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杨辉隆]

苦难和悲愤中的桃花劫

呼岩鸾

自然界中的桃花，如果不遇到狂风暴雨，总要结出果实的；人间的桃花，如果不遇到巨灾大难，总要恋爱成家的。但自然界和人世间，总是少顺风顺雨，而多灾多难，桃花不免落地成尘，已经是平常事件了。但总有人从平常中看出不平常，遂有大作家曹雪匠借林黛玉之手，写出悲情的《葬花词》。于今，我们复又看到以写爱情诗著名于诗坛的杨辉隆，以小说形式写出了一篇悲悼夭折爱情的悲情桃花劫（见《诗城》创刊号：《桃花，是怎样凋谢的》）。
九姥河边那美丽的桃花，是怎样凋谢的呢？小说的沉重叙事，原生态地展现了一个悲剧的三段式全过程。一、贫穷农家的女儿桃花，艳如桃花般地纯真纯情，是看不上乡村权贵乡长的恶棍儿子二毛子和他们以结婚为条件所能给予的特权利益的。她逃婚来到县城，希望找到她已献身的初恋爱人，过上幸福日子——她的憧憬未来的眼睛多么不谙眼下的世事；二、物欲和色欲横流的城市污染了她的心灵，依旧的贫穷更严重地威胁她的生存；她也在道德底线上挣扎过，但列强有力的恶浊现实使她成了一名妓女；在初恋情人以嫖客身份被她认出，摧垮了她对人间正途的最后良心防线后，又成了一个以色骗财的犯罪者；三、堕落了的桃花被二毛子强暴后，悲愤中人性猛然觉醒，上吊自杀以示对摧残她的邪恶势力的抗争——瘠地上一瓣落英。
作者压抑着对眼下现实生活的痛苦感觉，用朴素晓畅的语言不仅精细描述了桃花凋谢的过程，还更加用力地道出了摧逼桃花凋谢的原因，而这更是具有现实的惊世意义的。以死亡作为终结的桃花悲剧的原因，存在于小说条理清晰逐次展开的愤怒叙事中：极度的贫穷，权贵的肆虐和社会的恶欲败德。桃花的农业家庭在“穷得让人心酸“的九姥河地方，更是穷得让人绝望的。嗜酒如命的父亲，偏瘫的母亲，超生的弟妹，作为一家未来顶梁柱的弟弟竟是一个残疾。在这块“十年九旱，十年九不收”的土地上刨出明天的食物是多么艰难。乡长在农村是一个有特权的乡民们视为土皇帝的大人物，他以利益诱婚实是逼婚，逼得桃花自动投入县城的欲望陷阱。乡长的阴影极其可怖，始终笼罩着弱势群体中的桃花，最后逼她走上不归的绝路。而在偌大的县城，桃花竟然没有得到任何正义诚挚可信可靠的力量的帮助。道德沦丧的黑色或灰色的社会重重包围了一个毫无力量的弱女子，她的天生美貌是恶势力唯一看中的资源。色狼的欲眼盯牢她，无德富人用金钱购卖她的初夜，老板娘以看似符合时宜的理由劝良为娼，在通行的罪恶的谋财之道上桃花就一直滑下去。这三种因素像三根绳索，牢牢串结在桃花和无数农村桃花身上，以至落红遍地。
作者以对生活入骨入髓的体验所展开的小说细节，具有显明的社会学象征意义，并构成了现实生活的符号体系；乡长是贪腐权贵的符号；老板们是无良富人的符号；桃花的初恋情人是在社会物质诱惑下负心失德的青年的符号；退休老头是晚节不守的老年人符号；而苦楝树这个最后出现的符号，则是桃花命运的符号，苦命的桃花在苦楝树上自动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她也曾有甜蜜的恋爱，但这个献了身，并山盟海誓的圣洁爱情已经异化，走到反面而面貌全非，就是死亡也绝不能拯救。作者笔下最精彩的一个细节：苦楝树下，散落着桃花自杀前亲手撕碎的二毛子强暴她后掷给她的一百元钱的碎片——这是物质欲望破灭的符号。她死了，母亲死了，家破人亡了。这些符号和它们构成的符号体系，似是作者不经意间举重若轻地随手拈来的，实是作者从生活深处挖掘而来的沉重物质。钞票的碎片，说明堕落深渊的桃花最终并未泯灭善良人的正常的荣辱感觉，为她争来了读者的同情；并不是被侮辱被损害的桃花不懂得荣耻，而是那帮侮辱损害了她的有权有钱的下流之辈不懂得荣耻。美丽的桃花开放过，变色的桃花在无力逃避的风雨中凋谢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只有钱也不会有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或许桃花之死还能提供这么一点认识论上的价值吧。
同是女性题材的小说，我想起了路翎抗战时期也是在重庆写的《饥饿的郭素娥》。路翎堪称是新时期以前中国现代最优秀的小说家。这部中篇莆一问世，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邵荃麟立即撰文倍加赞誉。说小说“充满着一种那么强烈的生命力”，“表达了一种人类灵魂里的呼声，这种呼声似乎是深沉的微弱的，然而却叫出了多世纪来在旧传统磨难下的中国人的痛苦、苦闷与原始的反抗”。“生活比艺术更伟大”（车尔尼雪夫斯基语）。同样的，杨辉隆的这部短篇小说，也发微于生活的最底层，“充满着一种那么强烈的生命力”，“表达了一种人类灵魂里的呼声”。路翎的郭素娥，直接地感受着肠胃的饥饿，她的绝对贫穷超过了杨辉隆的桃花，然而桃花的相对贫穷又大大超过了郭素娥。