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李加建]

人穷却爱买书，地板上堆得到处都是。天稍凉，抽暇整理，捡起一本早年购得的《动物农场》，随手翻开，便大吃一惊：扉页上只有一个空空的像框，其中作者的像竟然不见了！
“I am here！”一个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猛转身，OrWell先生就坐在我书桌背后那张转椅上，笑咪咪地看着我。
“Ha！ are you how to come?When come?” 真他妈白昼见鬼！我问道。
“还是用你的母语交谈吧，”OrWell说，“我已经来你们国家十几年了，学会说中国话了；不过，办这入境签证的确费了不少周折，你懂的！”
嗬！这家伙真不简单，连这玄之又玄的中国特色语义系统都掌握了！ 当然，他的莅临，我还是很高兴的，毕竟，他是一个有良知、有远见、具备极强的历史穿透力眼光的人。
时近中午，我说：“老奥，今天中午我请你去吃火锅，要是怕辣，我们就去干富顺豆花，味道安逸得很！”
“Need not, need not!”奥威尔不觉又冒出了句他的母语，随即醒悟过来，复用中国话说道，“你知道，死者的灵魂是不用进餐的。”
嗨！你看我，一时竟忘了他已经死去多年，面前这个老奥，只是他的灵魂；而这样的灵魂是永远不会死去的。
“Is sorry!”我说，“对不起，我从来就觉得你没有死。你那本描写猪们造反推翻人类之后、再度分化由名叫拿破仑的猪担任最高领导者的《动物农场》，我读起来倍感亲切，比如其中一段：‘每个礼拜天早晨的十点，全体动物都到大谷仓接受随后一周的任务。老少校的遗骸被从果园发掘出来，肉都已掉光，整幅骨架被摆在旗杆下方的木墩上，紧挨着那把枪。升旗仪式结束后，全体动物必须排好队，毕恭毕敬地从骨架旁边经过…拿破仑、尖嗓客和另外一头叫作矮个子的猪(他有吟诗作赋的非凡才能)坐在隆起的讲台上，九条年轻的狗围成半园形坐在他们身边…’嗬！这种场面，我是多么熟悉、感同身受呵！你今天莅临寒舍，我真感到太幸运了！”
“我来拜访您，”奥威尔不觉又是一付英国绅士风度，彬彬有礼地说道，“是来向您探讨有关‘猪文化’的问题，我看过你写的几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很有见地！”
有关猪文化的文章？嗬嗬，想起来了，汶川大地震之后，有一头猪幸存了下来，被有心人命名为“猪坚强”，媒体推波助澜，号召全国人民向这头猪学习，这是继“学雷锋”之后的又一次勃起高潮。当时，我针对这一荒唐事件，写了《变猪要变中国猪》之一、之二，《‘名猪协会’对我发来警告》等几篇文章，泄一时之愤，哪谈得上什么‘见地’？
“您就别客气了，”奥威尔说。“我正在准备一篇《东、西方猪文化史的差异及其流变》的论文，希望您能够给我提供一些帮助。”
“为什么找我？”我说，“你应该去找当今走红的那类教授、专家呀！”
“其中不少人正是我研究的标本，”奥威尔答道。“贵国是世界上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猪文化’博大精深；而您，也曾经浸染其中，现身说法，岂不更加实在？”
老奥这话说得有理；加之以他夸奖我的文章“很有见地”，心中窃喜，猪性便发作，赶忙就应承下来。
“您对东、西方猪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性有何看法？”奥威尔开始提问了，拿出了他的铅笔和纸质笔记本。
“Please slightly wait，”我说。
转身进卧室，我把笔记本电脑和摄像头搬了出来，放在奥威尔面前摆弄好。这年月，私下和一个外国人交往，谁能相信你不是以50美元一平方公里的价格在出卖祖国？谁能证明你没有把自贡冷吃兔的烹调方法泄密给海外间谍机关？我必需立此录像录音为证，以备审查。
奥威尔问我：“您这是在干什么？”
我不能把我的这种处境告诉他，因为，这也许又是“国家机密”！
“You this is at stem what?”奥威尔看我不回答，显然有些生气了，又问了我一遍。
“你不懂！”我答道。
想了想，我又说，“我看你悟性很高，慢慢地，就会‘你懂的’了！”
