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主持]

洛桑夜话 - 江岩声

（一）

我在瑞士洛桑医学院当见习生的时候，曾到一个心理医生诊所实习。按照规定, 实习结束时要写一份实习报告。实习指导医生说，有个Yang先生,上周三第一次来看病，您可以他为个案写实习报告，你们都是中国人，不是吗？ 说着，指导医生面露微笑，递给我一个文件夹。

是Yang先生的病历，里面只夹着一页纸，写着如下信息：姓名Yang Zhichao，性别男，出生年月日1957年4月25日，职业工程师。因何来求诊一栏里写着：抑郁。在病人主述一栏里写着：经常受到老板的训斥。夜里睡不着觉，多恶梦，梦见老板像个鬼似的，突然出现在计算机屏幕前，发火，骂人，骂些像Putain de merde之类的脏话。昨天夜里梦见老板头上长着犄角，嘴里呲着獠牙，手持一个如气筒般大小的注射器，先抽光了他的血，接着一下扎到脊椎骨内，抽他的骨髓，他痛不欲生，醒来后心里怦怦跳。这个梦实在太可怕了，才决定来看医生。治疗：服用PROZAC，每早一粒，病假二周。

洛桑有好几百中国人，但大家也就是每年春节联欢会碰个头，平日里没什么联系，许多人的名字我都叫不出来。路上偶然遇上个中国人，如果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 就点个头，否则就作视而不见状,各走各的路。这位Yang先生是谁呢？我想不出来。平日来往的人里，倒是有两个姓杨的。一个是虔诚的基督徒，已经回美国了；另一个移民去了加拿大，走了半年了。其他的再也没有姓Yang的了，也没有人的名字里含有像Zhichao这样的发音。可能是哪两个字呢？志朝？志超？之潮？得了抑郁症后，知道来看心理医生, 说明他一定已在国外待过不少年头了。

抑郁是西方社会的现代病，发病率很高，有关研究文献也很多。瑞士是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国家，抑郁是最主要的原因。比利时百分之三十的人遭受抑郁的折磨。就抑郁这个题目写篇报告，并不困难，抄抄书，添上一个实例，就可以交差。我很快写好了关于抑郁的一般理论和治疗方法，但是具体到Yang先生的情况，造成他抑郁的原因是什么呢？从他的主诉看，应该是工作中的压力，老板的恶劣态度。我想到了一本参考书，《Le Harcelement Moral》，作者是Marie-France Hirigoye，法国的一位心理医生。1998年，这本书在法国一出版，就引起强烈反响，两年中销售了30万册, 被译成19种语言。有评论说，这反映了问题的普遍性。调查显示，欧盟15国有百分之十一的职工遭受Harcelement Moral，并且，这还只是冰山之一角。

2001年11月，这本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取名为《骚扰—无法回避的痛》，译者陈露。她把Harcelement Moral译作精神骚扰。我觉得，从字面上来说，太轻了。因为骚扰在中文里有频烦打扰、无关紧要的意思。而"Harcelement moral"足以毁掉人的一生，甚而让其轻生自杀。但如果使用像"虐待"，"侵犯"或者"迫害"这样的字眼，又显得施虐者，侵犯者或迫害者的作恶意图过于明显，好像他们有预谋一样。事实上，他们只不过用言语，或者看似漫不经心的行为，随意地、经常地让受害者难受而已，这与中文里的"穿小鞋"的意思比较相近，因而，我觉得，将Harcelement Moral译成精神侵扰，较为贴切。

精神侵扰的典型特征是每次侵扰量不大，但是侵扰频率很高，时间很长，侵扰者的目的不明显，受害者常常不明白为什么侵扰者要那样做，侵扰者通常有迫害狂倾向，他们都是极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从来不知道反省自己的言语会给别人造成什么心理伤害，因为他们对别人没有丝毫的尊敬和同情心。

这些特征，单从Yang先生的主诉里还看不出来，所以不能确定为精神侵扰，需要等他下次按预约时间来看病的时候和他谈谈。可是预约时间到了，他却没来，也没打电话来。一直到我实习结束的时候，他也没露面。指导医生说，实习可以按期结束，报告里的实例可以等以后有合适的病案时再告诉我补上。

心理学实习完了，接着就是内科、外科、小儿科、妇科等大科实习。按照课程安排，这些实习加起来差不多有二年的时间，有时还要值夜班。为了方便，我想在医院附近租一个房间。查了报纸上的一些广告，要么价钱太高，要么地点不合适，要么房东不愿意租给外国人。后来在一家超市的广告牌上看到一个卡片，有一个房间出租，只租给女学生。看看地点很合适，价钱也公道，赶紧揭下卡片。打电话过去，对方回答说房间还空着，接着问我说不说中文。当然是说的，于是改用中文对话，约了看房的时间。听她的口音，像是上海人。放下听筒，想到自己说了八年的法语，还是给人听出来是中国人，有些沮丧。

按约定时间到了地点。是一栋公寓楼。按对方告诉的，上到三层，见右手那家门铃牌上写着，Liping Hoffmann，心想，看来这个上海女人的丈夫是个外国人，大概还是个德裔吧？按过门铃，等了一小会儿，门开了，先露出一张明丽的笑脸，很白，烫着发，接着，门大开，是个中等身材的中年女人。

“真准时啊！” 声音很清脆。

“应该的，咱们不是在瑞士吗？”

“叫什么名字？” 她一边把我让进屋，一边问道。

“萧群。萧何的萧，群众的群。”

“来瑞士多长时间了？”

“八年了。”

“我二十年了。”

“那您是前辈。”

“在上学？”

“在洛桑医学院，明年结业，如果上帝保佑的话。”

“真了不起！”

“快别这么说了。老大不小的，还是学生，连我自己都不好意思！”

她领着我看房子。一进门是走廊，右手是厨房，然后是浴室，走廊尽头是个小厅，有两扇门通往两个房间，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客厅。客厅里铺着彩色的地毯，摆着白色的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放着花瓶，插着一束郁金香。沙发边是电视柜，上面立着一个电视，屏幕很大，应该有26英寸。电视顶上放着电视剧《雍正王朝》的录像带盒。靠窗子的地方有一架黑色的钢琴，和窗子直角相对，看上去很新，闪着锃亮的光泽。我走到窗前，撩开窗纱，窗框上一尘不染，玻璃很干净，远处的莱蒙湖，蓝色的，静静地伸展在阿尔俾斯山下。

“这房子地段真好！” 我转身由衷地赞叹。“出租的是哪一个房间？”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哦，你睡客厅里，我给你在这里搭一张单人床。” 她指着客厅的一个角落说道。

“可是......怕不太方便吧？”

“别担心。这房子只有我一个人住。丈夫离婚搬走了，一个孩子，跟了他。”

“哦！ 对不起。”

“没什么！房子还中意吧？”

“很好！我什么时候可以来？”

“你要是愿意，不用等下月初，明天就可以搬来，这个月的房钱可以按天算。”

第二天我就搬到她家住下了。她叫俞丽萍，关系熟了以后，我就喊她丽萍姐。很快我就发现，住在她家真是省事儿。她是个勤快人，手脚麻利，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像做饭、洗衣、熨衣、打扫卫生这样一些生活琐事全是她一人包了。我下夜班回来的晚，她总是给我留着饭菜。有时我过意不去，要帮她做事，她总是不让，说读书最重要，应该首先把书读好，她一个人做惯了，现在多一个人也不多费什么功夫。当然，也有不好的地方，许多事情必须顺着她的习惯来，否则她会发火。比如，早上起来一定要叠被；用过的东西必须放回原处；脏衣服不能随便扔在床上，要放在一个专用的筐里；读完了书，要把书插到书架上，把书桌整理好。有这么多清规戒律，有段时间真是觉得很不舒服，一度曾想搬走。萨特说，他人即地狱。还是自己住独门独户的好。后来终于还是没搬走。因为，在丽萍家，我发现了我要找的人。

那天，我下夜班在家休息，睡觉起来无所事事，对着窗外发了一会儿呆，在想我是不是搬走，什么时候搬走。重新找房子，也是挺啰嗦的。远处的湖面上有一些帆船在缓缓地移动。这景色，刚来的时候，觉得很诗情画意，天天看也就乏味了。楼下街上停着一辆警车，两个警察在检查过往车辆，这也很乏味。瑞士很民主，警察很多，这是一个警察很多的民主国家。打开电视看了一集《雍正王朝》，也很乏味。对清朝的故事，我素来反感，那是中国历史上最束缚人性、最缺乏想象力的朝代。电视机后面是个庞大的高低柜，占满了一堵墙。百无聊赖，我打开一扇柜门，里面有几排书。扫了一眼，内容很杂，大约一半是数学书，其余是小说、历史、地理、政治，甚至还有心理学和医学。有一本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有些破旧了，边缘发黑，再加上黄灿灿的封面，看着像涂满了鸡屎。我抽出来翻了翻，扉页的右下角写着，“购于圣保罗1997年10月20日 杨智超”。许多页上写着眉批。第14页上的批语是：“这不可能！这种举动，卡门可以做得出来，陈清扬却不可能！女人智商越高，情商就越低。” 这让我很不舒服，如果说女人的情商和智商成反比，那么男人呢？天下有几个男人是好东西？能为爱情赴汤蹈火？我看了看那一页的内容，是王二和农民三闷儿打架，被三闷儿他娘用拔秧凳砸在后腰上昏倒了。王小波写道：“过了不一会儿，陈清扬披头散发眼皮红肿地跑了来，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你别怕。要是你瘫了，我照顾你一辈子。” 看到这里，我想起来了，以前读的时候，对这一段描写也是觉得挺奇怪的。陈清扬身为正规大学毕业的医生，怎么会在大庭广众下说这种话？而且是对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落魄知青？不过，我得承认，杨智超这个人有点特殊，读王小波的小说很认真，以后遇上了一定跟他讨论讨论。这样想着，把书重新又插回去。旁边的一本是加缪的小说《局外人》，书里夹着一张纸。我抽了出来，是一篇电脑打印草稿，只有寥寥几行字：

