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主持]

当一个韩国女人提着十几万美元出现在茶庄的时候，江涛的神话开始了。

　　这是1999年昆明世博会举办期间，在翠湖边守着清淡生意的老江，正在破产边缘挣扎。一天傍晚，住在翠湖宾馆的一个韩国女人，在湖边闲逛，走进了老江的普洱茶茶庄。女人寻来找去，最终买了两筒“竹筒茶”，勐海 1963年出品，竹筒上有“1963”的标记。125克1筒的茶，卖了个450元的好价格，老江高兴不已。

　　过了没几天，老江接到了一个韩国打来的电话，买过竹筒茶的女人问:你那里有多少这种茶？我全要。老江以为是个玩笑，说，不管要多少，都是450元一筒，半分不少。韩国女人让老江帮着订个宾馆，她过来提货。老江没理她，“早年像我这样卖普洱的，是蠢材，哪还有傻子真要那么多啊？”就在1999年，普洱茶在云南，还是“销不动”的茶。

　　韩国女人真的提了一个包走进来的时候，老江仍然将信将疑。1957年出生的老江，从思茅市普洱县做茶生意开始，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末混迹到了昆明。可是对普洱茶的偏好，使得他的生意几乎活不下来，不要说云南本省，几乎整个大陆市场，知道“普洱”的人太少。统购统销的年代，普洱作为“边销茶”运往边疆，也有部分出口，国内人基本不识。老江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凡是进店来问普洱茶的，他就用普通话搭话，“基本是台湾地区的人或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人”。

　　老江真有不少普洱，韩国女人要的“1963年竹筒茶”，他存了十几件货，每件200筒。1996、1997年库存高峰期，老江的普洱茶囤了100多吨。说是“囤积”，其实是阴错阳差被迫留下的，直到今天提到这段历史，老江仍旧嚷着，“我是被陷害的”。这种“陷害”有几个标志事件:上世纪90年代，老江拿着多年生意存下的钱，准备去当时昆明的高档住宅翠湖俊园买楼。正在看楼，朋友打来电话，本地的一个老茶厂破产了，库存在仓库里的茶全部低价处理掉。“价格太低了，我就是买来留着，都不亏”。老江以回家和老婆吵了一架为代价，用买楼的钱买了整个仓库的陈茶。破产的茶厂供销科科长乐得找到了一个“傻子”，谁还花钱买这些常年卖不掉的茶啊？

　　这次买茶的冲动，却让老江接下来的日子生存艰难。原先在普洱县卖茶的时候，老江的店里绿茶、红茶、花茶、普洱茶都卖，绿茶销路最好，高档茶卖到80元1公斤，在当地已经是了不得的行情。普洱乏人问津，卖绿茶挣的钱来养亏损的普洱。到了昆明，老江与更多的海外茶商合作，普洱茶不知不觉越留越多。当时的昆明，只有各大涉外宾馆有少量普洱茶出售，外宾还得拿着兑换券去买。

　　但是合作的茶商销量很有限。到了1997、1998年左右，台湾的李老板找老江进货，每批茶要1000饼。普洱茶在云南的利润很低，老江找到勐海茶厂进货，每次进8400 饼才能拿到出厂价。于是为了赚取出厂价的价差，台湾人每要一次货，老江就得进8400饼，卖出后，库存7400饼，“越搞仓库越大，越搞越没有饭吃”。台湾老板进货也比较艰难，两岸农产品贸易还没有开通，台湾地区只允许游客每次带2斤茶叶过关，自己喝。所以李老板与旅行社偷偷签了协议，让游客帮忙带茶， “每进1片茶，茶叶本身的成本是10块人民币，却要给旅行社50块人民币”。

　　处在低谷的老江觉得，命运对他是个大大的讽刺，原本拿钱是为了买好房子给自己住，结果“用钱买了茶，再不停地给茶买房子，越来越活不下去”。最穷的时候，“烟钱没了，买盐巴的钱也没了，出个门都没钱上公共厕所”。老江守着翠湖边的生意，下象棋打发日子。

　　韩国女人留下来的一袋子美元，让老江一夜无眠啊！他这才想起，自己好像没怎么见过美元，“夜里几次跳下床，打开灯，拿着美元又摸又看，是真的假的啊？” 当时昆明只有两家银行兑换外币，一个是中国银行，一个是交通银行，终于等到上班时间，老江带着钱去了银行。“都是真钱啊，不敢相信。”老江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库存太少，去找朋友要普洱，“整个昆明都没什么人卖”。朋友郭峰开在北京路上的店，只有3平方米，“茶市萧条，铺面大了就付不起租金”。

　　这一把倒手，老江彻底翻了身。如今，他已是昆明较大的普洱茶个体经销商之一。

　　普洱带来的传奇，就此展开。一股由海外刮进内地的普洱风潮，终于在1999年下半年，席卷了昆明最早做普洱的茶商。老江当时并不知道，50年前香港特区的普洱热，在上世纪80年代传进台湾地区，90年代有了遍及东南亚的国际玩家市场。此风吹到云南，普洱茶市场有了寻根问祖的需要。

　　香港人早期把普洱茶称为“菊普”，将菊花和普洱茶一起泡，遍地皆是的茶楼，低等级的菊普一直盛行。待到上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的文化界、医学界、宗教界开始极力热捧“普洱”。保健功能、文化含义，以及越久越值钱的品性，让普洱在台湾有了自上而下的普及。就像国际红酒市场一样，无论是物质本身的秉性，还是被附会的文化价值，让它迅速拥有了炒家和玩家们的圈子。

　　原产地的寻根热终于在2003年猛烈地席卷了云南。在2002的广州“茶博会” 上，云南的宫廷普洱拍卖出了100克16万元的“天价”，随后的各种博览会上，更高的“天价”不断问世。普洱在大陆市场甫一现身，便以高端的市场运作，定下了高价位、高增值空间的姿态。原产地关于马帮、茶马古道、少数民族的传说，又给了普洱更多的发挥空间。

　　而之前热炒的海外市场，因为有了大陆这个巨大“伙伴”的加入，价码飙升。台湾茶商石昆牧说，1999年，“红印”的价格炒到4000多元1饼，2004年大约9000元1饼。这时大陆市场的迅速加入，两年的时间内，“1饼卖到6万了”。“以前可能是100个茶庄希望得到这饼茶，现在多了大陆的1万个茶庄，都想得到它。”

　　普洱茶一经投入产业，给低迷的云南茶叶市场，放进了一块异常活跃的“酵母”，人人都想抓牢它。云南虽是产茶大省，茶产量居全国第三，却在原本以绿茶为主的行业里，生存艰难。一大批已经破产或者转制的茶厂，又纷纷转回头生产普洱茶。

　　云南已经提出，2010年“云茶”产值将达到100亿元，成为主要农业产业。资本市场也迅速加入，携带1.5亿资金进入的龙润集团，原本以药业为主。董事长焦家良是云南本地的农民出身，“以前云南有两种植物带来了庞大的产业，一种是烟草，一种是罂粟(虽然是有害的地下产业)。现在大家才关注到最有潜力的一种植物——大叶种茶树”。拥有大叶种茶树的西双版纳、思茅、临沧地区，一下子从落后的边疆地区，接轨上了外界的致富理想。

