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许蔚]

浅谈沈复的人文精神

许蔚

内容提要：清人沈复出于“衣冠之家”，不第不仕，靠习幕经商，经营字画为生，一介寒士，以《浮生六记》残卷留名。是书记其夫妻生活和个人游历，“为简洁生动的自传文字”。沈复事迹于史无考，据《浮生六记》，他是乾嘉间苏州的一位下层文人，“性爽直，落拓不羁”，通书画，用心于花草园林，对花草园林均颇有心得，其臧否常有富于个性的创见。
关键词：落拓不羁 任性放逸 画意 虚实

《浮生六记》并非巨著，然而夫妻情深浸透纸背，以哀感动人，文字简洁优美闻名于世。沈复以一介寒士，未第未仕，而留名青史，皆仰是书。初，沈复寒微，名字尚不为人知，是书亦久湮不传。独悟庵居士杨引传《浮生六记序》曰：“《浮生六记》一书，余于郡城冷摊得之，六记已缺其二，犹作者手稿也。就其所记推之，知为沈姓号三白，而名则已逸，遍访城中无知者。”王韬《浮生六记跋》曰：“余妇兄杨苏补明经，曾于冷摊上购得《浮生六记》残卷……今闻苏补已出付尊阁主人以活字版排印”，即《独悟庵丛抄》本，是书始得流传。俞平伯《重刊浮生六记序》曰：“书共六篇，故名‘六记’，今只存《闺房记乐》以下四篇，其五、六篇已佚。此书虽不全，而今所存者似即其精华。《中山记历》当是记漫游琉球之事，或系日记体。《养生记道》，恐亦多道家修持妄说。就其存者言之，故不失为简洁生动的自传文字。”
据《浮生六记》，沈复，字三白，乾嘉间人士，家苏州，生乾隆癸未（乾隆二十八年）冬，卒年无考，妻芸（陈氏，名芸，字淑珍）殁后自号梅逸，虽出于“衣冠之家”，既未出仕，亦非举子，而是一个习幕经商，经营书画，且自称“性爽直，落拓不羁”的人。就是书所载观之，他也的确是豪爽落拓，甚至于放浪形骸，意兴只在书画山水间出入。观其行文，处处可见出他对于名教礼数的厌恶，对于科举时文的排斥，对于游逸浪迹的追慕，笔墨间总有一种魏晋名士的风流。俞平伯《重刊浮生六记序》说他“不是什么斯文举子。偶然写几句诗文，也无所存心，上不为名山之业，下不为富贵的敲门砖，意兴所到，便濡毫伸纸，不必妆点，不知避忌。统观全书，无酸语、赘语、道学语”。 是书卷二《闲情记趣》尝记其寄居友人家之萧爽楼，曰：“萧爽楼有四忌：谈官宦升迁，公廨时事，八股时文，看牌掷色。有犯必罚酒五斤。有四取：慷慨豪爽，风流蕴藉，落拓不羁，澄静缄默。”即可视为其对自身人格精神的概括。他们闲居萧爽，吟诗作画，考对为会以筹酒资。没有官场勾斗浮沉，没有时文赘语封缄，离弃了礼教束缚，寻不见一点道学气，处处见闲情，处处见洒脱。
（一）人格精神：落拓不羁，任性放达
沈复生当乾嘉之际，游幕经商为业，读书而不谋仕进，对功名富贵几无用心。一方面，或许是苏杭一代商业繁荣，市民文化发达，风气使然。另一方面，乾嘉朝的人文环境很有点像魏晋时代，汉族士人总有一种消闲的哲学来寄托人生。“乾、嘉之际的汉族士人鉴于清朝统治者的猜忌专制，多从顺求容，所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既是一代士人心态的真实写照。” （沈复在卷四记述游乐之余顺笔写道乾隆帝南巡，说“各工告竣，敬演接驾点缀，因得畅其大观，亦人生难遇者也”，颇有点意思。）沈复即家苏州，本身受到市民商业文化的影响，享乐自不用说，品诗论画，宴饮雅集，游山泛水，赏玩名园幽宅，侍弄花草盆栽，他的生活总是离不开消闲游乐。他又是出自“衣冠之家”，父亲常年游幕，自然是要读些书的，而随侍父亲游幕各处，之后自己习幕游幕，期间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诗画朋友，同时却也深谙了场中内情。他对官场事故颇为厌恶，居萧爽楼忌“谈官宦升迁，公廨时事”；游幕多年的他习见“热闹场中卑鄙之状，不堪入目，因易儒为贾。” 对于习幕之事，他在卷四《浪游记快》还有如下记述：“而余则从此习幕矣。此非快事，何记于此？曰：此抛书浪游之始，故记之。”此足见习幕实在非其所愿，境遇使然。沈复自称“性爽直，落拓不羁”，日常家居都是性情所寄，“好洁，地无纤尘，且无拘束，不嫌放纵”，“素爱客，小酌必行令”， 居萧爽楼时聚友朋畅饮，品诗论画，趋园游乐，兴致盎然，“既而酒肴俱熟，坐地大嚼。担者颇不俗，拉与同饮。游人见之，莫不羡为奇想。杯盘狼藉，各已陶然，或坐或卧，或歌或啸。” 这便很有《世说新语》的味道了。大概沈复总是喜欢无拘无束的放逸生活的，卷四《浪游记快》记如：
（嘉庆甲子）秋八月，（夏揖山）邀余同往东海永泰沙勘收花息。……（丁氏等）俱豪爽好客，不拘礼节，与余乍见，即同故交。宰猪为饷，倾瓮为饮。令则拇战，不知诗文；哥则号呶，不讲音律。酒酣，挥工人舞拳相扑为戏。……日则驱鹰犬猎于芦丛沙渚间，所获多飞禽。余亦从之驰逐，倦则卧。……佃人皆散处如列星，一呼俱集，称业户曰：“产主”，唯唯听命，朴诚可爱；而激之非义，则野横过于狼虎，幸一言公平，爽然拜服。风雨晦明，恍同太古。……揖山兴致素豪，至此益放。余更肆无忌惮，牛背狂歌，沙头醉舞，随其兴之所至，真生平无拘之快游也！
