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李跃平]

天天都是好日子

李跃平

人，一旦有了欲望，每天太阳都是新的，每天都有一个盼头。
那年，父亲的理想就是为了让我考上一个铁饭碗，做了半辈子石匠的父亲六十二岁还不敢放下手中的铁锤子，硬是拼着老命把我送进了一所技工学校。记得去报到的那天早晨，阳光特别灿烂，哼着川剧的父亲送我到车站。我感觉父亲的气色特别好，因为他的理想在我复读之后终于实现了。临上汽车时，父亲说：“老七儿，我就不送你了，以后的路就全靠你自己走了。” 我点了点头，然后望着父亲因长年锤打石头而佝偻的背影消失在我的视野深处，我感到眼睛里热乎乎的，有一种液体状的东西直往外涌。
在我考上技校之后，我知道父亲要退休。他告诉过我，年轻时他曾是乐山一带有名的装裱师，他想在退休之后重操旧业，因心中无底，迟迟不敢放下手中的锤子。今天，在我无缘走进大学校门而曲线选择技工学校的时候，父亲的心中就有了新的欲望，他将以六十二岁的身子开始最后的冲刺。
离开家乡时，我流下了眼泪。一为父亲而流，六十二岁了，为了残存在心中的欲望，退而不休。二为感动而流，父亲那句“我想再干二十年，每天都有好盼头”一直激励着我，我悄悄的爱上了文学。
我所就读的技工学校是一个拉屎不生蛆的地方，除了一座孤零零的教学大楼，四周都是荒野。我偷偷地将一些并不通顺的文字分行排列在作业本上。班主任老师姓杨，他发现了我的“才能” ，便多次找我谈心，鼓励我，支持我，还把一套五十年代出版的破旧不堪的《星星诗刊》送给我。我模仿着上面的句子写了一首五十来行的诗。元旦节的庆祝会上，他点名让我朗诵，赢得了同学们的阵阵掌声，也赢得了一个女同学的好感。
播种理想，收获微笑，我悄悄地把它抄好寄给了《四川日报》。接下来我便每天去收发室查看有没有我的信件，但每次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我也不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有一天，班上的那位女同学给我拿来一封信，信的右下角清晰地印着“四川日报社” 。我脸一红，抢过信也不敢拆开，抄进口袋里。下课后，我像拉肚子似的朝厕所跑，也许是心急，差一点儿跑进了女厕所，要不是教政治的那位女老师被我撞了一个满怀，说不定今天胡子拉茬的同学们还会向他们的孩子讲述我当年跑错厕所的故事。
其实我并没有拉的意思，只是为了看《四川日报》的回信。我颤抖着打开一看，是一封铅印的退稿信，廖廖数语，告之稿件不能刊用，并感谢支持，盼多联系之类。我如获至宝，反复地阅读着，不知看了多少遍，待到铃声响起，我走出厕所，才知道又下课了。原来为了那页铅印的退稿信，我在厕所里整整蹲了一节课。
今天的读者看来，可能会认为我荒唐可笑，其实当时的文学青年就是这样的，总想看看有没有花眼的可能，盼望奇迹发生。当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学青年，回首往昔，无须脸红，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所有成功的欲望，让我白天劳作，夜晚笔耕，天天播种着理想。一年之后，我的一首小诗《致实习工厂的车床》发表在厂报的创刊号上，稿费二元。我乐不可支，立即邀请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走了十多里路，去城里会餐。一顿饭下来，除了赔进了二元钱的稿费，还倒贴了七元六角。
第一次成功的滋味，坚定了我的信念，我的习作接二连三开始在市、省、全国等报刊发表。是的，文学是我们那个年代播种希望的载体，所有的泪水、欢乐、失败和成功全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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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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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都是好日子

李跃平

人，一旦有了欲望，每天太阳都是新的，每天都有一个盼头。
那年，父亲的理想就是为了让我考上一个铁饭碗，做了半辈子石匠的父亲六十二岁还不敢放下手中的铁锤子，硬是拼着老命把我送进了一所技工学校。记得去报到的那天早晨，阳光特别灿烂，哼着川剧的父亲送我到车站。我感觉父亲的气色特别好，因为他的理想在我复读之后终于实现了。临上汽车时，父亲说：“老七儿，我就不送你了，以后的路就全靠你自己走了。” 我点了点头，然后望着父亲因长年锤打石头而佝偻的背影消失在我的视野深处，我感到眼睛里热乎乎的，有一种液体状的东西直往外涌。
在我考上技校之后，我知道父亲要退休。他告诉过我，年轻时他曾是乐山一带有名的装裱师，他想在退休之后重操旧业，因心中无底，迟迟不敢放下手中的锤子。今天，在我无缘走进大学校门而曲线选择技工学校的时候，父亲的心中就有了新的欲望，他将以六十二岁的身子开始最后的冲刺。
离开家乡时，我流下了眼泪。一为父亲而流，六十二岁了，为了残存在心中的欲望，退而不休。二为感动而流，父亲那句“我想再干二十年，每天都有好盼头”一直激励着我，我悄悄的爱上了文学。
我所就读的技工学校是一个拉屎不生蛆的地方，除了一座孤零零的教学大楼，四周都是荒野。我偷偷地将一些并不通顺的文字分行排列在作业本上。班主任老师姓杨，他发现了我的“才能” ，便多次找我谈心，鼓励我，支持我，还把一套五十年代出版的破旧不堪的《星星诗刊》送给我。我模仿着上面的句子写了一首五十来行的诗。元旦节的庆祝会上，他点名让我朗诵，赢得了同学们的阵阵掌声，也赢得了一个女同学的好感。
播种理想，收获微笑，我悄悄地把它抄好寄给了《四川日报》。接下来我便每天去收发室查看有没有我的信件，但每次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我也不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有一天，班上的那位女同学给我拿来一封信，信的右下角清晰地印着“四川日报社” 。我脸一红，抢过信也不敢拆开，抄进口袋里。下课后，我像拉肚子似的朝厕所跑，也许是心急，差一点儿跑进了女厕所，要不是教政治的那位女老师被我撞了一个满怀，说不定今天胡子拉茬的同学们还会向他们的孩子讲述我当年跑错厕所的故事。
其实我并没有拉的意思，只是为了看《四川日报》的回信。我颤抖着打开一看，是一封铅印的退稿信，廖廖数语，告之稿件不能刊用，并感谢支持，盼多联系之类。我如获至宝，反复地阅读着，不知看了多少遍，待到铃声响起，我走出厕所，才知道又下课了。原来为了那页铅印的退稿信，我在厕所里整整蹲了一节课。
今天的读者看来，可能会认为我荒唐可笑，其实当时的文学青年就是这样的，总想看看有没有花眼的可能，盼望奇迹发生。当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学青年，回首往昔，无须脸红，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所有成功的欲望，让我白天劳作，夜晚笔耕，天天播种着理想。一年之后，我的一首小诗《致实习工厂的车床》发表在厂报的创刊号上，稿费二元。我乐不可支，立即邀请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走了十多里路，去城里会餐。一顿饭下来，除了赔进了二元钱的稿费，还倒贴了七元六角。
第一次成功的滋味，坚定了我的信念，我的习作接二连三开始在市、省、全国等报刊发表。是的，文学是我们那个年代播种希望的载体，所有的泪水、欢乐、失败和成功全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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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跃平

[若愚]

有希望，每天太阳都是新的。

[[ruo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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