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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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枫叶林, 余秋雨能滋润地活着是不是某种报应？
我的文盲母亲生前经常教诲我：人生在世莫造恶，老天有眼显神灵；近报就在眼面前，远报留祸殃子孙。老实说，每次，我都被母亲说得头像鸡啄米似表示认同。
毋庸讳言，就我所接触的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大都相信冥冥之中的因果报应是一种经常可以应验的司空见惯现象。比如，一个作恶多端的人，一个为富不仁的人，假设他的儿子或孙子死于车祸或战祸，或者他本人在旅行途中遭到别人谋财害命，相信许多人都会脱口而出：这就叫报应！
在我看来，被历代中国人加以改造过的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之所以有着庞大的信徒队伍，其中，六道轮回的因果报应观念广为人知，恐怕功不可没。据说，中国的许多贪官、许多歹徒、许多为富不仁的家伙，都对寺庙里的菩萨情有独钟，他们只要一脚跨进大雄宝殿，就会噗通一声跪在蒲墩上低头念念有词，对泥菩萨或木观音许下的大愿，基本上都是想打破因果报应在自己身上的应验。
事实上，中国人对因果报应的敏感，从某种程度上说简直严重到了病态的地步。比如，前不久，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有个过气的电影明星莎朗-斯通，其实是发表了一通质疑因果报应观念的语无伦次的说辞，却被中国大陆众多的呆子们曲解成了“汶川地震是老天对中国人的报应”。结果搞得神州群情激昂，齐声讨伐，最后，以莎朗-斯通既破财又丢脸，不得不承认自己很傻而收场。这，其实倒真可以说是一种现时的因果报应：中国人大多只要一听到报应二字，几乎第一反应就会想到，自己祖辈造的恶，莫非要自己来还债？
假如有谁要我用最简单的说辞来说说汶川地震，我第一个要排除的说辞，就是“报应”二字。那是因为，汶川地震中死去的兄弟姐妹和花季儿童，都是些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造恶的人。假设老天爷真的存在，也知道善恶，非要对中国的恶人们用某种报应来警示，我想，只要老天爷没有发疯，是绝对不会瞎了眼在汶川下毒手的。
自然，如果有人能够证明汶川地震确实是老天爷所为，我则会说，那也绝对不是老天爷对伟大中华民族的报应，而一定是某种程度上的深情眷顾：那是老天爷为了让当代中国人知道其体制的弊端、其文化的脓疮究竟在哪里，而把那些豆腐渣学校及埋葬其中的花季学子，作为铁证、作为祭品，以不堪入目的惨状呈现在世人面前！以此来警醒这个3000年来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民族，彻底正视其体制和文化的脓疮，并认真医治好它。
说实话，我在汶川地震后，确实流了不少的眼泪，但都是独自向隅而泣。如，5月13日上午，我痛哭着面对电脑屏幕，写下了汶川地震后的第一篇感言《向隅而泣为灾民》。在文中我写道：5月12日下午，发生在川北汶川县摇撼半个亚洲的7.8级地震（后来改为8级地震），瞬间便夺去了近万条鲜活的生命。当我得知距震源很近的都江堰市有成百名中小学生被掩埋在一片废墟中而生还无望，其遗体不断从残垣断壁中被挖出时，我的眼泪难以抑制地夺眶而出。此时此刻，我不仅为生命的脆弱而哀伤，更为芸芸众生在无妄之灾面前的渺小和无助，真的感到很灰心很绝望。
然而，在汶川地震过去一个月之后，当我在无耻的余秋雨写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不要被反华势力利用》一文中，看到这位令人厌恶到作呕程度的道德侏儒，用阎王和佛祖代言人的口吻宣布：地震中死去的“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那些被活埋在瓦砾中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特别是当我看到他以此为根据，劝阻那些死于豆腐渣校舍中的学子父母们放弃情愿的权利，读到这样的文字时：“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我顿然感觉到，对余秋雨的谴责，用任何词汇都是多余的了。
对这个万夫所指的无耻之徒，我真的不想多说什么了。因为在2006年，我已经为这个无耻到极点的道德侏儒以《鞭尸者秋雨：神州道德荒漠里一个无耻的文化侏儒》为题，写过几千字，实在不愿意无聊地再重复那些没有什么分量的废话。
在此，我只想说：余秋雨这样的中国好汉，能够活在世上滋润得流油，如果不是老天爷瞎了眼无意中放纵他，或许他就是传说中阎王爷留在人间的大外甥。否则，我实在难以想象，老天怎么不收他？阎王怎么会留这种人渣在世上？
可不可以这样说：余秋雨这种人能来到当代文明世界上，而且，他从学习与批判时代，能一路高歌与时俱进走到文化苦旅时代，其絮絮叨叨的媚语和娓语居然一直有着广阔的市场，没准倒真是历代的中国恶人们造恶造了3000年的一种报应？！
（200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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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枫叶林, 余秋雨能滋润地活着是不是某种报应？
我的文盲母亲生前经常教诲我：人生在世莫造恶，老天有眼显神灵；近报就在眼面前，远报留祸殃子孙。老实说，每次，我都被母亲说得头像鸡啄米似表示认同。
毋庸讳言，就我所接触的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大都相信冥冥之中的因果报应是一种经常可以应验的司空见惯现象。比如，一个作恶多端的人，一个为富不仁的人，假设他的儿子或孙子死于车祸或战祸，或者他本人在旅行途中遭到别人谋财害命，相信许多人都会脱口而出：这就叫报应！
在我看来，被历代中国人加以改造过的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之所以有着庞大的信徒队伍，其中，六道轮回的因果报应观念广为人知，恐怕功不可没。据说，中国的许多贪官、许多歹徒、许多为富不仁的家伙，都对寺庙里的菩萨情有独钟，他们只要一脚跨进大雄宝殿，就会噗通一声跪在蒲墩上低头念念有词，对泥菩萨或木观音许下的大愿，基本上都是想打破因果报应在自己身上的应验。
事实上，中国人对因果报应的敏感，从某种程度上说简直严重到了病态的地步。比如，前不久，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有个过气的电影明星莎朗-斯通，其实是发表了一通质疑因果报应观念的语无伦次的说辞，却被中国大陆众多的呆子们曲解成了“汶川地震是老天对中国人的报应”。结果搞得神州群情激昂，齐声讨伐，最后，以莎朗-斯通既破财又丢脸，不得不承认自己很傻而收场。这，其实倒真可以说是一种现时的因果报应：中国人大多只要一听到报应二字，几乎第一反应就会想到，自己祖辈造的恶，莫非要自己来还债？
假如有谁要我用最简单的说辞来说说汶川地震，我第一个要排除的说辞，就是“报应”二字。那是因为，汶川地震中死去的兄弟姐妹和花季儿童，都是些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造恶的人。假设老天爷真的存在，也知道善恶，非要对中国的恶人们用某种报应来警示，我想，只要老天爷没有发疯，是绝对不会瞎了眼在汶川下毒手的。
自然，如果有人能够证明汶川地震确实是老天爷所为，我则会说，那也绝对不是老天爷对伟大中华民族的报应，而一定是某种程度上的深情眷顾：那是老天爷为了让当代中国人知道其体制的弊端、其文化的脓疮究竟在哪里，而把那些豆腐渣学校及埋葬其中的花季学子，作为铁证、作为祭品，以不堪入目的惨状呈现在世人面前！以此来警醒这个3000年来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民族，彻底正视其体制和文化的脓疮，并认真医治好它。
说实话，我在汶川地震后，确实流了不少的眼泪，但都是独自向隅而泣。如，5月13日上午，我痛哭着面对电脑屏幕，写下了汶川地震后的第一篇感言《向隅而泣为灾民》。在文中我写道：5月12日下午，发生在川北汶川县摇撼半个亚洲的7.8级地震（后来改为8级地震），瞬间便夺去了近万条鲜活的生命。当我得知距震源很近的都江堰市有成百名中小学生被掩埋在一片废墟中而生还无望，其遗体不断从残垣断壁中被挖出时，我的眼泪难以抑制地夺眶而出。此时此刻，我不仅为生命的脆弱而哀伤，更为芸芸众生在无妄之灾面前的渺小和无助，真的感到很灰心很绝望。
然而，在汶川地震过去一个月之后，当我在无耻的余秋雨写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不要被反华势力利用》一文中，看到这位令人厌恶到作呕程度的道德侏儒，用阎王和佛祖代言人的口吻宣布：地震中死去的“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那些被活埋在瓦砾中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特别是当我看到他以此为根据，劝阻那些死于豆腐渣校舍中的学子父母们放弃情愿的权利，读到这样的文字时：“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我顿然感觉到，对余秋雨的谴责，用任何词汇都是多余的了。
对这个万夫所指的无耻之徒，我真的不想多说什么了。因为在2006年，我已经为这个无耻到极点的道德侏儒以《鞭尸者秋雨：神州道德荒漠里一个无耻的文化侏儒》为题，写过几千字，实在不愿意无聊地再重复那些没有什么分量的废话。
在此，我只想说：余秋雨这样的中国好汉，能够活在世上滋润得流油，如果不是老天爷瞎了眼无意中放纵他，或许他就是传说中阎王爷留在人间的大外甥。否则，我实在难以想象，老天怎么不收他？阎王怎么会留这种人渣在世上？
可不可以这样说：余秋雨这种人能来到当代文明世界上，而且，他从学习与批判时代，能一路高歌与时俱进走到文化苦旅时代，其絮絮叨叨的媚语和娓语居然一直有着广阔的市场，没准倒真是历代的中国恶人们造恶造了3000年的一种报应？！
（200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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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枫叶林, 国新办要求国内网站置顶推荐余秋雨的文章
6月7日16：30分，天涯和凯迪等各大论坛接上级通知，讨论余秋雨的帖子全部被删除。

余秋雨最近在新浪博客发表了一篇关于四川地震的文章，劝告那些死难孩子的家长们不要喊冤，以免给政府添乱，并指那些为自己孩子讨公道的家长是被反华势力所利用。此文一出，整个中国互联网都被撼动。余秋雨新浪博客遭愤怒网友炮轰，面对排山倒海的愤怒网友炮轰，余秋雨将反对他的网友留言删掉100页。 (

中国已经开始收回四川大地震后让许多媒体和网站获得的自由。最近几天收紧对新闻报导的限制，网站的帖子也被删除，并加强对互联网的过滤。

宣传部门已向国家媒体发出指令，并列出了禁止报导的内容。这些禁报内容包括：伪劣的学校建筑，政府的救援工作是否滞后，北京是否知道地震会发生但未发出警告，等等。

余秋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煮沸网路
且看思宁逐段批点余秋雨先生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
余秋雨
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从画面上看得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诬陷性的说法有四点：

1、是天灾，更是人祸；

2、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

3、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

4、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

思宁批点：按照余秋雨的说法，“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就是“反华”媒体，刊发“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画面，就是那些媒体“反华”的证明。但据思宁所知，“海外媒体”并非一党喉舌，不同媒体对中国大陆的政治立场并不相同，刊发有关画面的分别属于不同政治立场的媒体，有些媒体同时刊发对中国大陆抗灾持赞扬态度的新闻和评论，比如台湾有些媒体。把刊发有关画面的都说成“反华”媒体，显然是“文革”时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遗风，是误导中国大陆人仇视“海外媒体”的手法。在现今的政治语用环境下，“反华”本身就是一个忽悠人的愚民概念。事实上，海外几乎没有一家媒体宣称自己是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反对中国人的“反华”媒体。“反共”不等于“反华”，反政府也不等于“反华”，国民党控制的媒体就有“反共”不“反华”的；批评中国官方的媒体，有不少是承认中国政府的合法性，甚至是从爱之深责之切的立场来批评的，更不是什么“反华”；那些为中国大陆民众呼吁自由民主人权的，恰恰是“爱华”媒体。

余秋雨列出所谓“诬陷性的说法有四点”，却没有证明诬陷了什么。

“是天灾，更是人祸”说法已经肯定天灾了。“更是人祸”则特指豆腐渣教学楼倒塌的问题，连余秋雨自己在下面都承认对“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追究”，所以不是诬陷。如果硬要说是诬陷，那余秋雨是否也是诬陷，是否余秋雨也“反华”呢？

“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说法是否诬陷，余秋雨并没有举出哪怕一个受理的证据来证明。按照画面逻辑推理，如果法院受理了，似乎就没有情绪激烈的家长们需要警察们劝解了。而且，按照余秋雨“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处理已经倒塌的校舍建筑质量的法律问题”的说法，反而证明法院“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受理。似乎正是余秋雨在代“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至少是现在不受理。

“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的说法，余秋雨也没有证明是诬陷。就算境外记者不是被拘留，只是被带去询问他们的身份，那也只是境外媒体因为不懂中国大陆拘留这个词语的含义而误用了，这样误用词语并不等于诬陷。

“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只是一个疑问句，并未虚构中国大陆的任何坏事，而且包含希望民主的善意，怎么是诬陷呢？连中国大陆官方也没有声称地震使中国民主了，人家问这么一句，诬陷了谁呢？

四点说法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证明是诬陷，余秋雨罗织“反华”罪名的手法是否太“康生”了呢？况且，第一第二点说法还是余秋雨间接承认的，余秋雨怎么不怕自打嘴巴呢？

为此，我要含泪向这些请愿灾民作如下劝告----

你们所遭遇的丧子之痛，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十三亿人在同一时间全部肃立，默哀三分钟，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最隆重的悼念仪式。悼念对象，就有你们的孩子。在全国哀悼日，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我想，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

思宁批点：余秋雨凭什么代表“全国人民”了？是否“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还很难说呢。余秋雨作为“人民”中的一员“想，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就不见得与丧子的家长“感同”。因为，那些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的家长，不见得会认为死在废墟下的孩子“一定已经安宁”。“一位佛学大师”没名没姓也没有法名，是否余秋雨虚构出来的？就算真有这位佛学大师说“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佛学大师也没有主张在佛教庙堂上象征性地供奉震灾的往生者为菩萨。况且，遇难孩子的家长也不是尽信佛的，佛学大师不能要求不信佛的人供奉菩萨。就算余秋雨自己信佛，也不能要求别人信佛，从而相信“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思宁不信佛。思宁认为，具有现代思想的文化学者不应该用佛学来安慰遇难孩子的家长，而应该用科学、法治、人情来安慰他们，即用科学的方法鉴定教学楼的质量问题，用法治的手段追究教学楼的质量问题，用政府和社会的实际关爱来安慰他们。

校舍建造的质量，当然必须追究，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我现在想不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你们请愿所说的话，其实早已是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决心。但是，这需要有一个过程。

思宁批点：余秋雨“想不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如果不是天真幼稚，就是假装失明。其实，现在就有官方机构的专家出来为豆腐渣教学楼辩解了。这难道不是“包庇这些人”的舆论先行吗？这说明“各级政府”的什么“决心”呢？

追究豆腐渣教学楼，当然“需要有一个过程”。但那些请愿的家长并没有否定“需要有一个过程”，他们“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正是肯定司法的过程。结合余秋雨“很难快速腾出手来”之说，余秋雨所谓“需要有一个过程”恐怕是暂时不开始这个过程的意思，是拖延的意思。

因为，无论怎么说，这次大灾难主要还是天灾。当然也有未倒的房屋、幸存的学校，但这有多方面的因素，不能仅仅从一个角度来论定。已经有好几位国际地震专家说，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而这次四川，是八级！

思宁批点：余秋雨说“这次大灾难主要还是天灾”，在逻辑上是不排除次要是人祸的。然而，“这次大灾难主要还是天灾”并不等于某一特定的教学楼倒塌“主要还是天灾”，例如，当周围的旧楼房都没有倒塌，唯独中间的新教学楼倒塌时，就不能排除主要是人祸的可能性。余秋雨混淆“这次大灾难”和“这次大灾难”中特定的教学楼倒塌，是狡猾地偷换概念，必须予以揭露。

余秋雨一边承认“当然也有未倒的房屋、幸存的学校”，一边又引用“好几位国际地震专家”的断定说“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显得自相矛盾。虽然余秋雨引用时有“除非有特殊原因”的补充，他却不敢证明“未倒的房屋、幸存的学校”就是“有特殊原因”，也不敢面对最牛希望小学等五所小学一律不倒塌的普遍现象。“而这次四川，是八级！”则是余秋雨在歪曲事实，因为大家都知道，虽然震中八级，但并非距离震中较远的地方都是八级，而是震级随着距离在衰减，更不是整个四川都八级。另外，是否真有“好几位国际地震专家”如此一致断定呢？余秋雨没有点明出处，也没有点明姓名，怎知余秋雨有没有断章取义？

有了这个主因，再要论定房屋倒塌的其他原因，就麻烦得多了，需要有较长时间的科学检测和辩论，而且要经得起国际同等级的灾测比照。我希望有关方面能在搜救生命、挖掘遗体之后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以便今后进行司法技术调查。但在目前，不能急躁，因为还有更危急的事。

思宁批点：余秋雨所谓“国际同等级的灾测比照”是要跟落后国家比还是跟先进国家比呢？敢跟前些年七八级地震都几乎不死人的日本比吗？恐怕，要找到同等级的灾测比中国大陆倒房死人少的，几乎找不到吧？

余秋雨前一句“希望有关方面能在搜救生命、挖掘遗体之后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以便今后进行司法技术调查”，后一句马上改口说“但在目前，不能急躁，因为还有更危急的事”。但书的表达内容和形式，已经用后一句否定了前一句。“不能急躁”，就是说“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这件事不要急着做。但大家很清楚，“搜救生命、挖掘遗体之后”，如果不及时急着“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实物证据就会因为清理废墟等因素而灭失。可见，余秋雨的话相当虚伪。

堰塞湖的问题是悬在几十万人头上的凶剑，卫生防疫问题也急不可待，灾区上上下下所有的力量还在气喘吁吁地忙于救灾，人口大幅度流动，一切都处于临时状态，因此，确实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处理已经倒塌的校舍建筑质量的法律问题。我想，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怎么样？

思宁批点：“堰塞湖的问题是悬在几十万人头上的凶剑”没有错，但余秋雨故意混淆了堰塞湖威胁地带与校舍倒塌地带的地理概念。堰塞湖威胁地带是特定的，并非震区各地都受到堰塞湖威胁。没有受到堰塞湖威胁的校舍倒塌地带怎么就不能搜集实物证据呢？即使是在堰塞湖威胁地带，在政府没有通知撤离的数日时间内，搜集实物证据也是完全来得及的。

“卫生防疫问题也急不可待”也没有错，但政府并没有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去从事卫生防疫工作。据报道，最高人民法院5月27日发出《关于依法做好抗震救灾期间审判工作切实维护灾区社会稳定的通知》，就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作用，立足于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矛盾，促进和谐，为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所以，官方并没有因为卫生防疫等救灾工作而否定司法职能及时行使的必要性。事实上，灾区各项工作是有职能分工的。所谓“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处理已经倒塌的校舍建筑质量的法律问题”，纯属余秋雨不懂司法的无稽之谈。所谓“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也是余秋雨的外行话，因为灾区并非每个地方都面临要解决“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而要解决“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的特定地方也不是所有人一拥而上，而是少数人有组织地进行工作。那些家长根本没有阻拦任何人去解决“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

你们受灾以来的杰出表现，已经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些天来，无论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军队、武警、医生，还是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救援者、志愿者都尽心尽力、令人感动。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因此，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思宁批点：“你们受灾以来的杰出表现”是余秋雨的假话，因为余秋雨认为“你们”请愿是被“反华”媒体利用的表现，是不“识大体”不“明大理”的“横生枝节”的“干扰”救灾的表现。在余秋雨看来，“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会干扰“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而且不是“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之一，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最高尊严”。而在思宁看来，“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正是中国大陆公正司法的任务，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5月27日通知精神的，是有利于维护祖国的“最高尊严”的。如果不惩处豆腐渣教学楼倒塌的责任人，而让天灾中的人祸因素今后在中国大陆重演，祖国有何“最高尊严”？没有公民的生命尊严，哪来祖国的“最高尊严”？

