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醉里欢笑]

徽 州 寻 梦

段 海

（1）
“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这是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的诗句。诗中的“黄白”是指黄山和白岳山，黄山如今天下闻名，自用不着介绍；白岳山今称齐云山，它与江西龙虎山、湖北武当山、四川雀名山并称中国四大道教胜地；“徽州”则指歙县，“金银气”是指富甲天下的徽州商人。
汤显祖曾经写下《玉茗堂四梦》，被称为写梦圣手。就是这样的圣手，一生神往徽州风物，艳羡之情从几句小诗里流露无遗。
让我们看一下徽州的历史沿革。徽州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置歙县，隶属会稽郡；在此之前，徽州山林曾世代栖息着勇敢尚武的山越，东晋初年，北方士族为避战乱，陆续迁入徽州，带来了发达的中原文化，给徽州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徽州文化成为山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结合的“极品”。歙县是古徽州府所在地，这里历史悠久，文风昌盛，自然景观优美，曾经哺育了一代代文人雅士，在历史上向有“东南邹鲁”之称，是著名的文化之邦和山水城市。
神往徽州的文人，并非从汤显祖开始。诗仙李白就曾经几次游历徽州寻访隐士许宣平，那时李白已经誉满京师，声闻天下，“一生好入名山游”的大诗人辞别唐玄宗，离开长安，东游越中，沿途中，诗人在驿站和馆舍中不止一次看到许宣平的题诗，“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借问家何处，穿云入翠微。”“隐居三十载，筑室南山颠；静夜玩明月，闲朝饮碧泉；樵夫歌垄上，谷鸟戏岩前；乐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李白一边吟哦，一边赞叹：“此仙人诗也！”他毅然改变行程，直奔徽州而去，决意寻访许宣平。费尽千辛万苦，来到歙县南门，在紫阳山下练江边，见江上有一破船，船头一老翁，风姿飘洒，仪态俊逸，李白问曰：“请问许宣平家在何处？”老翁笑曰：“门前一竿竹，便是许公家”。李白谢后继续前行，忽想：“门前一竿竹”，不就是船头插立一竿竹篙么？那么那老翁就是许宣平了？李白急忙回头，老翁却已不见，懊丧的李白找到许宣平的茅庵，在壁上上题诗曰：“我吟传舍诗，来访真人居；烟岭迷高居，云林隔太虚；窥庭但萧索，倚杖空踌躇；应化辽天鹤，归当千岁余。”寻仙不遇的诗人在惆怅中游览了徽州风物，满怀遗憾离开了这里。
也许是受心绪的影响，李白在徽州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诗篇，只是在游览兴唐寺时写到：“天台国清寺，天下称四绝；我来兴唐游，与中更无别；卉木划断云，高峰顶参雪；槛外一条溪，几回流碎月”。后人根据李白的故事，命名了许多风景名胜，如今，“太白楼”、“望仙桥”、“碎月滩”依然吸引着许多的游人。
一段文人佳话，为徽州增添了许多撩人心魄的诗韵和神秘！
（2）
真正让徽州名誉天下的，是起源于东晋、鼎盛于明清、衰落于晚清的徽商。
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徽州人的经商实属迫不得已。徽州“地狭人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力耕所作，不足以供”，因此流传着“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民谣。当人们感叹“无徽不成镇”、艳羡“新安大贾”挥金如土的豪气时，谁又能想到徽商当初浸满血泪的创业史呢？
“商人重利轻别离”，这是白居易的感叹。然而，为了活命，为了养家糊口，多少徽州人被迫背井离乡，踏上艰辛的经商之路啊。《十送郎》是流传于徽州的乡土歌谣，它形象地描述了妻子送别丈夫外出经商时的怅惘：“一送郎，送到枕头边，拍拍枕头睡睡添；二送郎，送到床面前，拍拍床梃坐坐添；三送郎，送到槛闼边，开开槛闼看看天，有风有雨快点落，留俺的郎哥歇夜添；四送郎，送到房门边，左手摸门闩，右手按门闩，不晓得门闩往哪边；五送郎，送到阁桥头，左手搭栏杆，眼泪往下流，右手担起罗裙揩眼泪，放下罗裙透地拖；六送郎，送到厅堂上，左手帮郎哥撑雨伞，右手帮郎哥拨门闩；七送郎，送到后门头，望望后门一株好石榴，心想摘个石榴给郎哥吃，吃着味道好回头；八送郎，送到荷花塘，摘个荷叶拼张床，生男叫个荷花宝，生女就叫宝荷花；九送郎，送到灯笼店，别学灯笼千个眼，要学蜡烛一条心；十送郎，送到渡船头，叫一声撑船哥，撑船哥，帮俺家郎撑得稳端端。”
可以想见，当“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的歌声在西北大地上回肠荡气，如泣如诉的《十送郎》也在徽州山水间婉转悠扬，正是在这样的歌声中，“徽州帮”和“山西帮”形成两大经济壁垒，时间长达三四百年之久。
徽商最早的经营项目多是贩运歙砚、徽墨以及生漆、茶叶等土特产品，宋代时，徽商的足迹已经踏遍全国各大都市；南宋偏安杭州，临近杭州的徽州成为南宋小朝廷的商品供给基地；明清之际，商业已经成为徽州人的“第一生业”，徽商足迹遍布天下，富比王侯，名噪一时；这时，徽商主要经营两淮盐务，史称“新安大贾”。“寄命于商”的徽州人在艰辛的历程之后，终于赢得了进退自如而又潇洒体面的生存方式。乾隆皇帝下江南，接见了全国八大巨商，其中有4位是徽州歙县人。
我常常惊诧于中国最底层劳动人民顽强的生命力，徽商和晋商就是这样明显的例子。一路的栉风沐雨，还要忍受着盗贼的侵袭、地霸的盘剥，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客死他乡的又何其之多！纵令在经商的路上一帆风顺，他们同样要忍受着离井别乡的悲凉，承受着思念家人的煎熬。而他们的妻子，则夜夜独守空房，低声吟哦着令人心碎的歌谣：“悔呀悔，悔不该嫁给出门郎，三年两头守空房。图什么高楼房，贪什么大厅堂，夜夜孤身睡空床。早知今日这般苦，宁愿嫁给种田郎，日同锅来夜同床。”
正是徽商的崛起，使闭塞的徽州打开了通向山外的世界，“脚踏一盆火，手捧苞芦稞，除了皇帝就是我”的生活被彻底打乱。徽商经营致富后，纷纷回乡创办书院、文会、诗社，建造祠社、楼宇、牌坊、津梁、民居，从而促进了当地文化艺术和经济的发展。如今，歙县古城仍然保存着徽商集居的斗山街，重楼叠宇，鳞次栉比，散发着浓郁的奢华富丽的气息，印证着徽商当年的辉煌。
（3）
如果要用四个字来概括徽商的商业人格，那就是：贾而好儒。
徽商的“贾而好儒”，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本身经营商业的道德准则和信条，二是反映在经商所获得的巨额利润的使用和流向上。
徽商对利润的积累和赚取，与封建官僚靠贪墨中饱私囊不同，与地主靠土地盘剥寄生不同，他们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千辛万苦、辗转流离的交换和流通过程，所以，他们更注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注重商业上的名声和信誉。从本质上说，徽人善商，并非天性，而是迫于生活，那么，只要可以满足正常的生活，何必要坑蒙拐骗、犯奸作科呢？
《安徽通志·义行传》对徽商的商业信用和道德有许多生动的记载，不妨摘抄一二：
“唐祁，歙人。其父尝贷某金，以失券告，偿之。既而他人以券来，又偿之。人传为笑。祁曰：前者实有是事，而后券则真也。”
“黄士权性慷慨，尝以重赀付友市木与闽，其人尽洗其囊，自挟赀接往济之。”
……
正是由于商业道德的保证和信用的扩大，徽商才能够把自己商业上的天才发挥得淋漓尽致。
明清时期的一些野史小说，也生动地描述了徽商的商业美德，虽然是文艺作品的描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情况。
冯梦龙《古今小说》第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徽商陈商，年24岁，到襄阳贩云米豆，两个月后运到苏州府枫桥销售，脱货后，回新安只停了三天即向襄阳进发。这是说徽商的勤奋。
《拍案惊奇》卷15载，湖北府安吉州有一农民，家道贫窘，因欠官粮银二两，监禁在狱，妻子和一未满周岁的孩子过日，别无门路可投。幸栏内蓄养一猪，算计卖与他人得价还官，可卖得之银却是伪银，无奈抱儿投水，幸被一徽商所救，助银纳官，其夫始得出狱。这是说徽商的乐善好施。
《拍案惊奇》卷2记载：“徽州府有一商人，姓程，名德瑜，表字元玉，秉性简默端重，不妄言笑，忠厚老诚，专一走川陕，做客贩货，大获利息。”这是整体的概括。
据《徽州府志》记载，徽商曾经总结营商经验，写成《生蒙训俚语十则》，将行商经验总结为勤谨、诚实、和谦、忍耐、通变、俭朴、知义礼、有主宰、重身惜命和不忘本等10条；徽商集体创作的《江湖绘图路程》也提到很多外出经商的规矩和条法，要求经商之人严格遵守之。
徽商的“好儒”，更多表现在对利润的使用上。徽商所得利润，其一是向封建政府纳税输捐，其次是投入各种维护封建礼教的活动，如修祠、建坊、举办义学等等。尤其明清两代，徽商多附庸风雅，为博取名声不惜巨资，在徽州故里建书院、兴义学，蔚然成风，徽州境内，“十里之村，不废诵读”，“以才入仕，以文垂世者”称甲江南，名儒显臣灿如繁星。徽商由经商而入仕，其后代子弟读书登科成为“理学名臣”的大有人在。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局限。由于商业资本与封建势力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徽商也缠绕在商人——地主——官僚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徽商就是这样把经营商业和致力于科举有机结合了起来：徽商赚得的财富为文化学术活动提供了条件，而致力于文化学术活动又给徽商带来宗族声望，形成“商而兼士”的情形。徽商汪道昆曾经明白说到：“新都（徽州别称）三贾一儒，要之文献国也。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驰儒而张贾。既则身享其利矣，及为子孙计，拧驰贾而张儒，一驰一张，跌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转毂相巡，岂其但厚染呼哉！”
至于徽商投入慈善事业的事情，则是有徽商必有其记载，不必细说。
如果从阶级的立场出发，我们当然可以说：徽商与地主官僚勾结在一起，维护着腐朽的封建制度。而且，徽商在与官僚的联姻上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江春，字颖长，号鹤亭，歙人。家世盐业，寓居扬州。“乾隆中每遇灾赈、河工、军需，百万之费，指顾立办。”因此深得乾隆帝的宠幸，江春在扬州有园林五处，乾隆下江南，曾两幸其康山草堂，袁枚谓其“恩遇之隆，古未有也。”看来完全不亚于王熙凤娘家人或者甄宝玉家当初的接驾。《清稗类钞》记载“高宗巡幸至扬州，时江某为盐商纲总，承办一切供应。某日，高宗幸大弘园，至一处，顾左右曰：‘此处颇似南海之琼岛春阴，惜无塔耳！’江闻之，亟以万金赂近侍，图塔状。既得图，乃鸠工匕材，一夜而成。次日，高宗又幸园，见塔巍然，大异之，以为伪也，既至，果砖石所成，询问其故，叹曰：‘盐商之财力伟哉！’”这段记载，既说明了徽商的财力之雄，也可见徽商拍马屁之功夫。
至于后期，徽商逐步走上奢侈糜华的生活，而后，随着“票盐”制度的实行、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国外资本的输入，徽商也逐步走向了衰落，只给后人留下了辉煌的背影。
（4）
徽商经营致富以后，挟巨资荣归故里，“盛馆舍以广招宾客，扩祠宇以敬宗睦族，立牌坊以传世显荣”。就这样，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古建筑、古园林和丰富的文物。如今，仅仅在歙县，保存下来的明代民居就有300多处，祠堂30多座，牌坊100多座，还有不少津梁、古寺、古塔等建筑。巍峨的宝塔、雄伟的牌坊、轩昂的祠堂、苍劲的刻石，仿佛一座庞大的历史博物馆，留下悠长的历史的折光。徜徉在古城、留恋于村落，往往让人不由自主地发思古之幽情。
歙县古城内，至今还保留着瓮城、城门、谯楼、古街、古巷，这些古迹，无不深深刻着徽商的印记。在徽州广大的乡村，则处处呈现出“小桥流水人家”的意韵，秀丽的湖光山色，点缀着弯弯的山道，碧绿的竹林篱荫，掩映着幢幢青瓦白墙，显得格外地清新古朴，让人油然而生“不辞长做徽州人”的感叹。
许国石坊，矗立于古城中心，跨街而立，这座建于明万历年间的石坊俗称“八脚牌楼”，目前在国内极为罕见，它通体采用青石建造，巍峨壮观，古朴典雅。徜徉在高达10多米的石坊下，抬头仰望：双双彩凤珍禽翱翔于雕梁之间，只只飞龙走兽扬威于画壁之中，对对倚柱石狮虎踞于石础之上，玲珑剔透，栩栩如生，不由得惊叹于古人的精湛技艺。许国于明代万历年间，官至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成为仅次于首辅的次辅。在明史上，许国算不上大名鼎鼎的名相，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石坊，就足以让许国名垂千古了！
