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海边小屋]

能指和所指的混乱：论当代诗歌艺术的困境
　　文/海边小屋（海边晓屋、台风100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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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曾经红得发紫，头顶桂冠，为民代言，勇于殉道。
　　九十年代至今，写诗的人却比读诗的人还多。
　　特别是许多拙劣之作败坏了无数诗歌爱好者的胃口，宁愿去回味唐诗宋词，也不屑瞄当代诗歌一眼。
　　某些诗人，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时代落伍者，成为懒散、邋遢、无聊、滥情的代名词，成为居委会阿姨严密监控的二流子。
　　面对今天这个最好又最坏、最神奇又最平庸、最激动人心又最令人颓废的时代，诗人们为什么突然失语？
　　一定是某个环节出了大问题！
　　
　　一、无尽悲哀：诗歌居然以娱乐的方式“走红”
　　
　　当代诗坛游离于公众视野已经很久了，现在突然这么热闹，网上热炒，得益于诗人“裸体秀”、“梨花体”和自动写诗软件等带来的娱乐效应。
　　一个网名“猎户”的人制作了据说能“令诗人精神崩溃”的自动写诗软件，并开通网站，一时网友趋之若骛，不到一个月就生产了25万首诗，平均每小时417首。
　　但这些东西是诗吗？
　　猎户说：“何不做一个自动写诗机？将不同的名词、形容词、动词，按一定的逻辑关系，组合在一起，就是一首诗了。”写诗机的原理不过是用简单的文字替换函数(replace)技术，以一些现成的诗歌作品为模板，让用户替换掉其中的词句，就成了一堆似诗非诗的东西。
　　我也尝试玩了几首，全是无聊、搞笑、毫无意义的拼凑。《书籍,总是平常的》：“不是无聊太多/而是我们杯子里的帘子在狂奔/不是镜子太少/而是意识不懂得黑暗/无聊时,就去抚摸我的黑暗/冷静时,也去抚摸我的黑暗/书籍,总是平常的。”《再别河边》：“无聊的我走了，正如我无聊的来/我无聊的出手，偷走芙蓉妹妹的三角裤/那河边的保安，如谋杀中的恶狼/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那可恶的海马，对着我的乳房猛咬/那河边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我作案时留下的小便，沉淀着太阳似的梦/钱？撑一支长篙/悄悄挑来后再次跑路/满载一船三角裤和钱，在瑞士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不会露出马脚/同党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河边。”
　　再看看其他网友的产品，也全是文字垃圾。即使某些看起来像诗，也仅仅是像诗而已，没有诗味、诗情和诗的自由奔放，根本不是诗。清代学者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思想情感充溢内心，形诸文字，是一切文学包括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律。用写诗软件是根本不可能搞诗歌创作的，只能像机器一样生产出一批分行的诗歌模型，仅供娱乐。
　　猎户读书时参加过学校文学社，是一个诗歌爱好者，这也是他制作这个软件的基础。他制作写诗软件的原因，正是由于对当代诗歌某些反艺术现象的极度反感。他说：“现在的诗歌，不就是胡乱搭配让人看不懂的么？”因此在其首页，他有几句痛快淋漓的宣言：“读多了诗坛上那哼哼叽叽不知所云的诗歌，我们才知道读不懂就是现代诗的本质，胡乱搭配是现代诗的法宝。在没有大师的年代，我们，让所谓的诗人滚开！现在，我们自己也会写诗！”
　　其实当代诗歌的弊病何止是“读不懂”，这已经过时了，现在流行的是另一极端，就是用一大堆非常白痴的废话让你“懂得不能再懂”。如“诗坛芙蓉姐姐”赵丽华擅长的“梨花体”。《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我终于在一棵树下发现》：“一只蚂蚁/另一只蚂蚁/一群蚂蚁/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作为一个“国家级”的美女诗人，她或许写过不少好诗，但这两首唯一的优点是令缪斯晕倒，令读者喷饭。
　　网友概括了“梨花体”的万能写作技巧：“1．随便找来一篇文章，随便抽取其中一句话，拆开来，分成几行，就成了梨花诗。2．记录一个4岁小孩的一句话，按照他说话时的断句罗列，也是一首梨花诗。3．当然，如果一个有口吃的人，他的话就是一首绝妙的梨花诗。4．一个说汉语不流利的外国人，也是一个天生的梨花体大诗人。”
　　更搞笑的是，一群诗人在某书店聚会声援赵丽华时，某喜欢行为艺术的诗人居然当众脱衣，企图“裸体秀”，吓得书店管理人员立即干预，中止了聚会。确实“精彩”。素质低得不能再低，这就是当代诗人的杰出代表？怪不得他们写出那么烂的诗。
　　聚会的组织者、诗人杨黎（看过他的《冷风景》、《看水去》等诗，都是和我水平差不多的平庸之作，不知后来是否有点进步；我疑心此君缺乏诗才，所以才要借炒作出名）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在文化功底上露了馅，居然说杜甫当过工部尚书，真是令人无言，不知他读过一点点历史没有？他还说：“在古代,写诗的都是达官贵人,你看王维、王安石,都是做大官的……你想一想,如果这次我邀请的诗人,他们都是各个省市部级领导,诗歌还有可能被恶搞吗?但现在，那样的诗人，那样的身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呵呵，又是官本位，又是身份至上，真是身披21世纪外衣的19世纪农奴。诗写得再烂，也不该找这种借口呀。这么拙劣的口水诗，还值得别人恶搞吗？呸，那是经典的专利，你们也配？
　　
