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牧思]

　　如此立题妄论于诗，或被视为是对诗的亵渎。因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诗的国度，从诗经始，也即夏商周三代以来，诗就是华夏两三千年间陶冶性灵、淳化民风、彰显情怀的文化结晶。其间且有唐诗之巅峰，宋词之崛起，元令之从后，赋体骈骊之姊妹相伴。三四千年间的中国人，就在其诗赋词令的熏陶下生消相从，兴衰与共。《礼记经解篇》就曾直言不讳：“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这就是说，诗在于中国，不仅是文化之经典，更是灿然高悬的历史星空，时到今日，再去妄论重识，岂不被人耻笑？
　　然而且慢，不妨去回首整整一个二十世纪的王朝解体、外侵内乱、诸种运动、产业革命等等一系列社会变革，还有其间文言白话的新旧更替，还有其间文字改革的形声嬗变，还有其间功利实用的频频相顾，还有其间平仄格律、寓寄施典、结构章法一系列的更新或抛弃，等等等等。既如此还是面对事实，或能少一些夜郎自大。诗教本是中国文人漫长历史岁月中的必修之课，不仅只是科举，即使做人，两千四百年前的孔老夫子就曾说过：“不学诗无以言”。但是诗在中国近代则出现了其语言、形式、章法截然不同的新旧交替，这交替无非文言与白话的更新换代。这现象在国外尤其英话界是不存在的。因此也就有了几近一个世纪的新旧进退之实验，几近一个世纪的中西融会之争执，且还有诗学的众说纷纭，且还有诗教的荒芜与疏离。其原因还得涉及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虽触及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桎梏，提升了人文理念，但人身自由并未真正得到解放，认识观念以及相随的诗文境界也是如此，得到而又比较彻底行之有效的，则是白话文的登台亮相，文言文的退居幕后。也就是说自文字诞生以来几千年的书面语言，由文言改为白话，自此白话书面语言成为中国大行其道的书面交流工具。文言白话的新旧交替，受其冲击或者说引起变革更为显要的景观，应该就是文学。文学是显影历史、社会、人生与人情最具真实形象的唯一镜鉴。一个国度一方民族，倘无真实完美的文学留存，那将是一个国度一方民族残缺不全的历史。所以重识这一巨大变革中，文学尤其诗的情态神韵、意象演化、利弊何处，不仅是认识的升华，也当是创造者的寻求与出路。这就需要逆向思维，换个角度再去观察自我、人生、社会与历史，何失何得何以是文学并文学家，斯生斯世当跋涉攀援的泥沼与天堑。
　　白话走上书面，自然就在明白无误地说明着几千年的行文之道，渐被搁置以至于封存于一隅；
　　白话走上书面，面临的势必就是新文学之原理、之文道与生存走向的重新定位、开辟与重建。
　　但是这期间，社会、人文以及其理念的动荡更为巨烈，随之而来的就是战乱、封闭、极左、功利、言控、浅薄、粗俗以至于文已御用，情已失魂，至使文人墨客不得不媚以求存，虚以应对，尚还要经久地改造思相以至于脱胎换骨，文以趋势以至于哑然失语。诗尤其新诗，只得在似断似续的夹缝栈道间侧身扭性，翼翼而行，诗教诗说诗之家长里短，也只有舌曲言幽苟且偷生，抑或是鼙鼓号角张扬实用。这就是五四以降，新文学至今八九十年间的许多岁月里，所面临的诗之处境与局面。而古文尤其古典诗词，即使教科书中尚还有极少数的保留，中学大学同是一样，讲解欣赏而外，无谁再去深究平仄协韵，寄寓用典。相随而被冷落的，不仅只是淳厚温文的行之文道，还有几千年来彬彬承传的事理民情，古训乡风，温文而雅。这期间不能不说没有诗，但是伪诗比真诗更加畅行无阻；这期间不能不说没有诗人，但是伪诗人比真诗人更为益寿延年；这期间不能不说没有诗论与诗说，但是伪论伪说更为奉若神明。最早出版新诗集与倡导白话的胡适，终久未以新诗与大白话治学终身。即使以《女神》崛起于华夏诗坛的郭沫若，其中途也不得不自杀回马枪，为其半生为文之精诚开出了令人哀莫能助的一大玩笑：“以前我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许许多多生以沉默或以死为归宿者，更不待话下。