中国封建社会向有“伴君如伴虎”的说法，帝王的喜怒无常、朝臣的明争暗斗，明代的内阁大学士之流很难善始善终，有的被软禁廷杖，有的被斩首弃市，有的死后仍被抄家追究，鲜有幸免之辈，许国这个并没有多少名气的次辅能以荣归故里善终，并以一座石坊而扬名后世，实在是一个奇迹。我想，正是徽州山水造就了独特的“官僚人格”，徽商式的智慧使人能够做到激流勇退，安度晚年： “结屋云隈深复深，幽怀常对薜萝阴；江清石漱堪垂钓，月满山溪独抱琴；湖海有情还纵饮，乾坤何处不高吟；天涯甚日重相见，醉倚春风话此心。”是何等的超脱啊。
史学界曾经有个形象的比喻：牌坊是历史的“化石”。自唐宋以来，歙县建有400多座牌坊，经历千百年风雨剥蚀，迄今仍完整保留着104座牌坊，使歙县成为“牌坊大观园”，当地人和外来游客都说：“到歙县不看牌坊，等于枉来一遭。”
棠樾牌坊群是最著名的牌坊景区。自南宋以降，棠樾村为鲍氏聚族而居的地方，数百年来，历经程朱理学的熏陶和徽商经济的刺激，村中科举入仕、经商致富的达官巨贾代不乏人，封建人文空前鼎盛，经济实力雄厚，为宣传封建礼教，也为了造福乡梓、光宗耀族，族人营建了众多的宗法建筑、公益建筑和纪念性建筑，棠樾牌坊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造起来的。站在村头，可以看到7个牌坊一字排开，高大巍峨，气势不凡，每座牌坊，都有着曲折的历史传奇，限于篇幅，也不能一一介绍了。总之，透过棠樾牌坊群，几乎可以看到整个封建伦理道德的概貌，可谓“忠孝节义”俱全，所以，乾隆皇帝才题诗赞美棠樾：“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村。”
在棠樾牌坊群西首，建有三座祠堂：敦本堂、清懿堂、世孝祠。敦本堂俗称男祠；清懿堂俗称女祠，是棠樾鲍氏专门供奉女性祖先的祠堂，这在全国是极为罕见的；而世孝祠是鲍氏专门供奉孝子牌位的祠堂，在国内也属罕见。一座女祠，仿佛一卷封建礼教下劳动妇女的悲壮画卷：养老恤孤、催乳哺弟、尼庵守节、自缢殉葬……一个个故事浸透着女性的灵与肉、血和泪，在三从四德的约束下，许多妇女成为封建宗法制度的牺牲品，女祠和贞节牌坊一样，成为古徽州妇女的一曲曲挽歌。
（5）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人必须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徽州古民居正是这种诗意栖居的体现。
歙县斗山街是一条古街巷，长约500米，蜿蜒曲折，一色的青石板路面，两边是用各色鹅卵石镶嵌成的梅花、如意等图案，雅致诱人。街头巷尾，常常有顽童嬉戏，天真地唱着动听的童谣：“青石板，石板青，青石板上出黄金；天上星，地下金，一路石板数不清。”如果你恰好路过，又恰好听到这稚嫩的童谣，不由你不觉得这是一幅情趣横生的民俗风情画。
漫步斗山街头，满眼是重楼叠宇的古代民居：有达官贵人的府邸，有巨富徽商的高楼，也有平民百姓的私居，一例是典型的徽派风格：巍然兀立，气势恢弘，徽式门罩上装饰着砖雕石雕，有山水人物、有飞禽走兽、有神话故事、有锦文图案，无不精致细腻，栩栩如生。一些大户人家的门口分立着一对打磨得十分讲究的“上马石”，衬托着高大的门楼和高低错落的风火墙，平添了几分层次美。这里的古民居有一个特色：除了大门之外几乎是全封闭的，墙高但不开窗，屋内配以天井。由于徽州男人长年在外经商，家中只剩下老弱妇孺，建房时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所以采取高墙、无窗的结构。天井用来通风采光，流水檐都是向天井内倾斜，遇到下雨，水就往天井内流，俗称“四水归明堂，肥水不外流”，十分切合徽商“财不外流”的心态。
徽州民居，四周均用高墙围起，谓之“风火墙”，也有人叫做“封火墙”，远远望去，象是一座古城堡。这种高墙深宅，进门为前庭，中设天井，后设厅堂；厅堂后用中门隔开，设一堂二卧室，堂室后又是一道风火墙，靠墙设天井，两旁建厢房，这是第一进。第二进的结构为一脊分两堂，前后两天井，中有隔窗，有卧室四间，堂室两个。第三进、第四进或往后的更多进，结构大都如此，徽州庞大的民居往往是“三十六个天井，七十二个槛窗，一百多个门庭”，这种建筑格局在国内是很罕见的。
徽州民居的屋檐和门窗之间，常常有一个小屋檐，叫作“短檐”。相传宋太祖巡幸徽州，在山中遇雨，避雨于山民的屋檐下，因屋檐短小，被淋得浑身湿透。后来山民发现当朝天子竟在自家屋檐下避雨，连忙跪下请罪，太祖问屋檐为何如此短小，山民答曰是祖上沿袭下来的，一向如此。太祖说，祖上的旧制虽然不好更改，但可以在屋檐下再造一个屋檐，以利行人避雨。山民遵旨办理，邻里纷纷效仿，渐渐徽州民居都修上了上下两层屋檐。
斗山街上的民居以杨、许、汪、潘四家最为典型。杨家世代为官，杨宁曾为明代礼部及刑部尚书，与杨宜同为明代功臣，邑人在斗山街建“双凤坊”以彰显其名，后代杨光先学识渊博，曾与汤若望一起推行公历法，遭奸佞陷害而流放边疆，后官复原职，出任钦天监正。杨宅占地700多平方米，三层楼房，气势宏大，结构严谨。许家厅属私塾建筑，正厅遍施彩绘，满壁生辉，楼上为读书处，院中植有桂花树，环境幽雅。汪中怡宅五开间，有精制的隔屏、窗栏。潘婉香宅的主人为徽商，深信“忍为上和为贵”之理，在厅堂木雕上刻有《百忍图》的故事，讲的是唐高祖听张公艺说治家之道，张连写一百个“忍”字的故事，木雕上几十个任务音容相貌宛在身旁，令人叫绝。
如今，歙县各地的村庄里，明清民居星罗棋布，著名的如西溪南村的老屋阁，旁有清池做伴，后有花圃为邻，古老而别致的绿绕亭矗立池畔，坐在池旁的飞来椅上 ，近观繁茂厂圃，远眺绿茵田畴，不觉心旷神怡，才子祝枝山曾吟到：“庞公宅畔莆田多，畎亩春深水气和；五两细风摇翠练，一犁甘雨展青萝；鱼鳞强伏轻围径，燕尾逶迤不作波；最喜经锄多骨获，丰年定愧伐檀歌。”
其他如呈坎、郑村、雄村等地的民居，建筑结构和艺术风格大体相同，体现了徽州民居的一系列特色。
檀干园位于唐模村。相传，清初唐模许氏有一个开了36片当铺的富翁，因其母向往杭州西湖，却体衰无法成行，这位孝子便不惜巨资在村边挖塘垒坝，模拟西湖景致，修筑楼台水榭，湖堤遍植檀花和紫荆，供母娱老。园内有白堤、蜈蚣桥、玉带桥、三潭印月、镜亭等胜景，故有“小西湖”之美称。清末，唐模出了一个翰林诗人许承尧，曾参与戊戌变法，后辞职归里专务编写志书，他曾经为檀干园作了一副楹联：“春桃露春浓，荷云夏净，桂风秋馥，梅雪冬妍，地僻历俱忘，四序且凭花事告；看紫霞西耸，飞布东横，天马南驰，灵金北倚，山深人不觉，全村同在画中居。”何等优美的享受。
如今，游览唐模，徜徉在平展展的石板路上，环顾四周，仿佛走进山水画卷，清净而满目生机，悠悠然享受着自我、社会、自然交相融合的趣味，让人流连忘返。有道是：系马唐模温旧梦，古村无处不飘香。
（6）
神奇古老的徽州大地，孕育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2001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视察黄山，用五个英语字母CBMEA对徽州文化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归纳：C（culture）代表文化，B（business）代表徽商、贸易，M（medicine）代表医学，E（education）代表教育，A（architecture）代表建筑。他说：如此灿烂和博大精深的文化，一定要世世代代传下去，让它永远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徽州文化内涵丰富。徽州人在文化领域里多方建树，创造了许多流派，几乎涉及当时文化的各个领域，并且都以自己的特色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使徽州向有“商成帮，学成派”的美称。就徽州文化的内容来说，它不仅包括了独具特色的徽州商帮、徽州宗族、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朴学、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州戏曲、徽州教育、徽州刻书、徽州科技、徽派建筑、徽州三雕、徽州村落等，而且还包括极有地域色彩的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州民间工艺和全国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等。更为难得的是，历代以来，徽州大地才人辈出，文化名人灿若星辰。明清两代，仅徽州本土就出了168位进士、17位状元，“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同胞翰林”、“四世一品”、“父子丞相”等佳话频传。《中国人名大辞典》共收集清以前历代名人4万人，其中徽州名人就有800余人。理学家朱熹、新安医学创始人之一汪机、珠算大师程大位、新安画派创始人渐江、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理财家王茂荫、哲学家戴震、近代著名画家黄宾虹、人民教育家陶行知、革命音乐家张曙、著名学者胡适等等都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徽商是徽州文化的原动力和催化剂。贾而好儒的徽商十分注重文化知识的积累和投入，他们虽投身茫茫商海，内心深处却坚信“天下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在徽州，有一句土得不能再土的谣谚说“三代不读书，好比一窝猪”。“胸中小五岳，足底大九州”的徽商，以宽广的胸怀接纳和融合各地区的先进文化，推动了徽州文风的兴盛，使读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赢得了“东南邹鲁”、“文献之邦”的美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茅屋书声朗”，因而“人才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矣！”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山西商帮与徽州商帮在明代本是势力相当的两大商帮，但到明代后期，山西商帮每况愈下，徽商却迅猛发展。原因何在？其中最为重要一条便是：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重利甚重名，俊秀子弟多从贾，中材以下者才读书应试，结果，从贾者缺乏文化知识，商业经营大受影响，读书者才智平庸，难中科举。而贾儒结合、练达明敏的徽商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之后，慷慨捐赠兴办书堂书院，置办义学义田，延师课童，培养人才。徽商鲍柏庭有句话，表达了徽商既富之后望子成龙的共识：“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由此可见，徽商雄踞中国商界长达三四百年之久，自有它的文化底蕴。
新安理学是徽州文化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理学于宋代形成、明代即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徽州人对理学崇尚有加，并形成新安理学一派。理学不仅在徽州得到广泛传播，还渗透到徽州人日常生活之中，辐射到徽州文化的各个层面：徽州的妇女在理学思想的禁锢下盲目地遵守贞节观念，徽州的土地上树起了一座座贞节牌坊；徽州的读书人受理学熏陶，入仕后忠直廉洁；徽州的宗族组织稳固长久，扶贫济困、兴文重教、勤俭持家、以众帮众，成为徽州宗族文化以及乡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鲜明性格，为儒家伦理思想的弘扬和勤俭持家风气的维系，输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凡事皆依《文公家礼》，凡书皆读朱子所注，是徽州文化中一个奇特现象。吴氏宗族在其《家典》中，就明确地要求全体宗族成员：“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孙也。”应该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理学为徽州文化增添了勃勃的生机与活力。
明清之际，随着徽商的崛起，徽州教育极为兴盛，书院私塾遍布城乡。据史书记载：“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史书之藏”。因此世人称赞徽州是“人文辈出，鼎盛辐臻，理学经儒，在野不乏”。始于隋唐的科举取士制度，使读书入仕成为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儒风独茂”的徽州当然更不例外，特别是在朱熹的学说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以后，徽州更是抢得天时地利。位于歙县雄村的竹山书院是清代乾隆年间户部尚书曹文埴的先祖曹翰屏建，在明清两朝，仅曹姓一家，就从这里走出了54名举人，其中进士30名，可谓举世无双。黟县宏村南湖之畔，有一座南湖书院，书院大厅巍峨壮观，梁同书手书的“以文家塾”匾额高悬梁柱，两侧楹联曰：“南峦环幽境，书声琅时云涌霞飞腾气势；湖波映秀色，桃源深处水流花放丽文章”，曾任民国国务总理的汪大燮就启蒙于此，书院现为南湖小学，至今仍书声琅琅。
