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王水宝]

亦 说 玄 宗 话 用 人

王水宝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是唐元铱稹的一首五言绝句，通过对唐玄宗行宫空寥冷落的描述，反映了作者对唐明皇从盛至衰的感慨。
唐朝将近三百年的江山，有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的“开元之治”两个鼎盛时期。其中唐太宗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有始有终的“英主，” 可唐玄宗李隆基却不是了，虽然他的“开元之治”超过了李世民的“贞观之治”，然而李隆基没有像其乃祖李世民那样能“慎终如始”，而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是什么原因呢？距唐玄宗一百年后的元和十四年，唐宪宗李纯问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宰相回答说：玄宗用姚崇、宋璟则理；用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一言道出了唐玄宗李隆基从盛到衰的原因。
唐玄宗在位45年，前25年的唐玄宗是一血气方刚、朝气蓬勃的热血青年，他励精图治，崇尚节俭，事事以唐太宗为楷模，在《容斋随笔》中，记录了唐玄宗跪受唐太宗留下的梳妆箱、柞木梳、黑角篦、草根刷等遗物，并说：“夜光之壁，垂棘之珠，所以愈此！”并命史官书于典册，以表节俭之德，这是唐玄宗的善政。但更重要的是唐玄宗任用贤人，斥退奸佞，广开言路，倾听谏言。开无年间，李隆基先后任用了一批清正廉洁、直言争谏的贤相，如刘幽求、姚崇、宋璟、韩休、张九龄等，并真心倾听意见，真正做到从谏如流。如姚崇，他为人耿直，品格端正，主张“凡所从政，当须正己”，为官应“存信去诈，以公灭私”，要求官吏“不贪为宝”。姚崇要求别人做到的, 自己首先做到, 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姚崇却没有自己的宅第，全家人住在离朝廷很远的偏僻地方。他对家人要求极严，不凭自己手中的权力为儿子谋取一官半职。开元三年，山东闹蝗灾，玄宗和群臣认为这是天意，不可违抗，若捕杀蝗虫是不义之举。姚崇力排总议，直言进谏，以古人早就有捕蝗的事实，提出捕蝗不是伤义而是总人总安农。玄宗听后认为很有道理，便准奏灭蝗，从而纠正了以往一直不敢灭蝗的陋俗。宋璟，是一位一身正气的宰相，在辅政期间，主张宽赋役，省刑罚，勤除前弊，选拔人才。当时有一种不良习气，地方官员趁每年进京向皇帝、宰相汇报工作之机，都会带上礼物送给京官和权要，以图升迁。身为宰相的宋璟，认为这是一种不正之风，败坏了朝纲，内心深感忧虑，便上奏玄宗，革除了这一送礼晋级的弊习。由于唐玄宗用人得当，又有一批贤相辅政，使开元年间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出现了“海内富实，京师斗米价钱十一，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不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新唐书•食货志》）这样的太平盛世。
然而, 自开元25年至天宝15年的20年中，由于唐玄宗李隆基自认为当了25年皇帝，政绩卓著，天下大治遂产生贪图安逸的骄侈之心，开始过起荒淫骄奢的生活，尤其是在骄傲与权力的作用下，唐玄宗李隆基变得骄横暴戾，成了听不进意见的残暴昏君。为了自己能纵情享乐，就希望耳根清静，因此，这时的唐玄宗需要的是处处阿谀、事事逢迎的宰相，于是老奸巨猾的李林甫、椒房之亲的杨国忠便继任了大唐宰相。李林甫为人奸诈，对人表面友好，而暗加陷害，是一个“口蜜腹剑”的无耻之徒。为迎合李隆基骄侈的心意，李林甫拟排斥贤能，堵塞言路，他曾告诫群臣：“皇帝的旨意你们执行就是了。用不着说三道四的，你们没见到朝廷仪仗队里的马匹吗？吃的是三品食料，终日无声，倘一嘶叫，就要被拉走不用，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一些大臣便不敢进谏，敢于进谏的也都惨遭诛逐。而下更悲愤的是残害忠良, 由于奸相李林甫的诬告, 唐玄宗又听不到也听不进正确的声音, 许多大臣如李邕、皇甫唯明、李适之等，都被下诏处死，使大唐失去了一批临辅政的忠良之才。开元盛世后期，由于李隆基用人不当，且又奢侈荒淫，使之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安史之乱”后出现了“（两京）官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郭子仪传》）的悲惨局面，使当时的斗米贵到千钱至七千钱，绢一匹贵到四千钱以上。使灿烂辉煌的“开元盛世”，勃然土崩瓦解，落得个马嵬兵变。
读史明鉴，同一玄宗，初时勤政纳谏，能任用清廉耿直之人，因此社会发展，国泰民安；后骄奢淫逸，也就喜欢用奸猾阴险之人，因此官吏贪黩，政治腐败。前后相比，真犹如天壤之别。今天，距唐玄宗已经1200多年了，但从唐玄宗用人的得失，造成“开元之治”由盛至衰的后果，说明攸关成败的用人之道，是多么的至关重要，这对于当今为官、治政，仍不失为宝贵的历史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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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宝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是唐元铱稹的一首五言绝句，通过对唐玄宗行宫空寥冷落的描述，反映了作者对唐明皇从盛至衰的感慨。
