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东海一枭]

儒者力量从哪里来？---兼批王怡
一
持真行善和反恶抗暴需要心灵力量，反抗专制恶政追求民主理想，尤其需要大力的心灵支持。有了内在强有力的支撑，言行才能一致，知行才能合一，对于真理的坚持和实践，才能愈挫愈奋持以以恒。

个人主义的选择，普世价值的召唤，亲友的支持，同道的鼓励，他人的赞誉，乃至名声的诱惑，都可以转化为追求善和真理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很难让人达到“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定。如王怡在《我为甚么信仰基督教？》的访谈中说：

当我开始坚持比较大胆的政治批评和言论，开始受到很多压力的时候，比如停我的课，干预我的聘任调动，中宣部不让主流媒体发我的文章，甚至我的家庭受到骚扰，收到恐吓的匿名信时，我就出现了一种疲惫感，不是恐惧害怕。我以前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立场，我经常强调说我为甚么要写文章批评共产党，是因为我心里不舒服，我是一个不能接受不自由的人。不是为对他人的担当，而是我个人主义的选择，当因此而疲惫，产生无力感时，我有时会担心，这种个人主义的选择是不稳定的，如果哪一天我的尺度变了，难道我就放弃吗？（香港《开放》杂志2006.4）

王怡意识到这一点，认为“我的力量来自一个更高的在我之外的源泉。”投靠上帝去了。因为他相信只有上帝才能给予他最高最根本的心灵支持。我想许多优秀知识分子投奔基教，主要原因亦在于此，永生的诱惑当在其次。这让我想起基督教神学家保罗•蒂利希在其《基督教思想史》中的一段话：

那种必须服从于给予安定感的外在权威的人，那种依赖于“他律”而不是“自律”的人，归根结底，就是精神分析学所谓人格不能成长而固着于无意识的“快乐原则”的人。他们缺乏生存的勇气，不敢面对现实。不敢去担负选择的自由所带来的压力，于是把自己交在一个外在或内在的权威的掌控之下，作为自己永远地陶醉于婴儿的状态的借口。

当然，保罗•蒂利希所言，纵然适合大多数基督教以及其它各种教派的徒众，却不适合王怡们。王怡们并非缺乏生存的勇气，不敢面对现实，不敢去担负选择的自由所带来的压力，而是希望借助“上帝”的力量，消除在追求善和公义的过程中产生的疲惫感。在一个传统破碎物欲横流的社会，出于价值的觉醒而追求民主自由，堪称非常优秀，比起那些没有理想也没有信仰的愚夫愚妇和文奴犬儒，不知高出多少倍！

二
不过，从中华文化本位立场考察，任何“绝对他在”的神都是靠不住的，基教信仰固然属于正信，却不究竟，因为形上与形下、内在与外在未能如佛教或理学那样贯通。我觉得基教的祷告与佛教净土宗观想念佛的修行法有点类似。一个 “中性之民”虔心念佛或祷告，令人起敬，但是恕我不恭，如果一个大知识分子感到迷茫乏力时也嘴里念念有词起来，就有点滑稽了。

我的耽心是，《圣经》隐藏的内在思想义理之种种冲突，对于理性认真而智慧圆融的知识分子缺乏真正的说服力。基督教强调因信称义，勉强的皈依或带有功利性质的信仰不是真信，大不义。无根柢不坚定的的信仰也无法提供真正的自尊自信，反而会造成心性巨大的伤害-----当然，这样的伤害对农民市民及政界人物是不存在的，它仅仅指向少数优秀知识分子。

儒家对鬼神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低调态度，虽讲畏天命，但不局限于此，而是要求进一步“知天命”并在此前提下回天造命。儒家则是将形上形下完全打通、如理而建的人文教，一切以人性、人本、人道、人文为出发点，强调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主张通过内圣功夫从心性深处发掘力量源泉，既要超凡入圣，更要超圣入凡。

