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运涛]

我大学有个相当要好的同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通县工作。我在毕业之后的第五年，有了一次去北京出差学习的机会，就到通县找他，一起开怀痛饮，然后一起趁着夜色走到了西海子公园，他知道我对历史陈迹很感兴趣，所以带我去那里凭吊一位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思想家。
西海子公园位于北京通县西海西街，距市中心二十公里。通州旧城内原有东、西二海，据传说东、西二海是建造燃灯塔时掘土而成。东海子后被填平，只留下西海子。其南北长两百米，东西宽一百米，一九三六年曾辟为“西海子风景区”，栽花种树，建桥修亭，后来景区被毁。解放后，逐渐建成全县唯一的公园-人民公园。著名的燃灯佛舍利塔就坐落在公园之内，（因塔内藏有舍利而著称）该塔始建于南北朝北周时期，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唐朝以来，历代皇家都有重修，清康熙三十五年重修的燃灯佛舍利塔，塔高五十六米，周长四十四米，砖木结构，密檐实心，八面八角十三层，塔上共有二千二百三十二枚铜铃，轻风吹来悦耳动听，佛像四百二十四尊，砖砌于塔刹两层。古人曾有诗日：“一支塔影认通州”，燃灯佛舍利塔就是古通州的象征，一九八五年维修该塔时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公园并池为湖，中筑腰堤，水分南北，并建石桥一座，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眼镜湖。北湖中有湖心岛，岛上有玲珑小亭。海北山顶建有绿亭，山上花草茂密，绿树成荫。北岸利用城墙旧址营造假山，西北角建有儿童乐园，东北角便是“天下闻名李卓吾”李贽墓。
“生泉州、葬通州，千里羁身，奋斗精神垂史册”。
“撰《藏书》，著《焚书》，万言立论，革新思想耀文坛。”
这是全国李贽研究学术讨论会会场悬挂的一副对联，其上联点出李卓吾平生行为，下联是说他的不朽思想。墓坐北朝南，纵三十米，横十二米，占地三百六十平方米，背靠通惠河遗址上的林荫，面临西海子碧波孤岛，西与假山花木新亭骈置，东同凌云古塔并著幽燕。青砖宝顶冢，花池草带，傍墙而设，劲柏环植而滴翠；焦竑题碑，耸立在冢前，须弥座山墙碑楼，庑殿脊吻兽筒瓦，益显得肃穆高雅；循阶而下，绿荫蔽日，细草被地，东西两侧并列着初迁墓碑记与再迁铭志，其东一方是通州人民政府于一九五四年所立的，碑文为：“李卓吾名贽，泉州晋江人，明代学者，生于一五二七年（世宗嘉靖六年），卒于一六零二年（神宗万历三十年），寿七十六岁。生前著书立说，抨击六经刺孟，力反儒学名教之专制独断，招惹封建当道者的嫉恨，对其口诛笔伐，谣言中伤，最后以庄道狂禅罪名，逮捕入狱，被迫害而死。遗体由友人葬于通州城北马厂，因中央卫生部在该处购地修建，遂移葬于此，重建其碑，并附之以志，以名始末。”其西一方是通县人民政府于一九八三年所立的《重迁碑记》，碑文如下：“李卓吾墓一九五三年由马厂村迁至大悲林村南为加强管理方便群众观瞻于一九八三年十月再迁于西海子公园。”二碑之前居中一碑，碑文为：“一代宗师李卓吾先生之墓”，落款是“周扬敬题于一九八三年夏”，“四条汉子”之首的题字，更为名茔增色。
当代有学者开列四十种“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书籍”，其中赫然就有李贽的《李氏焚书》及《续焚书》，有人论及影响中国的一百部书，仍旧有《李氏焚书》及《续焚书》，李贽的思想无疑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一种，但实际上真正读过他书的人并不多，了解他事迹的人也有限。
