、与民主你死我活绝对不可沟通，尝试一下何妨？民主政府必是宽容多元尊重民族传统历史传承的，民主人士却如此一根筋，真可悲也。


大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我相信，对儒学“没有几个人当真”的凄惨局面也很快会得到根本的改变，抗拒民主的的反动力量逐渐衰微，儒学汲纳民主、制度中华的时代正在大踏步到来。我相信儒学的力量，相信人性的力量、真理的力量和时代大势的力量！

五
翟曰：“自由主义者因当务之急多不愿与之争论，任不寐之不愿与他儒基对话，不是怯阵，而是好意给台阶。”我想，任不寐听了这些话会脸红的。真理虽难言绝对客观，但相对的理论是非、思想优劣、境界高下的标准还是存在的，仅靠虚张声势强辞狡辨或者东拉西扯转移视点，纵然“很雄辩”，虚火而已；以“行文气势压人”其实是压不住人的，压得了矮人压不了高人，压得了辩论对手压不了天下人。

我依据中华文化的义理批评任不寐的的文章《道德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化灾民任不寐》、《任不寐，我想领你回家！》等，一搜就出来，我批判一些自由主义者的文章也都贴遍江湖，谁如不服，对准了开炮即可，用不着给我台阶下。就算任不寐“好意给台阶”，难道广大读者全都是不知事理、不辩高下、不明是非的糊涂虫？或者，广大基督徒和自由主义者全都毫无“护道”求真之精神，都大方到愿意牲牺信仰、牲牺真理来“成全”老枭？

另外，很多人喜欢主动挑战，向我叫阵，可惜矛头指向的多数是我的影子甚至是另外一个与我毫无关系的“我”。例如芦笛，在论战中最擅长“栽赃嫁祸”之术，大量伪造虚构我的见解和观点。近见芦文《“东海一枭现象”的出现说明了什么？》打开一看，原来是他将几篇旧作合在一起换了个标题重新推出，其中除了被我驳得千疮百孔的“芦笛思想”，还有许多伪造的“东海言论”，甚至还有早已说明和驳斥的谣言谎言。对这类重复打来的下流炮，老枭如果答理，实在是脏了我的英雄笔！

翟鹏举通过《自由圣火》《向东海一枭开一炮》，一样没对准。但与芦笛故意“栽赃嫁祸”、恶意丑化对手不同，应属理解误差，且反映出来的问题比较普遍，故回击之。不论翟鹏举本人如何，世间总有些可教的孺子值得费心。
2007-2-1东海一枭

首发《自由圣火》2.7网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翟鹏举：向东海一枭开一炮
(首发稿)
作者 : 翟鹏举,
發表時間：1/25/2007
东海一枭是我敬佩的网络大家，他高考落第，全靠自学，学问比许多受过专业训练的专家教授高出许多。他反共产党专制很坚决，也很勇敢。文字也很有特色，读他的文章不需看他的名字，这些都是我所佩服的。他近年来，大肆宣扬儒家，以儒家的是非为是非，又让我小看了他。
我注意到东海一枭宣扬儒家跟他的先辈牟宗三、熊十力、梁漱溟这些人不同。也跟当前大陆“新儒家”蒋庆、陈明、王达三、唐晓光等不同。他是既宣扬儒家，又宣扬自由民主人权，他致力于儒学和西学的沟通，他为民主寻找文化之根，这是他比新老儒家高明之处。问题出在那里呢？出在他把儒家说得太过美好，认为儒家文化比西方的科学理性层次高，比自由民主层次高，也比耶稣基督精神层次高，还说儒家的王道政治，道德理想，大同世界，是中华文化的极致，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是终极真理。本来，这些说法也不是东海一枭的发明，他的前辈儒家早就说过，没有几个人当真，倒是有更多的人相信鲁迅和胡适大骂儒家的话，毕竟引领思想界前进的，不是熊十力、牟宗三、梁漱溟这些人，而是思想界公认的先驱——鲁迅和胡适。现在东海一枭又重弹前辈儒家的呓语，又有几个人会听呢，难怪他要感到孤独无助了。
我还注意到东海一枭推崇儒家，最爱引用孔孟的话。问题是我们判断一种学说在历史上的是非功过，主要不是看它说了些什么，而是看它做了些什么。如果后人研究共产主义，只引用共产主义者说的话：“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前提”，“废除剥削制度”，“砸碎精神枷锁”，“消灭三大差别”，一定会认为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可二十世纪的实践证明，它是人间地狱。对儒家也应作如是观，即不应只看它说了些什么，要看它实际做了些什么。儒家文化在历史上的实际作用就是维护皇权专制，对臣民进行精神奴化，所谓王道政治不仅从来没有实现过，反而成了皇权专制的遮羞布，这难道不是铁的事实吗？当然我也承认儒家道统对皇权有一定制约作用，但这种制约作用比起对皇权的护卫作用和帮凶作用来，要小得多，特别是当儒学成为国学与皇权接盟后，它的作用就越来越环。袁红冰说：“宋明之际，程朱理学的出现标志着儒学终于受到了符合专制政治要求的洗礼，从此之后，专制政治与儒学便结成了铁铸的政治同盟。儒学以崛起于最原始的血缘伦理中的道德说教，为专制政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专制政治则用铁与血的方式为儒学铸造思想之圣的王冠。”（《自由——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之魂》）