从韩冬跳楼谈起
杨智超

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人生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意义的，却又不得不过它，这是一个荒诞，而且是最根本的荒诞。这个荒诞，平时隐于烟雾中，人们不愿看到它，然而，韩冬跳楼，却把它凸现了出来，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杨智超这人的人生观似乎有点灰，可能是个多血质的人。我想起我的心理学教授在课上这样说过：多血质的人情绪不稳定、情感的发生迅速而易变，思维语言迅速而敏捷、活泼好动。在情绪反应上表现为快而多变，但不强烈，情感体验不深，但很敏感。在行为方面表现为活泼好动、机敏、爱参加各种活动，但常常有始无终。该类型的人适应性强、善于交际，待人热情，学习上领会问题快。但也表现出轻率、不忠诚。

我把那张纸又夹回书里，目光又接着睃巡下去，当我看到《Le Harcèlement Moral》的时候，不禁瞪大了眼睛，抽出来一看，扉页上写着“购于巴黎1998年12月23日杨智超”。他怎么也有这本书？杨智超，杨智超，默念了两遍这个名字，我的脑海中忽然划过一道闪电，想起了那个到心理诊所看过一次病的Yang Zhichao。以洛桑之小，这两个名字的主人只会是一个！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看看表，16点半，丽萍姐下班总是17点到家。我立刻走到厨房，开始准备晚饭，我要给她个惊喜：一下班回家就有饭吃。不知不觉中，我对她的一肚子怨气全消了。

“丽萍姐，你到瑞士时间长，跟你打听一个人。”

“谁？”

“杨智超。”

“杨智超？你不认识杨智超？今年洛桑学联春节晚会你参加了吗？”

“参加了呀！”

“就是那个拉二胡的！”

“原来是他呀！” 我的脑海里模模糊糊地浮现出一个中年人的模样，中等个儿，那天拉二胡的时候神色忧郁，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

“他现在在哪儿？”

“死了。”

“死了？！”

“死了有一个月了。”

“怎么回事儿？”

“我和他在一家工厂上班。他不小心从四层楼上摔下来，头朝下碰在地上。”

我的心头仿佛被铅块坠了一下。是一种和什么东西失之交臂的遗憾。

“他平时是不是很忧郁？”

“从外表看不是的。外表他给人的印象是很豁达的。不过，他内心很敏感，工作中受点气，就会好几天睡不着觉。”

“谁给他气受？”

“还有谁？我们厂的小老板，杨智超的顶头上司。”

“他好像梃喜欢读书？”

“是的， 客厅柜子里的那些书都是他的。”

“怎么会在你这儿呢？”

“他在瑞士没有亲人，也没有什么其他朋友，他死后，东西就归了我，除了书，还有那把二胡，是他在遗嘱里说明的。其实，这些东西对我也没什么用，是个纪念吧。他人是个好人，就是太软弱了，老是被人欺负，死也死得不明不白！”

“他怎么会想到立遗嘱？看上去年纪不是很大呀！”

“他死的那天正是他43岁生日。那天上班前，我还和他约好的，晚上到我这里来吃饭，给他过生日。你说这人要是倒霉了，喝凉水是不是都掺牙？遗嘱是他死前七天到一个公证律师那里立下的。是有点奇怪，就好像他知道他快要死掉似的。”

我走到客厅里，找出我的心理学实习报告，拿到厨房来，放在餐桌上。

“丽萍姐，两个月前，我在一个心理医生诊所实习。杨智超去看过一次病，指导医生让我以他为例来写实习报告。但我没见到他，他没再来了，我们都很纳闷，他人没来，也没打电话来。没想到，他死了。你能不能给我讲讲杨智超的事情，或许有些东西我可以写到报告里。”

“杨智超去看病的事情我知道，还是我说服他去看心理医生的。他前一天晚上做了个恶梦，半夜醒来，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呜呜地哭。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梦见小老板用注射器抽他的血，抽他的骨髓，他痛得受不了。咦? 这种事情怎么也对你说了！萧群，你得向我保证，不和任何人说起我和杨智超的事情！”

“我保证！我在国内当过医生，懂得医德。我虽然没见过杨智超，但他也算是我的病人。”

“把这里的暖气关了，咱们到我房间里坐在被窝里慢慢聊吧，聊晚了，你就在我床上睡。”

（二）

杨智超在我们厂当工程师，比我早进厂半年，小老板是他的顶头上司。我们厂有两个老板。大老板是真正的老板，CEO。小老板其实只是新产品开发部的经理，他在工厂旁边的大学里还有份兼职。微电子行业的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很短，所以企业要想生存，就得不断地开发新产品，于是小老板在厂里就成了关键人物。

我是装配流水线上的工人，不归小老板管，井水不犯河水，平时上班路上遇到了，他如果看不见我，我就看不见他。工厂不大，总共也就二百多员工，我看他对谁都是这副德行，所以也不在乎，跟这种眼睛长在头顶上的人一般见识, 犯不着。

大老板人很好，为人很热情，单独请我到饭店吃过几次饭。我知道再过两年他就要退休了。像他这个年龄的男人，对一个40岁的单身女人表示热情，心里想的是什么，我当然清楚。自从和我丈夫离婚以后，八年以来，在我面前走过的男人有一打以上，都是有家室的，找我的目的不过是要多个情妇。我偏不让他们如愿。经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我对所谓爱情早已不抱幻想了，也不愿意堕落为别人的玩物。离婚八年来，在遇到杨智超之前，没跟任何男人有过性关系，不是我守身如玉，是不感兴趣，真的没兴趣。跟丈夫结婚八年，每次房事，没有任何愉悦的感觉，只是任由他在我身体里折腾。每次他搞完了，我得去浴室清洗秽物，回到床前，看见呼呼大睡的他，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流泪。这种罪，我要受到何时？我一直认为我是那种性阴冷的女人。

后来就有了孩子，是个男孩，很漂亮的混血儿。孩子给我带来了希望，觉得这场婚姻最起码还有这一点是值得的。孩子慢慢大了，最需要我的时候过去了，以前的那种空虚又渐渐地回来了。丈夫对我越来越冷淡，除了在床上要我之外，好像不知道我还是个有着正常心理需求的人。孩子七岁了，有一天晚上，我和丈夫去饭店吃饭，整个晚上，除了吃东西，他就是翻来覆去地看一份报纸，没和我说过一句话。回到家里，我就提出了离婚。他瞪着一双牛眼，看着我，仿佛才发现家中还存在着我这么个人似的。等弄明白了我是认真的，是我咨询过律师，并且考虑了很长时间才作出的决定以后，他哭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虽然是个女人，可是一旦作出决定，我是比男人还男人的。

最后协议离婚，孩子本来应该归我，可他百般央求，就依了他。按照瑞士法律，他每月付我一笔生活费，这对他来说并不是困难的事情，他是手外科医生，在瑞士小有名气，每月收入超过一万瑞郎。

离婚以后，我曾试着进大学去读书，试了两年，考不过，只好死了心。后来就到处找工作，也到处遇到男人给我带来的麻烦。这个世界是男人的，你说咱们有什么办法？

来到现在这家微电子工厂，是我第五次换工作了。我喜欢这份工作。是在显微镜下焊接比头发丝还细的电子线路。在我这个年纪能有像这样一份技术工作，我得感谢上帝。上帝是谁？在这个厂，上帝就是大老板。对其他人，我就不客气，以牙还牙，毫不犹豫。而对大老板的垂爱，必须报之以温柔，而且是中国女人式的。然而，性是免谈的，除非他能和他老伴离婚。我知道，这是他不能接受的。我和大老板的这层关系，就像孙悟空用金箍棒在地上给唐僧画的那个圆，我有大老板的光环，就不怕妖魔鬼怪。

刚进这家微电子工厂的时候，有几个家伙老想吃我的豆腐，在我面前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车间里有个摩洛哥人，是个小头目，有一次，他对我说，喂，中国小娘们，今晚我老婆不在家，到我家去吧，试试我的家伙。我从插销上拔下正冒着烟的电烙铁，握在手里，上前一把抓住他，骂道：“婊子养的！你要是有种，现在就亮出你那狗鸡巴，让老娘看看，够不够大！”

车间里正在干活的人一齐哄笑起来，等着看热闹。那家伙松包，挣脱我，逃跑了。从此再也不敢跟我罗嗦。在工厂里工作，就得这样。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个道理，我18岁在上海崇明农场当农工时就明白了。

杨智超不行。小老板明明是在欺负他，像个催命鬼似，逼他加班加点，他从不抗议。总说是他自己没把工作做好，总说小老板在专业上很强，在数值计算界很有名气，他很佩服他，是小老板把他从巴西招来的，那时他还在巴西圣卡大学作博士后，去阿根廷开国际会议时遇上小老板，交谈一阵后，小老板挺欣赏他，就给了他现在这个位置。他说非常感激小老板。他哪里知道，等待着他的，是一条死路。唉，人这一辈子！

我和杨智超真正好起来的那天，恰好是他42岁生日。那天上班的时候，我在车间里听见小老板在办公室里吼叫起来。“Putain de merde！叫你做的事情，你总是在拖！” 车间里的人都抬起头来，只见杨智超抱着一堆文件，从小老板的办公室里倒退着走出来，脸色苍白。大家互相看看，没人说话。

说到这里，丽萍姐沉默了，面色凝重。我心里也不是滋味。你说咱中国人这是犯的什么贱啊？千方百计地，就为跑到国外来受人家的气？

吃中饭时，他约我晚上一起去医院看望跳楼的韩冬。韩冬你知道吗？一个女孩，自费留学生，杨智超和他的父亲是同学，他是她的经济担保人。在医院，杨智超对韩冬说，人生经过一次大难， 后面的路就好走了。我觉得他很会劝人，而其实他自己活得也是焦头烂额。从医院出来，我看他的情绪很低沉，就说，一起到我家做饭吃吧。

