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香港伊凡]

简论诗人钱志富的诗
刘亚猛
(福建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我和志富在最近一个跨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上萍水相逢，却有一见如故、相识恨晚之感。他对我们共同关心的所有事物表现出的丰富学识、广泛兴趣以及深邃见解当然是使我对于他有“话逢知己千句少”之感的主要原因，然而我总觉得在他身上还有跟“学者”的典型气质和风度大不相同的一种特别的魅力，使人不必攀爬到张家界的峰顶，只消跟他在一起交谈就有沐浴于山风、荡漾于松涛、甚或缥缈于云海之感。当时过分沉迷于灰色的理论话语，来不及仔细思考他身上的这种“非典”气质。直到我们各自回到所在地后，他给我发来他的诗集，我有幸拜读了他的大作，才恍然大悟，知道他的魅力其实是真正的学者气质和真正的诗人气质的极其罕见的交加糅合而产生的一种特别感应。

志富可谓诗如其人：平易的外表之下尽是峥嵘险峻，冲淡的语气之中却洋溢着澎湃的热忱。他的是诗作使一些文友联想起惠特曼，华兹华斯，济慈不是没有原因的。然而在我看来，就他以自己独特的敏感对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作出的细致观察和深切感受，就他的作品的深远境界和细腻风格而言，志富可能更接近Emily Dickinson。当然，志富与Dickinson在一个方面大不相同。Dickinson一辈子只呆在新英格兰一隅，到过的几乎只是她自己的想象国度。志富则是历经社会、周游世界，其眼界之开阔豁达，生活之峰回路转、跌宕起伏、多姿多彩，不仅在他的诗作，而且在他的诗论中都得到生动反映。他主张“在题材上，只要是真正能触动诗人的生命、性情和灵魂的 …… 都可以写”。他认为“诗歌有无限广阔的文体可能”。他自己的作品就是对这些卓越见解的最好例证。例如，在“悲剧”的标题下，他点石成金，通过语境置换将一系列日常“琐”事提升到诗的高度，赋予它们震撼灵魂启迪心智的巨大冲击力。从“夏天/老有蚊子/淹死在盆子里”之悲（人居环境之严重恶化，“生命不可承受之轻”，抑或是甚至连最卑微低贱的生灵都难以避免的一种致命的narcissism?）, 到“周公难梦/孔子难梦/刘勰更难梦/连梦也被转了基因了”之哀 （民族思想文化被从根本上改造，导致自己原来固有的好一片水草丰盛、马驰沃野、鹰击长空的想象空间顿时荒原化和沙漠化？），志富使他的读者对发生在周围的事突然多长出一个敏锐的“心眼”。

他在同一标题下信手拈来的二则有关高等教育的新闻对于文教界的读者更有振聋发聩的功效：“报载/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正在准备把自己改革成世界一流大学”和“报载/一些大学已经通过合并/成了世界一流大学”。一方面国内某些院校号称“顶尖”，却培养不出中国自己急切需要的，对民族国家有高度责任感和献身精神的各种高级人才，却连有关自己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华文化的阐释权威和话语权力都丧失净尽，并且却已经在事实上允许自己沦为“留美预科”或“留欧预科”；一方面高等教育界的不少头面人物却在连“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地位究竟是怎么确认的等关键问题都还不甚了了的情况下侈谈起办“世界一流大学”。其结果只能是寄希望于“合并”、“机构改革”、“资金投入”等立竿见影并可以进行“量化评估”的措施，个中的浮躁、浅薄、无知，真是贻笑大方。而教育行政部门和“顶尖”院校的衮衮诸公，尤其是那些自命学贯中西的“精英”们，却还在乐此不疲，弹冠相庆。其中的悲哀，只有志富这样“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入心、入诗”的学者兼诗人，才能从学者的洞察和诗人的感受中深切体验到，并出于学者的正直和诗人的诚实加以正视和表达。