徽州文化史，就是一部中华文化史的袖珍本。现存的徽州文化足以看到中华文化的特色、风姿和辉煌，看到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和力量。1927年，陶行知先生提出“徽州人的新使命”，呼吁把徽州建设成“东方的瑞士”，古老的徽州文化，也必将重新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7）
程朱理学自诞生以来，便在徽州大地上落地生根，成为统治徽州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取向。
作为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籍贯归属一直难以定论，至今仍在安徽、福建和江西三省之间争来抢去。但争论掩埋不了这位国际性大思想家的光辉地位。
歙县县城至今仍保留着紫阳书院的遗址，近2000平方米的建筑物基本保留着原先的格局。在朱子殿内，康熙御书的“学达信天”、乾隆帝御书的“百世经师”匾额以及“古紫阳书院规条”依然保存完好。朱熹原籍徽州，曾以徽州府紫阳山名命名书堂，以示不忘故里，故后人以紫阳称朱子，以紫阳之学称朱子之学，朱熹本人在著述中亦自称“新安朱熹”、“紫阳朱熹”。
朱熹少年得志，但由于思想观念与当权者相逆，仕途上颇为坎坷。他反对议和，说：“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他大倡正心、诚意、齐家、治国等，为当时腐败没落的朝风而排斥，并被视为迂腐古板。尤其到了晚年，朱熹个人致仕无望，国家也日趋崩溃，他既感寂寞，发出“著书俟来哲，补过希前修”的喟叹，转而超然物外，寄情山水。1193年，朱熹在福建建阳的考亭筑室课徒，四方人士纷纷慕名而来，由此创立了理学历史上影响深远的考亭学派。朱熹融道家和禅学思想入儒学之中，继程颢、程颐之后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格物致知”、“知行为一”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范畴；倡导“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名教观念，以“天理”为本，创建了严密的“自抑性”思想体系。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都借程朱理学来巩固礼教，因礼教而提倡理学，因而理学的地位被越抬越高，朱熹学派成了官方儒学之后，影响达700年之久，明清两朝考科举，均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必读书和考题。甚至日本也将朱子学说作为天皇思想，以之统治了整整200年；韩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李退溪，也是朱熹的忠实信徒。
理学在古徽州影响极深。朱熹作为一个创造性的思想家，特别注意通过教育手段传输自己的一套观念，他主讲于庐山白鹿洞书院，撰《白鹿洞书院揭示》，对书院的宗旨、课程、修身、处事、接物之要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朱熹曾三次回徽州省亲和扫墓并讲学，徽州学人士子对程朱理学信奉不移，紫阳书院成为传播程朱理学的圣坛，“凡六经传注，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清代曹振镛曾自豪地宣称：“自宋、元、明迄今数百年，江以南士私淑文公，能于学校自表自见者，必推我新安”，因而，歙县也就成了“理学之都”。
事物总有其两面性，当理学成为根深蒂固的统治思想时，它对人性的摧残也愈演愈烈。尤其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对徽州妇女影响尤深，成为戕害妇女的软刀子。民国《歙县志》16本，其中《烈女传》就占4本，徽人赵吉士指出：“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在理学的压抑和摧残下，众多鲜活的女性成了“殉道者”！
徽州流传下来很多“哭歌”。徽州女人的歌哭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只需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够戏剧化地将特有的悲怆气氛弥漫开来。徽州历史上文风鼎盛，一般人家的女孩，在未出嫁时，总有机会跟着私塾先生读上几年书。出嫁后，丈夫外出经商，按时给家里捎来生活费，使她们吃穿不愁，只需料理家务、恪守妇道就行了。较好的文学修养丰富了徽州女人的精神世界，长年独守空房的痛苦和哀怨使她们将歌哭当作了发泄和宣泄内心苦痛的途径，这种歌哭既有委婉的韵律节奏，又有鲜明丰富的词句，压抑不了的情绪在这歌哭中暂时得到了一定的缓解。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讲述一个年轻的徽州女人，嫁给徽商一个月后，丈夫即在外身亡，居于深宅大院的寡妇为了摆脱精神和生理上的折磨，每当夜晚来临，便解开一串铜钱，撒在地上，然后吹灭油灯，趴在地上将铜钱一枚枚摸起来再穿好，等到全部摸完后，累得腰酸腿软，天也要亮了，于是爬上床疲倦的睡去。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铜钱两面的字也都被她摸平了，人也在不到30岁时就死去了。在高大的徽商院落里，在轩昂的牌坊群里，有多少女性在默默牺牲，绝望的心底甚至不敢有一点微弱的挣扎。有一位生长于徽州的作家曾经写到：“直到今天，每当血色黄昏，暮云暗合之时，我走进那高墙深巷之中，隐隐约约还能听到，在那深巷尽头，有女人的歌哭之声，那歌哭悲悲切切，让人感到透心的凄凉……”
（8）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如果你在不经意间看到这首诗，也许会轻轻地摇头：这是哪个幼稚的中学生写的顺口溜？你甚至坚决地认为：这样一首小诗，无论投到哪个刊物，编辑先生都会很快地扔进废纸篓。
你绝对无法想象，就是这么一首小诗，在中国文学史，乃至在中国思想史上，曾经起到振聋发聩、开天辟地的作用！
这首诗发表于1917年2月的《新青年》上，是文学革命后发表的第一首白话诗，作者胡适。
作为“两脚跨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一代大师，胡适，理所当然构成徽州文化的一部分。
绩溪上庄是典型的徽州古村落，也是胡适先生的故乡。象徽州文化的神秘那样，上庄村仿佛是一座迷宫，外来的游客，如果没有当地人的引领，要找到胡适故居，确实是不容易的。胡适故居藏在一条深巷里，前后两间，与左右村屋无异，少年胡适就一直在这里成长到14岁才离开，读私塾、翻古书、看乡戏，接受着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的熏陶，在静静的老屋里读着自己人生的第一步。当然，先生那时候还不叫胡适，母亲和伙伴都称他“糜儿”。糜儿在上庄，从小就是一个读书人，全村人都知道他长大是要做学问的，是从来不玩的，据说，有一次他和一群伙伴掷铜钱玩，一位农民见了非常吃惊，说：“糜先生，你也玩这个呀？”胡适听了，羞得满脸通红，赶紧跑回家读书去了。
在胡适故居，仍然保留着胡适结婚时的新房。那张宽大的雕花木床，描龙绣凤，当年那个梳着小辫的胡适在这张床上憩息了多少个日日夜夜？那把老式的花梨木椅，曾经伴着他度过了多少苦读诗书的时光？在故居的堂屋里，挂着一幅胡适的水墨画像，画像上是美学家郭因的题词：“一代英才迷误堪哀，风清日朗魂兮归来！”
就是这样的一间小屋，作为一个起点，让胡适到上海，走到美国，成为名贯中西的大学者。
有必要对胡适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回顾。胡适出生于徽州一个徽商家庭，祖上一直是靠小商起家，到他父亲时，才读书进学并做了官，他从5岁起在家乡读私塾，达9年之久，后来随二哥到上海，进入新式学堂，开始接受西方文化，1910年赴美留学，先学农科，后转文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丛杜威，专攻哲学。那一年，胡适的安徽老乡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当时，上海亚东图书馆的主人汪孟邹也是胡适的徽州老乡，于是将《新青年》寄给胡适，并受陈独秀之托向胡适约稿。从此，陈独秀、胡适，这一对安徽老乡，携手举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在《新青年》上，胡适首先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这篇文章是十分温和的，是作为“假设的前提”提出来的；陈独秀继之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把胡适的 “改良”提高到“革命”，“刍议”改为“定论”，大声疾呼：“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声援……”这两篇文章在思想界掀起轩然大波，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
1917年5月，胡适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进行答辩，由于他的导师对汉语并不精通，未能圆满通过，博士学位暂时搁置。此时，他目睹国内由他“首举义旗”的文学革命已成汹涌澎湃之潮流，遂束装归国，行前，他建议留美同学将《荷马诗》中“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一句书作“吾辈留学生的先锋旗”，反映出他渴望做一番事业的激情。
这里有一段有趣的插曲。1917年，当蔡元培力邀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时，曾引起极大的震动，不少学究认为陈独秀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当教员尚不够格，更不用说长文科了。陈独秀自己也诚恳地对蔡元培说：“我从来没有在大学里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当时，陈独秀胸有成竹，如果自己一旦不能胜任，则立即请胡适回国接充其位。可见陈独秀对胡适这个小老乡还是十分推崇的。
1917年到1920年，在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周树人、周作人、刘半农等人的结合下，成为北大一股“新派人物”的力量，其中又以胡适最为年轻，但却在其中占据特殊的地位。胡适在“五四”时期的贡献，主要的不是象陈独秀那样的破坏中国传统旧文化，而是体现在对西方新思想的介绍，以及对中国国故的整理。胡适解决问题的方法，主要师从赫胥黎和杜威，他说：“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因此，胡适终身都在“存疑主义”和“实验主义”中打转。
“五四”以后，《新青年》的新派人物中，有一部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胡适仍坚持实验主义的哲学观点，陈独秀曾提出“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为一条战线”，李大钊也满心想争取胡适站到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来。但胡适说：“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而“辩证法的哲学本来也是生物学发达以前的一种进化理论……是十足的达尔文以前的思想，比那顽固的海格尔更顽固。”他认为“再造中国文明的途径全靠研究一个个具体问题”，称谈注意的人为“目的热而方法盲”“把主义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哲学观点的差异，反映在选择政治道路道路之上，胡适与陈独秀等人终于分道扬镳。
到了晚年，胡适的思想似乎更加停滞不前，考证〈虚云和尚年谱〉，研究〈水经注〉，其本身的价值遭到怀疑。但是，正如梁实秋所说：“一个人在一生中有限的岁月里，能做的事究竟不多。真富有创造性或革命性的大事，除了领导者本身才学经验以外，还有时代环境的影响，交相激荡，乃能触机而发，震烁古今。少数人登高一呼，多数人闻风景从。胡先生领导白话文运动，倡导思想自由，宏扬人权思想，均应作如是观。所以我们对于一个曾居于领导地位的人不可期望过奢。”
胡适一生最爱写的对联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可惜，不少人，包括建国后对胡适的批判，都注意了上联，而忽视了下联。1962年，胡适因心脏病猝发在台北逝世，蒋介石挽曰：“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固然有过于拔高之嫌，但总体上还是恰如其分的。其中有一个挽联颇有意义， “名既大，谤亦随焉，学术之争，犹有待春秋定论；健则行，倦则睡耳，哲人遽萎，究难消一代沉哀！”可谓公允而洒脱。
斯人已去，在徽州的古村落里，只有先生的故居仍然默默无闻地诉说着以前的故事。今天，我们从胡适这位徽州水乡走出的一代大师的身上，应该吸引什么样的滋养呢？我想，这并不是一个简单或无聊的话题。
