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徐小萌]

家•国

从两岁起我就住在了爷爷奶奶家，爷爷奶奶常常会讲起他们过去的故事和我的父辈们的坎坷；吃饭的时候会讲，来客人的时候也会讲，尤其是奶奶，讲起来总是声情并茂活灵活现的。当然我也很爱听，我甚至还给他们录音。那些故事是平凡但又并不平淡的，尽管今天看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但它们似乎并不遥远，而且还常常让我想象它们当时在我的亲人身上、在这片中国的大地上展开的情景。

爷爷不知提起过多少次，他的老家在江苏省南通市西亭镇灰场边——说到“灰场边”的时候往往还带着一种上扬的语调。南通在长江入海口北岸，与上海隔江相望。所谓“灰场边”，就是在一个灰场的旁边，灰场就是大家堆柴灰的地方。爷爷家属于农村的小地主，小时候我还问地主不是坏人吗？爷爷总是再三强调他家是开明地主，比较有文化，接受新事物，对农民也不苛刻。实际上像爷爷家那样的规模，也只是家庭教育好一点，能够吃饱饭，生活质量不见得比农民好到哪里去，经济上也不宽松。曾祖父是个乡绅，还订了一份《申报》，每当报纸来的时候，远近乡邻都跑过来问他最近发生了什么新鲜事。1922年爷爷出生了，曾祖父希望爷爷能够成为吴昌硕那样杰出的画家，就给他起名“徐昌硕”。爷爷是家里最大的孩子，还有几个妹妹。爷爷学习不错，进了当时南通城最好的中学，那个中学是张謇办的一个新式中学，而张謇恰好是曾祖父的一个亲戚。据说爷爷那时候很潇洒，一米八的大高个儿，喜欢美术，也特别喜欢运动，还是校篮球队的队长。
爷爷高中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抗战爆发了。他瞒着家里跑出去参加了新四军——名为参军，实际上是做文艺工作，并不打仗。参军的时候可能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爷爷改了名字，用吴昌硕的字做了自己的新名字。他做美术设计、刻版画、组织唱歌和宣传活动等等。后来爷爷进了延安鲁艺继续学习，也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正面战争。不过有一次他们险些被日军包围。那次只有少量的部队与学员们暂驻在一个村子里，结果被鬼子悄悄地盯上了。当人们觉察到的时候鬼子已经准备进攻了，村里的武装十分可怜，大家只好尽快逃离。爷爷也在一起拼命地跑，鬼子的机关枪子弹就贴着地面乱飞，迫击炮的炮弹遍地开花。后来直到大家渡过了一条河，才算终于脱了险。

和爷爷家不一样，奶奶家是盐城的第一大户，奶奶还常常因此笑话爷爷土。盐城是淮河北岸的一个苏中小城，那时候的盐城只有几条比较热闹的街道。奶奶家在城里，田产则在乡下，同时还拥有着城里的米行和一些商店。和爷爷一样的是，奶奶也说自己家是开明地主——对农民一点不苛刻，年景不好的时候就减租甚至免租；对待佣人和雇工也很好，奶奶甚至说他最喜欢的人就是她的保姆，她也最喜欢和保姆一起睡觉。每到收租的时候，农民就会挑着粮食或者其他产品到院子里来。奶奶是1927年生的，家里起名叫张文华，他还有一个弟弟叫张文平，两个妹妹文澜和文秀。每次回忆起童年生活她都是略带惋惜而又兴奋异常的。那时候盐城水网密布，港汊纵横，所以奶奶天天都能吃到虾蟹水产，她时常是说起醉虾、醉蟹还有鲥鱼有多么多么的好吃。还给我讲他们家里怎么做醉蟹，其实很简单——先让螃蟹在水里爬几天，干净了以后就活生生地泡进酒缸里，过一段时间就能吃了。(后来我吃到了醉蟹，不得不感叹奶奶小时候的好口福。小时候家里吃螃蟹的时候我总是会跟爷爷奶奶说“你们让我吃吧，你们小时候不是老吃嘛，现在该轮到我了。”) 街道里每近黄昏就有许多挑着担子吆喝的小买卖人，奶奶最喜欢到他们那里去，花几个铜板买一小碟酒酿、元宵、还有菱角、桑椹等等小吃，还有许多有趣的小玩意儿。家里还有许多风俗，年节时候总有很多难忘的趣事，但也有令奶奶非常反感的。奶奶的奶奶去世以后，办完丧事还不算，还要把棺材放在家里供上三年，棺材就停在奶奶房间隔壁的一个厅堂里，每次家里吃饭还要分出一份来供在棺材前面的条案上。结果奶奶常常吓得不敢睡觉，连那个屋子都不敢轻易卖进去。奶奶也上学，甚至也学英语，她到现在还会说“one two three”，尽管是用一种接近印度英语的发音。
日军入侵盐城前夕，城里的男女老少拖家带口纷纷逃难，大家全投奔了乡下的亲友，整个盐城成了一座空城。日军还轰炸过盐城，奶奶说后来她进城还能看见国民党兵的尸体，甚至还记得有一个就倚在断墙根上歪着脑袋，散发着超乎想象的恶臭。奶奶也偷偷跑出来参加了新四军，并且改了名字。那时候她才14岁，什么也没有带，连多一件衣服也没拿就溜走了，甚至不知道参军会有多苦。作为女同志，奶奶当然也是做文艺宣传工作。新四军力量薄弱，无法与鬼子正面交锋，所以总是处在运动状态，奶奶要和男同志们一起每天跑上百里地。早上一吹哨，所有人都必须在5分钟内打好绑腿，整理好行装背包准备上路。过河的时候部队会安排强壮的男兵在河里排成队，把女同志一个一个托过去。部队食物紧缺，每到一地都要靠老乡帮助，但是老乡也甚为拮据，饿肚子反而成了家常便饭。为了避免引起日军注意，部队往往在深夜进村，晚上就寄宿在老乡的房子里，第二天早上离开村子继续出发。由于睡眠严重不足，走路的时候常常不自觉地睡着然后倒在前面一个人的肩上。冬天的时候身上只有两件单衣，一天到晚瑟瑟发抖。后来奶奶转到八路军抗日军政大学随军学习，八路军是正规军，生活才略微稳定了一些。名为“大学”，其实极不正规，连固定校址都没有，就是大家在某个村子旁边选一块地方席地而坐，指导员在一块门板上给大家讲历史、政治和马克思主义什么的。别说教科书，连一张纸都难得，所以大家都是上课认真听再回去复习，然后晚上有测验。测验的形式有点像击鼓传花——还是大家坐在一起，指导员让大家传一面小红旗，然后等他一吹哨，拿着红旗的人就起来回答问题。
这途中奶奶回会盐城看望过一次家人，那时候盐城已经是敌占区了。进城接受盘查的时候奶奶掩盖了自己的八路身份。但是城里还有亲日的亲戚认识她，为了避免引起注意，她是悄悄回家的。家里人非常兴奋，纷纷说着“大小姐回来啦！大小姐回来啦！”那时候奶奶还很小，她甚至还好奇地趴在小学校的墙头上看鬼子操练。后来她在井边打水的时候被一个小舅子看见了，回到屋里家人都说那人是个汉奸，随时可能去报告，让奶奶赶紧走，奶奶不敢久留，匆匆忙忙就离开了。