　　二、回归本质：我们需要怎样的诗？
　　
　　大学时我写过一句话：“诗是云在心中的投影。”自以为高度概括了诗歌的自由精神。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抬头看云的心情，自由本就是一种理想而已。
　　面对喧嚣，人们需要静思。面对诗坛的混乱，我们需要回归本质。因此我翻阅了朱光潜的《诗论》、钟嵘的《诗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艾治平的《诗美思辩》等书，下面是一些收获和思索——
　　艺术源于人类思想感情的表达，源于审美意识的萌发，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共鸣。古人说得好：“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是最早的文学，与音乐、舞蹈一起，成为早期人类区别于动物世界的标志之一。而且诗和音乐是艺术中最抽象、最核心的部分，是最牵动心灵的神秘语言。所以有人说“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人类学会写诗，就像仓颉造字成功一样，令天地震荡，令鬼哭魂嚎。因为诗是人类学会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命名、欣赏、美化和利用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通过诗，人在自省和外视中达到了高度平衡，甚至超越了科技等物质条件的制约，直接领略到宇宙的无限力量。这样，人也从日常生活中超脱出来，在迷醉的瞬间进入神的境界，短暂而绚烂。
　　孔夫子从诗的自我抒情和社会功能出发概括了其特征：“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是很原始又很恰当的表述。当代诗歌的样式虽然比古代多得多，但是任何一首优秀的诗歌，都要在个人性和社会性中找准契合点，否则就注定是失败的。原名郭路生的食指在迷茫的60年代写过“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这样的经典诗句，把自己的思考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体现了一代青年伟大的理想主义精神和永不放弃的探索勇气；并于80年代在精神病院写了一首《诗人的桂冠》，在感叹个人命运的同时，仿佛也在为那个时代的“朦胧诗人”盖棺定论：“我是人们啐在地上的痰迹/不巧会踏上那姑娘的足迹/我看这决不是为了沾上我/一定是出于无意决非真心……人们会问你到底是什么/是什么都行但不是诗人/只是那些不公正的年代里/一个无足轻重的牺牲品”。可惜近年来这种具有上佳诗品、诗格、诗骨的诗歌渐渐“过时”了。许多诗歌流于颓唐，貌似机智，但没有真情，根本不能打动人；许多诗歌仅止于喃喃自语，小气得要命；还有不少诗歌一味模仿外国的哲学思想和语言风格，滥用象征手法，以晦涩难懂为荣，陷入宋代“西昆体”迷宫，这也成为物极必反，口语诗泛滥的一大原因。
　　诗歌的第一特质应是“抒情性”。这包含个体抒情和集体抒情。抒情不是滥情，不是郭沫若式的狂呼乱叫，而是对人生体验和社会生活深沉思考之后的沉静回味。就像拉奥孔在巨蛇缠身的灾难面前没有失声尖叫，而是默默应对，以忧郁的目光顽强地与命运对抗。从碌碌人生中积淀下来的诗情、诗意，简洁深刻，是很容易引起读者共鸣的。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写尽了暮年人生的悲叹和执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表现了朦胧诗人在特殊年代寻找理想、寻找出路的热情。
　　诗歌的第二特质应是“音乐感”。诗歌，诗歌，应该既有诗又有歌。这样才方便传诵、方便记忆，并且可以提高美学品位。这种音乐感不仅仅是韵脚、音律，更体现为内在的节奏。五四运动之后，许多汉语诗歌已经不配称为“诗歌”了，纯粹是散文化的堆砌。当然也有不少诗人能自觉地在诗中体现出“音乐感”，如海子、顾城的短诗，琅琅上口，精炼典雅，是我喜欢的风格。至于“梨花体”的口语诗，离诗歌更远，因为既无诗情，也无音乐感。
　　有些诗人喜欢创作禅宗公案式的哲理诗或风趣幽默的调侃诗，无可厚非。像于坚的《尚义街六号》就写得很有生活风味：“法国式的黄房子／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喊一声/胯下就钻出戴眼睛的脑袋……没有妓女的城市/童男子们老练地谈着女人/偶尔有裙子们进来/大家就扣好钮扣/那年纪我们都渴望钻进一条裙子/又不肯弯下腰去……”毕竟猜谜和诙谐也是诗歌的特点之一。但肯定不是最主要的特质，还是适可而止的好。
　　我们正处在一个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代，追求现代化的极度焦灼笼罩着每个人。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是更硬的道理，而不择手段快速致富才是现实的道理。一个缺乏宗教自律、仅靠虚伪的道德说教维系价值观的民族，在物欲的驱使下，功利心日炽。即使在生活浮沉中也有大量感情需要抒发，但通过唱卡拉OK、看影视、看小说、泡吧、狂舞、网聊、游戏等方式，已经将之释放或转移。绝大多数人已经不再像过去文化生活贫乏的时代那样，靠传诵诗歌来抒情、交流。诗歌进入小众化时代。
　　朱光潜说：“如果用诗的方式表现的用散文也还可以表现，甚至于可以表现得更好，那么，诗就失去它的‘生存理由’……大部分新诗根本没有‘生存理由’。”此观点我不赞同，因为脱离了农耕文化土壤的古体诗更加没有“生存理由”。但他提出诗的“生存理由”问题，引人深思。
　　万变不离其宗。当代诗歌不管如何创新，都不应脱离其本质。如果没有高超的抒情艺术和和谐的音乐感，没有诗歌特有的高度简炼和精妙概括，没有超越世俗的“天地境界”，诗歌还何必存在？