那天晚上没时间做别的吃，就煮了点面条。我当时不知道那天是他的生日。后来他说那天他42岁了。我随口说道，真是凑巧，这面条不就成了寿面了吗？他说，丽萍，谢谢你！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喜欢求人，别人为他做一点点事情，他就很感激。他说他四十岁生日是一个人在寂寞中度过的，在巴西，一个小城，骑了50公里自行车去的。他说感到惆怅，无法排遣的惆怅。那个时候，他只想一个人呆着，闭门思过。在那个小城，没人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任何人，除了他自己，世界上没有人知道他身在何处。我过生日，是一定要请一堆朋友来的，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多好！我和杨智超是完全不同的人，怎么就搞到一起了？真是天晓得！

他说那是个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小广场，有座教堂矗立在旁边，树荫下放着几条长凳，坐着些闲杂人等。他说他在那里写了平生第一首诗。他这一辈子可能也就写了那一首诗。喏，就写在床头柜上那张照片的背后。那天晚上，我留他在我家过的夜。

我拿起照片端详，是打扮入时的俞丽萍，站在树林里，一缕缕的阳光，好像在飞舞，照在她的脸上和身上，地上的落叶一片金黄。“丽萍姐，你真漂亮！” 我赞叹了一声，然后翻过照片来，见那后面写着：

少小痴心系二胡，
知青寒暑伴苦读。
西天极乐非福地，
人到中年叹踟蹰。

丽萍存正，杨智超作于1997年4月25日巴西阿拉拉瓜拉，2000年4月25日重抄于瑞士洛桑。

离婚以后，我有八年没有性生活。不是不想男人，而是不想性交，害怕性交，一想到男人那根东西插进来，我就想呕吐，就浑身发冷。那天晚上，杨智超很有耐心，抄完那首诗，他就睡在我的身边，抚摸我的乳房，说很喜欢，不大不小，生过孩子了，还保养得这么好。他给我讲了许多巴西的风土人情，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天快亮的时候，我醒了，发现自己还在他的怀抱里，他的手还搭在我的乳房上，让我好感动，就有一种想要他的冲动，我推醒他，紧紧地拥抱他，吻他，让他进去了。那一次，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当然，也说不上有多少快感。杨智超安慰我，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需要时间，才能唤醒性快感。从那以后，我们就在一起住了，每天他都要我。渐渐地，我感到心里好像有一扇门被打开了。有一次做爱，忽然感到子宫深处抽动起来，不能自己，仿佛那里发生了地震，一波又一波，舒服得要死，头皮好麻！我用手捂住脸，哭了起来。杨智超吓了一跳，他停下来问我，丽萍！丽萍！你怎么了？是不是痛？我闭着眼睛，对他喊，不是！不是！你个笨蛋！

“萧群， 不好意思，跟你说这些！”

“没什么！ 我喜欢听，别忘了，我是医生，在研究杨智超心理学。”

“他这个人啊！我和他好了一年，还是看不透，不懂。他说他爱我，要和我结婚，可是却把韩冬接到他家里住，我怎么能受得了？他说是为了省钱，少付些住院费，可是他怎么就不体谅我的感情？”

“你们要是结婚了，你不是就不用担心了吗？”

“可是我不能和他结婚，他在厂里和小老板处不好，说不定哪天就会被开掉，再说我和别人结婚， 我前夫就不会继续给我赡养费了， 那可是很大的损失，我这辈子不会再嫁人， 除非碰上个百万富翁， 而且还得爱我。”

“杨智超要上班，他把韩冬接到他家里，怎么有时间照顾她呢？”

“就是这问题！在我看来，他就是被韩冬拖死的。他说韩冬还年轻，要解开她跳楼的心结，让她好好活下去。”

那天晚上，他神色忧郁，心事很重。我以为他又受了小老板的气，想让他高兴，就说我想要他。他那次完全没了一贯的耐心和热情，做得敷衍潦草。尽管这样，我还是体谅他，我让他躺下来，骑到他身上给他揉背，他经常腰疼。揉着背，他跟我说了把韩冬接到他家的事情。我马上来了气，问他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他说本来想跟我商量的，怕我不高兴。我说，我是你什么人？有什么资格不高兴？你爱把谁接回家就接回家，那是你自己的家，我哪里管得着？说完，我一偏身，在杨智超左侧躺了下来，背对着他。杨智超小心翼翼地贴上来，右手伸到我的胸前，抚摸我的乳房，被我推开了，我说你不要碰我！过了一会儿，他悻悻地说，他只是想省钱。再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说，那是个没人敢要的包袱，怎么你偏要背？ 你怎么会傻成这个样子？想当雷锋啊？！

“不是！” 他说。

“那就是要金屋藏娇！”

“你不是看过到她在医院里的那个样子？你不是吓得半死吗？藏什么娇！”

“她在你家，你今后还怎么在我这里过夜？满洛桑的人都要知道我俩的事情了！”

“她在我那里只是临时的。过上几个月，送她回国就完了。这段时间，我回家住就是了。”

“你现在就回去好了！你家里反正有个女人了！” 我说着这话，心里咯噔一下。

那次，他真生气了，说了一声，走就走！他穿好衣服，出了卧室，我听见他穿过走廊，走到门口，转动把手。

“以后不要再来了！” 我在卧室里喊了一声。

他的脚步在大门口停了一会儿，然后就是关门锁门的声音，他真的走了！我抱着他的枕头，哭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打开信箱的时候，里面有我给他的那把钥匙！

后来韩冬走了，我和杨智超和好了，但是以前那种如漆似胶的感觉再也找不回来了。每次他来，吃饭，做爱，然后就匆匆地走人，好像我们成了单纯的饭友和性友。

“韩冬现在好了吗？”

“头上的外伤是好了，但是脑子不正常了，有些半疯半傻的，老是怀疑有人要害她。唉，也是可怜，年纪轻轻的，剩下的日子怎么过？当初要是不出来留学，也到不了这一步！杨智超在遗嘱里让我把他的存款一半寄给韩冬，一半寄给他儿子。”

“杨智超这人心地还是挺善良的。”

“是啊， 现在想起来， 我当初不该嫉妒韩冬。”

俞丽萍沉默了一会儿，我也想不出什么话说。窗外在下着雨，夜，黑沉沉的，时而听见汽车从街上开过，发出沙沙的响声。

“杨智超自己其实活得很累，你看看他这本日记就知道了。” 俞丽萍从她那一侧的床头柜上拿给我一个本子。 “他跟我说过，写日记比拉屎还难。我去洗澡，你自己看吧。”

（三）

我打开日记，是从4月25日这一天开始的，日期并不连贯，大部分记着当日的工作和对第二天工作的设想。这些内容东西我看不懂，我能看懂的是下面这些：

2000年4月25日，周二

上午去医院把韩冬接回了家。费了一番口舌说服院长。

下午上班，去了一趟秘书处，在考勤表上补填了半天事假， 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还没坐下，小老板跟了进来。

“你学过蒙特卡洛算法吧？” 小老板问道。

“学过。”

“我整个上午从9点到12点，随机地到你屋里来了六趟，没有一次见到你，你给我说说看，按照蒙特卡洛算法，我该得出什么结果？”

“……”

“空集！也就是说，你的办公室一上午没有人！”

“我去医院了。”

“又是去看那个跳楼的女孩？”

“我去接她出院，没想到要花那么长时间。我在考勤表上补填了半天事假。”

“你的工作不是照顾那女孩，那是医院和护士的事情。我们付你钱，是要你在这间屋子里，在这台计算机上，搞计算！” 小老板顿了顿，问道：“前天讨论的算法有结果吗？”

“还没来得及试验。”

“Putain de merde （娘屎屁）！叫你做的事情，你总是在拖！”

下午四点喝咖啡的时候，跟几个同事说了小老板发火的事情。

“托马斯今天当着我的面，骂出Putain de merde这样的脏话。”

“天哪！这是真的吗？” 马克关切地问道。

“这才只是开始！” 布莱兹冷冷地说。

“你以后不要由着他！” 布莉琪说， 她是办公室秘书。

“这是第一次，下次我不会由着他的！”

快下班的时候，小老板又来了，他问：“Atluri写的那本书你订了吗？”

“没有， 要500瑞郎，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他的东西都在这些文章里了。” 我指了指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面收集了与课题有关的各类文章。

“Bordel（乌七八糟的妓院）！你难道是要等到圣诞节吗？” 小老板狠狠地踢了一下门框，走了。

这个流氓！

四月二十八日，周五

跟小老板讨论工作。我说按现在这个思路，可能搞不出来，我有个想法……他立刻打断我说，你知道在这里，谁说了算？我！除了我，没有别人。大老板？大老板也得听我的！你有什么想法，我不感兴趣！你信什么教？大概是佛爷吧？这里是瑞士，佛爷那一套，没用！

一个教徒被别人当着面辱骂他的信仰时会有什么感觉，我体会不出，但我猜想，那一定是不可忍受的。幸亏我不信佛教，要不然，肯定会抓起什么东西，砸到那张恶魔的脸上，花了他！

2000年5月1日，周一。

今天是国际劳动节，瑞士不放假，听说世界上只有美国和瑞士两个国家在这一天不放假。

中午和布莱兹一起吃饭。他说二十年前他也曾在我现在这个位置上工作，受小老板欺负了十年。现在十年过去了，想起来，心里依然难受，有时还会做恶梦，梦见小老板说的那些恶言恶语，半夜惊醒，泪流满面。

“有一次，他要我搞一段塑性计算的程序，我对塑性力学不熟，就花了一个周末学习研究，写了个一页纸的塑性计算要点。周一上班他看见了，嘲笑我说，你不是要出一本塑性力学的大部头吧？”

“有一段时间，办公室搬家，别人都有地方工作，他不给我分地方，让我借用别人的桌子工作，别人的桌子如果不空着的时候，我就只有呆在走廊上办公。”

“有一本厂里培训顾客的教材，原稿是我写的，署着大老板，小老板和我的名字。用了几年，重印的时候，他单把我的名字去掉了，事先没和我打招呼，事后也没和我说过，好象我这人根本就不存在了似的。”