桃花不仅有着郭素娥的精神奴役创伤，而且增加了新的精神奴役创伤。这一点被杨辉隆写得触目惊人：“桃花想横了，当小姐有什么羞人的？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反对共产党。可以说政治上不反动吧？不征地不建房工作只是一张床。可以说短平快吧？无噪音无污染拉动内需求发展。可以是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吧！不生男不生女不给政府添麻烦。可以说没有给政府增加负担吧”。妓女桃花的这一席话，是作者从腐败的社会群落中挖掘出来的，是带着血带着脓的；这是娼妓理论娼妓语言，也是一些有权有钱人的嫖娼理论嫖娼语言。这种娼妓理论娼妓语言，具有时代特征，是上面所言的黑色符号体系深深烙印在无数桃花们心灵上的特色显明的精神奴役创伤。“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桃花疯狂地从男人兜里挖钱”。但桃花撕碎抛洒了太子二毛子的钱，最终以死亡的行动抛弃了这种理论。二毛子被刑拘了，但更多的没有被刑拘的嫖客们和妓女们还在前赴后继地实践这种理论。无良无德者由于食品丰盛和精神空虚，再加上现代科技产品“伟哥”的空前效用，荷尔蒙异常旺盛地分泌着。有需求，就有供应就有市场。在色情大市场上，有的女人是为了生存，有的女人是为了先富起来，但桃花们的残骸也并不少见。现今有的社会学家，致力于“性学研究”，把娼妓尊为“性工作者”，还说有某种社会作用；提倡“一夜情”，追求“性快乐”；他们的高深新潮理论，反不如桃花们的理论简明实用。从郭素娥到桃花，中国的劳动妇女是不幸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克服贫穷和苦难比过去有了良好的环境，但原有的三大差别，凸现为贫富两极分化和东西部差距，已经接得距离很大，又给改变现实增加了难度。全国每年有钱女人的减肥费用，高达几十个亿；而无数妇女为了吃饱肚子，正在从事各种艰苦劳动甚至下矿洞挖煤。给有钱女人的手指甲脚趾甲描色绘彩的美甲业正在蓬勃兴起，而无数妇女操持艰难生计胼手胝足；钻入社会狭缝的桃花们，更是不幸中的大大幸了。揭示劳动妇女的不幸和苦难，杨辉隆的这篇短篇小说，不但有地方意义和西部意义，对凡是有劳动妇女艰难生存的地方，都是有着唤起救治的现实和历史作用的。
鲁迅文学传统的忠实继承者胡风，提倡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号召作家对生活和创作的关系采取正确的态度。杨辉隆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伊始，就不止是贴近生活，而是直接在人民的生活中和人民一起生活，把真实的生活血肉化成自己强烈的主观生命体验，写出表现人民呼吸和心灵脉动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为真善美呐喊助阵，向假恶丑战斗。他的这一篇小说，诚然是一篇流出人民血泪的力作，但给人的阅读感觉，除了震撼和悲悯外，似乎有那么一点直露。我说的直露，不是具体情节描写上的暴露——这是写作技巧的问题——而是作者把强烈的主观热情和表现冲动，在人物自身的逻辑发展之外，用故事叙述者的语言和情绪渲染出来，造成了作者自身的过份显露。著名小说家余华的《黄昏中的男孩》，深刻表现了社会转型期中人性的扭曲，异化、残忍和麻木，和他的其他表现人性恶的作品一起，被《詹姆斯·乔伊斯基金会颁奖词》认为“反映了自然实体的生存状态，它们既不是圣洁的，也不是耸人听闻的，它们只不过是一种类似天气般的存在，一种存在于宇宙中的原始经验”。余华的叙事风格平静，淡然，纯客观式的，不动声色的，甚至是冷漠的。但他强烈的主观意图，放到人物和事件上面，给人更有效的阅读效果。杨辉隆的爱情诗的内核激情似火，而表现手法纯净含蓄，委婉蕴籍，在言外之意的诗情中存在着清新可喜的阅读愉悦。但他的这篇同是表现爱情及其异化和女性命运的小说，也有着“类似天气般的存在”和“宇宙中的原始经验”，却显得感情外溢，有替人物说话之嫌，在作品的开始和结尾部分最为明显，也表现在通篇文字的节奏、色彩和气氛中。我以为诗人杨辉隆写小说，应该把诗人特有的主观激情和对生命的爱憎分明人文关怀及价值判断，以超然的文字风格冷静地融化到人物身上去或许会使作品更为成功。
杨辉隆的这篇小说是有助于目前和谐社会的建设的。因为它准确地点出了社会不和谐的穴位，指明了医治社会不和谐的病灶。和者从禾从口，就是口有饭吃。谐者，从言从皆，就是皆能言说。这篇小说就是摆脱贫穷口有饭吃，皆能言说以法治国的一篇警钟声声震耳入心的宣言。
诗歌的杨辉隆，散文的杨辉隆，小说的杨辉隆，都是在人民的真实生活中，生活生发并善待了生活。