　　于坚说：“诗的存在，是在这个已经平面化、虚拟化、技术、考试、数字决定一切的时代，用那些古老的语言魔术让人重新与这个麻木不仁的世界之间产生陌生感，回到心灵的自由状态，重新想起那些最古老的追问，生活的意义，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向何而去？诗是为天地立心的，人类那个盛放心灵的容器需要诗人来一次次擦亮。”
　　是呀，我们疲倦的心灵需要诗歌的抚慰，蒙尘的心镜需要诗人拭亮。朦胧诗走向极端就是“混乱诗”，口语诗愈演愈烈就成为“口水诗”。而我们渴望和需要的是基于个人深刻体验、反映社会呼声的“真情诗”、“美感诗”。
　　
　　三、能指和所指：破译诗歌艺术的密码
　　
　　韩东说：“诗到语言为止”。我却认为：“诗从语言开始”。
　　按照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观点，任何语言符号是由“能指”（“signifier”、“speaking”）和“所指”（“signified”、“meaning”）构成的。“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状等外部形态和原始含义，“所指”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概念和引申意义；前者是指所说的东西，后者是指所表达的意义。以玫瑰花为例，玫瑰本身是能指，爱情是其所指，两者加起来，就构成了表达爱情的玫瑰符号。
　　能指和所指，也就是语言和思想，思想通过语言表达，所指依托能指而存在。这是人类表情达意的基本方式，也是一切艺术的解码方式。
　　“能指＝所指”，是社会交际、公务往来、科技研究、实用写作等必须遵循的原则。
　　而艺术的能指和所指,是“在消除科学语言能指和所指的社会约定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意指。其意指关系的建立主要得力于艺术语言组织的内指性、隐喻性、意象性和陌生化等四种效应”（杨吉春语）。
　　诗歌艺术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历来流传的优秀诗歌，都是善于处理能指和所指关系的典范。
　　诗歌的能指，至少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语言本身；二是诗人所处的特定文化背景、特定个人遭遇和特定的思想、特定的情感，也就是诗人写诗的基本条件或可能扮演的角色；三是诗歌描述的客观事物和诗意所依托的客观场境。
　　诗歌的所指，就是诗情、诗意、诗味，就是诗歌中经得起读者咀嚼、回味的东西，源于语言又高于语言，包含情趣美、意象美、哲理美、辞章美、音乐美等，是丈量一首诗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标尺。
　　诗从语言开始，就是诗人写诗时要通过语言（能指）来把自己的情商、智商充分调动起来，使诗歌的情趣与意象合一，使诗歌自由飞翔，超越世俗进入“天地境界”（所指）。这种语言是独特、凝炼、优美、精致的诗化语言，像散落在人间的一颗颗珍珠，由高明的诗人一一撷起并串成熠熠生辉的项链。
　　诗化语言是非口语化的书面语，是经过诗人精心打磨加工的非原生态语言，是最高档次的文学语言。即使那些所谓的口语诗，也要经过特殊加工，去除日常语言的琐碎繁芜，使之既明白晓畅、又简洁如洗。一般情况下，不宜直接将口语入诗。
　　诗歌艺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早期人类的语言、思维能力都还很简单，在祭祀、欢庆等公共仪式中吟唱的诗歌用语不多、语法结构简单，往往是几个词语循环反复，但像巫术一样，含义神秘、丰富，这在《诗经》和现存的原始部落诗歌中可以找到许多例子。这时的诗歌是“能指≤所指”，显示出古朴、稚拙美。随着社会进化，语言系统日益完善，诗歌的能指渐渐丰满起来。像汉代的赋、谢灵运等人的山水诗，都体现出“能指≥所指”的倾向，语言丰富，内容单薄。后来，天才的陶渊明以景语、以哲语扭转了这种局面，“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使诗歌经过否定之否定重新回到了“能指≤所指”的轨道，诗歌艺术得以螺旋式上升，奠定了建安风骨和唐诗宋词辉煌的基石。此后，也时有泛政治化、泛道德化、泛宗教化等酿成的“能指≥所指”诗风，但“能指≤所指”始终是诗歌艺术的主流。因为它符合人类语言和思维的特点，符合有限与无限的哲学命题，符合艺术创作规律，是破译诗歌艺术的密码。
　　当代诗歌艺术的根本困境在于违反诗歌创作规律，片面强调“能指”（口语化、小我化等）或“所指”（象征譬喻等手法的滥用、移植西方宗教文化的拙劣等），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能指≠所指”。
　　80年代后期以来，虽然海子、骆一禾、西川、戈麦等诗人以炽热的诗情和西方哲学、宗教的知识背景，以麦子、太阳、土地等崭新的意象，丰富了汉语诗歌的意境，但这种西化的诗风显然不适合中国文化土壤。他们虽有不少佳作，但仅能在知识精英中传诵，无法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甚至造成了一种钻牛角的晦涩诗风，不少诗人陷入胡思乱想，流行文化先知式的长诗，玩弄狮子、死亡、国王等意象，描写拯救人类等宏大迂阔的主题，“能指”和“所指”的距离过大，不知所云，毫无意义。即使海子等诗艺高深的诗人，写出的长诗也非上乘之作，反而那些具有古典乐感的抒情短诗表现出很高水准。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诗歌的“能指”和“所指”肯定大相径庭。当代汉语诗歌在语言形式、语法结构上已经西化得很严重，如果内容再西化，那么只能自绝于本国读者。这时令人怀念当代诗歌中清新美感。如台湾诗人郑愁予，那首《天窗》写得太美了——“每夜，星子们都来我的屋瓦上汲水/我在井底仰卧看，好深的井啊……那町町有声的陶瓶还未垂下来……”