如果用孔子的标准衡量，王怡们尚未真正“成人”。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就是说，像臧武仲一样智慧（鲁国大夫，知识渊博）、像孟公绰一样清高廉洁、象刺虎卞庄一样勇敢，象冉求一样精通文学艺术，四个人的优点合起来，智德勇艺俱备，还要文之以礼乐，才是“成人”。

这样的“成人”，古今中外，能有多少？孔子意识到要求太高了，退了一步说：“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既使把条件退到这么低，对于世俗民众，尤其是对于当代人来说，依然太高了。能够做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这三点的，多乎哉？不多也！衡诸自己，也不敢说已完全长大，但我相信自己迟早会成人。我也相信王怡们终究会“长大”，问题是王怡们成为大人之后，拿“上帝”怎么办？

三
对于儒家，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在基础和个体条件。孔子最重修身，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的方式方法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还有温良恭俭让或恭宽信敏惠等，“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这些内容所侧重的方面各不相同，但都是围绕着成人、成德这一修身主题进行的。

儒家经典中，关于修身的指导言论最为丰富，什么“不迁怒，不贰过”呀，“己所不欲，匆施于人”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呀，“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呀，“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学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呀，类似修身格言，俯拾皆是。

郑板桥有一副短联可以说是孔门修身功夫的很好总结。此联仅八个字：“曾三颜四、禹寸陶分”，内藏着四大典故。孔子弟子曾参说过：“吾日三省我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此为“曾三”；孔子弟子颜回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之言，此为颜四；大禹珍惜每一寸光阴，此为“禹寸”；学者陶侃说过，“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 此为陶分。

孟子更是修身大师。他认为人性本善，人人皆可为尧舜，但由于物欲障弊，心性易失，故强调“寡欲”。欲望本身不是恶，如果没有节制而侵犯别人，便成恶了，故要节制情欲气质使之归于本心主导，此即孟子存心养气的工夫。存是存本心本性，养是养浩然之气，通过“配义与道”与“集义所生”的方式，使生理之气提升为道德理性之气。还要尚耻：“人不可以无耻”；要善于反省：“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孟子重视客观环境的影响，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认为人事助缘很重要，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但他强调，豪杰之士纵一无依傍也一样可以卓然兴起：“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甚至横逆之来，亦好作修身之助，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强调儒者应该主动响应环境和命运的挑战。（以上孟子语录皆引自《孟子》）。

四
孔子讲为己、克己、成德成圣，孟子讲存心、尽心、不动心，《大学》讲正心、诚意、率性、中和，程朱理学讲存天理灭人欲，阳明心学讲致良知等等，都是修身之学。宋明理学在修道参学上还发展出一套静养功夫，把静坐之法视为日常修养功课。

尽管理学家（心学亦属理学范畴）们不承认、实际上理学受了佛道很深影响，不断“内向型”发展，从重道德发展为唯心性，从圣王并重发展为只重内圣，一味往里面 “修”去，以至越来越细微琐碎，呆滞偏枯。只着眼生活作风个人小节的琐细修心与一味静坐的过度内省，导致了士人实践兴趣的下降和社会制度建设的停滞，流弊多多。

例如“灭人欲”把正常欲望给灭了，把原儒正常的节欲思想发展为反人性的禁欲主义。这就出偏走火了。不抽烟不嫖妓不赌博不酗酒不近女色、清教徒苦行僧式的“道学先生”并不足取，既不利己也不利人益世也，那不是圣人是活死人。至于伪君子，更不足道。

修身不应限于静坐克己，还要身体力行，从“事”上去修，从具体的社会政治实践中去修。王阳明后来认识到喜静厌动的偏差，强调“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不过，从实用、实践的层面讲，心学治学求知的眼界依然是内向型的）。

道德需要事功去彰明，内圣应以外王去体现。儒学毕竟是经世致用的入世之学，需要实践和担当，道德学养最终必须落实到社会实践中去才能功德圆满。儒者是不能逃避制度的革命、道德的重建、文化的重光等一系列历史社会责任的。孔子一生栖栖皇皇奔波列国，如丧家之狗，并屡遭生命危险，所为何来？明乎此，才能理解孔子和儒家。