我不知道爷爷奶奶是怎样认识的，似乎抗战胜利以后他们就在一起了。国共对峙期间，他们好像还有过一段挺安宁的时光。大概是在淮阴附近的乡下，爷爷奶奶和他们的家人以及弟弟妹妹都住在一处。那时候他们生下了第一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大伯。爷爷奶奶每个月分别从公家领五十斤粮食，小孩子好像也配了二三十斤。他们就靠这一百多斤粮食养活一大家子七个人，也还算能吃饱穿暖，有时候还拿出一点粮食来去跟渔夫换鱼虾吃。后来又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夭折了，另一个实在养活不起，送给了一户姓陈的人家，后来也再也没有音讯。
渡江之前不久，爷爷也回过一次老家，但是因为舟船不便，好像费了不少周折，奶奶说那次险些与即将渡江的大部队失去联络，认为爷爷是胡闹，爷爷则认为实在没那么严重。战役结束以后不久，爷爷奶奶也随军渡江。后来生下了我爸爸。解放后爷爷被分配到无锡《苏南日报》工作，于是一家四口就住到了无锡，抗美援朝期间生了我大姑，所以她的小名就叫“援朝”。全家靠爷爷每月的十多块钱工资度日，勉强支撑。爸爸的奶妈的丈夫有结核病，当时爷爷奶奶也不懂得注意，甚至还让他抱爸爸，结果爸爸从四岁起染上了肺结核，一直发炎发高烧，经年不退，身体越来越虚弱。他什么也吃不下喝不下，吃进去马上又吐出来。爷爷奶奶有时想喂他一勺牛奶，或者破费一下为他炒一点猪肝补充营养，就盼着他能吃进去不再吐出来。爸爸的病持续了好几年也治不好，人也越来越瘦，奶奶说最后瘦的和电视里的非洲饥儿一模一样，只剩一副骨架。幸而那时候完全是公费医疗，医药费全能报销，所以还没有给家里造成很大的经济压力。爸爸打了好几年的链霉素，用链霉素治疗肺结核在当时是刚刚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成果，但是对他却收效甚微。爸爸的病依然持续恶化，他躺在床上连动一动手指的力气也没有，只能以一种蚊子似的气息呻吟，偶尔轻轻叫着妹妹的名字，说想看一看妹妹。最后医院决定放弃他了，护士把他推向太平间，他连呻吟的力气也没有了，只能绝望地睁着眼睛等待未知的命运来临。奶奶这时候不同意了，说人还没死怎么能推到太平间呢！爷爷奶奶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一个胸科专家，他也姓徐，给爸爸用了一种进口特效药（这种药每天要花两块钱，如果不是公费医疗，即便倾家荡产也是用不起的），终于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但是长期打链霉素造成了链霉素中毒，为爸爸留下了永久的后遗症——听力受损。现在假如不用助听器，别人就要大声说话他才能听见。
后来爷爷被调到上海《解放日报》，一家人住在淮海路。大伯跟弄堂里的小孩子们混了不到一个月就学会了一口阴阳怪气的上海话。爷爷奶奶对上海人的印象很不好，觉得他们过于精明狡猾，而且自以为是，比较势利。奶奶老说，你要是买菜的时候没讲上海话，售货员就“耷拉着脸子”，甚至欺负你；还说上海人瞧不起外地人，甚至连北京人都瞧不起。不过奶奶也会了几句上海话：阿拉、侬、小赤佬、港督、十三点、打每空等等，后来我跟上海人讨教，发现奶奶的发音其实像她的“one two three”一样不准确。
爷爷在上海呆的时间不很长，又被调到了北京《人民画报》，全家住在十条的一幢三层居民楼里。十条那个大院似乎很有意思，很多人像梁左、梁天什么的都是邻居，据说梁天那时候是个没出息的小淘气。现在看电视的时候爷爷奶奶还常常会说：“哎，这不是那会儿住在十条的某某某么？”我和奶奶每次坐公共汽车经过十条，她都要指给我看那幢楼。去年暑假，她惋惜地说那幢楼刚刚被拆掉了。爷爷奶奶大概是在北京生下了我的小姑。那时候家里依然穷，一点点工资要养活六个人。吃饭穿衣都要票：粮票、油票、布票、肉票、点心票……不一而足。每个月全家只能领到一勺油，因为买不起点心，点心票常常只能送人或者跟人换成粮票。其他的花费更是努力降到最低。小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组织去北海看电影，来回十几里路都是走着，从来不敢坐车。院子里的孩子们常常在一起玩，爸爸因为听力不好，不时被淘气的孩子叫作“小哑巴”，大伯这时候总是会上去保护爸爸。

1957年夏天，全国搞起了“大鸣大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鼓励大家——尤其是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爷爷当然也提了，爷爷的不少朋友也相当积极。可惜这只是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反右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始了。爷爷也被打成右派受到批斗，但是幸运的是当时并没有受到严重迫害，后来才被下放到河南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爷爷被打成右派以后继续在《人民画报》社上班，但是处处低人一头，不得不小心行事。那个时候即使排版不小心也会招致祸端，假如某页的正面有毛泽东的照片，照片背面的位置若有不好的字眼出现，就可能有不可想象的命运等待着那个编辑。“右派”的认定有时候并不需要理由，上级会向各个单位发放指标，要求一定要揪出若干百分比的“右派”。有个小学校搞批斗会，最后右派名额还差一个，大家不知道选谁好，也都怕落到自己头上，都不敢吭声。有个老师平时一贯老实巴交，从来不出风头不提意见，这时候小便憋不住了，他觉得自己肯定不会有问题就跑去上厕所，回来以后就被当场点名为右派，然后被拖上了领操台。爷爷的很多朋友们比爷爷要苦多了，有去塘沽港口扛麻袋的，有发配新疆的，有被派到北大荒劳改的。爷爷的一个挚友戴煌是新华社的记者，为人耿直，因提出了“反对神化与特权”等论点，也被下放到东北兴凯湖劳改。（前几年他还出了一本书《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来回忆那段经历，这本书能够在大陆出版也着实给了我一点小惊喜。）这些干部们在寒冷而浩瀚的兴凯湖畔开垦荒地，过着一种集中营式的生活。他们终年一天到晚都做着高强度的劳动，天刚蒙蒙亮就起来干活，开垦冰冻的土地，干得不卖力会遭到殴打。他们身上的衣服远远不足以抵御风雪和严寒，吃饭的时候只能啃冻得像石头一样硬的冰冷的黑馒头，晚上回到营地还要开会学习和总结，表现不好的人会受到严厉批评甚至处罚。人们睡觉的时候甚至不敢脱鞋，否则第二天早上就会冻成一个硬块而无法穿上。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垦土地更是困难，冰封的大地即使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也不容易凿开。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很难承受这样的折磨，爷爷的那个朋友亲眼看着周围的人一个个因为寒冷、饥饿和疾病而倒下，更多的人是过劳致死——刚刚还一起扛着锄头下地干活，转眼间就闷闷地倒在地上，永远也不能再站起来。
在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中，共有55万人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害致死，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因此而支离破碎。这55万人大部分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甚至中坚，此后近20年的时间里，他们无法正常工作，不能表示自己的意见，甚至难以保全自己的人格。在这场运动中，毛泽东亲手粉碎了国家的中流砥柱，其后果所波及的远不仅仅是右派分子和他们的亲人——从此以后，中国进入了“一言堂”的时代，进入了彻底的万马齐喑的时代，再也没有人对政府对党提供任何的意见和监督；从此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正式统治了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从此以后，四万万人人人自危，道路以目；从此以后，我们开始了真正的孤独。
1958年，中央举起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跃进”时期，国家为了“超英赶美”而“大炼钢铁”，各地争相“放卫星”。但是采矿太慢，于是就把已经做好的钢铁成品回炉，炼成完全无用的废铁来充数。家里的锅碗瓢盆等等带铁的东西全被收了上去，连勺子都不剩。搞“人民公社”的时候，农民的土地全被没收，大家一起来种公社的田。吃饭是吃“大食堂”，一个村子搞一个，所有人都在一起吃，个人不许拥有粮食，不许生火做饭。在农村，村干部看见炊烟就带人去抄家。开始大家还能吃饱，但是“人民公社”的劳动方式磨灭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实际上是处于坐吃山空的状态。1960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场空前的饥荒开始了。此后风调雨顺的三年里，“三年自然灾害”席卷了全国。这期间，家里越发困难，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总是吃不饱。爷爷奶奶知道小姑有时候会在米饭还没做好的时候从锅里偷一两勺吃，但是因为心疼，也从来不说她。为了改善伙食，爷爷经常到蔬菜批发市场去捡掉在地上的菜叶子，而且还常常收获颇丰，家里也因此而总有菜吃。有很多人去郊外挖地瓜，但是效果不如爷爷的那一招，经常是挖一天也只能找到几根手指头细的白薯。农村的情况比城里糟糕得多，全国几乎每个村子都是天天有人饿死。在这场浩劫中，三千万人失去了生命，还有很多人认为实际远不止此数。