这“恍同太古”的沙渚世界正适合了沈复落拓不羁的个性，他“随其兴之所至”无所顾忌的释放自己，“牛背狂歌，沙头醉舞”，真是好一番豪旷浪漫的情致，好一番名士的风流。说他有魏晋名士的风度，说其所记述颇类《世说》，实在不虚。我们看他任性放达，不羁不束，享乐游冶，醉心尘外，这样的一种个性和生活态度与魏晋名士几近。所谓“惟任而不养，则性命自存” 很能说明这一点。虽然如前文所说的，这在很大程度地受到苏杭一带市民商业文化的影响；又或许有着政治的无奈。魏晋人醉心于人格之美，最重抒情 ，而乾嘉间的汉族士人以类似的境况与之呼应，对这种抒情的人生哲学也颇能谙熟。他们生活行事都以不碍真性情为要，一切务求自然无碍，所谓“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玄学的任性放达的自然的人生观念，轻礼教，重人情的解放的人格在清人沈复这里得以再次体现。《浮生六记》记伉俪情深，字字缠绵，句句敦笃，“幽芳凄艳，读之心醉”，是书所悉心描绘的是夫妇卿卿，闲冶浪游的家居生活和醉心山水的放逸情怀。然而即使是记述夫妻生活，闺房之乐的文字，也流露出对于名教束缚的厌恶，如上引萧爽楼事。另，卷一《闺房记乐》亦尝曰：
余性爽直，落拓不羁，芸若腐儒，迂拘多礼，偶为披衣整袖，必连声道“得罪”，或递巾授扇，必起身来接。余始厌之，曰：“卿欲以礼缚我耶？语曰：‘礼多必诈。’”芸两颊发赤，曰：“恭而有礼，何反言诈？”余曰：“恭敬在心，不在虚文。”芸曰：“至亲莫如父母，可内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余曰：“前言戏之耳。”……自此，“岂敢”“得罪”竟成语助词矣。
此虽是夫妻二人情笃故事，而“卿欲以礼缚我耶？语曰：‘礼多必诈。’”自然也不全是戏言。“自此，‘岂敢’‘得罪’竟成语助词矣。”也不是说他就改变了对礼数的厌恶，只是真情所至，即如此亦无不可，如果强为禁止，反成别一种束缚了。此外，需要提及的还有卷一《闺房记乐》记沈复为其妻易男装外出赏花事：
芸曰：“惜妾非男子，不能往。”余曰：“冠我冠，衣我衣，亦化女为男之法也。”于是易髻为辫，添扫蛾眉，加余冠，微露两鬓，尚可掩饰，服余衣长一寸又半，于腰间折而缝之，外加马褂。……芸欣然，及晚餐后，装束既毕，效男子拱手阔步者良久，乎变卦曰：“妾不去矣。为人识出既不便，堂上闻之又不可。”……余强挽之，悄然迳去。
此类事书中记述颇多，概不以礼教为圭臬，不以规矩为衡量，凡事尽情尽性而已，既少束缚而颇多趣味。沈复本人既爽豪不羁，陈氏亦非迂人，而夫妻情笃如此，愈不以名教为是。
（二）花草：入神，画意
沈复不第不仕，生活较贫苦，靠外出游幕和随人经商为生，艰难时经营字画仅能糊口而已。尽管如此，他的生活实在是不乏趣味，意兴到处，一草一木皆有风致。是书卷二《闲情记趣》集中记述了花草盆栽的养护以及品诗论画、宴饮游乐的闲暇生活。他对花草经营颇有心得，对花草的选择、剪裁都有自己的一套审美观念与之相符合。他说自己“时有物外之趣”，“及长，爱花成癖，喜剪盆树。识张兰坡，始精剪枝养节之法，继悟接花叠石之法。”沈复选花以有韵致取，认为“花以兰为最，取其幽香韵致也，而瓣品之稍勘入谱者不可多得。”所谓幽香韵致，在有意无意间，在似有非有间，在似无非无间。“次取杜鹃，虽无香而色可久玩。且易剪裁。”杜鹃与兰相去甚远，然而得取则只在画意，但能出韵致，得画意，“即枫叶竹枝，乱草荆棘，均勘入选”。沈复本人工书画，有山水流传（俞平伯有题画诗，见《浮生六记·附录》）。他治花在出韵，在可入画，或许与此有关。他“喜摘插瓶”，“闲居，案头瓶花不绝”。讲究“以不散漫、不挤轧、不靠瓶口为妙；……花取参差，间以花蕊，……叶取不乱，梗取不强。……视桌之大小，一桌三瓶至七瓶而止，多则眉目不分，即同市井之菊屏矣。几之高低，……必须参差高下互相照应，以气势联络为上。……或密或疏，或进或出，全在会心者得画意乃可。”这分明出于对画面的精心布局，抓住人的视觉过程和视觉特点，强调照应和联络，要错落而有致，为世外之趣，以“精妙入神”为要。是书尝记如：“芸曰：‘子之插花能备风晴雨露，可谓精妙入神；而画中有草虫一法，盍仿而效之。’” 亦可为一旁证。
（三）园林：虚实，自然
沈复落拓不羁，因游幕经商，而四处飘零，浪游四方之际，遍览佳山好水，名园幽阁，对园林布局和修造都有道地的见解。是书关于园林除了臧否文字之外，也还有不少的理论论述。在沈复看来，园林需要含蓄蕴藉不能直白入水，要虚实相间，充分利用空间造型达到宛转曲折。在有限的空间内，要见出大世界，因此造园者也需胸有丘壑。他说：“若夫园亭楼阁，套室回廊，垒石成山，栽花取势，又在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又不在地广石多徒费工费。或掘地堆土成山，间以块石，杂以花草，篱用梅编，墙以藤引，则无山而成山矣。大中见小者，散漫处植易长之竹，编易茂之梅以屏之。小中见大者，窄院之墙宜凹凸其形，饰以绿色，引以藤蔓，嵌大石，凿字作碑记形。推窗如临石壁，便觉峻峭无穷。虚中有实者，或山穷水尽处，一折而豁然开朗；或轩阁设厨处，一开而可通别院。实中有虚者，开门于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实无也；设矮栏干墙头，如上有月台，而实虚也。” 妙处要在虚实间掌握，一眼看穿，一步走完，直接到是直接，总是少了韵致，没了画意。而虚实的处理又要结合园址的天然条件，需要依形依势而建，虽是人工而要顺乎自然，达于自然，融于自然。是书卷四《浪游记快》集中记述了他游幕数十年间浪游各地的乐趣以及他对园林山水的臧否，在提到平山堂时说：“虽全是人工，而奇思幻想，点缀天然，……其妙处在十余家之园亭合而为一，联络至山，气势俱贯。其最难处置处，出城入景，有一里许紧沿城郭。夫城缀于旷远重山间，方可入画。园林有此，蠢笨绝伦。而观其或亭或台，或墙或石，或竹或树，半隐半露间，使游人不觉其触目；此非胸有丘壑者断难下手。”