　　这条新建的产业链，从最初的海外玩家，延伸到了原产地云南的各个细胞。交通的闭塞不再是障碍，无论是偏远的城市、县城、乡镇或者是千年古茶山下的村落，都有了加速度的“疯狂”。记者沿着其中的一条线路，从思茅市到澜沧县，再到景迈山下的村庄，试图记录下普洱带给他们的变化。

　　普洱的“战国时代”

　　有人这样形容普洱产业异军突起的原因——“绿茶在烘青的时候，生命已经终止；普洱茶在晒青的时候，它的生命才开始”，普洱因而被称为“能喝的古董”。

　　把它和哪个行当相比，似乎都不类似。“你建一座房子在那儿，三十年都不会变化，但是三十年的普洱已经是上品”；红酒有着越久弥香的特制，“但它有一个高峰期，过了则身价大跌”。普洱的收藏极限是什么？它的投资回报率又有多少？正因这些问题争论不清，使得普洱极像风险投资行当的初始模样:给人充分的想象空间，却又模糊不定。

　　于是，若干股力量开始争夺行业的发言权。力争成为“茶都”的地方政府、著书立说的各路专家、原产地的“认祖归宗”，甚至微小到一个茶农想投入产业链的努力。在普洱旋风席卷的区域，好似刚刚开张的股票交易所，人们排着长队，等待着认购普洱产业的“原始股”。

　　谁在炒普洱？

　　昆明正在流传着一个笑话；前段时间政府部门的“扫黄打非”行动，抓到了好几本非法出版物，竟然全部是介绍普洱茶的！此话不论真假，普洱茶的火热，由此可见一斑。今年8月份，国内第一本介绍普洱茶的专业杂志《普洱》创刊了，官方公布的发行量达到了5万份。翻开昆明的大小报刊，已经全部开辟了普洱茶的专版，有的一天多达几十页。《都市时报》记者李孟泽笑称，“大家需要权威，这里每过几天就冒出一个普洱茶专家”。

　　普洱茶是怎么热起来的？投入其中的人也很难说清，《普洱》的执行主编周重林2004年开始关注普洱，“好像突然身边的人都在谈这个，好多朋友向我打听，普洱茶到底是什么”。韩籍华人姜育发也因为同样原因进入这一行，姜育发是歌星姜育恒的哥哥，上世纪90年代韩国兴起的普洱茶热潮把他卷了进去，如今他已是韩国中国茶文化研究会会长。

　　说起普洱茶更早在台湾地区引起的热潮，上世纪80年代，许多台湾玩家有“惊为天物”之感。台湾人有着家族传承的品茶嗜好，1966年出生的台湾人石昆牧，称自己从1973年就开始喝斗牛乌龙，1983年喝普洱茶，1986年开始研究。祖籍福建的台湾茶商李作良(化名)说，正是台湾人有品茶传统，“才能把普洱茶玩起来”。早先，部分做古董生意的商人接触到香港古董店老板，他们盛行喝高品级的普洱茶，台湾人便学了去。“紧接着在知识阶层——艺术界、医学界、宗教界等风行了起来”。这种风行的背景是，“台湾人懂真正的好茶”，台湾绿茶、乌龙茶比较清丽淡雅，普洱茶则圆润醇厚，有着历史的幽香，医学界又证明了它极高的保健价值。

　　台湾人“玩”普洱，引申出了艺术、佛学、哲学等各种附加价值。比如饮普洱茶应该配怎样的音乐，在怎样的环境中，有怎样精致的讲究。普洱茶的年份、名号、口感等，也各有说法。台湾的热捧，使得原本藏在香港的老茶，基本都流向了台湾。因此早期有句话说，普洱茶是“生于云南、藏于香港、发扬于台湾”。

　　石昆牧说，现在玩家们把普洱茶分为古董茶、印级茶、早期七子饼、90年代茶饼和新茶饼五类。大陆市场的加入，自然抬高了极品普洱茶的价码。前三类在市场上价值比较高，比如现在最古老的福元昌圆茶，产于光绪年间，“易武车顺号”成立于清朝光绪年间，这些极品茶1999年在台湾大约每饼1万元人民币，现在在大陆，不足300克的一饼茶，已经炒到了十几万元、二十万元的“天价”。印级茶一般有着几十年的历史，现在市场上大约三五万元一饼，早期七子饼则是两三万元的行情。石昆牧说，普洱茶的增值标志，是它的外包装和内飞，有了这样的名号，便有了玩家的行情。

　　高等级的普洱茶一般在炒家的圈子里流通，很少人舍得真的喝掉，要么永久收藏，要么等待增值。由于普洱茶的文化尚在建立中，不断有专家跳出来发言；而进入到国际玩家级别的物品，正有出现“普洱品鉴权威”的需要。于是，普洱茶的文化进入到了“诸子百家”时期，专家们各说各话，希望成为大家。

　　云南农业大学教授周红杰并不认可过分的文化炒作，“现在市场上，以香港、台湾为主流的普洱茶已经成为看包装、讲年代、视陈旧、比名气、寻来源的玄学体系了。最大的悲哀是云南的茶人不懂云南茶叶，而追随外来‘名人’，使普洱茶失去了本来面目，进入了神秘的文化行业”。

　　云南省茶叶协会会长邹家驹也提到，一些所谓专家，写书完全不负责任，手里有什么“货”，便编造历史，抬高价格。“有些图谱太离谱了，南涧生产凤凰沱茶是 20世纪90年代的事，却被一些台湾人说成70年代。我听说在上海、广州等不少地方凤凰沱茶图案上的凤凰都贵得分单眼皮双眼皮了。真好笑，印刷上的问题都有文章做。”邹家驹说，“现在市场上卖的所谓陈年普洱茶，绝大部分都不是真的。普洱茶消费者，特别是普洱茶经营者，买茶时不能只靠耳风、只靠诱人的标贴，要细心辨识。”有的茶客指出，品茶也要依据自己的口味喜好，“再贵的茶，如果自己不喜欢喝，就没有价值，不必盲目追风”。

　　市场运作的玄妙

　　拍卖、评选“茶王”，是普洱茶能够迅速增值的另一种方式。一些行家提到，所谓拍卖，有“真拍”和“假拍”两种方式。“假拍”则不存在真的买卖，卖家和拍卖行谈好交易即可，卖家付给拍卖行一定手续费，“买家”应和即可，不用真的付钱。普洱茶市场刚刚在大陆兴起的时候，有少数厂家用这种操作赚得了名声。

　　所谓真拍也有玄妙，手里有货的卖家多是实力雄厚的大厂家，货品供不应求，对经销商有相当的控制力。厂家卖普洱茶，靠的是走量，一般来说利润并不高；到了经销商手中，价格成倍攀升，所以经销商都求着大厂家。厂家要举办拍卖了，事先跟经销商通风，让大家都来捧场，分别以高价购得拍卖的好茶。“这样经销商出让了一部分利益，厂家赚得个面子，大家都得利。”

　　到了更大的层面，一些极具想象力的活动也让普洱茶迅速名闻全国。2005年的“云南普洱·瑞贡京城”活动，43个赶马人，带着120匹骡马，历经5个月经云南、四川、陕西、山西、河北到达北京。马帮进京被称为壮观的行为艺术，参加活动的有云南11个少数民族，而云南的茶商们，出钱购买了马匹后，便可以让马匹带上自己的普洱茶。