　　如此形势之下面对古典，谁还再去坦言“学道学诗，非悟不进”？即使有此情怀有此一说，实践又将如何人所共知；
　　如此形势之下面对新诗，谁还再去真诚地“取资异国，岂徒色乐器用”？即使有此见地有此一论，环境又将如何有目共睹。
　　古诗词在中国，何以有巅峰有诗话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诗学，本就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未待深入探讨，面临的就是新诗孵雏，动乱相从。这期间诗人名家即便有暇，也仅在于匆匆然古今实验，中西化用，有过现代，有过意象，有过象征，也有过新格律，也有过在古典与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之刍议，但终未形成新气候，更毋说洋洋大观。时到近期改革开放，虽有近二十几年的所谓拨乱反正，但这是学问，荒漠的原野上再去绿洲，崩溃的边缘上再去扶正，“皮之不存毛则焉附”的情势下，谈何容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能是一两代学者专家所能挽得回扶得正的？何况世风趋浅，粗俗已惯，又有几人深明钱氏钟书之言：“诗者，艺也。艺有规则禁忌。”尤其当今的一些青年人，白话再白话，信口信笔，“呕哑嘲哳难为听”而不知是“呕哑嘲哳难为听”；谁还从钱氏之所教：“有学而不能者矣，未有能而不学者也。大匠之巧，焉能不出于规矩哉。”这是诗之国度的悲哀。悲哀还在于对于诗，由崇高的阳春白雪的宝坐上，拉向下里巴还要其鞠躬尽瘁，鞍前马后，遗忘了其诗的本原与归止，无视钱氏所言：“不泛说理，而状物态以明理；不空言道，而写器用之载道。拈形而下者，以明形而上；使寥廓无象者，托物以起兴，恍惚无朕者，著述而如见。譬之无极太极，结而为两仪四象；鸟语花香，而浩荡之春寓焉；眉梢眼角，而芳悱之情传焉。举万殊之一殊，以见一贯之无不贯，所谓理趣者，此也。”诗即如是，能是文盲或是于诗一无情趣者，所能西瓜番茄般信口填腹之物？
　　这就是说诗终归是诗而不是煎饼大葱蘸大酱，任何人都可受用；
　　这就是说诗总得有于诗结缘之人之情趣，方可信步涉足诗之林。
　　这就需要诗教美育的熏陶与塑造。何样的诗教美育与熏陶，方能让人走进诗，知其诗情融其默化？至而今，小学中学可以说有诗无教，教也仅如上述所言，仅在于解析与欣赏，至于深得三昧且能聊诗以胸臆，又当是谈何容易？尽管许多年间就在欲诗大众化，就在倡导为工农兵服务，就在让群众喜闻乐见。即使如此倡导，至如今倘若问卷于众，于诗不说会作，不说钟情，即使愿看愿听其朗诵者能有几人？其百分比又将如何？究其实际，并非一些人所说，尽出于新诗的缺陷种种，古典呢？古典比之新诗更能入列大众？问题在于诗之本身又非在于诗之本身，在于本身，是说诗其本来就是一种特殊文体，非如登山玩水，举目即望；在于非本身，那就是诗之与众，正如愿读书却不愿深涉古今中外天地人伦一样，愿不愿不在于诗。就古典文学而言，诗经屈赋与唐诗，古文观止与聊斋红楼梦，自是后者光顾的多，倘若这是不争之事实，对于诗又当何论？如果有人知其端午而不知其屈原更不知屈原著有屈赋，能不是正常而是非正常？何以会有如此的非正常？如此非正常待何时方能正常或及近正常？即有如此的非正常，正如让西施去下嫁武大郎，诗也必须去下嫁西蜀之阿斗或是红楼之薛蟠么？诗正如其他文体或科学一样，那是学问。对于学问，又当如何解释？何况那是心灵的阐绎，上帝的语言，更何况自古诗其本身，只可领悟不可言传，一旦言传就没有了诗。这是诗之客观存在，不仅中国，世界如此，如此的诗你能不去面对事实，而妄加呓说？呓说了还能叫诗？设若大唐的张打油能与李白处于同一档次，中国依旧被称其为诗的国度，那就是虚伪或一国人都是愚民蠢夫。所以诗其本身的“贵族性”，高雅性，文学之中的文学性，无法改变，一旦改变就没有了诗。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许多人许多年里以至于现在，还在误以为诗就是杨排凤所使用的烧火棍，黑旋风所挥舞的大板斧，不说那是蠢见，也当说根本就不知诗为何物。