参考文献
[清]沈复《浮生六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清]沈复《浮生六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列子》，上海书店《诸子集成》影印本，1986年版
《庄子》，上海书店《诸子集成》影印本，1986年版
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黄长美《中国庭园与文人思想》台湾明文书局，民国七十七年版

以上引文均见《浮生六记·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见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p210
见《浮生六记·卷四：浪游记快》，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49
见《浮生六记·卷二：闲情记趣》，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22
见《浮生六记·卷二：闲情记趣》，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24
见张湛《列子注·天瑞篇注》，上海书店《诸子集成》影印本，1986年版
参见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见《庄子·德充篇》，上海书店《诸子集成》影印本，1986年版
上引均见《浮生六记·卷二：闲情记趣》，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见《浮生六记·卷二：闲情记趣》，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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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蔚

内容提要：清人沈复出于“衣冠之家”，不第不仕，靠习幕经商，经营字画为生，一介寒士，以《浮生六记》残卷留名。是书记其夫妻生活和个人游历，“为简洁生动的自传文字”。沈复事迹于史无考，据《浮生六记》，他是乾嘉间苏州的一位下层文人，“性爽直，落拓不羁”，通书画，用心于花草园林，对花草园林均颇有心得，其臧否常有富于个性的创见。
关键词：落拓不羁 任性放逸 画意 虚实

