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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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那些人》曾经文化艺术出版社与东方出版社出版，因当时情况复杂，受环境影响已经出版的本子曾被大量删削，对此作者深以为憾。现借本博客陆续完整展示原稿部分章节。
————赵燮雨谨启


胡适是新红学的奠基者，该篇全部的意思就是为胡适的“祖师身份和气象”做传。张义春先生熟悉艺术表达的辩证法，他明白表现胡适这样的人物只有返璞才能归真。所以在胡适红学行状的描写上，他既不写胡适做红学的认真与刻苦，也不回避胡适红学的低级错误，而是从催逼出来的红学家与顽固坚持低级错误这两个有些让人遗憾的角度落笔。
胡适的红学正应了两句俗语：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胡适是在无意中成就了自己的伟大。
胡适红学让孜孜以求者有所思，让急功近利者有所思------对胡适的红学描写，张义春先生是抱着神奇而不可知的态度进行的。他说：胡适的行状在一个“神”字，神通广大，神乎其神，切不可揣之以常情、度之以常理。从落笔写这一篇章的时候起，我既为其“神”而惊讶，也试图把握其何以“神”。可到头来却昏昏如也。他太博大太深邃太神奇，让人看不清也摸不透。
张义春先生对胡适的伟大极尽夸饰渲染之能，但对成就这种伟大的原因则付诸阙如。这样胡适的神人气象就脱颖而出。
胡适的客观红学行状似乎很迁就张义春的写作思路，不知道这算不算张义春在相当的意义上走近了胡适。
————赵燮雨评论


万古凌霄一羽毛——胡适


胡适的行状在一个“神”字，神通广大，神乎其神，不可揣之以常情度之以常理。从落笔写他的时候起，我既为其“神”而惊讶，也试图把握其何以“神”。可到头来却昏昏如也。他太博大太深邃太神奇，让人看不清也摸不透。
不惟我如此，别人关于胡适的理论也令我神昏。吕启祥先生曾经作一个文章——《胡适与红学：为纪念胡适诞辰百年而写》。她肯定胡适的神奇，认为这得力于新文化运动的奇缘与奇遇。但是，经历新文化运动的非只胡适一个，何以别人了无神采？
无奈就传述些他的神妙，至于何以如此，则暂付阙如。