从《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全文看来，所谓文化学者余秋雨宣扬的并不是先进的文化理念，而是“文革”时代的左倾遗风、罗织罪名的“康生”手法、虚无缥缈的佛教安慰、歪曲事实的虚伪说教，等等。

地震震出了余秋雨的真实
[作者：直言了，2008-06-06 11:28]
本月05日，人民网首页推出文人余秋雨的博客文章《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看了，立马感觉是文人无行，整个是造谣挑拨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在抗灾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人性和互相支援的友情，试图为贪官污吏文过饰非而转移视线、把民众对贪官的愤怒转移到西方老外身上。

余秋雨的文章说：

“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从画面上看得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诬陷性的说法有四点：

“1、是天灾，更是人祸；

“2、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

“3、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

“4、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

余秋雨所谓“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及照片，是美国《纽约时报》四日发表的报道；该报记者是获得中国政府外事部门准许到灾区做现场报道的；对那篇报道提供素材研究等服务的，是经过中国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批准而雇用的工作人员。就是说，整个报道及采访活动是经过中国政府有关管理当局的监察批准的。
本人是《纽约时报》的长期订户，看了那篇报道，根本就没有余秋雨所说的“反华宣传”和“诬陷性的说法”。就是说，余秋雨搞的是造谣惑众。

譬如，所谓“是天灾，更是人祸”，《纽约时报》报道根本没那些字样；说实在的，报道根本就没涉及那个问题。四川大地震的伤亡损失是天灾和人祸造成，那不但是民众议论，且也是中国政府官员的说法，例如对5/12大地震，“我们要尊重天灾人祸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等等就是中国官方人员说的，不是《纽约时报》说的。

所谓“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同样，报道根本没出现那些文字，那是余秋雨自己说的，塞到老外报刊嘴里，搞造谣惑众。不然的话，请余秋雨把《纽约时报》报道原文的那些字样拿出来，让读者见识见识。再说了，国家有行政法和问责法，民众依法行事，怎么就是“反华”和“诬陷”了？难道，搞违法乱纪和无视法律就是“爱国”“拥华”？切！连本国基本法律都不尊敬不遵守，那“爱国”爱的是哪个国呢？

而“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那是首先出现在华人媒体的说法，《纽约时报》报道不过是转述。再说，若涉及这类事情就是“反华”和“诬陷”的话，赫赫，那中国海关天天做这样事情、天天在做这样的报告，那是不是中国海关天天在搞“反华”和“诬陷”呢？哈！灾区警区要保护现场而有警察干涉，再正常不过，中国美国都如此，可谓是灾区警区的“典型场面”。而媒体报道做那描述，无非是让读者有个“身临其境”于灾区警区的气氛感觉而已，余秋雨却把那类正常事情及报道当作“反华”和“诬陷”，嘿嘿，怕不是余秋雨先生犯什么神经了吧？

至于“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也是大陆媒体自己首先提出来的，且是官方媒体提出来的。那提法的主要根据，就是这次灾区报道的初期采访活动，几乎全是各媒体自决前往和自决报道，没事前统一安排、也没规定大家都要服从一个口径和使用一个新闻来源。更有甚者，一些报刊媒体的记者因为没赶上头一拨灾区现场报道而懊悔不已、大发感慨。为此种新闻自由和媒体之间平等竞争的体现，老外媒体感到惊奇喜悦得不得了。可是，如此进步发展现象，到余秋雨的嘴里，却成了“反华”和“诬陷”！嘿嘿，请问问余秋雨：难道新闻垄断和媒体禁锢才是“拥华”和“诚实”？哈！真不知道余秋雨在念哪个庙里的经。

说到底，家长们请愿要求给孩子们讨个公道之事，新华社等中国官方媒体也有同样报道，而且，不但有报道，且说的比美国《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说的更详细。譬如，BBC转载新华社和南方日报等报道说：中国和美国的工程师在灾区做现场调查，清楚看到和明确说明，灾区的许多校舍建筑就象儿童积木玩具一样堆在一起，毫无防震抗震能力，明显地是违犯国家抗震设计法规要求的，因而稍来些地动摇晃，那些校舍就会倒塌。可是，教育部门等官员却一直不承认工程师的那个调查说法，反而说校舍倒塌是因为太多学生同时在一个校舍里造成地震房塌。面对如此搪塞推责，别说失去孩子的父母了，就是灾区之外的任何正常人，看了那情景都会对那些搞搪塞的官员表示愤怒的。请问问余秋雨：新华社等中国官方媒体，是不是在“反华”和“诬陷”？哈！

有问了，余秋雨为什么要借灾难之际搞造谣惑众呢？为什么要设法把民愤转移到西方媒体那里去呢？诚如发表推荐余秋雨博客文章的媒体自己所说的：言行后面都有利益，有利益关系。如此，查询一下余秋雨在文教宣传系统的利益关系，就真相大白了。直言不讳地说，为了既得利益关系，在灾难之际，余秋雨试图保护那些搞搪塞推责的官员，可又不便直接 表白、站在搪塞官员立场而教训喝斥那些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于是，他就用造谣惑众的手段、试图借极端民族主义愤情而把民愤转移到西方老外那里。如此而已。

古话说，文人无行。您要理解，就请看看余秋雨吧，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附件：《纽约时报》关于灾区父母请愿讨公道的报道：

Chinese Stifle Grieving Parents’ Protest of Shoddy School Construction

By EDWARD WONG, NYT, June 4, 2008

DUJIANGYAN, China ― Police officers here on Tuesday surrounded more than 100 parents protesting shoddy school construction and mourning the deaths of thousands of children during the recent earthquake. The police dragged away several crying mothers and removed some journalists trying to report on the event, according to witnesses and photographs of the protest. （后略）。

余秋雨处心积虑，到底要做什么？
文章提交者：狼穴枪主
余秋雨老师是以涂着文化的口红游荡文坛而著名的，昨天一着急，竟忘了涂口红。饱醉豚给余老师指点一二，免得你以后犯同样的错误。干坏事也有点水平，你骗得了愚民，骗不了饱醉豚。

余老师说自己是在境外媒体看到死难学生家长请愿的消息，而在国内的中国人民却什么也看不到，这等于公开抗议中国政府剥夺了中国人民的知情权，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明显是一种煽动网民不满情绪的行为。

余老师自己看到了海外的反动文章也就罢了，还把反华内容分类总结为四点，介绍给国内网友，这是宣传煽动国内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是散布反华言论。在余老师的QQ博客，点击已经数十万，可能会超过百万，加上转贴，读者总数很快就回达到上千万甚至几亿，这种传播行为已经超过了海外轮子和反华分子几年来来反华宣传垃圾邮件的总和。

以上两点，是本人指控余秋雨老师传播反华言论、利用博客文章煽动大众对新闻封锁的不满情绪、试图制造大规模的社会动乱。

余老师自称“在全国哀悼日，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这话大大不妥，等于说自己根本连文化的口红都没有。小乘有四果位，最高阿罗汉；缘觉乘或叫辟支佛，通过十二因缘而悟道，自信没有佛也能成就；大乘有五十五位次，从乾慧地到等觉、妙觉，可以看楞严经。 至于大乘中的菩萨如何可以靠别人三分钟的默哀成就，闻所未闻。是否请余老师告知那个佛学大师的名字，让我们这些人也可以学学速成的菩萨道？余老师能够不质疑这种修炼法门，想必是靠自己的文化学识做出的判断？《地藏王菩萨本愿经》说，别人发愿的善业最多有七分之一可以给死者，但是非常有限，稍大的恶业是愿力无法改变的。如果别人默哀就可以批量制造菩萨，哪么毛主席死后全国人民都为他一个人默哀，是不是已经把毛主席变成本世界的伟光正佛？

本人想了想，觉得这话大有问题，余老师是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绝对没有不懂基本佛教教义的道理，即使那个佛学大师讲错了，他也应该马上知道，绝不会以讹传讹。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居心何在？饱醉豚认为，余秋雨老师的用心是借机挑起宗教问题，尤其是无神论和没有宗教信仰的组织控制宗教传播权而导致宗教的没落和外道盛行的问题。尤其是佛教问题，不仅涉及到信仰，还涉及到DL大和尚，还涉及到吐蕃藏独问题，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校舍建造的质量，当然必须追究，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我现在想不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你们请愿所说的话，其实早已是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决心。但是，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余老师自称想不出什么机构敢包庇，咱们老百姓却都想得出，否则灾民也不会这么着急要上访。但是余老师为什么要这么说？明显是挑拨更多的人的激愤，借此制造社会动乱。比如说，牛博网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博主就被余秋雨老师的煽动手段迷惑，甚至以为他是代表政府和豆腐渣责任人说话，包括饱醉豚这样罕见的天才一个小时之前还骂他《余秋雨，一张奉旨含泪的手纸》

其他人更是一个个被激怒失去了控制。这些人都是在污言秽语中长大，地震灾区抢救活动中成熟，居然被余老师不动声色激怒，可见余秋雨老师的煽动手段是多么高明。

现在不是八级地震会不会震塌房子的问题，而是建筑质量是不是合格的问题，是不是按照图纸和规程施工的问题。余老师说“有了这个主因，再要论定房屋倒塌的其他原因，就麻烦得多了，需要有较长时间的科学检测和辩论，而且要经得起国际同等级的灾测比照。”这显然是转移话题。余老师说：“确实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处理已经倒塌的校舍建筑质量的法律问题”。本人在建筑工地上当过几天监工，知道这很容易，只要找设计图纸，到废墟对照钢筋的尺寸，找些水泥碎块到材料试验机上测一下，简单得很，几个工程师几天就可以做出一座学校的建筑质量检测报告。地震后，倒塌了，检查起来更方便。可是余老师为什么故意不这么说呢？答案很简单：用拙劣借口伪装代表政府说话，激起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和仇恨，制造更大的群体事件。

余老师说好话很高明：“你们受灾以来的杰出表现，已经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本人觉得，他们为子女遇难上访，要求依法严惩豆腐渣工程的责任人，这种行为是人最基本的尊严。这个上访活动居然被武警驱散严禁，则基本上没有任何尊严可讲。不知道为什么余老师居然说这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尊严？莫非余老师没唱过国歌，不知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莫非余老师这是在讽刺中国人民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尊严，所谓的最高尊严，就是孩子死了不得伸冤？

余老师说：“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您就别贼喊捉贼了，因为您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你处心积虑，以含泪劝告的方式传播被我国政府禁止的海外反华文章的内容，你处心积虑装傻以极其低级的错误语言激发人们的愤怒，煽动人民的动乱情绪，你甚至不惜以侮辱中华民族尊严的方式，试图把爱国青年变成你的暴乱炮灰，请问余秋雨老师，您到底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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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出也

[[里太白夜访肚子美]]

秋天的枫叶林, 国新办要求国内网站置顶推荐余秋雨的文章
6月7日16：30分，天涯和凯迪等各大论坛接上级通知，讨论余秋雨的帖子全部被删除。

余秋雨最近在新浪博客发表了一篇关于四川地震的文章，劝告那些死难孩子的家长们不要喊冤，以免给政府添乱，并指那些为自己孩子讨公道的家长是被反华势力所利用。此文一出，整个中国互联网都被撼动。余秋雨新浪博客遭愤怒网友炮轰，面对排山倒海的愤怒网友炮轰，余秋雨将反对他的网友留言删掉100页。 (

中国已经开始收回四川大地震后让许多媒体和网站获得的自由。最近几天收紧对新闻报导的限制，网站的帖子也被删除，并加强对互联网的过滤。

宣传部门已向国家媒体发出指令，并列出了禁止报导的内容。这些禁报内容包括：伪劣的学校建筑，政府的救援工作是否滞后，北京是否知道地震会发生但未发出警告，等等。

余秋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煮沸网路
且看思宁逐段批点余秋雨先生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
余秋雨
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从画面上看得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诬陷性的说法有四点：

1、是天灾，更是人祸；

2、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

3、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

4、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

思宁批点：按照余秋雨的说法，“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就是“反华”媒体，刊发“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画面，就是那些媒体“反华”的证明。但据思宁所知，“海外媒体”并非一党喉舌，不同媒体对中国大陆的政治立场并不相同，刊发有关画面的分别属于不同政治立场的媒体，有些媒体同时刊发对中国大陆抗灾持赞扬态度的新闻和评论，比如台湾有些媒体。把刊发有关画面的都说成“反华”媒体，显然是“文革”时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遗风，是误导中国大陆人仇视“海外媒体”的手法。在现今的政治语用环境下，“反华”本身就是一个忽悠人的愚民概念。事实上，海外几乎没有一家媒体宣称自己是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反对中国人的“反华”媒体。“反共”不等于“反华”，反政府也不等于“反华”，国民党控制的媒体就有“反共”不“反华”的；批评中国官方的媒体，有不少是承认中国政府的合法性，甚至是从爱之深责之切的立场来批评的，更不是什么“反华”；那些为中国大陆民众呼吁自由民主人权的，恰恰是“爱华”媒体。

余秋雨列出所谓“诬陷性的说法有四点”，却没有证明诬陷了什么。

“是天灾，更是人祸”说法已经肯定天灾了。“更是人祸”则特指豆腐渣教学楼倒塌的问题，连余秋雨自己在下面都承认对“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追究”，所以不是诬陷。如果硬要说是诬陷，那余秋雨是否也是诬陷，是否余秋雨也“反华”呢？

“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说法是否诬陷，余秋雨并没有举出哪怕一个受理的证据来证明。按照画面逻辑推理，如果法院受理了，似乎就没有情绪激烈的家长们需要警察们劝解了。而且，按照余秋雨“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处理已经倒塌的校舍建筑质量的法律问题”的说法，反而证明法院“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受理。似乎正是余秋雨在代“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至少是现在不受理。

“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的说法，余秋雨也没有证明是诬陷。就算境外记者不是被拘留，只是被带去询问他们的身份，那也只是境外媒体因为不懂中国大陆拘留这个词语的含义而误用了，这样误用词语并不等于诬陷。

“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只是一个疑问句，并未虚构中国大陆的任何坏事，而且包含希望民主的善意，怎么是诬陷呢？连中国大陆官方也没有声称地震使中国民主了，人家问这么一句，诬陷了谁呢？

四点说法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证明是诬陷，余秋雨罗织“反华”罪名的手法是否太“康生”了呢？况且，第一第二点说法还是余秋雨间接承认的，余秋雨怎么不怕自打嘴巴呢？

为此，我要含泪向这些请愿灾民作如下劝告----

你们所遭遇的丧子之痛，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十三亿人在同一时间全部肃立，默哀三分钟，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最隆重的悼念仪式。悼念对象，就有你们的孩子。在全国哀悼日，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我想，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

思宁批点：余秋雨凭什么代表“全国人民”了？是否“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还很难说呢。余秋雨作为“人民”中的一员“想，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就不见得与丧子的家长“感同”。因为，那些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的家长，不见得会认为死在废墟下的孩子“一定已经安宁”。“一位佛学大师”没名没姓也没有法名，是否余秋雨虚构出来的？就算真有这位佛学大师说“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佛学大师也没有主张在佛教庙堂上象征性地供奉震灾的往生者为菩萨。况且，遇难孩子的家长也不是尽信佛的，佛学大师不能要求不信佛的人供奉菩萨。就算余秋雨自己信佛，也不能要求别人信佛，从而相信“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思宁不信佛。思宁认为，具有现代思想的文化学者不应该用佛学来安慰遇难孩子的家长，而应该用科学、法治、人情来安慰他们，即用科学的方法鉴定教学楼的质量问题，用法治的手段追究教学楼的质量问题，用政府和社会的实际关爱来安慰他们。

校舍建造的质量，当然必须追究，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我现在想不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你们请愿所说的话，其实早已是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决心。但是，这需要有一个过程。

思宁批点：余秋雨“想不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如果不是天真幼稚，就是假装失明。其实，现在就有官方机构的专家出来为豆腐渣教学楼辩解了。这难道不是“包庇这些人”的舆论先行吗？这说明“各级政府”的什么“决心”呢？

追究豆腐渣教学楼，当然“需要有一个过程”。但那些请愿的家长并没有否定“需要有一个过程”，他们“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正是肯定司法的过程。结合余秋雨“很难快速腾出手来”之说，余秋雨所谓“需要有一个过程”恐怕是暂时不开始这个过程的意思，是拖延的意思。

因为，无论怎么说，这次大灾难主要还是天灾。当然也有未倒的房屋、幸存的学校，但这有多方面的因素，不能仅仅从一个角度来论定。已经有好几位国际地震专家说，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而这次四川，是八级！

思宁批点：余秋雨说“这次大灾难主要还是天灾”，在逻辑上是不排除次要是人祸的。然而，“这次大灾难主要还是天灾”并不等于某一特定的教学楼倒塌“主要还是天灾”，例如，当周围的旧楼房都没有倒塌，唯独中间的新教学楼倒塌时，就不能排除主要是人祸的可能性。余秋雨混淆“这次大灾难”和“这次大灾难”中特定的教学楼倒塌，是狡猾地偷换概念，必须予以揭露。

余秋雨一边承认“当然也有未倒的房屋、幸存的学校”，一边又引用“好几位国际地震专家”的断定说“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显得自相矛盾。虽然余秋雨引用时有“除非有特殊原因”的补充，他却不敢证明“未倒的房屋、幸存的学校”就是“有特殊原因”，也不敢面对最牛希望小学等五所小学一律不倒塌的普遍现象。“而这次四川，是八级！”则是余秋雨在歪曲事实，因为大家都知道，虽然震中八级，但并非距离震中较远的地方都是八级，而是震级随着距离在衰减，更不是整个四川都八级。另外，是否真有“好几位国际地震专家”如此一致断定呢？余秋雨没有点明出处，也没有点明姓名，怎知余秋雨有没有断章取义？

有了这个主因，再要论定房屋倒塌的其他原因，就麻烦得多了，需要有较长时间的科学检测和辩论，而且要经得起国际同等级的灾测比照。我希望有关方面能在搜救生命、挖掘遗体之后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以便今后进行司法技术调查。但在目前，不能急躁，因为还有更危急的事。

思宁批点：余秋雨所谓“国际同等级的灾测比照”是要跟落后国家比还是跟先进国家比呢？敢跟前些年七八级地震都几乎不死人的日本比吗？恐怕，要找到同等级的灾测比中国大陆倒房死人少的，几乎找不到吧？

余秋雨前一句“希望有关方面能在搜救生命、挖掘遗体之后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以便今后进行司法技术调查”，后一句马上改口说“但在目前，不能急躁，因为还有更危急的事”。但书的表达内容和形式，已经用后一句否定了前一句。“不能急躁”，就是说“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这件事不要急着做。但大家很清楚，“搜救生命、挖掘遗体之后”，如果不及时急着“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实物证据就会因为清理废墟等因素而灭失。可见，余秋雨的话相当虚伪。

堰塞湖的问题是悬在几十万人头上的凶剑，卫生防疫问题也急不可待，灾区上上下下所有的力量还在气喘吁吁地忙于救灾，人口大幅度流动，一切都处于临时状态，因此，确实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处理已经倒塌的校舍建筑质量的法律问题。我想，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怎么样？

思宁批点：“堰塞湖的问题是悬在几十万人头上的凶剑”没有错，但余秋雨故意混淆了堰塞湖威胁地带与校舍倒塌地带的地理概念。堰塞湖威胁地带是特定的，并非震区各地都受到堰塞湖威胁。没有受到堰塞湖威胁的校舍倒塌地带怎么就不能搜集实物证据呢？即使是在堰塞湖威胁地带，在政府没有通知撤离的数日时间内，搜集实物证据也是完全来得及的。