　　谈到这里，再提出诗需要重识，或许嗤之以鼻者稍有消停。这或者还不够，还需对人之诗性作以探究。人虽然都是人，但是由于环境、学识与人文境界的造就之不同，绝非一概而论而处于同一层次，香玲黛玉之不同人所共识，这是阶层与环境之造就的不同。即使处于同一人文层次，屈原与王羲之也有其各领风骚的区别，也当是人所共知。不同者还有社会变革、理念信仰、经济基础所触发的群体意志，个体差异。这还要从五四运动说起。五四说到底是政治运动，文化仅是运动的副产品，而且一直是政治凌驾其上。政治的归止导向着文化的依从。由于封建专制理念的深根深蒂固，政治的轨迹未能展示以人为本，一统集约的权势始终体现着帝王意志，所以漫长的岁月里人依旧是社会的附庸，权势的鹰犬，人文境界未能以人为本得以提升，文化也便在政治的利刃下得以任意阉割以供所需。诗除了为政治服务，加入到功利队列，以功利的面貌出现而外，其所作所为的天地也就狭而又狭，以至于漫长的岁月里，所扮演的角色，也只能是其应声虫，拿来我用。如此久了，诗于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就成为时需势需的舆论工具。战争用以鼓动斗志，割居用以鼓动信心，运动用以鼓动深入，个人用以表明倾向，政权用以维护声誉。没有人去说或者根本就不敢去说，文学毕竟有其与社会背道而驰的一面，或者说反其道而行之的一面，所以有人说诗人是预言家，而诗有其先知先觉的素质。倘不是如此，其诗之形象，不管其上层下层，官宦百姓，也便只余扮演拿来我用的角色。拿来我用久了，诗也就只有在变异着诗的质地，人也就只有在变异着人的理解，一旦稍有回归或者说稍具诗的本来素质，惊异鹊起势在必然。于是诗之老祖，也便由屈原转移为张打油；诗之本色，也便由春江花月夜转换为街头训喻；诗之丰彩，也便由“万古骚人呕肺腑”降格为“短裙愁牵鹤胫长”。以至于鼙鼓号角了许多年，许多年里诗就是一支奉迎阶级斗争的别动队，枪炮是靶首也是，英雄是狗熊也是，教授是愚民也是，革命是阿Q也是。所以时至而今，古典莫说，即使口语即使所谓的口语诗，一旦流落于百姓家，也会有许多人不知其为何物。这便是新诗漫长岁月里的基本形象，古典诗更是如此。诗沦落为如此形象，人于诗有着如此的距离，抑或说诗其本来就具备着这一孤独孤绝与孤寂的品质，对人尤其那些于诗本就无缘的人，尤其以伪乱真真已隐去庐山真面貌的时候，何需再说“至情言语即天声，竭诚灵府方神韵”？何需再说“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何需再说“谁知老夫吟哦苦，此夕残灯伴月凄”？
　　所以有徐志摩、戴望舒、李金发几十年的消声志匿迹；
　　所以有胡风、闻捷、李广田的漫长的冤狱与不得不归去；
　　所以有郭小川、郭沫若、贺敬之不得不应时而驱遣诗格。
　　这时候的诗能说还是“赋到沧桑句便工”之真诗？这时候的诗人能说还是“诗似冰壶见底清”的诗人？时代造就诗人也在毁灭诗人，诗人成全真诗也在消解真诗。即使今天的流派、主义、主张雨后春荀也好，各立山头也好，你争我论，大有诗人诗作自此即可超凡脱俗的声势，但是有谁细想屈原、李白、杜甫何其孤独而诗方才有其真诗？乾隆皇帝何其热闹为诗方才多是伪诗？不能说走出鸟笼即可直上云霄，不能说世应于时即可盛世，还有固习，还有固执，还有理性，还有人文，一时得水却难以鹏翼北溟。这就是说文化积淀非一日之功，荒漠里起步不可能转身就是绿洲。唐诗，若没有屈赋汉魏六朝诸种文体的虹桥渐度，就不可能有唐诗的巅峰；宋词，若没有唐诗于前的启悟就没有宋词的崛起。所以十年二十年的瞬间雀跃，不仅完不成百年大业，即使雄心壮志，也只能说是蓝图在望，尚还要积材备料，尚还要奠基牢础，殿堂耸立尚是远景。深圳、浦东你能说已是人间桃源？对于诗也是如此，不去重识不去深悟，不去丰羽不去淡泊，只凭热情与心愿，是走不进诗之大野，林立起诗之苍原的。所以还是面对现实，知其诗之古往，问其诗之现代；古之平仄协韵寄寓用典，搁置于何处为何搁置；今之白话诗之大观意蕴深邃，有无规律规律何觅；何是时代唆使哪是诗人贻误，诗于世人世人于诗，是否不谋而合还是本就有个体差异与差距。