　　90年代以来，由于国内政治环境的含混、商业社会的压迫，诗人摘下桂冠之后陷入“一地鸡毛”的窘境。在非常时代艺术要承担不可承受之重，但在和平崛起的岁月却表现出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失去责任，也失去了热情和活力。有些诗人受西方哲学新思潮的影响，陷入语言迷宫，认为诗歌语言能够脱离对应物而独立存在，“诗到语言为止。”有些人更将“能指”和“所指”对立起来，认为“诗一旦实体化为铭刻的文字，诗已经失落了诗意。”因此有人开始自动写作，靠语感和文字的滑翔力创作语言精巧、内容空洞的“纯诗”。也有人对知识精英型的诗歌产生厌倦，提倡关注日常生活和私人感觉的“口语诗”。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别具一番深意，令人对某些现象会心一笑。但一旦“口语诗”走向“口水诗”，片面表现生活的烦琐和无聊，将“能指”类同于“所指”，就不忍卒读了。这就是王国维批评过“游词”之弊，也就是语言油滑、辞大于义。
　　王国维论诗还有“隔与不隔”的理论，不隔为上品，隔为下品。“隔”在古代多表现为用典，在现当代则表现为故弄玄虚。“不隔”的诗，往往直指人心，直寻人生和社会的奥秘。像北岛的一首《生活》，仅一个字“网”，就足够了，还需要那么多废话和故作姿态吗？
　　从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是隐喻、象征，还是日常生活和口语化，都必须处理好“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使二者保持适当的距离。如果距离过大，诗歌会变得越来越朦胧、晦涩，最终完全变成莫名其妙的梦呓；如果距离过小，就变得毫无诗味，跟一般的顺口溜或谚语没什么区别，诗就不再是诗。
　　
　　四、倚窗望远：期待下一个汛期到来
　　
　　当代诗歌面临困境，但远非绝境。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产量异常丰富，不乏优秀之作，如食指、北岛、海子、顾城、舒婷等诗人的朦胧诗，随着历史发展，其价值已经公认。90年代以来，尽管有所退潮，但仍然有不少好诗，只是大多淹没在无数文字垃圾中了，有待时间长河的冲刷过滤。而消费社会的人们对诗歌的期望值过高，急功近利，十分浮躁，看到诗坛的一点问题就无限放大、上纲上线。其实“梨花体”不过是个笑料或一小撮诗人失败的尝试，某诗人的“裸体秀”也只是个人行为，绝大多数诗人对此是非常反感的。“一滴老鼠屎搞坏一锅汤”，中国诗人需要时间、需要佳作来挽救自己的公众形象。
　　其一，应守住诗魂。诗人首先是人，不是可以随意践踏一切人间戒律的魔鬼。诗人是纯粹的人，真诚多情，永怀赤子之心。正因为如此，历代诗人经受了无数苦难，从他们折射出时代的局限、社会的不公和人性的弱点。特别是面对当权者的压迫和制度的荒谬时，诗人往往是社会躯体中最敏感的神经，第一时间产生痛觉，勇于发时代之先声。当代诗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高压和道德教化的苛求，然而面对商业社会的巨大诱惑，不少人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定力，无法“宁静致远”，无法守住灵台之澄明。历尽沧桑，像基督一样默默承担起时代苦难的食指，曾在1998年写过一首诗《在精神病福利院的八年》：“在物欲像满天风雪的冬夜/我情愿为一堆作柴草的枝蔓/点着它，给赶路人以光亮……”。有了这种高贵、超脱的诗心，才能耐住寂寞、守住诗魂，才可能诞生像样的诗作。
　　其二，应校正诗歌艺术的座标。由于20世纪的文艺泛政治化，文艺成为政治家的宣传工具，艺术家的创作空间一度非常狭窄，整个社会的艺术鉴赏水平一落千丈，民众的精神生活长期粗鄙化。具有浓厚政治背景的新诗运动从来不把艺术性作为第一标准，流毒已久，导致今天的诗歌也缺乏符合艺术规律的评价标准。不少诗人玩弄技巧，胡编乱造，不管美丑，不管好坏，乱哄哄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还美其名曰“创新”。普通读者除了凭直觉懂得欣赏古代诗歌的音韵美、语言美，就容易在新诗欣赏中随大流或全盘拒绝。因此，我们亟需在混乱中重建诗歌标准。应把“能指”和“所指”作为衡量诗歌艺术的主要参数，穿越人为的迷宫，使“能指”和“所指”达成共识，尽快使诗歌创作迎来新辉煌。应改进中小学的语文教育，“诗教”不能只教古典诗词，要把优秀的现当代诗歌推荐给青少年，让他们从小培养通今达古的诗歌鉴赏力。
　　其三，应让诗歌走出象牙塔。诗歌的学院化只能近亲繁殖，无助于诞生伟大诗作。诗人们或许可以重拾过去诗歌的一些母题，如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忧国忧民的大气。这样，诗歌才不致于疏离民众。毕竟老百姓有太多的心声、太多的故事值得诗人为之大声疾呼，为之深情叹惋，为之悲悯流泪，为之树碑立传。
　　其四，应苦练点石成金的语言魔术。“诗从语言开始”，没有诗化语言就没有诗，诗歌的创新首先是语言的创新。语言对诗的重要性毋需多言。但也不能过于迷恋语言、钻牛角尖，应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此外，立意、摹形、造境等等诗歌创作的基本功当然也不能忽视。高明的诗人就像武林中内功深厚的绝顶高手一样，摘叶飞花都可伤人。这就不在本文论述的范围了。至于不为应制之作，不当政治家传声筒等基本准则，更不必多说。
　　面对未来，且看诗人们如何在坚守中突围，诗歌如何在嬗变中表现永恒不变的人性理想。
　　最后，以拙作《等待》收尾——
　　
　　鹤飞走
　　鹰飞走
　　雀飞走
　　日子是屋檐下的雨
　　我瘦成一棵古树
　　守在屈子的彼岸
　　等待下一个汛期的预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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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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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指和所指的混乱：论当代诗歌艺术的困境