“有一年，我和他到大学里搞一个项目，我实在受不了他的折磨了，就给他交了辞呈，要回厂里来，他对我大发雷霆，骂了足足三个小时，句句话都是穿心的毒箭。末了，他说，我要到大学和厂里汇报，让人事部门对你déconsidérer，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今后无论到哪里， 没人要你。”

“可是，智超，你看，我还是活了下来。Persévérance（坚持）。今年八十岁的祖母对我说过，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坚持。” 布莱兹告诉我。

布莱兹今年五十五岁，满脸的皱纹，目光忧郁。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每周日都和他妻子去教堂做礼拜。他能坚持住，是不是因为信教？像这样我不信教的，能坚持得住吗？靠什么坚持？为什么要坚持？坚持是为了活下去，可是，活下去又是为了什么？

2000年8月27日

到赛狗场拉二胡。丽萍说我财迷，她是不懂我，也不了解情况。在那个大厅里，除了狗，还有人，狗的主人。我拉二胡的时候，人在大声喧哗， 交杯换盏；狗在东张西望，伸着舌头。这样的阵势，瞎子阿炳没遇到过吧？ 我遇上了！

“二泉映月”，即使是在狗窝里奏响，也无损于它的清高！

2001年4月17日

科学就是生产力，这句话把科学研究庸俗化了。发展生产力，那是政治家、资本家的事情。科学可以转化为生产力，但人类搞科学研究的起因和根本的动力还是好奇心吧？没有好奇心的科学研究是工匠的行为。在势利驱使下的科学研究会把人变成小老板那样的疯子。这样的科学正在变成中世纪的宗教，它让人性堕落、扭曲，成批的强盗和侏儒就这样被制造出来了。

到律师那里立下遗嘱。

2001年4月24日

今日读报， 看到美国发生这样一个案子：

1996年艾斯康迪多市分店的6名女员工联名提出起诉，状告分店经理米希沃勒克对她们的精神侵扰。在法庭上，6名女员工声泪俱下地向陪审团成员诉说了她们的不幸遭遇——在米希沃勒克任经理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用污秽下流和带有明显种族歧视的语言对这些女职员进行威胁恐吓。有时他发起脾气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抄起手边的物件劈头盖脸就朝对方扔去，他扔过钢笔，扔过电话，有次竟然还把12瓶一箱的可乐也扔了过去！1998年该案进入正式审理阶段，到现在还未定案。

这是最后一则日记，我往后面翻了翻日记本，基本上是空白，有些页上写着开会或者和某人约会的时间和地点。

俞丽萍胸前系着浴巾回来了，站在大衣橱前用毛巾擦头发。

“丽萍姐， 你的头发保养得真好，又黑又密。” 我放下日记本。

“我的头发是自来卷，到瑞士以后，天天得洗头。”

“你好象有点外国人血统。皮肤白，鼻子挺直，眼眶也比一般中国人深一些。”

“你说对了，我的曾外公是英国人，当过驻华大使。他娶了个中国老婆， 就是我的曾姥姥。”

“这么说来，你是十六分之一的白人。”

俞丽萍打开大衣橱，打量着，拿出一件白色的皮大衣贴在身上对着镜子看。

“萧群你看我这件大衣怎么样？”

“高贵！什么皮的？”

“貂皮。这样的大衣， 我有三件。 ”

她把皮大衣穿在身上，在镜子前转了一圈，又拿起一顶白色的皮帽子戴在头上。

“这帽子和大衣挺相配的，也是貂皮的？” 我问道。

“是的。我过生日，杨智超送的，五百瑞郎，怎么样？够意思吧？”

“你这一身穿出去， 就成了白俄贵族，安娜卡列里娜。”

“杨智超也这么说过。”

“他是哪一天死的？这日记的最后一天是4月24日。”

“就在第二天！”

“第二天？！”

“是的。”

（四）

杨智超死在他43岁生日。那天，他像往常一样上班，小老板要他汇报前一天的工作， 没一会儿，就听小老板在破口大骂，putain de merde！这也跟往常一样。不同的是，那天小老板拍了桌子。杨智超回了嘴，说小老板没权利在他面前拍桌子，如果他认为工作没做好，尽可以批评，但不可以骂人，更不可以拍桌子。小老板吼道，我还没揍你呢！他打开一扇门，要杨智超立刻滚出去，从楼上跳下去，自行了解算了！杨智超说，你这是精神侵扰，我现在就去告你，然后迈步出了门，结果就从四楼上掉了下来。那扇门外的楼梯在修，扶手还没装上。

你去没去过洛桑城北那个火葬场？还没有？最好不要去，不过那里风景很好，在一片高高的山岗上，可以看见洛桑全城和莱蒙湖。杨智超睡在棺材里，被推进一扇门。门再打开时，出来一个身穿制服的人，提着一个铜罐子，就像李玉和提着红灯。他走向一片草地，按了一下铜罐子上的一个机关，灰就像一股泥浆，喷泄而出。那人边倒退边左右摇摆铜罐子，把灰均匀地撒在草地上。灰撒完了，那人对着躺在地上已经化成灰的杨智超敬了一个礼。天空像那些灰一样阴沉，下着小雨，突然一阵大风吹来，骨灰就从草地上被卷起来，随风而去。

过了几天，杨智超的律师找到我，给我读了杨智超的一封信。信中说，如遭不测身亡，由俞丽萍全权处理他的后事，书籍杂物归俞丽萍所有，银行存款一半作为儿子的抚养费汇给国内的父母，另一半汇给韩冬。信在律师那里办了公证，日期是他死前七天。

警察到我们厂来勘查了出事现场，认为小老板有蓄意谋杀的嫌疑。他那天打开的那扇门，平时是不用的。小老板解释说， 他刚出差回来，不知道修楼梯的事情，他那天对杨智超说的从楼上跳下去自行了结的话，只是一时气愤。

这个解释不能令警察满意，因为他当天并没有从那个门进出办公室，平时也没有这个习惯。修楼梯是在厂里前两天的办公会议上讨论过的，讨论的时候小老板在场。布莱兹作证说，小老板以前也对他说过让他从窗子跳出去的话。过了两天，来了一辆警车带走了小老板。那个摩洛哥人给警察写了一封信，要求释放小老板，号召大家都签名，他说厂里可以没有杨智超，但不能没有小老板。没有小老板，二百多员工就没有饭碗，他有一个老婆和六个孩子要养活。

“大家都签名了？” 我问道。

“都签了。我也签了，不好不签。再怎么说，杨智超已经死了，人死如灯灭，而我们还得活着。他是个弱者，太善良，不管在哪里，都会被人欺负的。”

“可是， 问题并没有解决啊。只要有小老板在， 就会有新的布莱兹，新的杨智超。”

“管他呢！只要不欺压到我头上就行。这种事情在哪儿都会发生，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说完， 俞丽萍用手捂着嘴打了个哈欠。

“该睡了。明天还要早起上班。”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窗外的夜空里，一轮弯月在薄云中穿行，时而明亮，时而暗淡。拿起杨智超的日记，打开来想再看看，可是看不清。俞丽萍就在我身边睡着，我不能开灯，只好瞪大了眼睛，企图辨认出一两个字来。这本日记里，一定隐藏着杨智超的生命密码，可是我现在还解读不出来。如果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写的是吃人， 那么杨智超写的是什么呢？

（五）

一星期后，我交了心理学实习报告。在结论部分，我这样写道：

按社会广泛接受的标准看，杨智超本来拥有良好的素质。他先后在五个国家生活过：在中国出生并完成大学学业，在比利时取得博士学位，在法国工作了十年，在巴西读过博士后，在瑞士工作了两年。旅游到过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和一般人比起来，他的生活不可谓不丰富，兴趣不可谓不广泛。可是他却变成了一个局外人，一个迷失方向的人，一个失落的人，一个Loser，最后走向死亡，而这死亡的杠杆就是精神侵扰。杨智超的死，看起来很偶然，其实和精神侵扰有着直接的联系。精神侵扰，是最后压垮杨智超这匹骆驼的稻草。这匹骆驼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沙漠里跋涉得已经筋疲力尽了，而那甘甜之泉还不知道在哪里，死亡或许是最好的终结。

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精细，员工需要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复杂，已经达到人的生理极限。这种情况造成有些人因为先天的某些素质恰好适合这样的社会而占居优越地位，但是，正像没有免费的午餐一样，这些人在技术上的奇异功能和趣味，是伴随着在人伦上的弱智而同时存在的。而在所谓科学时代，因为普遍存在的对科学的迷信，社会对这些人的弱智一味地姑息迁就，因为他们好像肩负着科学发展的重任，因而代表着人类的方向。宗教的衰落，也加剧了这种现象。这些人普遍对宗教嗤之以鼻，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悲悯情怀。他们或者根本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别人的地狱，或者根本认为下地狱的人就是活该，谁叫他们是loser呢？

精神侵扰者在不知觉中成了别人的地狱。中国儒家的道德规范提倡吾日三省吾身，而在这些侵扰者的语汇里没有扪心自问。他们没有“朋友”的概念，从来不说， “我的朋友XXX”。他们的眼睛只能看见两种人：有用的，无用的。一个追求效率的社会必然造就这样一批变态人，施虐狂；他们又把其余的人变成另一类病态的人，受虐狂。对于与人为善而又心理敏感的人来说，如果他不想当侵扰别人的强盗，又不想当逆来顺受的侏儒，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地狱，就没有他的位置。

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在餐厅里遇见心理学教授。他说，看了我的实习报告，很好，但结论有些偏激。应该看到，联邦议会已经立法反对精神侵扰，这说明社会在进步。不过杨智超作为遭受精神侵扰的个案，反映了瑞士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很有典型意义。他要把杨智超写入他的心理学教材。

我坐在餐厅里，透过高高的落地窗，望着百米开外的莱蒙湖。湖面波光粼粼，对岸的峰峦，耸入云天，重重叠叠，就像大海的波涛，连绵起伏。我在想，杨智超如果知道了他天南海北的一生，最终归结为洛桑火葬场随风而散的一小片灰烬，医学实习生的一份三页纸的实习报告，心理学教授的讲稿里一个小小的个案，是欣慰呢？还是不平？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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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桑夜话 - 江岩声