六十年代的时候，更大的政治运动还在酝酿中，我的父辈们还都在北京上学。大伯曾经两度报考大学，而且成绩相当好，但是都没有被录取。后来才知道原因是爷爷的成分不好，“黑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爷爷占了两个，所以大伯在报名的时候报名表上就会提前盖上“不予录取”的章，学习多好也没有用。当时流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后来遇罗克写出长文批判“出身论”，结果被捕入狱。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与大伯是同班同学，据说她很有才气，而且很喜欢大伯，但是因为她的性情刚烈和她哥哥的缘故，大伯不敢要她，家里人自身尚且难保，当然更是要大伯对她敬而远之。遇罗克遇难后，她怕遭到哥哥株连，为了寻求保护也只好嫁给了一个知青。八十年代初，遇罗锦写了一部《一个冬天的童话》来回忆文革中的种种经历。
“干部学校”在各地农村建立起来以后，作为右派的爷爷被下放到河南干校，全家随之搬到了河南农村。爷爷这时候腰有了毛病，为了避免劳动和吃苦头，奶奶给他办了证明。对右派的迫害在干校依然持续着。奶奶几乎每次在晚上经过一座房子的时候，都能清晰地听见里面传出来的皮带抽在皮肉上的声音以及撕心裂肺的嚎叫——那是右派在受鞭笞或者坐老虎凳。奶奶的一个相识曾经向奶奶借过粮票，有一次他听说自己的一个朋友被抓进去了，而且他在当晚也听见了用刑的声音，于是害怕起来。奶奶晚上去他的屋里想讨还粮票，看见他呆呆地坐在炕上一声不响，奶奶说了来由，他就对这么久都忘了还表示抱歉，然后默默地拿出粮票换了奶奶。第二天早上，奶奶听人们说那个人喝1605自杀了。
后来奶奶给爷爷办了病退，全家提前回到了北京，爷爷继续在《人民画报》社工作。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学生们一下子成了红卫兵，砸了学校，四处造反。爸爸和姑姑也戴上了红袖章，和其他红小兵一起举着红宝书在大街上高呼着口号游行。人们互相检举揭发，有时写“交代”甚至会写到几十年前的某一句不经意说出来的话，亲人甚至父子、夫妻为了自保也会相互划清界限，反目成仇。那时候大街小巷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漫天飞舞，红卫兵们抓出“反革命”和“臭老九”来批斗，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的老师。奶奶说，爸爸和别人一起把对他最好的一个老师揪了出来，四处写她的大字报，后来奶奶严加管制，爸爸才没有参加什么其他的活动。小姑那时候还是小学生，她的嗓音好，就成了学生广播站的主力，结果另一帮红卫兵不服，就跑到我家楼下去叫骂，用各种匪夷所思的语言来揭批我爷爷，因为小姑出身于一个黑五类家庭。
江青这时候渐渐得势，俨然想做女皇帝的样子。江青酷爱摄影，而且她的照片也的确很好。她有最好的器材，还想找一个老师，本来想找爷爷，但是爷爷成分不好，于是找了爷爷的妹夫曹桂江——一个贫农出身的摄影家。曹桂江教她照相的时候要分外小心，自己的头绝对不能高过江青的头，于是常常半蹲着讲课。江青学得也很认真，她常常会为了拍好一张照片而花上好几个小时的功夫。
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时候坐火车不要钱，于是全国的城市学生们纷纷涌上火车开赴偏远的农村。大伯、爸爸、大姑和小姑也全都离开了北京。爷爷奶奶到火车站为他们送行，待发的火车被盲目的知青挤得满满的，无数双手从车窗里伸出来成了翻飞的海洋，父母们黑压压地围在站台上泪流满面。火车开动的那一下颤抖引发了震天的哭声，完全盖住了机器的轰鸣，父母们追着火车要抓紧儿女的手，因为下次再握住将不知是什么时候。
大伯插队到宁夏固原，和其他知青一起在荒漠上挖坑种树。大伯为了争先进，每天挖五百个坑，常常累得直不起腰来，后来腰部也留下了后遗症，到现在还经常疼。固原缺水，当地老乡们一辈子都没洗过澡，头发全都板结起来；碗也从来不洗，吃完就扣在那里，下次再拿起来盛饭。由于缺水，新栽的树根本无法成活，知青们的汗水完全成了无谓的蛮干。劳动以外，知青们分帮结派，相互斗殴，而且绝对都是往死里打。大伯那帮人曾经在一个黑夜提着大棒去偷袭另一帮，打死了他们好多人。爷爷奶奶和往常一样，再三告诫大伯万勿参与这种活动，总算没有出事。大伯和另一个知青在宁夏结了婚，还生了孩子，也就是我的大堂哥。
爸爸和两个姑姑去了云南。他们先坐火车去昆明，再搭汽车经过四天四夜，顺着浩荡的怒江和澜沧江，到达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爸爸和大姑在景洪，小姑在思茅。大伯挖坑种树，爸爸和姑姑砍树烧山。当时为了多种橡胶，知青们把原始森林里的参天大树砍掉，再放火烧山，然后改种橡胶。他们还要除飞机草——一种当年缅甸日军留下的杂草，长得飞快，前面还没锄完，后面已经又长到一人多高。知青们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上还有指导员开总结会。热带雨林里的日子不好过，有的学生因为疾病而死去，有的学生走失在原始森林里再也没有回来，还有学生在砍树的时候被别人伐倒的树压死。爸爸因为听力不好，大姑常常担心他因为听不见别人喊话而出事。小姑过的滋润一些，因为她擅长播音，因此进了广播站，免于劳动之苦，甚至还跟人谈恋爱——爷爷奶奶和大姑都极力反对，因为按照政策，一旦结婚，返京将变得难上加难。
七十年代，大姑想尽一切办法，跑了几百里山路，终于为爸爸和小姑办“病退”回了北京。爸爸在一个景泰蓝厂做掐丝工，小姑去了首钢工作。文革末期，人们都已经十分疲惫了，只暗暗盼着毛主席早些死去，盼着运动早些结束。1976年，人们终于如愿。
大伯一家也回到了北京，79年生下了第二个儿子。但是大姑自己却没能回家，因为没有户口，只能去山东潍坊的一个工厂上班。那时候户口管得很严，外地人要拥有北京户口往往要与拥有北京户口的人对调，然而没有几个人会愿意放弃北京户口，于是来北京变得难上加难。小姑单位里管首钢地区户口的人成了许多人追捧的对象，送礼者献殷勤者络绎不绝，几乎要踏破门槛。那个人的儿子是个花花公子，只要是有求于父亲的漂亮女孩他就跟人上床，后来事情败露，自己也进了监狱。就在大姑为回不了北京而发愁的时候，奶奶终于找到一个身在北京的潍坊老工人，想回原籍，于是和大姑对调了。