　　文/海边小屋（海边晓屋、台风100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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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曾经红得发紫，头顶桂冠，为民代言，勇于殉道。
　　九十年代至今，写诗的人却比读诗的人还多。
　　特别是许多拙劣之作败坏了无数诗歌爱好者的胃口，宁愿去回味唐诗宋词，也不屑瞄当代诗歌一眼。
　　某些诗人，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时代落伍者，成为懒散、邋遢、无聊、滥情的代名词，成为居委会阿姨严密监控的二流子。
　　面对今天这个最好又最坏、最神奇又最平庸、最激动人心又最令人颓废的时代，诗人们为什么突然失语？
　　一定是某个环节出了大问题！
　　
　　一、无尽悲哀：诗歌居然以娱乐的方式“走红”
　　
　　当代诗坛游离于公众视野已经很久了，现在突然这么热闹，网上热炒，得益于诗人“裸体秀”、“梨花体”和自动写诗软件等带来的娱乐效应。
　　一个网名“猎户”的人制作了据说能“令诗人精神崩溃”的自动写诗软件，并开通网站，一时网友趋之若骛，不到一个月就生产了25万首诗，平均每小时417首。
　　但这些东西是诗吗？
　　猎户说：“何不做一个自动写诗机？将不同的名词、形容词、动词，按一定的逻辑关系，组合在一起，就是一首诗了。”写诗机的原理不过是用简单的文字替换函数(replace)技术，以一些现成的诗歌作品为模板，让用户替换掉其中的词句，就成了一堆似诗非诗的东西。
　　我也尝试玩了几首，全是无聊、搞笑、毫无意义的拼凑。《书籍,总是平常的》：“不是无聊太多/而是我们杯子里的帘子在狂奔/不是镜子太少/而是意识不懂得黑暗/无聊时,就去抚摸我的黑暗/冷静时,也去抚摸我的黑暗/书籍,总是平常的。”《再别河边》：“无聊的我走了，正如我无聊的来/我无聊的出手，偷走芙蓉妹妹的三角裤/那河边的保安，如谋杀中的恶狼/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那可恶的海马，对着我的乳房猛咬/那河边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我作案时留下的小便，沉淀着太阳似的梦/钱？撑一支长篙/悄悄挑来后再次跑路/满载一船三角裤和钱，在瑞士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不会露出马脚/同党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河边。”
　　再看看其他网友的产品，也全是文字垃圾。即使某些看起来像诗，也仅仅是像诗而已，没有诗味、诗情和诗的自由奔放，根本不是诗。清代学者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思想情感充溢内心，形诸文字，是一切文学包括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律。用写诗软件是根本不可能搞诗歌创作的，只能像机器一样生产出一批分行的诗歌模型，仅供娱乐。
　　猎户读书时参加过学校文学社，是一个诗歌爱好者，这也是他制作这个软件的基础。他制作写诗软件的原因，正是由于对当代诗歌某些反艺术现象的极度反感。他说：“现在的诗歌，不就是胡乱搭配让人看不懂的么？”因此在其首页，他有几句痛快淋漓的宣言：“读多了诗坛上那哼哼叽叽不知所云的诗歌，我们才知道读不懂就是现代诗的本质，胡乱搭配是现代诗的法宝。在没有大师的年代，我们，让所谓的诗人滚开！现在，我们自己也会写诗！”
　　其实当代诗歌的弊病何止是“读不懂”，这已经过时了，现在流行的是另一极端，就是用一大堆非常白痴的废话让你“懂得不能再懂”。如“诗坛芙蓉姐姐”赵丽华擅长的“梨花体”。《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我终于在一棵树下发现》：“一只蚂蚁/另一只蚂蚁/一群蚂蚁/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作为一个“国家级”的美女诗人，她或许写过不少好诗，但这两首唯一的优点是令缪斯晕倒，令读者喷饭。
　　网友概括了“梨花体”的万能写作技巧：“1．随便找来一篇文章，随便抽取其中一句话，拆开来，分成几行，就成了梨花诗。2．记录一个4岁小孩的一句话，按照他说话时的断句罗列，也是一首梨花诗。3．当然，如果一个有口吃的人，他的话就是一首绝妙的梨花诗。4．一个说汉语不流利的外国人，也是一个天生的梨花体大诗人。”
　　更搞笑的是，一群诗人在某书店聚会声援赵丽华时，某喜欢行为艺术的诗人居然当众脱衣，企图“裸体秀”，吓得书店管理人员立即干预，中止了聚会。确实“精彩”。素质低得不能再低，这就是当代诗人的杰出代表？怪不得他们写出那么烂的诗。
　　聚会的组织者、诗人杨黎（看过他的《冷风景》、《看水去》等诗，都是和我水平差不多的平庸之作，不知后来是否有点进步；我疑心此君缺乏诗才，所以才要借炒作出名）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在文化功底上露了馅，居然说杜甫当过工部尚书，真是令人无言，不知他读过一点点历史没有？他还说：“在古代,写诗的都是达官贵人,你看王维、王安石,都是做大官的……你想一想,如果这次我邀请的诗人,他们都是各个省市部级领导,诗歌还有可能被恶搞吗?但现在，那样的诗人，那样的身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呵呵，又是官本位，又是身份至上，真是身披21世纪外衣的19世纪农奴。诗写得再烂，也不该找这种借口呀。这么拙劣的口水诗，还值得别人恶搞吗？呸，那是经典的专利，你们也配？