2006年10月25日·深圳围岭山下

[[阿杨]]

苦难和悲愤中的桃花劫

呼岩鸾

自然界中的桃花，如果不遇到狂风暴雨，总要结出果实的；人间的桃花，如果不遇到巨灾大难，总要恋爱成家的。但自然界和人世间，总是少顺风顺雨，而多灾多难，桃花不免落地成尘，已经是平常事件了。但总有人从平常中看出不平常，遂有大作家曹雪匠借林黛玉之手，写出悲情的《葬花词》。于今，我们复又看到以写爱情诗著名于诗坛的杨辉隆，以小说形式写出了一篇悲悼夭折爱情的悲情桃花劫（见《诗城》创刊号：《桃花，是怎样凋谢的》）。
九姥河边那美丽的桃花，是怎样凋谢的呢？小说的沉重叙事，原生态地展现了一个悲剧的三段式全过程。一、贫穷农家的女儿桃花，艳如桃花般地纯真纯情，是看不上乡村权贵乡长的恶棍儿子二毛子和他们以结婚为条件所能给予的特权利益的。她逃婚来到县城，希望找到她已献身的初恋爱人，过上幸福日子——她的憧憬未来的眼睛多么不谙眼下的世事；二、物欲和色欲横流的城市污染了她的心灵，依旧的贫穷更严重地威胁她的生存；她也在道德底线上挣扎过，但列强有力的恶浊现实使她成了一名妓女；在初恋情人以嫖客身份被她认出，摧垮了她对人间正途的最后良心防线后，又成了一个以色骗财的犯罪者；三、堕落了的桃花被二毛子强暴后，悲愤中人性猛然觉醒，上吊自杀以示对摧残她的邪恶势力的抗争——瘠地上一瓣落英。
作者压抑着对眼下现实生活的痛苦感觉，用朴素晓畅的语言不仅精细描述了桃花凋谢的过程，还更加用力地道出了摧逼桃花凋谢的原因，而这更是具有现实的惊世意义的。以死亡作为终结的桃花悲剧的原因，存在于小说条理清晰逐次展开的愤怒叙事中：极度的贫穷，权贵的肆虐和社会的恶欲败德。桃花的农业家庭在“穷得让人心酸“的九姥河地方，更是穷得让人绝望的。嗜酒如命的父亲，偏瘫的母亲，超生的弟妹，作为一家未来顶梁柱的弟弟竟是一个残疾。在这块“十年九旱，十年九不收”的土地上刨出明天的食物是多么艰难。乡长在农村是一个有特权的乡民们视为土皇帝的大人物，他以利益诱婚实是逼婚，逼得桃花自动投入县城的欲望陷阱。乡长的阴影极其可怖，始终笼罩着弱势群体中的桃花，最后逼她走上不归的绝路。而在偌大的县城，桃花竟然没有得到任何正义诚挚可信可靠的力量的帮助。道德沦丧的黑色或灰色的社会重重包围了一个毫无力量的弱女子，她的天生美貌是恶势力唯一看中的资源。色狼的欲眼盯牢她，无德富人用金钱购卖她的初夜，老板娘以看似符合时宜的理由劝良为娼，在通行的罪恶的谋财之道上桃花就一直滑下去。这三种因素像三根绳索，牢牢串结在桃花和无数农村桃花身上，以至落红遍地。
作者以对生活入骨入髓的体验所展开的小说细节，具有显明的社会学象征意义，并构成了现实生活的符号体系；乡长是贪腐权贵的符号；老板们是无良富人的符号；桃花的初恋情人是在社会物质诱惑下负心失德的青年的符号；退休老头是晚节不守的老年人符号；而苦楝树这个最后出现的符号，则是桃花命运的符号，苦命的桃花在苦楝树上自动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她也曾有甜蜜的恋爱，但这个献了身，并山盟海誓的圣洁爱情已经异化，走到反面而面貌全非，就是死亡也绝不能拯救。作者笔下最精彩的一个细节：苦楝树下，散落着桃花自杀前亲手撕碎的二毛子强暴她后掷给她的一百元钱的碎片——这是物质欲望破灭的符号。她死了，母亲死了，家破人亡了。这些符号和它们构成的符号体系，似是作者不经意间举重若轻地随手拈来的，实是作者从生活深处挖掘而来的沉重物质。