志富的诗论因为是诗人思考的结晶，不乏独到特有、使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在创作方法上，他是一位坚定的汇合论者(syncretist)，主张“只要是经历过诗人的真生命、真性情和真灵魂打磨过的 ……不管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或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古典主义等等的创作方法写成的，都可以是诗”。然而就志富本人的理论语言和观点而言，他似乎与浪漫主义最为贴近。诸如“诗人的真生命、真性情和真灵魂”，“在语言上，要有丰富的生命感、性灵感、灵魂的腾跃感”，等等，都是浪漫主义诗学的典型用语。以这些观念为大前提而想要提倡和发扬诸如“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创作方法可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难题。在西方早已经退潮了的浪漫主义诗学以“诗人”作为诗歌创作不容挑战、决定一切的中心。Yeats 的一句名言，即“我们通过和别人争辩生产出修辞，通过和自己争辩创作出诗歌”(“We make out of the quarrel with others, rhetoric, but of the quarrel with ourselves, poetry”)，就是对这一认定的最为精到的概括。在Yeats看来，诗歌是诗人和自己进行的一场感情冲动的对话的产物，与他人无涉。而被他当作诗歌对立面的“修辞”，一般则认为是以受众为中心因而是“他向”(other-oriented) 而非“自向”(self-oriented) 的。作为一名西方修辞学者，我自己对从修辞的角度来探讨诗歌创作有一种“既得兴趣”(“vested interest”，其通用汉译“既得利益”只捕捉到其中一义)，倾向于认为诗歌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特殊形态的修辞，对Yeats的两分法向来不以为然。在我看来，诗歌创作无疑也是面向一个超越诗人自我的受众的。然而这一受众是虚拟的 (virtual)、将来时的，有待于在阅读过程中实现 (be actualized)。志富在写下他的诗章时完全不认识我，然而他却在以我（以及所有后来有幸成了他的诗作的读者并能够欣赏这些作品的人）为对象进行他的创作。与此同时，所谓“诗人的真生命、真性情和真灵魂”也并非某一先已存在,通过诗歌创作过程得到显露和肯定的本质，而是诗人与一个虚拟的受众的一场虚拟的对话或“争辩”的另外一个产物。也就是说，这一“真灵魂”也是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发明”出来的一个“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它和“虚拟受众”一样，都同时是诗的动原、派生和构成成分。

我对诗歌，尤其是当代中国诗歌和诗坛，完全是外行。志富厚意难却，因而不揣冒昧，发表了这一通评论。谨以这些外行话与志富共勉。

刘亚猛
2003年10月30日于福州仓山花香园
_________________
钱志富
文学博士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_________________
詩觀：窮盡一生，力求真善美！！
中国微型詩网站副站长、論坛超級版主
澳洲彩虹鸚笔会香港分会会长
中国黃河文化促進会副会长
香港文学促進会会員

[[FAFAFA]]

简论诗人钱志富的诗
刘亚猛
(福建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我和志富在最近一个跨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上萍水相逢，却有一见如故、相识恨晚之感。他对我们共同关心的所有事物表现出的丰富学识、广泛兴趣以及深邃见解当然是使我对于他有“话逢知己千句少”之感的主要原因，然而我总觉得在他身上还有跟“学者”的典型气质和风度大不相同的一种特别的魅力，使人不必攀爬到张家界的峰顶，只消跟他在一起交谈就有沐浴于山风、荡漾于松涛、甚或缥缈于云海之感。当时过分沉迷于灰色的理论话语，来不及仔细思考他身上的这种“非典”气质。直到我们各自回到所在地后，他给我发来他的诗集，我有幸拜读了他的大作，才恍然大悟，知道他的魅力其实是真正的学者气质和真正的诗人气质的极其罕见的交加糅合而产生的一种特别感应。

志富可谓诗如其人：平易的外表之下尽是峥嵘险峻，冲淡的语气之中却洋溢着澎湃的热忱。他的是诗作使一些文友联想起惠特曼，华兹华斯，济慈不是没有原因的。然而在我看来，就他以自己独特的敏感对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作出的细致观察和深切感受，就他的作品的深远境界和细腻风格而言，志富可能更接近Emily Dickinson。当然，志富与Dickinson在一个方面大不相同。Dickinson一辈子只呆在新英格兰一隅，到过的几乎只是她自己的想象国度。志富则是历经社会、周游世界，其眼界之开阔豁达，生活之峰回路转、跌宕起伏、多姿多彩，不仅在他的诗作，而且在他的诗论中都得到生动反映。他主张“在题材上，只要是真正能触动诗人的生命、性情和灵魂的 …… 都可以写”。他认为“诗歌有无限广阔的文体可能”。他自己的作品就是对这些卓越见解的最好例证。例如，在“悲剧”的标题下，他点石成金，通过语境置换将一系列日常“琐”事提升到诗的高度，赋予它们震撼灵魂启迪心智的巨大冲击力。从“夏天/老有蚊子/淹死在盆子里”之悲（人居环境之严重恶化，“生命不可承受之轻”，抑或是甚至连最卑微低贱的生灵都难以避免的一种致命的narcissism?）, 到“周公难梦/孔子难梦/刘勰更难梦/连梦也被转了基因了”之哀 （民族思想文化被从根本上改造，导致自己原来固有的好一片水草丰盛、马驰沃野、鹰击长空的想象空间顿时荒原化和沙漠化？），志富使他的读者对发生在周围的事突然多长出一个敏锐的“心眼”。