“卫生防疫问题也急不可待”也没有错，但政府并没有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去从事卫生防疫工作。据报道，最高人民法院5月27日发出《关于依法做好抗震救灾期间审判工作切实维护灾区社会稳定的通知》，就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作用，立足于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矛盾，促进和谐，为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所以，官方并没有因为卫生防疫等救灾工作而否定司法职能及时行使的必要性。事实上，灾区各项工作是有职能分工的。所谓“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处理已经倒塌的校舍建筑质量的法律问题”，纯属余秋雨不懂司法的无稽之谈。所谓“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也是余秋雨的外行话，因为灾区并非每个地方都面临要解决“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而要解决“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的特定地方也不是所有人一拥而上，而是少数人有组织地进行工作。那些家长根本没有阻拦任何人去解决“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

你们受灾以来的杰出表现，已经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些天来，无论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军队、武警、医生，还是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救援者、志愿者都尽心尽力、令人感动。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因此，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思宁批点：“你们受灾以来的杰出表现”是余秋雨的假话，因为余秋雨认为“你们”请愿是被“反华”媒体利用的表现，是不“识大体”不“明大理”的“横生枝节”的“干扰”救灾的表现。在余秋雨看来，“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会干扰“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而且不是“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之一，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最高尊严”。而在思宁看来，“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正是中国大陆公正司法的任务，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5月27日通知精神的，是有利于维护祖国的“最高尊严”的。如果不惩处豆腐渣教学楼倒塌的责任人，而让天灾中的人祸因素今后在中国大陆重演，祖国有何“最高尊严”？没有公民的生命尊严，哪来祖国的“最高尊严”？

从《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全文看来，所谓文化学者余秋雨宣扬的并不是先进的文化理念，而是“文革”时代的左倾遗风、罗织罪名的“康生”手法、虚无缥缈的佛教安慰、歪曲事实的虚伪说教，等等。

地震震出了余秋雨的真实
[作者：直言了，2008-06-06 11:28]
本月05日，人民网首页推出文人余秋雨的博客文章《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看了，立马感觉是文人无行，整个是造谣挑拨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在抗灾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人性和互相支援的友情，试图为贪官污吏文过饰非而转移视线、把民众对贪官的愤怒转移到西方老外身上。

余秋雨的文章说：

“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从画面上看得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诬陷性的说法有四点：

“1、是天灾，更是人祸；

“2、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

“3、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

“4、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

余秋雨所谓“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及照片，是美国《纽约时报》四日发表的报道；该报记者是获得中国政府外事部门准许到灾区做现场报道的；对那篇报道提供素材研究等服务的，是经过中国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批准而雇用的工作人员。就是说，整个报道及采访活动是经过中国政府有关管理当局的监察批准的。
本人是《纽约时报》的长期订户，看了那篇报道，根本就没有余秋雨所说的“反华宣传”和“诬陷性的说法”。就是说，余秋雨搞的是造谣惑众。

譬如，所谓“是天灾，更是人祸”，《纽约时报》报道根本没那些字样；说实在的，报道根本就没涉及那个问题。四川大地震的伤亡损失是天灾和人祸造成，那不但是民众议论，且也是中国政府官员的说法，例如对5/12大地震，“我们要尊重天灾人祸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等等就是中国官方人员说的，不是《纽约时报》说的。

所谓“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同样，报道根本没出现那些文字，那是余秋雨自己说的，塞到老外报刊嘴里，搞造谣惑众。不然的话，请余秋雨把《纽约时报》报道原文的那些字样拿出来，让读者见识见识。再说了，国家有行政法和问责法，民众依法行事，怎么就是“反华”和“诬陷”了？难道，搞违法乱纪和无视法律就是“爱国”“拥华”？切！连本国基本法律都不尊敬不遵守，那“爱国”爱的是哪个国呢？

而“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那是首先出现在华人媒体的说法，《纽约时报》报道不过是转述。再说，若涉及这类事情就是“反华”和“诬陷”的话，赫赫，那中国海关天天做这样事情、天天在做这样的报告，那是不是中国海关天天在搞“反华”和“诬陷”呢？哈！灾区警区要保护现场而有警察干涉，再正常不过，中国美国都如此，可谓是灾区警区的“典型场面”。而媒体报道做那描述，无非是让读者有个“身临其境”于灾区警区的气氛感觉而已，余秋雨却把那类正常事情及报道当作“反华”和“诬陷”，嘿嘿，怕不是余秋雨先生犯什么神经了吧？

至于“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也是大陆媒体自己首先提出来的，且是官方媒体提出来的。那提法的主要根据，就是这次灾区报道的初期采访活动，几乎全是各媒体自决前往和自决报道，没事前统一安排、也没规定大家都要服从一个口径和使用一个新闻来源。更有甚者，一些报刊媒体的记者因为没赶上头一拨灾区现场报道而懊悔不已、大发感慨。为此种新闻自由和媒体之间平等竞争的体现，老外媒体感到惊奇喜悦得不得了。可是，如此进步发展现象，到余秋雨的嘴里，却成了“反华”和“诬陷”！嘿嘿，请问问余秋雨：难道新闻垄断和媒体禁锢才是“拥华”和“诚实”？哈！真不知道余秋雨在念哪个庙里的经。

说到底，家长们请愿要求给孩子们讨个公道之事，新华社等中国官方媒体也有同样报道，而且，不但有报道，且说的比美国《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说的更详细。譬如，BBC转载新华社和南方日报等报道说：中国和美国的工程师在灾区做现场调查，清楚看到和明确说明，灾区的许多校舍建筑就象儿童积木玩具一样堆在一起，毫无防震抗震能力，明显地是违犯国家抗震设计法规要求的，因而稍来些地动摇晃，那些校舍就会倒塌。可是，教育部门等官员却一直不承认工程师的那个调查说法，反而说校舍倒塌是因为太多学生同时在一个校舍里造成地震房塌。面对如此搪塞推责，别说失去孩子的父母了，就是灾区之外的任何正常人，看了那情景都会对那些搞搪塞的官员表示愤怒的。请问问余秋雨：新华社等中国官方媒体，是不是在“反华”和“诬陷”？哈！

有问了，余秋雨为什么要借灾难之际搞造谣惑众呢？为什么要设法把民愤转移到西方媒体那里去呢？诚如发表推荐余秋雨博客文章的媒体自己所说的：言行后面都有利益，有利益关系。如此，查询一下余秋雨在文教宣传系统的利益关系，就真相大白了。直言不讳地说，为了既得利益关系，在灾难之际，余秋雨试图保护那些搞搪塞推责的官员，可又不便直接 表白、站在搪塞官员立场而教训喝斥那些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于是，他就用造谣惑众的手段、试图借极端民族主义愤情而把民愤转移到西方老外那里。如此而已。

古话说，文人无行。您要理解，就请看看余秋雨吧，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附件：《纽约时报》关于灾区父母请愿讨公道的报道：

Chinese Stifle Grieving Parents’ Protest of Shoddy School Construction

By EDWARD WONG, NYT, June 4, 2008

DUJIANGYAN, China ― Police officers here on Tuesday surrounded more than 100 parents protesting shoddy school construction and mourning the deaths of thousands of children during the recent earthquake. The police dragged away several crying mothers and removed some journalists trying to report on the event, according to witnesses and photographs of the protest. （后略）。

余秋雨处心积虑，到底要做什么？
文章提交者：狼穴枪主
余秋雨老师是以涂着文化的口红游荡文坛而著名的，昨天一着急，竟忘了涂口红。饱醉豚给余老师指点一二，免得你以后犯同样的错误。干坏事也有点水平，你骗得了愚民，骗不了饱醉豚。

余老师说自己是在境外媒体看到死难学生家长请愿的消息，而在国内的中国人民却什么也看不到，这等于公开抗议中国政府剥夺了中国人民的知情权，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明显是一种煽动网民不满情绪的行为。

余老师自己看到了海外的反动文章也就罢了，还把反华内容分类总结为四点，介绍给国内网友，这是宣传煽动国内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是散布反华言论。在余老师的QQ博客，点击已经数十万，可能会超过百万，加上转贴，读者总数很快就回达到上千万甚至几亿，这种传播行为已经超过了海外轮子和反华分子几年来来反华宣传垃圾邮件的总和。

以上两点，是本人指控余秋雨老师传播反华言论、利用博客文章煽动大众对新闻封锁的不满情绪、试图制造大规模的社会动乱。

余老师自称“在全国哀悼日，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这话大大不妥，等于说自己根本连文化的口红都没有。小乘有四果位，最高阿罗汉；缘觉乘或叫辟支佛，通过十二因缘而悟道，自信没有佛也能成就；大乘有五十五位次，从乾慧地到等觉、妙觉，可以看楞严经。 至于大乘中的菩萨如何可以靠别人三分钟的默哀成就，闻所未闻。是否请余老师告知那个佛学大师的名字，让我们这些人也可以学学速成的菩萨道？余老师能够不质疑这种修炼法门，想必是靠自己的文化学识做出的判断？《地藏王菩萨本愿经》说，别人发愿的善业最多有七分之一可以给死者，但是非常有限，稍大的恶业是愿力无法改变的。如果别人默哀就可以批量制造菩萨，哪么毛主席死后全国人民都为他一个人默哀，是不是已经把毛主席变成本世界的伟光正佛？

本人想了想，觉得这话大有问题，余老师是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绝对没有不懂基本佛教教义的道理，即使那个佛学大师讲错了，他也应该马上知道，绝不会以讹传讹。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居心何在？饱醉豚认为，余秋雨老师的用心是借机挑起宗教问题，尤其是无神论和没有宗教信仰的组织控制宗教传播权而导致宗教的没落和外道盛行的问题。尤其是佛教问题，不仅涉及到信仰，还涉及到DL大和尚，还涉及到吐蕃藏独问题，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校舍建造的质量，当然必须追究，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我现在想不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你们请愿所说的话，其实早已是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决心。但是，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余老师自称想不出什么机构敢包庇，咱们老百姓却都想得出，否则灾民也不会这么着急要上访。但是余老师为什么要这么说？明显是挑拨更多的人的激愤，借此制造社会动乱。比如说，牛博网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博主就被余秋雨老师的煽动手段迷惑，甚至以为他是代表政府和豆腐渣责任人说话，包括饱醉豚这样罕见的天才一个小时之前还骂他《余秋雨，一张奉旨含泪的手纸》

其他人更是一个个被激怒失去了控制。这些人都是在污言秽语中长大，地震灾区抢救活动中成熟，居然被余老师不动声色激怒，可见余秋雨老师的煽动手段是多么高明。

现在不是八级地震会不会震塌房子的问题，而是建筑质量是不是合格的问题，是不是按照图纸和规程施工的问题。余老师说“有了这个主因，再要论定房屋倒塌的其他原因，就麻烦得多了，需要有较长时间的科学检测和辩论，而且要经得起国际同等级的灾测比照。”这显然是转移话题。余老师说：“确实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处理已经倒塌的校舍建筑质量的法律问题”。本人在建筑工地上当过几天监工，知道这很容易，只要找设计图纸，到废墟对照钢筋的尺寸，找些水泥碎块到材料试验机上测一下，简单得很，几个工程师几天就可以做出一座学校的建筑质量检测报告。地震后，倒塌了，检查起来更方便。可是余老师为什么故意不这么说呢？答案很简单：用拙劣借口伪装代表政府说话，激起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和仇恨，制造更大的群体事件。

余老师说好话很高明：“你们受灾以来的杰出表现，已经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本人觉得，他们为子女遇难上访，要求依法严惩豆腐渣工程的责任人，这种行为是人最基本的尊严。这个上访活动居然被武警驱散严禁，则基本上没有任何尊严可讲。不知道为什么余老师居然说这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尊严？莫非余老师没唱过国歌，不知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莫非余老师这是在讽刺中国人民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尊严，所谓的最高尊严，就是孩子死了不得伸冤？

余老师说：“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您就别贼喊捉贼了，因为您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你处心积虑，以含泪劝告的方式传播被我国政府禁止的海外反华文章的内容，你处心积虑装傻以极其低级的错误语言激发人们的愤怒，煽动人民的动乱情绪，你甚至不惜以侮辱中华民族尊严的方式，试图把爱国青年变成你的暴乱炮灰，请问余秋雨老师，您到底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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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慢慢读.先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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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真而活，持生命之青色。

[晓鸣]

见过许多文人无行，没见过余秋雨这样虚伪的。象他这样的人，知识越多越反动，才华越高越可恨。

[[自己的敌人]]

见过许多文人无行，没见过余秋雨这样虚伪的。象他这样的人，知识越多越反动，才华越高越可恨。

[李拜六]

[[里太白夜访肚子美]]

[李拜六]

余秋雨式的思维定势：“外媒诬陷”中国知识精英？
DWNEWS.COM-- 2008年6月15日19:7:34(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亚洲周刊刘鉴强／作家余秋雨凭其优美的文化散文，在十几年前一炮走红，是中国目前收入最高的作家之一。但最近一周，他遭遇「含泪门」，因劝地震灾民不要请愿，遭网友痛批。(chinesenewsnet.com)

余秋雨六月五日晚在博客中发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说，他从海外媒体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惩处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他说：「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藉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chinesenewsnet.com)

他「含泪」劝告灾民暂时不要「请愿」：「只有当这些＿??~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因此，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麽呢。」(chinesenewsnet.com)

此文发表后很快被几大门户网站置於首页，目前仅在其博客上就有超过五十万人浏览，支持与反对阵垒分明。文章发表最初两天内，留言超过四千条，其中反对者言辞激烈，但笔者在阅读这些留言时，突然发现约一千条留言被删除，后来其博客乾脆关闭留言功能，读者无法发表评论。(chinesenewsnet.com)

有网友批评余秋雨说：「在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灾民们向政府和平请愿完全正常，既不耽误救灾大事，也不会丢中国的脸面。不知道余先生为什麽这样害怕，竟然要含泪劝告了。人民群众正常行使宪法权利，就这麽可怕吗？」另有网民留言说：「那些痛失子女的父母并非被反华势力利用，而是本能的发?。」有人则痛骂余秋雨是无耻文人、御用文人。(chinesenewsnet.com)

在我看来，余秋雨曾为救灾捐献二十万元，爱心可见，也没有证据表明他要向谁献媚，因此，余秋雨既非人所责骂的「冷血」，也非「无耻」。但仔细分析他的「含泪呼吁」，会有意外的发现：他正代表着今日中国一些知识精英的思维惯性。余秋雨之所以「含泪劝告」，起因於怕灾民上访被反华势力所用，他认为西方媒体诬陷性的说法有四点：(chinesenewsnet.com)

一，是天灾，更是人祸；二、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三、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四、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chinesenewsnet.com)
我特意读了一些外媒报道，包括《纽约时报》、美联社和《华尔街日报》。尽管有时外媒对中国报道有偏见，但这几家媒体对请愿灾民的报道没看出有什麽「反华宣传」，余秋雨所说四大「罪状」也不知罪在何处，比如「是天灾，更是人祸」，这是中国媒体与公众的反思，并非外媒专利；法院没受理，这是事实，不是造谣；记者被短时间拘留也并非诬陷；地震对中国民主进程的影响，中国媒体有诸多讨论，也绝不是西方媒体的发明。(chinesenewsnet.com)

因此，「诬陷」之说，并无实证，却反证了中国部分知识精英僵化的排外思维定势。随意摘出几条支持余秋雨的网民意见如下：「秋雨老师说出了我们要说的话，那些请愿的人该好好反思一下，看看是否受了坏人的挑拨！」「（请愿）是外国记者最愿意看到的事情，不能把我们的痛苦让他人当作攻击我们的理由，听党的话吧。」「支援余老师的劝告，国家有难，应共同应对，不能让亲者痛，仇者快！」(chinesenewsnet.com)

这与最近两个月来中国青年所表现的排外情绪有共通之处。为反对西方媒体对西藏问题的报道偏见而成立的anti-cnn.com网站上，余秋雨得到更多的支持。余秋雨式的思维在今日中国毫不陌生：冤屈民众上访被认为破坏安定团结大好局面；有位农民反映工业污染，只因接受了外国采访就被抓起来；中国NGO反对大利益集团滥修大坝，被诬蔑「拿外国主子的钱」；(chinesenewsnet.com)

南方报业发文赞赏中央政府在救灾中尊重「普世价值」，便被诬成外国反华势力的「代理人」。可怕的是，不少知识精英仍持这种冷战思维。《人民日报》评论员引用恩格斯的话：「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我们期待进步，但前提是从灾难和错误中学习。如果不躬身自问，仍以闭关锁国的心态看世界，将自己的责任推卸给世界对我们的「敌意」，并牺牲公民的个人权利来维护脸面，则永远不会进步。(chinesenewsnet.com)

在这一点上，余秋雨甚至应该向莎朗•斯通学习。莎朗•斯通被中国人痛骂，出於对她的话断章取义，她的电视采访实际讲她反思的过程：她不喜欢中国人，但她受了别人的感动，应该以德报怨，帮助灾民。她反省并改变了自己的错误态度。中国要成为伟大的国家，只能通过自察自省自强自信，练好自己的「内功」，成为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民主法治国家，而不是排外仇外，草木皆兵，到处树立假想敌。(chinesenewsnet.com)

刘鉴强：中国资深记者。现为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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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出也

[[里太白夜访肚子美]]

余秋雨式的思维定势：“外媒诬陷”中国知识精英？
DWNEWS.COM-- 2008年6月15日19:7:34(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亚洲周刊刘鉴强／作家余秋雨凭其优美的文化散文，在十几年前一炮走红，是中国目前收入最高的作家之一。但最近一周，他遭遇「含泪门」，因劝地震灾民不要请愿，遭网友痛批。(chinesenewsnet.com)

余秋雨六月五日晚在博客中发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说，他从海外媒体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惩处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他说：「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藉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chinesenewsnet.com)

他「含泪」劝告灾民暂时不要「请愿」：「只有当这些＿??~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因此，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麽呢。」(chinesenewsnet.com)

此文发表后很快被几大门户网站置於首页，目前仅在其博客上就有超过五十万人浏览，支持与反对阵垒分明。文章发表最初两天内，留言超过四千条，其中反对者言辞激烈，但笔者在阅读这些留言时，突然发现约一千条留言被删除，后来其博客乾脆关闭留言功能，读者无法发表评论。(chinesenewsnet.com)

有网友批评余秋雨说：「在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灾民们向政府和平请愿完全正常，既不耽误救灾大事，也不会丢中国的脸面。不知道余先生为什麽这样害怕，竟然要含泪劝告了。人民群众正常行使宪法权利，就这麽可怕吗？」另有网民留言说：「那些痛失子女的父母并非被反华势力利用，而是本能的发?。」有人则痛骂余秋雨是无耻文人、御用文人。(chinesenewsnet.com)

在我看来，余秋雨曾为救灾捐献二十万元，爱心可见，也没有证据表明他要向谁献媚，因此，余秋雨既非人所责骂的「冷血」，也非「无耻」。但仔细分析他的「含泪呼吁」，会有意外的发现：他正代表着今日中国一些知识精英的思维惯性。余秋雨之所以「含泪劝告」，起因於怕灾民上访被反华势力所用，他认为西方媒体诬陷性的说法有四点：(chinesenewsnet.com)

一，是天灾，更是人祸；二、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三、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四、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chinesenewsnet.com)
我特意读了一些外媒报道，包括《纽约时报》、美联社和《华尔街日报》。尽管有时外媒对中国报道有偏见，但这几家媒体对请愿灾民的报道没看出有什麽「反华宣传」，余秋雨所说四大「罪状」也不知罪在何处，比如「是天灾，更是人祸」，这是中国媒体与公众的反思，并非外媒专利；法院没受理，这是事实，不是造谣；记者被短时间拘留也并非诬陷；地震对中国民主进程的影响，中国媒体有诸多讨论，也绝不是西方媒体的发明。(chinesenewsnet.com)