　　
　　二、回归本质：我们需要怎样的诗？
　　
　　大学时我写过一句话：“诗是云在心中的投影。”自以为高度概括了诗歌的自由精神。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抬头看云的心情，自由本就是一种理想而已。
　　面对喧嚣，人们需要静思。面对诗坛的混乱，我们需要回归本质。因此我翻阅了朱光潜的《诗论》、钟嵘的《诗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艾治平的《诗美思辩》等书，下面是一些收获和思索——
　　艺术源于人类思想感情的表达，源于审美意识的萌发，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共鸣。古人说得好：“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是最早的文学，与音乐、舞蹈一起，成为早期人类区别于动物世界的标志之一。而且诗和音乐是艺术中最抽象、最核心的部分，是最牵动心灵的神秘语言。所以有人说“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人类学会写诗，就像仓颉造字成功一样，令天地震荡，令鬼哭魂嚎。因为诗是人类学会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命名、欣赏、美化和利用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通过诗，人在自省和外视中达到了高度平衡，甚至超越了科技等物质条件的制约，直接领略到宇宙的无限力量。这样，人也从日常生活中超脱出来，在迷醉的瞬间进入神的境界，短暂而绚烂。
　　孔夫子从诗的自我抒情和社会功能出发概括了其特征：“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是很原始又很恰当的表述。当代诗歌的样式虽然比古代多得多，但是任何一首优秀的诗歌，都要在个人性和社会性中找准契合点，否则就注定是失败的。原名郭路生的食指在迷茫的60年代写过“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这样的经典诗句，把自己的思考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体现了一代青年伟大的理想主义精神和永不放弃的探索勇气；并于80年代在精神病院写了一首《诗人的桂冠》，在感叹个人命运的同时，仿佛也在为那个时代的“朦胧诗人”盖棺定论：“我是人们啐在地上的痰迹/不巧会踏上那姑娘的足迹/我看这决不是为了沾上我/一定是出于无意决非真心……人们会问你到底是什么/是什么都行但不是诗人/只是那些不公正的年代里/一个无足轻重的牺牲品”。可惜近年来这种具有上佳诗品、诗格、诗骨的诗歌渐渐“过时”了。许多诗歌流于颓唐，貌似机智，但没有真情，根本不能打动人；许多诗歌仅止于喃喃自语，小气得要命；还有不少诗歌一味模仿外国的哲学思想和语言风格，滥用象征手法，以晦涩难懂为荣，陷入宋代“西昆体”迷宫，这也成为物极必反，口语诗泛滥的一大原因。
　　诗歌的第一特质应是“抒情性”。这包含个体抒情和集体抒情。抒情不是滥情，不是郭沫若式的狂呼乱叫，而是对人生体验和社会生活深沉思考之后的沉静回味。就像拉奥孔在巨蛇缠身的灾难面前没有失声尖叫，而是默默应对，以忧郁的目光顽强地与命运对抗。从碌碌人生中积淀下来的诗情、诗意，简洁深刻，是很容易引起读者共鸣的。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写尽了暮年人生的悲叹和执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表现了朦胧诗人在特殊年代寻找理想、寻找出路的热情。
　　诗歌的第二特质应是“音乐感”。诗歌，诗歌，应该既有诗又有歌。这样才方便传诵、方便记忆，并且可以提高美学品位。这种音乐感不仅仅是韵脚、音律，更体现为内在的节奏。五四运动之后，许多汉语诗歌已经不配称为“诗歌”了，纯粹是散文化的堆砌。当然也有不少诗人能自觉地在诗中体现出“音乐感”，如海子、顾城的短诗，琅琅上口，精炼典雅，是我喜欢的风格。至于“梨花体”的口语诗，离诗歌更远，因为既无诗情，也无音乐感。
　　有些诗人喜欢创作禅宗公案式的哲理诗或风趣幽默的调侃诗，无可厚非。像于坚的《尚义街六号》就写得很有生活风味：“法国式的黄房子／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喊一声/胯下就钻出戴眼睛的脑袋……没有妓女的城市/童男子们老练地谈着女人/偶尔有裙子们进来/大家就扣好钮扣/那年纪我们都渴望钻进一条裙子/又不肯弯下腰去……”毕竟猜谜和诙谐也是诗歌的特点之一。但肯定不是最主要的特质，还是适可而止的好。
　　我们正处在一个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代，追求现代化的极度焦灼笼罩着每个人。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是更硬的道理，而不择手段快速致富才是现实的道理。一个缺乏宗教自律、仅靠虚伪的道德说教维系价值观的民族，在物欲的驱使下，功利心日炽。即使在生活浮沉中也有大量感情需要抒发，但通过唱卡拉OK、看影视、看小说、泡吧、狂舞、网聊、游戏等方式，已经将之释放或转移。绝大多数人已经不再像过去文化生活贫乏的时代那样，靠传诵诗歌来抒情、交流。诗歌进入小众化时代。
　　朱光潜说：“如果用诗的方式表现的用散文也还可以表现，甚至于可以表现得更好，那么，诗就失去它的‘生存理由’……大部分新诗根本没有‘生存理由’。”此观点我不赞同，因为脱离了农耕文化土壤的古体诗更加没有“生存理由”。但他提出诗的“生存理由”问题，引人深思。
　　万变不离其宗。当代诗歌不管如何创新，都不应脱离其本质。如果没有高超的抒情艺术和和谐的音乐感，没有诗歌特有的高度简炼和精妙概括，没有超越世俗的“天地境界”，诗歌还何必存在？