（一）

我在瑞士洛桑医学院当见习生的时候，曾到一个心理医生诊所实习。按照规定, 实习结束时要写一份实习报告。实习指导医生说，有个Yang先生,上周三第一次来看病，您可以他为个案写实习报告，你们都是中国人，不是吗？ 说着，指导医生面露微笑，递给我一个文件夹。

是Yang先生的病历，里面只夹着一页纸，写着如下信息：姓名Yang Zhichao，性别男，出生年月日1957年4月25日，职业工程师。因何来求诊一栏里写着：抑郁。在病人主述一栏里写着：经常受到老板的训斥。夜里睡不着觉，多恶梦，梦见老板像个鬼似的，突然出现在计算机屏幕前，发火，骂人，骂些像Putain de merde之类的脏话。昨天夜里梦见老板头上长着犄角，嘴里呲着獠牙，手持一个如气筒般大小的注射器，先抽光了他的血，接着一下扎到脊椎骨内，抽他的骨髓，他痛不欲生，醒来后心里怦怦跳。这个梦实在太可怕了，才决定来看医生。治疗：服用PROZAC，每早一粒，病假二周。

洛桑有好几百中国人，但大家也就是每年春节联欢会碰个头，平日里没什么联系，许多人的名字我都叫不出来。路上偶然遇上个中国人，如果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 就点个头，否则就作视而不见状,各走各的路。这位Yang先生是谁呢？我想不出来。平日来往的人里，倒是有两个姓杨的。一个是虔诚的基督徒，已经回美国了；另一个移民去了加拿大，走了半年了。其他的再也没有姓Yang的了，也没有人的名字里含有像Zhichao这样的发音。可能是哪两个字呢？志朝？志超？之潮？得了抑郁症后，知道来看心理医生, 说明他一定已在国外待过不少年头了。

抑郁是西方社会的现代病，发病率很高，有关研究文献也很多。瑞士是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国家，抑郁是最主要的原因。比利时百分之三十的人遭受抑郁的折磨。就抑郁这个题目写篇报告，并不困难，抄抄书，添上一个实例，就可以交差。我很快写好了关于抑郁的一般理论和治疗方法，但是具体到Yang先生的情况，造成他抑郁的原因是什么呢？从他的主诉看，应该是工作中的压力，老板的恶劣态度。我想到了一本参考书，《Le Harcelement Moral》，作者是Marie-France Hirigoye，法国的一位心理医生。1998年，这本书在法国一出版，就引起强烈反响，两年中销售了30万册, 被译成19种语言。有评论说，这反映了问题的普遍性。调查显示，欧盟15国有百分之十一的职工遭受Harcelement Moral，并且，这还只是冰山之一角。

2001年11月，这本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取名为《骚扰—无法回避的痛》，译者陈露。她把Harcelement Moral译作精神骚扰。我觉得，从字面上来说，太轻了。因为骚扰在中文里有频烦打扰、无关紧要的意思。而"Harcelement moral"足以毁掉人的一生，甚而让其轻生自杀。但如果使用像"虐待"，"侵犯"或者"迫害"这样的字眼，又显得施虐者，侵犯者或迫害者的作恶意图过于明显，好像他们有预谋一样。事实上，他们只不过用言语，或者看似漫不经心的行为，随意地、经常地让受害者难受而已，这与中文里的"穿小鞋"的意思比较相近，因而，我觉得，将Harcelement Moral译成精神侵扰，较为贴切。

精神侵扰的典型特征是每次侵扰量不大，但是侵扰频率很高，时间很长，侵扰者的目的不明显，受害者常常不明白为什么侵扰者要那样做，侵扰者通常有迫害狂倾向，他们都是极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从来不知道反省自己的言语会给别人造成什么心理伤害，因为他们对别人没有丝毫的尊敬和同情心。

这些特征，单从Yang先生的主诉里还看不出来，所以不能确定为精神侵扰，需要等他下次按预约时间来看病的时候和他谈谈。可是预约时间到了，他却没来，也没打电话来。一直到我实习结束的时候，他也没露面。指导医生说，实习可以按期结束，报告里的实例可以等以后有合适的病案时再告诉我补上。

心理学实习完了，接着就是内科、外科、小儿科、妇科等大科实习。按照课程安排，这些实习加起来差不多有二年的时间，有时还要值夜班。为了方便，我想在医院附近租一个房间。查了报纸上的一些广告，要么价钱太高，要么地点不合适，要么房东不愿意租给外国人。后来在一家超市的广告牌上看到一个卡片，有一个房间出租，只租给女学生。看看地点很合适，价钱也公道，赶紧揭下卡片。打电话过去，对方回答说房间还空着，接着问我说不说中文。当然是说的，于是改用中文对话，约了看房的时间。听她的口音，像是上海人。放下听筒，想到自己说了八年的法语，还是给人听出来是中国人，有些沮丧。

按约定时间到了地点。是一栋公寓楼。按对方告诉的，上到三层，见右手那家门铃牌上写着，Liping Hoffmann，心想，看来这个上海女人的丈夫是个外国人，大概还是个德裔吧？按过门铃，等了一小会儿，门开了，先露出一张明丽的笑脸，很白，烫着发，接着，门大开，是个中等身材的中年女人。

“真准时啊！” 声音很清脆。

“应该的，咱们不是在瑞士吗？”

“叫什么名字？” 她一边把我让进屋，一边问道。

“萧群。萧何的萧，群众的群。”

“来瑞士多长时间了？”

“八年了。”

“我二十年了。”

“那您是前辈。”

“在上学？”

“在洛桑医学院，明年结业，如果上帝保佑的话。”

“真了不起！”

“快别这么说了。老大不小的，还是学生，连我自己都不好意思！”

她领着我看房子。一进门是走廊，右手是厨房，然后是浴室，走廊尽头是个小厅，有两扇门通往两个房间，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客厅。客厅里铺着彩色的地毯，摆着白色的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放着花瓶，插着一束郁金香。沙发边是电视柜，上面立着一个电视，屏幕很大，应该有26英寸。电视顶上放着电视剧《雍正王朝》的录像带盒。靠窗子的地方有一架黑色的钢琴，和窗子直角相对，看上去很新，闪着锃亮的光泽。我走到窗前，撩开窗纱，窗框上一尘不染，玻璃很干净，远处的莱蒙湖，蓝色的，静静地伸展在阿尔俾斯山下。

“这房子地段真好！” 我转身由衷地赞叹。“出租的是哪一个房间？”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哦，你睡客厅里，我给你在这里搭一张单人床。” 她指着客厅的一个角落说道。

“可是......怕不太方便吧？”

“别担心。这房子只有我一个人住。丈夫离婚搬走了，一个孩子，跟了他。”

“哦！ 对不起。”

“没什么！房子还中意吧？”

“很好！我什么时候可以来？”

“你要是愿意，不用等下月初，明天就可以搬来，这个月的房钱可以按天算。”

第二天我就搬到她家住下了。她叫俞丽萍，关系熟了以后，我就喊她丽萍姐。很快我就发现，住在她家真是省事儿。她是个勤快人，手脚麻利，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像做饭、洗衣、熨衣、打扫卫生这样一些生活琐事全是她一人包了。我下夜班回来的晚，她总是给我留着饭菜。有时我过意不去，要帮她做事，她总是不让，说读书最重要，应该首先把书读好，她一个人做惯了，现在多一个人也不多费什么功夫。当然，也有不好的地方，许多事情必须顺着她的习惯来，否则她会发火。比如，早上起来一定要叠被；用过的东西必须放回原处；脏衣服不能随便扔在床上，要放在一个专用的筐里；读完了书，要把书插到书架上，把书桌整理好。有这么多清规戒律，有段时间真是觉得很不舒服，一度曾想搬走。萨特说，他人即地狱。还是自己住独门独户的好。后来终于还是没搬走。因为，在丽萍家，我发现了我要找的人。

那天，我下夜班在家休息，睡觉起来无所事事，对着窗外发了一会儿呆，在想我是不是搬走，什么时候搬走。重新找房子，也是挺啰嗦的。远处的湖面上有一些帆船在缓缓地移动。这景色，刚来的时候，觉得很诗情画意，天天看也就乏味了。楼下街上停着一辆警车，两个警察在检查过往车辆，这也很乏味。瑞士很民主，警察很多，这是一个警察很多的民主国家。打开电视看了一集《雍正王朝》，也很乏味。对清朝的故事，我素来反感，那是中国历史上最束缚人性、最缺乏想象力的朝代。电视机后面是个庞大的高低柜，占满了一堵墙。百无聊赖，我打开一扇柜门，里面有几排书。扫了一眼，内容很杂，大约一半是数学书，其余是小说、历史、地理、政治，甚至还有心理学和医学。有一本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有些破旧了，边缘发黑，再加上黄灿灿的封面，看着像涂满了鸡屎。我抽出来翻了翻，扉页的右下角写着，“购于圣保罗1997年10月20日 杨智超”。许多页上写着眉批。第14页上的批语是：“这不可能！这种举动，卡门可以做得出来，陈清扬却不可能！女人智商越高，情商就越低。” 这让我很不舒服，如果说女人的情商和智商成反比，那么男人呢？天下有几个男人是好东西？能为爱情赴汤蹈火？我看了看那一页的内容，是王二和农民三闷儿打架，被三闷儿他娘用拔秧凳砸在后腰上昏倒了。王小波写道：“过了不一会儿，陈清扬披头散发眼皮红肿地跑了来，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你别怕。要是你瘫了，我照顾你一辈子。” 看到这里，我想起来了，以前读的时候，对这一段描写也是觉得挺奇怪的。陈清扬身为正规大学毕业的医生，怎么会在大庭广众下说这种话？而且是对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落魄知青？不过，我得承认，杨智超这个人有点特殊，读王小波的小说很认真，以后遇上了一定跟他讨论讨论。这样想着，把书重新又插回去。旁边的一本是加缪的小说《局外人》，书里夹着一张纸。我抽了出来，是一篇电脑打印草稿，只有寥寥几行字：