　　参加进京的“八千里马背驮茶”回到云南后，又以每筒(七饼装)1.6万元的价格公开发售。商家称，每筒茶的1.2万元将用于普洱茶课题研究。到了2005年末，“滇茶进藏”的活动又开始了。进藏的队伍，由勐海、昆明、大理分别出发，组成的第一支“女子马帮”还要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提供茶品的商家花几万元买得马匹，马帮沿途出售的利润用来给当地建小学。一些商家便出品马帮活动的“万片纪念饼”，一部分带上路途，一部分留下来销售。

　　今年8月，在思茅普洱茶厂举行了“云南首届百年经典普洱品鉴会”。品鉴的普洱茶珍品分为古董级、印级和新生级三个等级的18个茶品，号称价值约300多万元，由投资商提供资金购入或茶品拥有者提供，石昆牧称，他提供的18饼老茶，让在场的专家领导品评后签名，贴上封条，“以后一定会增值”。而他2003年定制的勐海“云梅春茶”，成本为二三十元一公斤，石昆牧认为，“现在每公斤有1000元的行情了”。厂家定制、限量发售等，也都成为普洱茶的运作方式。

　　台湾茶商李作良不太赞成 “炒作”的说法，“我把它看做一种‘因缘’，必定是市场有了一定的需求，才会卖得出价钱”。对于务实的业内人士来说，判断一款普洱茶的增值空间，最重要的是“手里要有货”。比如某个编号的普洱茶，“如果我拥有了十年的老茶，那么我就知道这款新茶，十年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才有了发言权”。用石昆牧的说法， “出示老茶让别人知道这款新茶的可能性”。

　　做中国的“立顿”、“星巴克”？

　　兴盛的普洱茶市场，却遭到过两次由媒体引发的行业大地震。2001年11月，香港《壹周刊》的一篇《普洱茶毒台》的报道，指出普洱茶的一些发酵、储存不卫生，对身体有害。一时间，普洱行业严重震动，“市场几乎崩盘了”。凑巧的是，当广东掀起普洱茶热潮时，2005年广东四会被曝光的“猪圈里发酵普洱茶事件”，又引发了整个行业的强烈震荡。 “健康是普洱茶的生命，如果它对身体有害，谁还喝它？”

　　快速膨胀的市场，发达迅速，却也容易被击垮。不过台商李作良说，“我并没有把这两次事件当做坏事，良莠不齐的商家，就要靠大浪淘沙来自然淘汰”。两次地震，或许是行业自我规避的一次次警示。

　　并不是所有商家都看上了普洱茶的高价市场。龙润集团2005年进入普洱茶行业前，董事长焦家良去美国考察的是“星巴克”、又去英国考察了“立顿”。一向被炒得高档的普洱茶，在他看来，想做成最大众化的饮品，不需要繁复的喝茶方法，把快捷的店铺开到写字楼下边去。

　　龙润要把现代企业模式带进普洱茶行业，则必定将普洱茶流水线化，行业的“玄秘”也将变得透明化。云南龙润茶叶集团副总经理娄自田说，他们想从建立理论和行业规范入手。因为焦家良认为，一个产业如果理论上走不通，那它就是死路一条。“我们现在都知道普洱茶有利于健康，但它到底怎么健康，哪些物质对降血压起作用，哪些对降脂起作用，都有待研究。”2个月以前，龙润招募了100个从没喝过普洱茶的志愿者，开始喝普洱后，参加为期一年的跟踪测试。

　　原产地划分也成为普洱茶企业的竞争内容。龙润与临沧市的165万茶农建立了“企业＋茶农＋基地＋市场”的产业链，收购了凤庆茶厂、云县天龙茶厂、昌宁茶厂等多家国营茶厂。龙润推出速溶普洱茶、泡腾片，“有普洱橙味茶、奶味茶，加钙茶，只有标准量化，才能做到全球化生产”。

　　“有名厂家生产的一些高品级普洱茶，大多数没有被喝掉，而是到了茶商手中大量囤积。万一哪天被大茶商集中抛售，市场就有崩盘的危险。”龙润今年推出了“816”、 “826”两种茶饼，规定顾客一人最多只能买10件(420饼)。“我们不是让茶在几个人手中囤着，而是让更多的人手中有茶。”

　　处在“战国时代”的普洱茶市场，依旧充满着创造神话的诱惑。娄自田说，普洱茶市场确实还处在创造神话的阶段，“拿出任何一款茶，讲一段故事给你听，就有高售价，市场还相当不理性。大家别忘了，茶的最根本要求，是健康和卫生”。

　　石昆牧也提到，普洱越久越值钱的性质，使得“做茶的人可能不在了，茶还在被别人品尝”，所以“任何人都应该对自己出品的普洱负责”。毕竟对普洱茶来说，如果失去了保健功能，整个行业都无法生存。
　　
　　茶客冯旭:“自己做茶的人，总比光说不练的强吧？”

　　冯旭善于把各种物品玩弄于股掌之间，在他准备开张的茶馆里，摆设只能用“拼贴”来形容，有日本的盔甲，有自己磨出来的扇子骨，有古人磨制出来的鲨鱼皮的刀鞘，当然最多的是各式与茶有关的东西，搜罗来的茶船有日本的锡制松纹的、陶土的，也有标准的中国细瓷。

　　当然这些都不如他烧水的炭炉引人注目，暗黄色的炭炉是从日本买的，不大，形状恍如一小脸盆，但是火头很足，烧的水足够一桌爱茶人喝上一晚上的了。那炭炉给屋子平添了几许生动，一切的死物都活了起来。用炭炉烧水泡茶的习惯是2000年开始的，当时就是觉得许多讲中国茶道的人尽管说得舌灿莲花，什么“水泡如蟹眼”之类的，但是都不实践，总是用电炉烧水，“我就是不用电炉”。说这话的时候，他把头一拧。

　　之所以自己做茶叶，也是因为此。“光说不练，是最没意思的事情。”

　　大家印象中总觉得北京人光喝花茶，其实老早北京人喝茶也讲究，也不光是花茶，红茶、绿茶、普洱茶都喝，普洱上一轮的暴得大名就是清朝权贵捧出来的结果。那时候北京人喝茶用盖碗，印象中，我们家喝茶就用盖碗。茶叶这种娇贵的东西其实很经不起长途运输，所以当时我们家不太习惯喝绿茶——绿茶讲究的就是时令。

　　正好在喝武夷山岩茶，那就从岩茶开始讲，我记得小时候我爸爸从武夷山出差回来，带回一包各种包装的岩茶，名字都很好听:大红袍、水仙、铁罗汉什么的，加上那时候看卧龙生的武侠小说，里面有一侠客，走到一茶寮，坐下就点了一壶水仙，那里把那茶说得神乎其神，结果我就那大杯，把各种岩茶都泡了一遍尝，不仅都一个味，而且也不好喝。结果对岩茶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现在喝到好的岩茶才知道，我爸买回来的叫旅游产品——旅游产品害死人。

　　90年代中期，北京开始有岩茶卖，我记得那时候是在北四环附近的一家福建茶馆，上面写着武夷山岩茶，那卖茶的女孩拿出来一捧，往上呵了一口气，结果热气把茶叶一蒸，那茶散发出被火烤过的浓郁香气，而且是突然而起，那种气息不是外在加上去的，而是内在散出来的，觉得挺有意思的，200元1斤，一下买了3斤。回家泡了之后请朋友来喝，觉得很震撼。岩茶泡出来后颜色很重，味道也浓郁，而且不苦，最神奇的是，可以泡十几泡，完全和铁观音不同，铁观音六泡了不起了。当时茶叶市场价混乱，花茶也能卖到三四千元1斤，所以也不觉得岩茶贵。