一
胡适光芒万丈，胡适万丈光芒。
胡适的形局与面相就是一个学者。你看他的照片，嘴角牵动，神气自若，传统而奔放，高贵而平和,展露着洞悉一切的神情。“五四”前后，他神采奕奕，誉满士林，以先行者的新异而雄踞学坛。他曾经编辑风靡一时的《新青年》，曾经发表影响广大的《文学改良刍议》，曾经组织有影响的文学社团“新月社”；曾经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我们鄙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但如果没有了胡适，“五四”前后的中国舞台，绝不会那样的生机勃勃。
胡适曾经是何等的风光无限啊！“我的朋友胡适之”， 已经成为当时社会名士的身份标签，不同阶级不同阶层都为他而意往神驰。1922年的北京，电话还出奇得少，一本电话簿几乎包括整个城市的号码。当时溥仪的皇宫刚装了这神奇的玩意，17岁的他心生好奇，就照着号码狂打。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与胡适交厚，曾经向他推荐过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于是溥仪就联系胡适。1922年5月30日，溥仪派人接胡适入宫，小皇帝放下九五之尊，称胡适“先生”，向他问康白情、问俞平伯；问专门发表白话诗的《诗》杂志。还说自己“近来也试作新诗”，“也赞成白话”-------
胡适立百年文化之潮头，执现代学术之牛耳，是中国文化现代化和学术现代化的肇始者。仅借文化学术而有的声名，他与陈独秀分属两俊 合则双璧。“五四”时期，作为文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上海亚东图书馆曾经出版新标点本系列小说，共计十几种。作为招牌，亚东图书馆把目光同时投向胡适与陈独秀两个，这些新出的标点小说，有陈序必有胡序-------
现在，提起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人们多以长着隶体一字胡须的鲁迅先生为祖师，殊不知胡适影响、推动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写作。在为亚东图书馆新标点本系列小说作序的过程中，通过传统治经史的考据方法，胡适曾经对通俗小说进行过研究。他曾经发表《水浒传考证》，《西游记考证》，《吴敬梓评传》，《红楼梦考证》------这些都是中国通俗小说理论研究奠定性的工作。鲁迅曾对友人说：“胡适之有考证癖，时有善言”。那时，胡适、鲁迅一同执教北京大学。胡适考证小说，鲁迅教“中国小说史”。他们各自出版著作，总要互相赠送；看到对方有精辟见解，也会热情肯定和赞赏。胡适考证《水浒传》，从时代环境分析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原因。鲁迅觉得很不错，便多次征引在自己的论著里。胡适考证小说，喜欢收集好的版本，曾经得到了一部《京尘杂录》，其中记《品华宝鉴》及其作者陈森的事迹颇详细。而鲁迅讲小说史正需要这方面的材料，胡适就借与了鲁迅。
胡适是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无所不能无所不做，在近代史上著述最多、影响最大。中国通俗小说研究而外，胡适更有偌大本领，更有广阔的学术视野。他曾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戴东原的哲学》，《淮南王书》，《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曾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这些著作用科学方法建立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范式，开辟了学术现代化的时代---------他曾翻译都德、莫伯桑、契科夫等人的短篇小说，拜仑的长诗《哀希腊》，易卜生的剧本《娜拉》（与罗家伦合译）等，为引进西方先进文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胡适最有影响的作品是《中国哲学史大纲》。该书是胡适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衍伸与发展，1919年2月出版。该书在叙述古代哲学史破天荒“截断众流”，撇开三皇五帝尧舜汤禹，径直“从孔子、老子”讲起。这种作法，不仅前人没有，就是同时代的谢无量、陈汉章等人所撰写讲述哲学史，也因袭旧有的思想框架。胡适此举一时为人瞩目，著名学者梁启超、章太炎等均表示钦服。书出不到两个月即再版，到1922年已出第八版。
胡适在笔墨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文化与学术令他神采熠熠。但在政治上他也曾经神来气旺，还差点创造奇迹。只不过因为文名过大，才掩盖了做官的风流。
胡适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赞成共产主义，也反对三民主义。他没有从政的热情，以为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表示“不入政府，则更能为政府助力”， 但他是曾经的“中英庚子赔款顾问委员会”中国会员，曾经任国民政府驻美全权大使------
胡适作为政治家并不合格。他良心未泯，书生意气过于浓郁，不具备政客的冷血，更缺乏治人的计谋与杀伐的手段------但胡适也曾经在政治的舞台上风生水起。胡适是著名的学者与文化名人，在西方国家知识界的声望，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在国际外交活动中，他有一般政治家没有的影响力与亲和力。
胡适的政治行状书香扑鼻，是带着学者的文雅走上政治舞台的。抗战爆发后，胡适曾以北大人文学院院长的身份赴欧美各国开展国民外交。胡适口才极好，尤长于用中英文讲演。在异国他乡，他宣传中国的悠久历史，痛说古老的中国正经受的苦难，陈述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决心--------他语惊四座 才辩无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能引人入胜，面对这个可爱的胡适，无数的听者心情振奋，如沐春风。
胡适的魅力引起欧美各国的普遍关注，各国政府与人民开始同情中国，支持中国。
1938年9月17日，胡适出使美国。他广泛接触美国政要与知名人士，旋风般的在美国、加拿大的一些名校演讲。胡适与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同学，罗斯福对胡适自然另眼相看。那时，很多盟国的大使很难有与美国总统直接会晤的机会。可如果胡适有事，只要胡适提出要见罗斯福，罗斯福即使再忙，也不会怠慢胡适，总会想办法挤时间与之晤谈------胡适的外交活动轰轰烈烈，敌国日本立即如临大敌，惊恐万分。为对付胡适，立即派三大高手使美。这三人是鹤见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右。鹤见是做文学的大腕，石井是做经济的高手，松岗则是雄辩的天才。
胡适做大使是“半路出家”。他全无外交经验，只是凭借学者风范和仁者品德，才受到美国朝野的尊敬。1939年2月，他为中国争取到2500万美贷款，1940年3月，他又为中国争取到2000万美贷款。在胡适的努力下，美国政府结束了坐山观虎斗的骑墙态度，朝着制日援华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胡适卸任时，美国副总统赫尔说，胡适是华府外交团中一位最有能力、工作效率最高且最受人敬重的使节。
胡适政治行状最脍炙人口者莫过竞选总统。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主要议题是选举总统、副总统，胡适作为国民大会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胡适本来是作为点缀出现的，但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迫于美国的压力，以退为进，声明自己不竞选总统，暗示胡适出选总统，会议期间于是闹出了胡适竞选总统的风波，使本来是学术明星的他，一时成为焦点人物，风头之劲，几乎盖过蒋介石。