我知道他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九七四年，“评法批儒”运动兴起，李卓吾先生被视为正面形象明代法家代表人物，虽然他不能算是法家，但他的生平事迹和学术观点得以宣传，我很喜欢他，我的所作所为很多与“自幼倔强难化”的他相象，都有些时代反叛精神。他死时朋友痛哭：“天乎！先生妖人哉！有官弃官，有家弃家，有法弃发，其后一著书老学究，其前一廉二千石也。”我没被人叫过“妖人”，但被称过“大神”、“大仙”，与“妖人”意思也差不多；我没有做官，早在毕业之时就弃了官；我想弃家走四方，但户籍制度严格得很难离开家乡去逍遥；我弃发则是有目共睹，在大学期间，我的知名度甚至盖过校长，其中就有剃着独一无二之光头的因素。我可以说是早就接触过他的名字，现在亲眼看到他的墓，回顾他一生事迹和不合于时的思想，感慨良多。
我的同学也很博学，我们能深入谈起李贽的话题。李卓吾名贽，号宏甫，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县人，生于明嘉靖六年，卒于万历三十年，享年七十六岁。做官与民同甘共苦，受廉仕黎庶所敬；强力任性，不墨守成规，甚至在政府办公室与和尚谈论信仰，在寺院中决断公事，著书问孔刺孟，指斥皇权，而遭权奸论敌所害。一生著述颇多，《藏书》、《焚书》为他的代表之作，对朝廷提倡的主流文化之“道学”，进行无情地揭露与坚决地批判，将道学先生们的虚伪性及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因而屡被迫害。如古人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就没有儿子，却不在意，更坚决不纳妾养二奶，也从不出入青楼之地潇洒走一回。他洒脱达观，不象传统的大多数国人般安土重迁，不坚持叶落归根，晚年到处依附于朋友，在湖北黄安客居耿子庸处时说：“吾老矣，得一二友以永日，吾乐之，何必吾故乡也！”
耿子庸死后，他在湖北省麻城县筑芝佛院居住，与和尚来往频繁，方式很奇特，并不是聚餐喝酒打麻将，整日坐在一起，互相之间并不怎么交谈，而只是读书，他们读书也不是用眼睛，而是真正地读，让一个人高声朗诵，其他人旁听。他没有出家，却剃光头发，独存髭须。因为观点不同，遭受了当地人的迫害而无法存身，去武昌投朋友刘东星，去云中投朋友梅国桢，去秣陵投朋友焦竑。但所住时间都不长，又回麻城，写了《藏书》、《焚书》，揭开官场“潜规则“的盖子，指斥那些所谓的道学家们名心太重，回护太多，“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全是为自己打算，“无一厘为人谋者”；说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实实在在，干啥说啥；有人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仁义道德的敲门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甚至说孔子也并非圣人，“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耕稼陶渔之人即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门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他说：“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他闪烁着真知灼见的著作，被推崇者称之为：“盖言语真切至到，文辞惊天动地。能令聋者聪，愦者明，梦者觉，睡者醒，病者起，死者活，躁者静，联者结，肠冰者热，心炎者冷，柴栅其中者自拔，倔强不降者亦无不意顺而心折焉。”正因如此，他必然要被统治者与“正统”卫道者视为“异端”，不断遭到打击。李贽深知其见解为世所不容，故预先将著作名之为《焚书》，意思是此书写出来就准备被焚的，以后也果然于明清二代多次遭焚烧，但却是屡焚屡刻，在民间广为流传。