　　喝岩茶之前，我也喝过一阵铁观音，当时就觉得铁观音更像是一种面子茶，就是场面上大家喜欢喝的茶，当时铁观音价格炒得很高，香气又好，所以很适合请客用，进茶馆，人家上来就问，您要四五千元1斤的还是1万元1斤的？那种架势挺能唬人的。

　　而绿茶也变成了一种招牌式的东西，几个人去喝茶，一定有人告诉你，我的龙井是梅家坞的，而另外一个人就会拿狮峰龙井出来比较，其实绿茶是一种应季的东西，不甚讲究的人，只要喝到新鲜的都是好绿茶，前些年六安瓜片被炒到天价，不少人望文生义，把茶叶做成瓜子样子，其实好的六安瓜片讲究的是泡在水中才呈现出瓜子状。我个人不喜欢茶叶中炒作的成分。

　　所以接触到岩茶后，我就开始爱喝岩茶了，岩茶分好多种，香气和口感都不一样，大品种之下，又分很多种香型，所以有人说岩茶有800种，有人说有200种，其实都不准确。我一直很奇怪，都叫水仙，有的是兰花香，有的是棕叶香，去武夷山玩的时候，当地的茶农告诉我，香气不同不光是品种的原因。做的手法不一样，香气也不同，于是我就开始试着自己做，现在手工做茶的人越来越少，即使在当地，也多数用机器做茶，但是机器做出来的茶和手工茶的区别，就是用高压锅和小砂锅做菜做出来的区别。

　　那时候我这里正好有个武夷山的小姑娘，把她们家产的一些半成品带给我，我就决定开始自己做，其实也没有什么经验和心得，只是觉得来一个求证过程，胜过了道听途说。当时各种工具我都有，炭炉、竹匾，于是问小姑娘，火要多热才合适，她告诉我就四五十摄氏度，我一听就觉得不对，那不是凉的吗？结果当时就逼着她打电话回老家去问，说是“那温度要觉得烫手”。于是现学现做，整整两天一夜没睡觉，因为要一直守着炭炉子，怕竹匾烧着了，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做好，过程中要不断地拿出来泡，判断它的味道，最后做好的时候，人都要虚脱了，做的过程非常辛苦，没什么茶香，全是烟火气。做好后，拿大的紫砂罐装起来，20多天后才拿出来喝，觉得非常满足，自己做的茶没有火气，和机器做出来的大不一样。一共就做出来4两多，我管它叫冯氏岩茶。

　　喝茶的不美好经验？恐怕就是普洱茶，1998年开始，北京有普洱茶卖了。当时说有5年、8年、10年陈的，我在天福茗茶买了一个不知年份的普洱，回来一泡，难喝极了。我喝茶多了，明白要喝茶就是不断地喝，喝到一个好的才能明白以前喝的是烂的，于是开始不断地喝普洱茶，自己以为是好的了，可是和别人拿出来的茶一比，就明白，自己喝的不行。我们喝茶是一个圈子里的事情，到了聚会时间，各人带着各人的茶和茶具，然后再比较好坏，没有竞争之心，只是一种帮助自己提高的方式，让每个人明白山外有山。

　　喝无数烂茶慢慢就锻炼出好口味了，也能看到不少笑话。上次有个朋友带了人来，带了一个公文包，很神秘的样子，我把我自己这里最好的普洱拿出来，结果那人一喝就皱眉头，说我完全没入道，接着郑重其事地把他包里的普洱拿出来，恭恭敬敬地泡上一杯，我喝了暗暗好笑，和我这里最次等的普洱相差不远。当然也不好意思说，再说了，各茶入各口，有人就喜欢我们叫“猪圈味”的那种普洱，这也是说不准的事情。我到最后也没弄明白是他口味的问题还是入道太浅的问题。

　　普洱茶的制作工艺很原始，我一直用“杀人放火再被招安”来形容它，其实最初只是一种民间的茶，结果因为被权力阶层看上，被“招安”了，身价倍增，这种身价有虚妄的成分。现在的普洱茶神话也大可不必相信，管普洱茶叶的樟脑味叫做最高境界，管茶中旧书味、旧家具味叫“陈香”，其实都是神话的组成部分。要知道，这东西并不以色香味见长，否则牧民为什么要加奶喝？就是为了掩盖茶本身不好的味道。现在造假普洱茶的人太多了，因为普洱茶讲究年代，所以大家都造假，和造假古董是一回事情。而且造假的水平越来越高，我就经常上当，去马连道的茶叶市场，觉得有些老板推荐的普洱茶真是好，里边整齐，外面的茶油刷得也好，即使是当场喝，前面三泡也都很好，汤色也很油亮，拿回家后，才发现问题。这种造假造的登峰造极的普洱也经不起热水的考验，要是你拿它泡在水里5分钟，焖一下，结果马上形神俱丧，而真的好茶肯定不会这样。我倒也不怪那老板，他也就是普通生意人，也不见得能分清好坏，说不定造假的把他都蒙住了。

　　现在的普洱被炒到上万块钱一饼，我觉得是爬得越高，跌得越重，现在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有朋友买了一饼上万块钱的普洱，买的时候别人对他肯定地说，买吧，肯定升值，可是要是你想再出手，我就不相信有人会来买。和古董一样，有次我花6000元买了件东西，老板告诉我肯定会升值，后来我去找他想出手，结果他告诉我1000块钱他就收——所以我就劝他们买了天价普洱的也没必要去炒了，干脆自己把它掰了喝了最好。

　　好茶不一定就价高，喝茶在很大程度上讲的是心情和体会，现在我最讨厌茶艺馆的台湾式的喝茶，一步一步按部就班，一个小姐表演两下怎么泡，众人拿起闻香杯装腔作势地闻两下，茶道已经沦落为茶艺，可见是多么无趣的事。我喜欢自己泡各种茶，一样的茶泡的手法不同，效果截然不同。有次在武汉出差，特别想喝茶，可是上哪里去找茶去？好不容易看见一家店有水仙，虽然不是好的，但是我那次泡的特别精心，结果效果也很好。还有次在苏州，在一家小茶馆里，就喝他们80元1斤的碧螺春，茶具也是粗碗，可是身边就有人唱评弹，那种感觉特别美好。

　　我自己喝茶的历史就是一个赌气和好奇的历史，因为这样，所以别人告诉我茶道怎么继承之类的空话我都不相信，一定要自己动手去试验，光会做传声筒是最可耻的，这是我参加了一次中日茶道大会时悟出来的，那次是在人民大会堂，日本来了几百人，打开会场之门，只能用震撼来形容，几百个日本人穿着古代服装，各自按照各自流派泡茶。可是我们太多自己人只会在嘴上说什么烹茶四宝，却连炭炉煮水这种最基本的一条都不愿意去做。

　　做茶要自己勇于去尝试，就说花茶吧，也不完全是用茉莉花去熏制，北京不少人家喜欢用鲜茉莉花扔在茶杯里，也不错，我自己试着用菊花熏铁观音，做了另外一种花茶，大家喝了都觉得新鲜，完全没有菊花气息，而是一种清凉的薄荷味，这也是一种自我表现吧。