　　于坚说：“诗的存在，是在这个已经平面化、虚拟化、技术、考试、数字决定一切的时代，用那些古老的语言魔术让人重新与这个麻木不仁的世界之间产生陌生感，回到心灵的自由状态，重新想起那些最古老的追问，生活的意义，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向何而去？诗是为天地立心的，人类那个盛放心灵的容器需要诗人来一次次擦亮。”
　　是呀，我们疲倦的心灵需要诗歌的抚慰，蒙尘的心镜需要诗人拭亮。朦胧诗走向极端就是“混乱诗”，口语诗愈演愈烈就成为“口水诗”。而我们渴望和需要的是基于个人深刻体验、反映社会呼声的“真情诗”、“美感诗”。
　　
　　三、能指和所指：破译诗歌艺术的密码
　　
　　韩东说：“诗到语言为止”。我却认为：“诗从语言开始”。
　　按照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观点，任何语言符号是由“能指”（“signifier”、“speaking”）和“所指”（“signified”、“meaning”）构成的。“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状等外部形态和原始含义，“所指”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概念和引申意义；前者是指所说的东西，后者是指所表达的意义。以玫瑰花为例，玫瑰本身是能指，爱情是其所指，两者加起来，就构成了表达爱情的玫瑰符号。
　　能指和所指，也就是语言和思想，思想通过语言表达，所指依托能指而存在。这是人类表情达意的基本方式，也是一切艺术的解码方式。
　　“能指＝所指”，是社会交际、公务往来、科技研究、实用写作等必须遵循的原则。
　　而艺术的能指和所指,是“在消除科学语言能指和所指的社会约定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意指。其意指关系的建立主要得力于艺术语言组织的内指性、隐喻性、意象性和陌生化等四种效应”（杨吉春语）。
　　诗歌艺术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历来流传的优秀诗歌，都是善于处理能指和所指关系的典范。
　　诗歌的能指，至少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语言本身；二是诗人所处的特定文化背景、特定个人遭遇和特定的思想、特定的情感，也就是诗人写诗的基本条件或可能扮演的角色；三是诗歌描述的客观事物和诗意所依托的客观场境。
　　诗歌的所指，就是诗情、诗意、诗味，就是诗歌中经得起读者咀嚼、回味的东西，源于语言又高于语言，包含情趣美、意象美、哲理美、辞章美、音乐美等，是丈量一首诗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标尺。
　　诗从语言开始，就是诗人写诗时要通过语言（能指）来把自己的情商、智商充分调动起来，使诗歌的情趣与意象合一，使诗歌自由飞翔，超越世俗进入“天地境界”（所指）。这种语言是独特、凝炼、优美、精致的诗化语言，像散落在人间的一颗颗珍珠，由高明的诗人一一撷起并串成熠熠生辉的项链。
　　诗化语言是非口语化的书面语，是经过诗人精心打磨加工的非原生态语言，是最高档次的文学语言。即使那些所谓的口语诗，也要经过特殊加工，去除日常语言的琐碎繁芜，使之既明白晓畅、又简洁如洗。一般情况下，不宜直接将口语入诗。
　　诗歌艺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早期人类的语言、思维能力都还很简单，在祭祀、欢庆等公共仪式中吟唱的诗歌用语不多、语法结构简单，往往是几个词语循环反复，但像巫术一样，含义神秘、丰富，这在《诗经》和现存的原始部落诗歌中可以找到许多例子。这时的诗歌是“能指≤所指”，显示出古朴、稚拙美。随着社会进化，语言系统日益完善，诗歌的能指渐渐丰满起来。像汉代的赋、谢灵运等人的山水诗，都体现出“能指≥所指”的倾向，语言丰富，内容单薄。后来，天才的陶渊明以景语、以哲语扭转了这种局面，“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使诗歌经过否定之否定重新回到了“能指≤所指”的轨道，诗歌艺术得以螺旋式上升，奠定了建安风骨和唐诗宋词辉煌的基石。此后，也时有泛政治化、泛道德化、泛宗教化等酿成的“能指≥所指”诗风，但“能指≤所指”始终是诗歌艺术的主流。因为它符合人类语言和思维的特点，符合有限与无限的哲学命题，符合艺术创作规律，是破译诗歌艺术的密码。
　　当代诗歌艺术的根本困境在于违反诗歌创作规律，片面强调“能指”（口语化、小我化等）或“所指”（象征譬喻等手法的滥用、移植西方宗教文化的拙劣等），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能指≠所指”。
　　80年代后期以来，虽然海子、骆一禾、西川、戈麦等诗人以炽热的诗情和西方哲学、宗教的知识背景，以麦子、太阳、土地等崭新的意象，丰富了汉语诗歌的意境，但这种西化的诗风显然不适合中国文化土壤。他们虽有不少佳作，但仅能在知识精英中传诵，无法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甚至造成了一种钻牛角的晦涩诗风，不少诗人陷入胡思乱想，流行文化先知式的长诗，玩弄狮子、死亡、国王等意象，描写拯救人类等宏大迂阔的主题，“能指”和“所指”的距离过大，不知所云，毫无意义。即使海子等诗艺高深的诗人，写出的长诗也非上乘之作，反而那些具有古典乐感的抒情短诗表现出很高水准。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诗歌的“能指”和“所指”肯定大相径庭。当代汉语诗歌在语言形式、语法结构上已经西化得很严重，如果内容再西化，那么只能自绝于本国读者。这时令人怀念当代诗歌中清新美感。如台湾诗人郑愁予，那首《天窗》写得太美了——“每夜，星子们都来我的屋瓦上汲水/我在井底仰卧看，好深的井啊……那町町有声的陶瓶还未垂下来……”