接着，我开始进入主题。我说，动物界中，绝大部分天性是自由的，这和他们寻找食物维持生命与寻找异性交配延续后代有关。在成为被人类豢养的家禽家畜以前，他们与人类并不存在必然的依赖关系。猪们被人类豢养历史悠久，维持生命和延续后代“食、色性也”的问题用不着自已去劳力劳心，自有主人帮他们解决，因之，和其它未被驯养的“野物”相比，他们是最不具备革命性的。
“他们也是最愚蠢的。”老奥补充说。
“N0！”我说。“他们是天生的哲学家！”
“Why？”老奥望着我，有些迷惑不解。
我说，古人云：“人生自古谁无死？”呵不，“猪生自古谁无死？”既然最终都是“死”，我他妈干脆吃了就睡、睡了又吃、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想算球了！
“在推翻人类统治的斗争中，猪们确实成了革命的主力，成了革命后的领导阶级。”奥威尔说。
我给老奥解释：这一点不矛盾。我们中国有句谚语：“人有人不同，花有几样红。”在猪们中间，一般说来，也有极少数受过教育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想改善猪们的处境，比如老奥你那本《动物农场》里的得过奖、在展览中号称“威灵顿之美”的“老少校”(显然，他不是一般的猪，猪龄很长，见多识广)。他从动物们的切身利益出发开始动员，辅之以煽情的《英格兰的牲畜》经典革命歌曲，发动了革命。但真正实施暴力行动的，还是以“拿破仑”为首那几头凶狠狡诈的猪。在这“革命成功”之后，这几头猪之间又展开了血腥的权力斗争，“拿破仑”成了新的独裁者…而“老少校”这类当年启蒙的理想主义者，不是很快死去，便是被批判、消声，连那首经典的革命歌曲也成为禁忌了！动物们推翻人类的革命，其过程和演变，东、西方大致相同。
“至于它们的差异，”我对奥威尔说，“第一，你们那边的猪，从《动物农场》看来，是关在大谷仓里，和其他动物住在一起的吧？”
“Yes。”老奥点点头。
“这就对了，”我说。“我们这里的猪，向来就是关在猪圈里的。这猪圈，就是它们的国界，就是它们全部的生存空间。它们不可能像你们那边的猪一样，受到同属动物界的马呀、羊呀、鸟呀的影响和支持，共同为你那《动物农场》的经典革命歌曲所号召的那样：为‘阳光普照英格兰原野/江河溪流会清澈无污垢/风儿吹来呀也会更和煦/那时我们必定得到自由’去奋斗。处在如此绝望的境地，我们这边的猪，除非到了要饿死冻死的急迫情况，它们绝不会为了什么‘自由’起来造反的！”
我问老奥：“你们那边的猪，推翻庄园主的革命成功之后，整个猪群不但社会地位大幅提升，而且在原来足够维持生存的温饱水平之上，获得了更多的特权和实惠？”
“是这样。”老奥说。
“我们这边的不是这样，”我说。“第二点差异，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猪群的造反，不是由你《动物农场》中‘老少校’这类理想主义者所启蒙和发动，而是由那些‘打圈猪”、即由那类野心家和亡命徒所煽惑而起。一旦这种造反成功，这种货色掌控政权(即林彪所说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政权)，它们对一般的猪群，只会是以更加冠冕堂皇的借口，实行更加严酷的剥削和压迫。即便有个別如‘老少校’这种理想主义者，造反成功之后的遭遇也是很不妙的，最多如你在《动物农场》中所描述：‘老少校的遗骸被从果园发掘出来，肉都已掉光，整幅骨架被摆在旗杆下方的木墩上，紧挨着那把枪。升旗仪式结束后，全体动物必须排好队，毕恭毕敬地从骨架旁边经过。’…这里至关重要的是‘紧挨着那把枪’，作为‘拿破仑’们后来者执政合法性的依托。”
老奥听得连连点头，他说，“我那本《动物农场》，写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情况，自此之后，东方猪文化又有哪些流变，您能用最简洁的话告诉我吗？”
我想了想，回答他道：“最为关键的流变、最为巨大的成功，是在‘拿被仑’们的塑钢大棒和加倍饲料面前，让每一头猪把隐形猪圈修建在自已心上！”
我和老奥原本想讨论一下“人猪不分”的问题，恰在此时，夫人在厨房大声催我去吃午饭。奥威尔一听，身形一闪，又回到我手边这本《动物农场》扉页作者像那像框之中，还向我眨了眨眼，一笑，便凝住不动。