二
胡适天生智慧，天赋种能，是世界文化名人，是最接近神的世界文化名人。胡适超越世界而来，与天地同生，不经修炼即可得道。
胡适红学是神话是天意是命运，胡适做了相当的红学文章，但他的动机没有昌明学术的高尚，他的毅力没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艰苦。他以消极与被动，以轻松与不介意，让孜孜以求急功近利者黯然神伤。如果做埋头苦干的典范以教育青少年，搬出胡适万万使不得。胡适作为红学家的声名，建立在1921年发表的《红楼梦考证》一文中。有事实证明，胡适是被“绑架”出来的红学家——《红楼梦考证》并非胡适主动要做，而是在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的不断催逼下撰写的。
1920年，借新文化运动的大好春风，上海亚东图书馆要出版新标点本系列小说，其中包括《红楼梦》。使用标点符号属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为了名正言顺，更为书出来后有可观的销路，亚东图书馆想请新文化运动的神人胡适做序。
1920年12月4日，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写信给胡适，谈到为即将排印的《红楼梦》写序的事情。他先说些事情进展的情况，随后就提出要求：
“不识吾兄是拟代撰一篇考证，或是一篇新叙，请斟酌函知，以便登而告白。兄的北京友人中尚有熟读红楼，可代撰叙者否，所代接洽告知为荷” 。
但胡适对亚东图书馆的举措持异议，也不大愿意做序。原因是担心标点错误，担心滞销，担心做序言的《红楼梦》材料不好找。为此汪孟邹就进行说服。他说： 标点错误与滞销的问题，我们有办法，“红楼的材料最不好找，的是一个问题”，“但此事欲罢不能。一是告白早已大登特登，值问何时出版者非常之多，一是已排至八十余回，排版并纸版费近一千元之多，不但过缓势有不能，即今岁不卖预约，我的经济上亦将不许。现拟得吾兄许可后，即开始卖预约-------此事关系亚东前途太大，请酌复”。
1920年12月14日，汪孟邹又致信胡适。他说：“纸张飞涨，年外更费，不得不办好若干刀，须巨款，年关之过，甚属为难，是以预约出于不得不行”。
汪孟邹与胡适同是安徽绩溪人。对汪孟邹，胡适着实不好怠慢。当年汪孟邹与陈独秀曾经共同创办《安徽俗话报》等，并因此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科学与民主而呐喊，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此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胡适，也鼓吹新文化运动，在长诗《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中，还第一次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陈独秀通过汪孟邹知道大洋彼岸的胡适，并了解到胡适的思想和主张，《青年》刚出版，便让汪孟邹邮寄胡适。汪孟邹受陈独秀之托，几次去信胡适，转达陈独秀的殷情期望。这促成胡适后来加盟《新青年》的编辑行列。
胡适带着浓郁的畏难情绪准备进行《红楼梦考证》的写作，胡适以为这将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但是，在落笔的一刹那，一种神异的体验在胡适的心头涌动。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写作《红楼梦考证》的过程中，胡适展示了作为人常规之外的力量，他的心境如同莲花一样高洁，他的智谋悟出第八感的境界，他摆脱了潜意识和本能控制的自我，能够洞悉一切------
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胡适就大功告成。甚至在之后相当一段时间，胡适仍似醉如痴不能自拔。

三
胡适红学好有一比：冲破黑暗，打破僵局，开启红霞万朵山花烂漫的新时代。
胡适红学创立之前，红学是索隐派的一统天下。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次年，又发表《跋〈红楼梦考证〉》，其后几年里，又陆续发表几篇《红楼梦》考证文章，基本建立了自己的红学体系。
胡适是红学转型时期的英雄，是“旧红学”的颠覆者与“新红学”的开创者。《红楼梦考证》是胡适的代表作，也是新红学的修真之经，正善之门。胡适红学的全部是考证《红楼梦》作者以及作品底事。胡适认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胡适说：“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在消极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谬说。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胡适认为，索隐派的研究“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并且运用考证方法对索隐派的代表者王梦阮、蔡元培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他根据乾、嘉以来文人的记载，论证了《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及其家世和生平，论证了后四十回是高鹗续写；他发现和收藏了甲戌本，评介了庚辰本，并利用早期抄本与程高本进行比较研究，创立了《红楼梦》的版本学；他综合以上两方面的研究，得出“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即认为《红楼梦》是以作者曹雪芹自己早年的经历作为蓝本进行创作的，这个观点即“新红学派”的核心。
胡适是新红学的地母盖亚，是红学中最早出现的最德高望重的显赫之神，是最有影响力的红学家。红学的生命之所以能够世世代代、生生不息，全都依赖胡适的神力，从胡适投身红学的那一天起，他的一生就是整个新红学的缩影。胡适确立了以考据为主要特征的新红学的历史地位。胡适之后，尽管有人在某些问题上与胡适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尽管有人由于考虑政治生命的安全要与胡适反动的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但“新红学”派所有的游戏规则、所有兴趣所在，以及由此衍生的观点和结论，都以胡适的工作为基础，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已经上升为红学的精神文化。今天诸如曹学（作者家世生平研究）、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等，在胡适那里都已经发韧，或者说已具雏型。衡之以胡适的成就，以后多数的红学人物不过借腹生子的轻浮掮客。
胡适红学的影响，不只在于红学本身，也带有方法论的意义，胡适是红学的舵手与领航人。胡适治学主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重考据的方法在学理上是乾嘉考据学的继续，但是从指导思想来讲，却有舶来的基因，有他留美期间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印记。胡适说：《红楼梦考证》诸篇只是考证方法的一个实例。“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 这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顾颉刚曾经说，“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到一年，就有了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指俞平伯《红楼梦辨》)；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