他为朋友梅国桢写《孙子参同》。但梅国桢也同他一样与他人政见不合，以至有人烧了梅国桢借给他的住处，最终由他的好友通州人侍御马经纶接来通州，住在别业莲花寺，共同研讨学术，著成《九正易因》一书。次年，明神宗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之罪，将先生逮捕入镇抚司狱。在狱中，他作诗读书自如，视死如归。在《不是好汉》诗中道：“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要以死谏君，以死殉儒，以死蔑视道学家们！朝廷无法定他的罪行，以他年事已高，要勒令他回原籍。他在证明无罪之后，于狱讼已息之时，要狱卒给他剃发，夺薙发刀而自刭，气不绝两日才故。噩耗传出，通州鼎沸。据传，为与官府周旋，四城组织十二支送葬队，对付阻挠。当时詈声动地，悲声彻天。马经纶遵他的遗嘱，将他安葬在通州城北马厂村西迎福寺侧，冢高一丈，周植白杨百余株。
按照李贽生前之嘱，马经纶请翰林修撰焦竑题写墓碑名。但因次年马经纶也亡故，题碑未立。三十八年，清廉之官少司马汪可受至此吊祭先生，并立有《卓吾老子碑》。四十年，李贽小友詹轸光前来祭拜，见题碑石料弃置在草间，不胜悲痛，寻见马侍御的儿子马健顺，共将题碑树立，并且撰序一篇与吊诗二首，镌刻碑阴。清乾隆年间，汪可受立的碑已无去向，而詹轸光树的碑尚在。碑为艾叶青石所制，方首圆角无纹饰，方座也朴素无纹。身高二点五一米，正面中间纵刻“李卓吾先生墓”六个大字，系焦竑所题。浑厚遒劲。
一九一二年，马厂的穷苦村民以为贫困是李卓吾先生墓碑所致，在“马厂好，石碑倒”的谣传下，将题碑推倒，碑身断为三节。然而村民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九二六年，日本有位研究李贽思想的学者铃木至此祭扫，见到碑折在草莽之中，欲盗运回日本。通县县长张效良闻信禁止，并且下命复立，此碑添建硬山卷棚顶碑楼嵌往碑身，还在碑阴下端部位加刻简记。
他一生携妻女流离，死后骸骨也多次辗转，活着不被世人理解，死后也让村民认为有碍风水，这就是一代国学大师的真实命运，盖棺也不得安宁！招致生前死后毁誉的是他不泯的良知，他独到的思想。李贽博览群书，熟读诸子百家，敢于揭露道学的伪善，抨击孔孟之道并以独到的见解评价从战国到明末的八百多名历史人物，没有胆识者是万万不敢为的。
我们民族的文化，向来是多元化的文化，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共同组成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从来不是一枝独秀地唯我独尊，总有不同的声音发出，即使暂时被一种强权喜欢的文化观点压制，也会有人冒死表达不同的思想，李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之前著名的韩愈、苏轼其实也是这样的人，韩愈反对举国信佛的疯狂之举，苏轼反对皇帝支持的新法，都缘于独立的思考和对国家对人民的负责精神。实话实说，李贽抨击的孔孟儒学是孔孟他们死后数百年才被重视的，在孔孟活着的时候，孔孟的思想与时代也是格格不入的。即使这样，我们中国对于不同文化、不同思想的容忍程度，也远非西方可比，中世纪许多异端在西方都是残忍地被火烧死，而李贽只是被赶走，被发送回泉州老家而已，比起哥白尼、伽利略已经幸运多了。
对李贽墓和李贽本人的历史评价，正如建国之初，章士钊、陈垣、柳亚子等知名人士，联名写信给地方政府，并致函文化部，要求保存好李贽墓葬的信中说的那样：“像李卓吾这样一位有人民立场的思想家，是中华民族之光，他的遗骨和焦竑所题的墓碑有保存价值，且为传之永久”，“以这样一位伟大思想家来点缀园林，实足启发观众的观感，不仅为通县一隅生色，实为我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
傍晚的公园内，情侣散步者甚多，林荫道上人来人往，偶有二三青年从墓园前走过，在暮色中看碑文，表情很茫然，居然不知李卓吾何人也？
我与朋友相顾无语，他是通州人，颇有当年马经纶之风，要邀我住在他闲置的空房里，多长时间都行，再写一部当今版《焚书》也可以。我很感动他的义气，有这样的朋友真不虚此生，不由想起前人的一首《谒李卓吾墓》的诗：
半生交宇内，缘乃在玄州。
闽楚竟难得,佛儒俱不留。
世人同喜怒,大道任恩仇。
我亦寻知己,依依今未休。