□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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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韩国女人提着十几万美元出现在茶庄的时候，江涛的神话开始了。

　　这是1999年昆明世博会举办期间，在翠湖边守着清淡生意的老江，正在破产边缘挣扎。一天傍晚，住在翠湖宾馆的一个韩国女人，在湖边闲逛，走进了老江的普洱茶茶庄。女人寻来找去，最终买了两筒“竹筒茶”，勐海 1963年出品，竹筒上有“1963”的标记。125克1筒的茶，卖了个450元的好价格，老江高兴不已。

　　过了没几天，老江接到了一个韩国打来的电话，买过竹筒茶的女人问:你那里有多少这种茶？我全要。老江以为是个玩笑，说，不管要多少，都是450元一筒，半分不少。韩国女人让老江帮着订个宾馆，她过来提货。老江没理她，“早年像我这样卖普洱的，是蠢材，哪还有傻子真要那么多啊？”就在1999年，普洱茶在云南，还是“销不动”的茶。

　　韩国女人真的提了一个包走进来的时候，老江仍然将信将疑。1957年出生的老江，从思茅市普洱县做茶生意开始，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末混迹到了昆明。可是对普洱茶的偏好，使得他的生意几乎活不下来，不要说云南本省，几乎整个大陆市场，知道“普洱”的人太少。统购统销的年代，普洱作为“边销茶”运往边疆，也有部分出口，国内人基本不识。老江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凡是进店来问普洱茶的，他就用普通话搭话，“基本是台湾地区的人或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人”。

　　老江真有不少普洱，韩国女人要的“1963年竹筒茶”，他存了十几件货，每件200筒。1996、1997年库存高峰期，老江的普洱茶囤了100多吨。说是“囤积”，其实是阴错阳差被迫留下的，直到今天提到这段历史，老江仍旧嚷着，“我是被陷害的”。这种“陷害”有几个标志事件:上世纪90年代，老江拿着多年生意存下的钱，准备去当时昆明的高档住宅翠湖俊园买楼。正在看楼，朋友打来电话，本地的一个老茶厂破产了，库存在仓库里的茶全部低价处理掉。“价格太低了，我就是买来留着，都不亏”。老江以回家和老婆吵了一架为代价，用买楼的钱买了整个仓库的陈茶。破产的茶厂供销科科长乐得找到了一个“傻子”，谁还花钱买这些常年卖不掉的茶啊？

　　这次买茶的冲动，却让老江接下来的日子生存艰难。原先在普洱县卖茶的时候，老江的店里绿茶、红茶、花茶、普洱茶都卖，绿茶销路最好，高档茶卖到80元1公斤，在当地已经是了不得的行情。普洱乏人问津，卖绿茶挣的钱来养亏损的普洱。到了昆明，老江与更多的海外茶商合作，普洱茶不知不觉越留越多。当时的昆明，只有各大涉外宾馆有少量普洱茶出售，外宾还得拿着兑换券去买。

　　但是合作的茶商销量很有限。到了1997、1998年左右，台湾的李老板找老江进货，每批茶要1000饼。普洱茶在云南的利润很低，老江找到勐海茶厂进货，每次进8400 饼才能拿到出厂价。于是为了赚取出厂价的价差，台湾人每要一次货，老江就得进8400饼，卖出后，库存7400饼，“越搞仓库越大，越搞越没有饭吃”。台湾老板进货也比较艰难，两岸农产品贸易还没有开通，台湾地区只允许游客每次带2斤茶叶过关，自己喝。所以李老板与旅行社偷偷签了协议，让游客帮忙带茶， “每进1片茶，茶叶本身的成本是10块人民币，却要给旅行社50块人民币”。

　　处在低谷的老江觉得，命运对他是个大大的讽刺，原本拿钱是为了买好房子给自己住，结果“用钱买了茶，再不停地给茶买房子，越来越活不下去”。最穷的时候，“烟钱没了，买盐巴的钱也没了，出个门都没钱上公共厕所”。老江守着翠湖边的生意，下象棋打发日子。

　　韩国女人留下来的一袋子美元，让老江一夜无眠啊！他这才想起，自己好像没怎么见过美元，“夜里几次跳下床，打开灯，拿着美元又摸又看，是真的假的啊？” 当时昆明只有两家银行兑换外币，一个是中国银行，一个是交通银行，终于等到上班时间，老江带着钱去了银行。“都是真钱啊，不敢相信。”老江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库存太少，去找朋友要普洱，“整个昆明都没什么人卖”。朋友郭峰开在北京路上的店，只有3平方米，“茶市萧条，铺面大了就付不起租金”。

　　这一把倒手，老江彻底翻了身。如今，他已是昆明较大的普洱茶个体经销商之一。

　　普洱带来的传奇，就此展开。一股由海外刮进内地的普洱风潮，终于在1999年下半年，席卷了昆明最早做普洱的茶商。老江当时并不知道，50年前香港特区的普洱热，在上世纪80年代传进台湾地区，90年代有了遍及东南亚的国际玩家市场。此风吹到云南，普洱茶市场有了寻根问祖的需要。

　　香港人早期把普洱茶称为“菊普”，将菊花和普洱茶一起泡，遍地皆是的茶楼，低等级的菊普一直盛行。待到上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的文化界、医学界、宗教界开始极力热捧“普洱”。保健功能、文化含义，以及越久越值钱的品性，让普洱在台湾有了自上而下的普及。就像国际红酒市场一样，无论是物质本身的秉性，还是被附会的文化价值，让它迅速拥有了炒家和玩家们的圈子。

　　原产地的寻根热终于在2003年猛烈地席卷了云南。在2002的广州“茶博会” 上，云南的宫廷普洱拍卖出了100克16万元的“天价”，随后的各种博览会上，更高的“天价”不断问世。普洱在大陆市场甫一现身，便以高端的市场运作，定下了高价位、高增值空间的姿态。原产地关于马帮、茶马古道、少数民族的传说，又给了普洱更多的发挥空间。

　　而之前热炒的海外市场，因为有了大陆这个巨大“伙伴”的加入，价码飙升。台湾茶商石昆牧说，1999年，“红印”的价格炒到4000多元1饼，2004年大约9000元1饼。这时大陆市场的迅速加入，两年的时间内，“1饼卖到6万了”。“以前可能是100个茶庄希望得到这饼茶，现在多了大陆的1万个茶庄，都想得到它。”

　　普洱茶一经投入产业，给低迷的云南茶叶市场，放进了一块异常活跃的“酵母”，人人都想抓牢它。云南虽是产茶大省，茶产量居全国第三，却在原本以绿茶为主的行业里，生存艰难。一大批已经破产或者转制的茶厂，又纷纷转回头生产普洱茶。

　　云南已经提出，2010年“云茶”产值将达到100亿元，成为主要农业产业。资本市场也迅速加入，携带1.5亿资金进入的龙润集团，原本以药业为主。董事长焦家良是云南本地的农民出身，“以前云南有两种植物带来了庞大的产业，一种是烟草，一种是罂粟(虽然是有害的地下产业)。现在大家才关注到最有潜力的一种植物——大叶种茶树”。拥有大叶种茶树的西双版纳、思茅、临沧地区，一下子从落后的边疆地区，接轨上了外界的致富理想。