改革开放以后，日子终于安稳些了。胡耀邦积极主持为许多“错划”为右派的人平反，也为爷爷正了名。大伯一家不和大家一起住了。爷爷奶奶搬到了花园村离《人民画报》社几步之遥的一套小房子，家里依然很穷，为了缓解家用，全家开始画彩蛋——在蛋壳上画花鸟和仕女，然后卖给艺术品进出口公司，据说每个月能挣不少钱。奶奶还说爸爸那时候很懒，又贪玩，家里人在画，他总是跟朋友出去玩。
爷爷后来成了工商局局长，但是先前整过他的那些人还是不死心。有一次爷爷出差去澳大利亚在香港转机，他们就从中找碴，认为爷爷违纪，好像还有点说他里通外国的意思。奶奶为了爷爷的事东奔西走，终于让上级明白那一切纯属无中生有。不过爷爷还是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和奶奶一起去了《人民日报》工作，直到离休。爸爸结婚以后，爷爷奶奶搬进了报社附近的一套房子，现在我们依然住在这里。花园村的房子让给了爸爸妈妈。
八十年代初，尽管刚刚改革开放，人们的观念还是转变得很快。爸爸曾经和一个据说挺好看的姑娘好过，但是爷爷奶奶都不喜欢那个人，也反对爸爸和她结婚。她总是缠着爸爸为她买这买那，爸爸一点微薄的工资显得越发可怜。后来他们好像还是结婚了，但是那个女人马上提出离婚，还要分财产，奶奶认定她这是以婚骗财，不但不同意，还把她们母女俩告上了法庭，法官见到她俩的第一句话奶奶至今还记得：“怎么又是你们呀！”最后法庭回绝了她们两个的财产要求。
爸爸和妈妈结婚的时候还有点不甘心，因为妈妈是聋哑人，据说是姥姥怀孕的时候吃药不当导致的。但是爷爷奶奶都比较支持，因为他们觉得妈妈是个值得信赖的好人。爸爸其实很喜欢妈妈，他说妈妈是当年聋哑学校里面最漂亮的一个了。后来爸爸去了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做编辑，妈妈在北京市羊毛衫厂上班。尽管爸爸听力不好，他还是比较要强，自学了大学的函授课程，加入了摄影家协会，还代表残联出国访问。1985年，爸爸妈妈生下了我。
我两岁的时候，爷爷奶奶把我接了过去，他们怕爸爸妈妈的聋哑影响到对我的教育。于是我在奶奶家一直住到现在，只在放假的时候才回自己家住。小时候我不好意思让人知道妈妈是聋哑人，后来我发现没有这个必要，我的妈妈具有普天下一切母亲所具有的善良和爱，我也像其他人一样爱着自己的妈妈，尽管我从来也没有叫过一声“妈妈”。
妈妈是北京人，姥姥和姥爷都是学校老师。妈妈的奶奶至今还健在，就住在沙滩的一个胡同里，与故宫东北角楼和筒子河隔街相望。妈妈是姥姥最大的孩子，姥姥还有一个小女儿和一个儿子。小姨最初跟一个转业军人结婚，据奶奶说是因为那时候军人有几千块的转业费，在当时已是相当可观。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以后没几年就离了婚，后来小姨带着我的表弟跟一个韩国商人结了婚，不久又离婚了；现在小姨和一个全聚德的经理是夫妻，我只希望这一次他们会长久。舅舅上学少，没什么文化，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就在大连和日本之间跑生意，结果反而很快成了家里最有钱的人，九十年代初就有了一辆斯柯达。他和舅妈在我十一岁的时候结了婚，婚宴是在钓鱼台国宾馆办的，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一道菜。舅妈是大连人，却有着南方人的外貌和气质，她非常的温柔善良，真的让我替舅舅感到高兴。
1989年6月4日，我刚刚四岁，完全不记得当时发生过什么。但是大伯在那几天经过北京市中心，亲眼目睹了解放军的坦克和柏油路上暗红色的斑驳血迹，甚至看到有人拿着机关枪朝居民楼扫射，把窗玻璃纷纷打得粉碎。爷爷奶奶和往常一样，再三告诫家里人不要乱出门，不要参与冒险活动。幸好大伯也没有出事。大伯在出版社工作，每次来奶奶家都对社里的人事纠纷抱怨不已。大堂哥只上过职高，至今已经有了妻儿，还在常常找工作，没有稳定的生活。二堂哥四年前大学毕业了，现在被公司派到苏丹工作。
大姑在中国文联上班，我上小学的时候社会上曾有一阵去独联体做买卖的潮流，大姑也辞了工作，到莫斯科去倒卖皮夹克。那时候俄罗斯还比较乱，火车上扒手出没，社会治安也不稳定，大姑一个人总算支撑了下来。有一次她得了重感冒，房东的老大妈蒸了一大锅土豆，让她和土豆一起捂在被子里，大姑出了一身透汗，病马上好了。后来境外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大姑也马上回来了。大姑和一个很老实的老版画家结了婚，他们之间其实没有多少感情，我想也许大姑只是想找个容身之处吧。
“LiuSi”以后，国内很多人对未来丧失了信心，纷纷出国。小姑只有小学学历，在北京也无事可做，就打算去英国。她办签证的时候我还在幼儿园，但我也陪着去了，而且我清晰地记得我和大姑与小姑一起排队的情景——那恐怕是与“LiuSi”有关的事给我的唯一印象了——那时还是凌晨，路灯昏黄，但是英国使馆门口排起的队伍却长的令人咋舌，有人提前一天就来了，人们在大街上或坐或卧，寂静中不时有点小小的骚动，后来这个队伍里只有两个人获得了签证，小姑侥幸成了其中一个。她去了伦敦继续学习，在BBC工作过，后来又去了凤凰卫视欧洲台，但是大伯在出版社遇到的人际问题在那里也有，小姑说台湾人总是倾轧大陆人，香港人和台湾人也不和，电视台内部还有许多或隐或显的意识形态矛盾，她最终还是离开了那里。小姑至今也未曾结婚。

最近几年，爷爷的身体每况愈下，心脏和血脂、血糖问题不断，爷爷也越来越频繁地住院，大家都觉得他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暮年。爷爷奶奶生逢战乱，在危险和困苦中长大，解放后又成了一系列运动的受害者，爷爷曾经用“红色恐怖”来形容那几十年，它甚至比“白色恐怖”更甚，因为它渗透到每一个人的心里，摧残家庭里最基本的亲情，以至于亲人之间都常常无法相互信任。令我欣慰的是，他们还能在余生中重新看到希望。
我的父辈们在成长的时候遇上饥荒，在学习的时候被迫离开了学校，改革开放以后，当他们需要立足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他们往往一直都在为一个安稳的生活而挣扎，而现实的压力又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没能正常地追求爱情。现在，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并把希望和悔恨都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
这不仅仅是我的家人，这也是千千万万中国家庭的记忆与怅惘。这一切已经成了历史，但是决不会被忘记，它们甚至还从来没有被认真地书写过。这样的记忆将时时为我们指引一个方向，但它决不会改变我的信念，反使我更加满怀憧憬地相信，一个灿烂的未来必将在这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起来。在那样的一个未来里，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在那样的一个未来里，任何人无权决定他人的生活或者死亡的方式；在那样的一个未来里，爱情将成为千真万确的现实，幸福将成为可能；在那样的一个未来里，我们的孤独和愚昧将永远不会得到在这个地球上重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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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眺望这神圣的宁静，该是对沉思后多美的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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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

从两岁起我就住在了爷爷奶奶家，爷爷奶奶常常会讲起他们过去的故事和我的父辈们的坎坷；吃饭的时候会讲，来客人的时候也会讲，尤其是奶奶，讲起来总是声情并茂活灵活现的。当然我也很爱听，我甚至还给他们录音。那些故事是平凡但又并不平淡的，尽管今天看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但它们似乎并不遥远，而且还常常让我想象它们当时在我的亲人身上、在这片中国的大地上展开的情景。