[[运涛]]

我大学有个相当要好的同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通县工作。我在毕业之后的第五年，有了一次去北京出差学习的机会，就到通县找他，一起开怀痛饮，然后一起趁着夜色走到了西海子公园，他知道我对历史陈迹很感兴趣，所以带我去那里凭吊一位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思想家。
西海子公园位于北京通县西海西街，距市中心二十公里。通州旧城内原有东、西二海，据传说东、西二海是建造燃灯塔时掘土而成。东海子后被填平，只留下西海子。其南北长两百米，东西宽一百米，一九三六年曾辟为“西海子风景区”，栽花种树，建桥修亭，后来景区被毁。解放后，逐渐建成全县唯一的公园-人民公园。著名的燃灯佛舍利塔就坐落在公园之内，（因塔内藏有舍利而著称）该塔始建于南北朝北周时期，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唐朝以来，历代皇家都有重修，清康熙三十五年重修的燃灯佛舍利塔，塔高五十六米，周长四十四米，砖木结构，密檐实心，八面八角十三层，塔上共有二千二百三十二枚铜铃，轻风吹来悦耳动听，佛像四百二十四尊，砖砌于塔刹两层。古人曾有诗日：“一支塔影认通州”，燃灯佛舍利塔就是古通州的象征，一九八五年维修该塔时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公园并池为湖，中筑腰堤，水分南北，并建石桥一座，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眼镜湖。北湖中有湖心岛，岛上有玲珑小亭。海北山顶建有绿亭，山上花草茂密，绿树成荫。北岸利用城墙旧址营造假山，西北角建有儿童乐园，东北角便是“天下闻名李卓吾”李贽墓。
“生泉州、葬通州，千里羁身，奋斗精神垂史册”。
“撰《藏书》，著《焚书》，万言立论，革新思想耀文坛。”
这是全国李贽研究学术讨论会会场悬挂的一副对联，其上联点出李卓吾平生行为，下联是说他的不朽思想。墓坐北朝南，纵三十米，横十二米，占地三百六十平方米，背靠通惠河遗址上的林荫，面临西海子碧波孤岛，西与假山花木新亭骈置，东同凌云古塔并著幽燕。青砖宝顶冢，花池草带，傍墙而设，劲柏环植而滴翠；焦竑题碑，耸立在冢前，须弥座山墙碑楼，庑殿脊吻兽筒瓦，益显得肃穆高雅；循阶而下，绿荫蔽日，细草被地，东西两侧并列着初迁墓碑记与再迁铭志，其东一方是通州人民政府于一九五四年所立的，碑文为：“李卓吾名贽，泉州晋江人，明代学者，生于一五二七年（世宗嘉靖六年），卒于一六零二年（神宗万历三十年），寿七十六岁。生前著书立说，抨击六经刺孟，力反儒学名教之专制独断，招惹封建当道者的嫉恨，对其口诛笔伐，谣言中伤，最后以庄道狂禅罪名，逮捕入狱，被迫害而死。遗体由友人葬于通州城北马厂，因中央卫生部在该处购地修建，遂移葬于此，重建其碑，并附之以志，以名始末。”其西一方是通县人民政府于一九八三年所立的《重迁碑记》，碑文如下：“李卓吾墓一九五三年由马厂村迁至大悲林村南为加强管理方便群众观瞻于一九八三年十月再迁于西海子公园。”二碑之前居中一碑，碑文为：“一代宗师李卓吾先生之墓”，落款是“周扬敬题于一九八三年夏”，“四条汉子”之首的题字，更为名茔增色。
当代有学者开列四十种“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书籍”，其中赫然就有李贽的《李氏焚书》及《续焚书》，有人论及影响中国的一百部书，仍旧有《李氏焚书》及《续焚书》，李贽的思想无疑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一种，但实际上真正读过他书的人并不多，了解他事迹的人也有限。