从韩冬跳楼谈起
杨智超

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人生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意义的，却又不得不过它，这是一个荒诞，而且是最根本的荒诞。这个荒诞，平时隐于烟雾中，人们不愿看到它，然而，韩冬跳楼，却把它凸现了出来，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杨智超这人的人生观似乎有点灰，可能是个多血质的人。我想起我的心理学教授在课上这样说过：多血质的人情绪不稳定、情感的发生迅速而易变，思维语言迅速而敏捷、活泼好动。在情绪反应上表现为快而多变，但不强烈，情感体验不深，但很敏感。在行为方面表现为活泼好动、机敏、爱参加各种活动，但常常有始无终。该类型的人适应性强、善于交际，待人热情，学习上领会问题快。但也表现出轻率、不忠诚。

我把那张纸又夹回书里，目光又接着睃巡下去，当我看到《Le Harcèlement Moral》的时候，不禁瞪大了眼睛，抽出来一看，扉页上写着“购于巴黎1998年12月23日杨智超”。他怎么也有这本书？杨智超，杨智超，默念了两遍这个名字，我的脑海中忽然划过一道闪电，想起了那个到心理诊所看过一次病的Yang Zhichao。以洛桑之小，这两个名字的主人只会是一个！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看看表，16点半，丽萍姐下班总是17点到家。我立刻走到厨房，开始准备晚饭，我要给她个惊喜：一下班回家就有饭吃。不知不觉中，我对她的一肚子怨气全消了。

“丽萍姐，你到瑞士时间长，跟你打听一个人。”

“谁？”

“杨智超。”

“杨智超？你不认识杨智超？今年洛桑学联春节晚会你参加了吗？”

“参加了呀！”

“就是那个拉二胡的！”

“原来是他呀！” 我的脑海里模模糊糊地浮现出一个中年人的模样，中等个儿，那天拉二胡的时候神色忧郁，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

“他现在在哪儿？”

“死了。”

“死了？！”

“死了有一个月了。”

“怎么回事儿？”

“我和他在一家工厂上班。他不小心从四层楼上摔下来，头朝下碰在地上。”

我的心头仿佛被铅块坠了一下。是一种和什么东西失之交臂的遗憾。

“他平时是不是很忧郁？”

“从外表看不是的。外表他给人的印象是很豁达的。不过，他内心很敏感，工作中受点气，就会好几天睡不着觉。”

“谁给他气受？”

“还有谁？我们厂的小老板，杨智超的顶头上司。”

“他好像梃喜欢读书？”

“是的， 客厅柜子里的那些书都是他的。”

“怎么会在你这儿呢？”

“他在瑞士没有亲人，也没有什么其他朋友，他死后，东西就归了我，除了书，还有那把二胡，是他在遗嘱里说明的。其实，这些东西对我也没什么用，是个纪念吧。他人是个好人，就是太软弱了，老是被人欺负，死也死得不明不白！”

“他怎么会想到立遗嘱？看上去年纪不是很大呀！”

“他死的那天正是他43岁生日。那天上班前，我还和他约好的，晚上到我这里来吃饭，给他过生日。你说这人要是倒霉了，喝凉水是不是都掺牙？遗嘱是他死前七天到一个公证律师那里立下的。是有点奇怪，就好像他知道他快要死掉似的。”

我走到客厅里，找出我的心理学实习报告，拿到厨房来，放在餐桌上。

“丽萍姐，两个月前，我在一个心理医生诊所实习。杨智超去看过一次病，指导医生让我以他为例来写实习报告。但我没见到他，他没再来了，我们都很纳闷，他人没来，也没打电话来。没想到，他死了。你能不能给我讲讲杨智超的事情，或许有些东西我可以写到报告里。”

“杨智超去看病的事情我知道，还是我说服他去看心理医生的。他前一天晚上做了个恶梦，半夜醒来，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呜呜地哭。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梦见小老板用注射器抽他的血，抽他的骨髓，他痛得受不了。咦? 这种事情怎么也对你说了！萧群，你得向我保证，不和任何人说起我和杨智超的事情！”

“我保证！我在国内当过医生，懂得医德。我虽然没见过杨智超，但他也算是我的病人。”

“把这里的暖气关了，咱们到我房间里坐在被窝里慢慢聊吧，聊晚了，你就在我床上睡。”

（二）

杨智超在我们厂当工程师，比我早进厂半年，小老板是他的顶头上司。我们厂有两个老板。大老板是真正的老板，CEO。小老板其实只是新产品开发部的经理，他在工厂旁边的大学里还有份兼职。微电子行业的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很短，所以企业要想生存，就得不断地开发新产品，于是小老板在厂里就成了关键人物。

我是装配流水线上的工人，不归小老板管，井水不犯河水，平时上班路上遇到了，他如果看不见我，我就看不见他。工厂不大，总共也就二百多员工，我看他对谁都是这副德行，所以也不在乎，跟这种眼睛长在头顶上的人一般见识, 犯不着。

大老板人很好，为人很热情，单独请我到饭店吃过几次饭。我知道再过两年他就要退休了。像他这个年龄的男人，对一个40岁的单身女人表示热情，心里想的是什么，我当然清楚。自从和我丈夫离婚以后，八年以来，在我面前走过的男人有一打以上，都是有家室的，找我的目的不过是要多个情妇。我偏不让他们如愿。经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我对所谓爱情早已不抱幻想了，也不愿意堕落为别人的玩物。离婚八年来，在遇到杨智超之前，没跟任何男人有过性关系，不是我守身如玉，是不感兴趣，真的没兴趣。跟丈夫结婚八年，每次房事，没有任何愉悦的感觉，只是任由他在我身体里折腾。每次他搞完了，我得去浴室清洗秽物，回到床前，看见呼呼大睡的他，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流泪。这种罪，我要受到何时？我一直认为我是那种性阴冷的女人。

后来就有了孩子，是个男孩，很漂亮的混血儿。孩子给我带来了希望，觉得这场婚姻最起码还有这一点是值得的。孩子慢慢大了，最需要我的时候过去了，以前的那种空虚又渐渐地回来了。丈夫对我越来越冷淡，除了在床上要我之外，好像不知道我还是个有着正常心理需求的人。孩子七岁了，有一天晚上，我和丈夫去饭店吃饭，整个晚上，除了吃东西，他就是翻来覆去地看一份报纸，没和我说过一句话。回到家里，我就提出了离婚。他瞪着一双牛眼，看着我，仿佛才发现家中还存在着我这么个人似的。等弄明白了我是认真的，是我咨询过律师，并且考虑了很长时间才作出的决定以后，他哭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虽然是个女人，可是一旦作出决定，我是比男人还男人的。

最后协议离婚，孩子本来应该归我，可他百般央求，就依了他。按照瑞士法律，他每月付我一笔生活费，这对他来说并不是困难的事情，他是手外科医生，在瑞士小有名气，每月收入超过一万瑞郎。

离婚以后，我曾试着进大学去读书，试了两年，考不过，只好死了心。后来就到处找工作，也到处遇到男人给我带来的麻烦。这个世界是男人的，你说咱们有什么办法？

来到现在这家微电子工厂，是我第五次换工作了。我喜欢这份工作。是在显微镜下焊接比头发丝还细的电子线路。在我这个年纪能有像这样一份技术工作，我得感谢上帝。上帝是谁？在这个厂，上帝就是大老板。对其他人，我就不客气，以牙还牙，毫不犹豫。而对大老板的垂爱，必须报之以温柔，而且是中国女人式的。然而，性是免谈的，除非他能和他老伴离婚。我知道，这是他不能接受的。我和大老板的这层关系，就像孙悟空用金箍棒在地上给唐僧画的那个圆，我有大老板的光环，就不怕妖魔鬼怪。

刚进这家微电子工厂的时候，有几个家伙老想吃我的豆腐，在我面前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车间里有个摩洛哥人，是个小头目，有一次，他对我说，喂，中国小娘们，今晚我老婆不在家，到我家去吧，试试我的家伙。我从插销上拔下正冒着烟的电烙铁，握在手里，上前一把抓住他，骂道：“婊子养的！你要是有种，现在就亮出你那狗鸡巴，让老娘看看，够不够大！”

车间里正在干活的人一齐哄笑起来，等着看热闹。那家伙松包，挣脱我，逃跑了。从此再也不敢跟我罗嗦。在工厂里工作，就得这样。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个道理，我18岁在上海崇明农场当农工时就明白了。

杨智超不行。小老板明明是在欺负他，像个催命鬼似，逼他加班加点，他从不抗议。总说是他自己没把工作做好，总说小老板在专业上很强，在数值计算界很有名气，他很佩服他，是小老板把他从巴西招来的，那时他还在巴西圣卡大学作博士后，去阿根廷开国际会议时遇上小老板，交谈一阵后，小老板挺欣赏他，就给了他现在这个位置。他说非常感激小老板。他哪里知道，等待着他的，是一条死路。唉，人这一辈子！

我和杨智超真正好起来的那天，恰好是他42岁生日。那天上班的时候，我在车间里听见小老板在办公室里吼叫起来。“Putain de merde！叫你做的事情，你总是在拖！” 车间里的人都抬起头来，只见杨智超抱着一堆文件，从小老板的办公室里倒退着走出来，脸色苍白。大家互相看看，没人说话。

说到这里，丽萍姐沉默了，面色凝重。我心里也不是滋味。你说咱中国人这是犯的什么贱啊？千方百计地，就为跑到国外来受人家的气？

吃中饭时，他约我晚上一起去医院看望跳楼的韩冬。韩冬你知道吗？一个女孩，自费留学生，杨智超和他的父亲是同学，他是她的经济担保人。在医院，杨智超对韩冬说，人生经过一次大难， 后面的路就好走了。我觉得他很会劝人，而其实他自己活得也是焦头烂额。从医院出来，我看他的情绪很低沉，就说，一起到我家做饭吃吧。

