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何均

新诗的扎根
何均

1、题外话
我读了一本书，是法国的西蒙娜·薇依1943年春著的政治哲学《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T.S.艾略特在《序》中，说作者“所关心的是人类灵魂”，称书“这是年轻人在竞选讲坛和立法会议的生涯中丧失其闲暇、摧毁其思考能力之前，应该细加研究的书籍之一；这也是我们希望其影响在下一代人的心灵中日益彰显的书籍之一” ⑴。读后，似乎对现实的内脏看得更清楚了些。译者徐卫翔先生在《译后记》中写道：“我想说，薇依写作此书时，是怀着深深的同情的——对法兰西；而译者翻译此书时，也时时感受到一种扎心的同情——既对薇依，更对我们中国和中国人。如今国人的拔根现象，是比1940年的法国更严重还是不如，倒真不好说。这样说来，翻译此书的努力，大概也不算是白费的。” ⑵其心可鉴啊！
然而，我想到了新诗的扎根问题。

2、新诗的成长
新诗诞生到现在快100年的历史了，新诗是不是就已经发展成熟了，尽管有的诗人撰文声称新诗已经成熟，而且产生了不可胜数的“大师”，但我持保留意见，以为结论下得未免过早，有待时间的检验，这不过是抢救式的定位式的自我安慰罢了。
新诗从胡适的《尝试集》开始，直接从语言（白话）、形式（不规则）对传统诗歌（律诗、绝句、古体）的反叛。新诗这种形式不是胡适的独创，是西方的舶来品，但在中国当时这块板结凝固几千年的诗歌土壤上，无疑是开风气之先，无疑是一场诗体的革命，同时，也注定新诗的无根性，注定新诗要在风雨的吹打与艰难的跋涉中成长。
新诗是舶来品，诗人当然就要吃西方诗歌的奶。郭沫若吃惠特曼、歌德和表现主义诗人的，徐志摩吃济慈和英国湖畔诗人的，戴望舒吃后期象征派诗人的，艾青吃超现实主义、凡尔哈伦、叶赛宁的，冯至吃存在主义、里尔克的，穆旦吃艾略特、奥登的，北岛吃尼采、波德莱尔的，王家新吃布罗茨基、帕斯捷尔纳克的……这些有成就的诗人，几乎没有不是吃洋奶成长的。
吃洋奶不是什么坏事、可耻的事。而中国的历史上，相类似的文化现象也发生过，如佛教。但关键在于佛教进入后已不再是印度的佛教，而是中国化的佛教。林语堂先生说：“佛教是唯一由外国人传入而成为中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 ⑶当然，这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改造、碰撞、磨合、消融的本土化的过程。佛教的本土化，就是佛教的扎根。西蒙娜·薇依说：“扎根也许是人类灵魂最重要也是最为人所忽视的一项要求。这是最难定义的事物之一。” ⑷西蒙娜·薇依是从“人类灵魂”的高度谈扎根的重要，但又往往“最为人所忽视”。如果我们的灵魂无根，那就像浮萍，永远飘荡、流浪；如果我们的文化无根，那我们的民族就不可能长盛不衰，因此，扎根不容忽视。
新诗一开始就向西方学习，走的是现代化道路，正如朱自清先生在《真诗》一文说新诗的“现代化是新路，比旧路短得多；要‘迎头赶上’人家，非走这条路不可” ⑸。但新诗过了初创期，也应该扎根，也应该有一个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就是与诗歌传统碰撞、借鉴、磨合、交融的过程。至于说，这过程是不是已经结束，还有待考察。