四
红学的世界刀光剑影，红学的世界论争成为常态，红学家都是最勇敢的战士。用意志扣动扳机，用冷酷的心杀戮。我沉浸在高涨的战争光辉中，令敌国焦土一片。
胡适是红学史上第一次论争的始作俑者，胡适开启了好斗的红学风尚。只是这一论争与以后的情形有所不同——其中有你死我活的搏击，也有雅致，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
这场论争是胡适率先发起的。1921年，在学生俞平伯、顾颉刚的大力帮助下，胡适完成了《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在该文中，他虽然承认蔡元培“引书之多和用心之勤”，但还是将蔡元培归入“附会的‘红学’”中的一派，认为蔡氏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是在猜“笨谜”，并对其研究中的不合理与不严密处进行批驳。语言非常尖锐。
蔡元培年长胡适二十四岁，胡适尚在咿呀学语时，蔡元培已科场连捷而跻身翰林院。就年龄及经历而言，蔡元培、胡适属两代人。蔡元培与胡适是1917年在北大结识的，在胡适供职北大早期，蔡元培是校长，胡适是职员与中层领导。胡适是应该感谢蔡元培的，蔡元培奇其才赏其识，对其扶掖颇多。胡适曾经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没有蔡先生的着意提挈”，自己“的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
胡适是红学的光明之神。他心口如一，行为磊落，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他论《红楼梦》的实质是挑蔡元培等人的错，可这样的文章写成后，他竟然兴冲冲地亲自送给蔡元培。接到胡适的大作后，蔡元培赞成胡适“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兰墅轶事等”，但对把自己归入索隐派，甚至以“附会”二字抹煞自己的成绩，则不赞同。
次年2月，蔡元培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胡适的批评做出回答，认为自己“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他说：“胡先生所谥为笨谜者，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在彼辈方谓如此而后值得猜也。”并举《世说新语》、《南史》、《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儒林外史》等著述为例，说明写书人设谜以飨读者是普遍现象，毋庸大惊小怪，更不是什么“笨谜”。
针对胡适的自传说，蔡元培反驳说：“若以赵嬷嬷有甄家接驾四次之说，而曹寅适亦四次接驾，为甄家即曹家之确证，则赵嬷嬷又说贾府只预备接驾一次，明在甄家四次以外，安得谓贾府亦指曹家乎?胡先生以贾政为员外郎，适与员外郎曹頫相应，谓贾政即影曹頫。然《石头记》第三十七回，有贾政任学差之说，第七十一回有贾政回京复命，因是学差，故不敢先到家中云云，曹頫固未闻曾放学差也。且使贾府果为曹家影子，而此书又为雪芹自写其家庭之状况，则措词当有分寸。今观第七回焦大之谩骂，第六十六回柳湘莲道；‘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似太不留余地。”
蔡元培的反驳相当程度抓住了自传说的弱点。但不久胡适就进行再商榷，在《跋红楼梦考证》中，具体回答了蔡元培的反批评。估计是怕误会，在文章结尾处，胡适扯个空心架子，引用了一段亚里斯多德的话：“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
1926年6月，蔡元培为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作序，表示赞同寿鹏飞对胡适自传说的批评，并说：“此类考据，本不易即有定论，各尊所闻以待读者之继续研求，方以多歧为贵，不取苟同也。”
胡适对索隐派的攻击，以有关《红楼梦》作者、时代、版本等资料为武器。敦诚的诗文集《四松堂集》是考索曹雪芹情况的重要材料，胡适做《红楼梦考证》的时候，从《雪桥诗话》续集知道敦诚与曹雪芹是朋友。因此，如果能得到敦诚、敦敏诗文集，则无疑可以出奇制胜。
胡适四处访问《四松堂集》，以求彻底击败索隐派。此时蔡元培却借到该书刻本，并立即送胡适，并附书说，这里有重要材料，“先生如一读此集，或更有所发见，特奉上。”

