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孙晓世]

送诗总比送钱好
孙晓世

前不久，看了一场大型的诗歌朗诵会，想起我也是写诗的。在此之前，我一个朋友乔迁唐家新居，我没有送钱，送了一首诗给他：“珠海有幸半日闲，往来鸿儒车马喧。唐家从此不寂寞，华堂春暖福无边。”请安东写了，裱成一个大镜框给他。
但我这里写到“春暖”，还是脱不了“矫情”的干系，写诗嘛，总有几分矫情的，“诗歌秀”就更不免有几分酸了。
可是“酸”也是百味之一种。酸奶、酸菜、酸梅汤、酸辣酱都是好东西。
朗诵，是一种行为艺术，让诗立体化，走入大众，走进珠海情意绵绵的小雨，走进孩子们幼小的心灵，给他们终生带来美好的回忆……
已故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丹曾经在一次酒席等人未开席的无聊中用上海话（在北京赴宴）将菜单朗诵得涕泪俱下，引得在座女眷们泪湿绣帕。当她们事后得知这只是“京酱肉丝”之类的东西的时候……
我无意挖苦这一次美好的“诗歌朗诵会”，我只是想强调这是诗的另一种吃法，这一次吃的是酸辣诗。
《天下无贼》里说：“严肃点，正打劫呢！”
说句严肃的话，好诗还是只能看的。朗诵，会让我“三月不知肉味”。不过，我在大学里也组织过“大型”诗朗诵会。
这次，在珠海，我们不能称之为“诗朗诵会”，而应称之为“诗歌秀”，因为穿插着唱起了歌（如《一剪梅》之类在卡拉OK里中老年人点击率较高的）。
不如编一个情节干净却有趣的剧，里面有唱的，有朗诵的，有对白，甚至还可以有舞蹈和武术动作，我相信对诗的普及是大有好处的，“诗人口”一定会大为增加。这一次的吃法叫做“东来顺”——涮诗。
让我想到足球、围棋。它们说是体育运动，对于爱好者而言，不如说是娱乐活动来得贴切点。它们强调“足球人口”、“围棋人口”的用意，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推理过程：人口多了，收视率就高了， 收视率高了，广告收入就高了，广告收入高了，赞助就高了，赞助高了，大赛奖金就高了。
看来，诗也要寻找娱乐功能了。
实际上，从《诗经》到唐诗、宋诗（词也是诗），一直到清诗，都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娱乐。《诗经》更多地体现了来自民间的民歌特点，屈原时代文人介入创作后，诗就与歌分离了。歌写好了，写雅了，如宋词，就又蜕变为文本保留供世代阅读、曲不知何去的文人产物了。
如今，百姓们在卡拉OK只唱歌，不念诗，诗有点寂寞，不高兴了。
你想，当年能写好诗就能蒙（念上音不念去音）圣上恩宠，有高官厚禄赐予，甚至官至宰相、大学士，真是令人怀想，直恨投胎晚也。比之献药得官的方士，因诗得官，是何等大雅之事啊！
二千年来，中华民族荣获“世界最热爱诗歌民族”大奖原因盖在于此。
当然，帝王热爱诗，说明他的精神生活还是很文明的。不过，他们在热爱诗的同时，也热爱吃、热爱女人，（如武则天就是热爱男人），有些还热爱乱杀人。
诗是什么呢？诗是一种神秘主义、迷幻主义、思维片断和印象片断跳跃的语言的精彩游戏，往好处说，它是精神麻醉剂（止痛，所以悲愤、失恋出诗人、出好诗）。往坏处说，它是精神鸦片，真善美的鸦片。所以李煜在亡了国之后，还在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他不知道，如果他没有这么多愁，不是整日写诗填词、惆怅哀怨、优柔寡断、软弱无能，多点谋国的方略，也许就不会亡国了。情感太丰富了，到了鸦片的程度，活着对人对已都很麻烦，容易引发精神上的问题，顾城就是这样极端的例子。
中华民族文明繁盛，有诗的一份功劳，但在西方进入近现代文明阶段后，诗倡导的生活方式却是中华民族衰落的原因之一，至今它留下的生活方式仍与以“准确、稳定、高效、恒久、细致、反复”为目标的现代产业格格不入。
我研究出了一个独特结论（这个结论历史上只对1911年以前的历史有效），每当诗繁荣的时候，就是这个朝代要出问题的时候。（大概提前50年出此预兆）。
你可以喜欢诗，可以写诗，但如果陷得太深，就可悲了。最好不要做职业诗人。就像哲学，你可以在大学研究哲学，但在生活中，你只是个普通人，你不能像哲学家那样生活。你可以有诗人的情怀，即席背诵几句诗，像江泽民主席那样，（如果江主席像毛主席那样也是个诗人，未必是件好事）这就足够了。
诗应该像流行音乐一样，我们唱了之后，洗洗睡了，第二天准时到厂里上班，不要在加工零件的时候，还在念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诗不能被抬到崇高的地位。我们可以热爱它，但不能太热爱。
至于“诗歌城市”，我想每一个城市都是“歌的城市”，至于诗，怎么样才是诗的城市呢？我不明白。让某个房产公司，或市政府出钱，给每个由中国作协承认的诗人一套珠海面朝大海的豪宅，在春暖花开的时候，“送你一首诗”，应该可以称作“诗歌城市”了吧！
最后，在诗日见式微的春天，在诗的酸菜里加了这么多辣椒，要表示一点歉意。因为我的业余爱好之一，也是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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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哥]]