爷爷不知提起过多少次，他的老家在江苏省南通市西亭镇灰场边——说到“灰场边”的时候往往还带着一种上扬的语调。南通在长江入海口北岸，与上海隔江相望。所谓“灰场边”，就是在一个灰场的旁边，灰场就是大家堆柴灰的地方。爷爷家属于农村的小地主，小时候我还问地主不是坏人吗？爷爷总是再三强调他家是开明地主，比较有文化，接受新事物，对农民也不苛刻。实际上像爷爷家那样的规模，也只是家庭教育好一点，能够吃饱饭，生活质量不见得比农民好到哪里去，经济上也不宽松。曾祖父是个乡绅，还订了一份《申报》，每当报纸来的时候，远近乡邻都跑过来问他最近发生了什么新鲜事。1922年爷爷出生了，曾祖父希望爷爷能够成为吴昌硕那样杰出的画家，就给他起名“徐昌硕”。爷爷是家里最大的孩子，还有几个妹妹。爷爷学习不错，进了当时南通城最好的中学，那个中学是张謇办的一个新式中学，而张謇恰好是曾祖父的一个亲戚。据说爷爷那时候很潇洒，一米八的大高个儿，喜欢美术，也特别喜欢运动，还是校篮球队的队长。
爷爷高中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抗战爆发了。他瞒着家里跑出去参加了新四军——名为参军，实际上是做文艺工作，并不打仗。参军的时候可能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爷爷改了名字，用吴昌硕的字做了自己的新名字。他做美术设计、刻版画、组织唱歌和宣传活动等等。后来爷爷进了延安鲁艺继续学习，也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正面战争。不过有一次他们险些被日军包围。那次只有少量的部队与学员们暂驻在一个村子里，结果被鬼子悄悄地盯上了。当人们觉察到的时候鬼子已经准备进攻了，村里的武装十分可怜，大家只好尽快逃离。爷爷也在一起拼命地跑，鬼子的机关枪子弹就贴着地面乱飞，迫击炮的炮弹遍地开花。后来直到大家渡过了一条河，才算终于脱了险。

和爷爷家不一样，奶奶家是盐城的第一大户，奶奶还常常因此笑话爷爷土。盐城是淮河北岸的一个苏中小城，那时候的盐城只有几条比较热闹的街道。奶奶家在城里，田产则在乡下，同时还拥有着城里的米行和一些商店。和爷爷一样的是，奶奶也说自己家是开明地主——对农民一点不苛刻，年景不好的时候就减租甚至免租；对待佣人和雇工也很好，奶奶甚至说他最喜欢的人就是她的保姆，她也最喜欢和保姆一起睡觉。每到收租的时候，农民就会挑着粮食或者其他产品到院子里来。奶奶是1927年生的，家里起名叫张文华，他还有一个弟弟叫张文平，两个妹妹文澜和文秀。每次回忆起童年生活她都是略带惋惜而又兴奋异常的。那时候盐城水网密布，港汊纵横，所以奶奶天天都能吃到虾蟹水产，她时常是说起醉虾、醉蟹还有鲥鱼有多么多么的好吃。还给我讲他们家里怎么做醉蟹，其实很简单——先让螃蟹在水里爬几天，干净了以后就活生生地泡进酒缸里，过一段时间就能吃了。(后来我吃到了醉蟹，不得不感叹奶奶小时候的好口福。小时候家里吃螃蟹的时候我总是会跟爷爷奶奶说“你们让我吃吧，你们小时候不是老吃嘛，现在该轮到我了。”) 街道里每近黄昏就有许多挑着担子吆喝的小买卖人，奶奶最喜欢到他们那里去，花几个铜板买一小碟酒酿、元宵、还有菱角、桑椹等等小吃，还有许多有趣的小玩意儿。家里还有许多风俗，年节时候总有很多难忘的趣事，但也有令奶奶非常反感的。奶奶的奶奶去世以后，办完丧事还不算，还要把棺材放在家里供上三年，棺材就停在奶奶房间隔壁的一个厅堂里，每次家里吃饭还要分出一份来供在棺材前面的条案上。结果奶奶常常吓得不敢睡觉，连那个屋子都不敢轻易卖进去。奶奶也上学，甚至也学英语，她到现在还会说“one two three”，尽管是用一种接近印度英语的发音。
日军入侵盐城前夕，城里的男女老少拖家带口纷纷逃难，大家全投奔了乡下的亲友，整个盐城成了一座空城。日军还轰炸过盐城，奶奶说后来她进城还能看见国民党兵的尸体，甚至还记得有一个就倚在断墙根上歪着脑袋，散发着超乎想象的恶臭。奶奶也偷偷跑出来参加了新四军，并且改了名字。那时候她才14岁，什么也没有带，连多一件衣服也没拿就溜走了，甚至不知道参军会有多苦。作为女同志，奶奶当然也是做文艺宣传工作。新四军力量薄弱，无法与鬼子正面交锋，所以总是处在运动状态，奶奶要和男同志们一起每天跑上百里地。早上一吹哨，所有人都必须在5分钟内打好绑腿，整理好行装背包准备上路。过河的时候部队会安排强壮的男兵在河里排成队，把女同志一个一个托过去。部队食物紧缺，每到一地都要靠老乡帮助，但是老乡也甚为拮据，饿肚子反而成了家常便饭。为了避免引起日军注意，部队往往在深夜进村，晚上就寄宿在老乡的房子里，第二天早上离开村子继续出发。由于睡眠严重不足，走路的时候常常不自觉地睡着然后倒在前面一个人的肩上。冬天的时候身上只有两件单衣，一天到晚瑟瑟发抖。后来奶奶转到八路军抗日军政大学随军学习，八路军是正规军，生活才略微稳定了一些。名为“大学”，其实极不正规，连固定校址都没有，就是大家在某个村子旁边选一块地方席地而坐，指导员在一块门板上给大家讲历史、政治和马克思主义什么的。别说教科书，连一张纸都难得，所以大家都是上课认真听再回去复习，然后晚上有测验。测验的形式有点像击鼓传花——还是大家坐在一起，指导员让大家传一面小红旗，然后等他一吹哨，拿着红旗的人就起来回答问题。
这途中奶奶回会盐城看望过一次家人，那时候盐城已经是敌占区了。进城接受盘查的时候奶奶掩盖了自己的八路身份。但是城里还有亲日的亲戚认识她，为了避免引起注意，她是悄悄回家的。家里人非常兴奋，纷纷说着“大小姐回来啦！大小姐回来啦！”那时候奶奶还很小，她甚至还好奇地趴在小学校的墙头上看鬼子操练。后来她在井边打水的时候被一个小舅子看见了，回到屋里家人都说那人是个汉奸，随时可能去报告，让奶奶赶紧走，奶奶不敢久留，匆匆忙忙就离开了。