（9）
与胡适一样被称为“万世师表”，并且得到公认的徽州人，还有一个陶行知。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出生在钟灵毓秀的歙县西乡黄潭源村。幼时，他天资聪颖，1914年以第一名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并赴美留学，1917年回国，1922年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后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行平民教育，1927年创办南京晓庄师范学校，1930年遭通缉，被迫避难于日本，次年返国居沪，1936年当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1938年底在桂林任生活教育总社理事长，1939年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1946年创办社会大学。抗战胜利后返上海投入民主运动，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
陶先生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遗产的精华，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努力促进平民教育，创立了生活教育理念，确立了“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教育思想。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和“甘为骆驼”的赤子之心，为中国的教育和民族解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古老的徽州留下又一座不朽的丰碑。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包括“教人创造富的社会”、崇尚“创造教育”、提倡“生活教育”、实践“平民教育”、“普及教育”等，是奋发进取、开拓创造的教育学说与人生哲学，是反对僵化、走向开放、富于变化的教育思想。他所提出的“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和马牛羊鸡犬冢做朋友，对稻梁寂麦黍稷下功夫”的口号，至今仍然给我们的教育事业以深刻的启迪。
陶行知纪念馆位于歙县城内小北街。1984年由崇一学堂旧址改建，陶行知少年时曾在此读书。崇一学堂房屋建于清光绪年间，坐东朝西，三间两进，中有天井。原为住宅，1905年歙县耶酥教会在此创办崇一中学堂，简称“崇一学堂”，占地约500平方米，前进为教学区，后进为生活区。扩建成陶行知纪念馆后，大门为东向，用青灰色水磨砖砌，青石门额镌刻胡耀邦手书“陶行知纪念馆”六个填金大字。门厅正中设陶行知胸像。后进为展厅，陈列陶行知的生平事迹、历史照片、手迹、图表、实物等，宋庆龄题词“万世师表”匾额挂在主厅内。在宿舍北室，陈设着三张单人床，东侧床边写有“陶文睿床位”五个字，墙上留有陶行知当年题写的座右铭：“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
陶行知公园则位于县城西段城墙外，占地2460平方米，以古城墙为背景，立陶先生的铜像为台基之上。铜像高3.1米，重1.3吨，底座为大理石基，2米高，上书“陶行知1891－1946”一行字，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孙起孟手笔。陶先生身穿长袍，戴眼镜，左手握拳，侧身举目远眺。铜像左侧有一座具有徽派装饰风格的碑碣，上刻宋庆龄先生手书的“万世师表”四个大字；右侧耸立着一块末经雕琢的大青石，重约15吨，正面写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背面题写“爱满天下”几个大字，为陶行知手迹。整个公园建于1991年，园名为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所书，公园右侧建有象征陶先生“教学做合一”教育思想的三圆亭。圆亭周围花圃遍植碧桃、紫叶李，蕴含桃李满天下的含义。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寄托着故乡人民对陶先生的怀念之情。
1908年，陶行知17岁的时候离开徽州，那天，父亲搀扶着外祖父把陶行知送到万安附近的水篮桥边，目送陶行知搭上木帆船沿新安江顺流而下。从此之后，陶行知再也没有能够回到过徽州。当他40岁之际，回忆初别亲人、走上坎坷人生路的心情，仍然“思之催泪如雨”，为此，他写下了一首充满离愁别绪的《献诗》：
古城岩下，水篮桥边，
三竿白口，一个怀着无穷希望的伤心人，
眼里放出悲壮的光芒，
向船尾直射在他的儿子面上。
望到了山、水、天合成一张大嘴，
隐隐约约的把那个帆影儿都吞没了，
才慢慢地转回家去。
我要问芳草上的露水，
何处能寻得当年的泪珠？
从偏僻的徽州走出，陶行知走到了广阔的天地。虽然再也没能返回徽州，但那颗思乡的心又何尝曾经停止？他在《徽州人的使命》一文中，寄希望于故乡的人民，“我们徽州，山水灵秀，气候温和，人民向来安居乐业，真可谓世外桃源。察看他的背景，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和他相似，这个地方就是瑞士”，先生呼吁徽州人做“有智慧，有实力，有责任心的国民”，把徽州建成中国“一块优美的领土”。“我以致诚之意敬告我们敬爱的父老兄弟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辜负新安大好山水，我们要把我们一个个的小生命捧出来，造成徽州的伟大的新生命”。
历史往往制造出许多的“巧合”。陶行知和胡适同为徽州人，同时出生于1891年，两人又都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同受业于实用主义教育家、哲学家杜威。然而，两人的哲学观点却大相径庭，常常引起争论。一次，胡适乘飞机去两广，从空中看到地上的青山绿水，欣然写下《桂游小传》：“看尽柳州山，看尽柳州水；天上不须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学神仙，要受千日戒；看我不修不炼，也凌云无碍。”陶行知读了此诗，愤然指出这是“害了贫血症的文艺”，脱离社会不平等的现实，有害无益，应该“把一些活的血输进去”，为此，先生仿照胡诗的形式，写了一首题为《另一种看法》的诗：“流尽工农汗，还流泪不息；天上不须半日，地上千万滴。辛辛苦苦造飞机，无法上天嬉；让你看山看水，这事太稀奇。”当时一位小朋友建议把最后一句改为“还要吹牛皮”，陶行知认为改的好，就照办了。还有一次，陶行知在美国的一个集会上演讲，提到“一二八”凇沪会战中，一个叫胡阿毛的卡车司机被日军强迫运输一车军火，他毅然将卡车开进黄浦江，与军火和押送日军同归于尽。这时，陶行知当场做诗一首，其中有“恭喜胡家出好汉，不是胡适是阿毛！”辛辣的嘲笑博得满堂的笑声和掌声。
无论陶胡二人如何地观念相左，徽州，以母亲的博大胸怀，兼容并包地接受了自己的两个“儿子”……
（10）
寻梦徽州，无论如何难以回避的还有黄山。
徐霞客，我国著名旅行家、地理学家和散文家。他一生游历，“宇内诸名山及外国山川无不周览”，他先后两次游黄山，留下的评论是：“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后人把他的话演绎为“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从此，黄山成为“天下第一山”。
关于黄山的介绍，可谓汗牛充栋，随手可得，自然用不着我详细地去介绍那些“奇松、怪石、云海、温泉”。中国有句俗话，叫“看景不如听景”，但多次游览黄山，给我的感觉却是“听景不如看景”，无论你随时随处，都可以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黄山，移步换景在这里成为最让人赏心悦目的事情。
黄山的秀丽熏陶造就了一代代大师，新安画派（又称黄山派）就是这美妙山水造就的艺术奇葩。
在现在的歙县城西，练江之滨，屹立着一坐郁郁苍苍的西干山。那里青山叠翠，练江潺流，亭台玉立，寺塔高耸，被称为“歙城第一风景”。西干山林木茂盛，山清水秀，犹如一幅天然画屏。宋代建造的长庆寺塔依山傍水而筑，掠影于练江之中，犹如梳妆的佳丽。从五明寺拾级而上，钻进青松林里，顿觉渐入佳境。登临数十级台阶，可以看到一座古墓掩映在梅林之中，这就是新安画派四大家之一的渐江和尚墓。继续沿石阶前进，又可见继渐江200余年后近代新安画派的著名画家汪采白墓。这些一生喜欢作山水画的大师，最终都如愿以偿地安眠在如画的山水之中了。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阶级和民族矛盾尖锐。明亡以后，许多汉族文人为坚持民族气节，入清不仕，纷纷隐居山林，潜心于诗文书画，取得辉煌成绩。尤其是各地绘画兴起，名家辈出，各树一帜，形成许多流派。徽州经济文化发达，安徽的许多画家都产生在徽州或皖南一带。清初山水画家渐江、查士标、汪之端、孙逸都是徽州人，被后人称为“海阳四家”，成为新安画派的代表画家。
渐江是新安画派的最杰出代表，对后世的新安画派也影响最深。渐江为歙县人，明末诸生，崇祯甲申之变，清兵占领北京，渐江携其师入闽，意予参与抗清活动，但东南各省旋即沦陷，遂隐居武夷，削发为僧，后回歙县，居于五明寺，常往来于黄山、白岳之间，又游历南京、杭州、芜湖等地。渐江早年曾受董其昌、孙无修、萧云从绘画的影响，后从元四家入手并专攻倪云林，因其长期深入黄山，搜尽松石岩壑之奇，对山中云海落霞、四季气象深有体会，因而其写新安景色，立意构图新颖、笔墨技法高度提炼，独辟蹊径，自成风格，开新安画派画风之先河。渐江“敢言天地是吾师”的绘画宣言，不同于清初画坛正统派“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的泥古，从而开创了中国山水画中写生画派，给当时沉闷的画坛送去一股清新的气息。当时新安画家中，学渐江的人很多，以江注、祝昌、姚宋、吴定等人最为突出。1663年，渐江卒于五明寺，葬于寺后山坡，因其曾自号“梅花古衲”，后人在其墓周广植梅树，称为“梅花古衲墓”。如今，仍然有众多的海内外书画家和游人前来瞻仰凭吊。
汪采白比渐江晚出生约280年，也是歙县人，早年受过近代美术教育，又师承古典美术传统，所以他的山水画虽用传统笔法，但清爽隽秀，用色鲜明净洁，别具一格，甚得时人及后人的喜爱。汪采白生前自号洗桐居士，死后葬于西干山，靠山碑上刻着“洗桐居士汪采白之墓”，墓门碑上则刻着“山高水长”四个大字。
新安画派多以山水画为特长，以“用笔简老、意境幽淡”为特点，这是与他们同样生活在徽州这个地区是分不开的。新安画派艺术风格的形成，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深。中国画家讲究行万里路，往往涉历名山大川，因对山川感觉不同而形成独特的画风。徽州境内纵横的山岭，特别是黄山、白岳等风景名山，提供了无数奇景，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他们有的“日日对山痴坐”，有的“岁岁与白云青石为友”，细心体味着自然的无穷意蕴。尽管徽州地处偏僻，山水阻隔，交通不便。由于徽商遍布全国各地，加之强大经济后援，给新安画家遍访名山大川、游历交流、扩大眼界提供了条件，使新安画家和全国各地画家之间的艺术交流成为可能。
从技法上说，新安画派也深受自然景观的影响，多石疏树的黄山山峰促使他们采用以线条为主的画法而描绘多角的山形，这在渐江的画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当然，徽州版画艺术也为画家提供了营养，绘画作品中那刚劲、硬朗、瘦削却极富韵致的线条很可能受版画刀刻线条的影响。在谈论新安画派风格的时候，也不应忘记历史背景。新安画派的奠基者渐江及其他主要人物都受佛道思想影响，又生当明清易代之际，在亡国之痛的打击下，他们往往追求遁迹山林的生活，喜欢运用恬淡幽静的笔墨描绘没有人烟的山水，以表达不随流俗的情怀，同时，他们内心的沉郁抗争和对不灭的文化传统的执著也不自觉地流诸笔端，又使作品在幽静中沉潜着一股向上的力量。
将黄山收入画中，渐江为第一人。梅清与石涛加入表现黄山的画家行列，突破了地域局限，使新安画派得以延展与扩大，从而形成人们指称的“黄山画派”。渐江、梅清、石涛被称为黄山画派三巨子，是他们创造了黄山画派的辉煌历史。石涛说“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正是黄山，激活了石涛的灵感和才情，解放了石涛的创作个性，让他如醉如痴、物我两忘，突破成法，进入自由表现的境界。“漫将一砚梨花雨，泼湿黄山几段云”，他的满腔豪情，终于神遇而迹化，形成了“当随时代”的淋漓的笔墨艺术。
晚于渐江，而在梅清、石涛之前进入黄山并痴迷黄山的画僧雪庄，也为黄山画派的辉煌写下了浓重的墨彩。雪庄又号黄山野人。约于1662年至1669年进入黄山，啜雪饮泉，以野菜果腹。如孤鸿野鹤，伴黄山而终老。雪庄描绘黄山及奇花数百幅，时人评其画曰“其性情与山水为一，故其笔墨与天工俱化”。
黄山，以其之秀美；徽州，以其之博大，孕育了一代代伟大的文化和艺术巨匠，为后人留下了悠久而辉煌的文化成果和辉煌梦想。

[[醉里欢笑]]

徽 州 寻 梦

段 海

（1）