因此，「诬陷」之说，并无实证，却反证了中国部分知识精英僵化的排外思维定势。随意摘出几条支持余秋雨的网民意见如下：「秋雨老师说出了我们要说的话，那些请愿的人该好好反思一下，看看是否受了坏人的挑拨！」「（请愿）是外国记者最愿意看到的事情，不能把我们的痛苦让他人当作攻击我们的理由，听党的话吧。」「支援余老师的劝告，国家有难，应共同应对，不能让亲者痛，仇者快！」(chinesenewsnet.com)

这与最近两个月来中国青年所表现的排外情绪有共通之处。为反对西方媒体对西藏问题的报道偏见而成立的anti-cnn.com网站上，余秋雨得到更多的支持。余秋雨式的思维在今日中国毫不陌生：冤屈民众上访被认为破坏安定团结大好局面；有位农民反映工业污染，只因接受了外国采访就被抓起来；中国NGO反对大利益集团滥修大坝，被诬蔑「拿外国主子的钱」；(chinesenewsnet.com)

南方报业发文赞赏中央政府在救灾中尊重「普世价值」，便被诬成外国反华势力的「代理人」。可怕的是，不少知识精英仍持这种冷战思维。《人民日报》评论员引用恩格斯的话：「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我们期待进步，但前提是从灾难和错误中学习。如果不躬身自问，仍以闭关锁国的心态看世界，将自己的责任推卸给世界对我们的「敌意」，并牺牲公民的个人权利来维护脸面，则永远不会进步。(chinesenewsnet.com)

在这一点上，余秋雨甚至应该向莎朗•斯通学习。莎朗•斯通被中国人痛骂，出於对她的话断章取义，她的电视采访实际讲她反思的过程：她不喜欢中国人，但她受了别人的感动，应该以德报怨，帮助灾民。她反省并改变了自己的错误态度。中国要成为伟大的国家，只能通过自察自省自强自信，练好自己的「内功」，成为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民主法治国家，而不是排外仇外，草木皆兵，到处树立假想敌。(chinesenewsnet.com)

刘鉴强：中国资深记者。现为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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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拜六]

牟传珩:“文化太监”余秋雨——中国御用文人的一面镜子
余秋雨以文做秀在大陆是出了名的。而如今他竟借国难当头，"含泪"媚共，在其博客《含泪劝告死难学生家长》一文中，要求在这次大地震中遇难学生的家长们停止请愿活动，以免被"反华媒体"所利用。余秋雨如此用心良苦地替党和政府担忧，压制大地震难属的合法权利，实在让人始料不及。而今，这篇良心泯灭的文章已经激起了广大网民的强烈炮轰，批评遣责之声不绝于耳。然而，与民间舆论形成强烈反差的官方媒体，却大力渲染、突出余秋雨的这篇媚态文章。例如，6月7日《北京晚报》12版发表了《余秋雨含泪写新博》的官荐文章，文章称： "著名学者余秋雨6月5日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最新博文，就地震灾难之后续问题有条有理地谈出了他的看法。文章保持了其清醒的大局观，文字不失理性真诚，一经发布立即引发了网友的热烈反响。"该文公然歪曲事实，将网上一片鞭挞之声，偷换称"热烈反响"。由此可见，当下中国的官民立场与情感的对立，同时也再一次展现了余秋雨这位中国优秀"文化太监"对当权者的"人格魅力"。

记得不久前，余秋雨就站在官方立场发出如此文化声音：他发表《自语》文中表示，中华民族在灾难中的透明呈现，立即解除了外部世界的诸多误会，证明自己的本性是大善，因此感动了天下；同时又代主子愤怒讨伐了"地震天谴论"，狂嚣如果真是"天谴"，他要对天高喊："天啊，你残害苍生枉为天！"；此次又在《含泪劝告死难学生家长》文章里，不无娇情地摆出了"深明主子大义"的姿势，替当权者排忧解愁，要"含泪"劝告失去孩子的愤怒难属放弃问责。文章媚态百出的写道："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些天来，无论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军队、武警、医生，还是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救援者、志愿者都尽心尽力 、令人感动。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因此，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该文很自然地将自己摆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以你们我们划线，形成以下文章逻辑："你们"即请愿家长，而"我们"便是政府，是救援者，是"你们"的恩人，"我们"都在救援"你们"，"我们"没有做错一点什么，而"你们"却在横生枝节，苛责"我们"这些"恩人"，从而影响"我们"营造的救援之动人的气氛？这正是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天天等着的。余秋雨竟然如此将伺候主子的奴才与主子划了等号，将民众排除在外，成了"我们"的对立面"你们"。所以他要以"我们"的名义，对"你们"横生枝节的"请愿"进行了"含泪"的讨伐。"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而责任就在"你们"。如此颠倒黑白的文章，殷勤主动的迎合权力所需，不已奴气十足，媚骨昭然了吗？由此看来，余秋雨是不辱"文化太监"这个称谓的使命的。


说余秋雨是"文化太监"，根据的正是其一贯表现与文章的自我定位——他是在利用文章伺候主子，向主子讨赏的。其实，这也是有其历史定论的。人所共知，文革时期余秋雨就卖身投靠当权者四人帮，成为其文化打手。1968年10月16日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要批判原苏联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便为江青当"文艺革命英勇旗手"扫清障碍。上海根据姚文元的电话指示便成立了"批判'斯坦尼体系'战斗组"，该组设在《文汇报》社，余秋雨即为这个小组的五人成员之一。据胡锡涛回忆："为了吃一顿肉丝面夜宵"，余秋雨"每天步行一个半钟头"来到《文汇报》社卖力撰写批判"斯坦尼"的文章。再举两例：1973年11月 余秋雨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与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该文大骂胡适为"卖国贼"、"反革命"。 1974年1月 余秋雨又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胡适传》，对胡适帽子越扣越大 ，棍子越打越重，胡适的亲属胡念柏读了后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以至住进了医院（胡子暄：《"余秋雨，你应当受到良心的责备"——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公开信》，《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其实，一个人的嘴脸，不用几笔就可以勾勒的生动、鲜明而具体了。

聚焦余秋雨的脸谱，正是当下中国御用文人的一面镜子。余秋雨代表着御用知识阶层的媚态化与犬儒化现实。如6月6日，山东《齐鲁晚报》A26版"青未了"副刊发表作者名为王兆山（山东作协副主席）的"词二首"，该词竟称地震死难者"党疼国爱"， "纵做鬼，也幸福"，还无耻地以死难者名义发出企盼："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如此肉麻文人已经丧尽天良，厚颜无耻到极点。当下正处于新旧文明转换过程中的中华民族，在"红色记忆"与权力操纵的背景下，一切思想、文化与艺术，都充斥着媚权和媚俗的媚态气息。知识人精神离追求真实、自由与高雅的文化品质愈来愈远。当我们用批判的视野审视当下中国的官场文化、艺术与时尚潮流，就会发现如今中国能够走红的主流文化创造者，大多不仅缺乏真正的人文关怀，更没有自由批判的精神力量。在如此粗俗的"红色记忆"与媚态文化背后，表现了当下官场垄断的整体文化品质的衰退。这正是对在大地震后全民提升起的人类"类化"意识的背叛。今天，我们时代的官场文化艺术，已经沦落为伺候主子的太监和宣传商品的包装。那些卖身投靠权贵的文人，已沦为统治者集团中的"文化太监"。记得知识社会学创始人曼海姆曾说，"知识分子"是"自由的漂浮者"，即一个没有根基的社会阶层，因为不明确他们隶属于哪一个集团，因而有着自由思想的特点。这种特点就是"在沉沉黑夜中担当守更人的角色"。但今日中国的"御用文人"却找到了权力为靠山，因而他们的表现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社会置疑：不仅仅是他们价值观受到非议，其人格媚权、媚俗更遭到嘲弄。因此余秋雨做秀不成，遭到网民的强烈炮轰也就不足为怪了。

余秋雨这面镜子又照出了多少中国 "文化太监"的媚态，而他们遭到民众普遍唾弃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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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文化太监”余秋雨——中国御用文人的一面镜子
余秋雨以文做秀在大陆是出了名的。而如今他竟借国难当头，"含泪"媚共，在其博客《含泪劝告死难学生家长》一文中，要求在这次大地震中遇难学生的家长们停止请愿活动，以免被"反华媒体"所利用。余秋雨如此用心良苦地替党和政府担忧，压制大地震难属的合法权利，实在让人始料不及。而今，这篇良心泯灭的文章已经激起了广大网民的强烈炮轰，批评遣责之声不绝于耳。然而，与民间舆论形成强烈反差的官方媒体，却大力渲染、突出余秋雨的这篇媚态文章。例如，6月7日《北京晚报》12版发表了《余秋雨含泪写新博》的官荐文章，文章称： "著名学者余秋雨6月5日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最新博文，就地震灾难之后续问题有条有理地谈出了他的看法。文章保持了其清醒的大局观，文字不失理性真诚，一经发布立即引发了网友的热烈反响。"该文公然歪曲事实，将网上一片鞭挞之声，偷换称"热烈反响"。由此可见，当下中国的官民立场与情感的对立，同时也再一次展现了余秋雨这位中国优秀"文化太监"对当权者的"人格魅力"。

记得不久前，余秋雨就站在官方立场发出如此文化声音：他发表《自语》文中表示，中华民族在灾难中的透明呈现，立即解除了外部世界的诸多误会，证明自己的本性是大善，因此感动了天下；同时又代主子愤怒讨伐了"地震天谴论"，狂嚣如果真是"天谴"，他要对天高喊："天啊，你残害苍生枉为天！"；此次又在《含泪劝告死难学生家长》文章里，不无娇情地摆出了"深明主子大义"的姿势，替当权者排忧解愁，要"含泪"劝告失去孩子的愤怒难属放弃问责。文章媚态百出的写道："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些天来，无论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军队、武警、医生，还是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救援者、志愿者都尽心尽力 、令人感动。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因此，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该文很自然地将自己摆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以你们我们划线，形成以下文章逻辑："你们"即请愿家长，而"我们"便是政府，是救援者，是"你们"的恩人，"我们"都在救援"你们"，"我们"没有做错一点什么，而"你们"却在横生枝节，苛责"我们"这些"恩人"，从而影响"我们"营造的救援之动人的气氛？这正是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天天等着的。余秋雨竟然如此将伺候主子的奴才与主子划了等号，将民众排除在外，成了"我们"的对立面"你们"。所以他要以"我们"的名义，对"你们"横生枝节的"请愿"进行了"含泪"的讨伐。"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而责任就在"你们"。如此颠倒黑白的文章，殷勤主动的迎合权力所需，不已奴气十足，媚骨昭然了吗？由此看来，余秋雨是不辱"文化太监"这个称谓的使命的。


说余秋雨是"文化太监"，根据的正是其一贯表现与文章的自我定位——他是在利用文章伺候主子，向主子讨赏的。其实，这也是有其历史定论的。人所共知，文革时期余秋雨就卖身投靠当权者四人帮，成为其文化打手。1968年10月16日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要批判原苏联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便为江青当"文艺革命英勇旗手"扫清障碍。上海根据姚文元的电话指示便成立了"批判'斯坦尼体系'战斗组"，该组设在《文汇报》社，余秋雨即为这个小组的五人成员之一。据胡锡涛回忆："为了吃一顿肉丝面夜宵"，余秋雨"每天步行一个半钟头"来到《文汇报》社卖力撰写批判"斯坦尼"的文章。再举两例：1973年11月 余秋雨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与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该文大骂胡适为"卖国贼"、"反革命"。 1974年1月 余秋雨又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胡适传》，对胡适帽子越扣越大 ，棍子越打越重，胡适的亲属胡念柏读了后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以至住进了医院（胡子暄：《"余秋雨，你应当受到良心的责备"——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公开信》，《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其实，一个人的嘴脸，不用几笔就可以勾勒的生动、鲜明而具体了。

聚焦余秋雨的脸谱，正是当下中国御用文人的一面镜子。余秋雨代表着御用知识阶层的媚态化与犬儒化现实。如6月6日，山东《齐鲁晚报》A26版"青未了"副刊发表作者名为王兆山（山东作协副主席）的"词二首"，该词竟称地震死难者"党疼国爱"， "纵做鬼，也幸福"，还无耻地以死难者名义发出企盼："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如此肉麻文人已经丧尽天良，厚颜无耻到极点。当下正处于新旧文明转换过程中的中华民族，在"红色记忆"与权力操纵的背景下，一切思想、文化与艺术，都充斥着媚权和媚俗的媚态气息。知识人精神离追求真实、自由与高雅的文化品质愈来愈远。当我们用批判的视野审视当下中国的官场文化、艺术与时尚潮流，就会发现如今中国能够走红的主流文化创造者，大多不仅缺乏真正的人文关怀，更没有自由批判的精神力量。在如此粗俗的"红色记忆"与媚态文化背后，表现了当下官场垄断的整体文化品质的衰退。这正是对在大地震后全民提升起的人类"类化"意识的背叛。今天，我们时代的官场文化艺术，已经沦落为伺候主子的太监和宣传商品的包装。那些卖身投靠权贵的文人，已沦为统治者集团中的"文化太监"。记得知识社会学创始人曼海姆曾说，"知识分子"是"自由的漂浮者"，即一个没有根基的社会阶层，因为不明确他们隶属于哪一个集团，因而有着自由思想的特点。这种特点就是"在沉沉黑夜中担当守更人的角色"。但今日中国的"御用文人"却找到了权力为靠山，因而他们的表现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社会置疑：不仅仅是他们价值观受到非议，其人格媚权、媚俗更遭到嘲弄。因此余秋雨做秀不成，遭到网民的强烈炮轰也就不足为怪了。

余秋雨这面镜子又照出了多少中国 "文化太监"的媚态，而他们遭到民众普遍唾弃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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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救药的余秋雨/张成觉
(博讯2008年06月15日发表)
原以为遭到网络上千夫所指的余秋雨会暂时收敛，不料此丧尽天良的文人厚颜无耻依然故我。看来以常人之心度丑类之腹，根本行不通。只能效法鲁迅的态度：“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余“大师”的心理。
这位备受海内外作者抨击的御用文人，竟然以《感谢灾区朋友》为题，为自己那篇臭名远扬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做广告，说什么“一些救援队的朋友把我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及时地向有关帐篷作了传达，效果很好。为此，我要向转达者和被转达者表示双重的感谢。”实质向主子谎报军情，献媚讨好。
请注意上段文字里含胡不清的用词。“一些救援队的朋友”，什么救援队，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朋友”什么身份，全无交代。就像《含泪劝告》文中所说的那位“佛学大师”，无名无姓，无从追查。天晓得他们是否真的存在。
“及时地向有关帐篷作了传达”，这就更妙了。“及时”，何时？“有关帐篷”，何地？何单位？何人？男女老少？一律欠奉，使读者一头雾水。
“效果很好”，怎么个好法？“有关帐篷” 为成了“菩萨”的遇难子女欢呼雀跃，愁容尽解了？全都乖乖听话，表示再不上街请愿了？
余秋雨如此丑表功，令人记起整整50年前张春桥写过的四句话，叫做“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用以描绘满脑“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人之嘴脸，见于大跃进时期张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
张文当年受到毛的青睐，从此发迹。故文革末期那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里，将此警句再次重录，以示其鄙弃名利的共产主义风格。其实所批判者适为夫子自道，那正是“狗头军师”本人卑鄙行径的生动写照。
身为张姚手下“石一歌”写作组成员的余秋雨，当然对张作滚瓜烂熟，对其伎俩心领神会。“5.12”地震后，余“大师”破门而出“写新博”，向当局邀宠，不就是为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吗？
而在成了过街老鼠之后，他并没有“夹起尾巴做人”，反而拼命反扑，满嘴喷粪，大言不惭，自我吹嘘，凡此种种，岂非“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余文继称，“一切自然灾难都可能带来情感灾难。情感灾难就像堰塞湖，它的形状（？）是必然的，但要防止溃决却要做辛苦的疏导工作。而劝告，就是疏导。只要大家一起来做，就会出现唐家山的奇迹。”
在这里，余秋雨俨然以古代善于治水的大禹传人自居。此次地震，大禹故里被毁，身在黄浦江边的余“大师”乃粉墨登场，扮演“疏导工作”的行家里手，解决“情感灾难”所形成的堰塞湖“防止溃决”的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此段头一句余秋雨已完全排除了“人祸”因素，只言“自然灾难”。这和下文自相矛盾。余“大师”行文有此漏洞，并非仅见。兹不细述，留待后面再议。
余文承认，“劝告非常艰难，因为被劝告的对象刚刚遭受了极大的伤害，他们的很多权利还没有获得，他们的情感行为非常值得同情，这就会使劝告者显得‘不仁不义’。但是，必要的理性劝告还是要鼓起勇气提出来。”
很明显，这段辩解表明，余秋雨本人也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不仁不义”，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他所用的论据引喻失当，故不经一驳。因为，他以“那些背负亲人遗体行走很久、很远的灾民”来作譬，这里面最低限度有几点经不起推敲。
一是“背负亲人遗体行走很久、很远的灾民”，以笔者所知，目前传媒只报道过一位骑摩托的男子。何况“行走很久、很远”也是余杜撰的。在灾区道路中断、交通阻塞的情况下，若非自身拥有摩托，又有汽油，那位男子纵然对亡妻情深似海，也断不会且不可能这么做。不知余秋雨从何处得知类似个案还有一“些”？
二是就上述灾民而言，似未见有报道称其受阻。余秋雨何所据而云尔？
三是“那些防疫人员有可能遭到群殴”，纯属余的假设。提出此种虚拟的话题，有挑拨之嫌。
其实，余秋雨拐弯抹角，无非想说“大灾中的理性劝告，也需要不小的勇敢”。而他本人便是具备这种“不小的勇敢”之楷模。这是“老鼠掉落天平—自己称自己”。
余文接着兵行险着，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提出，“对于请愿灾民的劝告，。。很容易被误会成不重视灾民的人权”。然后百般狡辩，可惜越描越黑，欲盖弥彰。
文中写道：“按常例，‘请愿’是针对被政府拒绝的事情所进行的，但这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已明确表示，要对低劣建筑的责任者进行法律追究。这就使请愿失去了方向。”
上文所说的请愿“常例”，只是余秋雨自己定的“例”。事实上，许多请愿针对的并非“政府拒绝的事情”，而是政府承诺要办却迟迟“不作为”，或者久无下文的事情。这就是文中讲的“差别只在时间上”。
因此，请愿并无“失去了方向”的问题，方向很明确，是拖着不办的中共当局。
对此，余秋雨以当局的辩护律师身份出现，说“法律的事快不起来”，“要完成法律的技术测定确实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还拿日本阪神大地震和伊朗北姆大地震为例，仿佛理直气壮，煞有介事。
但是，余“大师”能否告诉我们，日本和伊朗这两次大地震，有灾民提出死难子女丧生于校舍豆腐渣工程的问题吗？如果没有，请别拿这两次大地震来打马虎眼，企图堵灾区老百姓的嘴。
富于戏剧想象力，又是鲁迅研究学者的余秋雨，轻描淡写地谈了请愿者的“人权”之后，宣布他细看西方传媒有关图片报导，发现：
“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政治性的‘请愿’，而是他们在延续着对孩子的悼念仪式，是以父母亲的双腿跪在雨中倾泄着心中的无尽悲哀。他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听听他们的倾诉和痛哭。”
换句话说，余“大师”认定：他们无非像祥林嫂似的，旨在向“更多的人”讲阿毛的故事！
余文这么笔锋一转，好像挫败了“反华”势力把灾民请愿政治化的企图。实际并不然。尤其是让读者联想起祥林嫂，就更为不智。因为，灾民今天所面对的当局，仍然奉行封建专制那一套，与现代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判若天壤。
因此，文中表示希望把请愿灾民扶起来，让他们“到帐篷里避避雨，然后告诉他们，把法律的事交给法院，千万不要着急，更不要在心理康复过程中不断咀嚼悲哀。”显得十分虚伪。
请问，今天的大陆，“把法律的事交给法院”就行了吗？不是政法委管着法院吗？上面不是还有党委吗？请愿是要向党委施压，余秋雨难道不懂吗？
而且，那些死难学童不是如你上次讲的那位“佛学大师”所言，都成“菩萨”了么？果如此，家长们怎会“在心理康复过程中不断咀嚼悲哀”呢？是否你余秋雨说了谎？
余文“苦口婆心”絮絮不休地“劝告”，并预计效果不错之后，又“转过身来对着另一方面，再度重复我在前几天那篇劝告文章中提出的两点要求了。”
那就是一，偷工减料等责任者须受严惩；二，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
对此，余文发挥了一通大道理。但若跟前面他一口咬定这是自然灾难的说法相对照，等于自打嘴巴。限于篇幅，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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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出也