《浮生六记》并非巨著，然而夫妻情深浸透纸背，以哀感动人，文字简洁优美闻名于世。沈复以一介寒士，未第未仕，而留名青史，皆仰是书。初，沈复寒微，名字尚不为人知，是书亦久湮不传。独悟庵居士杨引传《浮生六记序》曰：“《浮生六记》一书，余于郡城冷摊得之，六记已缺其二，犹作者手稿也。就其所记推之，知为沈姓号三白，而名则已逸，遍访城中无知者。”王韬《浮生六记跋》曰：“余妇兄杨苏补明经，曾于冷摊上购得《浮生六记》残卷……今闻苏补已出付尊阁主人以活字版排印”，即《独悟庵丛抄》本，是书始得流传。俞平伯《重刊浮生六记序》曰：“书共六篇，故名‘六记’，今只存《闺房记乐》以下四篇，其五、六篇已佚。此书虽不全，而今所存者似即其精华。《中山记历》当是记漫游琉球之事，或系日记体。《养生记道》，恐亦多道家修持妄说。就其存者言之，故不失为简洁生动的自传文字。”
据《浮生六记》，沈复，字三白，乾嘉间人士，家苏州，生乾隆癸未（乾隆二十八年）冬，卒年无考，妻芸（陈氏，名芸，字淑珍）殁后自号梅逸，虽出于“衣冠之家”，既未出仕，亦非举子，而是一个习幕经商，经营书画，且自称“性爽直，落拓不羁”的人。就是书所载观之，他也的确是豪爽落拓，甚至于放浪形骸，意兴只在书画山水间出入。观其行文，处处可见出他对于名教礼数的厌恶，对于科举时文的排斥，对于游逸浪迹的追慕，笔墨间总有一种魏晋名士的风流。俞平伯《重刊浮生六记序》说他“不是什么斯文举子。偶然写几句诗文，也无所存心，上不为名山之业，下不为富贵的敲门砖，意兴所到，便濡毫伸纸，不必妆点，不知避忌。统观全书，无酸语、赘语、道学语”。 是书卷二《闲情记趣》尝记其寄居友人家之萧爽楼，曰：“萧爽楼有四忌：谈官宦升迁，公廨时事，八股时文，看牌掷色。有犯必罚酒五斤。有四取：慷慨豪爽，风流蕴藉，落拓不羁，澄静缄默。”即可视为其对自身人格精神的概括。他们闲居萧爽，吟诗作画，考对为会以筹酒资。没有官场勾斗浮沉，没有时文赘语封缄，离弃了礼教束缚，寻不见一点道学气，处处见闲情，处处见洒脱。
（一）人格精神：落拓不羁，任性放达
沈复生当乾嘉之际，游幕经商为业，读书而不谋仕进，对功名富贵几无用心。一方面，或许是苏杭一代商业繁荣，市民文化发达，风气使然。另一方面，乾嘉朝的人文环境很有点像魏晋时代，汉族士人总有一种消闲的哲学来寄托人生。“乾、嘉之际的汉族士人鉴于清朝统治者的猜忌专制，多从顺求容，所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既是一代士人心态的真实写照。” （沈复在卷四记述游乐之余顺笔写道乾隆帝南巡，说“各工告竣，敬演接驾点缀，因得畅其大观，亦人生难遇者也”，颇有点意思。）沈复即家苏州，本身受到市民商业文化的影响，享乐自不用说，品诗论画，宴饮雅集，游山泛水，赏玩名园幽宅，侍弄花草盆栽，他的生活总是离不开消闲游乐。他又是出自“衣冠之家”，父亲常年游幕，自然是要读些书的，而随侍父亲游幕各处，之后自己习幕游幕，期间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诗画朋友，同时却也深谙了场中内情。他对官场事故颇为厌恶，居萧爽楼忌“谈官宦升迁，公廨时事”；游幕多年的他习见“热闹场中卑鄙之状，不堪入目，因易儒为贾。” 对于习幕之事，他在卷四《浪游记快》还有如下记述：“而余则从此习幕矣。此非快事，何记于此？曰：此抛书浪游之始，故记之。”此足见习幕实在非其所愿，境遇使然。沈复自称“性爽直，落拓不羁”，日常家居都是性情所寄，“好洁，地无纤尘，且无拘束，不嫌放纵”，“素爱客，小酌必行令”， 居萧爽楼时聚友朋畅饮，品诗论画，趋园游乐，兴致盎然，“既而酒肴俱熟，坐地大嚼。担者颇不俗，拉与同饮。游人见之，莫不羡为奇想。杯盘狼藉，各已陶然，或坐或卧，或歌或啸。” 这便很有《世说新语》的味道了。大概沈复总是喜欢无拘无束的放逸生活的，卷四《浪游记快》记如：
（嘉庆甲子）秋八月，（夏揖山）邀余同往东海永泰沙勘收花息。……（丁氏等）俱豪爽好客，不拘礼节，与余乍见，即同故交。宰猪为饷，倾瓮为饮。令则拇战，不知诗文；哥则号呶，不讲音律。酒酣，挥工人舞拳相扑为戏。……日则驱鹰犬猎于芦丛沙渚间，所获多飞禽。余亦从之驰逐，倦则卧。……佃人皆散处如列星，一呼俱集，称业户曰：“产主”，唯唯听命，朴诚可爱；而激之非义，则野横过于狼虎，幸一言公平，爽然拜服。风雨晦明，恍同太古。……揖山兴致素豪，至此益放。余更肆无忌惮，牛背狂歌，沙头醉舞，随其兴之所至，真生平无拘之快游也！
这“恍同太古”的沙渚世界正适合了沈复落拓不羁的个性，他“随其兴之所至”无所顾忌的释放自己，“牛背狂歌，沙头醉舞”，真是好一番豪旷浪漫的情致，好一番名士的风流。说他有魏晋名士的风度，说其所记述颇类《世说》，实在不虚。我们看他任性放达，不羁不束，享乐游冶，醉心尘外，这样的一种个性和生活态度与魏晋名士几近。所谓“惟任而不养，则性命自存” 很能说明这一点。虽然如前文所说的，这在很大程度地受到苏杭一带市民商业文化的影响；又或许有着政治的无奈。魏晋人醉心于人格之美，最重抒情 ，而乾嘉间的汉族士人以类似的境况与之呼应，对这种抒情的人生哲学也颇能谙熟。他们生活行事都以不碍真性情为要，一切务求自然无碍，所谓“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玄学的任性放达的自然的人生观念，轻礼教，重人情的解放的人格在清人沈复这里得以再次体现。《浮生六记》记伉俪情深，字字缠绵，句句敦笃，“幽芳凄艳，读之心醉”，是书所悉心描绘的是夫妇卿卿，闲冶浪游的家居生活和醉心山水的放逸情怀。然而即使是记述夫妻生活，闺房之乐的文字，也流露出对于名教束缚的厌恶，如上引萧爽楼事。另，卷一《闺房记乐》亦尝曰：
