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蔣品超

祝大家感恩節快樂﹗﹗

我這裡是感恩節了
可是有朋友已經過完
你們已經開始過平常的日子
我卻剛呆進一個盛大的節日
在盛大的節日裡
我向著你們平常的日子
我說
節日快樂
2004/11/25洛杉磯

<发现“幻象思维”>
——编辑时注：此文是我在网络曾大力宣导的一篇。它从实践与理论上深入解说了中国诗坛乃至文坛对“解构”现象的认识的不確切。有朋友曾赞扬说：此一发现其意义不亚于当年王蒙们对盛行海外的“意识流”观念的引进。

这是我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应该是九一或者九二年，就发现的一件事，多年来它早已成为我写诗为文的常识，融进了我的血液，就象每日所呼吸的空气一样，几乎已经忘了，只有偶尔同朋友们私下聊天时会将它提起。尽管当年一时兴奋写过一堆所谓论证的文字（原文注：单纯就人——自然人素质在思维素质的提高而言，这一发现其意义真的太重大。老实说如果我不是发现并接受了这一发现，而按这发现之后自己所设计的训练思维的方法去做，到今天我可能也很难写出自己满意的文字），后来因为人们可以了解的原因这些文字也给弄丢了。唯一一次在公开场合谈起，是在伊沙，在我在《诗江湖》贴出我《致中国》一诗后，他跟贴了他的《跟祖国抒抒情》，有人谈到在感觉上诗情绪流动的快慢，撩起他谈到他的所谓“制涩” 理论时，我说他是生造词头，我告诉他：“这其实不是什么新的或独特的发现，这是每个写诗者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我也早知道，并写过这方面的文字，我把它叫情绪舒展或扩张”（原文注：大意）。当时我顺便告诉他，我不止发现这些，我还发现“幻象思维”，因“幻象思维”而起，为训练自己我曾有过“破竹”理论，“诗势”理论等等。当然网络论坛如果以是否具备发表性的权威而论，这点争论其实应该也是私下的。

现在中国诗坛，人们在赏诗写诗时在大谈“解构”，大谈解除意象，丧失意义（原文注：还有其他类似说法，林林总总，无非为引人注目变了几个新奇的词字），甚至把这些当成是写好诗欣赏好诗（原文注：指现代诗）的前提，看趋势几乎已形成一种一致的快让所有人接受的定论，他们似乎要把这当成一种观念来强加于人，要人们去以观念的方式来实施，就象当年“破四旧”“搞四清”的政治运动一样，他们以为这又是一种涉及形而上涉及意识形态涉及思想正确与反动的新理论，其实这是错的！这里所说的“解构”应该是与我在狱中所发现在《诗江湖》与伊沙们所谈到的而且自己曾制定并努力按此方法训练自己写作的“破竹”理论有些接近，但又大有区别。显然“解构”所说的应是努力将某些固定化的“词语”“句式”，某种约定俗成的“语义语境规则”，甚至思维模式拆开然后按自己的创作愿望重组。因为涉及到解散重组约定俗成的东西，而解散重组的这些想法又是经过很多人东琢西磨拿出来的一套，很不系统，因而给一些好大喜功爱搞新奇走极端的人们有了许多缝隙——你既然能走到这里，我们要比你走得更远，即使远到是一种错误，错误也是一种现象，是现象就会引人关注，总比受憋在你们的影子里要好。于是无穷无尽泛化到丧失意义丧失感觉丧失逻辑丧失修饰等等，这实在是一种错误（原文注：这样下去我们的文章和诗到底是什么，成了什么？成了一堆真正的没人愿要的垃圾！他们会说我们就是要这样子。那么就是要这样子，那你们作诗为文的初衷是什么？这是强词夺理）！这不止是在所谓“解构”上走远者的错误，就其实，之初发现“解构”现象者们本身就只是看到了一些文字所显现的表象。

中国人爱搞运动！学术界，文字界都一样！不去作深入扎实的研究，或者他们的能力还没能让他们深入到这步！ “解构”观点提出者，他们只看到了某些成功诗文在某种情况下拆散原来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则”而给人的更优良的阅读刺激的一面，于是他们就仅只抓住它们‘拆散原来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则”’这一点，以此认定并强调它的“解构”性，他们没有看到拆散和重组这些约定俗成的东西其实不是孤立的，有着很深的他们看到的表象之外的其他更重要的渊源：一是单篇诗文自身行文的独特内在本质，一是单篇诗文的行文与诗文写者的思维模式之间关系密不可分。当然归根结底来说应该是诗文写者的思维模式！这里中国文章评论界与写作界大事谈论的所谓“解构”其实指的就是我所说“幻象思维”的外化形式！