[[里太白夜访肚子美]]

无可救药的余秋雨/张成觉
(博讯2008年06月15日发表)
原以为遭到网络上千夫所指的余秋雨会暂时收敛，不料此丧尽天良的文人厚颜无耻依然故我。看来以常人之心度丑类之腹，根本行不通。只能效法鲁迅的态度：“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余“大师”的心理。
这位备受海内外作者抨击的御用文人，竟然以《感谢灾区朋友》为题，为自己那篇臭名远扬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做广告，说什么“一些救援队的朋友把我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及时地向有关帐篷作了传达，效果很好。为此，我要向转达者和被转达者表示双重的感谢。”实质向主子谎报军情，献媚讨好。
请注意上段文字里含胡不清的用词。“一些救援队的朋友”，什么救援队，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朋友”什么身份，全无交代。就像《含泪劝告》文中所说的那位“佛学大师”，无名无姓，无从追查。天晓得他们是否真的存在。
“及时地向有关帐篷作了传达”，这就更妙了。“及时”，何时？“有关帐篷”，何地？何单位？何人？男女老少？一律欠奉，使读者一头雾水。
“效果很好”，怎么个好法？“有关帐篷” 为成了“菩萨”的遇难子女欢呼雀跃，愁容尽解了？全都乖乖听话，表示再不上街请愿了？
余秋雨如此丑表功，令人记起整整50年前张春桥写过的四句话，叫做“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用以描绘满脑“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人之嘴脸，见于大跃进时期张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
张文当年受到毛的青睐，从此发迹。故文革末期那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里，将此警句再次重录，以示其鄙弃名利的共产主义风格。其实所批判者适为夫子自道，那正是“狗头军师”本人卑鄙行径的生动写照。
身为张姚手下“石一歌”写作组成员的余秋雨，当然对张作滚瓜烂熟，对其伎俩心领神会。“5.12”地震后，余“大师”破门而出“写新博”，向当局邀宠，不就是为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吗？
而在成了过街老鼠之后，他并没有“夹起尾巴做人”，反而拼命反扑，满嘴喷粪，大言不惭，自我吹嘘，凡此种种，岂非“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余文继称，“一切自然灾难都可能带来情感灾难。情感灾难就像堰塞湖，它的形状（？）是必然的，但要防止溃决却要做辛苦的疏导工作。而劝告，就是疏导。只要大家一起来做，就会出现唐家山的奇迹。”
在这里，余秋雨俨然以古代善于治水的大禹传人自居。此次地震，大禹故里被毁，身在黄浦江边的余“大师”乃粉墨登场，扮演“疏导工作”的行家里手，解决“情感灾难”所形成的堰塞湖“防止溃决”的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此段头一句余秋雨已完全排除了“人祸”因素，只言“自然灾难”。这和下文自相矛盾。余“大师”行文有此漏洞，并非仅见。兹不细述，留待后面再议。
余文承认，“劝告非常艰难，因为被劝告的对象刚刚遭受了极大的伤害，他们的很多权利还没有获得，他们的情感行为非常值得同情，这就会使劝告者显得‘不仁不义’。但是，必要的理性劝告还是要鼓起勇气提出来。”
很明显，这段辩解表明，余秋雨本人也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不仁不义”，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他所用的论据引喻失当，故不经一驳。因为，他以“那些背负亲人遗体行走很久、很远的灾民”来作譬，这里面最低限度有几点经不起推敲。
一是“背负亲人遗体行走很久、很远的灾民”，以笔者所知，目前传媒只报道过一位骑摩托的男子。何况“行走很久、很远”也是余杜撰的。在灾区道路中断、交通阻塞的情况下，若非自身拥有摩托，又有汽油，那位男子纵然对亡妻情深似海，也断不会且不可能这么做。不知余秋雨从何处得知类似个案还有一“些”？
二是就上述灾民而言，似未见有报道称其受阻。余秋雨何所据而云尔？
三是“那些防疫人员有可能遭到群殴”，纯属余的假设。提出此种虚拟的话题，有挑拨之嫌。
其实，余秋雨拐弯抹角，无非想说“大灾中的理性劝告，也需要不小的勇敢”。而他本人便是具备这种“不小的勇敢”之楷模。这是“老鼠掉落天平—自己称自己”。
余文接着兵行险着，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提出，“对于请愿灾民的劝告，。。很容易被误会成不重视灾民的人权”。然后百般狡辩，可惜越描越黑，欲盖弥彰。
文中写道：“按常例，‘请愿’是针对被政府拒绝的事情所进行的，但这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已明确表示，要对低劣建筑的责任者进行法律追究。这就使请愿失去了方向。”
上文所说的请愿“常例”，只是余秋雨自己定的“例”。事实上，许多请愿针对的并非“政府拒绝的事情”，而是政府承诺要办却迟迟“不作为”，或者久无下文的事情。这就是文中讲的“差别只在时间上”。
因此，请愿并无“失去了方向”的问题，方向很明确，是拖着不办的中共当局。
对此，余秋雨以当局的辩护律师身份出现，说“法律的事快不起来”，“要完成法律的技术测定确实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还拿日本阪神大地震和伊朗北姆大地震为例，仿佛理直气壮，煞有介事。
但是，余“大师”能否告诉我们，日本和伊朗这两次大地震，有灾民提出死难子女丧生于校舍豆腐渣工程的问题吗？如果没有，请别拿这两次大地震来打马虎眼，企图堵灾区老百姓的嘴。
富于戏剧想象力，又是鲁迅研究学者的余秋雨，轻描淡写地谈了请愿者的“人权”之后，宣布他细看西方传媒有关图片报导，发现：
“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政治性的‘请愿’，而是他们在延续着对孩子的悼念仪式，是以父母亲的双腿跪在雨中倾泄着心中的无尽悲哀。他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听听他们的倾诉和痛哭。”
换句话说，余“大师”认定：他们无非像祥林嫂似的，旨在向“更多的人”讲阿毛的故事！
余文这么笔锋一转，好像挫败了“反华”势力把灾民请愿政治化的企图。实际并不然。尤其是让读者联想起祥林嫂，就更为不智。因为，灾民今天所面对的当局，仍然奉行封建专制那一套，与现代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判若天壤。
因此，文中表示希望把请愿灾民扶起来，让他们“到帐篷里避避雨，然后告诉他们，把法律的事交给法院，千万不要着急，更不要在心理康复过程中不断咀嚼悲哀。”显得十分虚伪。
请问，今天的大陆，“把法律的事交给法院”就行了吗？不是政法委管着法院吗？上面不是还有党委吗？请愿是要向党委施压，余秋雨难道不懂吗？
而且，那些死难学童不是如你上次讲的那位“佛学大师”所言，都成“菩萨”了么？果如此，家长们怎会“在心理康复过程中不断咀嚼悲哀”呢？是否你余秋雨说了谎？
余文“苦口婆心”絮絮不休地“劝告”，并预计效果不错之后，又“转过身来对着另一方面，再度重复我在前几天那篇劝告文章中提出的两点要求了。”
那就是一，偷工减料等责任者须受严惩；二，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
对此，余文发挥了一通大道理。但若跟前面他一口咬定这是自然灾难的说法相对照，等于自打嘴巴。限于篇幅，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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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出也

[李拜六]

新京报文化部《余秋雨调查》
《余秋雨调查》专题由新京报文化部策划制作。

■　专题前言

理性面对余秋雨的执拗

余秋雨的“文革”问题困惑我们很久了。

这困惑，不在于余秋雨到底在“文革”中做了些什么，而在于，这样一件非常容易调查清楚的事情，为什么需要经历一轮又一轮的全国性争论？而余秋雨又为什么坚持不愿意按照传统的做法，对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发出惹人同情的“一声叹息”？

余秋雨的“文革”问题可不可以调查？余秋雨将如何解决他的历史问题？

“记忆文学”《借我一生》出版，部分解答了我们的困惑，它说明余秋雨希望高调地解决自己的历史问题。

余秋雨的高调表现在，在出版之前，他将《借我一生》中的一部分提前在《收获》杂志发表，而编者选取恰恰有敏感的“文革”话题。此举立即收到了全国性“效果”。

7月22日，仍是在《借我一生》出版前夕，余秋雨接受本报记者访问，回答了一系列敏感问题，并高调宣布即将退出文化圈。同时，余秋雨通过《南方周末》向媒体发出了“质询”，其问题有七，但问题的核心是：既然媒体对他在“文革”以及后来的种种作为充满疑问，为什么不调查清楚呢？

余秋雨此问，虽颇具挑战意味，倒也正应合了我们的想法。虽然我们与余秋雨并无任何纠葛，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我们接受余秋雨的质询，决定采取一次无预设立场的调查。我们深信，困惑的解决之道，惟理性面对一途。
半个多月来，本报记者辗转京沪两地，访问了多名在余秋雨人生历史中出现过的人物。调查并不容易，每个参与者都有自己的历史想像，好在调查的人多了，就循出了相对清晰的脉络，终于可以形成今天的调查报告。

我们希望这个报告，一可以为媒体的理性正名，二可以向历史的理性发一个宏愿。当然，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论战，令读者耳根清净，也是一个顺带的小小心愿。

从调查的结果看，余秋雨“文革”中的这些经历实在不值得去隐瞒。“文革”是全中国的“文革”，不是余秋雨的“文革”，它就像中国历史上一道巨大的伤口，虽然伤口会痊愈，但疤痕将永远难以消失，每一个参与的细胞，都被彰显得无比狰狞。跟当时许多人比起来，余秋雨相对清白。从这些经历反观余秋雨，他在这个问题上执拗的坚持并不常见。

但是，我们尊重余秋雨的执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拒不认错，也是对“文革”的一种态度。他用《借我一生》为自己辩护，未尝不是有效的办法。

编者注：文中“本报”指新京报

专题采写／整理：新京报记者　张弘

■　人物

余秋雨

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做过几年学院院长，辞职后潜心写作。

■　采访手记

余秋雨在1975－1985

余秋雨很健谈。第一次采访时，他讲了三个多小时而不显半点疲态。这使我想起他四处演讲时的情形。在这次交谈中，他仍然没有承认自己就是“石一歌”成员，只是隐隐约约地表示，自己当时是在给工农兵学员编教材。

一天之后，我采访到了原“石一歌”组长陈孝全，他说，余秋雨1972年加入“石一歌”，1973年离开。在“石一歌”另一名成员孙光萱家里，我获知了更多关于写作组的情况，对照《借我一生》中的许多曲笔，我的心态一时又很复杂。回到北京后，我又联系到“石一歌”的另一名成员高义龙，他告诉了我相关情况，以及自己在写作组的经历，同时谈到了自己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在余秋雨身上，我看到了他的复杂性。总的印象是，一方面，他对于种种批评、指责有着深深的无奈；另一方面，他有意无意之间，总想把过去已经发生的那一段历史隐瞒起来，或用自己的文字来进行“修正”。

当我以记者的身份再一次联系高义龙之后，高明确说不愿意再多谈，并透露出余秋雨给他打电话叮嘱过；在另一些知情人那里，我了解到了同样的情形。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我调查事件真相的决心，第二次去上海，他与我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

也有一些知情者不愿发表任何意见。似乎过去的一切对于他们好像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一触动就会引来一阵疼痛。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认识历史，其实质就是认识当下，它是认识者在他所在时代的立场、价值观和思想深度的综合体现。即使不能“知兴替”，至少也能“明得失”。因而，我所做的，实际上只是对于真实的接近，让事实尽可能露出更清晰的面目。当我在上海的高温和烈日下匆匆奔走的时候，我暗暗告诉自己：现在，我在求“真”。

访问日本

1976年9月，余秋雨从奉化返回上海，10月，随鲁迅研究交流代表团访问日本。据说余秋雨在代表团中的任务之一就是监视团长朱永嘉。

蛰居奉化

1976年9月，蛰居浙江奉化大桥镇的余秋雨从两个山民口中得知毛泽东去世了。他立即收拾行李，返回上海。

他是1975年冬天查出“GBT偏高，可能有肝炎”的，生病后，先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出院以后领导想安排他到一个地方休养。按照胡锡涛的说法，余秋雨本想去北京养病，他当时也表示欢迎。不久，胡锡涛先后接到两位“老战友”的电话，对余秋雨都有一些负面的反映。于是，胡锡涛让王知常转告余秋雨，不同意他来北京。徐缉熙记得，此前，“当时有个传闻(‘四人帮’粉碎以前)，戏剧学院希望余秋雨回去当党委书记，当时朱永嘉不放”。而朱永嘉的证实是，“戏剧学院的军宣队曾来写作组要求调余秋雨回去任院的革委会副主任，我没有放人，搞行政工作非其长也”。

于是，他去了奉化。根据他自己的记忆，他离开上海的时候，“没有向写作组请假”。他在这里呆了足有大半年时间，读了很多线装古籍。

初露锋芒
从1972年加入《鲁迅传》编写组(笔名“石一歌”)开始，他就以“有才华，文笔好”而引人注意。一年后，他上调到康平路写作组文艺组，成为其中的正式成员。时隔30年之后，写作组当时的负责人朱永嘉这样回忆了他发现余秋雨才华的过程：

“从文风上讲，余秋雨在写作组时期的作品与后来的‘文化大散文’有一定的联系。当时上海安排几十万知青下乡插队。马天水曾问我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说就是下放到各地的知青不安定。为此，上海专门派了慰问团下去慰问当时的知青，我和余秋雨都曾下去采访，跑了很多天。余秋雨的散文《记一位县委书记》就是这时候在《朝霞》杂志发表的。写作组的吴文虎，去过云南，写过一篇《西双版纳来信》，后来又到过江西，他与曹溶写了一篇散文《赣南纪行》，在《学习与批判》杂志连载了三期。这篇散文就是余秋雨负责修改的。他在修改过程中，加进了许多当地的地理、风光、传统和文化的元素，使这篇原本很一般的散文看起来面貌一新。写文章的人都知道，改别人的文章比写文章还难，我和王知常在这个修改的过程中比较欣赏余秋雨的才华。”

正是由于朱永嘉和王知常对余秋雨的欣赏，所以，当姚文元1975年春天回上海的时候，他与其他几十名写作组成员一起被姚文元集体接见。朱永嘉在谈到这次接见时说：“姚文元每年冬天都要回上海度假，以前他每次来，都是单独接见我和王知常，由我们汇报工作，讨论当年选题计划报告，姚文元审完后确定选题。这次接见是他要见见写作组的其他成员，故而召集了写作组成员几十人，其中有余秋雨。1975年春，姚文元在丁香花园中厅一个会议室里接见写作组成员。当时的情况是一个一个分别介绍，叫什么名字，写过什么东西。当时余秋雨在写作组的地位不高，并没有受到姚文元的特殊关注。”

完成任务

回到上海不久，余秋雨又去了一趟日本。胡锡涛对于余秋雨的日本之行有过这样的记载：

“当时的上海，情况非常特殊，中央指示由上海警备区临时主持全市局面，对上海写作组实行军管，却遇到一个十分麻烦的问题：在‘四人帮’垮台之前的几个月，中日两国签订一个文化交流协议，由中方派出一个鲁迅研究交流代表团于10月中旬前往日本进行为期12天的友好访问，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是由张春桥、姚文元指定的朱永嘉担任。‘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的几天内，上海写作组几个头头气急败坏，王知常(原文误以为是朱永嘉)高喊‘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等疯狂的反动口号，甚至妄图与王洪文的爪牙们一起搞武装叛乱。这些头头自然要被软禁起来。然而，访日代表团还必须按中日协议规定日期出访，对朱永嘉这个团长如何处理呢？如果换个团长，怎么向日方讲清楚？如果不换团长，仍然由朱永嘉率团去日本，中方很不放心，万一他乘机逃跑怎么办？上海军方最高领导层决定让余秋雨作为团员跟随团长朱永嘉出访。交给余秋雨的任务是：监视朱永嘉，防止他出逃，朱的发言稿由余秋雨拟订。这真是富于传奇色彩的变化，为逃避 ‘批邓’而躲到农村的余秋雨，此时已成防止朱永嘉出逃的监视人。他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因此，又受到重用。”

不过，作为当事人朱永嘉的解释与胡锡涛的说法略有出入，主要的不同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前，余秋雨就已经被确定为代表团成员：

“关于余秋雨去日本的问题，上海鲁迅公园原来有一个鲁迅展览馆，‘文革’开始后，停止对外开放了，那时要恢复对外开放，展区的内容是我去审定的，当时余秋雨参加了这个工作，后来日本要办一个鲁迅展，以上海的展览为基础，因而日本邀请中国派一个代表团去日本参展，文物局建议由我组团去日本参展，在上海我就点名余秋雨随我一起去日本，这事是粉碎‘四人帮’以前定的，粉碎‘四人帮’后还去不去呢？文物局打报告问了华国锋，华说还是让我去，这样我就带了余一起去了日本，并按时回国接受审查，至于让余秋雨监视我，那我肯定不知情，也许真有其事，但这与当初指派他去日本参加代表团是两回事。”

根据朱永嘉的确认，出访日本的时间是1976年10月中旬，他们在日本访问了两个星期。在回国的飞机上，朱永嘉和余秋雨分别处于不同的机舱，朱永嘉一下飞机，就被人带走，隔离审查。

清查岁月：余秋雨回到学校

清查

1976年底到1979年，写作组受到两年多的清查。余秋雨也是被清查对象之一，在清查的最初阶段，他很受车文仪的赏识，曾经担任写作组文艺组清查的召集人。清查工作结束以后，余秋雨带着“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的结论回到了学校。

徐缉熙：他在文艺组肯定解脱得比较晚

徐缉熙也没有料到，回国后会受到两年多的清查。事过境迁之后，他这样回忆那时的情景：

“余秋雨回写作组之后，清查工作就快要开始了，工作组来了没有我就没有印象了。第一批是车文仪来清查，他是以中央工作组的名义，兼宣传部长和我们的工作组长。他做了一段时间后，据说是因为太‘右倾’，所以就换了工作组。新来的负责人是王素之，《解放军报》调来的，他接替组长，后来，王素之走了以后，又换成了上海市委工作组，后来是姜丕之做组长，姜丕之本来是一位老干部，原来是哲学组的资深成员，但姜也被认为是‘右倾’，又被换掉了，最后是夏其言，他来了之后就一直负责清查，直到工作结束。当时冯岗是他的副手，他们两人一起负责清查工作，一直到最后做结论。
“开始搞‘清查’运动的时候好像没有清查规定，除了朱、肖、王(朱永嘉、肖木、王知常为当时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是核心，被抓起来了之外，做结论的时候处理还是有轻重的，有些人作为严重政治错误，有些人作为一般政治错误，有些人不作政治错误处理。当时给我的结论就是‘说错话、做错事、写错文章’。余秋雨当时与我一样，不像朱、肖、王作为‘四人帮’在上海的帮凶被捕。