余性爽直，落拓不羁，芸若腐儒，迂拘多礼，偶为披衣整袖，必连声道“得罪”，或递巾授扇，必起身来接。余始厌之，曰：“卿欲以礼缚我耶？语曰：‘礼多必诈。’”芸两颊发赤，曰：“恭而有礼，何反言诈？”余曰：“恭敬在心，不在虚文。”芸曰：“至亲莫如父母，可内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余曰：“前言戏之耳。”……自此，“岂敢”“得罪”竟成语助词矣。
此虽是夫妻二人情笃故事，而“卿欲以礼缚我耶？语曰：‘礼多必诈。’”自然也不全是戏言。“自此，‘岂敢’‘得罪’竟成语助词矣。”也不是说他就改变了对礼数的厌恶，只是真情所至，即如此亦无不可，如果强为禁止，反成别一种束缚了。此外，需要提及的还有卷一《闺房记乐》记沈复为其妻易男装外出赏花事：
芸曰：“惜妾非男子，不能往。”余曰：“冠我冠，衣我衣，亦化女为男之法也。”于是易髻为辫，添扫蛾眉，加余冠，微露两鬓，尚可掩饰，服余衣长一寸又半，于腰间折而缝之，外加马褂。……芸欣然，及晚餐后，装束既毕，效男子拱手阔步者良久，乎变卦曰：“妾不去矣。为人识出既不便，堂上闻之又不可。”……余强挽之，悄然迳去。
此类事书中记述颇多，概不以礼教为圭臬，不以规矩为衡量，凡事尽情尽性而已，既少束缚而颇多趣味。沈复本人既爽豪不羁，陈氏亦非迂人，而夫妻情笃如此，愈不以名教为是。
（二）花草：入神，画意
沈复不第不仕，生活较贫苦，靠外出游幕和随人经商为生，艰难时经营字画仅能糊口而已。尽管如此，他的生活实在是不乏趣味，意兴到处，一草一木皆有风致。是书卷二《闲情记趣》集中记述了花草盆栽的养护以及品诗论画、宴饮游乐的闲暇生活。他对花草经营颇有心得，对花草的选择、剪裁都有自己的一套审美观念与之相符合。他说自己“时有物外之趣”，“及长，爱花成癖，喜剪盆树。识张兰坡，始精剪枝养节之法，继悟接花叠石之法。”沈复选花以有韵致取，认为“花以兰为最，取其幽香韵致也，而瓣品之稍勘入谱者不可多得。”所谓幽香韵致，在有意无意间，在似有非有间，在似无非无间。“次取杜鹃，虽无香而色可久玩。且易剪裁。”杜鹃与兰相去甚远，然而得取则只在画意，但能出韵致，得画意，“即枫叶竹枝，乱草荆棘，均勘入选”。沈复本人工书画，有山水流传（俞平伯有题画诗，见《浮生六记·附录》）。他治花在出韵，在可入画，或许与此有关。他“喜摘插瓶”，“闲居，案头瓶花不绝”。讲究“以不散漫、不挤轧、不靠瓶口为妙；……花取参差，间以花蕊，……叶取不乱，梗取不强。……视桌之大小，一桌三瓶至七瓶而止，多则眉目不分，即同市井之菊屏矣。几之高低，……必须参差高下互相照应，以气势联络为上。……或密或疏，或进或出，全在会心者得画意乃可。”这分明出于对画面的精心布局，抓住人的视觉过程和视觉特点，强调照应和联络，要错落而有致，为世外之趣，以“精妙入神”为要。是书尝记如：“芸曰：‘子之插花能备风晴雨露，可谓精妙入神；而画中有草虫一法，盍仿而效之。’” 亦可为一旁证。
（三）园林：虚实，自然
沈复落拓不羁，因游幕经商，而四处飘零，浪游四方之际，遍览佳山好水，名园幽阁，对园林布局和修造都有道地的见解。是书关于园林除了臧否文字之外，也还有不少的理论论述。在沈复看来，园林需要含蓄蕴藉不能直白入水，要虚实相间，充分利用空间造型达到宛转曲折。在有限的空间内，要见出大世界，因此造园者也需胸有丘壑。他说：“若夫园亭楼阁，套室回廊，垒石成山，栽花取势，又在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又不在地广石多徒费工费。或掘地堆土成山，间以块石，杂以花草，篱用梅编，墙以藤引，则无山而成山矣。大中见小者，散漫处植易长之竹，编易茂之梅以屏之。小中见大者，窄院之墙宜凹凸其形，饰以绿色，引以藤蔓，嵌大石，凿字作碑记形。推窗如临石壁，便觉峻峭无穷。虚中有实者，或山穷水尽处，一折而豁然开朗；或轩阁设厨处，一开而可通别院。实中有虚者，开门于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实无也；设矮栏干墙头，如上有月台，而实虚也。” 妙处要在虚实间掌握，一眼看穿，一步走完，直接到是直接，总是少了韵致，没了画意。而虚实的处理又要结合园址的天然条件，需要依形依势而建，虽是人工而要顺乎自然，达于自然，融于自然。是书卷四《浪游记快》集中记述了他游幕数十年间浪游各地的乐趣以及他对园林山水的臧否，在提到平山堂时说：“虽全是人工，而奇思幻想，点缀天然，……其妙处在十余家之园亭合而为一，联络至山，气势俱贯。其最难处置处，出城入景，有一里许紧沿城郭。夫城缀于旷远重山间，方可入画。园林有此，蠢笨绝伦。而观其或亭或台，或墙或石，或竹或树，半隐半露间，使游人不觉其触目；此非胸有丘壑者断难下手。”