那天晚上没时间做别的吃，就煮了点面条。我当时不知道那天是他的生日。后来他说那天他42岁了。我随口说道，真是凑巧，这面条不就成了寿面了吗？他说，丽萍，谢谢你！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喜欢求人，别人为他做一点点事情，他就很感激。他说他四十岁生日是一个人在寂寞中度过的，在巴西，一个小城，骑了50公里自行车去的。他说感到惆怅，无法排遣的惆怅。那个时候，他只想一个人呆着，闭门思过。在那个小城，没人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任何人，除了他自己，世界上没有人知道他身在何处。我过生日，是一定要请一堆朋友来的，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多好！我和杨智超是完全不同的人，怎么就搞到一起了？真是天晓得！

他说那是个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小广场，有座教堂矗立在旁边，树荫下放着几条长凳，坐着些闲杂人等。他说他在那里写了平生第一首诗。他这一辈子可能也就写了那一首诗。喏，就写在床头柜上那张照片的背后。那天晚上，我留他在我家过的夜。

我拿起照片端详，是打扮入时的俞丽萍，站在树林里，一缕缕的阳光，好像在飞舞，照在她的脸上和身上，地上的落叶一片金黄。“丽萍姐，你真漂亮！” 我赞叹了一声，然后翻过照片来，见那后面写着：

少小痴心系二胡，
知青寒暑伴苦读。
西天极乐非福地，
人到中年叹踟蹰。

丽萍存正，杨智超作于1997年4月25日巴西阿拉拉瓜拉，2000年4月25日重抄于瑞士洛桑。

离婚以后，我有八年没有性生活。不是不想男人，而是不想性交，害怕性交，一想到男人那根东西插进来，我就想呕吐，就浑身发冷。那天晚上，杨智超很有耐心，抄完那首诗，他就睡在我的身边，抚摸我的乳房，说很喜欢，不大不小，生过孩子了，还保养得这么好。他给我讲了许多巴西的风土人情，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天快亮的时候，我醒了，发现自己还在他的怀抱里，他的手还搭在我的乳房上，让我好感动，就有一种想要他的冲动，我推醒他，紧紧地拥抱他，吻他，让他进去了。那一次，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当然，也说不上有多少快感。杨智超安慰我，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需要时间，才能唤醒性快感。从那以后，我们就在一起住了，每天他都要我。渐渐地，我感到心里好像有一扇门被打开了。有一次做爱，忽然感到子宫深处抽动起来，不能自己，仿佛那里发生了地震，一波又一波，舒服得要死，头皮好麻！我用手捂住脸，哭了起来。杨智超吓了一跳，他停下来问我，丽萍！丽萍！你怎么了？是不是痛？我闭着眼睛，对他喊，不是！不是！你个笨蛋！

“萧群， 不好意思，跟你说这些！”

“没什么！ 我喜欢听，别忘了，我是医生，在研究杨智超心理学。”

“他这个人啊！我和他好了一年，还是看不透，不懂。他说他爱我，要和我结婚，可是却把韩冬接到他家里住，我怎么能受得了？他说是为了省钱，少付些住院费，可是他怎么就不体谅我的感情？”

“你们要是结婚了，你不是就不用担心了吗？”

“可是我不能和他结婚，他在厂里和小老板处不好，说不定哪天就会被开掉，再说我和别人结婚， 我前夫就不会继续给我赡养费了， 那可是很大的损失，我这辈子不会再嫁人， 除非碰上个百万富翁， 而且还得爱我。”

“杨智超要上班，他把韩冬接到他家里，怎么有时间照顾她呢？”

“就是这问题！在我看来，他就是被韩冬拖死的。他说韩冬还年轻，要解开她跳楼的心结，让她好好活下去。”

那天晚上，他神色忧郁，心事很重。我以为他又受了小老板的气，想让他高兴，就说我想要他。他那次完全没了一贯的耐心和热情，做得敷衍潦草。尽管这样，我还是体谅他，我让他躺下来，骑到他身上给他揉背，他经常腰疼。揉着背，他跟我说了把韩冬接到他家的事情。我马上来了气，问他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他说本来想跟我商量的，怕我不高兴。我说，我是你什么人？有什么资格不高兴？你爱把谁接回家就接回家，那是你自己的家，我哪里管得着？说完，我一偏身，在杨智超左侧躺了下来，背对着他。杨智超小心翼翼地贴上来，右手伸到我的胸前，抚摸我的乳房，被我推开了，我说你不要碰我！过了一会儿，他悻悻地说，他只是想省钱。再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说，那是个没人敢要的包袱，怎么你偏要背？ 你怎么会傻成这个样子？想当雷锋啊？！

“不是！” 他说。

“那就是要金屋藏娇！”

“你不是看过到她在医院里的那个样子？你不是吓得半死吗？藏什么娇！”

“她在你家，你今后还怎么在我这里过夜？满洛桑的人都要知道我俩的事情了！”

“她在我那里只是临时的。过上几个月，送她回国就完了。这段时间，我回家住就是了。”

“你现在就回去好了！你家里反正有个女人了！” 我说着这话，心里咯噔一下。

那次，他真生气了，说了一声，走就走！他穿好衣服，出了卧室，我听见他穿过走廊，走到门口，转动把手。

“以后不要再来了！” 我在卧室里喊了一声。

他的脚步在大门口停了一会儿，然后就是关门锁门的声音，他真的走了！我抱着他的枕头，哭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打开信箱的时候，里面有我给他的那把钥匙！

后来韩冬走了，我和杨智超和好了，但是以前那种如漆似胶的感觉再也找不回来了。每次他来，吃饭，做爱，然后就匆匆地走人，好像我们成了单纯的饭友和性友。

“韩冬现在好了吗？”

“头上的外伤是好了，但是脑子不正常了，有些半疯半傻的，老是怀疑有人要害她。唉，也是可怜，年纪轻轻的，剩下的日子怎么过？当初要是不出来留学，也到不了这一步！杨智超在遗嘱里让我把他的存款一半寄给韩冬，一半寄给他儿子。”

“杨智超这人心地还是挺善良的。”

“是啊， 现在想起来， 我当初不该嫉妒韩冬。”

俞丽萍沉默了一会儿，我也想不出什么话说。窗外在下着雨，夜，黑沉沉的，时而听见汽车从街上开过，发出沙沙的响声。

“杨智超自己其实活得很累，你看看他这本日记就知道了。” 俞丽萍从她那一侧的床头柜上拿给我一个本子。 “他跟我说过，写日记比拉屎还难。我去洗澡，你自己看吧。”

（三）

我打开日记，是从4月25日这一天开始的，日期并不连贯，大部分记着当日的工作和对第二天工作的设想。这些内容东西我看不懂，我能看懂的是下面这些：

2000年4月25日，周二

上午去医院把韩冬接回了家。费了一番口舌说服院长。

下午上班，去了一趟秘书处，在考勤表上补填了半天事假， 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还没坐下，小老板跟了进来。

“你学过蒙特卡洛算法吧？” 小老板问道。

“学过。”

“我整个上午从9点到12点，随机地到你屋里来了六趟，没有一次见到你，你给我说说看，按照蒙特卡洛算法，我该得出什么结果？”

“……”

“空集！也就是说，你的办公室一上午没有人！”

“我去医院了。”

“又是去看那个跳楼的女孩？”

“我去接她出院，没想到要花那么长时间。我在考勤表上补填了半天事假。”

“你的工作不是照顾那女孩，那是医院和护士的事情。我们付你钱，是要你在这间屋子里，在这台计算机上，搞计算！” 小老板顿了顿，问道：“前天讨论的算法有结果吗？”

“还没来得及试验。”

“Putain de merde （娘屎屁）！叫你做的事情，你总是在拖！”

下午四点喝咖啡的时候，跟几个同事说了小老板发火的事情。

“托马斯今天当着我的面，骂出Putain de merde这样的脏话。”

“天哪！这是真的吗？” 马克关切地问道。

“这才只是开始！” 布莱兹冷冷地说。

“你以后不要由着他！” 布莉琪说， 她是办公室秘书。

“这是第一次，下次我不会由着他的！”

快下班的时候，小老板又来了，他问：“Atluri写的那本书你订了吗？”

“没有， 要500瑞郎，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他的东西都在这些文章里了。” 我指了指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面收集了与课题有关的各类文章。

“Bordel（乌七八糟的妓院）！你难道是要等到圣诞节吗？” 小老板狠狠地踢了一下门框，走了。

这个流氓！

四月二十八日，周五

跟小老板讨论工作。我说按现在这个思路，可能搞不出来，我有个想法……他立刻打断我说，你知道在这里，谁说了算？我！除了我，没有别人。大老板？大老板也得听我的！你有什么想法，我不感兴趣！你信什么教？大概是佛爷吧？这里是瑞士，佛爷那一套，没用！

一个教徒被别人当着面辱骂他的信仰时会有什么感觉，我体会不出，但我猜想，那一定是不可忍受的。幸亏我不信佛教，要不然，肯定会抓起什么东西，砸到那张恶魔的脸上，花了他！

2000年5月1日，周一。

今天是国际劳动节，瑞士不放假，听说世界上只有美国和瑞士两个国家在这一天不放假。

中午和布莱兹一起吃饭。他说二十年前他也曾在我现在这个位置上工作，受小老板欺负了十年。现在十年过去了，想起来，心里依然难受，有时还会做恶梦，梦见小老板说的那些恶言恶语，半夜惊醒，泪流满面。

“有一次，他要我搞一段塑性计算的程序，我对塑性力学不熟，就花了一个周末学习研究，写了个一页纸的塑性计算要点。周一上班他看见了，嘲笑我说，你不是要出一本塑性力学的大部头吧？”

“有一段时间，办公室搬家，别人都有地方工作，他不给我分地方，让我借用别人的桌子工作，别人的桌子如果不空着的时候，我就只有呆在走廊上办公。”

“有一本厂里培训顾客的教材，原稿是我写的，署着大老板，小老板和我的名字。用了几年，重印的时候，他单把我的名字去掉了，事先没和我打招呼，事后也没和我说过，好象我这人根本就不存在了似的。”