“原来清查的时候，王素之还是动员大家批判、揭发、交待自己的问题。夏其言和冯岗来了之后，工作做得很细致，一个一个查得很清楚，一个一个通过。当时好像按两类矛盾来分，像朱、肖、王那时候被视作‘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头目，他们好像是被作为敌我矛盾处理的(我的理解)，像我们这样大量的成员，当然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一方面，揭发朱、肖、王的问题，一方面讲清楚自己的问题，政策好像还是‘治病救人，惩前毖后’。余秋雨与我是同一类型，在文艺组当时处在同一个等级，但他更受重用，又是党员，当然我在写作组资格比他老，有十多年。但总体来说还是一般成员，虽然那个时候讲要培养他做接班人，但没成为事实。当时组长陈冀德、姚汉荣、非党的还有刘景清、高义龙。高义龙是在写作组入党的，运动到最后把他除名了(他在工作单位是重新入党的，写作组成员重新入党，他大概是惟一的一个)。还有一些是从工厂调来的小青年，他们强调‘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理论队伍’。当时来的时候都不会写文章，去别的组的也有，文艺组有两个。他们当时是莫名其妙被调进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自己有什么问题，讲清楚了就没事，他们在运动中是被清查组依靠的对象。

“我当时心里非常害怕，恨不得竹筒倒豆，总希望早点解脱，总之是非常紧张。当时讨论时陈冀德总说有些问题余秋雨不承认，态度不是太好。有很多问题说不清楚，他的检查老是通不过。主要是有几件事情说不清楚。这些事情我也不大清楚，因为不是我经手的。印象中，主要是打小报告、朝霞事件及一些文章的背景。据高义龙讲，余秋雨是最后解脱的，但我没有这个印象，但是他在文艺组肯定解脱得比较晚，我解脱时他还没有解脱。”

不过，徐缉熙关于工作组更换的回忆与夏其言有一些不同，夏其言在香港《纯文学》杂志副刊第32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上海写作组的清查开始时，王素之同志是工作组组长，但不久即调回北京，以后一直是由我负责的，直到清查结束，写出总结报告为止。”

胡锡涛：有些人非要把他整倒不可

余秋雨在清查时的情形，胡锡涛也有记叙：

“余秋雨是否从此摆脱一切干系、冲出重围了呢？没有，反而又陷入困境。1977年，是他‘三十而立’之年，但他无法‘立’起来，原因是被‘揭、批、查’ 运动拖住了，有些人非要把他整倒不可。他曾三次上书华国锋，申诉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均无下文。对上海写作组的小萝卜头、业务骨干分子‘揭、批、查’，整整花了三年时间，进驻康平路89号的工作组换了三批。受到牵连的余秋雨也被审查了三年，对他的文章、修改稿及言论、表现等等，翻来覆去不知查了多少遍，始终查不出他有什么问题。余秋雨不甘心这样不明不白地消耗时间，于是，他悄悄地埋头读书，收集资料，为著书立说做准备，为重新站起来而奋斗。”

孙光萱：事实基本已经清楚了

原“石一歌”成员，后来成为清查人员的孙光萱回忆那时的情景时说道：

“康平路在总部开大会，批判朱永嘉等核心成员，我也去了，我当时大吃一惊，把外围组织计算在内，共有三百人。经济组、哲学组、历史组、文艺组下面都有一些外围组织，但是都是单线联系，我在的‘石一歌’属文艺组的外围组织，但文艺组里有些人我也根本不认识，后来开会有时到市委党校和其他地方。我们也自查，写揭发材料，1977年12月，文艺组党小组进行改选，我被选为党小组副组长，我力辞不掉，后来只好遵命。”

孙光萱记得，当时清查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查不下去了，因为很多文章就是多人合作，一个人写好了别的人参与修改，有时历史组、哲学组的稿子也有文艺组的人参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办法弄得特别清楚。

当时，清查组的负责人夏其言、冯岗、黄道、陈宜宜等人一般不负责具体的工作，也不与孙光萱等人见面。孙光萱等人只负责提供清查的情况，然后清查组讨论，再送到市委清查办。清查分好几种情况，第一种是拘留，人员有朱永嘉、王知常。第二种是采取组织措施，或者隔离，或者留机关。当时，文艺组负责人陈冀德就被隔离了。第三种是属于说清楚对象。文艺组共16个人，有八九个人属于说清楚对象，其中有姚汉荣、徐缉熙、高义龙、余秋雨、陈孝全、戴厚英等人。

清查工作结束以后，余秋雨带着“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的结论回到了学校。

专题采写／整理：新京报记者　张弘

复查

20世纪80年代初，市里明确要求上海戏剧学院对余秋雨进行复查。不过，“余秋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学校复查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包括从评职称到他担任市领导”。

复查的时间和过程

清查结束以后，余秋雨回到学校，身上带着“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的结论，虽然不予追究其他责任，也不限制使用，但学校规定，有类似经历的人两年内不准给学生上课。没过多久，一场复查又开始了。当时，主要负责复查的F(原上海戏剧学院复查组副组长)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到了八十年代初，有一个问题出来了，新市委成立以后，班子调换，批评了‘两个凡是’，认为当时匆匆忙忙地对‘四人帮’写作班子的清查不够细致，有些人处理得太轻，从内部来讲也怕有一些做坏事的人漏网。为了这个，市委召开了会议，准备对参加过写作班子的人进行复查，我们戏剧学院的复查组当时没有把余秋雨包括在内，一个是因为他是学生，再一个是因为他比较年轻，主要活动也不在学校里。复查是由丁瑛和我负责的，丁瑛因为年纪大，身体不好，中途退出了，主要工作由我来做。

“这个任务是市里布置下来的，并且明确要求上海戏剧学院对余秋雨进行复查。在康平路开会时，我去接受了这个任务。接手过来后我提了几点要求：一、把材料全转下来；二、成立一个复查班子。后来发现原来的审查还是比较清楚的。在他当院长之前，还在写作组的时候，大家都叫他小余，他也用过‘小余’、‘小鱼’发表过几篇小文章，在档案里他写过一个检查，承认有几点错误。我当时为复查背了一点黑锅，最后怎么给他定性，当时有几种意见。我当时的出发点很清楚，一个是要实事求是，因为我从肃反到后来，经历过多次运动。”

在复查的时间上，原上海戏剧学院文学系党总支书记周培松的叙述与F有一些出入。但是，由于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两位讲述者都已经年过七旬，有些细节已经很难再次还原了。

“1979年的上半年，上级给我一个通知，说有一个会议叫我参加，我去了，地点在市委办公厅，老百姓称之为‘康办’(康平路办公室)，有解放军站岗，我说明情况，他就放我进去了，到了一楼一个房间里，有六七个人也坐在那儿。时间一到，我们就开会了，当时主持人是夏其言，他讲了一个情况，他原来是写作组清查组的，清查工作结束后，已经回到单位了(指《解放日报》)，有些事情跟大家谈谈。现在外面对写作组的清查工作有些反应，他讲的‘反应’实际上指的是上海本身和以外的地区说清查写作组的工作搞得比较‘右’。夏其言还说，他已经回到单位，又只好赶回来，跟大家再商议复查的问题。因为写作组要清查的人比较多，他们已经都查完了。有少数几个人，大家在对他们的问题上意见不完全一致，所以我们要对他们进行复查，其中就包括戏剧学院的余秋雨。

“余秋雨很晚才在清查中‘说清楚’，他人回了戏剧学院，需要复查一下，复查时他们另派人与我们联系。当时市里面有一个‘清查办公室’，副主任好像是邵幼民，他原来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另外还有两三个单位，他们也有复查的任务。回来后我就把这个情况向院党委汇报。当时党委书记是何添发，还有一个副书记叫胡志宏。当时有纪委副书记王颖儒，党委办公室主任沈炜元。后来任命了两个清查组组长，组长是丁瑛，副组长冯少唐。后来复查小组做了很多工作，了解情况，看资料。在这个过程中，市里来了一个联络员，叫钟德秋，他后来来过学校几次。隔一阵来一次，听取我们对余秋雨的复查情况。

“余秋雨有不确定的一面，事实部分也有不清楚的一面，所以清查组在大多数时候意见一致，有时不一致，比如怎么给他定性，就不一致，原来夏其言他们清查的时候给他定性是‘一般政治错误’，我们复查的时候就反复权衡，这是高了还是低了，这是复查的内容之一。把这个情况了解以后，就找有关人员谈话，查资料，对照政策，复查组没有人说他是定高了，但有人认为，对余秋雨的结论偏低，有人认为可以了，就这样不要动了，维持在‘一般政治错误’上，这两种观点后来趋于一致，我们主要是搞清事实，搞清当事人走过的历史轨迹，而不是简单下结论，如果简单下结论，容易先入为主。把事实搞清楚后，这个人的面貌就基本清楚了。他走的什么历史道路也清楚了，以后别人也更了解。后来形成的一致意见是，既把事实搞清，又不轻易推翻写作组清查组的结论，这对他们的意见也是一种尊重。”

陈恭敏：戏剧学院没有歧视过余秋雨

原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陈恭敏在谈到余秋雨被复查的时候说：

“复查与老干部反映有关系，所谓‘讲清楚’到底讲清楚还是没讲清楚，当时我们认为他是属于没讲清楚的，而且他是重点，否则为什么要复查他一个人？他在学校里影响太大了，工军宣队都很重视他，他已经是党委了。那个时候教师里面他是惟一的党委委员，工宣队一直对他很器重。”

学校对余秋雨有争议，陈恭敏当时的态度是，他比较年轻，“文革”时进写作组(石一歌)时才26岁。此外陈恭敏认为他有才华，而学校当时缺师资，陈恭敏是搞理论的，而余秋雨在理论上很有修养。组织上当时复查时的争论是，究竟把他作为“严重政治错误”还是“一般问题”。因为当时他已经在清查中解脱，已经属于说清楚的对象，属于第三档，现在既然要复查，就说明原来有些问题没讲清楚，所以学校要关心这个问题。陈恭敏当时希望把余秋雨作为一般错误处理，有人想作为“严重政治错误”。当时的政策是分三档，第一档是逮捕，第二档是三种人，作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第三种就是严重政治错误，犯有第三种属于内控对象，出国就不可能。

复查结果出来，基本与原清查组的情况一样。复查主要经手人F说：

“余秋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学校复查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包括评职称到他担任市领导。我有时去市里开会，有时有人来指责我‘你们怎么给这种人评职称，提拔他’。这些都有的，我回来后就对党委说‘我顶住压力了啊，有人对我们使用余秋雨有意见’。这种压力是有一些，但党委认为没有错。可以说，戏剧学院绝对没有歧视过余秋雨。”

意气风发的院长生涯
■　当事人物

周培松　1958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到毕业前这个班改为戏曲创作班)，1961年毕业，分配到文艺团体和文化机关里工作。1973年7月份调回上海戏剧学院，一方面教书，一方面兼任一些党政工作，原为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总支书记。

朱永嘉　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研究专家。“文革”时担任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曾为王洪文讲授《刘盆子传》。“四人帮”垮台后被隔离审查了5年，198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后因身体不好，于1988年被提前释放。

陈恭敏　1973年底到戏剧学院，原来在戏剧文学系，1984年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F　上海戏剧学院复查负责人，本人不愿意透露姓名。

徐缉熙　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文艺组成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孙光萱　华东师范大学附中毕业，后就读于外交学院。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文艺组下属外围组织“石一歌”成员，曾做过清查工作。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胡锡涛　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成员，1973年4月调入姚文元主持的《红旗》杂志。曾被作为“三种人”处理，被判处有期徒刑。

王知常　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

陈冀德　女，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文艺组组长。

■　名词解释

清查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四人帮”残余分子的清查活动。清查的主要对象是“文革”期间曾经参与过“四人帮”集团各种政治活动的人员，这次清查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基本结束。从结果来说，清查活动打击了一部分“四人帮”集团的残余分子，但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清查的政策还不够明确，手段也部分延续了“文革”期间的做法，所以也造成了一定的失误。

复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清查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但对于不少人员在“文革”期间的活动并没有完全弄清楚，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又进行了复查。复查的对象包括在清查中已经解脱的一部分人，有一部分人就是在复查中被查出问题的。

解脱　这是清查和复查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特别说法。意思是被清查人员在组织做出结论后结束清查，可以参与日常的社会活动了。解脱人员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经过清查可以认定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类是虽然有一定的问题，但是问题并不严重，可以不予处理的。

转折

1983年，余秋雨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此后，余秋雨被提拔为副教授，1985年成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

余秋雨是陈恭敏一手提拔上来的

在不能给学生上课的一段时间里，余秋雨阅读了大量的西方经典学术著作，并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1983年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在这本书出版的前一个月，他父亲十年的冤案也得到了彻底平反。他开始步入学术研究领域，并在当时获得了声誉。在此过程中，原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陈恭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余秋雨的自传《借我一生》中却对他只字未提。

按照上海戏剧学院教师们的说法，“余秋雨是陈恭敏一手提拔上来的”。陈恭敏1973年底到戏剧学院，原来在戏剧文学系，因为他原来搞理论，那时就带学生，开门办学，下码头，到黄山，1976年，他带着学生从黄山回来，在火车上看到一些标语，粉碎“四人帮”了。

陈恭敏回来后是拨乱反正的时期，当时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院校建设、人才的引进、学校历史公案等等。他开始没有接触到这些，后来调到理论室做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然后又去国外参加南斯拉夫国际戏剧会议，筹办戏剧理论刊物《戏剧艺术》学报，先做副主编，然后做主编，时间将近四年，陈恭敏当院长是在1984 年。

据陈恭敏回忆，当时余秋雨直接从讲师提升为正教授，是由身为院长的他特批的，可见陈恭敏对余秋雨的器重。陈恭敏曾经亲自带余秋雨到北京去，推荐《戏剧理论史稿》一书。因为陈当时是总部在北京的戏剧家协会的评选副主任，对余秋雨著作评价很高，他认为余这么年轻，便写出这么有分量、有开创性的(研究比较戏剧他是第一人)学术著作很不容易。并且，陈恭敏还写了一个书面评语在会上正式宣读。陈恭敏后来担任过戏曲学会会长、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此后又几次带余秋雨到文化部，推荐他为“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的专家”。

投票全体通过恐怕有些夸大

余秋雨的问题后来还是作为“三错”(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处理，这就是说不予追究，既可以出国，也可以当院长。陈当时器重他不是因为个人交情，也不是其他原因，主要是提拔人才，学校里需要师资，而他很努力，很勤奋，很有才华。陈恭敏说，“他做副院长我也是提名者之一，这个名单(指物色的接班人)是党委拟订的，这里面也有他，我们提名的过程是背对背的，领导层物色接班人都不跟他本人讲。他不一定知道我是提名他做副院长、院长的人之一，但是他说投票全体通过我没有印象，这恐怕有些夸大其词了。”

陈恭敏还说：“余秋雨1985年做副院长的时候，做法与现在不一样，现在干部选拔的过程规范多了，那个时候有没有投票这个程序我不记得了。我从院长位置下来时，由党委书记何添发代了一段时间院长，因为要换届，后来强调一个阶梯一个阶梯上来。”

拨乱反正那一段时间强调学者治校(后来证明未必就好)。艺术团体强调名演员、主要演员当团长，这股风气之下，余秋雨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人选，那时他已经有几部学术著作了。

在余秋雨职称的评定上，F与陈恭敏所说有一些差别：“余秋雨被提拔为副教授很快，在老三届中，他提讲师是最早的，在提副教授的时候有很多人有异议，因为有些人讲课讲了一辈子，还是个老讲师，当时竞争很激烈，有些人退休的时候还是讲师，教授是后来补上去的，他提得比较早，所以当时在学院和社会上反响很大，这应当在1984年或1985年，他被评为教授是在副院长任期内，(具体任期我记不太清楚)。”

■　解密

余秋雨在“文革”中到底写过什么？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余秋雨在“文革”中的作为存在着各种说法。但是，余秋雨到底写过哪些文章？这些文章又是什么内容？能够产生多大作用？他当年到底是不是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御用写手”？为了对广大读者负责，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本报(新京报)就余秋雨当年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以及《朝霞》上的文章进行了详细调查。从中，读者不难得出结论。

根据相关报道提供的线索，在《学习与批判》、《朝霞》上找到署名秋雨、余秋雨的文章共五篇：

《记一位县委书记》，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5年第七期《朝霞》杂志“散文”栏目3－13页，全文约12000字。本期同时发表的散文有罗达成的《兴业路抒怀》，诸燮昌、钱世梁的《砂粒》，俞天白、王锦园的《爆竹声声》等等。这是一篇叙事散文，写的是新南县一个名叫唐进的县委书记平易近人带领知识青年和农民艰苦奋斗干革命的事迹。
《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署名秋雨，发表于1973年第三期《学习与批判》杂志“学会辨别各种思潮和学派”栏目35－37页，全文约4000字，同期发表的文章有方海的《正确认识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学习〈矛盾论〉的一点体会》、金士靖的《从发展不平衡看帝国主义的战争本质》等等。这篇文章主要是通过鲁迅对“买办文人”胡适的批判，痛斥“林彪、苏修用孔孟之道作为‘通内外’的工具”。

《胡适传——五四前后》，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4年第一期《学习与批判》杂志“人物传记”栏目74－88页，全文约16000字，同期发表的文章还有康立的《孔子、儒家和礼》、于任远的《漫话破“礼”》，姚克明、黄彩虹的《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唱赞歌》等等。这篇文章以批判的态度，记叙了胡适在五四前后的经历，文章最后认为胡适“十年前被帝国主义‘所化’，十年后又被封建帝王‘所化’——真是走了一条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必由之路”。

《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5年第八期《学习与批判》杂志“文学史研究”栏目30－38页，全文约9000字，同期发表的文章有龚青的《红灯代代有人传》、申越的《无产阶级自己培育的英雄花》、唐思汶的《中南解放战争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批判林彪在中南解放战争中的右倾军事路线》、史锋的《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等等。本文是一篇学术论文，因为“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广州出版的报纸上发现了一篇遗佚近五十年的鲁迅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所以作者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马列主义的因素在当时鲁迅整个思想中虽然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却发挥着极为积极的作用”，文章最后分析了这篇文章遗佚的原因。

《评胡适的〈水浒〉考证》，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5年第十期《学习与批判》杂志“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栏目，全文约6000字，同期发表的文章有罗思鼎的《三百年来的一桩公案——评金圣叹腰斩〈水浒〉及其引起的争论》、徐缉熙的《歌颂什么，反对什么？——评〈水浒〉的投降主义本质》、石川的《评宋江“上山”》、齐矛的《方腊传》、延风的《灵牌小议》等等。作者在文中认为，“《水浒》给了胡适多方面的受用：在阶级斗争中，他以宋江自比；在民族斗争中，他又希望自己和自己的主子蒋介石之流一起做个宋江，跪拜于外国主子的台阶之下”。在文章最后，作者提出，“真理和谬误水火不相容的客观事实说明，我们只有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才能在《水浒》的评论中，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把胡适之之流曾拼命阻挡过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根据最新透露的消息，余秋雨还以任犊为笔名发表过《读〈朝霞〉一年》，刊登于《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一期。此外，他还负责了“石一歌”小组作品《鲁迅传》的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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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出也

[[里太白夜访肚子美]]

新京报文化部《余秋雨调查》
《余秋雨调查》专题由新京报文化部策划制作。

■　专题前言

理性面对余秋雨的执拗

余秋雨的“文革”问题困惑我们很久了。

这困惑，不在于余秋雨到底在“文革”中做了些什么，而在于，这样一件非常容易调查清楚的事情，为什么需要经历一轮又一轮的全国性争论？而余秋雨又为什么坚持不愿意按照传统的做法，对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发出惹人同情的“一声叹息”？

