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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逃悖论的女性抵抗
— 关于朱晓玲的《回归秋里》《寻梦》《冬日的季风》

周政保

其实，朱晓玲近年发表的小说远不止这三部（篇），如分别刊载于《十月》、《中国作家》、《长江文艺》的《秋恋》、《大漠》、《太阳在窗外》等，都是值得一读的作品。我之所以要把《回归秋里》（《天津文学》1993、8期）、《寻梦》（《长城》1995、5期）、《冬日的季风》（《中国作家》1995、6 期）放在一起谈论，那是因为这三部（篇）小说拥有某些相同通或近似的特色，且便于诠释作家的潜力或创造性。

实事求是地说，朱晓玲还不能算是中国最富创造力的小说家——当然，谁是中国最好的小说家，也是难以排例或根本诉说不清楚的事情。但朱晓玲小说创作的独特性，却是不难感受到的——她的想象力，主要穿梭游弋于人难以传达的感情世界。尤其是那种稳秘的、处于朦胧或萌动状态的心理领域。她不回避“性”，但又极少或几乎看不到赤裸裸的、充满诱惑的刺激性描写。因而，与其说是性的描写，还不如说是“性”心理的揭示——在朱晓玲的心目中，性或性心理揭示，乃是传达生活及人的精神状态的永远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朱晓玲的小说叙述是相当写实的，也是相当合乎生活逻辑的。但她的“写实”是属于那种“心理体验”的“写实”，显得逼真而颇能揭示人的生存状态的内在性。或者说，小说所展现的“心理体验”，其本身就是一种真实的精神风景。不言而喻，朱晓玲这种富有“心理体验”色彩的小说方式，绝非某种模式的套用，而是一种源自生活的本相记录，其独特之处也仅仅是以“心理体验”的叙述形态，重现了人的精神或人的情感的原生模样。这里应该澄清的是，所谓“心理体验”，仅仅是一种阐释生活的方式，或一种传达人的精神景况及感情变化的小说手段，而绝非或一定是作家本身的生活亲历。因为描写什么就得亲历什么的创作路数，终究是一种低级原始的状态；小说家的主要途径是想象与虚构。而小说所传达的“心理体验”，只能是作家精神碰撞生活的结果。朱晓玲的小说大都以第一人称叙述，作为传达方式，无疑可以因为“倾诉”的姿态而达到亲近读者的艺术效果。但这种选择仅仅是小说修辞学的手段和技巧而已。

朱晓玲小说中的精神现象及感情生活，大都显现出一种被扭曲的走向，而人性的冲突与抵抗，也就构成了作品的主要描写内容，或“心理体验”的最为显著的传达底蕴。《寻梦》的主人公是被冷漠、被欺凌的女性，她之所以不由自主地跌入婚外恋的旋涡，那是因为她的人格或作为女人的尊严受到沉重而琐碎的打击。她是女人，她需要感情的抚慰，需要爱的呼应，需要生命旅途上的温馨与相助，然而，这一切早已在她的生活中荡然无存。于是她开始了迷惘中的“寻梦”。但瞬间的虚幻和生活的残酷很快粉碎了她所希冀的朦胧之梦。

而《冬日的季风》的故事——如果能被称为故事的话，几乎都是在“心理体验”的过程中完成的。而且让人感觉到叙述者无意于诉诸一个完整的故事——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私生女，被歧视、被无情凌辱的境遇是凄憷悲凉的，也是令人同情的。但无援而残缺的生存状态，却造就了她“寻父”与“仇父”的特殊情结。作为人性的抵抗，虽变态而不能说有罪。但对于世俗道德秩序的挑战，又不能不使她吞噬精神的苦果——就如她的牙根出血，既无原因，亦无治疗的良方，是痛苦也只能任其自然。《冬日的季风》是一部没有“结尾”的中篇小说，但经由主人公逐步展现的“心理体验”，也通过作家步步为营的“点拨”，结局便可由读者的想象来完成。实际上，主人公的结局或故事的是否完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读者已经感受到了一种精神或感情状态的事实，那就是人性是成为人性的：人性之所以是人性，是因为人的生存境遇养育及最终完成了人性的缘由；人性的遗传是强大而深厚的，而人性的融入社会之后的遗传却显得更为深厚而强大；人性是社会的，这一结论确凿无疑但最终扼杀与扭曲人性的恰恰仍然是社会。当然是那种无情的、反人性的、炫耀着道德光环的、传统的或新生的社会陋习。