东海一枭说“王道政治”，“大同理想”是“终极真理”，更是大错特错。人世间那有“终极真理”，真理一“终极”，社会也就停止前进，自由也就死亡，生命也就完结。共产党把共产主义社会看做终极真理，很多人相信过，现在已没有几个人相信了。袁红冰说，自由，是绝对价值，但也不是终极真理，说儒学是终极真理，岂非笑谈？东海一枭还说，法治社会之上，必然会出现一个“德治社会”，在这个“德治社会”里，似乎人的心灵普遍净化，争当道德冠军，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人总是人性和兽性相伴而行，天使和魔鬼集于一身，与其把社会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勿宁把社会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前者常常是专制社会的信条，后者，则多是法治社会的依归。李泽厚把道德分为“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前者是对少数人说的，后者是对大多数人说的，就是看到“内圣”的局限性和道德理性的不可靠。林彪说：“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毛泽东说：“六亿神州尽舜尧”，全是骗人的鬼话。所以，东海一枭把“德治社会”看成是人类的最高理想，终极真理，说说是无纺的，真要实行起来，必然害人害己，贻患无穷。还是袁红冰说得好：“任何学说，即便是真理，一旦获得终极真理的桂冠，获得裁判思想的权威，它便立即沦落为真理的叛徒，和思想的行刑者。”
东海一枭还说“不要把中国落后的原因推给儒家”，不推给儒家推给谁呢？东海一枭推给马列主义。可马列主义统治中国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在这之前中国就落后挨打，该谁负责？东海一枭说，该由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负责。这样的高沦出自东海一枭之口，真是匪夷所思。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西方社会近两百年来的发展突飞猛进，民主制度的优越，有目共睹。吾国吾民自当学习，汲取其优势和长处，但不能因此就把中国落后的原因一股脑儿地栽在中华文化头上。恰恰相反，正是中华文华受亚西方马列文化深度摧残，正是秦汉以后儒家文化发展之路挫折不断，最后被‘五四’和文革强行中断，才导至我们的政治及其它相关方面越来越落后。我曾在《儒学，通往民主的最佳桥梁》中深刻指出：在以儒学为意识形态的历代王朝中，明清是专制程度最高的，思想受到了最严厉的钳制，道统受到了深刻的压抑，儒学受到了最严重的扭曲，其中的民本人本思想随着专制的加强而不断淡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形之下，儒学传统和以儒学为指导思想建设而成的文物典章制度对政统和皇权依然葆有一定程度‘导善”作用，而且，居然‘差点儿’就开出了宪政。如果不是晚清宪政的进程被辛亥革命中断，假以时日，中国当可因清政府的自救行为而迈向宪政之路。”（《基督不是自由的妈——兼论儒家的早熟和先进》）
还不见有人这样肆无忌惮地讲儒学的优越性。大清帝国在国力不振、西学东渐的内外压力下，企图作一点改良，就会走上有多党制的宪政民主？与皇权紧密结合的儒学，在无现代化大生产的背景下，居然能催生现代民主制度——宪政民主，这不是天方夜谭吗？结束了皇权专制的辛亥革命居然成了中断宪政进程的罪魁；引进科学与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居然成了中断宪政进程的祸首，这样做儒学的翻案文章，还有什么学理可言！马列主义是应该反对的，但把中国的落后挨打，归因于马列主义也是找错了门道。让我还是引用自由文化运动的开拓者袁红冰的话：“民族历史命运的失败，归根结蒂是民族文化的失败。作为精神专制者的儒学，应该对中国文化的失败负责。今日儒学界要作的，不是扮演现代中国民族灵魂拯救者的角色，而是必须为中国文化的凋残谢罪——通过忏悔和自省向历史讲述中国文化失败的原因。那种试图把儒学再次奉为国学或国教的努力，是在重新钩筑囚禁自由人性的思想地狱。”我觉得袁红冰的话切合儒学的实际。
我知道东海一枭很雄辩，行文尤擅以气势压人，自由主义者因当务之急多不愿与之争论，任不寐之不愿与他儒基对话，不是怯阵，而是好意给台阶。我觉得要批评基督教，至少得看看文化基督徒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基督教经过宗教改革，获得新生命；儒学任你梳妆打扮，总是老面孔。我写此文的目的，也不是想和谁争论，我只是替东海一枭惋惜，东海一枭写其他文章，语言鲜活，早已名满天下；一拜倒在孔孟门下，以儒家道统的掌门人自居，文掌就了无新意，以有用之才投入无用之学，人生苦短，能不悲哀乎！我还能说什么呢，说中华文化复兴之路，是返回孔孟？说人类文化的希望和归宿，是回归儒学？我乐意听，但说不出口 ，没有比这更蠢的蠢话了！
首发《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