我不知道爷爷奶奶是怎样认识的，似乎抗战胜利以后他们就在一起了。国共对峙期间，他们好像还有过一段挺安宁的时光。大概是在淮阴附近的乡下，爷爷奶奶和他们的家人以及弟弟妹妹都住在一处。那时候他们生下了第一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大伯。爷爷奶奶每个月分别从公家领五十斤粮食，小孩子好像也配了二三十斤。他们就靠这一百多斤粮食养活一大家子七个人，也还算能吃饱穿暖，有时候还拿出一点粮食来去跟渔夫换鱼虾吃。后来又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夭折了，另一个实在养活不起，送给了一户姓陈的人家，后来也再也没有音讯。
渡江之前不久，爷爷也回过一次老家，但是因为舟船不便，好像费了不少周折，奶奶说那次险些与即将渡江的大部队失去联络，认为爷爷是胡闹，爷爷则认为实在没那么严重。战役结束以后不久，爷爷奶奶也随军渡江。后来生下了我爸爸。解放后爷爷被分配到无锡《苏南日报》工作，于是一家四口就住到了无锡，抗美援朝期间生了我大姑，所以她的小名就叫“援朝”。全家靠爷爷每月的十多块钱工资度日，勉强支撑。爸爸的奶妈的丈夫有结核病，当时爷爷奶奶也不懂得注意，甚至还让他抱爸爸，结果爸爸从四岁起染上了肺结核，一直发炎发高烧，经年不退，身体越来越虚弱。他什么也吃不下喝不下，吃进去马上又吐出来。爷爷奶奶有时想喂他一勺牛奶，或者破费一下为他炒一点猪肝补充营养，就盼着他能吃进去不再吐出来。爸爸的病持续了好几年也治不好，人也越来越瘦，奶奶说最后瘦的和电视里的非洲饥儿一模一样，只剩一副骨架。幸而那时候完全是公费医疗，医药费全能报销，所以还没有给家里造成很大的经济压力。爸爸打了好几年的链霉素，用链霉素治疗肺结核在当时是刚刚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成果，但是对他却收效甚微。爸爸的病依然持续恶化，他躺在床上连动一动手指的力气也没有，只能以一种蚊子似的气息呻吟，偶尔轻轻叫着妹妹的名字，说想看一看妹妹。最后医院决定放弃他了，护士把他推向太平间，他连呻吟的力气也没有了，只能绝望地睁着眼睛等待未知的命运来临。奶奶这时候不同意了，说人还没死怎么能推到太平间呢！爷爷奶奶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一个胸科专家，他也姓徐，给爸爸用了一种进口特效药（这种药每天要花两块钱，如果不是公费医疗，即便倾家荡产也是用不起的），终于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但是长期打链霉素造成了链霉素中毒，为爸爸留下了永久的后遗症——听力受损。现在假如不用助听器，别人就要大声说话他才能听见。
后来爷爷被调到上海《解放日报》，一家人住在淮海路。大伯跟弄堂里的小孩子们混了不到一个月就学会了一口阴阳怪气的上海话。爷爷奶奶对上海人的印象很不好，觉得他们过于精明狡猾，而且自以为是，比较势利。奶奶老说，你要是买菜的时候没讲上海话，售货员就“耷拉着脸子”，甚至欺负你；还说上海人瞧不起外地人，甚至连北京人都瞧不起。不过奶奶也会了几句上海话：阿拉、侬、小赤佬、港督、十三点、打每空等等，后来我跟上海人讨教，发现奶奶的发音其实像她的“one two three”一样不准确。
爷爷在上海呆的时间不很长，又被调到了北京《人民画报》，全家住在十条的一幢三层居民楼里。十条那个大院似乎很有意思，很多人像梁左、梁天什么的都是邻居，据说梁天那时候是个没出息的小淘气。现在看电视的时候爷爷奶奶还常常会说：“哎，这不是那会儿住在十条的某某某么？”我和奶奶每次坐公共汽车经过十条，她都要指给我看那幢楼。去年暑假，她惋惜地说那幢楼刚刚被拆掉了。爷爷奶奶大概是在北京生下了我的小姑。那时候家里依然穷，一点点工资要养活六个人。吃饭穿衣都要票：粮票、油票、布票、肉票、点心票……不一而足。每个月全家只能领到一勺油，因为买不起点心，点心票常常只能送人或者跟人换成粮票。其他的花费更是努力降到最低。小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组织去北海看电影，来回十几里路都是走着，从来不敢坐车。院子里的孩子们常常在一起玩，爸爸因为听力不好，不时被淘气的孩子叫作“小哑巴”，大伯这时候总是会上去保护爸爸。

1957年夏天，全国搞起了“大鸣大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鼓励大家——尤其是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爷爷当然也提了，爷爷的不少朋友也相当积极。可惜这只是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反右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始了。爷爷也被打成右派受到批斗，但是幸运的是当时并没有受到严重迫害，后来才被下放到河南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爷爷被打成右派以后继续在《人民画报》社上班，但是处处低人一头，不得不小心行事。那个时候即使排版不小心也会招致祸端，假如某页的正面有毛泽东的照片，照片背面的位置若有不好的字眼出现，就可能有不可想象的命运等待着那个编辑。“右派”的认定有时候并不需要理由，上级会向各个单位发放指标，要求一定要揪出若干百分比的“右派”。有个小学校搞批斗会，最后右派名额还差一个，大家不知道选谁好，也都怕落到自己头上，都不敢吭声。有个老师平时一贯老实巴交，从来不出风头不提意见，这时候小便憋不住了，他觉得自己肯定不会有问题就跑去上厕所，回来以后就被当场点名为右派，然后被拖上了领操台。爷爷的很多朋友们比爷爷要苦多了，有去塘沽港口扛麻袋的，有发配新疆的，有被派到北大荒劳改的。爷爷的一个挚友戴煌是新华社的记者，为人耿直，因提出了“反对神化与特权”等论点，也被下放到东北兴凯湖劳改。（前几年他还出了一本书《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来回忆那段经历，这本书能够在大陆出版也着实给了我一点小惊喜。）这些干部们在寒冷而浩瀚的兴凯湖畔开垦荒地，过着一种集中营式的生活。他们终年一天到晚都做着高强度的劳动，天刚蒙蒙亮就起来干活，开垦冰冻的土地，干得不卖力会遭到殴打。他们身上的衣服远远不足以抵御风雪和严寒，吃饭的时候只能啃冻得像石头一样硬的冰冷的黑馒头，晚上回到营地还要开会学习和总结，表现不好的人会受到严厉批评甚至处罚。人们睡觉的时候甚至不敢脱鞋，否则第二天早上就会冻成一个硬块而无法穿上。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垦土地更是困难，冰封的大地即使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也不容易凿开。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很难承受这样的折磨，爷爷的那个朋友亲眼看着周围的人一个个因为寒冷、饥饿和疾病而倒下，更多的人是过劳致死——刚刚还一起扛着锄头下地干活，转眼间就闷闷地倒在地上，永远也不能再站起来。
在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中，共有55万人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害致死，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因此而支离破碎。这55万人大部分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甚至中坚，此后近20年的时间里，他们无法正常工作，不能表示自己的意见，甚至难以保全自己的人格。在这场运动中，毛泽东亲手粉碎了国家的中流砥柱，其后果所波及的远不仅仅是右派分子和他们的亲人——从此以后，中国进入了“一言堂”的时代，进入了彻底的万马齐喑的时代，再也没有人对政府对党提供任何的意见和监督；从此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正式统治了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从此以后，四万万人人人自危，道路以目；从此以后，我们开始了真正的孤独。
1958年，中央举起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跃进”时期，国家为了“超英赶美”而“大炼钢铁”，各地争相“放卫星”。但是采矿太慢，于是就把已经做好的钢铁成品回炉，炼成完全无用的废铁来充数。家里的锅碗瓢盆等等带铁的东西全被收了上去，连勺子都不剩。搞“人民公社”的时候，农民的土地全被没收，大家一起来种公社的田。吃饭是吃“大食堂”，一个村子搞一个，所有人都在一起吃，个人不许拥有粮食，不许生火做饭。在农村，村干部看见炊烟就带人去抄家。开始大家还能吃饱，但是“人民公社”的劳动方式磨灭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实际上是处于坐吃山空的状态。1960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场空前的饥荒开始了。此后风调雨顺的三年里，“三年自然灾害”席卷了全国。这期间，家里越发困难，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总是吃不饱。爷爷奶奶知道小姑有时候会在米饭还没做好的时候从锅里偷一两勺吃，但是因为心疼，也从来不说她。为了改善伙食，爷爷经常到蔬菜批发市场去捡掉在地上的菜叶子，而且还常常收获颇丰，家里也因此而总有菜吃。有很多人去郊外挖地瓜，但是效果不如爷爷的那一招，经常是挖一天也只能找到几根手指头细的白薯。农村的情况比城里糟糕得多，全国几乎每个村子都是天天有人饿死。在这场浩劫中，三千万人失去了生命，还有很多人认为实际远不止此数。