五
体现孔子“内外兼修”的道德素养的言行不少，最典型的莫过于孔子“厄于陈蔡之间”的故事：哀公六年，吴国伐陈，楚国急救。孔子困于陈蔡，绝粮七日，弟子们饿的饿，病的病，遂引出了孔子与弟子们的一番对话和儒家对待困境应持的态度。《论语》提供的原始故事情节比较简略：“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

在《孔子家语》中，故事的讲述者把孔子政治挫折转化为孔门励志素材了：孔子遭厄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弟子绥病，孔子弦歌。子路入见曰：“夫子之歌，礼乎？”孔子弗应。曲终而曰：“由来！吾言汝。君子好乐，为无骄也；小人好乐，为无慑也。其谁之子不我知而从我者乎？”子路悦，援戚而舞，三终而出。明日，免于厄，子贡执辔，曰：“二三子从夫子而遭此难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恶何也，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也。吾闻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愤厉志之始于是乎在。”（《孔子家语》卷五“困誓”第二十二）

在《庄子》里，这个故事比较细化了：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颜回择菜，子路、子贡相与言曰：“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尝绝音，君子之无耻也若此乎？”颜回无以应，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细人也。召而来，吾语之。”子路、子贡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忔然执干而舞。子贡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让王》）

《庄子》中关于孔子的故事大都属于寓言性质，真实性可信度不强，带有刻意贬低、丑化迹象。平心而论，《庄子》中这个孔子故事对原作精神把握颇准。《论语》本就有孔子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及“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夫子自道。《让王》故事中颜回、子路、子贡三子，只有颜回无怨言，这也是保持其人格同《论语》中的一致性。此外，子路之单纯，子贡之识趣，也活龙活现。穷通不改其乐、不以世俗是非为是非的态度，虽属道家思想，与儒家精神亦相通。

一事三讲，情节有异，但根本精神一致。孔子“厄于陈蔡之间”关于修身的三段教导说得太好了，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三复三思。这些话都是响当当的见性体道之言，我不敢翻译，怕失了原味。个别网友一时不明白也不要紧，多读几遍，铭刻在心吧。谁能明白“除了升官发财打仗娶小老婆耍心眼之外，人还有失败、穷困和软弱所不能侵蚀的精神尊严。”（无名网友语），就有希望感悟来自心性深处那凌霜傲雪百折不挠的力量。

六
儒家修身，实乃修心、修道。阴阳合一的阳，明心见性的心性，王阳明的良知、真我，今人所说的心灵、灵魂，所指的都是一种灵性生命或精神生命，它与肉体生命息息相关、相辅相成又具有独立超越的性质。人的肉体生命都是差不多的，灵性生命则有天渊之别。经过一系列的培养锻炼，灵性生命可以逐步健旺雄壮起来，从而作用、制约乃至在某种意义上超越肉体生命，超越世俗世界，其最高境超圣入凡广大光明，与宇宙精神款曲相通。

任何风霜雨雪艰难困厄，都可以成为精神的营养。儒者通过这一系列的教育修养功夫完善人品操行，逐步养成仁智勇三达德，达到知天制命、怀仁尽性的人格高度和精神境界，同时也为实现修齐治平等外王事业打下扎实的道德基础。

对真儒而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不淫不移不屈，无畏无惑无惧，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等，不是随便说说的。今人以儒学为伪学，斥孔孟为伪人，真是“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

修出一颗仁厚博大勇敢坚强智慧圆融广大高明的心，修成无惑无畏无忧的智者勇者仁者，还用担心没有力量去支撑自己的理想吗？张载曰为天地立心，我说圣人就是天地之心；如果说有个叫上帝的超越存在，不是上帝在心，而是心即上帝！
2006、4、22东海一枭
参考资料：陈少明《被描绘的孔子--解读"厄于陈蔡"的系列故事》
原载《议报》第248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此文系本刊首发，欢迎其它各类刊物转登转发，但是请注明出处和本报网址