五
我们承认大师的不可企及与造极登峰，但大师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胡适红学最大的问题是混生活与艺术为一谈。
胡适的理论最终归结为一点，就是《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甄贾两府就是当日曹氏赫赫扬扬的江宁织造府。这样的观点，有利于人们关注小说创作素材。但混同，叠合两者，以至在研究上翻转过来以《红楼梦》的故事情节等去附会曹雪芹的生平家世，且以此弥补红学史料的捉襟见肘，则与索隐派同样的穿凿附会。他据敦诚诗推考曹雪芹卒年等史实最好笑。敦诚《挽曹雪芹》诗有这样一句：“新妇飘零目岂瞑”。意思是说，曹雪芹死后留下一个结婚不久的媳妇，九泉之下的曹雪芹想到这个媳妇孤独无依，就难以瞑目。对这样的史实，胡适说：“曹雪芹死后，还有一个‘飘零’的‘新妇’。这是薛宝钗呢，还是史湘云呢？那就不容易猜想。”
胡适的这一错误，多年受到深刻的批判，也引发了他早年盟友的分化。胡适高举新红学旗帜的时候，俞平伯是他的同志。他们孔怀兄弟，同气连枝，但走完同一条街,二人却回到两个世界。早在1925年，俞平伯发表《〈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就认为将小说与信史混同是幼稚可笑的，甚至是一种常识性的错误。
他说：两者的差别是“显而易见，可喻孩提”的，“我在那本书（指《红楼梦辨》）里有一点难辩解的胡涂，似乎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我一面明知《红楼梦》非信史，而一面偏要把它作信史似的看。”“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如说《红楼梦》“或即取材于曹家；写宝玉的性格身世，或即取材于雪芹自己；写大观园之‘十二钗’，或即取材于作者所遭逢喜爱的诸女------这些话可以讲得通的。若说贾即曹，宝玉即是雪芹，黛为某，钗为某------这何异于猜笨谜？------老实说，我们还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呢。”

六
《胡适自传》中有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我的母亲》。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以浓郁的情感歌颂了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事事谨慎，事事容忍。胡适有一个好母亲，胡适的性格深受这位好母亲的影响。他开放而温润，能屏弃感情就事论事，能包容别人批评自己。胡适是一个阳光男孩，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敞开着心扉。他对毛泽东的文化垄断与宰制耿耿于怀，但他承认“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他方方面面皆为鲁迅所侧目，但他却以德报怨，温和体贴，一再维护鲁迅，批评那些攻击鲁迅、贬损鲁迅的人，与鲁迅维持一个客客气气的良好关系。他曾经在红学上反复修正自己的观点，不断用新的更可靠的证据来替代原先那些不可靠的间接的证据。
胡适做《红楼梦考证》时，依据当时材料断“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约1765)”；第二年得到《四松堂集抄本》，就改断为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 1927发现甲戌本后，他即据其中的脂批而倡卒年“壬午说”（1762）；1947年，周汝昌发现《懋斋诗抄》，认为癸未年尚有《小诗代简寄曹雪芹》而倡“癸未说”，胡适也一度表示同意；以后知道《懋斋诗抄》并非严格编年，而且认为作《代简》之时很可能不知雪芹已死，故仍主“壬午说”。
但胡适却坚决坚持所谓的自叙传。1952年12月，在台湾大学讲演时，他重申：“我的假设就是说，《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是写他亲眼看见的家庭。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红楼梦》就是写曹家的历史、曹雪芹是什么人呢？他的父亲叫曹頫，他的祖父叫曹寅；一家三代四个人做江宁织造，做了差不多五十年。所谓宁国府、荣国府，不是别的，就是指他们祖父、父亲、两个儿子，三代四个人把持五十多年的江宁织造的故事。”
胡适应该能够意识到自叙传的不足，因为胡适是那样的聪明而理性，因为自叙传的不足“显而易见，可喻孩提”。但胡适毕竟是一代宗主，不可能没有自己独特的领地，不可能没有起码的体面意识。特别是从蔡元培到解放后的政治学术，自叙传一直是被攻击的靶子，那咄咄逼人的气势，那灭而朝食的严酷，都让他没有从容退却的机会，所以，他不得不负隅顽抗，不得不抱残守缺，不得不做“过河卒子”，勇往直前，一条道路走到黑，碰了南墙也不回头。
胡适是在解放军兵临北京城门的前一刻仓皇辞别故都的。他只揣着一部《红楼梦》甲戌本黯然登机。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此时他的书房依旧，此时他应该想起李后主的词：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在台湾的日子里，祖国的好山好水让他魂牵梦绕。他一生乡音不改，乡情不忘，乡俗依旧。1962年，弥留之际的胡适越发思念祖国，他心中不时涌动着无限悲凉与感慨，他思念绩溪老家的徽菜，思念上海澄衷学堂的师友，思念成就自己一生名望的北京大学------
胡适与北京大学似乎有着一种宿命的机缘。胡适生于1891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成立的那一天也是12月17日。胡适一生都牵挂着北京大学。1957年6月4日，他在美国纽约立下遗愿，要求要把自己留存在大陆的102箱书籍捐给挚爱的校园。1962年2月24日晚7点10分，胡适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被瞻仰的日子里，他的遗体上覆盖着一面北大校旗。
但因为两岸意识形态的对立，解放后中国大陆却无情地抛弃了这位身在它乡的游子。在中国大陆，他是反动透顶的学术权威；他往日的盟友俞平伯也因他而狼狈不堪；他仓皇出走时，留下了小儿子胡思杜在家照看图书，胡思杜虽然极力发表文章与他划清界限，但在1957年反右时，仍难逃十万右派分子中的一员，最后在夜黑风高时上吊自杀，年三十六，竟然一直单身--------
解放之后，大陆虽在政治上与台湾隔绝，但对大陆的歇斯底里，胡适并不寡闻。他关心大陆对他的评价，曾经读过几百万字的大陆批判他的文章，知道“共产党以三百万言的著作 ，印了十几万册书籍来清算胡适思想，来搜寻他的影子，消灭他的幽灵”。他明白他的为人及学术思想已经被肢解得体无完肤，他清楚一些并不高明的人在自视高明，在带着意识形态的疯狂得意张扬。此时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他，作为有故园情结的他，所谓的自叙传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越真理的意义，并进而成为一个情感问题，人格问题，操守问题。
1954年以后，胡适的书桌上摆着8大册《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这是他托香港的朋友买来的。他读锺洛、袁水拍、周汝昌等反自己反俞平伯的战斗檄文，更细阅王佩璋、冯雪峰、王若水、黎之、白盾、何其芳、张啸虎等人文章的剪报。他在王佩璋《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上批道：“此文很不高明。平伯叫这种妄人代写文章，真是自取其辱。”他读邓拓《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引曹寅奏折，谈织造业状况，批曰：“这样用史料，真是糊涂，或是装糊涂！”