　　这条新建的产业链，从最初的海外玩家，延伸到了原产地云南的各个细胞。交通的闭塞不再是障碍，无论是偏远的城市、县城、乡镇或者是千年古茶山下的村落，都有了加速度的“疯狂”。记者沿着其中的一条线路，从思茅市到澜沧县，再到景迈山下的村庄，试图记录下普洱带给他们的变化。

　　普洱的“战国时代”

　　有人这样形容普洱产业异军突起的原因——“绿茶在烘青的时候，生命已经终止；普洱茶在晒青的时候，它的生命才开始”，普洱因而被称为“能喝的古董”。

　　把它和哪个行当相比，似乎都不类似。“你建一座房子在那儿，三十年都不会变化，但是三十年的普洱已经是上品”；红酒有着越久弥香的特制，“但它有一个高峰期，过了则身价大跌”。普洱的收藏极限是什么？它的投资回报率又有多少？正因这些问题争论不清，使得普洱极像风险投资行当的初始模样:给人充分的想象空间，却又模糊不定。

　　于是，若干股力量开始争夺行业的发言权。力争成为“茶都”的地方政府、著书立说的各路专家、原产地的“认祖归宗”，甚至微小到一个茶农想投入产业链的努力。在普洱旋风席卷的区域，好似刚刚开张的股票交易所，人们排着长队，等待着认购普洱产业的“原始股”。

　　谁在炒普洱？

　　昆明正在流传着一个笑话；前段时间政府部门的“扫黄打非”行动，抓到了好几本非法出版物，竟然全部是介绍普洱茶的！此话不论真假，普洱茶的火热，由此可见一斑。今年8月份，国内第一本介绍普洱茶的专业杂志《普洱》创刊了，官方公布的发行量达到了5万份。翻开昆明的大小报刊，已经全部开辟了普洱茶的专版，有的一天多达几十页。《都市时报》记者李孟泽笑称，“大家需要权威，这里每过几天就冒出一个普洱茶专家”。

　　普洱茶是怎么热起来的？投入其中的人也很难说清，《普洱》的执行主编周重林2004年开始关注普洱，“好像突然身边的人都在谈这个，好多朋友向我打听，普洱茶到底是什么”。韩籍华人姜育发也因为同样原因进入这一行，姜育发是歌星姜育恒的哥哥，上世纪90年代韩国兴起的普洱茶热潮把他卷了进去，如今他已是韩国中国茶文化研究会会长。

　　说起普洱茶更早在台湾地区引起的热潮，上世纪80年代，许多台湾玩家有“惊为天物”之感。台湾人有着家族传承的品茶嗜好，1966年出生的台湾人石昆牧，称自己从1973年就开始喝斗牛乌龙，1983年喝普洱茶，1986年开始研究。祖籍福建的台湾茶商李作良(化名)说，正是台湾人有品茶传统，“才能把普洱茶玩起来”。早先，部分做古董生意的商人接触到香港古董店老板，他们盛行喝高品级的普洱茶，台湾人便学了去。“紧接着在知识阶层——艺术界、医学界、宗教界等风行了起来”。这种风行的背景是，“台湾人懂真正的好茶”，台湾绿茶、乌龙茶比较清丽淡雅，普洱茶则圆润醇厚，有着历史的幽香，医学界又证明了它极高的保健价值。

　　台湾人“玩”普洱，引申出了艺术、佛学、哲学等各种附加价值。比如饮普洱茶应该配怎样的音乐，在怎样的环境中，有怎样精致的讲究。普洱茶的年份、名号、口感等，也各有说法。台湾的热捧，使得原本藏在香港的老茶，基本都流向了台湾。因此早期有句话说，普洱茶是“生于云南、藏于香港、发扬于台湾”。

　　石昆牧说，现在玩家们把普洱茶分为古董茶、印级茶、早期七子饼、90年代茶饼和新茶饼五类。大陆市场的加入，自然抬高了极品普洱茶的价码。前三类在市场上价值比较高，比如现在最古老的福元昌圆茶，产于光绪年间，“易武车顺号”成立于清朝光绪年间，这些极品茶1999年在台湾大约每饼1万元人民币，现在在大陆，不足300克的一饼茶，已经炒到了十几万元、二十万元的“天价”。印级茶一般有着几十年的历史，现在市场上大约三五万元一饼，早期七子饼则是两三万元的行情。石昆牧说，普洱茶的增值标志，是它的外包装和内飞，有了这样的名号，便有了玩家的行情。

　　高等级的普洱茶一般在炒家的圈子里流通，很少人舍得真的喝掉，要么永久收藏，要么等待增值。由于普洱茶的文化尚在建立中，不断有专家跳出来发言；而进入到国际玩家级别的物品，正有出现“普洱品鉴权威”的需要。于是，普洱茶的文化进入到了“诸子百家”时期，专家们各说各话，希望成为大家。

　　云南农业大学教授周红杰并不认可过分的文化炒作，“现在市场上，以香港、台湾为主流的普洱茶已经成为看包装、讲年代、视陈旧、比名气、寻来源的玄学体系了。最大的悲哀是云南的茶人不懂云南茶叶，而追随外来‘名人’，使普洱茶失去了本来面目，进入了神秘的文化行业”。

　　云南省茶叶协会会长邹家驹也提到，一些所谓专家，写书完全不负责任，手里有什么“货”，便编造历史，抬高价格。“有些图谱太离谱了，南涧生产凤凰沱茶是 20世纪90年代的事，却被一些台湾人说成70年代。我听说在上海、广州等不少地方凤凰沱茶图案上的凤凰都贵得分单眼皮双眼皮了。真好笑，印刷上的问题都有文章做。”邹家驹说，“现在市场上卖的所谓陈年普洱茶，绝大部分都不是真的。普洱茶消费者，特别是普洱茶经营者，买茶时不能只靠耳风、只靠诱人的标贴，要细心辨识。”有的茶客指出，品茶也要依据自己的口味喜好，“再贵的茶，如果自己不喜欢喝，就没有价值，不必盲目追风”。

　　市场运作的玄妙

　　拍卖、评选“茶王”，是普洱茶能够迅速增值的另一种方式。一些行家提到，所谓拍卖，有“真拍”和“假拍”两种方式。“假拍”则不存在真的买卖，卖家和拍卖行谈好交易即可，卖家付给拍卖行一定手续费，“买家”应和即可，不用真的付钱。普洱茶市场刚刚在大陆兴起的时候，有少数厂家用这种操作赚得了名声。

　　所谓真拍也有玄妙，手里有货的卖家多是实力雄厚的大厂家，货品供不应求，对经销商有相当的控制力。厂家卖普洱茶，靠的是走量，一般来说利润并不高；到了经销商手中，价格成倍攀升，所以经销商都求着大厂家。厂家要举办拍卖了，事先跟经销商通风，让大家都来捧场，分别以高价购得拍卖的好茶。“这样经销商出让了一部分利益，厂家赚得个面子，大家都得利。”

　　到了更大的层面，一些极具想象力的活动也让普洱茶迅速名闻全国。2005年的“云南普洱·瑞贡京城”活动，43个赶马人，带着120匹骡马，历经5个月经云南、四川、陕西、山西、河北到达北京。马帮进京被称为壮观的行为艺术，参加活动的有云南11个少数民族，而云南的茶商们，出钱购买了马匹后，便可以让马匹带上自己的普洱茶。