至于那篇《回归秋里》，倒是一个动人而遗憾的故事——故事本身关不新鲜，但因了它所发生的背景是那个无比荒唐的时代，所以也就有了特别的意义，还是那样的主题，即美丽的人性是如何被丑陋的社会力量扭曲与摧毁的。这也是一个经由“心理体验”而展现的凄凉苦涩和故事。如果说，《寻梦》与《冬日的季风》所讲述的是人性抵抗的故事，那么《回归秋里》则是一个因懵懂而导致人性投降的故事，一个因不由自主屈从“时尚”而铸就终生遗憾的故事。当然，故事的“意眼”并不在于青春萌动的心理描写，而在于是谁或怎样的精神惯性，导演了主人公的懵懂及人性的投降。

朱晓玲的小说主人公几乎是一律的女性，以所谓“女性文学”的概念来阐释这些小说是最合适的。因为这些小说中的女性基本上都处在妇女命运的悖论之中。以世俗眼光观照，这些女性——如《寻梦》中的小微、《冬日的季风》中的伊洁、《回归秋里》中的雪儿，她们的精神状态及感情生活大抵处在被扭曲的境遇中。因而在行为及心理走向方面，或多或少地有点儿相应的荒唐，乃至越出了传统道德的规范（雪儿则表现为对人性的违背，于是在结婚10年后还眷恋着她的初念者）。然而，换一个角度审视，倘若她们不反抗、不越轨、甚至灭绝自己的欲念及对梦想的追求，一切固守或听凭命运的安排，她们的精神状态和感情生活就正常健全了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也正是如此，我们不难感受到女性命运的疼痛与尴尬；她们无奈地处在两难的生存景况之中。作者既同情“我”，也怜悯“她”，而且对她们的无奈作出了无情而真实的安排。譬如《寻梦》：“这之后不久，小微坚决同丈夫离了婚。那时节，骁驰已经携了他的妻子远走高飞到香港做生意去了……骁驰走的时候并没来看小微，也没给小微留下只言片语……”；又如《回归秋里》的最后是：“出了村子没走多远，雪儿同一个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服的中年男子擦肩而过，而后各自朝着要走的方向消失在暮色苍茫之中……”；只有《冬日的季风》中的伊洁略有例外，作者设置了一个让读者猜测想象的结局。但无论如何，伊洁的命运不存在必然的转机。这一切，便是渗透在小说叙述中作者之于生活的态度。

其实，女性主人公最终命运如何安排在这里显得并不重要，对于小说来说，重要的是人物的“心理体验”的具体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已经揭示了这些独特女性命运走向——那就是不会停歇的尴尬与无奈，那就是继续进行冬日季风中的孤独的寻梦，而能否寻到则是另外的寓意层面了。如此也可以看出，朱晓玲的小说描写，虽大都是从女性个体的细微隐秘之处切入，但视野却落脚在了悠远而古老的命题上，那就是人的生存状况，女性的生存状况。这是一幅幅人性的风景画，我们不仅可以看见其是的形态，线条与色彩，而且可以感受到一种画外之意、一种沉寂中的抗议，一种凄苦的独行者的足迹声，一种冷寂而热切的、不仅仅属于女性的感叹与呼喊！