3、中国诗歌的传统
新诗的本土化民族化，这里有必要对中国诗歌的传统作简单的回顾和梳理，使我们的认识更清晰些。
（1）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儒、道、佛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进能攻，退能守。儒家主张“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哲学，强调个体的责任与义务。道家与佛家都是一种出世哲学，但道家主张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田园理想，认为修炼肉体可以延年益寿，甚至长生不老，注重今生的生命体验，而佛教则主张今生的受苦受难都是为了修来世，认为肉体是臭皮囊，但它的禅宗“顿悟”——“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却独具特色。儒家太现实主义了，没有多少玄虚和遐想，而道家和佛家给中国人留下丰富的可供任意驰骋的想象空间，如道家的玄学，佛家的禅宗。儒、道、佛三家思想互相独立又互相补充，因此，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里达到和谐、完美的统一。苏东坡就是一个显足的例子。“天人合一”的思想成熟于先秦，而后形成两派。一派是以汉代董仲舒为代表，主张“国家和个体在外在活动和行动中与自然及社会相适应、合拍、协调和同一” ⑹ ，另一派是以宋儒为代表，主张“将伦理作为本体与宇宙自然相通而合一” ⑺，前者是现实的行动世界，后者是心灵的道德境界。今天，作为人生境界和生命理想的审美的“天人合一”，就必须将二者完美结合，需要理性的渗透和积淀，才可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作为生态环境的外在自然和作为情欲的内在自然）的和谐相处和亲密融洽。
（2）中国传统诗歌体裁处于不断的漫长的创新之中，《诗经》以四言为主，《楚辞》以杂言的加“兮”的“骚体”为主，汉魏晋南北朝以五言为主，唐诗以律诗、绝句为主，宋词、元曲的小令看似杂言，但上下片却有严格的字数。从诗体变化的过程，可以看到这样的特点，由整齐到打破再到整齐，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因讲究形式的工整和格律的和谐，规定了每一行的字数、每一个字的平仄、每一个声韵的运用，形成了精密的范例和程式，它就像一柄双刃剑，既推动了中国古典诗歌繁荣，又促使其没落和衰朽。这就是规律——物极必反。所以，新诗完全丢弃这些框框套套的束缚，闯出自己的新路。
（3）中国传统诗歌语言讲究凝练、含蓄、音乐美、图画美。古汉语是以单音词为主，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如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炼字。而古典诗歌本身讲究诗的平仄、声韵，如律诗的双句2、4、6、8押韵，绝句的1、2、4句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这是古诗的音乐美。古代诗与画几乎合而为一了，每一句就是一幅画，如王维《乐家濑》：“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流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而王维本身就是一个画家，所以苏东坡称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新诗是否可以借鉴一些呢？
（4）中国传统诗歌的忧患情结。大家知道，古巴比伦、古埃及、古罗马这些古文明就像过眼云烟，在历史的天空很快就消失了，成了人们永远的追思和怀想，而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所以能延续几千年，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忧患意识，孟子把这种忧患意识上升为道德境界，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⑻忧患意识就要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人都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危机感与紧迫感，因而中华民族也就绵绵相存。而在古诗文中表现为：忠君如屈原的《离骚》，拓疆、建功立业如岑参等的边塞诗，关注民生疾苦如杜甫的“三吏”“三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范仲淹的千古绝唱《岳阳楼记》，为恢复中原、至死不忘如陆游的爱国诗，等等。
（5）中国传统诗歌的田园情结。田园情结是古代诗人的精神家园，源于道家思想和天人合一。在他们思想中，人仅仅是与万物平等的自然之子，人只有顺应自然，与道沉浮，才能得到心灵与生活的和谐。他们始终把山水田园当成自已最佳的审美对象和最终的精神归宿，在山清水秀、草木荣枯中领悟自然法则和人生真谛，而万事万物也因此获得了与人类对应的生机。其实，这是诗人生命意识的自觉和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陶渊明辞官归隐，留下了《饮酒》《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等。王维半官半隐，留下亦诗亦禅的《辋川集》。李白仕途失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留下豪放不羁、任情任性的《李太白全集》。苏轼虽在官场，屡遭贬谪，依然“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留下奔放洒脱的《苏东坡文集》。而后效法的文人不计其数。这是生命的需要、精神的突围，不然，活得太现实了就会很累，甚至累死。
（6）中国传统诗歌的思乡情结。最有名的要算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了。这迁客骚人，去国怀乡；征夫白发，浊酒一杯；游子漂泊，落叶归根，这大概是人类的共同情感，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早具有相对发达的农耕文明的国家，人们对故土与亲情的依恋可以说胜过别的国家。从《诗经》到清代的龚自珍，甚至今天的台湾诗人，都能找到一脉相承的浓浓的乡愁。诗人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诗歌是一个民族的心声的传达，当诗歌失去了它与民族和土地的对应关系时，诗歌也就失去了长久的生命力。所以，林语堂先生把诗歌上升为中国人的宗教的高度来看待：“诗歌教会了中国人一种生活观念，通过谚语和诗卷深切地渗入社会，给予他们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诗歌通过对大自然的感情，医治了人们心灵的创痛；诗歌通过享受简朴生活的教育，为中国文明保持了圣洁的理想。” ⑼由此可见，诗歌对一个民族的文明与精神的传承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4、新诗的扎根