我知道他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九七四年，“评法批儒”运动兴起，李卓吾先生被视为正面形象明代法家代表人物，虽然他不能算是法家，但他的生平事迹和学术观点得以宣传，我很喜欢他，我的所作所为很多与“自幼倔强难化”的他相象，都有些时代反叛精神。他死时朋友痛哭：“天乎！先生妖人哉！有官弃官，有家弃家，有法弃发，其后一著书老学究，其前一廉二千石也。”我没被人叫过“妖人”，但被称过“大神”、“大仙”，与“妖人”意思也差不多；我没有做官，早在毕业之时就弃了官；我想弃家走四方，但户籍制度严格得很难离开家乡去逍遥；我弃发则是有目共睹，在大学期间，我的知名度甚至盖过校长，其中就有剃着独一无二之光头的因素。我可以说是早就接触过他的名字，现在亲眼看到他的墓，回顾他一生事迹和不合于时的思想，感慨良多。
我的同学也很博学，我们能深入谈起李贽的话题。李卓吾名贽，号宏甫，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县人，生于明嘉靖六年，卒于万历三十年，享年七十六岁。做官与民同甘共苦，受廉仕黎庶所敬；强力任性，不墨守成规，甚至在政府办公室与和尚谈论信仰，在寺院中决断公事，著书问孔刺孟，指斥皇权，而遭权奸论敌所害。一生著述颇多，《藏书》、《焚书》为他的代表之作，对朝廷提倡的主流文化之“道学”，进行无情地揭露与坚决地批判，将道学先生们的虚伪性及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因而屡被迫害。如古人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就没有儿子，却不在意，更坚决不纳妾养二奶，也从不出入青楼之地潇洒走一回。他洒脱达观，不象传统的大多数国人般安土重迁，不坚持叶落归根，晚年到处依附于朋友，在湖北黄安客居耿子庸处时说：“吾老矣，得一二友以永日，吾乐之，何必吾故乡也！”
耿子庸死后，他在湖北省麻城县筑芝佛院居住，与和尚来往频繁，方式很奇特，并不是聚餐喝酒打麻将，整日坐在一起，互相之间并不怎么交谈，而只是读书，他们读书也不是用眼睛，而是真正地读，让一个人高声朗诵，其他人旁听。他没有出家，却剃光头发，独存髭须。因为观点不同，遭受了当地人的迫害而无法存身，去武昌投朋友刘东星，去云中投朋友梅国桢，去秣陵投朋友焦竑。但所住时间都不长，又回麻城，写了《藏书》、《焚书》，揭开官场“潜规则“的盖子，指斥那些所谓的道学家们名心太重，回护太多，“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全是为自己打算，“无一厘为人谋者”；说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实实在在，干啥说啥；有人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仁义道德的敲门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甚至说孔子也并非圣人，“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耕稼陶渔之人即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门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他说：“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他闪烁着真知灼见的著作，被推崇者称之为：“盖言语真切至到，文辞惊天动地。能令聋者聪，愦者明，梦者觉，睡者醒，病者起，死者活，躁者静，联者结，肠冰者热，心炎者冷，柴栅其中者自拔，倔强不降者亦无不意顺而心折焉。”正因如此，他必然要被统治者与“正统”卫道者视为“异端”，不断遭到打击。李贽深知其见解为世所不容，故预先将著作名之为《焚书》，意思是此书写出来就准备被焚的，以后也果然于明清二代多次遭焚烧，但却是屡焚屡刻，在民间广为流传。