[[东海一枭]]

儒者力量从哪里来？---兼批王怡
一
持真行善和反恶抗暴需要心灵力量，反抗专制恶政追求民主理想，尤其需要大力的心灵支持。有了内在强有力的支撑，言行才能一致，知行才能合一，对于真理的坚持和实践，才能愈挫愈奋持以以恒。

个人主义的选择，普世价值的召唤，亲友的支持，同道的鼓励，他人的赞誉，乃至名声的诱惑，都可以转化为追求善和真理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很难让人达到“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定。如王怡在《我为甚么信仰基督教？》的访谈中说：

当我开始坚持比较大胆的政治批评和言论，开始受到很多压力的时候，比如停我的课，干预我的聘任调动，中宣部不让主流媒体发我的文章，甚至我的家庭受到骚扰，收到恐吓的匿名信时，我就出现了一种疲惫感，不是恐惧害怕。我以前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立场，我经常强调说我为甚么要写文章批评共产党，是因为我心里不舒服，我是一个不能接受不自由的人。不是为对他人的担当，而是我个人主义的选择，当因此而疲惫，产生无力感时，我有时会担心，这种个人主义的选择是不稳定的，如果哪一天我的尺度变了，难道我就放弃吗？（香港《开放》杂志2006.4）

王怡意识到这一点，认为“我的力量来自一个更高的在我之外的源泉。”投靠上帝去了。因为他相信只有上帝才能给予他最高最根本的心灵支持。我想许多优秀知识分子投奔基教，主要原因亦在于此，永生的诱惑当在其次。这让我想起基督教神学家保罗•蒂利希在其《基督教思想史》中的一段话：

那种必须服从于给予安定感的外在权威的人，那种依赖于“他律”而不是“自律”的人，归根结底，就是精神分析学所谓人格不能成长而固着于无意识的“快乐原则”的人。他们缺乏生存的勇气，不敢面对现实。不敢去担负选择的自由所带来的压力，于是把自己交在一个外在或内在的权威的掌控之下，作为自己永远地陶醉于婴儿的状态的借口。

当然，保罗•蒂利希所言，纵然适合大多数基督教以及其它各种教派的徒众，却不适合王怡们。王怡们并非缺乏生存的勇气，不敢面对现实，不敢去担负选择的自由所带来的压力，而是希望借助“上帝”的力量，消除在追求善和公义的过程中产生的疲惫感。在一个传统破碎物欲横流的社会，出于价值的觉醒而追求民主自由，堪称非常优秀，比起那些没有理想也没有信仰的愚夫愚妇和文奴犬儒，不知高出多少倍！

二
不过，从中华文化本位立场考察，任何“绝对他在”的神都是靠不住的，基教信仰固然属于正信，却不究竟，因为形上与形下、内在与外在未能如佛教或理学那样贯通。我觉得基教的祷告与佛教净土宗观想念佛的修行法有点类似。一个 “中性之民”虔心念佛或祷告，令人起敬，但是恕我不恭，如果一个大知识分子感到迷茫乏力时也嘴里念念有词起来，就有点滑稽了。

我的耽心是，《圣经》隐藏的内在思想义理之种种冲突，对于理性认真而智慧圆融的知识分子缺乏真正的说服力。基督教强调因信称义，勉强的皈依或带有功利性质的信仰不是真信，大不义。无根柢不坚定的的信仰也无法提供真正的自尊自信，反而会造成心性巨大的伤害-----当然，这样的伤害对农民市民及政界人物是不存在的，它仅仅指向少数优秀知识分子。

儒家对鬼神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低调态度，虽讲畏天命，但不局限于此，而是要求进一步“知天命”并在此前提下回天造命。儒家则是将形上形下完全打通、如理而建的人文教，一切以人性、人本、人道、人文为出发点，强调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主张通过内圣功夫从心性深处发掘力量源泉，既要超凡入圣，更要超圣入凡。