“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这是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的诗句。诗中的“黄白”是指黄山和白岳山，黄山如今天下闻名，自用不着介绍；白岳山今称齐云山，它与江西龙虎山、湖北武当山、四川雀名山并称中国四大道教胜地；“徽州”则指歙县，“金银气”是指富甲天下的徽州商人。
汤显祖曾经写下《玉茗堂四梦》，被称为写梦圣手。就是这样的圣手，一生神往徽州风物，艳羡之情从几句小诗里流露无遗。
让我们看一下徽州的历史沿革。徽州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置歙县，隶属会稽郡；在此之前，徽州山林曾世代栖息着勇敢尚武的山越，东晋初年，北方士族为避战乱，陆续迁入徽州，带来了发达的中原文化，给徽州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徽州文化成为山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结合的“极品”。歙县是古徽州府所在地，这里历史悠久，文风昌盛，自然景观优美，曾经哺育了一代代文人雅士，在历史上向有“东南邹鲁”之称，是著名的文化之邦和山水城市。
神往徽州的文人，并非从汤显祖开始。诗仙李白就曾经几次游历徽州寻访隐士许宣平，那时李白已经誉满京师，声闻天下，“一生好入名山游”的大诗人辞别唐玄宗，离开长安，东游越中，沿途中，诗人在驿站和馆舍中不止一次看到许宣平的题诗，“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借问家何处，穿云入翠微。”“隐居三十载，筑室南山颠；静夜玩明月，闲朝饮碧泉；樵夫歌垄上，谷鸟戏岩前；乐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李白一边吟哦，一边赞叹：“此仙人诗也！”他毅然改变行程，直奔徽州而去，决意寻访许宣平。费尽千辛万苦，来到歙县南门，在紫阳山下练江边，见江上有一破船，船头一老翁，风姿飘洒，仪态俊逸，李白问曰：“请问许宣平家在何处？”老翁笑曰：“门前一竿竹，便是许公家”。李白谢后继续前行，忽想：“门前一竿竹”，不就是船头插立一竿竹篙么？那么那老翁就是许宣平了？李白急忙回头，老翁却已不见，懊丧的李白找到许宣平的茅庵，在壁上上题诗曰：“我吟传舍诗，来访真人居；烟岭迷高居，云林隔太虚；窥庭但萧索，倚杖空踌躇；应化辽天鹤，归当千岁余。”寻仙不遇的诗人在惆怅中游览了徽州风物，满怀遗憾离开了这里。
也许是受心绪的影响，李白在徽州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诗篇，只是在游览兴唐寺时写到：“天台国清寺，天下称四绝；我来兴唐游，与中更无别；卉木划断云，高峰顶参雪；槛外一条溪，几回流碎月”。后人根据李白的故事，命名了许多风景名胜，如今，“太白楼”、“望仙桥”、“碎月滩”依然吸引着许多的游人。
一段文人佳话，为徽州增添了许多撩人心魄的诗韵和神秘！
（2）
真正让徽州名誉天下的，是起源于东晋、鼎盛于明清、衰落于晚清的徽商。
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徽州人的经商实属迫不得已。徽州“地狭人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力耕所作，不足以供”，因此流传着“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民谣。当人们感叹“无徽不成镇”、艳羡“新安大贾”挥金如土的豪气时，谁又能想到徽商当初浸满血泪的创业史呢？
“商人重利轻别离”，这是白居易的感叹。然而，为了活命，为了养家糊口，多少徽州人被迫背井离乡，踏上艰辛的经商之路啊。《十送郎》是流传于徽州的乡土歌谣，它形象地描述了妻子送别丈夫外出经商时的怅惘：“一送郎，送到枕头边，拍拍枕头睡睡添；二送郎，送到床面前，拍拍床梃坐坐添；三送郎，送到槛闼边，开开槛闼看看天，有风有雨快点落，留俺的郎哥歇夜添；四送郎，送到房门边，左手摸门闩，右手按门闩，不晓得门闩往哪边；五送郎，送到阁桥头，左手搭栏杆，眼泪往下流，右手担起罗裙揩眼泪，放下罗裙透地拖；六送郎，送到厅堂上，左手帮郎哥撑雨伞，右手帮郎哥拨门闩；七送郎，送到后门头，望望后门一株好石榴，心想摘个石榴给郎哥吃，吃着味道好回头；八送郎，送到荷花塘，摘个荷叶拼张床，生男叫个荷花宝，生女就叫宝荷花；九送郎，送到灯笼店，别学灯笼千个眼，要学蜡烛一条心；十送郎，送到渡船头，叫一声撑船哥，撑船哥，帮俺家郎撑得稳端端。”
可以想见，当“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的歌声在西北大地上回肠荡气，如泣如诉的《十送郎》也在徽州山水间婉转悠扬，正是在这样的歌声中，“徽州帮”和“山西帮”形成两大经济壁垒，时间长达三四百年之久。
徽商最早的经营项目多是贩运歙砚、徽墨以及生漆、茶叶等土特产品，宋代时，徽商的足迹已经踏遍全国各大都市；南宋偏安杭州，临近杭州的徽州成为南宋小朝廷的商品供给基地；明清之际，商业已经成为徽州人的“第一生业”，徽商足迹遍布天下，富比王侯，名噪一时；这时，徽商主要经营两淮盐务，史称“新安大贾”。“寄命于商”的徽州人在艰辛的历程之后，终于赢得了进退自如而又潇洒体面的生存方式。乾隆皇帝下江南，接见了全国八大巨商，其中有4位是徽州歙县人。
我常常惊诧于中国最底层劳动人民顽强的生命力，徽商和晋商就是这样明显的例子。一路的栉风沐雨，还要忍受着盗贼的侵袭、地霸的盘剥，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客死他乡的又何其之多！纵令在经商的路上一帆风顺，他们同样要忍受着离井别乡的悲凉，承受着思念家人的煎熬。而他们的妻子，则夜夜独守空房，低声吟哦着令人心碎的歌谣：“悔呀悔，悔不该嫁给出门郎，三年两头守空房。图什么高楼房，贪什么大厅堂，夜夜孤身睡空床。早知今日这般苦，宁愿嫁给种田郎，日同锅来夜同床。”
正是徽商的崛起，使闭塞的徽州打开了通向山外的世界，“脚踏一盆火，手捧苞芦稞，除了皇帝就是我”的生活被彻底打乱。徽商经营致富后，纷纷回乡创办书院、文会、诗社，建造祠社、楼宇、牌坊、津梁、民居，从而促进了当地文化艺术和经济的发展。如今，歙县古城仍然保存着徽商集居的斗山街，重楼叠宇，鳞次栉比，散发着浓郁的奢华富丽的气息，印证着徽商当年的辉煌。
（3）
如果要用四个字来概括徽商的商业人格，那就是：贾而好儒。
徽商的“贾而好儒”，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本身经营商业的道德准则和信条，二是反映在经商所获得的巨额利润的使用和流向上。
徽商对利润的积累和赚取，与封建官僚靠贪墨中饱私囊不同，与地主靠土地盘剥寄生不同，他们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千辛万苦、辗转流离的交换和流通过程，所以，他们更注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注重商业上的名声和信誉。从本质上说，徽人善商，并非天性，而是迫于生活，那么，只要可以满足正常的生活，何必要坑蒙拐骗、犯奸作科呢？
《安徽通志·义行传》对徽商的商业信用和道德有许多生动的记载，不妨摘抄一二：
“唐祁，歙人。其父尝贷某金，以失券告，偿之。既而他人以券来，又偿之。人传为笑。祁曰：前者实有是事，而后券则真也。”
“黄士权性慷慨，尝以重赀付友市木与闽，其人尽洗其囊，自挟赀接往济之。”
……
正是由于商业道德的保证和信用的扩大，徽商才能够把自己商业上的天才发挥得淋漓尽致。
明清时期的一些野史小说，也生动地描述了徽商的商业美德，虽然是文艺作品的描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情况。
冯梦龙《古今小说》第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徽商陈商，年24岁，到襄阳贩云米豆，两个月后运到苏州府枫桥销售，脱货后，回新安只停了三天即向襄阳进发。这是说徽商的勤奋。
《拍案惊奇》卷15载，湖北府安吉州有一农民，家道贫窘，因欠官粮银二两，监禁在狱，妻子和一未满周岁的孩子过日，别无门路可投。幸栏内蓄养一猪，算计卖与他人得价还官，可卖得之银却是伪银，无奈抱儿投水，幸被一徽商所救，助银纳官，其夫始得出狱。这是说徽商的乐善好施。
《拍案惊奇》卷2记载：“徽州府有一商人，姓程，名德瑜，表字元玉，秉性简默端重，不妄言笑，忠厚老诚，专一走川陕，做客贩货，大获利息。”这是整体的概括。
据《徽州府志》记载，徽商曾经总结营商经验，写成《生蒙训俚语十则》，将行商经验总结为勤谨、诚实、和谦、忍耐、通变、俭朴、知义礼、有主宰、重身惜命和不忘本等10条；徽商集体创作的《江湖绘图路程》也提到很多外出经商的规矩和条法，要求经商之人严格遵守之。
徽商的“好儒”，更多表现在对利润的使用上。徽商所得利润，其一是向封建政府纳税输捐，其次是投入各种维护封建礼教的活动，如修祠、建坊、举办义学等等。尤其明清两代，徽商多附庸风雅，为博取名声不惜巨资，在徽州故里建书院、兴义学，蔚然成风，徽州境内，“十里之村，不废诵读”，“以才入仕，以文垂世者”称甲江南，名儒显臣灿如繁星。徽商由经商而入仕，其后代子弟读书登科成为“理学名臣”的大有人在。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局限。由于商业资本与封建势力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徽商也缠绕在商人——地主——官僚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徽商就是这样把经营商业和致力于科举有机结合了起来：徽商赚得的财富为文化学术活动提供了条件，而致力于文化学术活动又给徽商带来宗族声望，形成“商而兼士”的情形。徽商汪道昆曾经明白说到：“新都（徽州别称）三贾一儒，要之文献国也。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驰儒而张贾。既则身享其利矣，及为子孙计，拧驰贾而张儒，一驰一张，跌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转毂相巡，岂其但厚染呼哉！”
至于徽商投入慈善事业的事情，则是有徽商必有其记载，不必细说。
如果从阶级的立场出发，我们当然可以说：徽商与地主官僚勾结在一起，维护着腐朽的封建制度。而且，徽商在与官僚的联姻上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江春，字颖长，号鹤亭，歙人。家世盐业，寓居扬州。“乾隆中每遇灾赈、河工、军需，百万之费，指顾立办。”因此深得乾隆帝的宠幸，江春在扬州有园林五处，乾隆下江南，曾两幸其康山草堂，袁枚谓其“恩遇之隆，古未有也。”看来完全不亚于王熙凤娘家人或者甄宝玉家当初的接驾。《清稗类钞》记载“高宗巡幸至扬州，时江某为盐商纲总，承办一切供应。某日，高宗幸大弘园，至一处，顾左右曰：‘此处颇似南海之琼岛春阴，惜无塔耳！’江闻之，亟以万金赂近侍，图塔状。既得图，乃鸠工匕材，一夜而成。次日，高宗又幸园，见塔巍然，大异之，以为伪也，既至，果砖石所成，询问其故，叹曰：‘盐商之财力伟哉！’”这段记载，既说明了徽商的财力之雄，也可见徽商拍马屁之功夫。
至于后期，徽商逐步走上奢侈糜华的生活，而后，随着“票盐”制度的实行、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国外资本的输入，徽商也逐步走向了衰落，只给后人留下了辉煌的背影。
（4）
徽商经营致富以后，挟巨资荣归故里，“盛馆舍以广招宾客，扩祠宇以敬宗睦族，立牌坊以传世显荣”。就这样，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古建筑、古园林和丰富的文物。如今，仅仅在歙县，保存下来的明代民居就有300多处，祠堂30多座，牌坊100多座，还有不少津梁、古寺、古塔等建筑。巍峨的宝塔、雄伟的牌坊、轩昂的祠堂、苍劲的刻石，仿佛一座庞大的历史博物馆，留下悠长的历史的折光。徜徉在古城、留恋于村落，往往让人不由自主地发思古之幽情。
歙县古城内，至今还保留着瓮城、城门、谯楼、古街、古巷，这些古迹，无不深深刻着徽商的印记。在徽州广大的乡村，则处处呈现出“小桥流水人家”的意韵，秀丽的湖光山色，点缀着弯弯的山道，碧绿的竹林篱荫，掩映着幢幢青瓦白墙，显得格外地清新古朴，让人油然而生“不辞长做徽州人”的感叹。
许国石坊，矗立于古城中心，跨街而立，这座建于明万历年间的石坊俗称“八脚牌楼”，目前在国内极为罕见，它通体采用青石建造，巍峨壮观，古朴典雅。徜徉在高达10多米的石坊下，抬头仰望：双双彩凤珍禽翱翔于雕梁之间，只只飞龙走兽扬威于画壁之中，对对倚柱石狮虎踞于石础之上，玲珑剔透，栩栩如生，不由得惊叹于古人的精湛技艺。许国于明代万历年间，官至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成为仅次于首辅的次辅。在明史上，许国算不上大名鼎鼎的名相，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石坊，就足以让许国名垂千古了！
中国封建社会向有“伴君如伴虎”的说法，帝王的喜怒无常、朝臣的明争暗斗，明代的内阁大学士之流很难善始善终，有的被软禁廷杖，有的被斩首弃市，有的死后仍被抄家追究，鲜有幸免之辈，许国这个并没有多少名气的次辅能以荣归故里善终，并以一座石坊而扬名后世，实在是一个奇迹。我想，正是徽州山水造就了独特的“官僚人格”，徽商式的智慧使人能够做到激流勇退，安度晚年： “结屋云隈深复深，幽怀常对薜萝阴；江清石漱堪垂钓，月满山溪独抱琴；湖海有情还纵饮，乾坤何处不高吟；天涯甚日重相见，醉倚春风话此心。”是何等的超脱啊。
