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何均

1、破题
川端康成曾说：“创造世界文化，也就是创造民族文化；创造民族文化，也应该是创造世界文化。”亦即欲成世界文学，必植根民族文学；愈是民族的文学，则愈是世界的文学。每一民族皆为独一无二，关键如何表达民族的独特性、惟一性，抑或民族的个性。此重任则落于文学与艺术之肩。于此，我仅从非马诗歌探讨新诗的回归与可能。所谓回归，乃是新诗回到中国诗歌的传统，建设和丰富现代汉诗。回顾新诗从其诞生至今近百年的历史，可圈可点的诗人与诗歌还是可数，然从其诞生起，则出现地域的两个分支：一是大陆新诗，一是非大陆新诗。大陆新诗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20世纪30—40年代出现高潮；1949年后出现低谷，十年文革几乎成为空白；改革开放后80年代又出现高潮；21世纪网络时代的当下，诗派林立，热闹非凡，仿佛又迎来高潮，仍需拭目以待。大陆新诗，大致走过对传统的反叛——回归——再反叛的道路，当下仍处迷惘探索中。大家熟知，故从简。非马诗歌属非大陆新诗。为探其存在背景，故有必要理清非大陆新诗的渊源。
2、非大陆新诗
非大陆新诗，乃指台湾与海外华人的汉语新诗写作。
非大陆新诗大本营在台湾。台湾日据时期，新诗几乎与大陆同步。1921年，最早白话杂志《台湾民报》及《台湾》等报刊开始介绍五四新文学的最新创作。1925年，张我军大部分新诗写于北京的诗集《乱都之恋》在台湾出版，此是台湾第一部新诗集，也是第一部新文学创作集。赖和1930年创作《流离曲》，1931创作长诗《南国哀歌》，虽只发表十几首新诗，却为台湾新诗奠基者。杨华短暂30年生命，却留下200多首新诗，亦为台湾新诗另一奠基者。1935年，“风车”诗社成立，《风车》创刊，此乃台湾新诗现代主义的先声。20世纪20—30年代，台湾新诗相对兴盛。1937年，抗战爆发，兴盛期宣告结束。
光复后，大陆诗人陆续赴台，50—60年代，新诗复兴。1953年2月，《现代诗》创刊，纪弦过于强调“横的移植”与“知性”，此乃台湾新诗现代派的发端。1953年6月，《蓝星》创刊，次年3月，“蓝星”诗社成立，作品大都接受西方技巧，富现代气息，尊重传统，艺术取向较稳健持重。1954年10月，“创世纪”诗社成立，《创世纪》创刊，主张“形象第一，意境至上”，具有中国风东方味，赞同吸收西方技巧。1962年7月，《葡萄园》创刊，主张新诗“明朗化”与“普及化”，提出诗人应“认识传统”并“建设中国风格”。1964年3月，“笠”诗社成立，6月《笠》创刊，为台湾新诗开辟一条回归乡土的新路，揭开当代台湾乡土运动的序幕。台湾现代主义诗潮，出现一批有影响的诗人，尤以余光中、郑愁予、痖弦、洛夫、纪弦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覃子豪、叶维廉、罗门、商禽等颇为台湾诗坛所重视与推崇。其作品“自我”往往带有某种历史感或民族感，许多诗歌将借鉴西方与继承传统有机结合，诗的内容、形式与技巧均有鲜明的特色。70年代“新世代”诗潮体现从50－60年代“文学集团”向“集团文学”的演变，“本土”诉求为实际政治投影。80年代至今，以现实、传统、本土和大众精神为依归的诗潮为后现代主义诗潮所替代，已不可能再有当年的大众影响。斯与今之大陆新诗甚相似。
海外新诗诗人，一是从台湾、大陆移居海外的诗人，如洛夫、北岛等；一是本身在海外工作的诗人，如非马以及大批年轻诗人。他们大多建有网站办有纸刊，如今天文学网、酷我—北美枫文学网、新大陆诗刊网、常青藤诗刊网、彩虹鹦文学网、梅园文学网等。这些网站大都有股清新宁静的学术氛围——真诚、平等、公正、公开。此乃大陆很多网站所匮乏。他们有明显优势，至少懂门外语，可与外国诗人直接交流，与世界文学接轨。是故，他们不孤陋寡闻，亦不夜郎自大，虽身处繁华都市却能静守自己文化的根，有意识与母语胎吸，血肉相连。
3、回归：非马诗歌提供的可能
我最早知道非马，亦是改革开放后，大约于某诗歌选本读其名诗《醉汉》：“把短短的直巷 / 走成一条 / 曲折 / 回荡的 / 万里愁肠 // 左一脚 / 十年 / 右一脚 / 十年 / 母亲啊 / 我正努力 / 向您 / 走 / 来 ”差不多与余光中《乡愁》同时，同样被征服而铭记，然不知非马何许人也。触网后，我才知非马，本名马为义，英文名 William Marr，1936年生于台湾台中市，是个机械硕士、核工博士，在美国从事能源研究工作，现已退休。他还是多面手，不仅能文写诗译诗，还从事绘画雕塑。但令我困惑：一个学理工科的却能写出如此优秀的诗？我于其随笔《有诗为证》找到答案。他说：“科技只是我赖以谋生的工具，诗才是我梦寐以求、全力以赴的生活内涵。或者用时髦的说法，科技是冷冰冰的硬体，诗才是温暖并活泼我生命的软体。作为硬体，科技工作为我提供了温饱，也给了我观察事物、领悟宇宙生命的知识与智慧，因此我并没对我当初的选择感到后悔。”可见他是个处理生活与艺术的高手。正如梁宗岱《谈诗》说：“诗人是两重观察者。他底视线一方面要内倾，一方面又要外向。对内的省察愈深微，对外的认识也愈透澈。……进一步说，二者不独相成，并且相生：洞观心体后，万象自然都展示一副充满意义的面孔；对外界的认识愈准确，愈真切，心灵也愈开朗，愈活跃，愈丰富，愈自由。”我在网站不断读到他的新作，也不断加深我的印象：非马诗歌为新诗回归中国诗歌传统提供一种可能，抑或说，一种参照，一种借鉴。
首先，他于形式排列与节奏把握提供一种可能。中国传统诗歌以短制为主，如绝句、律诗、词、曲中的小令。而非马诗歌大多短小，且几乎把形式排列与诗歌节奏推向极致。如《鸟笼》：