参考文献
[清]沈复《浮生六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清]沈复《浮生六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列子》，上海书店《诸子集成》影印本，1986年版
《庄子》，上海书店《诸子集成》影印本，1986年版
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黄长美《中国庭园与文人思想》台湾明文书局，民国七十七年版

以上引文均见《浮生六记·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见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p210
见《浮生六记·卷四：浪游记快》，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49
见《浮生六记·卷二：闲情记趣》，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22
见《浮生六记·卷二：闲情记趣》，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24
见张湛《列子注·天瑞篇注》，上海书店《诸子集成》影印本，1986年版
参见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见《庄子·德充篇》，上海书店《诸子集成》影印本，1986年版
上引均见《浮生六记·卷二：闲情记趣》，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见《浮生六记·卷二：闲情记趣》，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20

[许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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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六记》之涉妓
许蔚

清人沈三白《浮生六记》文辞朴素，自然清新，情感真挚，于情于景刻写细腻，对其妻一往情深，哀伤缠绵浸透纸背。“幽芳凄艳，读之心醉”之评实非溢美。
据《浮生六记》，沈复，字三白，妻芸殁后自号梅逸，乾嘉间人士，出于“衣冠之家”，既未出仕，亦非举子，而是一个习幕经商，自称“性爽直，落拓不羁”的人。《浮生六记》所悉心描绘的便是夫妇卿卿，闲冶浪游的家居生活和放逸情怀。文中记其尝寄居友人家之萧爽楼，“萧爽楼有四忌：谈官宦升迁，公廨时事，八股时文，看牌掷色。有犯必罚酒五斤。有四取：慷慨豪爽，风流蕴藉，落拓不羁，澄静缄默。” 他们吟诗作画，考对为会以筹酒资。处处见闲情，处处见洒脱。“乾、嘉之际的汉族士人鉴于清朝统治者的猜忌专制，多从顺求容，所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既是一代士人心态的真实写照。”
沈复即家苏州，苏州市井繁华，妓娼盛集，“虎丘山，终日目所顾见者，妖童艳妓；耳所闻者，弦索笙歌；鼻所闻者，佳肴美酒” 文人多游娱其中。苏州妓女，早负盛名，西溪山人《吴门画舫录》载：
吴门为东南一大都会，俗尚豪华，宾游络绎。宴客者多买棹虎丘，画舫笙歌，四时不绝，垂杨曲巷，绮阁深藏，银烛留髡；金觞劝客，遂得经过赵李，省识春风。或赏其色艺，或记彼新闻，或伤翠黛之漂沦，或作浪游之冰鉴：的小传一卷。
沈复携妻寄居萧爽楼期间，尝随表妹夫徐秀峰往广东经商（第四卷《浪游记快》），腊月望抵达省城，在粤期间，尝随同乡三友游河观妓，这在当地称作“打水围”，妓女被称作“老举”。
于是同出靖海门，下小艇，如剖分之半蛋而加蓬焉。先至沙面，妓艇名花艇，皆对头分排，中留水巷以通小艇往来。每帮约一二十号，横木绑定，以防海峰。两船之间定以木桩，套以藤圈，以便随潮长落。鸨儿呼为“梳头婆”，头用银丝为架，高约四寸许，空其中而蟠发于外，以长耳挖插一朵花于鬓，身披元青短袄，著元青长裤，管拖脚背，腰束汉巾或红或绿，赤足撒鞋，式如梨园旦脚；登其艇即躬身相迎，搴帷入仓。旁列椅几，中设大炕，一门通艄后。妇呼有客，即闻履声杂沓而出。有挽髻者，有盘辫者；傅粉如粉墙，搽脂如榴火；或红袄绿裤，或绿袄红裤；有著短袜而撮绣花蝴蝶履者，有赤足而套银脚镯者；或蹲于炕，或倚于门；双瞳闪闪，一言不发。余顾秀峰曰：“此何为者也？”秀峰曰：“目成之后，招之始相就耳。”余试招之，果即欢容至前，袖出槟榔为敬。
由此则当可想见当时广东妓况，赵翼《簷曝杂记》说珠江的蜒船，当时有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 妓女们以其籍属来源而分“潮帮”、“扬帮”等，广州妓女一般都集于靖海门一带。不过，当时一般文人对于粤妓均有菲薄之辞。盖其多非粤人，不惯于粤妓的容态。若江浙人一般都喜好本乡妓女。而沿江沿海坊曲中，已渐渐拿鸦片烟来供给嫖客。
余曰：“少不入广者以其销魂耳，若此野妆蛮语谁为动心哉。”一友曰：“潮帮装束如仙，可往一游。”……而余终嫌为异服，兴趣索然。秀峰曰：“靖海门对渡有扬帮，皆吴妆。君往，必有合意者。”一友曰：“所谓扬帮者，仅一鸨儿，呼曰：‘邵寡妇’，携一媳曰大姑，系来自扬州；余皆湖广江西人也。”因至扬帮，对面两排仅十余艇。其中人物皆云鬟雾鬓，脂粉薄施，阔袖长裙，语音了了。……另换酒船，大者曰“恒艛”，小者曰“沙姑艇”……及终席，有卧而吃鸦片烟者，有拥妓而调笑者。倂头各送衾枕至，行将连床开铺。……“有寮可居，未知有客否也。”（寮者，船顶之楼）
以迎新送旧为业的妓女们生活艰辛，常常是既遭嫖客蹂躏，又为鸨儿恶斥，而只能吞声咽泣。
始悉翠籍湖南；喜亦豫产 ，……翠姑告以迎新送旧之苦，心不欢必强笑，酒不胜必强饮，身不快必强陪，喉不爽必强歌；更有乖张其性者，稍不合意，即掷酒翻案大声辱骂，假母不察，反言接待不周；又有恶客彻夜蹂躏，不堪其扰。……不觉泪随言落。……不令唱歌，不强多饮，温存体恤，一听怡然。邻妓皆羡之。……此虽挥霍万金所不能至者。……喜儿因余不往，几寻短见。
沈复这样的文人不为仕事，历经坎坷，即经忧扰，终以身脱，而能体恤其情，以真情得见慕，“此虽挥霍万金所不能至者”。而后遭憨园之变，则发深省之语，“此中人何情之有哉！”实属悲愤而切实之叹。
憨园之事见第一卷《闺房记乐》篇末，写其妻芸为其谋妾不果而恨恨于怀，转又招翁姑怨斥（事在第三卷《坎坷记愁》篇首），竟以之死：
时有浙妓温冷香者，寓于吴，有《咏柳絮》四律，沸传吴下，好事者多和之。……拉余至冷香寓，见冷香已半老；有女名憨园，瓜期未破，亭亭玉立，真“一泓秋水照人寒”者也。款接间，颇知文墨。有妹文园，尚雏。余此时初无痴想，且念一杯之叙非寒士所能酬，而即入个中，私心忐忑，强为酬答。……“余贫士也，子以尤物玩我乎？”……芸曰：“今日得见美而韵者矣。顷已约憨园明日过我，当为子图之。”余骇曰；“此非金屋不能贮，穷措大岂敢生此妄想？况我两人伉俪正笃，何必外求？”芸曰：“我自爱之，子姑待之。”……憨竟冒雨至，入室良久，始挽手出，见余有羞色，……焚香结盟后，拟再续前饮，适憨有石湖之游，即别去。芸欣然告余曰：“向之秘言，恐憨意另有所属也。顷探之无他，语之曰：‘妹知今日之意否?’憨曰：‘蒙夫人抬举，真蓬蒿倚玉树也。但吾母望我奢，恐难自主耳，愿彼此缓图之。’脱钏上臂时，又语之曰：‘玉取其坚，且有团圞不断之意，妹试笼之以为先兆。’憨曰：‘聚合之权总在夫人也。’即此观之，憨心已得，所难者必冷香耳，当再图之。”
而憨为有力者夺去，以千金作娉，且许养其母，佳人已属沙叱利矣。余知之而未敢言也。及芸往探始知之，归而呜咽，谓余曰：“初不料憨之薄情乃尔也！”余曰：“卿自情痴耳。此中人何情之有哉！况锦衣玉食者未必能安于荆钗布裙也，与其后悔，莫若无成。”
沈复夫妇自相属意，伉俪情深，本不以纲常为规戒，妻芸以人妻体情，为其痴心物色妾室，而以结盟妓女，转遭翁姑斥弃，继以“憨为有力者夺去”而身死。妓憨兼有才色，以幼操坊事，迎送为业，以金钱收益为目的，即谙事故而善应对，以薄情寡义当此情深意真，“此中人何情之有哉！”妓女憨园在文中的出现，因事关其妻芸之死命，而显得十分重要，同时也反映了妓女在士人心中，终究是“赏而卑之”。