史学界曾经有个形象的比喻：牌坊是历史的“化石”。自唐宋以来，歙县建有400多座牌坊，经历千百年风雨剥蚀，迄今仍完整保留着104座牌坊，使歙县成为“牌坊大观园”，当地人和外来游客都说：“到歙县不看牌坊，等于枉来一遭。”
棠樾牌坊群是最著名的牌坊景区。自南宋以降，棠樾村为鲍氏聚族而居的地方，数百年来，历经程朱理学的熏陶和徽商经济的刺激，村中科举入仕、经商致富的达官巨贾代不乏人，封建人文空前鼎盛，经济实力雄厚，为宣传封建礼教，也为了造福乡梓、光宗耀族，族人营建了众多的宗法建筑、公益建筑和纪念性建筑，棠樾牌坊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造起来的。站在村头，可以看到7个牌坊一字排开，高大巍峨，气势不凡，每座牌坊，都有着曲折的历史传奇，限于篇幅，也不能一一介绍了。总之，透过棠樾牌坊群，几乎可以看到整个封建伦理道德的概貌，可谓“忠孝节义”俱全，所以，乾隆皇帝才题诗赞美棠樾：“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村。”
在棠樾牌坊群西首，建有三座祠堂：敦本堂、清懿堂、世孝祠。敦本堂俗称男祠；清懿堂俗称女祠，是棠樾鲍氏专门供奉女性祖先的祠堂，这在全国是极为罕见的；而世孝祠是鲍氏专门供奉孝子牌位的祠堂，在国内也属罕见。一座女祠，仿佛一卷封建礼教下劳动妇女的悲壮画卷：养老恤孤、催乳哺弟、尼庵守节、自缢殉葬……一个个故事浸透着女性的灵与肉、血和泪，在三从四德的约束下，许多妇女成为封建宗法制度的牺牲品，女祠和贞节牌坊一样，成为古徽州妇女的一曲曲挽歌。
（5）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人必须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徽州古民居正是这种诗意栖居的体现。
歙县斗山街是一条古街巷，长约500米，蜿蜒曲折，一色的青石板路面，两边是用各色鹅卵石镶嵌成的梅花、如意等图案，雅致诱人。街头巷尾，常常有顽童嬉戏，天真地唱着动听的童谣：“青石板，石板青，青石板上出黄金；天上星，地下金，一路石板数不清。”如果你恰好路过，又恰好听到这稚嫩的童谣，不由你不觉得这是一幅情趣横生的民俗风情画。
漫步斗山街头，满眼是重楼叠宇的古代民居：有达官贵人的府邸，有巨富徽商的高楼，也有平民百姓的私居，一例是典型的徽派风格：巍然兀立，气势恢弘，徽式门罩上装饰着砖雕石雕，有山水人物、有飞禽走兽、有神话故事、有锦文图案，无不精致细腻，栩栩如生。一些大户人家的门口分立着一对打磨得十分讲究的“上马石”，衬托着高大的门楼和高低错落的风火墙，平添了几分层次美。这里的古民居有一个特色：除了大门之外几乎是全封闭的，墙高但不开窗，屋内配以天井。由于徽州男人长年在外经商，家中只剩下老弱妇孺，建房时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所以采取高墙、无窗的结构。天井用来通风采光，流水檐都是向天井内倾斜，遇到下雨，水就往天井内流，俗称“四水归明堂，肥水不外流”，十分切合徽商“财不外流”的心态。
徽州民居，四周均用高墙围起，谓之“风火墙”，也有人叫做“封火墙”，远远望去，象是一座古城堡。这种高墙深宅，进门为前庭，中设天井，后设厅堂；厅堂后用中门隔开，设一堂二卧室，堂室后又是一道风火墙，靠墙设天井，两旁建厢房，这是第一进。第二进的结构为一脊分两堂，前后两天井，中有隔窗，有卧室四间，堂室两个。第三进、第四进或往后的更多进，结构大都如此，徽州庞大的民居往往是“三十六个天井，七十二个槛窗，一百多个门庭”，这种建筑格局在国内是很罕见的。
徽州民居的屋檐和门窗之间，常常有一个小屋檐，叫作“短檐”。相传宋太祖巡幸徽州，在山中遇雨，避雨于山民的屋檐下，因屋檐短小，被淋得浑身湿透。后来山民发现当朝天子竟在自家屋檐下避雨，连忙跪下请罪，太祖问屋檐为何如此短小，山民答曰是祖上沿袭下来的，一向如此。太祖说，祖上的旧制虽然不好更改，但可以在屋檐下再造一个屋檐，以利行人避雨。山民遵旨办理，邻里纷纷效仿，渐渐徽州民居都修上了上下两层屋檐。
斗山街上的民居以杨、许、汪、潘四家最为典型。杨家世代为官，杨宁曾为明代礼部及刑部尚书，与杨宜同为明代功臣，邑人在斗山街建“双凤坊”以彰显其名，后代杨光先学识渊博，曾与汤若望一起推行公历法，遭奸佞陷害而流放边疆，后官复原职，出任钦天监正。杨宅占地700多平方米，三层楼房，气势宏大，结构严谨。许家厅属私塾建筑，正厅遍施彩绘，满壁生辉，楼上为读书处，院中植有桂花树，环境幽雅。汪中怡宅五开间，有精制的隔屏、窗栏。潘婉香宅的主人为徽商，深信“忍为上和为贵”之理，在厅堂木雕上刻有《百忍图》的故事，讲的是唐高祖听张公艺说治家之道，张连写一百个“忍”字的故事，木雕上几十个任务音容相貌宛在身旁，令人叫绝。
如今，歙县各地的村庄里，明清民居星罗棋布，著名的如西溪南村的老屋阁，旁有清池做伴，后有花圃为邻，古老而别致的绿绕亭矗立池畔，坐在池旁的飞来椅上 ，近观繁茂厂圃，远眺绿茵田畴，不觉心旷神怡，才子祝枝山曾吟到：“庞公宅畔莆田多，畎亩春深水气和；五两细风摇翠练，一犁甘雨展青萝；鱼鳞强伏轻围径，燕尾逶迤不作波；最喜经锄多骨获，丰年定愧伐檀歌。”
其他如呈坎、郑村、雄村等地的民居，建筑结构和艺术风格大体相同，体现了徽州民居的一系列特色。
檀干园位于唐模村。相传，清初唐模许氏有一个开了36片当铺的富翁，因其母向往杭州西湖，却体衰无法成行，这位孝子便不惜巨资在村边挖塘垒坝，模拟西湖景致，修筑楼台水榭，湖堤遍植檀花和紫荆，供母娱老。园内有白堤、蜈蚣桥、玉带桥、三潭印月、镜亭等胜景，故有“小西湖”之美称。清末，唐模出了一个翰林诗人许承尧，曾参与戊戌变法，后辞职归里专务编写志书，他曾经为檀干园作了一副楹联：“春桃露春浓，荷云夏净，桂风秋馥，梅雪冬妍，地僻历俱忘，四序且凭花事告；看紫霞西耸，飞布东横，天马南驰，灵金北倚，山深人不觉，全村同在画中居。”何等优美的享受。
如今，游览唐模，徜徉在平展展的石板路上，环顾四周，仿佛走进山水画卷，清净而满目生机，悠悠然享受着自我、社会、自然交相融合的趣味，让人流连忘返。有道是：系马唐模温旧梦，古村无处不飘香。
（6）
神奇古老的徽州大地，孕育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2001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视察黄山，用五个英语字母CBMEA对徽州文化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归纳：C（culture）代表文化，B（business）代表徽商、贸易，M（medicine）代表医学，E（education）代表教育，A（architecture）代表建筑。他说：如此灿烂和博大精深的文化，一定要世世代代传下去，让它永远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徽州文化内涵丰富。徽州人在文化领域里多方建树，创造了许多流派，几乎涉及当时文化的各个领域，并且都以自己的特色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使徽州向有“商成帮，学成派”的美称。就徽州文化的内容来说，它不仅包括了独具特色的徽州商帮、徽州宗族、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朴学、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州戏曲、徽州教育、徽州刻书、徽州科技、徽派建筑、徽州三雕、徽州村落等，而且还包括极有地域色彩的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州民间工艺和全国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等。更为难得的是，历代以来，徽州大地才人辈出，文化名人灿若星辰。明清两代，仅徽州本土就出了168位进士、17位状元，“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同胞翰林”、“四世一品”、“父子丞相”等佳话频传。《中国人名大辞典》共收集清以前历代名人4万人，其中徽州名人就有800余人。理学家朱熹、新安医学创始人之一汪机、珠算大师程大位、新安画派创始人渐江、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理财家王茂荫、哲学家戴震、近代著名画家黄宾虹、人民教育家陶行知、革命音乐家张曙、著名学者胡适等等都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徽商是徽州文化的原动力和催化剂。贾而好儒的徽商十分注重文化知识的积累和投入，他们虽投身茫茫商海，内心深处却坚信“天下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在徽州，有一句土得不能再土的谣谚说“三代不读书，好比一窝猪”。“胸中小五岳，足底大九州”的徽商，以宽广的胸怀接纳和融合各地区的先进文化，推动了徽州文风的兴盛，使读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赢得了“东南邹鲁”、“文献之邦”的美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茅屋书声朗”，因而“人才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矣！”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山西商帮与徽州商帮在明代本是势力相当的两大商帮，但到明代后期，山西商帮每况愈下，徽商却迅猛发展。原因何在？其中最为重要一条便是：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重利甚重名，俊秀子弟多从贾，中材以下者才读书应试，结果，从贾者缺乏文化知识，商业经营大受影响，读书者才智平庸，难中科举。而贾儒结合、练达明敏的徽商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之后，慷慨捐赠兴办书堂书院，置办义学义田，延师课童，培养人才。徽商鲍柏庭有句话，表达了徽商既富之后望子成龙的共识：“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由此可见，徽商雄踞中国商界长达三四百年之久，自有它的文化底蕴。
新安理学是徽州文化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理学于宋代形成、明代即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徽州人对理学崇尚有加，并形成新安理学一派。理学不仅在徽州得到广泛传播，还渗透到徽州人日常生活之中，辐射到徽州文化的各个层面：徽州的妇女在理学思想的禁锢下盲目地遵守贞节观念，徽州的土地上树起了一座座贞节牌坊；徽州的读书人受理学熏陶，入仕后忠直廉洁；徽州的宗族组织稳固长久，扶贫济困、兴文重教、勤俭持家、以众帮众，成为徽州宗族文化以及乡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鲜明性格，为儒家伦理思想的弘扬和勤俭持家风气的维系，输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凡事皆依《文公家礼》，凡书皆读朱子所注，是徽州文化中一个奇特现象。吴氏宗族在其《家典》中，就明确地要求全体宗族成员：“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孙也。”应该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理学为徽州文化增添了勃勃的生机与活力。
明清之际，随着徽商的崛起，徽州教育极为兴盛，书院私塾遍布城乡。据史书记载：“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史书之藏”。因此世人称赞徽州是“人文辈出，鼎盛辐臻，理学经儒，在野不乏”。始于隋唐的科举取士制度，使读书入仕成为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儒风独茂”的徽州当然更不例外，特别是在朱熹的学说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以后，徽州更是抢得天时地利。位于歙县雄村的竹山书院是清代乾隆年间户部尚书曹文埴的先祖曹翰屏建，在明清两朝，仅曹姓一家，就从这里走出了54名举人，其中进士30名，可谓举世无双。黟县宏村南湖之畔，有一座南湖书院，书院大厅巍峨壮观，梁同书手书的“以文家塾”匾额高悬梁柱，两侧楹联曰：“南峦环幽境，书声琅时云涌霞飞腾气势；湖波映秀色，桃源深处水流花放丽文章”，曾任民国国务总理的汪大燮就启蒙于此，书院现为南湖小学，至今仍书声琅琅。
徽州文化史，就是一部中华文化史的袖珍本。现存的徽州文化足以看到中华文化的特色、风姿和辉煌，看到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和力量。1927年，陶行知先生提出“徽州人的新使命”，呼吁把徽州建设成“东方的瑞士”，古老的徽州文化，也必将重新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7）