七
胡适也清楚顽固坚持自叙传会伤损个人声誉，但他似乎不在乎所谓的声誉，不爱惜所谓的羽毛，不计较所谓的大牌与小牌。他在十八九岁时就取李白诗“至人贵藏晖”的意思，取“藏晖”为室名，欲以自警。
他有点“坏男人”的味道，钟情杜康，纵贯一生，在上海读书时期，日日打牌、叫局、吃花酒，酒后游荡街头，以至与巡警打架，并因此到班房混过------
他的脸上永远都带有一点不在乎、一点怡然自得，一点吊儿郎当，有些极端，有些恶作剧，有些自甘下流，有些你千万别把我当回事。
他有17个荣誉博士头衔，可他自嘲说：“这些玩意儿毫无用处------一个是4年苦功得来的，13个是白送的”------
他博学杂取，替后人开辟了无数的处女地，但他坦言“但开风气不为师”------
他鼓励女青年学习自然科学，甚至说：“你看我们学人文科学的，我学了一辈子，现在还不知道在搞些什么呢？”------
他到大学讲演，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曰：“孔说” ， “孟说”，“孙说” ，最后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曰：“胡说”------
他经常的没有正经，经常的价值颠倒，经常的不伦不类。
他属兔，夫人江冬秀属虎，于是就承认“兔子怕老虎”，并说，“怕老婆的国度，将是更民主的国度”； 巴黎朋友寄他十几个法国古铜币，币上印有 “ PTT ” 三个宇母，读来谐音为怕太太 ” ，他与朋友开玩笑说：“ 如果成立一个怕太太协会，这些铜币正好用来做会员的证章”； 他曾总结男人的“三从四得(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花钱要舍得，太太打骂要忍得------
1931年，安徽绩溪地方贤达余亚青等，在城区兴建“址源公墓”，请胡适作发起人并撰写墓启。他竟然做了这样的文章：“最文明的葬法，是用电火把死者烧成灰，装进一个小盒子，然后下葬，这办法既洁净又不占地方，又容易保存”-------
他对中国古典诗词大有根源，也是一个有才气的格律诗人，他的作品委婉含蓄，最典雅，最文化，最阳春白雪。
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校园歌曲”《兰花草》流行一时。其实，对这首歌词有绝大功劳的是胡适。1922年10月刊行的《尝试集》增订四版中，就有被称为《兰花草》的原诗，不过题目是《希望》。《兰花草》与《希望》分别是：
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
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转眼秋天到， 移兰入暖房；
朝朝频不息，夜夜不能忘。
但愿花开早， 能将宿愿偿；
满庭花簇簇， 开得有多香。
——《兰花草》
我从山中来， 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 希望花开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
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 祝汝满盆花！
——《希望》
他曾经有《沁园春•新俄万岁》。据海外学者周策纵考据，该词曾经影响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甚至有人认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是从胡适的《沁园春•新俄万岁》化来的。胡适词与毛泽东词分别是：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想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于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胡适《沁园春•新俄万岁》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沁园春•雪》
但他也是一个混蛋的诗人。所涂所抹素面朝天，不事粉饰，最下里巴人，最粗俗鄙俚，最不合体统。
他曾经大发村野之性，勇敢地以薛蟠的水平作诗，在大白话与调笑打油中流连忘返不亦乐乎，还把这些收在诗集中，发表在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上。让不苟言笑的蒋介石看了，也忍俊不禁：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蝴蝶》
哪有猫儿不叫春？
　　 哪有蝉儿不鸣夏？
　　 哪有蛤蟆不唱歌？
　　 哪有先生不说话？
——《答友人》
　　 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
　　 直悬一宝塔，倒挂两烟筒。
　　 亲嘴全无份，闻香大有功。
　　 江南一喷嚏，江北雨蒙蒙。
——《致杨大鼻子》（杨杏佛外号）
三十夜大月亮
廿七岁老新郎
——1917年12月30日结婚时，胡适自题婚联
蒋介石曾经以一著名挽联评价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一评价应该是合适的。胡适的一生是矛盾的一生，复杂的一生。他似乎很爱哭，1948年12月14日是他的生日，司徒雷登看到“他的眼中噙着泪水”；1948年的最后一天，他和傅斯年对着滚滚而去的长江喝酒，禁不住潸然泪下；1949年底在南京接同事的机场上，他嚎啕大哭--------胡适似乎很爱笑，他经常讲惧内笑话；黄侃挤兑他，他一笑了之；他想刻一枚“胡适之印”，篆刻家质问他“提倡白话文，怎么也用‘之乎者也’”，他含笑告辞------
胡适为什么爱哭，胡适为什么爱笑，我们实在弄不明白。我们无法辨别他脸上的泪水，是因为哭还是因为笑而流下的。在多数情况下，胡适让人哭笑不得，他身在顶峰而不计毁誉，基本温和也不废极端。这样，当他面对那么多的人，以极不高明的逻辑，对他的自叙传声泪俱下如丧考妣，他可能感到好笑，可能产生逆反，可能因为好笑与逆反而倒行逆施，把傲慢与偏见进行到底。