唐朝将近三百年的江山，有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的“开元之治”两个鼎盛时期。其中唐太宗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有始有终的“英主，” 可唐玄宗李隆基却不是了，虽然他的“开元之治”超过了李世民的“贞观之治”，然而李隆基没有像其乃祖李世民那样能“慎终如始”，而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是什么原因呢？距唐玄宗一百年后的元和十四年，唐宪宗李纯问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宰相回答说：玄宗用姚崇、宋璟则理；用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一言道出了唐玄宗李隆基从盛到衰的原因。
唐玄宗在位45年，前25年的唐玄宗是一血气方刚、朝气蓬勃的热血青年，他励精图治，崇尚节俭，事事以唐太宗为楷模，在《容斋随笔》中，记录了唐玄宗跪受唐太宗留下的梳妆箱、柞木梳、黑角篦、草根刷等遗物，并说：“夜光之壁，垂棘之珠，所以愈此！”并命史官书于典册，以表节俭之德，这是唐玄宗的善政。但更重要的是唐玄宗任用贤人，斥退奸佞，广开言路，倾听谏言。开无年间，李隆基先后任用了一批清正廉洁、直言争谏的贤相，如刘幽求、姚崇、宋璟、韩休、张九龄等，并真心倾听意见，真正做到从谏如流。如姚崇，他为人耿直，品格端正，主张“凡所从政，当须正己”，为官应“存信去诈，以公灭私”，要求官吏“不贪为宝”。姚崇要求别人做到的, 自己首先做到, 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姚崇却没有自己的宅第，全家人住在离朝廷很远的偏僻地方。他对家人要求极严，不凭自己手中的权力为儿子谋取一官半职。开元三年，山东闹蝗灾，玄宗和群臣认为这是天意，不可违抗，若捕杀蝗虫是不义之举。姚崇力排总议，直言进谏，以古人早就有捕蝗的事实，提出捕蝗不是伤义而是总人总安农。玄宗听后认为很有道理，便准奏灭蝗，从而纠正了以往一直不敢灭蝗的陋俗。宋璟，是一位一身正气的宰相，在辅政期间，主张宽赋役，省刑罚，勤除前弊，选拔人才。当时有一种不良习气，地方官员趁每年进京向皇帝、宰相汇报工作之机，都会带上礼物送给京官和权要，以图升迁。身为宰相的宋璟，认为这是一种不正之风，败坏了朝纲，内心深感忧虑，便上奏玄宗，革除了这一送礼晋级的弊习。由于唐玄宗用人得当，又有一批贤相辅政，使开元年间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出现了“海内富实，京师斗米价钱十一，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不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新唐书•食货志》）这样的太平盛世。
然而, 自开元25年至天宝15年的20年中，由于唐玄宗李隆基自认为当了25年皇帝，政绩卓著，天下大治遂产生贪图安逸的骄侈之心，开始过起荒淫骄奢的生活，尤其是在骄傲与权力的作用下，唐玄宗李隆基变得骄横暴戾，成了听不进意见的残暴昏君。为了自己能纵情享乐，就希望耳根清静，因此，这时的唐玄宗需要的是处处阿谀、事事逢迎的宰相，于是老奸巨猾的李林甫、椒房之亲的杨国忠便继任了大唐宰相。李林甫为人奸诈，对人表面友好，而暗加陷害，是一个“口蜜腹剑”的无耻之徒。为迎合李隆基骄侈的心意，李林甫拟排斥贤能，堵塞言路，他曾告诫群臣：“皇帝的旨意你们执行就是了。用不着说三道四的，你们没见到朝廷仪仗队里的马匹吗？吃的是三品食料，终日无声，倘一嘶叫，就要被拉走不用，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一些大臣便不敢进谏，敢于进谏的也都惨遭诛逐。而下更悲愤的是残害忠良, 由于奸相李林甫的诬告, 唐玄宗又听不到也听不进正确的声音, 许多大臣如李邕、皇甫唯明、李适之等，都被下诏处死，使大唐失去了一批临辅政的忠良之才。开元盛世后期，由于李隆基用人不当，且又奢侈荒淫，使之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安史之乱”后出现了“（两京）官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郭子仪传》）的悲惨局面，使当时的斗米贵到千钱至七千钱，绢一匹贵到四千钱以上。使灿烂辉煌的“开元盛世”，勃然土崩瓦解，落得个马嵬兵变。
读史明鉴，同一玄宗，初时勤政纳谏，能任用清廉耿直之人，因此社会发展，国泰民安；后骄奢淫逸，也就喜欢用奸猾阴险之人，因此官吏贪黩，政治腐败。前后相比，真犹如天壤之别。今天，距唐玄宗已经1200多年了，但从唐玄宗用人的得失，造成“开元之治”由盛至衰的后果，说明攸关成败的用人之道，是多么的至关重要，这对于当今为官、治政，仍不失为宝贵的历史鉴照。

[若愚]

论说严谨，史实详实，学习了。“用人得失，所系非轻”的道理自古至今不说谁也明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水宝先生若能在此道理之下有所发掘，而不只是列举史实，文章将更好些。

[[ruoyu]]

论说严谨，史实详实，学习了。“用人得失，所系非轻”的道理自古至今不说谁也明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水宝先生若能在此道理之下有所发掘，而不只是列举史实，文章将更好些。

[晓鸣]

学习了．

[[自己的敌人]]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