程朱理学自诞生以来，便在徽州大地上落地生根，成为统治徽州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取向。
作为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籍贯归属一直难以定论，至今仍在安徽、福建和江西三省之间争来抢去。但争论掩埋不了这位国际性大思想家的光辉地位。
歙县县城至今仍保留着紫阳书院的遗址，近2000平方米的建筑物基本保留着原先的格局。在朱子殿内，康熙御书的“学达信天”、乾隆帝御书的“百世经师”匾额以及“古紫阳书院规条”依然保存完好。朱熹原籍徽州，曾以徽州府紫阳山名命名书堂，以示不忘故里，故后人以紫阳称朱子，以紫阳之学称朱子之学，朱熹本人在著述中亦自称“新安朱熹”、“紫阳朱熹”。
朱熹少年得志，但由于思想观念与当权者相逆，仕途上颇为坎坷。他反对议和，说：“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他大倡正心、诚意、齐家、治国等，为当时腐败没落的朝风而排斥，并被视为迂腐古板。尤其到了晚年，朱熹个人致仕无望，国家也日趋崩溃，他既感寂寞，发出“著书俟来哲，补过希前修”的喟叹，转而超然物外，寄情山水。1193年，朱熹在福建建阳的考亭筑室课徒，四方人士纷纷慕名而来，由此创立了理学历史上影响深远的考亭学派。朱熹融道家和禅学思想入儒学之中，继程颢、程颐之后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格物致知”、“知行为一”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范畴；倡导“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名教观念，以“天理”为本，创建了严密的“自抑性”思想体系。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都借程朱理学来巩固礼教，因礼教而提倡理学，因而理学的地位被越抬越高，朱熹学派成了官方儒学之后，影响达700年之久，明清两朝考科举，均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必读书和考题。甚至日本也将朱子学说作为天皇思想，以之统治了整整200年；韩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李退溪，也是朱熹的忠实信徒。
理学在古徽州影响极深。朱熹作为一个创造性的思想家，特别注意通过教育手段传输自己的一套观念，他主讲于庐山白鹿洞书院，撰《白鹿洞书院揭示》，对书院的宗旨、课程、修身、处事、接物之要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朱熹曾三次回徽州省亲和扫墓并讲学，徽州学人士子对程朱理学信奉不移，紫阳书院成为传播程朱理学的圣坛，“凡六经传注，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清代曹振镛曾自豪地宣称：“自宋、元、明迄今数百年，江以南士私淑文公，能于学校自表自见者，必推我新安”，因而，歙县也就成了“理学之都”。
事物总有其两面性，当理学成为根深蒂固的统治思想时，它对人性的摧残也愈演愈烈。尤其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对徽州妇女影响尤深，成为戕害妇女的软刀子。民国《歙县志》16本，其中《烈女传》就占4本，徽人赵吉士指出：“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在理学的压抑和摧残下，众多鲜活的女性成了“殉道者”！
徽州流传下来很多“哭歌”。徽州女人的歌哭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只需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够戏剧化地将特有的悲怆气氛弥漫开来。徽州历史上文风鼎盛，一般人家的女孩，在未出嫁时，总有机会跟着私塾先生读上几年书。出嫁后，丈夫外出经商，按时给家里捎来生活费，使她们吃穿不愁，只需料理家务、恪守妇道就行了。较好的文学修养丰富了徽州女人的精神世界，长年独守空房的痛苦和哀怨使她们将歌哭当作了发泄和宣泄内心苦痛的途径，这种歌哭既有委婉的韵律节奏，又有鲜明丰富的词句，压抑不了的情绪在这歌哭中暂时得到了一定的缓解。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讲述一个年轻的徽州女人，嫁给徽商一个月后，丈夫即在外身亡，居于深宅大院的寡妇为了摆脱精神和生理上的折磨，每当夜晚来临，便解开一串铜钱，撒在地上，然后吹灭油灯，趴在地上将铜钱一枚枚摸起来再穿好，等到全部摸完后，累得腰酸腿软，天也要亮了，于是爬上床疲倦的睡去。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铜钱两面的字也都被她摸平了，人也在不到30岁时就死去了。在高大的徽商院落里，在轩昂的牌坊群里，有多少女性在默默牺牲，绝望的心底甚至不敢有一点微弱的挣扎。有一位生长于徽州的作家曾经写到：“直到今天，每当血色黄昏，暮云暗合之时，我走进那高墙深巷之中，隐隐约约还能听到，在那深巷尽头，有女人的歌哭之声，那歌哭悲悲切切，让人感到透心的凄凉……”
（8）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如果你在不经意间看到这首诗，也许会轻轻地摇头：这是哪个幼稚的中学生写的顺口溜？你甚至坚决地认为：这样一首小诗，无论投到哪个刊物，编辑先生都会很快地扔进废纸篓。
你绝对无法想象，就是这么一首小诗，在中国文学史，乃至在中国思想史上，曾经起到振聋发聩、开天辟地的作用！
这首诗发表于1917年2月的《新青年》上，是文学革命后发表的第一首白话诗，作者胡适。
作为“两脚跨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一代大师，胡适，理所当然构成徽州文化的一部分。
绩溪上庄是典型的徽州古村落，也是胡适先生的故乡。象徽州文化的神秘那样，上庄村仿佛是一座迷宫，外来的游客，如果没有当地人的引领，要找到胡适故居，确实是不容易的。胡适故居藏在一条深巷里，前后两间，与左右村屋无异，少年胡适就一直在这里成长到14岁才离开，读私塾、翻古书、看乡戏，接受着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的熏陶，在静静的老屋里读着自己人生的第一步。当然，先生那时候还不叫胡适，母亲和伙伴都称他“糜儿”。糜儿在上庄，从小就是一个读书人，全村人都知道他长大是要做学问的，是从来不玩的，据说，有一次他和一群伙伴掷铜钱玩，一位农民见了非常吃惊，说：“糜先生，你也玩这个呀？”胡适听了，羞得满脸通红，赶紧跑回家读书去了。
在胡适故居，仍然保留着胡适结婚时的新房。那张宽大的雕花木床，描龙绣凤，当年那个梳着小辫的胡适在这张床上憩息了多少个日日夜夜？那把老式的花梨木椅，曾经伴着他度过了多少苦读诗书的时光？在故居的堂屋里，挂着一幅胡适的水墨画像，画像上是美学家郭因的题词：“一代英才迷误堪哀，风清日朗魂兮归来！”
就是这样的一间小屋，作为一个起点，让胡适到上海，走到美国，成为名贯中西的大学者。
有必要对胡适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回顾。胡适出生于徽州一个徽商家庭，祖上一直是靠小商起家，到他父亲时，才读书进学并做了官，他从5岁起在家乡读私塾，达9年之久，后来随二哥到上海，进入新式学堂，开始接受西方文化，1910年赴美留学，先学农科，后转文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丛杜威，专攻哲学。那一年，胡适的安徽老乡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当时，上海亚东图书馆的主人汪孟邹也是胡适的徽州老乡，于是将《新青年》寄给胡适，并受陈独秀之托向胡适约稿。从此，陈独秀、胡适，这一对安徽老乡，携手举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在《新青年》上，胡适首先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这篇文章是十分温和的，是作为“假设的前提”提出来的；陈独秀继之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把胡适的 “改良”提高到“革命”，“刍议”改为“定论”，大声疾呼：“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声援……”这两篇文章在思想界掀起轩然大波，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
1917年5月，胡适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进行答辩，由于他的导师对汉语并不精通，未能圆满通过，博士学位暂时搁置。此时，他目睹国内由他“首举义旗”的文学革命已成汹涌澎湃之潮流，遂束装归国，行前，他建议留美同学将《荷马诗》中“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一句书作“吾辈留学生的先锋旗”，反映出他渴望做一番事业的激情。
这里有一段有趣的插曲。1917年，当蔡元培力邀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时，曾引起极大的震动，不少学究认为陈独秀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当教员尚不够格，更不用说长文科了。陈独秀自己也诚恳地对蔡元培说：“我从来没有在大学里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当时，陈独秀胸有成竹，如果自己一旦不能胜任，则立即请胡适回国接充其位。可见陈独秀对胡适这个小老乡还是十分推崇的。
1917年到1920年，在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周树人、周作人、刘半农等人的结合下，成为北大一股“新派人物”的力量，其中又以胡适最为年轻，但却在其中占据特殊的地位。胡适在“五四”时期的贡献，主要的不是象陈独秀那样的破坏中国传统旧文化，而是体现在对西方新思想的介绍，以及对中国国故的整理。胡适解决问题的方法，主要师从赫胥黎和杜威，他说：“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因此，胡适终身都在“存疑主义”和“实验主义”中打转。
“五四”以后，《新青年》的新派人物中，有一部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胡适仍坚持实验主义的哲学观点，陈独秀曾提出“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为一条战线”，李大钊也满心想争取胡适站到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来。但胡适说：“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而“辩证法的哲学本来也是生物学发达以前的一种进化理论……是十足的达尔文以前的思想，比那顽固的海格尔更顽固。”他认为“再造中国文明的途径全靠研究一个个具体问题”，称谈注意的人为“目的热而方法盲”“把主义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哲学观点的差异，反映在选择政治道路道路之上，胡适与陈独秀等人终于分道扬镳。
到了晚年，胡适的思想似乎更加停滞不前，考证〈虚云和尚年谱〉，研究〈水经注〉，其本身的价值遭到怀疑。但是，正如梁实秋所说：“一个人在一生中有限的岁月里，能做的事究竟不多。真富有创造性或革命性的大事，除了领导者本身才学经验以外，还有时代环境的影响，交相激荡，乃能触机而发，震烁古今。少数人登高一呼，多数人闻风景从。胡先生领导白话文运动，倡导思想自由，宏扬人权思想，均应作如是观。所以我们对于一个曾居于领导地位的人不可期望过奢。”
胡适一生最爱写的对联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可惜，不少人，包括建国后对胡适的批判，都注意了上联，而忽视了下联。1962年，胡适因心脏病猝发在台北逝世，蒋介石挽曰：“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固然有过于拔高之嫌，但总体上还是恰如其分的。其中有一个挽联颇有意义， “名既大，谤亦随焉，学术之争，犹有待春秋定论；健则行，倦则睡耳，哲人遽萎，究难消一代沉哀！”可谓公允而洒脱。
斯人已去，在徽州的古村落里，只有先生的故居仍然默默无闻地诉说着以前的故事。今天，我们从胡适这位徽州水乡走出的一代大师的身上，应该吸引什么样的滋养呢？我想，这并不是一个简单或无聊的话题。
（9）