　　所以应该认识，诗其本身的形而上之天性，并非所有人面前的一瓢冷饮抑或一碗炸酱面；
　　所以应该知道，社会变革与人为之驱遣，并非一成不变，而诗总应在诗之原野上盛开大丽花。
　　　　　　　　　　　　　　　２００２．７．２８．草，２００４．７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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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立题妄论于诗，或被视为是对诗的亵渎。因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诗的国度，从诗经始，也即夏商周三代以来，诗就是华夏两三千年间陶冶性灵、淳化民风、彰显情怀的文化结晶。其间且有唐诗之巅峰，宋词之崛起，元令之从后，赋体骈骊之姊妹相伴。三四千年间的中国人，就在其诗赋词令的熏陶下生消相从，兴衰与共。《礼记经解篇》就曾直言不讳：“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这就是说，诗在于中国，不仅是文化之经典，更是灿然高悬的历史星空，时到今日，再去妄论重识，岂不被人耻笑？
　　然而且慢，不妨去回首整整一个二十世纪的王朝解体、外侵内乱、诸种运动、产业革命等等一系列社会变革，还有其间文言白话的新旧更替，还有其间文字改革的形声嬗变，还有其间功利实用的频频相顾，还有其间平仄格律、寓寄施典、结构章法一系列的更新或抛弃，等等等等。既如此还是面对事实，或能少一些夜郎自大。诗教本是中国文人漫长历史岁月中的必修之课，不仅只是科举，即使做人，两千四百年前的孔老夫子就曾说过：“不学诗无以言”。但是诗在中国近代则出现了其语言、形式、章法截然不同的新旧交替，这交替无非文言与白话的更新换代。这现象在国外尤其英话界是不存在的。因此也就有了几近一个世纪的新旧进退之实验，几近一个世纪的中西融会之争执，且还有诗学的众说纷纭，且还有诗教的荒芜与疏离。其原因还得涉及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虽触及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桎梏，提升了人文理念，但人身自由并未真正得到解放，认识观念以及相随的诗文境界也是如此，得到而又比较彻底行之有效的，则是白话文的登台亮相，文言文的退居幕后。也就是说自文字诞生以来几千年的书面语言，由文言改为白话，自此白话书面语言成为中国大行其道的书面交流工具。文言白话的新旧交替，受其冲击或者说引起变革更为显要的景观，应该就是文学。文学是显影历史、社会、人生与人情最具真实形象的唯一镜鉴。一个国度一方民族，倘无真实完美的文学留存，那将是一个国度一方民族残缺不全的历史。所以重识这一巨大变革中，文学尤其诗的情态神韵、意象演化、利弊何处，不仅是认识的升华，也当是创造者的寻求与出路。这就需要逆向思维，换个角度再去观察自我、人生、社会与历史，何失何得何以是文学并文学家，斯生斯世当跋涉攀援的泥沼与天堑。
　　白话走上书面，自然就在明白无误地说明着几千年的行文之道，渐被搁置以至于封存于一隅；
　　白话走上书面，面临的势必就是新文学之原理、之文道与生存走向的重新定位、开辟与重建。