参考文献：《浮生六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浮生六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中国妇女生活史》陈东原、商务印书馆
《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陶慕宁、东方出版社
《中国娼妓史》王书如、上海三联书店


见第二卷《闲情记趣》
见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
见第四卷《浪游记快》
见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引《吴门画舫录》
见第四卷《浪游记快》
见《中国妇女生活史》
参见王书如《中国娼妓史》
见第四卷《浪游记块》
此处怀疑抄本有讹误，疑翠籍属河南
见第四卷《浪游记快》
见第一卷《闺房记乐》
见第三卷《坎坷记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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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如此，那时喝酒又一定另外觉得很有意思了罢？
民国十五年六月二十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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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六记》之涉妓
许蔚

清人沈三白《浮生六记》文辞朴素，自然清新，情感真挚，于情于景刻写细腻，对其妻一往情深，哀伤缠绵浸透纸背。“幽芳凄艳，读之心醉”之评实非溢美。
据《浮生六记》，沈复，字三白，妻芸殁后自号梅逸，乾嘉间人士，出于“衣冠之家”，既未出仕，亦非举子，而是一个习幕经商，自称“性爽直，落拓不羁”的人。《浮生六记》所悉心描绘的便是夫妇卿卿，闲冶浪游的家居生活和放逸情怀。文中记其尝寄居友人家之萧爽楼，“萧爽楼有四忌：谈官宦升迁，公廨时事，八股时文，看牌掷色。有犯必罚酒五斤。有四取：慷慨豪爽，风流蕴藉，落拓不羁，澄静缄默。” 他们吟诗作画，考对为会以筹酒资。处处见闲情，处处见洒脱。“乾、嘉之际的汉族士人鉴于清朝统治者的猜忌专制，多从顺求容，所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既是一代士人心态的真实写照。”
沈复即家苏州，苏州市井繁华，妓娼盛集，“虎丘山，终日目所顾见者，妖童艳妓；耳所闻者，弦索笙歌；鼻所闻者，佳肴美酒” 文人多游娱其中。苏州妓女，早负盛名，西溪山人《吴门画舫录》载：
吴门为东南一大都会，俗尚豪华，宾游络绎。宴客者多买棹虎丘，画舫笙歌，四时不绝，垂杨曲巷，绮阁深藏，银烛留髡；金觞劝客，遂得经过赵李，省识春风。或赏其色艺，或记彼新闻，或伤翠黛之漂沦，或作浪游之冰鉴：的小传一卷。
沈复携妻寄居萧爽楼期间，尝随表妹夫徐秀峰往广东经商（第四卷《浪游记快》），腊月望抵达省城，在粤期间，尝随同乡三友游河观妓，这在当地称作“打水围”，妓女被称作“老举”。
于是同出靖海门，下小艇，如剖分之半蛋而加蓬焉。先至沙面，妓艇名花艇，皆对头分排，中留水巷以通小艇往来。每帮约一二十号，横木绑定，以防海峰。两船之间定以木桩，套以藤圈，以便随潮长落。鸨儿呼为“梳头婆”，头用银丝为架，高约四寸许，空其中而蟠发于外，以长耳挖插一朵花于鬓，身披元青短袄，著元青长裤，管拖脚背，腰束汉巾或红或绿，赤足撒鞋，式如梨园旦脚；登其艇即躬身相迎，搴帷入仓。旁列椅几，中设大炕，一门通艄后。妇呼有客，即闻履声杂沓而出。有挽髻者，有盘辫者；傅粉如粉墙，搽脂如榴火；或红袄绿裤，或绿袄红裤；有著短袜而撮绣花蝴蝶履者，有赤足而套银脚镯者；或蹲于炕，或倚于门；双瞳闪闪，一言不发。余顾秀峰曰：“此何为者也？”秀峰曰：“目成之后，招之始相就耳。”余试招之，果即欢容至前，袖出槟榔为敬。
由此则当可想见当时广东妓况，赵翼《簷曝杂记》说珠江的蜒船，当时有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 妓女们以其籍属来源而分“潮帮”、“扬帮”等，广州妓女一般都集于靖海门一带。不过，当时一般文人对于粤妓均有菲薄之辞。盖其多非粤人，不惯于粤妓的容态。若江浙人一般都喜好本乡妓女。而沿江沿海坊曲中，已渐渐拿鸦片烟来供给嫖客。