与胡适一样被称为“万世师表”，并且得到公认的徽州人，还有一个陶行知。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出生在钟灵毓秀的歙县西乡黄潭源村。幼时，他天资聪颖，1914年以第一名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并赴美留学，1917年回国，1922年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后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行平民教育，1927年创办南京晓庄师范学校，1930年遭通缉，被迫避难于日本，次年返国居沪，1936年当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1938年底在桂林任生活教育总社理事长，1939年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1946年创办社会大学。抗战胜利后返上海投入民主运动，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
陶先生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遗产的精华，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努力促进平民教育，创立了生活教育理念，确立了“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教育思想。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和“甘为骆驼”的赤子之心，为中国的教育和民族解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古老的徽州留下又一座不朽的丰碑。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包括“教人创造富的社会”、崇尚“创造教育”、提倡“生活教育”、实践“平民教育”、“普及教育”等，是奋发进取、开拓创造的教育学说与人生哲学，是反对僵化、走向开放、富于变化的教育思想。他所提出的“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和马牛羊鸡犬冢做朋友，对稻梁寂麦黍稷下功夫”的口号，至今仍然给我们的教育事业以深刻的启迪。
陶行知纪念馆位于歙县城内小北街。1984年由崇一学堂旧址改建，陶行知少年时曾在此读书。崇一学堂房屋建于清光绪年间，坐东朝西，三间两进，中有天井。原为住宅，1905年歙县耶酥教会在此创办崇一中学堂，简称“崇一学堂”，占地约500平方米，前进为教学区，后进为生活区。扩建成陶行知纪念馆后，大门为东向，用青灰色水磨砖砌，青石门额镌刻胡耀邦手书“陶行知纪念馆”六个填金大字。门厅正中设陶行知胸像。后进为展厅，陈列陶行知的生平事迹、历史照片、手迹、图表、实物等，宋庆龄题词“万世师表”匾额挂在主厅内。在宿舍北室，陈设着三张单人床，东侧床边写有“陶文睿床位”五个字，墙上留有陶行知当年题写的座右铭：“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
陶行知公园则位于县城西段城墙外，占地2460平方米，以古城墙为背景，立陶先生的铜像为台基之上。铜像高3.1米，重1.3吨，底座为大理石基，2米高，上书“陶行知1891－1946”一行字，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孙起孟手笔。陶先生身穿长袍，戴眼镜，左手握拳，侧身举目远眺。铜像左侧有一座具有徽派装饰风格的碑碣，上刻宋庆龄先生手书的“万世师表”四个大字；右侧耸立着一块末经雕琢的大青石，重约15吨，正面写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背面题写“爱满天下”几个大字，为陶行知手迹。整个公园建于1991年，园名为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所书，公园右侧建有象征陶先生“教学做合一”教育思想的三圆亭。圆亭周围花圃遍植碧桃、紫叶李，蕴含桃李满天下的含义。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寄托着故乡人民对陶先生的怀念之情。
1908年，陶行知17岁的时候离开徽州，那天，父亲搀扶着外祖父把陶行知送到万安附近的水篮桥边，目送陶行知搭上木帆船沿新安江顺流而下。从此之后，陶行知再也没有能够回到过徽州。当他40岁之际，回忆初别亲人、走上坎坷人生路的心情，仍然“思之催泪如雨”，为此，他写下了一首充满离愁别绪的《献诗》：
古城岩下，水篮桥边，
三竿白口，一个怀着无穷希望的伤心人，
眼里放出悲壮的光芒，
向船尾直射在他的儿子面上。
望到了山、水、天合成一张大嘴，
隐隐约约的把那个帆影儿都吞没了，
才慢慢地转回家去。
我要问芳草上的露水，
何处能寻得当年的泪珠？
从偏僻的徽州走出，陶行知走到了广阔的天地。虽然再也没能返回徽州，但那颗思乡的心又何尝曾经停止？他在《徽州人的使命》一文中，寄希望于故乡的人民，“我们徽州，山水灵秀，气候温和，人民向来安居乐业，真可谓世外桃源。察看他的背景，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和他相似，这个地方就是瑞士”，先生呼吁徽州人做“有智慧，有实力，有责任心的国民”，把徽州建成中国“一块优美的领土”。“我以致诚之意敬告我们敬爱的父老兄弟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辜负新安大好山水，我们要把我们一个个的小生命捧出来，造成徽州的伟大的新生命”。
历史往往制造出许多的“巧合”。陶行知和胡适同为徽州人，同时出生于1891年，两人又都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同受业于实用主义教育家、哲学家杜威。然而，两人的哲学观点却大相径庭，常常引起争论。一次，胡适乘飞机去两广，从空中看到地上的青山绿水，欣然写下《桂游小传》：“看尽柳州山，看尽柳州水；天上不须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学神仙，要受千日戒；看我不修不炼，也凌云无碍。”陶行知读了此诗，愤然指出这是“害了贫血症的文艺”，脱离社会不平等的现实，有害无益，应该“把一些活的血输进去”，为此，先生仿照胡诗的形式，写了一首题为《另一种看法》的诗：“流尽工农汗，还流泪不息；天上不须半日，地上千万滴。辛辛苦苦造飞机，无法上天嬉；让你看山看水，这事太稀奇。”当时一位小朋友建议把最后一句改为“还要吹牛皮”，陶行知认为改的好，就照办了。还有一次，陶行知在美国的一个集会上演讲，提到“一二八”凇沪会战中，一个叫胡阿毛的卡车司机被日军强迫运输一车军火，他毅然将卡车开进黄浦江，与军火和押送日军同归于尽。这时，陶行知当场做诗一首，其中有“恭喜胡家出好汉，不是胡适是阿毛！”辛辣的嘲笑博得满堂的笑声和掌声。
无论陶胡二人如何地观念相左，徽州，以母亲的博大胸怀，兼容并包地接受了自己的两个“儿子”……
（10）
寻梦徽州，无论如何难以回避的还有黄山。
徐霞客，我国著名旅行家、地理学家和散文家。他一生游历，“宇内诸名山及外国山川无不周览”，他先后两次游黄山，留下的评论是：“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后人把他的话演绎为“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从此，黄山成为“天下第一山”。
关于黄山的介绍，可谓汗牛充栋，随手可得，自然用不着我详细地去介绍那些“奇松、怪石、云海、温泉”。中国有句俗话，叫“看景不如听景”，但多次游览黄山，给我的感觉却是“听景不如看景”，无论你随时随处，都可以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黄山，移步换景在这里成为最让人赏心悦目的事情。
黄山的秀丽熏陶造就了一代代大师，新安画派（又称黄山派）就是这美妙山水造就的艺术奇葩。
在现在的歙县城西，练江之滨，屹立着一坐郁郁苍苍的西干山。那里青山叠翠，练江潺流，亭台玉立，寺塔高耸，被称为“歙城第一风景”。西干山林木茂盛，山清水秀，犹如一幅天然画屏。宋代建造的长庆寺塔依山傍水而筑，掠影于练江之中，犹如梳妆的佳丽。从五明寺拾级而上，钻进青松林里，顿觉渐入佳境。登临数十级台阶，可以看到一座古墓掩映在梅林之中，这就是新安画派四大家之一的渐江和尚墓。继续沿石阶前进，又可见继渐江200余年后近代新安画派的著名画家汪采白墓。这些一生喜欢作山水画的大师，最终都如愿以偿地安眠在如画的山水之中了。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阶级和民族矛盾尖锐。明亡以后，许多汉族文人为坚持民族气节，入清不仕，纷纷隐居山林，潜心于诗文书画，取得辉煌成绩。尤其是各地绘画兴起，名家辈出，各树一帜，形成许多流派。徽州经济文化发达，安徽的许多画家都产生在徽州或皖南一带。清初山水画家渐江、查士标、汪之端、孙逸都是徽州人，被后人称为“海阳四家”，成为新安画派的代表画家。
渐江是新安画派的最杰出代表，对后世的新安画派也影响最深。渐江为歙县人，明末诸生，崇祯甲申之变，清兵占领北京，渐江携其师入闽，意予参与抗清活动，但东南各省旋即沦陷，遂隐居武夷，削发为僧，后回歙县，居于五明寺，常往来于黄山、白岳之间，又游历南京、杭州、芜湖等地。渐江早年曾受董其昌、孙无修、萧云从绘画的影响，后从元四家入手并专攻倪云林，因其长期深入黄山，搜尽松石岩壑之奇，对山中云海落霞、四季气象深有体会，因而其写新安景色，立意构图新颖、笔墨技法高度提炼，独辟蹊径，自成风格，开新安画派画风之先河。渐江“敢言天地是吾师”的绘画宣言，不同于清初画坛正统派“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的泥古，从而开创了中国山水画中写生画派，给当时沉闷的画坛送去一股清新的气息。当时新安画家中，学渐江的人很多，以江注、祝昌、姚宋、吴定等人最为突出。1663年，渐江卒于五明寺，葬于寺后山坡，因其曾自号“梅花古衲”，后人在其墓周广植梅树，称为“梅花古衲墓”。如今，仍然有众多的海内外书画家和游人前来瞻仰凭吊。
汪采白比渐江晚出生约280年，也是歙县人，早年受过近代美术教育，又师承古典美术传统，所以他的山水画虽用传统笔法，但清爽隽秀，用色鲜明净洁，别具一格，甚得时人及后人的喜爱。汪采白生前自号洗桐居士，死后葬于西干山，靠山碑上刻着“洗桐居士汪采白之墓”，墓门碑上则刻着“山高水长”四个大字。
新安画派多以山水画为特长，以“用笔简老、意境幽淡”为特点，这是与他们同样生活在徽州这个地区是分不开的。新安画派艺术风格的形成，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深。中国画家讲究行万里路，往往涉历名山大川，因对山川感觉不同而形成独特的画风。徽州境内纵横的山岭，特别是黄山、白岳等风景名山，提供了无数奇景，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他们有的“日日对山痴坐”，有的“岁岁与白云青石为友”，细心体味着自然的无穷意蕴。尽管徽州地处偏僻，山水阻隔，交通不便。由于徽商遍布全国各地，加之强大经济后援，给新安画家遍访名山大川、游历交流、扩大眼界提供了条件，使新安画家和全国各地画家之间的艺术交流成为可能。
从技法上说，新安画派也深受自然景观的影响，多石疏树的黄山山峰促使他们采用以线条为主的画法而描绘多角的山形，这在渐江的画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当然，徽州版画艺术也为画家提供了营养，绘画作品中那刚劲、硬朗、瘦削却极富韵致的线条很可能受版画刀刻线条的影响。在谈论新安画派风格的时候，也不应忘记历史背景。新安画派的奠基者渐江及其他主要人物都受佛道思想影响，又生当明清易代之际，在亡国之痛的打击下，他们往往追求遁迹山林的生活，喜欢运用恬淡幽静的笔墨描绘没有人烟的山水，以表达不随流俗的情怀，同时，他们内心的沉郁抗争和对不灭的文化传统的执著也不自觉地流诸笔端，又使作品在幽静中沉潜着一股向上的力量。
将黄山收入画中，渐江为第一人。梅清与石涛加入表现黄山的画家行列，突破了地域局限，使新安画派得以延展与扩大，从而形成人们指称的“黄山画派”。渐江、梅清、石涛被称为黄山画派三巨子，是他们创造了黄山画派的辉煌历史。石涛说“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正是黄山，激活了石涛的灵感和才情，解放了石涛的创作个性，让他如醉如痴、物我两忘，突破成法，进入自由表现的境界。“漫将一砚梨花雨，泼湿黄山几段云”，他的满腔豪情，终于神遇而迹化，形成了“当随时代”的淋漓的笔墨艺术。
晚于渐江，而在梅清、石涛之前进入黄山并痴迷黄山的画僧雪庄，也为黄山画派的辉煌写下了浓重的墨彩。雪庄又号黄山野人。约于1662年至1669年进入黄山，啜雪饮泉，以野菜果腹。如孤鸿野鹤，伴黄山而终老。雪庄描绘黄山及奇花数百幅，时人评其画曰“其性情与山水为一，故其笔墨与天工俱化”。
黄山，以其之秀美；徽州，以其之博大，孕育了一代代伟大的文化和艺术巨匠，为后人留下了悠久而辉煌的文化成果和辉煌梦想。

[晓鸣]

文章得山水之灵气，承继众贤人之余风。

[[自己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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