　　但是这期间，社会、人文以及其理念的动荡更为巨烈，随之而来的就是战乱、封闭、极左、功利、言控、浅薄、粗俗以至于文已御用，情已失魂，至使文人墨客不得不媚以求存，虚以应对，尚还要经久地改造思相以至于脱胎换骨，文以趋势以至于哑然失语。诗尤其新诗，只得在似断似续的夹缝栈道间侧身扭性，翼翼而行，诗教诗说诗之家长里短，也只有舌曲言幽苟且偷生，抑或是鼙鼓号角张扬实用。这就是五四以降，新文学至今八九十年间的许多岁月里，所面临的诗之处境与局面。而古文尤其古典诗词，即使教科书中尚还有极少数的保留，中学大学同是一样，讲解欣赏而外，无谁再去深究平仄协韵，寄寓用典。相随而被冷落的，不仅只是淳厚温文的行之文道，还有几千年来彬彬承传的事理民情，古训乡风，温文而雅。这期间不能不说没有诗，但是伪诗比真诗更加畅行无阻；这期间不能不说没有诗人，但是伪诗人比真诗人更为益寿延年；这期间不能不说没有诗论与诗说，但是伪论伪说更为奉若神明。最早出版新诗集与倡导白话的胡适，终久未以新诗与大白话治学终身。即使以《女神》崛起于华夏诗坛的郭沫若，其中途也不得不自杀回马枪，为其半生为文之精诚开出了令人哀莫能助的一大玩笑：“以前我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许许多多生以沉默或以死为归宿者，更不待话下。
　　如此形势之下面对古典，谁还再去坦言“学道学诗，非悟不进”？即使有此情怀有此一说，实践又将如何人所共知；
　　如此形势之下面对新诗，谁还再去真诚地“取资异国，岂徒色乐器用”？即使有此见地有此一论，环境又将如何有目共睹。
　　古诗词在中国，何以有巅峰有诗话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诗学，本就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未待深入探讨，面临的就是新诗孵雏，动乱相从。这期间诗人名家即便有暇，也仅在于匆匆然古今实验，中西化用，有过现代，有过意象，有过象征，也有过新格律，也有过在古典与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之刍议，但终未形成新气候，更毋说洋洋大观。时到近期改革开放，虽有近二十几年的所谓拨乱反正，但这是学问，荒漠的原野上再去绿洲，崩溃的边缘上再去扶正，“皮之不存毛则焉附”的情势下，谈何容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能是一两代学者专家所能挽得回扶得正的？何况世风趋浅，粗俗已惯，又有几人深明钱氏钟书之言：“诗者，艺也。艺有规则禁忌。”尤其当今的一些青年人，白话再白话，信口信笔，“呕哑嘲哳难为听”而不知是“呕哑嘲哳难为听”；谁还从钱氏之所教：“有学而不能者矣，未有能而不学者也。大匠之巧，焉能不出于规矩哉。”这是诗之国度的悲哀。悲哀还在于对于诗，由崇高的阳春白雪的宝坐上，拉向下里巴还要其鞠躬尽瘁，鞍前马后，遗忘了其诗的本原与归止，无视钱氏所言：“不泛说理，而状物态以明理；不空言道，而写器用之载道。拈形而下者，以明形而上；使寥廓无象者，托物以起兴，恍惚无朕者，著述而如见。譬之无极太极，结而为两仪四象；鸟语花香，而浩荡之春寓焉；眉梢眼角，而芳悱之情传焉。举万殊之一殊，以见一贯之无不贯，所谓理趣者，此也。”诗即如是，能是文盲或是于诗一无情趣者，所能西瓜番茄般信口填腹之物？
　　这就是说诗终归是诗而不是煎饼大葱蘸大酱，任何人都可受用；
　　这就是说诗总得有于诗结缘之人之情趣，方可信步涉足诗之林。
　　这就需要诗教美育的熏陶与塑造。何样的诗教美育与熏陶，方能让人走进诗，知其诗情融其默化？至而今，小学中学可以说有诗无教，教也仅如上述所言，仅在于解析与欣赏，至于深得三昧且能聊诗以胸臆，又当是谈何容易？尽管许多年间就在欲诗大众化，就在倡导为工农兵服务，就在让群众喜闻乐见。即使如此倡导，至如今倘若问卷于众，于诗不说会作，不说钟情，即使愿看愿听其朗诵者能有几人？其百分比又将如何？究其实际，并非一些人所说，尽出于新诗的缺陷种种，古典呢？古典比之新诗更能入列大众？