钞票的碎片，说明堕落深渊的桃花最终并未泯灭善良人的正常的荣辱感觉，为她争来了读者的同情；并不是被侮辱被损害的桃花不懂得荣耻，而是那帮侮辱损害了她的有权有钱的下流之辈不懂得荣耻。美丽的桃花开放过，变色的桃花在无力逃避的风雨中凋谢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只有钱也不会有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或许桃花之死还能提供这么一点认识论上的价值吧。
同是女性题材的小说，我想起了路翎抗战时期也是在重庆写的《饥饿的郭素娥》。路翎堪称是新时期以前中国现代最优秀的小说家。这部中篇莆一问世，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邵荃麟立即撰文倍加赞誉。说小说“充满着一种那么强烈的生命力”，“表达了一种人类灵魂里的呼声，这种呼声似乎是深沉的微弱的，然而却叫出了多世纪来在旧传统磨难下的中国人的痛苦、苦闷与原始的反抗”。“生活比艺术更伟大”（车尔尼雪夫斯基语）。同样的，杨辉隆的这部短篇小说，也发微于生活的最底层，“充满着一种那么强烈的生命力”，“表达了一种人类灵魂里的呼声”。路翎的郭素娥，直接地感受着肠胃的饥饿，她的绝对贫穷超过了杨辉隆的桃花，然而桃花的相对贫穷又大大超过了郭素娥。桃花不仅有着郭素娥的精神奴役创伤，而且增加了新的精神奴役创伤。这一点被杨辉隆写得触目惊人：“桃花想横了，当小姐有什么羞人的？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反对共产党。可以说政治上不反动吧？不征地不建房工作只是一张床。可以说短平快吧？无噪音无污染拉动内需求发展。可以是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吧！不生男不生女不给政府添麻烦。可以说没有给政府增加负担吧”。妓女桃花的这一席话，是作者从腐败的社会群落中挖掘出来的，是带着血带着脓的；这是娼妓理论娼妓语言，也是一些有权有钱人的嫖娼理论嫖娼语言。这种娼妓理论娼妓语言，具有时代特征，是上面所言的黑色符号体系深深烙印在无数桃花们心灵上的特色显明的精神奴役创伤。“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桃花疯狂地从男人兜里挖钱”。但桃花撕碎抛洒了太子二毛子的钱，最终以死亡的行动抛弃了这种理论。二毛子被刑拘了，但更多的没有被刑拘的嫖客们和妓女们还在前赴后继地实践这种理论。无良无德者由于食品丰盛和精神空虚，再加上现代科技产品“伟哥”的空前效用，荷尔蒙异常旺盛地分泌着。有需求，就有供应就有市场。在色情大市场上，有的女人是为了生存，有的女人是为了先富起来，但桃花们的残骸也并不少见。现今有的社会学家，致力于“性学研究”，把娼妓尊为“性工作者”，还说有某种社会作用；提倡“一夜情”，追求“性快乐”；他们的高深新潮理论，反不如桃花们的理论简明实用。从郭素娥到桃花，中国的劳动妇女是不幸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克服贫穷和苦难比过去有了良好的环境，但原有的三大差别，凸现为贫富两极分化和东西部差距，已经接得距离很大，又给改变现实增加了难度。全国每年有钱女人的减肥费用，高达几十个亿；而无数妇女为了吃饱肚子，正在从事各种艰苦劳动甚至下矿洞挖煤。给有钱女人的手指甲脚趾甲描色绘彩的美甲业正在蓬勃兴起，而无数妇女操持艰难生计胼手胝足；钻入社会狭缝的桃花们，更是不幸中的大大幸了。揭示劳动妇女的不幸和苦难，杨辉隆的这篇短篇小说，不但有地方意义和西部意义，对凡是有劳动妇女艰难生存的地方，都是有着唤起救治的现实和历史作用的。