　　打开
　　鸟笼的
　　门
　　让鸟飞

　　走

　　把自由
　　还给
　　鸟
　　笼

这就像中国传统绘画的“留白”，很空灵，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诗歌如是，自然很受欢迎，因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工作繁忙，没时间，也不易有心情去读长篇巨制。
第二，他于语言实验提供一种可能。其语言朴实无华，如口语，但张力大，内涵丰盈，富有哲理，值得反复玩味，如《醉汉》《鸟笼》，语言之干净到无法再删一字地步。他于诗集《路》序说：“而科技的训练，无可否认地，对我的写作有相当的帮助。如果说我的诗比较冷静，较少激情与滥情，文字与形式也比较简洁，便不得不归功于这些训练。”其诗乃像一首首精美的词或小令。正如汪曾祺先生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中谈《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说：“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的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阔。古人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有道理的。”若无深厚汉语功底，则无法抵达此境界。
第三，他于表现技巧提供一种可能。非马注重捕捉生活瞬间的细节，而细节具有高度的概括力与形象的画面感。如《重逢——返乡组曲之四》：“深怕冲淡了重逢的欢乐 / 亲友们彼此提醒 / ‘过去的就让它们过去吧！’/ 然后别过头去 / 偷偷揩掉 / 到了眼角的泪水 / 然后在脸上 / 用力撑开 / 一张绉折的笑容 / 像撑开 / 久置不用的一把阳伞”诗有“别过头去”“偷揩泪水”“强撑笑容”等富有表现力的细节，且很有画面感，把久别重逢之喜悦表达得淋漓尽致。又如《越战纪念碑》：“一截大理石墙 / 二十六个字母 / 便把这么多年青的名字 / 嵌入历史 // 万人冢中 / 一个踽踽独行的老妪 / 终于找到了 / 她的爱子 / 此刻她正紧闭双眼 / 用颤悠悠的手指 / 沿着他冰冷的额头 / 找那致命的伤口 ”诗第一节以一“嵌”字形象概括越战牺牲的生命，第二节以“紧闭双眼”“颤悠悠的手指”“找那致命的伤口”等细节白描老妪失去爱子的痛苦与悲凉。老妪的形象则铭刻读者的记忆——热爱和平。此乃古诗最常见的表现技巧，可以俯拾即是。如唐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第四，他于人格修为与关注现实提供一种可能。中国古代诗人皆有忧世伤怀、关注民生与兼济天下的抱负，如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胸襟，白居易“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同情，甚至像诗仙李白那样豪放飘逸的诗人亦要吟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呐喊。非马亦继承其传统，拓展其诗歌内涵。如《越战纪念碑》，又如《生与死之歌——给濒死的索马利亚小孩》：“在断气之前 / 他只希望 / 能最后一次 / 吹胀 / 垂在他母亲胸前 / 那两个干瘪的 / 气球 / 让它们飞上 / 五彩缤纷的天空 // 庆祝他的生日 / 庆祝他的死日 ”其诗蕴涵诗人对濒死小孩多大同情与关注，甚具震撼力与穿透力，让人过目不忘。此与诗人悲天悯人的人格修为有关。如是，不就可减少些无病呻吟之作吗？

2006年10月5日动笔，6日中秋节初稿，10日定稿于普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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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