如果用孔子的标准衡量，王怡们尚未真正“成人”。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就是说，像臧武仲一样智慧（鲁国大夫，知识渊博）、像孟公绰一样清高廉洁、象刺虎卞庄一样勇敢，象冉求一样精通文学艺术，四个人的优点合起来，智德勇艺俱备，还要文之以礼乐，才是“成人”。

这样的“成人”，古今中外，能有多少？孔子意识到要求太高了，退了一步说：“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既使把条件退到这么低，对于世俗民众，尤其是对于当代人来说，依然太高了。能够做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这三点的，多乎哉？不多也！衡诸自己，也不敢说已完全长大，但我相信自己迟早会成人。我也相信王怡们终究会“长大”，问题是王怡们成为大人之后，拿“上帝”怎么办？

三
对于儒家，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在基础和个体条件。孔子最重修身，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的方式方法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还有温良恭俭让或恭宽信敏惠等，“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这些内容所侧重的方面各不相同，但都是围绕着成人、成德这一修身主题进行的。

儒家经典中，关于修身的指导言论最为丰富，什么“不迁怒，不贰过”呀，“己所不欲，匆施于人”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呀，“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呀，“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学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呀，类似修身格言，俯拾皆是。

郑板桥有一副短联可以说是孔门修身功夫的很好总结。此联仅八个字：“曾三颜四、禹寸陶分”，内藏着四大典故。孔子弟子曾参说过：“吾日三省我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此为“曾三”；孔子弟子颜回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之言，此为颜四；大禹珍惜每一寸光阴，此为“禹寸”；学者陶侃说过，“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 此为陶分。

孟子更是修身大师。他认为人性本善，人人皆可为尧舜，但由于物欲障弊，心性易失，故强调“寡欲”。欲望本身不是恶，如果没有节制而侵犯别人，便成恶了，故要节制情欲气质使之归于本心主导，此即孟子存心养气的工夫。存是存本心本性，养是养浩然之气，通过“配义与道”与“集义所生”的方式，使生理之气提升为道德理性之气。还要尚耻：“人不可以无耻”；要善于反省：“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孟子重视客观环境的影响，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认为人事助缘很重要，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但他强调，豪杰之士纵一无依傍也一样可以卓然兴起：“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甚至横逆之来，亦好作修身之助，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强调儒者应该主动响应环境和命运的挑战。（以上孟子语录皆引自《孟子》）。

四
孔子讲为己、克己、成德成圣，孟子讲存心、尽心、不动心，《大学》讲正心、诚意、率性、中和，程朱理学讲存天理灭人欲，阳明心学讲致良知等等，都是修身之学。宋明理学在修道参学上还发展出一套静养功夫，把静坐之法视为日常修养功课。

尽管理学家（心学亦属理学范畴）们不承认、实际上理学受了佛道很深影响，不断“内向型”发展，从重道德发展为唯心性，从圣王并重发展为只重内圣，一味往里面 “修”去，以至越来越细微琐碎，呆滞偏枯。只着眼生活作风个人小节的琐细修心与一味静坐的过度内省，导致了士人实践兴趣的下降和社会制度建设的停滞，流弊多多。

例如“灭人欲”把正常欲望给灭了，把原儒正常的节欲思想发展为反人性的禁欲主义。这就出偏走火了。不抽烟不嫖妓不赌博不酗酒不近女色、清教徒苦行僧式的“道学先生”并不足取，既不利己也不利人益世也，那不是圣人是活死人。至于伪君子，更不足道。

修身不应限于静坐克己，还要身体力行，从“事”上去修，从具体的社会政治实践中去修。王阳明后来认识到喜静厌动的偏差，强调“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不过，从实用、实践的层面讲，心学治学求知的眼界依然是内向型的）。

道德需要事功去彰明，内圣应以外王去体现。儒学毕竟是经世致用的入世之学，需要实践和担当，道德学养最终必须落实到社会实践中去才能功德圆满。儒者是不能逃避制度的革命、道德的重建、文化的重光等一系列历史社会责任的。孔子一生栖栖皇皇奔波列国，如丧家之狗，并屡遭生命危险，所为何来？明乎此，才能理解孔子和儒家。