六十年代的时候，更大的政治运动还在酝酿中，我的父辈们还都在北京上学。大伯曾经两度报考大学，而且成绩相当好，但是都没有被录取。后来才知道原因是爷爷的成分不好，“黑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爷爷占了两个，所以大伯在报名的时候报名表上就会提前盖上“不予录取”的章，学习多好也没有用。当时流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后来遇罗克写出长文批判“出身论”，结果被捕入狱。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与大伯是同班同学，据说她很有才气，而且很喜欢大伯，但是因为她的性情刚烈和她哥哥的缘故，大伯不敢要她，家里人自身尚且难保，当然更是要大伯对她敬而远之。遇罗克遇难后，她怕遭到哥哥株连，为了寻求保护也只好嫁给了一个知青。八十年代初，遇罗锦写了一部《一个冬天的童话》来回忆文革中的种种经历。
“干部学校”在各地农村建立起来以后，作为右派的爷爷被下放到河南干校，全家随之搬到了河南农村。爷爷这时候腰有了毛病，为了避免劳动和吃苦头，奶奶给他办了证明。对右派的迫害在干校依然持续着。奶奶几乎每次在晚上经过一座房子的时候，都能清晰地听见里面传出来的皮带抽在皮肉上的声音以及撕心裂肺的嚎叫——那是右派在受鞭笞或者坐老虎凳。奶奶的一个相识曾经向奶奶借过粮票，有一次他听说自己的一个朋友被抓进去了，而且他在当晚也听见了用刑的声音，于是害怕起来。奶奶晚上去他的屋里想讨还粮票，看见他呆呆地坐在炕上一声不响，奶奶说了来由，他就对这么久都忘了还表示抱歉，然后默默地拿出粮票换了奶奶。第二天早上，奶奶听人们说那个人喝1605自杀了。
后来奶奶给爷爷办了病退，全家提前回到了北京，爷爷继续在《人民画报》社工作。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学生们一下子成了红卫兵，砸了学校，四处造反。爸爸和姑姑也戴上了红袖章，和其他红小兵一起举着红宝书在大街上高呼着口号游行。人们互相检举揭发，有时写“交代”甚至会写到几十年前的某一句不经意说出来的话，亲人甚至父子、夫妻为了自保也会相互划清界限，反目成仇。那时候大街小巷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漫天飞舞，红卫兵们抓出“反革命”和“臭老九”来批斗，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的老师。奶奶说，爸爸和别人一起把对他最好的一个老师揪了出来，四处写她的大字报，后来奶奶严加管制，爸爸才没有参加什么其他的活动。小姑那时候还是小学生，她的嗓音好，就成了学生广播站的主力，结果另一帮红卫兵不服，就跑到我家楼下去叫骂，用各种匪夷所思的语言来揭批我爷爷，因为小姑出身于一个黑五类家庭。
江青这时候渐渐得势，俨然想做女皇帝的样子。江青酷爱摄影，而且她的照片也的确很好。她有最好的器材，还想找一个老师，本来想找爷爷，但是爷爷成分不好，于是找了爷爷的妹夫曹桂江——一个贫农出身的摄影家。曹桂江教她照相的时候要分外小心，自己的头绝对不能高过江青的头，于是常常半蹲着讲课。江青学得也很认真，她常常会为了拍好一张照片而花上好几个小时的功夫。
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时候坐火车不要钱，于是全国的城市学生们纷纷涌上火车开赴偏远的农村。大伯、爸爸、大姑和小姑也全都离开了北京。爷爷奶奶到火车站为他们送行，待发的火车被盲目的知青挤得满满的，无数双手从车窗里伸出来成了翻飞的海洋，父母们黑压压地围在站台上泪流满面。火车开动的那一下颤抖引发了震天的哭声，完全盖住了机器的轰鸣，父母们追着火车要抓紧儿女的手，因为下次再握住将不知是什么时候。
大伯插队到宁夏固原，和其他知青一起在荒漠上挖坑种树。大伯为了争先进，每天挖五百个坑，常常累得直不起腰来，后来腰部也留下了后遗症，到现在还经常疼。固原缺水，当地老乡们一辈子都没洗过澡，头发全都板结起来；碗也从来不洗，吃完就扣在那里，下次再拿起来盛饭。由于缺水，新栽的树根本无法成活，知青们的汗水完全成了无谓的蛮干。劳动以外，知青们分帮结派，相互斗殴，而且绝对都是往死里打。大伯那帮人曾经在一个黑夜提着大棒去偷袭另一帮，打死了他们好多人。爷爷奶奶和往常一样，再三告诫大伯万勿参与这种活动，总算没有出事。大伯和另一个知青在宁夏结了婚，还生了孩子，也就是我的大堂哥。
爸爸和两个姑姑去了云南。他们先坐火车去昆明，再搭汽车经过四天四夜，顺着浩荡的怒江和澜沧江，到达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爸爸和大姑在景洪，小姑在思茅。大伯挖坑种树，爸爸和姑姑砍树烧山。当时为了多种橡胶，知青们把原始森林里的参天大树砍掉，再放火烧山，然后改种橡胶。他们还要除飞机草——一种当年缅甸日军留下的杂草，长得飞快，前面还没锄完，后面已经又长到一人多高。知青们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上还有指导员开总结会。热带雨林里的日子不好过，有的学生因为疾病而死去，有的学生走失在原始森林里再也没有回来，还有学生在砍树的时候被别人伐倒的树压死。爸爸因为听力不好，大姑常常担心他因为听不见别人喊话而出事。小姑过的滋润一些，因为她擅长播音，因此进了广播站，免于劳动之苦，甚至还跟人谈恋爱——爷爷奶奶和大姑都极力反对，因为按照政策，一旦结婚，返京将变得难上加难。
七十年代，大姑想尽一切办法，跑了几百里山路，终于为爸爸和小姑办“病退”回了北京。爸爸在一个景泰蓝厂做掐丝工，小姑去了首钢工作。文革末期，人们都已经十分疲惫了，只暗暗盼着毛主席早些死去，盼着运动早些结束。1976年，人们终于如愿。
大伯一家也回到了北京，79年生下了第二个儿子。但是大姑自己却没能回家，因为没有户口，只能去山东潍坊的一个工厂上班。那时候户口管得很严，外地人要拥有北京户口往往要与拥有北京户口的人对调，然而没有几个人会愿意放弃北京户口，于是来北京变得难上加难。小姑单位里管首钢地区户口的人成了许多人追捧的对象，送礼者献殷勤者络绎不绝，几乎要踏破门槛。那个人的儿子是个花花公子，只要是有求于父亲的漂亮女孩他就跟人上床，后来事情败露，自己也进了监狱。就在大姑为回不了北京而发愁的时候，奶奶终于找到一个身在北京的潍坊老工人，想回原籍，于是和大姑对调了。