[[秋夜独行者]]

人穷却爱买书，地板上堆得到处都是。天稍凉，抽暇整理，捡起一本早年购得的《动物农场》，随手翻开，便大吃一惊：扉页上只有一个空空的像框，其中作者的像竟然不见了！
“I am here！”一个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猛转身，OrWell先生就坐在我书桌背后那张转椅上，笑咪咪地看着我。
“Ha！ are you how to come?When come?” 真他妈白昼见鬼！我问道。
“还是用你的母语交谈吧，”OrWell说，“我已经来你们国家十几年了，学会说中国话了；不过，办这入境签证的确费了不少周折，你懂的！”
嗬！这家伙真不简单，连这玄之又玄的中国特色语义系统都掌握了！ 当然，他的莅临，我还是很高兴的，毕竟，他是一个有良知、有远见、具备极强的历史穿透力眼光的人。
时近中午，我说：“老奥，今天中午我请你去吃火锅，要是怕辣，我们就去干富顺豆花，味道安逸得很！”
“Need not, need not!”奥威尔不觉又冒出了句他的母语，随即醒悟过来，复用中国话说道，“你知道，死者的灵魂是不用进餐的。”
嗨！你看我，一时竟忘了他已经死去多年，面前这个老奥，只是他的灵魂；而这样的灵魂是永远不会死去的。
“Is sorry!”我说，“对不起，我从来就觉得你没有死。你那本描写猪们造反推翻人类之后、再度分化由名叫拿破仑的猪担任最高领导者的《动物农场》，我读起来倍感亲切，比如其中一段：‘每个礼拜天早晨的十点，全体动物都到大谷仓接受随后一周的任务。老少校的遗骸被从果园发掘出来，肉都已掉光，整幅骨架被摆在旗杆下方的木墩上，紧挨着那把枪。升旗仪式结束后，全体动物必须排好队，毕恭毕敬地从骨架旁边经过…拿破仑、尖嗓客和另外一头叫作矮个子的猪(他有吟诗作赋的非凡才能)坐在隆起的讲台上，九条年轻的狗围成半园形坐在他们身边…’嗬！这种场面，我是多么熟悉、感同身受呵！你今天莅临寒舍，我真感到太幸运了！”
“我来拜访您，”奥威尔不觉又是一付英国绅士风度，彬彬有礼地说道，“是来向您探讨有关‘猪文化’的问题，我看过你写的几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很有见地！”
有关猪文化的文章？嗬嗬，想起来了，汶川大地震之后，有一头猪幸存了下来，被有心人命名为“猪坚强”，媒体推波助澜，号召全国人民向这头猪学习，这是继“学雷锋”之后的又一次勃起高潮。当时，我针对这一荒唐事件，写了《变猪要变中国猪》之一、之二，《‘名猪协会’对我发来警告》等几篇文章，泄一时之愤，哪谈得上什么‘见地’？
“您就别客气了，”奥威尔说。“我正在准备一篇《东、西方猪文化史的差异及其流变》的论文，希望您能够给我提供一些帮助。”
“为什么找我？”我说，“你应该去找当今走红的那类教授、专家呀！”
“其中不少人正是我研究的标本，”奥威尔答道。“贵国是世界上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猪文化’博大精深；而您，也曾经浸染其中，现身说法，岂不更加实在？”
老奥这话说得有理；加之以他夸奖我的文章“很有见地”，心中窃喜，猪性便发作，赶忙就应承下来。
“您对东、西方猪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性有何看法？”奥威尔开始提问了，拿出了他的铅笔和纸质笔记本。
“Please slightly wait，”我说。
转身进卧室，我把笔记本电脑和摄像头搬了出来，放在奥威尔面前摆弄好。这年月，私下和一个外国人交往，谁能相信你不是以50美元一平方公里的价格在出卖祖国？谁能证明你没有把自贡冷吃兔的烹调方法泄密给海外间谍机关？我必需立此录像录音为证，以备审查。
奥威尔问我：“您这是在干什么？”
我不能把我的这种处境告诉他，因为，这也许又是“国家机密”！
“You this is at stem what?”奥威尔看我不回答，显然有些生气了，又问了我一遍。
“你不懂！”我答道。
想了想，我又说，“我看你悟性很高，慢慢地，就会‘你懂的’了！”