附录：
胡适（1891—1962），汉族，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适与适之之名与字，取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
胡适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考试，同年夏天回国。
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
胡适比较重要的著作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胡适自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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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那些人》曾经文化艺术出版社与东方出版社出版，因当时情况复杂，受环境影响已经出版的本子曾被大量删削，对此作者深以为憾。现借本博客陆续完整展示原稿部分章节。
————赵燮雨谨启


胡适是新红学的奠基者，该篇全部的意思就是为胡适的“祖师身份和气象”做传。张义春先生熟悉艺术表达的辩证法，他明白表现胡适这样的人物只有返璞才能归真。所以在胡适红学行状的描写上，他既不写胡适做红学的认真与刻苦，也不回避胡适红学的低级错误，而是从催逼出来的红学家与顽固坚持低级错误这两个有些让人遗憾的角度落笔。
胡适的红学正应了两句俗语：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胡适是在无意中成就了自己的伟大。
胡适红学让孜孜以求者有所思，让急功近利者有所思------对胡适的红学描写，张义春先生是抱着神奇而不可知的态度进行的。他说：胡适的行状在一个“神”字，神通广大，神乎其神，切不可揣之以常情、度之以常理。从落笔写这一篇章的时候起，我既为其“神”而惊讶，也试图把握其何以“神”。可到头来却昏昏如也。他太博大太深邃太神奇，让人看不清也摸不透。
张义春先生对胡适的伟大极尽夸饰渲染之能，但对成就这种伟大的原因则付诸阙如。这样胡适的神人气象就脱颖而出。
胡适的客观红学行状似乎很迁就张义春的写作思路，不知道这算不算张义春在相当的意义上走近了胡适。
————赵燮雨评论


万古凌霄一羽毛——胡适


胡适的行状在一个“神”字，神通广大，神乎其神，不可揣之以常情度之以常理。从落笔写他的时候起，我既为其“神”而惊讶，也试图把握其何以“神”。可到头来却昏昏如也。他太博大太深邃太神奇，让人看不清也摸不透。
不惟我如此，别人关于胡适的理论也令我神昏。吕启祥先生曾经作一个文章——《胡适与红学：为纪念胡适诞辰百年而写》。她肯定胡适的神奇，认为这得力于新文化运动的奇缘与奇遇。但是，经历新文化运动的非只胡适一个，何以别人了无神采？
无奈就传述些他的神妙，至于何以如此，则暂付阙如。