我想，独特的朱晓玲自有其无可替代的前景，因为小说的任何一丁点辉煌，都是与独特相关。


周政保：文艺批评家，八一电影制片厂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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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是，我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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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逃悖论的女性抵抗
— 关于朱晓玲的《回归秋里》《寻梦》《冬日的季风》

周政保

其实，朱晓玲近年发表的小说远不止这三部（篇），如分别刊载于《十月》、《中国作家》、《长江文艺》的《秋恋》、《大漠》、《太阳在窗外》等，都是值得一读的作品。我之所以要把《回归秋里》（《天津文学》1993、8期）、《寻梦》（《长城》1995、5期）、《冬日的季风》（《中国作家》1995、6 期）放在一起谈论，那是因为这三部（篇）小说拥有某些相同通或近似的特色，且便于诠释作家的潜力或创造性。

实事求是地说，朱晓玲还不能算是中国最富创造力的小说家——当然，谁是中国最好的小说家，也是难以排例或根本诉说不清楚的事情。但朱晓玲小说创作的独特性，却是不难感受到的——她的想象力，主要穿梭游弋于人难以传达的感情世界。尤其是那种稳秘的、处于朦胧或萌动状态的心理领域。她不回避“性”，但又极少或几乎看不到赤裸裸的、充满诱惑的刺激性描写。因而，与其说是性的描写，还不如说是“性”心理的揭示——在朱晓玲的心目中，性或性心理揭示，乃是传达生活及人的精神状态的永远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朱晓玲的小说叙述是相当写实的，也是相当合乎生活逻辑的。但她的“写实”是属于那种“心理体验”的“写实”，显得逼真而颇能揭示人的生存状态的内在性。或者说，小说所展现的“心理体验”，其本身就是一种真实的精神风景。不言而喻，朱晓玲这种富有“心理体验”色彩的小说方式，绝非某种模式的套用，而是一种源自生活的本相记录，其独特之处也仅仅是以“心理体验”的叙述形态，重现了人的精神或人的情感的原生模样。这里应该澄清的是，所谓“心理体验”，仅仅是一种阐释生活的方式，或一种传达人的精神景况及感情变化的小说手段，而绝非或一定是作家本身的生活亲历。因为描写什么就得亲历什么的创作路数，终究是一种低级原始的状态；小说家的主要途径是想象与虚构。而小说所传达的“心理体验”，只能是作家精神碰撞生活的结果。朱晓玲的小说大都以第一人称叙述，作为传达方式，无疑可以因为“倾诉”的姿态而达到亲近读者的艺术效果。但这种选择仅仅是小说修辞学的手段和技巧而已。

朱晓玲小说中的精神现象及感情生活，大都显现出一种被扭曲的走向，而人性的冲突与抵抗，也就构成了作品的主要描写内容，或“心理体验”的最为显著的传达底蕴。《寻梦》的主人公是被冷漠、被欺凌的女性，她之所以不由自主地跌入婚外恋的旋涡，那是因为她的人格或作为女人的尊严受到沉重而琐碎的打击。她是女人，她需要感情的抚慰，需要爱的呼应，需要生命旅途上的温馨与相助，然而，这一切早已在她的生活中荡然无存。于是她开始了迷惘中的“寻梦”。但瞬间的虚幻和生活的残酷很快粉碎了她所希冀的朦胧之梦。

而《冬日的季风》的故事——如果能被称为故事的话，几乎都是在“心理体验”的过程中完成的。而且让人感觉到叙述者无意于诉诸一个完整的故事——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私生女，被歧视、被无情凌辱的境遇是凄憷悲凉的，也是令人同情的。但无援而残缺的生存状态，却造就了她“寻父”与“仇父”的特殊情结。作为人性的抵抗，虽变态而不能说有罪。但对于世俗道德秩序的挑战，又不能不使她吞噬精神的苦果——就如她的牙根出血，既无原因，亦无治疗的良方，是痛苦也只能任其自然。《冬日的季风》是一部没有“结尾”的中篇小说，但经由主人公逐步展现的“心理体验”，也通过作家步步为营的“点拨”，结局便可由读者的想象来完成。实际上，主人公的结局或故事的是否完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读者已经感受到了一种精神或感情状态的事实，那就是人性是成为人性的：人性之所以是人性，是因为人的生存境遇养育及最终完成了人性的缘由；人性的遗传是强大而深厚的，而人性的融入社会之后的遗传却显得更为深厚而强大；人性是社会的，这一结论确凿无疑但最终扼杀与扭曲人性的恰恰仍然是社会。当然是那种无情的、反人性的、炫耀着道德光环的、传统的或新生的社会陋习。