他在同一标题下信手拈来的二则有关高等教育的新闻对于文教界的读者更有振聋发聩的功效：“报载/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正在准备把自己改革成世界一流大学”和“报载/一些大学已经通过合并/成了世界一流大学”。一方面国内某些院校号称“顶尖”，却培养不出中国自己急切需要的，对民族国家有高度责任感和献身精神的各种高级人才，却连有关自己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华文化的阐释权威和话语权力都丧失净尽，并且却已经在事实上允许自己沦为“留美预科”或“留欧预科”；一方面高等教育界的不少头面人物却在连“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地位究竟是怎么确认的等关键问题都还不甚了了的情况下侈谈起办“世界一流大学”。其结果只能是寄希望于“合并”、“机构改革”、“资金投入”等立竿见影并可以进行“量化评估”的措施，个中的浮躁、浅薄、无知，真是贻笑大方。而教育行政部门和“顶尖”院校的衮衮诸公，尤其是那些自命学贯中西的“精英”们，却还在乐此不疲，弹冠相庆。其中的悲哀，只有志富这样“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入心、入诗”的学者兼诗人，才能从学者的洞察和诗人的感受中深切体验到，并出于学者的正直和诗人的诚实加以正视和表达。

志富的诗论因为是诗人思考的结晶，不乏独到特有、使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在创作方法上，他是一位坚定的汇合论者(syncretist)，主张“只要是经历过诗人的真生命、真性情和真灵魂打磨过的 ……不管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或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古典主义等等的创作方法写成的，都可以是诗”。然而就志富本人的理论语言和观点而言，他似乎与浪漫主义最为贴近。诸如“诗人的真生命、真性情和真灵魂”，“在语言上，要有丰富的生命感、性灵感、灵魂的腾跃感”，等等，都是浪漫主义诗学的典型用语。以这些观念为大前提而想要提倡和发扬诸如“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创作方法可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难题。在西方早已经退潮了的浪漫主义诗学以“诗人”作为诗歌创作不容挑战、决定一切的中心。Yeats 的一句名言，即“我们通过和别人争辩生产出修辞，通过和自己争辩创作出诗歌”(“We make out of the quarrel with others, rhetoric, but of the quarrel with ourselves, poetry”)，就是对这一认定的最为精到的概括。在Yeats看来，诗歌是诗人和自己进行的一场感情冲动的对话的产物，与他人无涉。而被他当作诗歌对立面的“修辞”，一般则认为是以受众为中心因而是“他向”(other-oriented) 而非“自向”(self-oriented) 的。作为一名西方修辞学者，我自己对从修辞的角度来探讨诗歌创作有一种“既得兴趣”(“vested interest”，其通用汉译“既得利益”只捕捉到其中一义)，倾向于认为诗歌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特殊形态的修辞，对Yeats的两分法向来不以为然。在我看来，诗歌创作无疑也是面向一个超越诗人自我的受众的。然而这一受众是虚拟的 (virtual)、将来时的，有待于在阅读过程中实现 (be actualized)。志富在写下他的诗章时完全不认识我，然而他却在以我（以及所有后来有幸成了他的诗作的读者并能够欣赏这些作品的人）为对象进行他的创作。与此同时，所谓“诗人的真生命、真性情和真灵魂”也并非某一先已存在,通过诗歌创作过程得到显露和肯定的本质，而是诗人与一个虚拟的受众的一场虚拟的对话或“争辩”的另外一个产物。也就是说，这一“真灵魂”也是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发明”出来的一个“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它和“虚拟受众”一样，都同时是诗的动原、派生和构成成分。

我对诗歌，尤其是当代中国诗歌和诗坛，完全是外行。志富厚意难却，因而不揣冒昧，发表了这一通评论。谨以这些外行话与志富共勉。

刘亚猛
2003年10月30日于福州仓山花香园
_________________
钱志富
文学博士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_________________
詩觀：窮盡一生，力求真善美！！
中国微型詩网站副站长、論坛超級版主
澳洲彩虹鸚笔会香港分会会长
中国黃河文化促進会副会长
香港文学促進会会員

[黑色闪电]

欣赏钱志富先生的诗观
这个评论前面写得好，中间比较散乱，如高校合并，罗列那么多西方诗人干什么？最后一段，显然是中国当今论文的老套，把可以理解的意思故意说的抽象，复杂，除了可看出作者的学贯中西之外，枯燥极了

[[FFFFFF]]

欣赏钱志富先生的诗观
这个评论前面写得好，中间比较散乱，如高校合并，罗列那么多西方诗人干什么？最后一段，显然是中国当今论文的老套，把可以理解的意思故意说的抽象，复杂，除了可看出作者的学贯中西之外，枯燥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