送诗总比送钱好
孙晓世

前不久，看了一场大型的诗歌朗诵会，想起我也是写诗的。在此之前，我一个朋友乔迁唐家新居，我没有送钱，送了一首诗给他：“珠海有幸半日闲，往来鸿儒车马喧。唐家从此不寂寞，华堂春暖福无边。”请安东写了，裱成一个大镜框给他。
但我这里写到“春暖”，还是脱不了“矫情”的干系，写诗嘛，总有几分矫情的，“诗歌秀”就更不免有几分酸了。
可是“酸”也是百味之一种。酸奶、酸菜、酸梅汤、酸辣酱都是好东西。
朗诵，是一种行为艺术，让诗立体化，走入大众，走进珠海情意绵绵的小雨，走进孩子们幼小的心灵，给他们终生带来美好的回忆……
已故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丹曾经在一次酒席等人未开席的无聊中用上海话（在北京赴宴）将菜单朗诵得涕泪俱下，引得在座女眷们泪湿绣帕。当她们事后得知这只是“京酱肉丝”之类的东西的时候……
我无意挖苦这一次美好的“诗歌朗诵会”，我只是想强调这是诗的另一种吃法，这一次吃的是酸辣诗。
《天下无贼》里说：“严肃点，正打劫呢！”
说句严肃的话，好诗还是只能看的。朗诵，会让我“三月不知肉味”。不过，我在大学里也组织过“大型”诗朗诵会。
这次，在珠海，我们不能称之为“诗朗诵会”，而应称之为“诗歌秀”，因为穿插着唱起了歌（如《一剪梅》之类在卡拉OK里中老年人点击率较高的）。
不如编一个情节干净却有趣的剧，里面有唱的，有朗诵的，有对白，甚至还可以有舞蹈和武术动作，我相信对诗的普及是大有好处的，“诗人口”一定会大为增加。这一次的吃法叫做“东来顺”——涮诗。
让我想到足球、围棋。它们说是体育运动，对于爱好者而言，不如说是娱乐活动来得贴切点。它们强调“足球人口”、“围棋人口”的用意，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推理过程：人口多了，收视率就高了， 收视率高了，广告收入就高了，广告收入高了，赞助就高了，赞助高了，大赛奖金就高了。
看来，诗也要寻找娱乐功能了。
实际上，从《诗经》到唐诗、宋诗（词也是诗），一直到清诗，都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娱乐。《诗经》更多地体现了来自民间的民歌特点，屈原时代文人介入创作后，诗就与歌分离了。歌写好了，写雅了，如宋词，就又蜕变为文本保留供世代阅读、曲不知何去的文人产物了。
如今，百姓们在卡拉OK只唱歌，不念诗，诗有点寂寞，不高兴了。
你想，当年能写好诗就能蒙（念上音不念去音）圣上恩宠，有高官厚禄赐予，甚至官至宰相、大学士，真是令人怀想，直恨投胎晚也。比之献药得官的方士，因诗得官，是何等大雅之事啊！
二千年来，中华民族荣获“世界最热爱诗歌民族”大奖原因盖在于此。
当然，帝王热爱诗，说明他的精神生活还是很文明的。不过，他们在热爱诗的同时，也热爱吃、热爱女人，（如武则天就是热爱男人），有些还热爱乱杀人。
诗是什么呢？诗是一种神秘主义、迷幻主义、思维片断和印象片断跳跃的语言的精彩游戏，往好处说，它是精神麻醉剂（止痛，所以悲愤、失恋出诗人、出好诗）。往坏处说，它是精神鸦片，真善美的鸦片。所以李煜在亡了国之后，还在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他不知道，如果他没有这么多愁，不是整日写诗填词、惆怅哀怨、优柔寡断、软弱无能，多点谋国的方略，也许就不会亡国了。情感太丰富了，到了鸦片的程度，活着对人对已都很麻烦，容易引发精神上的问题，顾城就是这样极端的例子。
中华民族文明繁盛，有诗的一份功劳，但在西方进入近现代文明阶段后，诗倡导的生活方式却是中华民族衰落的原因之一，至今它留下的生活方式仍与以“准确、稳定、高效、恒久、细致、反复”为目标的现代产业格格不入。
我研究出了一个独特结论（这个结论历史上只对1911年以前的历史有效），每当诗繁荣的时候，就是这个朝代要出问题的时候。（大概提前50年出此预兆）。
你可以喜欢诗，可以写诗，但如果陷得太深，就可悲了。最好不要做职业诗人。就像哲学，你可以在大学研究哲学，但在生活中，你只是个普通人，你不能像哲学家那样生活。你可以有诗人的情怀，即席背诵几句诗，像江泽民主席那样，（如果江主席像毛主席那样也是个诗人，未必是件好事）这就足够了。
诗应该像流行音乐一样，我们唱了之后，洗洗睡了，第二天准时到厂里上班，不要在加工零件的时候，还在念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诗不能被抬到崇高的地位。我们可以热爱它，但不能太热爱。
至于“诗歌城市”，我想每一个城市都是“歌的城市”，至于诗，怎么样才是诗的城市呢？我不明白。让某个房产公司，或市政府出钱，给每个由中国作协承认的诗人一套珠海面朝大海的豪宅，在春暖花开的时候，“送你一首诗”，应该可以称作“诗歌城市”了吧！
最后，在诗日见式微的春天，在诗的酸菜里加了这么多辣椒，要表示一点歉意。因为我的业余爱好之一，也是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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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子]

Reaso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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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

Reaso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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