改革开放以后，日子终于安稳些了。胡耀邦积极主持为许多“错划”为右派的人平反，也为爷爷正了名。大伯一家不和大家一起住了。爷爷奶奶搬到了花园村离《人民画报》社几步之遥的一套小房子，家里依然很穷，为了缓解家用，全家开始画彩蛋——在蛋壳上画花鸟和仕女，然后卖给艺术品进出口公司，据说每个月能挣不少钱。奶奶还说爸爸那时候很懒，又贪玩，家里人在画，他总是跟朋友出去玩。
爷爷后来成了工商局局长，但是先前整过他的那些人还是不死心。有一次爷爷出差去澳大利亚在香港转机，他们就从中找碴，认为爷爷违纪，好像还有点说他里通外国的意思。奶奶为了爷爷的事东奔西走，终于让上级明白那一切纯属无中生有。不过爷爷还是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和奶奶一起去了《人民日报》工作，直到离休。爸爸结婚以后，爷爷奶奶搬进了报社附近的一套房子，现在我们依然住在这里。花园村的房子让给了爸爸妈妈。
八十年代初，尽管刚刚改革开放，人们的观念还是转变得很快。爸爸曾经和一个据说挺好看的姑娘好过，但是爷爷奶奶都不喜欢那个人，也反对爸爸和她结婚。她总是缠着爸爸为她买这买那，爸爸一点微薄的工资显得越发可怜。后来他们好像还是结婚了，但是那个女人马上提出离婚，还要分财产，奶奶认定她这是以婚骗财，不但不同意，还把她们母女俩告上了法庭，法官见到她俩的第一句话奶奶至今还记得：“怎么又是你们呀！”最后法庭回绝了她们两个的财产要求。
爸爸和妈妈结婚的时候还有点不甘心，因为妈妈是聋哑人，据说是姥姥怀孕的时候吃药不当导致的。但是爷爷奶奶都比较支持，因为他们觉得妈妈是个值得信赖的好人。爸爸其实很喜欢妈妈，他说妈妈是当年聋哑学校里面最漂亮的一个了。后来爸爸去了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做编辑，妈妈在北京市羊毛衫厂上班。尽管爸爸听力不好，他还是比较要强，自学了大学的函授课程，加入了摄影家协会，还代表残联出国访问。1985年，爸爸妈妈生下了我。
我两岁的时候，爷爷奶奶把我接了过去，他们怕爸爸妈妈的聋哑影响到对我的教育。于是我在奶奶家一直住到现在，只在放假的时候才回自己家住。小时候我不好意思让人知道妈妈是聋哑人，后来我发现没有这个必要，我的妈妈具有普天下一切母亲所具有的善良和爱，我也像其他人一样爱着自己的妈妈，尽管我从来也没有叫过一声“妈妈”。
妈妈是北京人，姥姥和姥爷都是学校老师。妈妈的奶奶至今还健在，就住在沙滩的一个胡同里，与故宫东北角楼和筒子河隔街相望。妈妈是姥姥最大的孩子，姥姥还有一个小女儿和一个儿子。小姨最初跟一个转业军人结婚，据奶奶说是因为那时候军人有几千块的转业费，在当时已是相当可观。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以后没几年就离了婚，后来小姨带着我的表弟跟一个韩国商人结了婚，不久又离婚了；现在小姨和一个全聚德的经理是夫妻，我只希望这一次他们会长久。舅舅上学少，没什么文化，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就在大连和日本之间跑生意，结果反而很快成了家里最有钱的人，九十年代初就有了一辆斯柯达。他和舅妈在我十一岁的时候结了婚，婚宴是在钓鱼台国宾馆办的，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一道菜。舅妈是大连人，却有着南方人的外貌和气质，她非常的温柔善良，真的让我替舅舅感到高兴。
1989年6月4日，我刚刚四岁，完全不记得当时发生过什么。但是大伯在那几天经过北京市中心，亲眼目睹了解放军的坦克和柏油路上暗红色的斑驳血迹，甚至看到有人拿着机关枪朝居民楼扫射，把窗玻璃纷纷打得粉碎。爷爷奶奶和往常一样，再三告诫家里人不要乱出门，不要参与冒险活动。幸好大伯也没有出事。大伯在出版社工作，每次来奶奶家都对社里的人事纠纷抱怨不已。大堂哥只上过职高，至今已经有了妻儿，还在常常找工作，没有稳定的生活。二堂哥四年前大学毕业了，现在被公司派到苏丹工作。
大姑在中国文联上班，我上小学的时候社会上曾有一阵去独联体做买卖的潮流，大姑也辞了工作，到莫斯科去倒卖皮夹克。那时候俄罗斯还比较乱，火车上扒手出没，社会治安也不稳定，大姑一个人总算支撑了下来。有一次她得了重感冒，房东的老大妈蒸了一大锅土豆，让她和土豆一起捂在被子里，大姑出了一身透汗，病马上好了。后来境外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大姑也马上回来了。大姑和一个很老实的老版画家结了婚，他们之间其实没有多少感情，我想也许大姑只是想找个容身之处吧。
“LiuSi”以后，国内很多人对未来丧失了信心，纷纷出国。小姑只有小学学历，在北京也无事可做，就打算去英国。她办签证的时候我还在幼儿园，但我也陪着去了，而且我清晰地记得我和大姑与小姑一起排队的情景——那恐怕是与“LiuSi”有关的事给我的唯一印象了——那时还是凌晨，路灯昏黄，但是英国使馆门口排起的队伍却长的令人咋舌，有人提前一天就来了，人们在大街上或坐或卧，寂静中不时有点小小的骚动，后来这个队伍里只有两个人获得了签证，小姑侥幸成了其中一个。她去了伦敦继续学习，在BBC工作过，后来又去了凤凰卫视欧洲台，但是大伯在出版社遇到的人际问题在那里也有，小姑说台湾人总是倾轧大陆人，香港人和台湾人也不和，电视台内部还有许多或隐或显的意识形态矛盾，她最终还是离开了那里。小姑至今也未曾结婚。

最近几年，爷爷的身体每况愈下，心脏和血脂、血糖问题不断，爷爷也越来越频繁地住院，大家都觉得他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暮年。爷爷奶奶生逢战乱，在危险和困苦中长大，解放后又成了一系列运动的受害者，爷爷曾经用“红色恐怖”来形容那几十年，它甚至比“白色恐怖”更甚，因为它渗透到每一个人的心里，摧残家庭里最基本的亲情，以至于亲人之间都常常无法相互信任。令我欣慰的是，他们还能在余生中重新看到希望。
我的父辈们在成长的时候遇上饥荒，在学习的时候被迫离开了学校，改革开放以后，当他们需要立足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他们往往一直都在为一个安稳的生活而挣扎，而现实的压力又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没能正常地追求爱情。现在，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并把希望和悔恨都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
这不仅仅是我的家人，这也是千千万万中国家庭的记忆与怅惘。这一切已经成了历史，但是决不会被忘记，它们甚至还从来没有被认真地书写过。这样的记忆将时时为我们指引一个方向，但它决不会改变我的信念，反使我更加满怀憧憬地相信，一个灿烂的未来必将在这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起来。在那样的一个未来里，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在那样的一个未来里，任何人无权决定他人的生活或者死亡的方式；在那样的一个未来里，爱情将成为千真万确的现实，幸福将成为可能；在那样的一个未来里，我们的孤独和愚昧将永远不会得到在这个地球上重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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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feng]

沉载着历史的记忆,这国与家的见证我想会永远铸亮的.
在此问好!
_________________
因为文学我们相识异国它乡。

[[余风]]

沉载着历史的记忆,这国与家的见证我想会永远铸亮的.
在此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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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文学我们相识异国它乡。

[晓鸣]

从家历中看历史。不错的叙述。

[[自己的敌人]]

从家历中看历史。不错的叙述。

[冰清]

有人说，童年时代就听父母或祖父母讲述家史的人，以后能更好地处理与把握自己。因为，那些不寻常的回忆可以促进人的心理平衡，使人产生平时较欠缺的积极情感。我想，你对人生的种种感悟和态度，能很好地印证这一观点：
“我心里还有太多的希望……,有时我会跑起来，但是并不打算一直跑到河边。跑起来的时候我会感到一种力量在体内扩散，这种力量来自自信甚至自大，来自对世界和未来的期望，来自对幸福的矢志不渝的信念。我是个生活在过去和未来的人，我生活在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中，我的世界没有现在，要为一个‘现在’而死，显然是不可能的。”

[[FAFAFA]]

有人说，童年时代就听父母或祖父母讲述家史的人，以后能更好地处理与把握自己。因为，那些不寻常的回忆可以促进人的心理平衡，使人产生平时较欠缺的积极情感。我想，你对人生的种种感悟和态度，能很好地印证这一观点：
“我心里还有太多的希望……,有时我会跑起来，但是并不打算一直跑到河边。跑起来的时候我会感到一种力量在体内扩散，这种力量来自自信甚至自大，来自对世界和未来的期望，来自对幸福的矢志不渝的信念。我是个生活在过去和未来的人，我生活在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中，我的世界没有现在，要为一个‘现在’而死，显然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