　　参加进京的“八千里马背驮茶”回到云南后，又以每筒(七饼装)1.6万元的价格公开发售。商家称，每筒茶的1.2万元将用于普洱茶课题研究。到了2005年末，“滇茶进藏”的活动又开始了。进藏的队伍，由勐海、昆明、大理分别出发，组成的第一支“女子马帮”还要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提供茶品的商家花几万元买得马匹，马帮沿途出售的利润用来给当地建小学。一些商家便出品马帮活动的“万片纪念饼”，一部分带上路途，一部分留下来销售。

　　今年8月，在思茅普洱茶厂举行了“云南首届百年经典普洱品鉴会”。品鉴的普洱茶珍品分为古董级、印级和新生级三个等级的18个茶品，号称价值约300多万元，由投资商提供资金购入或茶品拥有者提供，石昆牧称，他提供的18饼老茶，让在场的专家领导品评后签名，贴上封条，“以后一定会增值”。而他2003年定制的勐海“云梅春茶”，成本为二三十元一公斤，石昆牧认为，“现在每公斤有1000元的行情了”。厂家定制、限量发售等，也都成为普洱茶的运作方式。

　　台湾茶商李作良不太赞成 “炒作”的说法，“我把它看做一种‘因缘’，必定是市场有了一定的需求，才会卖得出价钱”。对于务实的业内人士来说，判断一款普洱茶的增值空间，最重要的是“手里要有货”。比如某个编号的普洱茶，“如果我拥有了十年的老茶，那么我就知道这款新茶，十年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才有了发言权”。用石昆牧的说法， “出示老茶让别人知道这款新茶的可能性”。

　　做中国的“立顿”、“星巴克”？

　　兴盛的普洱茶市场，却遭到过两次由媒体引发的行业大地震。2001年11月，香港《壹周刊》的一篇《普洱茶毒台》的报道，指出普洱茶的一些发酵、储存不卫生，对身体有害。一时间，普洱行业严重震动，“市场几乎崩盘了”。凑巧的是，当广东掀起普洱茶热潮时，2005年广东四会被曝光的“猪圈里发酵普洱茶事件”，又引发了整个行业的强烈震荡。 “健康是普洱茶的生命，如果它对身体有害，谁还喝它？”

　　快速膨胀的市场，发达迅速，却也容易被击垮。不过台商李作良说，“我并没有把这两次事件当做坏事，良莠不齐的商家，就要靠大浪淘沙来自然淘汰”。两次地震，或许是行业自我规避的一次次警示。

　　并不是所有商家都看上了普洱茶的高价市场。龙润集团2005年进入普洱茶行业前，董事长焦家良去美国考察的是“星巴克”、又去英国考察了“立顿”。一向被炒得高档的普洱茶，在他看来，想做成最大众化的饮品，不需要繁复的喝茶方法，把快捷的店铺开到写字楼下边去。

　　龙润要把现代企业模式带进普洱茶行业，则必定将普洱茶流水线化，行业的“玄秘”也将变得透明化。云南龙润茶叶集团副总经理娄自田说，他们想从建立理论和行业规范入手。因为焦家良认为，一个产业如果理论上走不通，那它就是死路一条。“我们现在都知道普洱茶有利于健康，但它到底怎么健康，哪些物质对降血压起作用，哪些对降脂起作用，都有待研究。”2个月以前，龙润招募了100个从没喝过普洱茶的志愿者，开始喝普洱后，参加为期一年的跟踪测试。

　　原产地划分也成为普洱茶企业的竞争内容。龙润与临沧市的165万茶农建立了“企业＋茶农＋基地＋市场”的产业链，收购了凤庆茶厂、云县天龙茶厂、昌宁茶厂等多家国营茶厂。龙润推出速溶普洱茶、泡腾片，“有普洱橙味茶、奶味茶，加钙茶，只有标准量化，才能做到全球化生产”。

　　“有名厂家生产的一些高品级普洱茶，大多数没有被喝掉，而是到了茶商手中大量囤积。万一哪天被大茶商集中抛售，市场就有崩盘的危险。”龙润今年推出了“816”、 “826”两种茶饼，规定顾客一人最多只能买10件(420饼)。“我们不是让茶在几个人手中囤着，而是让更多的人手中有茶。”

　　处在“战国时代”的普洱茶市场，依旧充满着创造神话的诱惑。娄自田说，普洱茶市场确实还处在创造神话的阶段，“拿出任何一款茶，讲一段故事给你听，就有高售价，市场还相当不理性。大家别忘了，茶的最根本要求，是健康和卫生”。

　　石昆牧也提到，普洱越久越值钱的性质，使得“做茶的人可能不在了，茶还在被别人品尝”，所以“任何人都应该对自己出品的普洱负责”。毕竟对普洱茶来说，如果失去了保健功能，整个行业都无法生存。
　　
　　茶客冯旭:“自己做茶的人，总比光说不练的强吧？”

　　冯旭善于把各种物品玩弄于股掌之间，在他准备开张的茶馆里，摆设只能用“拼贴”来形容，有日本的盔甲，有自己磨出来的扇子骨，有古人磨制出来的鲨鱼皮的刀鞘，当然最多的是各式与茶有关的东西，搜罗来的茶船有日本的锡制松纹的、陶土的，也有标准的中国细瓷。

　　当然这些都不如他烧水的炭炉引人注目，暗黄色的炭炉是从日本买的，不大，形状恍如一小脸盆，但是火头很足，烧的水足够一桌爱茶人喝上一晚上的了。那炭炉给屋子平添了几许生动，一切的死物都活了起来。用炭炉烧水泡茶的习惯是2000年开始的，当时就是觉得许多讲中国茶道的人尽管说得舌灿莲花，什么“水泡如蟹眼”之类的，但是都不实践，总是用电炉烧水，“我就是不用电炉”。说这话的时候，他把头一拧。

　　之所以自己做茶叶，也是因为此。“光说不练，是最没意思的事情。”

　　大家印象中总觉得北京人光喝花茶，其实老早北京人喝茶也讲究，也不光是花茶，红茶、绿茶、普洱茶都喝，普洱上一轮的暴得大名就是清朝权贵捧出来的结果。那时候北京人喝茶用盖碗，印象中，我们家喝茶就用盖碗。茶叶这种娇贵的东西其实很经不起长途运输，所以当时我们家不太习惯喝绿茶——绿茶讲究的就是时令。

　　正好在喝武夷山岩茶，那就从岩茶开始讲，我记得小时候我爸爸从武夷山出差回来，带回一包各种包装的岩茶，名字都很好听:大红袍、水仙、铁罗汉什么的，加上那时候看卧龙生的武侠小说，里面有一侠客，走到一茶寮，坐下就点了一壶水仙，那里把那茶说得神乎其神，结果我就那大杯，把各种岩茶都泡了一遍尝，不仅都一个味，而且也不好喝。结果对岩茶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现在喝到好的岩茶才知道，我爸买回来的叫旅游产品——旅游产品害死人。

　　90年代中期，北京开始有岩茶卖，我记得那时候是在北四环附近的一家福建茶馆，上面写着武夷山岩茶，那卖茶的女孩拿出来一捧，往上呵了一口气，结果热气把茶叶一蒸，那茶散发出被火烤过的浓郁香气，而且是突然而起，那种气息不是外在加上去的，而是内在散出来的，觉得挺有意思的，200元1斤，一下买了3斤。回家泡了之后请朋友来喝，觉得很震撼。岩茶泡出来后颜色很重，味道也浓郁，而且不苦，最神奇的是，可以泡十几泡，完全和铁观音不同，铁观音六泡了不起了。当时茶叶市场价混乱，花茶也能卖到三四千元1斤，所以也不觉得岩茶贵。