问题在于诗之本身又非在于诗之本身，在于本身，是说诗其本来就是一种特殊文体，非如登山玩水，举目即望；在于非本身，那就是诗之与众，正如愿读书却不愿深涉古今中外天地人伦一样，愿不愿不在于诗。就古典文学而言，诗经屈赋与唐诗，古文观止与聊斋红楼梦，自是后者光顾的多，倘若这是不争之事实，对于诗又当何论？如果有人知其端午而不知其屈原更不知屈原著有屈赋，能不是正常而是非正常？何以会有如此的非正常？如此非正常待何时方能正常或及近正常？即有如此的非正常，正如让西施去下嫁武大郎，诗也必须去下嫁西蜀之阿斗或是红楼之薛蟠么？诗正如其他文体或科学一样，那是学问。对于学问，又当如何解释？何况那是心灵的阐绎，上帝的语言，更何况自古诗其本身，只可领悟不可言传，一旦言传就没有了诗。这是诗之客观存在，不仅中国，世界如此，如此的诗你能不去面对事实，而妄加呓说？呓说了还能叫诗？设若大唐的张打油能与李白处于同一档次，中国依旧被称其为诗的国度，那就是虚伪或一国人都是愚民蠢夫。所以诗其本身的“贵族性”，高雅性，文学之中的文学性，无法改变，一旦改变就没有了诗。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许多人许多年里以至于现在，还在误以为诗就是杨排凤所使用的烧火棍，黑旋风所挥舞的大板斧，不说那是蠢见，也当说根本就不知诗为何物。
　　谈到这里，再提出诗需要重识，或许嗤之以鼻者稍有消停。这或者还不够，还需对人之诗性作以探究。人虽然都是人，但是由于环境、学识与人文境界的造就之不同，绝非一概而论而处于同一层次，香玲黛玉之不同人所共识，这是阶层与环境之造就的不同。即使处于同一人文层次，屈原与王羲之也有其各领风骚的区别，也当是人所共知。不同者还有社会变革、理念信仰、经济基础所触发的群体意志，个体差异。这还要从五四运动说起。五四说到底是政治运动，文化仅是运动的副产品，而且一直是政治凌驾其上。政治的归止导向着文化的依从。由于封建专制理念的深根深蒂固，政治的轨迹未能展示以人为本，一统集约的权势始终体现着帝王意志，所以漫长的岁月里人依旧是社会的附庸，权势的鹰犬，人文境界未能以人为本得以提升，文化也便在政治的利刃下得以任意阉割以供所需。诗除了为政治服务，加入到功利队列，以功利的面貌出现而外，其所作所为的天地也就狭而又狭，以至于漫长的岁月里，所扮演的角色，也只能是其应声虫，拿来我用。如此久了，诗于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就成为时需势需的舆论工具。战争用以鼓动斗志，割居用以鼓动信心，运动用以鼓动深入，个人用以表明倾向，政权用以维护声誉。没有人去说或者根本就不敢去说，文学毕竟有其与社会背道而驰的一面，或者说反其道而行之的一面，所以有人说诗人是预言家，而诗有其先知先觉的素质。倘不是如此，其诗之形象，不管其上层下层，官宦百姓，也便只余扮演拿来我用的角色。拿来我用久了，诗也就只有在变异着诗的质地，人也就只有在变异着人的理解，一旦稍有回归或者说稍具诗的本来素质，惊异鹊起势在必然。于是诗之老祖，也便由屈原转移为张打油；诗之本色，也便由春江花月夜转换为街头训喻；诗之丰彩，也便由“万古骚人呕肺腑”降格为“短裙愁牵鹤胫长”。以至于鼙鼓号角了许多年，许多年里诗就是一支奉迎阶级斗争的别动队，枪炮是靶首也是，英雄是狗熊也是，教授是愚民也是，革命是阿Q也是。所以时至而今，古典莫说，即使口语即使所谓的口语诗，一旦流落于百姓家，也会有许多人不知其为何物。这便是新诗漫长岁月里的基本形象，古典诗更是如此。诗沦落为如此形象，人于诗有着如此的距离，抑或说诗其本来就具备着这一孤独孤绝与孤寂的品质，对人尤其那些于诗本就无缘的人，尤其以伪乱真真已隐去庐山真面貌的时候，何需再说“至情言语即天声，竭诚灵府方神韵”？何需再说“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何需再说“谁知老夫吟哦苦，此夕残灯伴月凄”？
　　所以有徐志摩、戴望舒、李金发几十年的消声志匿迹；
　　所以有胡风、闻捷、李广田的漫长的冤狱与不得不归去；
　　所以有郭小川、郭沫若、贺敬之不得不应时而驱遣诗格。