接着，我开始进入主题。我说，动物界中，绝大部分天性是自由的，这和他们寻找食物维持生命与寻找异性交配延续后代有关。在成为被人类豢养的家禽家畜以前，他们与人类并不存在必然的依赖关系。猪们被人类豢养历史悠久，维持生命和延续后代“食、色性也”的问题用不着自已去劳力劳心，自有主人帮他们解决，因之，和其它未被驯养的“野物”相比，他们是最不具备革命性的。
“他们也是最愚蠢的。”老奥补充说。
“N0！”我说。“他们是天生的哲学家！”
“Why？”老奥望着我，有些迷惑不解。
我说，古人云：“人生自古谁无死？”呵不，“猪生自古谁无死？”既然最终都是“死”，我他妈干脆吃了就睡、睡了又吃、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想算球了！
“在推翻人类统治的斗争中，猪们确实成了革命的主力，成了革命后的领导阶级。”奥威尔说。
我给老奥解释：这一点不矛盾。我们中国有句谚语：“人有人不同，花有几样红。”在猪们中间，一般说来，也有极少数受过教育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想改善猪们的处境，比如老奥你那本《动物农场》里的得过奖、在展览中号称“威灵顿之美”的“老少校”(显然，他不是一般的猪，猪龄很长，见多识广)。他从动物们的切身利益出发开始动员，辅之以煽情的《英格兰的牲畜》经典革命歌曲，发动了革命。但真正实施暴力行动的，还是以“拿破仑”为首那几头凶狠狡诈的猪。在这“革命成功”之后，这几头猪之间又展开了血腥的权力斗争，“拿破仑”成了新的独裁者…而“老少校”这类当年启蒙的理想主义者，不是很快死去，便是被批判、消声，连那首经典的革命歌曲也成为禁忌了！动物们推翻人类的革命，其过程和演变，东、西方大致相同。
“至于它们的差异，”我对奥威尔说，“第一，你们那边的猪，从《动物农场》看来，是关在大谷仓里，和其他动物住在一起的吧？”
“Yes。”老奥点点头。
“这就对了，”我说。“我们这里的猪，向来就是关在猪圈里的。这猪圈，就是它们的国界，就是它们全部的生存空间。它们不可能像你们那边的猪一样，受到同属动物界的马呀、羊呀、鸟呀的影响和支持，共同为你那《动物农场》的经典革命歌曲所号召的那样：为‘阳光普照英格兰原野/江河溪流会清澈无污垢/风儿吹来呀也会更和煦/那时我们必定得到自由’去奋斗。处在如此绝望的境地，我们这边的猪，除非到了要饿死冻死的急迫情况，它们绝不会为了什么‘自由’起来造反的！”
我问老奥：“你们那边的猪，推翻庄园主的革命成功之后，整个猪群不但社会地位大幅提升，而且在原来足够维持生存的温饱水平之上，获得了更多的特权和实惠？”
“是这样。”老奥说。
“我们这边的不是这样，”我说。“第二点差异，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猪群的造反，不是由你《动物农场》中‘老少校’这类理想主义者所启蒙和发动，而是由那些‘打圈猪”、即由那类野心家和亡命徒所煽惑而起。一旦这种造反成功，这种货色掌控政权(即林彪所说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政权)，它们对一般的猪群，只会是以更加冠冕堂皇的借口，实行更加严酷的剥削和压迫。即便有个別如‘老少校’这种理想主义者，造反成功之后的遭遇也是很不妙的，最多如你在《动物农场》中所描述：‘老少校的遗骸被从果园发掘出来，肉都已掉光，整幅骨架被摆在旗杆下方的木墩上，紧挨着那把枪。升旗仪式结束后，全体动物必须排好队，毕恭毕敬地从骨架旁边经过。’…这里至关重要的是‘紧挨着那把枪’，作为‘拿破仑’们后来者执政合法性的依托。”
老奥听得连连点头，他说，“我那本《动物农场》，写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情况，自此之后，东方猪文化又有哪些流变，您能用最简洁的话告诉我吗？”
我想了想，回答他道：“最为关键的流变、最为巨大的成功，是在‘拿被仑’们的塑钢大棒和加倍饲料面前，让每一头猪把隐形猪圈修建在自已心上！”
我和老奥原本想讨论一下“人猪不分”的问题，恰在此时，夫人在厨房大声催我去吃午饭。奥威尔一听，身形一闪，又回到我手边这本《动物农场》扉页作者像那像框之中，还向我眨了眨眼，一笑，便凝住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