余曰：“少不入广者以其销魂耳，若此野妆蛮语谁为动心哉。”一友曰：“潮帮装束如仙，可往一游。”……而余终嫌为异服，兴趣索然。秀峰曰：“靖海门对渡有扬帮，皆吴妆。君往，必有合意者。”一友曰：“所谓扬帮者，仅一鸨儿，呼曰：‘邵寡妇’，携一媳曰大姑，系来自扬州；余皆湖广江西人也。”因至扬帮，对面两排仅十余艇。其中人物皆云鬟雾鬓，脂粉薄施，阔袖长裙，语音了了。……另换酒船，大者曰“恒艛”，小者曰“沙姑艇”……及终席，有卧而吃鸦片烟者，有拥妓而调笑者。倂头各送衾枕至，行将连床开铺。……“有寮可居，未知有客否也。”（寮者，船顶之楼）
以迎新送旧为业的妓女们生活艰辛，常常是既遭嫖客蹂躏，又为鸨儿恶斥，而只能吞声咽泣。
始悉翠籍湖南；喜亦豫产 ，……翠姑告以迎新送旧之苦，心不欢必强笑，酒不胜必强饮，身不快必强陪，喉不爽必强歌；更有乖张其性者，稍不合意，即掷酒翻案大声辱骂，假母不察，反言接待不周；又有恶客彻夜蹂躏，不堪其扰。……不觉泪随言落。……不令唱歌，不强多饮，温存体恤，一听怡然。邻妓皆羡之。……此虽挥霍万金所不能至者。……喜儿因余不往，几寻短见。
沈复这样的文人不为仕事，历经坎坷，即经忧扰，终以身脱，而能体恤其情，以真情得见慕，“此虽挥霍万金所不能至者”。而后遭憨园之变，则发深省之语，“此中人何情之有哉！”实属悲愤而切实之叹。
憨园之事见第一卷《闺房记乐》篇末，写其妻芸为其谋妾不果而恨恨于怀，转又招翁姑怨斥（事在第三卷《坎坷记愁》篇首），竟以之死：
时有浙妓温冷香者，寓于吴，有《咏柳絮》四律，沸传吴下，好事者多和之。……拉余至冷香寓，见冷香已半老；有女名憨园，瓜期未破，亭亭玉立，真“一泓秋水照人寒”者也。款接间，颇知文墨。有妹文园，尚雏。余此时初无痴想，且念一杯之叙非寒士所能酬，而即入个中，私心忐忑，强为酬答。……“余贫士也，子以尤物玩我乎？”……芸曰：“今日得见美而韵者矣。顷已约憨园明日过我，当为子图之。”余骇曰；“此非金屋不能贮，穷措大岂敢生此妄想？况我两人伉俪正笃，何必外求？”芸曰：“我自爱之，子姑待之。”……憨竟冒雨至，入室良久，始挽手出，见余有羞色，……焚香结盟后，拟再续前饮，适憨有石湖之游，即别去。芸欣然告余曰：“向之秘言，恐憨意另有所属也。顷探之无他，语之曰：‘妹知今日之意否?’憨曰：‘蒙夫人抬举，真蓬蒿倚玉树也。但吾母望我奢，恐难自主耳，愿彼此缓图之。’脱钏上臂时，又语之曰：‘玉取其坚，且有团圞不断之意，妹试笼之以为先兆。’憨曰：‘聚合之权总在夫人也。’即此观之，憨心已得，所难者必冷香耳，当再图之。”
而憨为有力者夺去，以千金作娉，且许养其母，佳人已属沙叱利矣。余知之而未敢言也。及芸往探始知之，归而呜咽，谓余曰：“初不料憨之薄情乃尔也！”余曰：“卿自情痴耳。此中人何情之有哉！况锦衣玉食者未必能安于荆钗布裙也，与其后悔，莫若无成。”
沈复夫妇自相属意，伉俪情深，本不以纲常为规戒，妻芸以人妻体情，为其痴心物色妾室，而以结盟妓女，转遭翁姑斥弃，继以“憨为有力者夺去”而身死。妓憨兼有才色，以幼操坊事，迎送为业，以金钱收益为目的，即谙事故而善应对，以薄情寡义当此情深意真，“此中人何情之有哉！”妓女憨园在文中的出现，因事关其妻芸之死命，而显得十分重要，同时也反映了妓女在士人心中，终究是“赏而卑之”。


参考文献：《浮生六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浮生六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中国妇女生活史》陈东原、商务印书馆
《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陶慕宁、东方出版社
《中国娼妓史》王书如、上海三联书店


见第二卷《闲情记趣》
见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
见第四卷《浪游记快》
见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引《吴门画舫录》
见第四卷《浪游记快》
见《中国妇女生活史》
参见王书如《中国娼妓史》
见第四卷《浪游记块》
此处怀疑抄本有讹误，疑翠籍属河南
见第四卷《浪游记快》
见第一卷《闺房记乐》
见第三卷《坎坷记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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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五年六月二十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