新诗的诞生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中，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拔根状态，把传统文化的根统统抛弃。西蒙娜·薇依说：“拔根状态是人类社会之疾病中最危险的一种，因为它会自我增殖。真正被拔根的人只有两种表现：或者他们落入一种灵魂的惰性状态中，几乎无异于死亡……；或者他们总是倾向于投身于——常常采用最具暴力的方式——那些不是尚未被拔根的，就是已经被部分拔根的人拔根的活动中。” ⑽而这种拔根状态是“最危险的”，是“落入一种灵魂的惰性状态中”，不但自己拔根，还使别人拔根。
在新诗成长的现代化过程中，许多诗人已意识到这种拔根状态的危险，就像悬空了一样没有根基。于是，就有诗人自觉地与传统结合，进行有益的扎根探索，这显得非常必要。诺贝尔文学奖1968年给川端康成的授奖辞说：“川端先生明显地受到欧洲近代现实主义的影响，但是，川端先生也明确地显示出这种倾向：他忠实地立足于日本的古典文学，维护并继承了纯粹的日本传统的文学模式。在川端先生的叙事技巧里，可以发现一种具有纤细韵味的诗意。它的起源，可以上溯到11世纪日本的紫式部所描绘的生活与风俗的庞大画面。” ⑾而川端先生也曾强调：“创造世界文化，也就是创造民族文化；创造民族文化，也应该是创造世界文化。” ⑿从授奖辞和川端康成的强调，不难看出，任何外来的文化，只有植根于民族文化，也即本土化民族化，才可能根身叶茂，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
新诗的成长过程表明，诗人们一边向西方学习，一边也在向诗歌传统学习。只有这样，新诗的根才扎得牢，扎得深。比如，古诗有关心民间疾苦的诗、爱国的诗，新诗就有臧克家写出了有血有肉的《老马》，就有闻一多抒发对祖国热爱的《一句话》；古诗有律诗绝句宋词元曲，新诗就有以徐志摩《再别康桥》、闻一多《死水》为代表的新格律诗派，讲究“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艾青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虽然散文化，但也注重借鉴传统诗歌的表现手法——象征、复沓、铺叙，等等。但新诗探索的空间是不是没有了呢？换句话说，新诗是不是已完美地与诗歌传统结合了呢？回答是否定的。
新诗语言的争论最初表现为白话与欧化，后来表现为古典与现代，而今天表现为口语与书面语。这说明新诗语言的民族化现代化依然值得探索。诗人们依然坚持：写诗，“需要空间、结构、节奏、旋律、语言速度、词汇的光泽、意象的重量等诸多因素的相互协调” ⒀。新诗语言既现代化又民族化的道路是漫长的，也是艰巨的，并不是我们有的人所理解的那么轻而易举，这需要几代诗人们付出艰辛的劳动。宗白华先生在《新诗略谈》中写道：“我们要想在诗的形式方面有高等技艺，就不可不学习点音乐与图画（以及一切造型艺术，如雕刻、建筑）。使诗中的词句能适合天然优美的音节，使诗中的文字能表现天然画图的境界，况且图画本是空间静的美，音乐是时间中动的美，而诗恰是用空间中闲静的形式……文字的排列……表现时间中变动的情绪思想。所以我们对于诗，要使他的‘形’能得有图画的形式的美，使诗的‘质’（情绪思想）能成音乐式的情调。” ⒁这是诗艺的训练。
宗白华先生又强调诗人的人格训练也非常重要，在某中程度说，这是根本。他认为除读书穷理之外，还有两种活动是诗人人格的养成的必由之路：“（一）在自然中活动。直接观察自然现象的过程，感觉自然的呼吸，窥测自然的神秘，听自然的音调，观自然的图画。风声、水声、松声、潮声，都是诗歌的乐谱。花草的精神，水月的颜色，都是诗意、诗境的范本。所以在自然中活动是诗人人格养成的前提。因‘诗的意境’就是诗人的心灵，与自然的神秘互相接触映射时造成的直觉灵感，这种直觉灵感是一切高等艺术产生的源泉，是一切真诗、好诗的（天才的）条件。（二）在社会中活动。诗人最大的职责就是表写人性与自然。而人性最真切的表示，莫过于在社会中活动……人性的真相只能在行为中表示……所以诗人要描写人类人性的真相，最好是自己加入社会活动，直接的内省与外观，以窥看人性纯真的表现。” ⒂由此诗人们可以参照自己做到了多少。
而今那些下三烂的所谓诗泛滥诗坛，还堂而皇之打着什么旗号，这不是在建设诗歌，而是在破坏诗歌，在亵渎诗歌。难道新诗已发展到写无可写的地步，非要那些下三烂的的东西来滥竽充数吗？这只说明一点，写诗的人人格修为不够，诗艺训练不够。朱光潜先生说：“情感是生生不息的，意象也是生生不息的。换一种情感就是换一种意象，换一种意象就是换一种境界。即景可以生情，因情也可以生景。所以诗是做不尽的。……诗是生命的表现。生命像柏格森所说的，时时在变化中即时时在创造中。说诗已经做穷了，就不啻说生命已到了末日。”⒃引人深思。
因此，新诗的扎根，即在现代化的同时必须本土化民族化，需要真正的诗人从多方面去探索，去贡献。
卑之无甚高论，仅是抛砖引玉而已。

2004年7月19—26日普明村·半空斋
参考文献：
⑴⑵⑷⑽出自《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西蒙娜·薇依著，徐卫翔译，2003年1月三联书店出版，第8页，第270页，第33页、第37页。
⑶⑼出自《中国人》原名《吾土吾民》，林语堂著，郝志东、沈益洪译，1988年10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02页、第212页。
⑸出自《新诗杂话》，朱自清著，1984年10月三联书店出版，第87页。
⑹⑺出自《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2003年5月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第303页、第303页。
⑻出自《四书·孟子·告子下》，[宋]朱熹集注，顾美华标点，1996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第402页。
⑾⑿出自《川端康成》，叶渭渠著，1999年3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02页，第102页。
⒀⒁出自《大意如此·答鲍夏兰、鲁索四问》，西川著，199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第245页。
⒂出自《美学散步》，宗白华著，1999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88页、第289页。
⒃出自《谈美》，朱光潜著，1999年4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