至于那篇《回归秋里》，倒是一个动人而遗憾的故事——故事本身关不新鲜，但因了它所发生的背景是那个无比荒唐的时代，所以也就有了特别的意义，还是那样的主题，即美丽的人性是如何被丑陋的社会力量扭曲与摧毁的。这也是一个经由“心理体验”而展现的凄凉苦涩和故事。如果说，《寻梦》与《冬日的季风》所讲述的是人性抵抗的故事，那么《回归秋里》则是一个因懵懂而导致人性投降的故事，一个因不由自主屈从“时尚”而铸就终生遗憾的故事。当然，故事的“意眼”并不在于青春萌动的心理描写，而在于是谁或怎样的精神惯性，导演了主人公的懵懂及人性的投降。

朱晓玲的小说主人公几乎是一律的女性，以所谓“女性文学”的概念来阐释这些小说是最合适的。因为这些小说中的女性基本上都处在妇女命运的悖论之中。以世俗眼光观照，这些女性——如《寻梦》中的小微、《冬日的季风》中的伊洁、《回归秋里》中的雪儿，她们的精神状态及感情生活大抵处在被扭曲的境遇中。因而在行为及心理走向方面，或多或少地有点儿相应的荒唐，乃至越出了传统道德的规范（雪儿则表现为对人性的违背，于是在结婚10年后还眷恋着她的初念者）。然而，换一个角度审视，倘若她们不反抗、不越轨、甚至灭绝自己的欲念及对梦想的追求，一切固守或听凭命运的安排，她们的精神状态和感情生活就正常健全了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也正是如此，我们不难感受到女性命运的疼痛与尴尬；她们无奈地处在两难的生存景况之中。作者既同情“我”，也怜悯“她”，而且对她们的无奈作出了无情而真实的安排。譬如《寻梦》：“这之后不久，小微坚决同丈夫离了婚。那时节，骁驰已经携了他的妻子远走高飞到香港做生意去了……骁驰走的时候并没来看小微，也没给小微留下只言片语……”；又如《回归秋里》的最后是：“出了村子没走多远，雪儿同一个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服的中年男子擦肩而过，而后各自朝着要走的方向消失在暮色苍茫之中……”；只有《冬日的季风》中的伊洁略有例外，作者设置了一个让读者猜测想象的结局。但无论如何，伊洁的命运不存在必然的转机。这一切，便是渗透在小说叙述中作者之于生活的态度。

其实，女性主人公最终命运如何安排在这里显得并不重要，对于小说来说，重要的是人物的“心理体验”的具体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已经揭示了这些独特女性命运走向——那就是不会停歇的尴尬与无奈，那就是继续进行冬日季风中的孤独的寻梦，而能否寻到则是另外的寓意层面了。如此也可以看出，朱晓玲的小说描写，虽大都是从女性个体的细微隐秘之处切入，但视野却落脚在了悠远而古老的命题上，那就是人的生存状况，女性的生存状况。这是一幅幅人性的风景画，我们不仅可以看见其是的形态，线条与色彩，而且可以感受到一种画外之意、一种沉寂中的抗议，一种凄苦的独行者的足迹声，一种冷寂而热切的、不仅仅属于女性的感叹与呼喊！

我想，独特的朱晓玲自有其无可替代的前景，因为小说的任何一丁点辉煌，都是与独特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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