他为朋友梅国桢写《孙子参同》。但梅国桢也同他一样与他人政见不合，以至有人烧了梅国桢借给他的住处，最终由他的好友通州人侍御马经纶接来通州，住在别业莲花寺，共同研讨学术，著成《九正易因》一书。次年，明神宗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之罪，将先生逮捕入镇抚司狱。在狱中，他作诗读书自如，视死如归。在《不是好汉》诗中道：“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要以死谏君，以死殉儒，以死蔑视道学家们！朝廷无法定他的罪行，以他年事已高，要勒令他回原籍。他在证明无罪之后，于狱讼已息之时，要狱卒给他剃发，夺薙发刀而自刭，气不绝两日才故。噩耗传出，通州鼎沸。据传，为与官府周旋，四城组织十二支送葬队，对付阻挠。当时詈声动地，悲声彻天。马经纶遵他的遗嘱，将他安葬在通州城北马厂村西迎福寺侧，冢高一丈，周植白杨百余株。
按照李贽生前之嘱，马经纶请翰林修撰焦竑题写墓碑名。但因次年马经纶也亡故，题碑未立。三十八年，清廉之官少司马汪可受至此吊祭先生，并立有《卓吾老子碑》。四十年，李贽小友詹轸光前来祭拜，见题碑石料弃置在草间，不胜悲痛，寻见马侍御的儿子马健顺，共将题碑树立，并且撰序一篇与吊诗二首，镌刻碑阴。清乾隆年间，汪可受立的碑已无去向，而詹轸光树的碑尚在。碑为艾叶青石所制，方首圆角无纹饰，方座也朴素无纹。身高二点五一米，正面中间纵刻“李卓吾先生墓”六个大字，系焦竑所题。浑厚遒劲。
一九一二年，马厂的穷苦村民以为贫困是李卓吾先生墓碑所致，在“马厂好，石碑倒”的谣传下，将题碑推倒，碑身断为三节。然而村民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九二六年，日本有位研究李贽思想的学者铃木至此祭扫，见到碑折在草莽之中，欲盗运回日本。通县县长张效良闻信禁止，并且下命复立，此碑添建硬山卷棚顶碑楼嵌往碑身，还在碑阴下端部位加刻简记。
他一生携妻女流离，死后骸骨也多次辗转，活着不被世人理解，死后也让村民认为有碍风水，这就是一代国学大师的真实命运，盖棺也不得安宁！招致生前死后毁誉的是他不泯的良知，他独到的思想。李贽博览群书，熟读诸子百家，敢于揭露道学的伪善，抨击孔孟之道并以独到的见解评价从战国到明末的八百多名历史人物，没有胆识者是万万不敢为的。
我们民族的文化，向来是多元化的文化，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共同组成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从来不是一枝独秀地唯我独尊，总有不同的声音发出，即使暂时被一种强权喜欢的文化观点压制，也会有人冒死表达不同的思想，李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之前著名的韩愈、苏轼其实也是这样的人，韩愈反对举国信佛的疯狂之举，苏轼反对皇帝支持的新法，都缘于独立的思考和对国家对人民的负责精神。实话实说，李贽抨击的孔孟儒学是孔孟他们死后数百年才被重视的，在孔孟活着的时候，孔孟的思想与时代也是格格不入的。即使这样，我们中国对于不同文化、不同思想的容忍程度，也远非西方可比，中世纪许多异端在西方都是残忍地被火烧死，而李贽只是被赶走，被发送回泉州老家而已，比起哥白尼、伽利略已经幸运多了。
对李贽墓和李贽本人的历史评价，正如建国之初，章士钊、陈垣、柳亚子等知名人士，联名写信给地方政府，并致函文化部，要求保存好李贽墓葬的信中说的那样：“像李卓吾这样一位有人民立场的思想家，是中华民族之光，他的遗骨和焦竑所题的墓碑有保存价值，且为传之永久”，“以这样一位伟大思想家来点缀园林，实足启发观众的观感，不仅为通县一隅生色，实为我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
傍晚的公园内，情侣散步者甚多，林荫道上人来人往，偶有二三青年从墓园前走过，在暮色中看碑文，表情很茫然，居然不知李卓吾何人也？
我与朋友相顾无语，他是通州人，颇有当年马经纶之风，要邀我住在他闲置的空房里，多长时间都行，再写一部当今版《焚书》也可以。我很感动他的义气，有这样的朋友真不虚此生，不由想起前人的一首《谒李卓吾墓》的诗：
半生交宇内，缘乃在玄州。
闽楚竟难得,佛儒俱不留。
世人同喜怒,大道任恩仇。
我亦寻知己,依依今未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