“有一年，我和他到大学里搞一个项目，我实在受不了他的折磨了，就给他交了辞呈，要回厂里来，他对我大发雷霆，骂了足足三个小时，句句话都是穿心的毒箭。末了，他说，我要到大学和厂里汇报，让人事部门对你déconsidérer，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今后无论到哪里， 没人要你。”

“可是，智超，你看，我还是活了下来。Persévérance（坚持）。今年八十岁的祖母对我说过，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坚持。” 布莱兹告诉我。

布莱兹今年五十五岁，满脸的皱纹，目光忧郁。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每周日都和他妻子去教堂做礼拜。他能坚持住，是不是因为信教？像这样我不信教的，能坚持得住吗？靠什么坚持？为什么要坚持？坚持是为了活下去，可是，活下去又是为了什么？

2000年8月27日

到赛狗场拉二胡。丽萍说我财迷，她是不懂我，也不了解情况。在那个大厅里，除了狗，还有人，狗的主人。我拉二胡的时候，人在大声喧哗， 交杯换盏；狗在东张西望，伸着舌头。这样的阵势，瞎子阿炳没遇到过吧？ 我遇上了！

“二泉映月”，即使是在狗窝里奏响，也无损于它的清高！

2001年4月17日

科学就是生产力，这句话把科学研究庸俗化了。发展生产力，那是政治家、资本家的事情。科学可以转化为生产力，但人类搞科学研究的起因和根本的动力还是好奇心吧？没有好奇心的科学研究是工匠的行为。在势利驱使下的科学研究会把人变成小老板那样的疯子。这样的科学正在变成中世纪的宗教，它让人性堕落、扭曲，成批的强盗和侏儒就这样被制造出来了。

到律师那里立下遗嘱。

2001年4月24日

今日读报， 看到美国发生这样一个案子：

1996年艾斯康迪多市分店的6名女员工联名提出起诉，状告分店经理米希沃勒克对她们的精神侵扰。在法庭上，6名女员工声泪俱下地向陪审团成员诉说了她们的不幸遭遇——在米希沃勒克任经理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用污秽下流和带有明显种族歧视的语言对这些女职员进行威胁恐吓。有时他发起脾气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抄起手边的物件劈头盖脸就朝对方扔去，他扔过钢笔，扔过电话，有次竟然还把12瓶一箱的可乐也扔了过去！1998年该案进入正式审理阶段，到现在还未定案。

这是最后一则日记，我往后面翻了翻日记本，基本上是空白，有些页上写着开会或者和某人约会的时间和地点。

俞丽萍胸前系着浴巾回来了，站在大衣橱前用毛巾擦头发。

“丽萍姐， 你的头发保养得真好，又黑又密。” 我放下日记本。

“我的头发是自来卷，到瑞士以后，天天得洗头。”

“你好象有点外国人血统。皮肤白，鼻子挺直，眼眶也比一般中国人深一些。”

“你说对了，我的曾外公是英国人，当过驻华大使。他娶了个中国老婆， 就是我的曾姥姥。”

“这么说来，你是十六分之一的白人。”

俞丽萍打开大衣橱，打量着，拿出一件白色的皮大衣贴在身上对着镜子看。

“萧群你看我这件大衣怎么样？”

“高贵！什么皮的？”

“貂皮。这样的大衣， 我有三件。 ”

她把皮大衣穿在身上，在镜子前转了一圈，又拿起一顶白色的皮帽子戴在头上。

“这帽子和大衣挺相配的，也是貂皮的？” 我问道。

“是的。我过生日，杨智超送的，五百瑞郎，怎么样？够意思吧？”

“你这一身穿出去， 就成了白俄贵族，安娜卡列里娜。”

“杨智超也这么说过。”

“他是哪一天死的？这日记的最后一天是4月24日。”

“就在第二天！”

“第二天？！”

“是的。”

（四）

杨智超死在他43岁生日。那天，他像往常一样上班，小老板要他汇报前一天的工作， 没一会儿，就听小老板在破口大骂，putain de merde！这也跟往常一样。不同的是，那天小老板拍了桌子。杨智超回了嘴，说小老板没权利在他面前拍桌子，如果他认为工作没做好，尽可以批评，但不可以骂人，更不可以拍桌子。小老板吼道，我还没揍你呢！他打开一扇门，要杨智超立刻滚出去，从楼上跳下去，自行了解算了！杨智超说，你这是精神侵扰，我现在就去告你，然后迈步出了门，结果就从四楼上掉了下来。那扇门外的楼梯在修，扶手还没装上。

你去没去过洛桑城北那个火葬场？还没有？最好不要去，不过那里风景很好，在一片高高的山岗上，可以看见洛桑全城和莱蒙湖。杨智超睡在棺材里，被推进一扇门。门再打开时，出来一个身穿制服的人，提着一个铜罐子，就像李玉和提着红灯。他走向一片草地，按了一下铜罐子上的一个机关，灰就像一股泥浆，喷泄而出。那人边倒退边左右摇摆铜罐子，把灰均匀地撒在草地上。灰撒完了，那人对着躺在地上已经化成灰的杨智超敬了一个礼。天空像那些灰一样阴沉，下着小雨，突然一阵大风吹来，骨灰就从草地上被卷起来，随风而去。

过了几天，杨智超的律师找到我，给我读了杨智超的一封信。信中说，如遭不测身亡，由俞丽萍全权处理他的后事，书籍杂物归俞丽萍所有，银行存款一半作为儿子的抚养费汇给国内的父母，另一半汇给韩冬。信在律师那里办了公证，日期是他死前七天。

警察到我们厂来勘查了出事现场，认为小老板有蓄意谋杀的嫌疑。他那天打开的那扇门，平时是不用的。小老板解释说， 他刚出差回来，不知道修楼梯的事情，他那天对杨智超说的从楼上跳下去自行了结的话，只是一时气愤。

这个解释不能令警察满意，因为他当天并没有从那个门进出办公室，平时也没有这个习惯。修楼梯是在厂里前两天的办公会议上讨论过的，讨论的时候小老板在场。布莱兹作证说，小老板以前也对他说过让他从窗子跳出去的话。过了两天，来了一辆警车带走了小老板。那个摩洛哥人给警察写了一封信，要求释放小老板，号召大家都签名，他说厂里可以没有杨智超，但不能没有小老板。没有小老板，二百多员工就没有饭碗，他有一个老婆和六个孩子要养活。

“大家都签名了？” 我问道。

“都签了。我也签了，不好不签。再怎么说，杨智超已经死了，人死如灯灭，而我们还得活着。他是个弱者，太善良，不管在哪里，都会被人欺负的。”

“可是， 问题并没有解决啊。只要有小老板在， 就会有新的布莱兹，新的杨智超。”

“管他呢！只要不欺压到我头上就行。这种事情在哪儿都会发生，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说完， 俞丽萍用手捂着嘴打了个哈欠。

“该睡了。明天还要早起上班。”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窗外的夜空里，一轮弯月在薄云中穿行，时而明亮，时而暗淡。拿起杨智超的日记，打开来想再看看，可是看不清。俞丽萍就在我身边睡着，我不能开灯，只好瞪大了眼睛，企图辨认出一两个字来。这本日记里，一定隐藏着杨智超的生命密码，可是我现在还解读不出来。如果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写的是吃人， 那么杨智超写的是什么呢？

（五）

一星期后，我交了心理学实习报告。在结论部分，我这样写道：

按社会广泛接受的标准看，杨智超本来拥有良好的素质。他先后在五个国家生活过：在中国出生并完成大学学业，在比利时取得博士学位，在法国工作了十年，在巴西读过博士后，在瑞士工作了两年。旅游到过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和一般人比起来，他的生活不可谓不丰富，兴趣不可谓不广泛。可是他却变成了一个局外人，一个迷失方向的人，一个失落的人，一个Loser，最后走向死亡，而这死亡的杠杆就是精神侵扰。杨智超的死，看起来很偶然，其实和精神侵扰有着直接的联系。精神侵扰，是最后压垮杨智超这匹骆驼的稻草。这匹骆驼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沙漠里跋涉得已经筋疲力尽了，而那甘甜之泉还不知道在哪里，死亡或许是最好的终结。

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精细，员工需要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复杂，已经达到人的生理极限。这种情况造成有些人因为先天的某些素质恰好适合这样的社会而占居优越地位，但是，正像没有免费的午餐一样，这些人在技术上的奇异功能和趣味，是伴随着在人伦上的弱智而同时存在的。而在所谓科学时代，因为普遍存在的对科学的迷信，社会对这些人的弱智一味地姑息迁就，因为他们好像肩负着科学发展的重任，因而代表着人类的方向。宗教的衰落，也加剧了这种现象。这些人普遍对宗教嗤之以鼻，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悲悯情怀。他们或者根本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别人的地狱，或者根本认为下地狱的人就是活该，谁叫他们是loser呢？

精神侵扰者在不知觉中成了别人的地狱。中国儒家的道德规范提倡吾日三省吾身，而在这些侵扰者的语汇里没有扪心自问。他们没有“朋友”的概念，从来不说， “我的朋友XXX”。他们的眼睛只能看见两种人：有用的，无用的。一个追求效率的社会必然造就这样一批变态人，施虐狂；他们又把其余的人变成另一类病态的人，受虐狂。对于与人为善而又心理敏感的人来说，如果他不想当侵扰别人的强盗，又不想当逆来顺受的侏儒，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地狱，就没有他的位置。

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在餐厅里遇见心理学教授。他说，看了我的实习报告，很好，但结论有些偏激。应该看到，联邦议会已经立法反对精神侵扰，这说明社会在进步。不过杨智超作为遭受精神侵扰的个案，反映了瑞士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很有典型意义。他要把杨智超写入他的心理学教材。

我坐在餐厅里，透过高高的落地窗，望着百米开外的莱蒙湖。湖面波光粼粼，对岸的峰峦，耸入云天，重重叠叠，就像大海的波涛，连绵起伏。我在想，杨智超如果知道了他天南海北的一生，最终归结为洛桑火葬场随风而散的一小片灰烬，医学实习生的一份三页纸的实习报告，心理学教授的讲稿里一个小小的个案，是欣慰呢？还是不平？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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