鲁迅文学传统的忠实继承者胡风，提倡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号召作家对生活和创作的关系采取正确的态度。杨辉隆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伊始，就不止是贴近生活，而是直接在人民的生活中和人民一起生活，把真实的生活血肉化成自己强烈的主观生命体验，写出表现人民呼吸和心灵脉动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为真善美呐喊助阵，向假恶丑战斗。他的这一篇小说，诚然是一篇流出人民血泪的力作，但给人的阅读感觉，除了震撼和悲悯外，似乎有那么一点直露。我说的直露，不是具体情节描写上的暴露——这是写作技巧的问题——而是作者把强烈的主观热情和表现冲动，在人物自身的逻辑发展之外，用故事叙述者的语言和情绪渲染出来，造成了作者自身的过份显露。著名小说家余华的《黄昏中的男孩》，深刻表现了社会转型期中人性的扭曲，异化、残忍和麻木，和他的其他表现人性恶的作品一起，被《詹姆斯·乔伊斯基金会颁奖词》认为“反映了自然实体的生存状态，它们既不是圣洁的，也不是耸人听闻的，它们只不过是一种类似天气般的存在，一种存在于宇宙中的原始经验”。余华的叙事风格平静，淡然，纯客观式的，不动声色的，甚至是冷漠的。但他强烈的主观意图，放到人物和事件上面，给人更有效的阅读效果。杨辉隆的爱情诗的内核激情似火，而表现手法纯净含蓄，委婉蕴籍，在言外之意的诗情中存在着清新可喜的阅读愉悦。但他的这篇同是表现爱情及其异化和女性命运的小说，也有着“类似天气般的存在”和“宇宙中的原始经验”，却显得感情外溢，有替人物说话之嫌，在作品的开始和结尾部分最为明显，也表现在通篇文字的节奏、色彩和气氛中。我以为诗人杨辉隆写小说，应该把诗人特有的主观激情和对生命的爱憎分明人文关怀及价值判断，以超然的文字风格冷静地融化到人物身上去或许会使作品更为成功。
杨辉隆的这篇小说是有助于目前和谐社会的建设的。因为它准确地点出了社会不和谐的穴位，指明了医治社会不和谐的病灶。和者从禾从口，就是口有饭吃。谐者，从言从皆，就是皆能言说。这篇小说就是摆脱贫穷口有饭吃，皆能言说以法治国的一篇警钟声声震耳入心的宣言。
诗歌的杨辉隆，散文的杨辉隆，小说的杨辉隆，都是在人民的真实生活中，生活生发并善待了生活。



2006年10月25日·深圳围岭山下

[星子]

生活生发并善待了生活---说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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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

生活生发并善待了生活---说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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