五
体现孔子“内外兼修”的道德素养的言行不少，最典型的莫过于孔子“厄于陈蔡之间”的故事：哀公六年，吴国伐陈，楚国急救。孔子困于陈蔡，绝粮七日，弟子们饿的饿，病的病，遂引出了孔子与弟子们的一番对话和儒家对待困境应持的态度。《论语》提供的原始故事情节比较简略：“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

在《孔子家语》中，故事的讲述者把孔子政治挫折转化为孔门励志素材了：孔子遭厄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弟子绥病，孔子弦歌。子路入见曰：“夫子之歌，礼乎？”孔子弗应。曲终而曰：“由来！吾言汝。君子好乐，为无骄也；小人好乐，为无慑也。其谁之子不我知而从我者乎？”子路悦，援戚而舞，三终而出。明日，免于厄，子贡执辔，曰：“二三子从夫子而遭此难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恶何也，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也。吾闻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愤厉志之始于是乎在。”（《孔子家语》卷五“困誓”第二十二）

在《庄子》里，这个故事比较细化了：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颜回择菜，子路、子贡相与言曰：“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尝绝音，君子之无耻也若此乎？”颜回无以应，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细人也。召而来，吾语之。”子路、子贡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忔然执干而舞。子贡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让王》）

《庄子》中关于孔子的故事大都属于寓言性质，真实性可信度不强，带有刻意贬低、丑化迹象。平心而论，《庄子》中这个孔子故事对原作精神把握颇准。《论语》本就有孔子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及“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夫子自道。《让王》故事中颜回、子路、子贡三子，只有颜回无怨言，这也是保持其人格同《论语》中的一致性。此外，子路之单纯，子贡之识趣，也活龙活现。穷通不改其乐、不以世俗是非为是非的态度，虽属道家思想，与儒家精神亦相通。

一事三讲，情节有异，但根本精神一致。孔子“厄于陈蔡之间”关于修身的三段教导说得太好了，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三复三思。这些话都是响当当的见性体道之言，我不敢翻译，怕失了原味。个别网友一时不明白也不要紧，多读几遍，铭刻在心吧。谁能明白“除了升官发财打仗娶小老婆耍心眼之外，人还有失败、穷困和软弱所不能侵蚀的精神尊严。”（无名网友语），就有希望感悟来自心性深处那凌霜傲雪百折不挠的力量。

六
儒家修身，实乃修心、修道。阴阳合一的阳，明心见性的心性，王阳明的良知、真我，今人所说的心灵、灵魂，所指的都是一种灵性生命或精神生命，它与肉体生命息息相关、相辅相成又具有独立超越的性质。人的肉体生命都是差不多的，灵性生命则有天渊之别。经过一系列的培养锻炼，灵性生命可以逐步健旺雄壮起来，从而作用、制约乃至在某种意义上超越肉体生命，超越世俗世界，其最高境超圣入凡广大光明，与宇宙精神款曲相通。

任何风霜雨雪艰难困厄，都可以成为精神的营养。儒者通过这一系列的教育修养功夫完善人品操行，逐步养成仁智勇三达德，达到知天制命、怀仁尽性的人格高度和精神境界，同时也为实现修齐治平等外王事业打下扎实的道德基础。

对真儒而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不淫不移不屈，无畏无惑无惧，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等，不是随便说说的。今人以儒学为伪学，斥孔孟为伪人，真是“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

修出一颗仁厚博大勇敢坚强智慧圆融广大高明的心，修成无惑无畏无忧的智者勇者仁者，还用担心没有力量去支撑自己的理想吗？张载曰为天地立心，我说圣人就是天地之心；如果说有个叫上帝的超越存在，不是上帝在心，而是心即上帝！
2006、4、22东海一枭
参考资料：陈少明《被描绘的孔子--解读"厄于陈蔡"的系列故事》
原载《议报》第248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此文系本刊首发，欢迎其它各类刊物转登转发，但是请注明出处和本报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