所谓“幻象思维”它是指界于“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之间的另一种我们应该审慎而清醒的去面对的一种思维，它至今还没有被人们谈起。它有别与“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但又依赖于此两种思维，它是“形象”和“抽象”同时进行着的思维，相对“形象思维”它有一定的理性色彩，相对于“抽象思维”它不够理性形象松散的一面强烈。它似乎是人们常识中的“意识流”，但决不是“意识流”。“意识流”是无序的，没有指向性，它有！“意识流”没有一种运动中存在的“势”，或者这种“势”其实存在却因为它只是“意识”——“形而下”的“意识”，接近“潜意识”之态被紊乱无序所中止（原文注：所谓“势”，它是指必然的，静止中动性的，是过程中存在的一种“能”，是一种逼迫，但又是无动能的逼迫。这就是我在很多年以前在汉阳牢狱时写出过的诗歌理论——“诗势”理论的基础。“诗势”，即一首诗存在着“情势”，“理势”，“韵势”。“势”少则薄，“势”厚则臃，无“势”则无诗），它有，且不被中止！“意识流”是来即来去即去，不具备稳定性，它不是，它会有一个来去的过程。“意识流”是“睡眠”的，是一种不自觉性，这是它与“形象思维” “幻象思维” “抽象思维”，也就是说与“思维”本质的不同。“幻象思维”与“意识流”形似之处在于它是“有序之中的无序”。

如果理解了“幻象思维”，对于我批说当下人们高叫的“解构”其实只是对单篇，单节，乃至单句的表面认识之说就不难理解了。“幻象思维”对于文字写作者来说，就象“形象思维”对于画家，“抽象思维”对于哲理家一样重要，甚至在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中“幻象思维”是比“形象思维”“抽象思维”使用更为广泛的一种思维，除非一个人永远是婴儿，或者永远是埋头在案的爱因斯坦。在生活中，我们很多情况下指说人们的三段论的思考方式其实是不准确的，更多情况下我们是直接用“形象”在思考，而在我们用“形象”进行思考的“当时”，我们其实是深具理性的，有很强的抽象特征在其中。一个很显著的情形是，有时我们在与人谈论一件事或一个人时，我们忽然忘记了这件事该如何“定义”，这个人的名字是什么，而我们明明记得其中的“细节”，这个人的长相与模样。我们接下去讲述时是在我们努力“记起”之后，而这个“记起”就明显在我们大脑里以特定的事或人的“形象” 通过了“弱理性”的鉴别，重组与衔接而形成了我们讲述的语言。而这种‘以特定的事和人的“形象” 通过 “弱理性”的鉴别，重组与衔接而形成我们讲述的语言’的过程就是我所说的“幻象思维”过程，是我们“清醒时的幻象”。而文字写作者以形象产生语言的思维，就其实与这种思维等同（原文注：或者更密集更多于这种思维），是“清醒时的幻象思维”！它与画家以图景形象产生图景形象音乐家以声音形象产生声音形象的思维，与哲理家以语言逻辑产生语言逻辑的思维迥然不同。

现在中国诗坛大谈“解构”，就是有人发现了我们的诗作中太多有别于从前的诗作过重理性思维（原文注：如北岛的诗）和过重形象思维（原文注：如郭沫若声音形象强烈的诗，艾青图景形象强烈的诗）的特点而提出的。这些诗作在它被创作的过程中其显现的“形象”（原文注：接近意象，又不等同传统的意象）不再象从前只是被“粗暴”地经过了“强理性”或者“强形象” 的处理，而是以界于“理性”与“形象”之间的“弱理性与弱形象” 的“鉴别，重组与衔接”。这里我应该高分贝的强调：这是当代中国人们的思维在进步，抑或说这是当代中国人们的思维特点发生了变化！变化的特点是不再如从前或过于单一的“理性”（原文注：这里所说的“理性”是纯粹原始意义上的“理性”，不是指在生活中的“理性”），或过于单一的“形象”（原文注：可能就是感性）。

于坚因为从自己的创作体验中意识到了这些“形象”的被“强形象”的一面，于是他说当下的诗具有“史料与证据”的性质，杨春光因为在自己的创作中体会到了其被“弱理性”的一面，于是强调走向极端的“解构”——丧失“形象”的一切。就其实，他们都只看到了局部，他们没有看到“幻象思维”的特点在当代中国诗歌中正在被全面启动。于坚因为在其写作实践中，对于“强形象”的思维训练有加，因而写出了其拳头之作《尚义街6号》，而“弱理性”的思维训练不足，因而其《对一只乌鸦的命名》流于了文字游戏。杨春光因为其“弱理性”的工夫上乘，因而其《大雁塔》成为了其精品，而“强形象”的能力稍逊，因而至今我尚在寻找其“强形象”之作。在这里我必须举出我的作品，不是为了别的，关键是清醒自己的能力。我的《生死谈》应该是属于 “强理性”的佳篇，《流星》则是“弱理性”的佳篇，《那一年》则是“强声音形象”“强理性”的，《呼唤英雄》《江南》是 “强理性”“强图景形象”兼备，而《梅》是“弱形象”之列，《傻事》则属“强形象”。——记住：这里所说的“理性”既不是生活中所说的理性，更不是哲学书籍中所定义的“逻辑”！无论怎样，这些都是在“幻象思维”下过苦功的结果。
“幻象思维”是一个我们还没有清醒意识但务必我们努力正视的课题，对于一个渴望在文学创作上能有自己建树的人，在“幻象思维”上的训练，应该异于常人才可奏效！对于正仍止于高谈文字表面显现的所谓“解构”现象的中国诗坛乃至文坛，务必大喝一声：请重视“幻象思维”！
2004/1/31 洛杉矶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