　　喝岩茶之前，我也喝过一阵铁观音，当时就觉得铁观音更像是一种面子茶，就是场面上大家喜欢喝的茶，当时铁观音价格炒得很高，香气又好，所以很适合请客用，进茶馆，人家上来就问，您要四五千元1斤的还是1万元1斤的？那种架势挺能唬人的。

　　而绿茶也变成了一种招牌式的东西，几个人去喝茶，一定有人告诉你，我的龙井是梅家坞的，而另外一个人就会拿狮峰龙井出来比较，其实绿茶是一种应季的东西，不甚讲究的人，只要喝到新鲜的都是好绿茶，前些年六安瓜片被炒到天价，不少人望文生义，把茶叶做成瓜子样子，其实好的六安瓜片讲究的是泡在水中才呈现出瓜子状。我个人不喜欢茶叶中炒作的成分。

　　所以接触到岩茶后，我就开始爱喝岩茶了，岩茶分好多种，香气和口感都不一样，大品种之下，又分很多种香型，所以有人说岩茶有800种，有人说有200种，其实都不准确。我一直很奇怪，都叫水仙，有的是兰花香，有的是棕叶香，去武夷山玩的时候，当地的茶农告诉我，香气不同不光是品种的原因。做的手法不一样，香气也不同，于是我就开始试着自己做，现在手工做茶的人越来越少，即使在当地，也多数用机器做茶，但是机器做出来的茶和手工茶的区别，就是用高压锅和小砂锅做菜做出来的区别。

　　那时候我这里正好有个武夷山的小姑娘，把她们家产的一些半成品带给我，我就决定开始自己做，其实也没有什么经验和心得，只是觉得来一个求证过程，胜过了道听途说。当时各种工具我都有，炭炉、竹匾，于是问小姑娘，火要多热才合适，她告诉我就四五十摄氏度，我一听就觉得不对，那不是凉的吗？结果当时就逼着她打电话回老家去问，说是“那温度要觉得烫手”。于是现学现做，整整两天一夜没睡觉，因为要一直守着炭炉子，怕竹匾烧着了，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做好，过程中要不断地拿出来泡，判断它的味道，最后做好的时候，人都要虚脱了，做的过程非常辛苦，没什么茶香，全是烟火气。做好后，拿大的紫砂罐装起来，20多天后才拿出来喝，觉得非常满足，自己做的茶没有火气，和机器做出来的大不一样。一共就做出来4两多，我管它叫冯氏岩茶。

　　喝茶的不美好经验？恐怕就是普洱茶，1998年开始，北京有普洱茶卖了。当时说有5年、8年、10年陈的，我在天福茗茶买了一个不知年份的普洱，回来一泡，难喝极了。我喝茶多了，明白要喝茶就是不断地喝，喝到一个好的才能明白以前喝的是烂的，于是开始不断地喝普洱茶，自己以为是好的了，可是和别人拿出来的茶一比，就明白，自己喝的不行。我们喝茶是一个圈子里的事情，到了聚会时间，各人带着各人的茶和茶具，然后再比较好坏，没有竞争之心，只是一种帮助自己提高的方式，让每个人明白山外有山。

　　喝无数烂茶慢慢就锻炼出好口味了，也能看到不少笑话。上次有个朋友带了人来，带了一个公文包，很神秘的样子，我把我自己这里最好的普洱拿出来，结果那人一喝就皱眉头，说我完全没入道，接着郑重其事地把他包里的普洱拿出来，恭恭敬敬地泡上一杯，我喝了暗暗好笑，和我这里最次等的普洱相差不远。当然也不好意思说，再说了，各茶入各口，有人就喜欢我们叫“猪圈味”的那种普洱，这也是说不准的事情。我到最后也没弄明白是他口味的问题还是入道太浅的问题。

　　普洱茶的制作工艺很原始，我一直用“杀人放火再被招安”来形容它，其实最初只是一种民间的茶，结果因为被权力阶层看上，被“招安”了，身价倍增，这种身价有虚妄的成分。现在的普洱茶神话也大可不必相信，管普洱茶叶的樟脑味叫做最高境界，管茶中旧书味、旧家具味叫“陈香”，其实都是神话的组成部分。要知道，这东西并不以色香味见长，否则牧民为什么要加奶喝？就是为了掩盖茶本身不好的味道。现在造假普洱茶的人太多了，因为普洱茶讲究年代，所以大家都造假，和造假古董是一回事情。而且造假的水平越来越高，我就经常上当，去马连道的茶叶市场，觉得有些老板推荐的普洱茶真是好，里边整齐，外面的茶油刷得也好，即使是当场喝，前面三泡也都很好，汤色也很油亮，拿回家后，才发现问题。这种造假造的登峰造极的普洱也经不起热水的考验，要是你拿它泡在水里5分钟，焖一下，结果马上形神俱丧，而真的好茶肯定不会这样。我倒也不怪那老板，他也就是普通生意人，也不见得能分清好坏，说不定造假的把他都蒙住了。

　　现在的普洱被炒到上万块钱一饼，我觉得是爬得越高，跌得越重，现在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有朋友买了一饼上万块钱的普洱，买的时候别人对他肯定地说，买吧，肯定升值，可是要是你想再出手，我就不相信有人会来买。和古董一样，有次我花6000元买了件东西，老板告诉我肯定会升值，后来我去找他想出手，结果他告诉我1000块钱他就收——所以我就劝他们买了天价普洱的也没必要去炒了，干脆自己把它掰了喝了最好。

　　好茶不一定就价高，喝茶在很大程度上讲的是心情和体会，现在我最讨厌茶艺馆的台湾式的喝茶，一步一步按部就班，一个小姐表演两下怎么泡，众人拿起闻香杯装腔作势地闻两下，茶道已经沦落为茶艺，可见是多么无趣的事。我喜欢自己泡各种茶，一样的茶泡的手法不同，效果截然不同。有次在武汉出差，特别想喝茶，可是上哪里去找茶去？好不容易看见一家店有水仙，虽然不是好的，但是我那次泡的特别精心，结果效果也很好。还有次在苏州，在一家小茶馆里，就喝他们80元1斤的碧螺春，茶具也是粗碗，可是身边就有人唱评弹，那种感觉特别美好。

　　我自己喝茶的历史就是一个赌气和好奇的历史，因为这样，所以别人告诉我茶道怎么继承之类的空话我都不相信，一定要自己动手去试验，光会做传声筒是最可耻的，这是我参加了一次中日茶道大会时悟出来的，那次是在人民大会堂，日本来了几百人，打开会场之门，只能用震撼来形容，几百个日本人穿着古代服装，各自按照各自流派泡茶。可是我们太多自己人只会在嘴上说什么烹茶四宝，却连炭炉煮水这种最基本的一条都不愿意去做。

　　做茶要自己勇于去尝试，就说花茶吧，也不完全是用茉莉花去熏制，北京不少人家喜欢用鲜茉莉花扔在茶杯里，也不错，我自己试着用菊花熏铁观音，做了另外一种花茶，大家喝了都觉得新鲜，完全没有菊花气息，而是一种清凉的薄荷味，这也是一种自我表现吧。

□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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