余秋雨的“文革”问题可不可以调查？余秋雨将如何解决他的历史问题？

“记忆文学”《借我一生》出版，部分解答了我们的困惑，它说明余秋雨希望高调地解决自己的历史问题。

余秋雨的高调表现在，在出版之前，他将《借我一生》中的一部分提前在《收获》杂志发表，而编者选取恰恰有敏感的“文革”话题。此举立即收到了全国性“效果”。

7月22日，仍是在《借我一生》出版前夕，余秋雨接受本报记者访问，回答了一系列敏感问题，并高调宣布即将退出文化圈。同时，余秋雨通过《南方周末》向媒体发出了“质询”，其问题有七，但问题的核心是：既然媒体对他在“文革”以及后来的种种作为充满疑问，为什么不调查清楚呢？

余秋雨此问，虽颇具挑战意味，倒也正应合了我们的想法。虽然我们与余秋雨并无任何纠葛，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我们接受余秋雨的质询，决定采取一次无预设立场的调查。我们深信，困惑的解决之道，惟理性面对一途。
半个多月来，本报记者辗转京沪两地，访问了多名在余秋雨人生历史中出现过的人物。调查并不容易，每个参与者都有自己的历史想像，好在调查的人多了，就循出了相对清晰的脉络，终于可以形成今天的调查报告。

我们希望这个报告，一可以为媒体的理性正名，二可以向历史的理性发一个宏愿。当然，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论战，令读者耳根清净，也是一个顺带的小小心愿。

从调查的结果看，余秋雨“文革”中的这些经历实在不值得去隐瞒。“文革”是全中国的“文革”，不是余秋雨的“文革”，它就像中国历史上一道巨大的伤口，虽然伤口会痊愈，但疤痕将永远难以消失，每一个参与的细胞，都被彰显得无比狰狞。跟当时许多人比起来，余秋雨相对清白。从这些经历反观余秋雨，他在这个问题上执拗的坚持并不常见。

但是，我们尊重余秋雨的执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拒不认错，也是对“文革”的一种态度。他用《借我一生》为自己辩护，未尝不是有效的办法。

编者注：文中“本报”指新京报

专题采写／整理：新京报记者　张弘

■　人物

余秋雨

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做过几年学院院长，辞职后潜心写作。

■　采访手记

余秋雨在1975－1985

余秋雨很健谈。第一次采访时，他讲了三个多小时而不显半点疲态。这使我想起他四处演讲时的情形。在这次交谈中，他仍然没有承认自己就是“石一歌”成员，只是隐隐约约地表示，自己当时是在给工农兵学员编教材。

一天之后，我采访到了原“石一歌”组长陈孝全，他说，余秋雨1972年加入“石一歌”，1973年离开。在“石一歌”另一名成员孙光萱家里，我获知了更多关于写作组的情况，对照《借我一生》中的许多曲笔，我的心态一时又很复杂。回到北京后，我又联系到“石一歌”的另一名成员高义龙，他告诉了我相关情况，以及自己在写作组的经历，同时谈到了自己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在余秋雨身上，我看到了他的复杂性。总的印象是，一方面，他对于种种批评、指责有着深深的无奈；另一方面，他有意无意之间，总想把过去已经发生的那一段历史隐瞒起来，或用自己的文字来进行“修正”。

当我以记者的身份再一次联系高义龙之后，高明确说不愿意再多谈，并透露出余秋雨给他打电话叮嘱过；在另一些知情人那里，我了解到了同样的情形。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我调查事件真相的决心，第二次去上海，他与我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

也有一些知情者不愿发表任何意见。似乎过去的一切对于他们好像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一触动就会引来一阵疼痛。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认识历史，其实质就是认识当下，它是认识者在他所在时代的立场、价值观和思想深度的综合体现。即使不能“知兴替”，至少也能“明得失”。因而，我所做的，实际上只是对于真实的接近，让事实尽可能露出更清晰的面目。当我在上海的高温和烈日下匆匆奔走的时候，我暗暗告诉自己：现在，我在求“真”。

访问日本

1976年9月，余秋雨从奉化返回上海，10月，随鲁迅研究交流代表团访问日本。据说余秋雨在代表团中的任务之一就是监视团长朱永嘉。

蛰居奉化

1976年9月，蛰居浙江奉化大桥镇的余秋雨从两个山民口中得知毛泽东去世了。他立即收拾行李，返回上海。

他是1975年冬天查出“GBT偏高，可能有肝炎”的，生病后，先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出院以后领导想安排他到一个地方休养。按照胡锡涛的说法，余秋雨本想去北京养病，他当时也表示欢迎。不久，胡锡涛先后接到两位“老战友”的电话，对余秋雨都有一些负面的反映。于是，胡锡涛让王知常转告余秋雨，不同意他来北京。徐缉熙记得，此前，“当时有个传闻(‘四人帮’粉碎以前)，戏剧学院希望余秋雨回去当党委书记，当时朱永嘉不放”。而朱永嘉的证实是，“戏剧学院的军宣队曾来写作组要求调余秋雨回去任院的革委会副主任，我没有放人，搞行政工作非其长也”。

于是，他去了奉化。根据他自己的记忆，他离开上海的时候，“没有向写作组请假”。他在这里呆了足有大半年时间，读了很多线装古籍。

初露锋芒
从1972年加入《鲁迅传》编写组(笔名“石一歌”)开始，他就以“有才华，文笔好”而引人注意。一年后，他上调到康平路写作组文艺组，成为其中的正式成员。时隔30年之后，写作组当时的负责人朱永嘉这样回忆了他发现余秋雨才华的过程：

“从文风上讲，余秋雨在写作组时期的作品与后来的‘文化大散文’有一定的联系。当时上海安排几十万知青下乡插队。马天水曾问我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说就是下放到各地的知青不安定。为此，上海专门派了慰问团下去慰问当时的知青，我和余秋雨都曾下去采访，跑了很多天。余秋雨的散文《记一位县委书记》就是这时候在《朝霞》杂志发表的。写作组的吴文虎，去过云南，写过一篇《西双版纳来信》，后来又到过江西，他与曹溶写了一篇散文《赣南纪行》，在《学习与批判》杂志连载了三期。这篇散文就是余秋雨负责修改的。他在修改过程中，加进了许多当地的地理、风光、传统和文化的元素，使这篇原本很一般的散文看起来面貌一新。写文章的人都知道，改别人的文章比写文章还难，我和王知常在这个修改的过程中比较欣赏余秋雨的才华。”

正是由于朱永嘉和王知常对余秋雨的欣赏，所以，当姚文元1975年春天回上海的时候，他与其他几十名写作组成员一起被姚文元集体接见。朱永嘉在谈到这次接见时说：“姚文元每年冬天都要回上海度假，以前他每次来，都是单独接见我和王知常，由我们汇报工作，讨论当年选题计划报告，姚文元审完后确定选题。这次接见是他要见见写作组的其他成员，故而召集了写作组成员几十人，其中有余秋雨。1975年春，姚文元在丁香花园中厅一个会议室里接见写作组成员。当时的情况是一个一个分别介绍，叫什么名字，写过什么东西。当时余秋雨在写作组的地位不高，并没有受到姚文元的特殊关注。”

完成任务

回到上海不久，余秋雨又去了一趟日本。胡锡涛对于余秋雨的日本之行有过这样的记载：

“当时的上海，情况非常特殊，中央指示由上海警备区临时主持全市局面，对上海写作组实行军管，却遇到一个十分麻烦的问题：在‘四人帮’垮台之前的几个月，中日两国签订一个文化交流协议，由中方派出一个鲁迅研究交流代表团于10月中旬前往日本进行为期12天的友好访问，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是由张春桥、姚文元指定的朱永嘉担任。‘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的几天内，上海写作组几个头头气急败坏，王知常(原文误以为是朱永嘉)高喊‘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等疯狂的反动口号，甚至妄图与王洪文的爪牙们一起搞武装叛乱。这些头头自然要被软禁起来。然而，访日代表团还必须按中日协议规定日期出访，对朱永嘉这个团长如何处理呢？如果换个团长，怎么向日方讲清楚？如果不换团长，仍然由朱永嘉率团去日本，中方很不放心，万一他乘机逃跑怎么办？上海军方最高领导层决定让余秋雨作为团员跟随团长朱永嘉出访。交给余秋雨的任务是：监视朱永嘉，防止他出逃，朱的发言稿由余秋雨拟订。这真是富于传奇色彩的变化，为逃避 ‘批邓’而躲到农村的余秋雨，此时已成防止朱永嘉出逃的监视人。他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因此，又受到重用。”

不过，作为当事人朱永嘉的解释与胡锡涛的说法略有出入，主要的不同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前，余秋雨就已经被确定为代表团成员：

“关于余秋雨去日本的问题，上海鲁迅公园原来有一个鲁迅展览馆，‘文革’开始后，停止对外开放了，那时要恢复对外开放，展区的内容是我去审定的，当时余秋雨参加了这个工作，后来日本要办一个鲁迅展，以上海的展览为基础，因而日本邀请中国派一个代表团去日本参展，文物局建议由我组团去日本参展，在上海我就点名余秋雨随我一起去日本，这事是粉碎‘四人帮’以前定的，粉碎‘四人帮’后还去不去呢？文物局打报告问了华国锋，华说还是让我去，这样我就带了余一起去了日本，并按时回国接受审查，至于让余秋雨监视我，那我肯定不知情，也许真有其事，但这与当初指派他去日本参加代表团是两回事。”

根据朱永嘉的确认，出访日本的时间是1976年10月中旬，他们在日本访问了两个星期。在回国的飞机上，朱永嘉和余秋雨分别处于不同的机舱，朱永嘉一下飞机，就被人带走，隔离审查。

清查岁月：余秋雨回到学校

清查

1976年底到1979年，写作组受到两年多的清查。余秋雨也是被清查对象之一，在清查的最初阶段，他很受车文仪的赏识，曾经担任写作组文艺组清查的召集人。清查工作结束以后，余秋雨带着“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的结论回到了学校。

徐缉熙：他在文艺组肯定解脱得比较晚

徐缉熙也没有料到，回国后会受到两年多的清查。事过境迁之后，他这样回忆那时的情景：

“余秋雨回写作组之后，清查工作就快要开始了，工作组来了没有我就没有印象了。第一批是车文仪来清查，他是以中央工作组的名义，兼宣传部长和我们的工作组长。他做了一段时间后，据说是因为太‘右倾’，所以就换了工作组。新来的负责人是王素之，《解放军报》调来的，他接替组长，后来，王素之走了以后，又换成了上海市委工作组，后来是姜丕之做组长，姜丕之本来是一位老干部，原来是哲学组的资深成员，但姜也被认为是‘右倾’，又被换掉了，最后是夏其言，他来了之后就一直负责清查，直到工作结束。当时冯岗是他的副手，他们两人一起负责清查工作，一直到最后做结论。
“开始搞‘清查’运动的时候好像没有清查规定，除了朱、肖、王(朱永嘉、肖木、王知常为当时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是核心，被抓起来了之外，做结论的时候处理还是有轻重的，有些人作为严重政治错误，有些人作为一般政治错误，有些人不作政治错误处理。当时给我的结论就是‘说错话、做错事、写错文章’。余秋雨当时与我一样，不像朱、肖、王作为‘四人帮’在上海的帮凶被捕。

“原来清查的时候，王素之还是动员大家批判、揭发、交待自己的问题。夏其言和冯岗来了之后，工作做得很细致，一个一个查得很清楚，一个一个通过。当时好像按两类矛盾来分，像朱、肖、王那时候被视作‘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头目，他们好像是被作为敌我矛盾处理的(我的理解)，像我们这样大量的成员，当然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一方面，揭发朱、肖、王的问题，一方面讲清楚自己的问题，政策好像还是‘治病救人，惩前毖后’。余秋雨与我是同一类型，在文艺组当时处在同一个等级，但他更受重用，又是党员，当然我在写作组资格比他老，有十多年。但总体来说还是一般成员，虽然那个时候讲要培养他做接班人，但没成为事实。当时组长陈冀德、姚汉荣、非党的还有刘景清、高义龙。高义龙是在写作组入党的，运动到最后把他除名了(他在工作单位是重新入党的，写作组成员重新入党，他大概是惟一的一个)。还有一些是从工厂调来的小青年，他们强调‘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理论队伍’。当时来的时候都不会写文章，去别的组的也有，文艺组有两个。他们当时是莫名其妙被调进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自己有什么问题，讲清楚了就没事，他们在运动中是被清查组依靠的对象。

“我当时心里非常害怕，恨不得竹筒倒豆，总希望早点解脱，总之是非常紧张。当时讨论时陈冀德总说有些问题余秋雨不承认，态度不是太好。有很多问题说不清楚，他的检查老是通不过。主要是有几件事情说不清楚。这些事情我也不大清楚，因为不是我经手的。印象中，主要是打小报告、朝霞事件及一些文章的背景。据高义龙讲，余秋雨是最后解脱的，但我没有这个印象，但是他在文艺组肯定解脱得比较晚，我解脱时他还没有解脱。”

不过，徐缉熙关于工作组更换的回忆与夏其言有一些不同，夏其言在香港《纯文学》杂志副刊第32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上海写作组的清查开始时，王素之同志是工作组组长，但不久即调回北京，以后一直是由我负责的，直到清查结束，写出总结报告为止。”

胡锡涛：有些人非要把他整倒不可

余秋雨在清查时的情形，胡锡涛也有记叙：

“余秋雨是否从此摆脱一切干系、冲出重围了呢？没有，反而又陷入困境。1977年，是他‘三十而立’之年，但他无法‘立’起来，原因是被‘揭、批、查’ 运动拖住了，有些人非要把他整倒不可。他曾三次上书华国锋，申诉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均无下文。对上海写作组的小萝卜头、业务骨干分子‘揭、批、查’，整整花了三年时间，进驻康平路89号的工作组换了三批。受到牵连的余秋雨也被审查了三年，对他的文章、修改稿及言论、表现等等，翻来覆去不知查了多少遍，始终查不出他有什么问题。余秋雨不甘心这样不明不白地消耗时间，于是，他悄悄地埋头读书，收集资料，为著书立说做准备，为重新站起来而奋斗。”

孙光萱：事实基本已经清楚了

原“石一歌”成员，后来成为清查人员的孙光萱回忆那时的情景时说道：

“康平路在总部开大会，批判朱永嘉等核心成员，我也去了，我当时大吃一惊，把外围组织计算在内，共有三百人。经济组、哲学组、历史组、文艺组下面都有一些外围组织，但是都是单线联系，我在的‘石一歌’属文艺组的外围组织，但文艺组里有些人我也根本不认识，后来开会有时到市委党校和其他地方。我们也自查，写揭发材料，1977年12月，文艺组党小组进行改选，我被选为党小组副组长，我力辞不掉，后来只好遵命。”

孙光萱记得，当时清查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查不下去了，因为很多文章就是多人合作，一个人写好了别的人参与修改，有时历史组、哲学组的稿子也有文艺组的人参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办法弄得特别清楚。

当时，清查组的负责人夏其言、冯岗、黄道、陈宜宜等人一般不负责具体的工作，也不与孙光萱等人见面。孙光萱等人只负责提供清查的情况，然后清查组讨论，再送到市委清查办。清查分好几种情况，第一种是拘留，人员有朱永嘉、王知常。第二种是采取组织措施，或者隔离，或者留机关。当时，文艺组负责人陈冀德就被隔离了。第三种是属于说清楚对象。文艺组共16个人，有八九个人属于说清楚对象，其中有姚汉荣、徐缉熙、高义龙、余秋雨、陈孝全、戴厚英等人。

清查工作结束以后，余秋雨带着“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的结论回到了学校。

专题采写／整理：新京报记者　张弘

复查

20世纪80年代初，市里明确要求上海戏剧学院对余秋雨进行复查。不过，“余秋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学校复查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包括从评职称到他担任市领导”。

复查的时间和过程

清查结束以后，余秋雨回到学校，身上带着“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的结论，虽然不予追究其他责任，也不限制使用，但学校规定，有类似经历的人两年内不准给学生上课。没过多久，一场复查又开始了。当时，主要负责复查的F(原上海戏剧学院复查组副组长)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到了八十年代初，有一个问题出来了，新市委成立以后，班子调换，批评了‘两个凡是’，认为当时匆匆忙忙地对‘四人帮’写作班子的清查不够细致，有些人处理得太轻，从内部来讲也怕有一些做坏事的人漏网。为了这个，市委召开了会议，准备对参加过写作班子的人进行复查，我们戏剧学院的复查组当时没有把余秋雨包括在内，一个是因为他是学生，再一个是因为他比较年轻，主要活动也不在学校里。复查是由丁瑛和我负责的，丁瑛因为年纪大，身体不好，中途退出了，主要工作由我来做。

“这个任务是市里布置下来的，并且明确要求上海戏剧学院对余秋雨进行复查。在康平路开会时，我去接受了这个任务。接手过来后我提了几点要求：一、把材料全转下来；二、成立一个复查班子。后来发现原来的审查还是比较清楚的。在他当院长之前，还在写作组的时候，大家都叫他小余，他也用过‘小余’、‘小鱼’发表过几篇小文章，在档案里他写过一个检查，承认有几点错误。我当时为复查背了一点黑锅，最后怎么给他定性，当时有几种意见。我当时的出发点很清楚，一个是要实事求是，因为我从肃反到后来，经历过多次运动。”

在复查的时间上，原上海戏剧学院文学系党总支书记周培松的叙述与F有一些出入。但是，由于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两位讲述者都已经年过七旬，有些细节已经很难再次还原了。

“1979年的上半年，上级给我一个通知，说有一个会议叫我参加，我去了，地点在市委办公厅，老百姓称之为‘康办’(康平路办公室)，有解放军站岗，我说明情况，他就放我进去了，到了一楼一个房间里，有六七个人也坐在那儿。时间一到，我们就开会了，当时主持人是夏其言，他讲了一个情况，他原来是写作组清查组的，清查工作结束后，已经回到单位了(指《解放日报》)，有些事情跟大家谈谈。现在外面对写作组的清查工作有些反应，他讲的‘反应’实际上指的是上海本身和以外的地区说清查写作组的工作搞得比较‘右’。夏其言还说，他已经回到单位，又只好赶回来，跟大家再商议复查的问题。因为写作组要清查的人比较多，他们已经都查完了。有少数几个人，大家在对他们的问题上意见不完全一致，所以我们要对他们进行复查，其中就包括戏剧学院的余秋雨。

“余秋雨很晚才在清查中‘说清楚’，他人回了戏剧学院，需要复查一下，复查时他们另派人与我们联系。当时市里面有一个‘清查办公室’，副主任好像是邵幼民，他原来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另外还有两三个单位，他们也有复查的任务。回来后我就把这个情况向院党委汇报。当时党委书记是何添发，还有一个副书记叫胡志宏。当时有纪委副书记王颖儒，党委办公室主任沈炜元。后来任命了两个清查组组长，组长是丁瑛，副组长冯少唐。后来复查小组做了很多工作，了解情况，看资料。在这个过程中，市里来了一个联络员，叫钟德秋，他后来来过学校几次。隔一阵来一次，听取我们对余秋雨的复查情况。