　　90年代以来，由于国内政治环境的含混、商业社会的压迫，诗人摘下桂冠之后陷入“一地鸡毛”的窘境。在非常时代艺术要承担不可承受之重，但在和平崛起的岁月却表现出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失去责任，也失去了热情和活力。有些诗人受西方哲学新思潮的影响，陷入语言迷宫，认为诗歌语言能够脱离对应物而独立存在，“诗到语言为止。”有些人更将“能指”和“所指”对立起来，认为“诗一旦实体化为铭刻的文字，诗已经失落了诗意。”因此有人开始自动写作，靠语感和文字的滑翔力创作语言精巧、内容空洞的“纯诗”。也有人对知识精英型的诗歌产生厌倦，提倡关注日常生活和私人感觉的“口语诗”。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别具一番深意，令人对某些现象会心一笑。但一旦“口语诗”走向“口水诗”，片面表现生活的烦琐和无聊，将“能指”类同于“所指”，就不忍卒读了。这就是王国维批评过“游词”之弊，也就是语言油滑、辞大于义。
　　王国维论诗还有“隔与不隔”的理论，不隔为上品，隔为下品。“隔”在古代多表现为用典，在现当代则表现为故弄玄虚。“不隔”的诗，往往直指人心，直寻人生和社会的奥秘。像北岛的一首《生活》，仅一个字“网”，就足够了，还需要那么多废话和故作姿态吗？
　　从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是隐喻、象征，还是日常生活和口语化，都必须处理好“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使二者保持适当的距离。如果距离过大，诗歌会变得越来越朦胧、晦涩，最终完全变成莫名其妙的梦呓；如果距离过小，就变得毫无诗味，跟一般的顺口溜或谚语没什么区别，诗就不再是诗。
　　
　　四、倚窗望远：期待下一个汛期到来
　　
　　当代诗歌面临困境，但远非绝境。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产量异常丰富，不乏优秀之作，如食指、北岛、海子、顾城、舒婷等诗人的朦胧诗，随着历史发展，其价值已经公认。90年代以来，尽管有所退潮，但仍然有不少好诗，只是大多淹没在无数文字垃圾中了，有待时间长河的冲刷过滤。而消费社会的人们对诗歌的期望值过高，急功近利，十分浮躁，看到诗坛的一点问题就无限放大、上纲上线。其实“梨花体”不过是个笑料或一小撮诗人失败的尝试，某诗人的“裸体秀”也只是个人行为，绝大多数诗人对此是非常反感的。“一滴老鼠屎搞坏一锅汤”，中国诗人需要时间、需要佳作来挽救自己的公众形象。
　　其一，应守住诗魂。诗人首先是人，不是可以随意践踏一切人间戒律的魔鬼。诗人是纯粹的人，真诚多情，永怀赤子之心。正因为如此，历代诗人经受了无数苦难，从他们折射出时代的局限、社会的不公和人性的弱点。特别是面对当权者的压迫和制度的荒谬时，诗人往往是社会躯体中最敏感的神经，第一时间产生痛觉，勇于发时代之先声。当代诗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高压和道德教化的苛求，然而面对商业社会的巨大诱惑，不少人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定力，无法“宁静致远”，无法守住灵台之澄明。历尽沧桑，像基督一样默默承担起时代苦难的食指，曾在1998年写过一首诗《在精神病福利院的八年》：“在物欲像满天风雪的冬夜/我情愿为一堆作柴草的枝蔓/点着它，给赶路人以光亮……”。有了这种高贵、超脱的诗心，才能耐住寂寞、守住诗魂，才可能诞生像样的诗作。
　　其二，应校正诗歌艺术的座标。由于20世纪的文艺泛政治化，文艺成为政治家的宣传工具，艺术家的创作空间一度非常狭窄，整个社会的艺术鉴赏水平一落千丈，民众的精神生活长期粗鄙化。具有浓厚政治背景的新诗运动从来不把艺术性作为第一标准，流毒已久，导致今天的诗歌也缺乏符合艺术规律的评价标准。不少诗人玩弄技巧，胡编乱造，不管美丑，不管好坏，乱哄哄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还美其名曰“创新”。普通读者除了凭直觉懂得欣赏古代诗歌的音韵美、语言美，就容易在新诗欣赏中随大流或全盘拒绝。因此，我们亟需在混乱中重建诗歌标准。应把“能指”和“所指”作为衡量诗歌艺术的主要参数，穿越人为的迷宫，使“能指”和“所指”达成共识，尽快使诗歌创作迎来新辉煌。应改进中小学的语文教育，“诗教”不能只教古典诗词，要把优秀的现当代诗歌推荐给青少年，让他们从小培养通今达古的诗歌鉴赏力。
　　其三，应让诗歌走出象牙塔。诗歌的学院化只能近亲繁殖，无助于诞生伟大诗作。诗人们或许可以重拾过去诗歌的一些母题，如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忧国忧民的大气。这样，诗歌才不致于疏离民众。毕竟老百姓有太多的心声、太多的故事值得诗人为之大声疾呼，为之深情叹惋，为之悲悯流泪，为之树碑立传。
　　其四，应苦练点石成金的语言魔术。“诗从语言开始”，没有诗化语言就没有诗，诗歌的创新首先是语言的创新。语言对诗的重要性毋需多言。但也不能过于迷恋语言、钻牛角尖，应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此外，立意、摹形、造境等等诗歌创作的基本功当然也不能忽视。高明的诗人就像武林中内功深厚的绝顶高手一样，摘叶飞花都可伤人。这就不在本文论述的范围了。至于不为应制之作，不当政治家传声筒等基本准则，更不必多说。
　　面对未来，且看诗人们如何在坚守中突围，诗歌如何在嬗变中表现永恒不变的人性理想。
　　最后，以拙作《等待》收尾——
　　
　　鹤飞走
　　鹰飞走
　　雀飞走
　　日子是屋檐下的雨
　　我瘦成一棵古树
　　守在屈子的彼岸
　　等待下一个汛期的预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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