　　这时候的诗能说还是“赋到沧桑句便工”之真诗？这时候的诗人能说还是“诗似冰壶见底清”的诗人？时代造就诗人也在毁灭诗人，诗人成全真诗也在消解真诗。即使今天的流派、主义、主张雨后春荀也好，各立山头也好，你争我论，大有诗人诗作自此即可超凡脱俗的声势，但是有谁细想屈原、李白、杜甫何其孤独而诗方才有其真诗？乾隆皇帝何其热闹为诗方才多是伪诗？不能说走出鸟笼即可直上云霄，不能说世应于时即可盛世，还有固习，还有固执，还有理性，还有人文，一时得水却难以鹏翼北溟。这就是说文化积淀非一日之功，荒漠里起步不可能转身就是绿洲。唐诗，若没有屈赋汉魏六朝诸种文体的虹桥渐度，就不可能有唐诗的巅峰；宋词，若没有唐诗于前的启悟就没有宋词的崛起。所以十年二十年的瞬间雀跃，不仅完不成百年大业，即使雄心壮志，也只能说是蓝图在望，尚还要积材备料，尚还要奠基牢础，殿堂耸立尚是远景。深圳、浦东你能说已是人间桃源？对于诗也是如此，不去重识不去深悟，不去丰羽不去淡泊，只凭热情与心愿，是走不进诗之大野，林立起诗之苍原的。所以还是面对现实，知其诗之古往，问其诗之现代；古之平仄协韵寄寓用典，搁置于何处为何搁置；今之白话诗之大观意蕴深邃，有无规律规律何觅；何是时代唆使哪是诗人贻误，诗于世人世人于诗，是否不谋而合还是本就有个体差异与差距。
　　所以应该认识，诗其本身的形而上之天性，并非所有人面前的一瓢冷饮抑或一碗炸酱面；
　　所以应该知道，社会变革与人为之驱遣，并非一成不变，而诗总应在诗之原野上盛开大丽花。
　　　　　　　　　　　　　　　２００２．７．２８．草，２００４．７修订

[山城子]

我以为不必悲观，只要大家努力，推出好诗引领，做些普及的工作，诗国会不愧为诗国的。问好！
_________________
诗是人生的雅伴儿。
山城茶居：http://coviews.com/weblog.php?w=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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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不必悲观，只要大家努力，推出好诗引领，做些普及的工作，诗国会不愧为诗国的。问好！
_________________
诗是人生的雅伴儿。
山城茶居：http://coviews.com/weblog.php?w=46

[长篙]

先天下之忧而忧,携众之力,拯救中国.文彩飞扬.
复古不提倡,愿新诗找到自已的方向.
_________________
忘掉写诗,你才开始真正写诗;詩無定法,隨性而安

長篙诗歌自然門
http://blog.sina.com.cn/99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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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而忧,携众之力,拯救中国.文彩飞扬.
复古不提倡,愿新诗找到自已的方向.
_________________
忘掉写诗,你才开始真正写诗;詩無定法,隨性而安

長篙诗歌自然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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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岸]

积淀深厚，欢迎先生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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