“余秋雨有不确定的一面，事实部分也有不清楚的一面，所以清查组在大多数时候意见一致，有时不一致，比如怎么给他定性，就不一致，原来夏其言他们清查的时候给他定性是‘一般政治错误’，我们复查的时候就反复权衡，这是高了还是低了，这是复查的内容之一。把这个情况了解以后，就找有关人员谈话，查资料，对照政策，复查组没有人说他是定高了，但有人认为，对余秋雨的结论偏低，有人认为可以了，就这样不要动了，维持在‘一般政治错误’上，这两种观点后来趋于一致，我们主要是搞清事实，搞清当事人走过的历史轨迹，而不是简单下结论，如果简单下结论，容易先入为主。把事实搞清楚后，这个人的面貌就基本清楚了。他走的什么历史道路也清楚了，以后别人也更了解。后来形成的一致意见是，既把事实搞清，又不轻易推翻写作组清查组的结论，这对他们的意见也是一种尊重。”

陈恭敏：戏剧学院没有歧视过余秋雨

原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陈恭敏在谈到余秋雨被复查的时候说：

“复查与老干部反映有关系，所谓‘讲清楚’到底讲清楚还是没讲清楚，当时我们认为他是属于没讲清楚的，而且他是重点，否则为什么要复查他一个人？他在学校里影响太大了，工军宣队都很重视他，他已经是党委了。那个时候教师里面他是惟一的党委委员，工宣队一直对他很器重。”

学校对余秋雨有争议，陈恭敏当时的态度是，他比较年轻，“文革”时进写作组(石一歌)时才26岁。此外陈恭敏认为他有才华，而学校当时缺师资，陈恭敏是搞理论的，而余秋雨在理论上很有修养。组织上当时复查时的争论是，究竟把他作为“严重政治错误”还是“一般问题”。因为当时他已经在清查中解脱，已经属于说清楚的对象，属于第三档，现在既然要复查，就说明原来有些问题没讲清楚，所以学校要关心这个问题。陈恭敏当时希望把余秋雨作为一般错误处理，有人想作为“严重政治错误”。当时的政策是分三档，第一档是逮捕，第二档是三种人，作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第三种就是严重政治错误，犯有第三种属于内控对象，出国就不可能。

复查结果出来，基本与原清查组的情况一样。复查主要经手人F说：

“余秋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学校复查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包括评职称到他担任市领导。我有时去市里开会，有时有人来指责我‘你们怎么给这种人评职称，提拔他’。这些都有的，我回来后就对党委说‘我顶住压力了啊，有人对我们使用余秋雨有意见’。这种压力是有一些，但党委认为没有错。可以说，戏剧学院绝对没有歧视过余秋雨。”

意气风发的院长生涯
■　当事人物

周培松　1958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到毕业前这个班改为戏曲创作班)，1961年毕业，分配到文艺团体和文化机关里工作。1973年7月份调回上海戏剧学院，一方面教书，一方面兼任一些党政工作，原为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总支书记。

朱永嘉　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研究专家。“文革”时担任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曾为王洪文讲授《刘盆子传》。“四人帮”垮台后被隔离审查了5年，198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后因身体不好，于1988年被提前释放。

陈恭敏　1973年底到戏剧学院，原来在戏剧文学系，1984年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F　上海戏剧学院复查负责人，本人不愿意透露姓名。

徐缉熙　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文艺组成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孙光萱　华东师范大学附中毕业，后就读于外交学院。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文艺组下属外围组织“石一歌”成员，曾做过清查工作。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胡锡涛　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成员，1973年4月调入姚文元主持的《红旗》杂志。曾被作为“三种人”处理，被判处有期徒刑。

王知常　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

陈冀德　女，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文艺组组长。

■　名词解释

清查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四人帮”残余分子的清查活动。清查的主要对象是“文革”期间曾经参与过“四人帮”集团各种政治活动的人员，这次清查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基本结束。从结果来说，清查活动打击了一部分“四人帮”集团的残余分子，但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清查的政策还不够明确，手段也部分延续了“文革”期间的做法，所以也造成了一定的失误。

复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清查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但对于不少人员在“文革”期间的活动并没有完全弄清楚，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又进行了复查。复查的对象包括在清查中已经解脱的一部分人，有一部分人就是在复查中被查出问题的。

解脱　这是清查和复查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特别说法。意思是被清查人员在组织做出结论后结束清查，可以参与日常的社会活动了。解脱人员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经过清查可以认定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类是虽然有一定的问题，但是问题并不严重，可以不予处理的。

转折

1983年，余秋雨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此后，余秋雨被提拔为副教授，1985年成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

余秋雨是陈恭敏一手提拔上来的

在不能给学生上课的一段时间里，余秋雨阅读了大量的西方经典学术著作，并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1983年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在这本书出版的前一个月，他父亲十年的冤案也得到了彻底平反。他开始步入学术研究领域，并在当时获得了声誉。在此过程中，原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陈恭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余秋雨的自传《借我一生》中却对他只字未提。

按照上海戏剧学院教师们的说法，“余秋雨是陈恭敏一手提拔上来的”。陈恭敏1973年底到戏剧学院，原来在戏剧文学系，因为他原来搞理论，那时就带学生，开门办学，下码头，到黄山，1976年，他带着学生从黄山回来，在火车上看到一些标语，粉碎“四人帮”了。

陈恭敏回来后是拨乱反正的时期，当时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院校建设、人才的引进、学校历史公案等等。他开始没有接触到这些，后来调到理论室做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然后又去国外参加南斯拉夫国际戏剧会议，筹办戏剧理论刊物《戏剧艺术》学报，先做副主编，然后做主编，时间将近四年，陈恭敏当院长是在1984 年。

据陈恭敏回忆，当时余秋雨直接从讲师提升为正教授，是由身为院长的他特批的，可见陈恭敏对余秋雨的器重。陈恭敏曾经亲自带余秋雨到北京去，推荐《戏剧理论史稿》一书。因为陈当时是总部在北京的戏剧家协会的评选副主任，对余秋雨著作评价很高，他认为余这么年轻，便写出这么有分量、有开创性的(研究比较戏剧他是第一人)学术著作很不容易。并且，陈恭敏还写了一个书面评语在会上正式宣读。陈恭敏后来担任过戏曲学会会长、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此后又几次带余秋雨到文化部，推荐他为“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的专家”。

投票全体通过恐怕有些夸大

余秋雨的问题后来还是作为“三错”(说错话、做错事、写过错误文章)处理，这就是说不予追究，既可以出国，也可以当院长。陈当时器重他不是因为个人交情，也不是其他原因，主要是提拔人才，学校里需要师资，而他很努力，很勤奋，很有才华。陈恭敏说，“他做副院长我也是提名者之一，这个名单(指物色的接班人)是党委拟订的，这里面也有他，我们提名的过程是背对背的，领导层物色接班人都不跟他本人讲。他不一定知道我是提名他做副院长、院长的人之一，但是他说投票全体通过我没有印象，这恐怕有些夸大其词了。”

陈恭敏还说：“余秋雨1985年做副院长的时候，做法与现在不一样，现在干部选拔的过程规范多了，那个时候有没有投票这个程序我不记得了。我从院长位置下来时，由党委书记何添发代了一段时间院长，因为要换届，后来强调一个阶梯一个阶梯上来。”

拨乱反正那一段时间强调学者治校(后来证明未必就好)。艺术团体强调名演员、主要演员当团长，这股风气之下，余秋雨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人选，那时他已经有几部学术著作了。

在余秋雨职称的评定上，F与陈恭敏所说有一些差别：“余秋雨被提拔为副教授很快，在老三届中，他提讲师是最早的，在提副教授的时候有很多人有异议，因为有些人讲课讲了一辈子，还是个老讲师，当时竞争很激烈，有些人退休的时候还是讲师，教授是后来补上去的，他提得比较早，所以当时在学院和社会上反响很大，这应当在1984年或1985年，他被评为教授是在副院长任期内，(具体任期我记不太清楚)。”

■　解密

余秋雨在“文革”中到底写过什么？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余秋雨在“文革”中的作为存在着各种说法。但是，余秋雨到底写过哪些文章？这些文章又是什么内容？能够产生多大作用？他当年到底是不是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御用写手”？为了对广大读者负责，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本报(新京报)就余秋雨当年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以及《朝霞》上的文章进行了详细调查。从中，读者不难得出结论。

根据相关报道提供的线索，在《学习与批判》、《朝霞》上找到署名秋雨、余秋雨的文章共五篇：

《记一位县委书记》，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5年第七期《朝霞》杂志“散文”栏目3－13页，全文约12000字。本期同时发表的散文有罗达成的《兴业路抒怀》，诸燮昌、钱世梁的《砂粒》，俞天白、王锦园的《爆竹声声》等等。这是一篇叙事散文，写的是新南县一个名叫唐进的县委书记平易近人带领知识青年和农民艰苦奋斗干革命的事迹。
《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署名秋雨，发表于1973年第三期《学习与批判》杂志“学会辨别各种思潮和学派”栏目35－37页，全文约4000字，同期发表的文章有方海的《正确认识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学习〈矛盾论〉的一点体会》、金士靖的《从发展不平衡看帝国主义的战争本质》等等。这篇文章主要是通过鲁迅对“买办文人”胡适的批判，痛斥“林彪、苏修用孔孟之道作为‘通内外’的工具”。

《胡适传——五四前后》，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4年第一期《学习与批判》杂志“人物传记”栏目74－88页，全文约16000字，同期发表的文章还有康立的《孔子、儒家和礼》、于任远的《漫话破“礼”》，姚克明、黄彩虹的《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唱赞歌》等等。这篇文章以批判的态度，记叙了胡适在五四前后的经历，文章最后认为胡适“十年前被帝国主义‘所化’，十年后又被封建帝王‘所化’——真是走了一条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必由之路”。

《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5年第八期《学习与批判》杂志“文学史研究”栏目30－38页，全文约9000字，同期发表的文章有龚青的《红灯代代有人传》、申越的《无产阶级自己培育的英雄花》、唐思汶的《中南解放战争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批判林彪在中南解放战争中的右倾军事路线》、史锋的《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等等。本文是一篇学术论文，因为“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广州出版的报纸上发现了一篇遗佚近五十年的鲁迅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所以作者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马列主义的因素在当时鲁迅整个思想中虽然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却发挥着极为积极的作用”，文章最后分析了这篇文章遗佚的原因。

《评胡适的〈水浒〉考证》，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5年第十期《学习与批判》杂志“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栏目，全文约6000字，同期发表的文章有罗思鼎的《三百年来的一桩公案——评金圣叹腰斩〈水浒〉及其引起的争论》、徐缉熙的《歌颂什么，反对什么？——评〈水浒〉的投降主义本质》、石川的《评宋江“上山”》、齐矛的《方腊传》、延风的《灵牌小议》等等。作者在文中认为，“《水浒》给了胡适多方面的受用：在阶级斗争中，他以宋江自比；在民族斗争中，他又希望自己和自己的主子蒋介石之流一起做个宋江，跪拜于外国主子的台阶之下”。在文章最后，作者提出，“真理和谬误水火不相容的客观事实说明，我们只有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才能在《水浒》的评论中，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把胡适之之流曾拼命阻挡过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根据最新透露的消息，余秋雨还以任犊为笔名发表过《读〈朝霞〉一年》，刊登于《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一期。此外，他还负责了“石一歌”小组作品《鲁迅传》的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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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出也

[李拜六]

记余秋雨老师二三事 / 冉云飞
余秋雨老师最近的含泪表演想必大家都看到了，真不愧古今中外最能保持“动人气氛”的大师啊。本来想给他老人家认真提点意见，说叨说叨，但看了他后来的辩解，有趣得让你想跟他严肃起来都是罪过。于是干脆跟余老师嘻皮笑脸一回，借你一生，来个说者无缰，聊发一叹，或是一地碎片，赚个口水玩旅也罢。

1：红朝江训意义上的“与时俱进”是专为余老师量身订做的；孔子意义的“圣之时者也”，成为一个不正常社会的不倒翁，也为他腌制了两千年，味道好极了；至于他一惯躬行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更是有奶便是娘的印刷体。

2：余老师生于1946年，今年春秋六十有二。我没看过关于他的年谱，如果从7岁开时上学，我们来看他一开始上学的时候经历的是什么年代。举其荦荦大者，1953年三反五反，1954年批判胡适，1955年批判胡风，1956年工商业改造，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肉麻民歌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亩产万斤等），1959年至1961年死人枕籍，1962年七千人大会，1963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4年四清运动，1965年为浩劫作准备，1966年开始十年疯狂。弱冠之年，余先生得其时也。于是进“石一歌”，掌“朝霞”，批胡适，真可谓风起而云涌也，岂止毛毛秋雨哉？四时降甘霖而遍行国中也。

3：谢泳兄曾谓，我们应该同情余秋雨先生，你看他受教育的环境是多么苦大仇深。余老师是标准的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但所处的时候，教育的确太好玩了，一会儿比傻，一会儿抽疯；一会儿斗老师（五八年的学术大跃进，学生批老师），一会儿只红不专（即便后来所说的又红又专里的“专”多半就是现在板砖的砖）；一会儿洗脑，一会儿烫脚（下楼洗澡）等等，总之，秋雨先生的受教环境的确使人只会思铐而不思考，都搞庄子意义上的表演倒挂金钩。他当然不觉得自己的知识结构有何缺陷，频繁指点土丘，激扬口水，大师派头倒是挺足的。别人用法律争自己的权利，何错之有，该你鳄鱼泪什么事啊？还用文革思维来个“反华”媒体的利用，真可谓滑天下之大稽而自露其丑。金玉在外面，哪个在里面，爱做语文作业的同学们都懂得填空。

4：一颗红心永向党，两叶黑肺来愚民。我盗窃了令狐补充老师今天在《南方都市报》上写了篇谈广州污染文章的标题，叫做“一颗红心，两叶黑肺”，但我“与他俱进”来一点发展，以便献给余秋雨老师。一颗红心永向党，是余秋雨先生与时俱进的不二秘籍，以至于大多数人都活得不好的时候，他却能够奋勇争先地活在污泥潭里保持他的“清白”，所以他说文革是他人生最好的时候。两叶黑肺来训民，在各大媒体去教愚人民群众，好像成了余秋雨先生在中国上的“大课”，以便成为民众终生的“导师”。

5：借人子之死，砌自己的楼梯。我不知余先生是否有自己的孩子，我不敢说换了是他，别人说他孩子因无良之校舍，香消玉殒而成了菩萨，他会作何感想？也许他会像易牙烹子而上峰之好一样，说自己的孩子死得真是太好了，他生下来就是为了今天这一刻死在无良校舍里，真是死得其所也。他教愚家们与时俱进：孩子们死了也就死了，何不趁机说孩子死得恰如其份，增之一天则太多，减之一天则太少，就是为了死在2008年5月12日。你们为什么不用苦肉计，借孩子的血染红自己的顶戴呢？这也叫做废物利用嘛。大哉妙也，秋雨先生的爱党之心攀政府之意，千载之下，令人绝倒。

6：通往比傻帝国。我们生在一个比傻而不是比智慧的国家，于是成就了一个比傻大国。电影《毒太阳》里有句“载满鹅的火车”，形容被洗了脑的一车蠢货，于是我来了句“通往比傻帝国”。其实余秋雨老师一辈子所作所为，就是了成为比傻帝国里的“大师”。比傻是很印刷体的说法，口语称谓，无非是颠倒一下秩序，大家耳熟能详，不必我再来铺张一回。

7：三人行必有我尸焉。既有郭沫若先生领导在前，亦有王兆山同志追兵在后，余秋雨老师你得好之为呀。三人行必有我尸也，你们互相学习，共同为繁荣中国的主旋律做出不朽的贡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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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余秋雨老师二三事 / 冉云飞
余秋雨老师最近的含泪表演想必大家都看到了，真不愧古今中外最能保持“动人气氛”的大师啊。本来想给他老人家认真提点意见，说叨说叨，但看了他后来的辩解，有趣得让你想跟他严肃起来都是罪过。于是干脆跟余老师嘻皮笑脸一回，借你一生，来个说者无缰，聊发一叹，或是一地碎片，赚个口水玩旅也罢。

1：红朝江训意义上的“与时俱进”是专为余老师量身订做的；孔子意义的“圣之时者也”，成为一个不正常社会的不倒翁，也为他腌制了两千年，味道好极了；至于他一惯躬行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更是有奶便是娘的印刷体。

2：余老师生于1946年，今年春秋六十有二。我没看过关于他的年谱，如果从7岁开时上学，我们来看他一开始上学的时候经历的是什么年代。举其荦荦大者，1953年三反五反，1954年批判胡适，1955年批判胡风，1956年工商业改造，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肉麻民歌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亩产万斤等），1959年至1961年死人枕籍，1962年七千人大会，1963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4年四清运动，1965年为浩劫作准备，1966年开始十年疯狂。弱冠之年，余先生得其时也。于是进“石一歌”，掌“朝霞”，批胡适，真可谓风起而云涌也，岂止毛毛秋雨哉？四时降甘霖而遍行国中也。

3：谢泳兄曾谓，我们应该同情余秋雨先生，你看他受教育的环境是多么苦大仇深。余老师是标准的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但所处的时候，教育的确太好玩了，一会儿比傻，一会儿抽疯；一会儿斗老师（五八年的学术大跃进，学生批老师），一会儿只红不专（即便后来所说的又红又专里的“专”多半就是现在板砖的砖）；一会儿洗脑，一会儿烫脚（下楼洗澡）等等，总之，秋雨先生的受教环境的确使人只会思铐而不思考，都搞庄子意义上的表演倒挂金钩。他当然不觉得自己的知识结构有何缺陷，频繁指点土丘，激扬口水，大师派头倒是挺足的。别人用法律争自己的权利，何错之有，该你鳄鱼泪什么事啊？还用文革思维来个“反华”媒体的利用，真可谓滑天下之大稽而自露其丑。金玉在外面，哪个在里面，爱做语文作业的同学们都懂得填空。

4：一颗红心永向党，两叶黑肺来愚民。我盗窃了令狐补充老师今天在《南方都市报》上写了篇谈广州污染文章的标题，叫做“一颗红心，两叶黑肺”，但我“与他俱进”来一点发展，以便献给余秋雨老师。一颗红心永向党，是余秋雨先生与时俱进的不二秘籍，以至于大多数人都活得不好的时候，他却能够奋勇争先地活在污泥潭里保持他的“清白”，所以他说文革是他人生最好的时候。两叶黑肺来训民，在各大媒体去教愚人民群众，好像成了余秋雨先生在中国上的“大课”，以便成为民众终生的“导师”。

5：借人子之死，砌自己的楼梯。我不知余先生是否有自己的孩子，我不敢说换了是他，别人说他孩子因无良之校舍，香消玉殒而成了菩萨，他会作何感想？也许他会像易牙烹子而上峰之好一样，说自己的孩子死得真是太好了，他生下来就是为了今天这一刻死在无良校舍里，真是死得其所也。他教愚家们与时俱进：孩子们死了也就死了，何不趁机说孩子死得恰如其份，增之一天则太多，减之一天则太少，就是为了死在2008年5月12日。你们为什么不用苦肉计，借孩子的血染红自己的顶戴呢？这也叫做废物利用嘛。大哉妙也，秋雨先生的爱党之心攀政府之意，千载之下，令人绝倒。

6：通往比傻帝国。我们生在一个比傻而不是比智慧的国家，于是成就了一个比傻大国。电影《毒太阳》里有句“载满鹅的火车”，形容被洗了脑的一车蠢货，于是我来了句“通往比傻帝国”。其实余秋雨老师一辈子所作所为，就是了成为比傻帝国里的“大师”。比傻是很印刷体的说法，口语称谓，无非是颠倒一下秩序，大家耳熟能详，不必我再来铺张一回。

7：三人行必有我尸焉。既有郭沫若先生领导在前，亦有王兆山同志追兵在后，余秋雨老师你得好之为呀。三人行必有我尸也，你们互相学习，共同为繁荣中国的主旋律做出不朽的贡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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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出也

[登志]

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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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铗身空老，抚琴心不羁。

[[北窗]]

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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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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