一
胡适光芒万丈，胡适万丈光芒。
胡适的形局与面相就是一个学者。你看他的照片，嘴角牵动，神气自若，传统而奔放，高贵而平和,展露着洞悉一切的神情。“五四”前后，他神采奕奕，誉满士林，以先行者的新异而雄踞学坛。他曾经编辑风靡一时的《新青年》，曾经发表影响广大的《文学改良刍议》，曾经组织有影响的文学社团“新月社”；曾经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我们鄙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但如果没有了胡适，“五四”前后的中国舞台，绝不会那样的生机勃勃。
胡适曾经是何等的风光无限啊！“我的朋友胡适之”， 已经成为当时社会名士的身份标签，不同阶级不同阶层都为他而意往神驰。1922年的北京，电话还出奇得少，一本电话簿几乎包括整个城市的号码。当时溥仪的皇宫刚装了这神奇的玩意，17岁的他心生好奇，就照着号码狂打。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与胡适交厚，曾经向他推荐过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于是溥仪就联系胡适。1922年5月30日，溥仪派人接胡适入宫，小皇帝放下九五之尊，称胡适“先生”，向他问康白情、问俞平伯；问专门发表白话诗的《诗》杂志。还说自己“近来也试作新诗”，“也赞成白话”-------
胡适立百年文化之潮头，执现代学术之牛耳，是中国文化现代化和学术现代化的肇始者。仅借文化学术而有的声名，他与陈独秀分属两俊 合则双璧。“五四”时期，作为文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上海亚东图书馆曾经出版新标点本系列小说，共计十几种。作为招牌，亚东图书馆把目光同时投向胡适与陈独秀两个，这些新出的标点小说，有陈序必有胡序-------
现在，提起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人们多以长着隶体一字胡须的鲁迅先生为祖师，殊不知胡适影响、推动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写作。在为亚东图书馆新标点本系列小说作序的过程中，通过传统治经史的考据方法，胡适曾经对通俗小说进行过研究。他曾经发表《水浒传考证》，《西游记考证》，《吴敬梓评传》，《红楼梦考证》------这些都是中国通俗小说理论研究奠定性的工作。鲁迅曾对友人说：“胡适之有考证癖，时有善言”。那时，胡适、鲁迅一同执教北京大学。胡适考证小说，鲁迅教“中国小说史”。他们各自出版著作，总要互相赠送；看到对方有精辟见解，也会热情肯定和赞赏。胡适考证《水浒传》，从时代环境分析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原因。鲁迅觉得很不错，便多次征引在自己的论著里。胡适考证小说，喜欢收集好的版本，曾经得到了一部《京尘杂录》，其中记《品华宝鉴》及其作者陈森的事迹颇详细。而鲁迅讲小说史正需要这方面的材料，胡适就借与了鲁迅。
胡适是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无所不能无所不做，在近代史上著述最多、影响最大。中国通俗小说研究而外，胡适更有偌大本领，更有广阔的学术视野。他曾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戴东原的哲学》，《淮南王书》，《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曾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这些著作用科学方法建立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范式，开辟了学术现代化的时代---------他曾翻译都德、莫伯桑、契科夫等人的短篇小说，拜仑的长诗《哀希腊》，易卜生的剧本《娜拉》（与罗家伦合译）等，为引进西方先进文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胡适最有影响的作品是《中国哲学史大纲》。该书是胡适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衍伸与发展，1919年2月出版。该书在叙述古代哲学史破天荒“截断众流”，撇开三皇五帝尧舜汤禹，径直“从孔子、老子”讲起。这种作法，不仅前人没有，就是同时代的谢无量、陈汉章等人所撰写讲述哲学史，也因袭旧有的思想框架。胡适此举一时为人瞩目，著名学者梁启超、章太炎等均表示钦服。书出不到两个月即再版，到1922年已出第八版。
胡适在笔墨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文化与学术令他神采熠熠。但在政治上他也曾经神来气旺，还差点创造奇迹。只不过因为文名过大，才掩盖了做官的风流。
胡适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赞成共产主义，也反对三民主义。他没有从政的热情，以为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表示“不入政府，则更能为政府助力”， 但他是曾经的“中英庚子赔款顾问委员会”中国会员，曾经任国民政府驻美全权大使------
胡适作为政治家并不合格。他良心未泯，书生意气过于浓郁，不具备政客的冷血，更缺乏治人的计谋与杀伐的手段------但胡适也曾经在政治的舞台上风生水起。胡适是著名的学者与文化名人，在西方国家知识界的声望，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在国际外交活动中，他有一般政治家没有的影响力与亲和力。
胡适的政治行状书香扑鼻，是带着学者的文雅走上政治舞台的。抗战爆发后，胡适曾以北大人文学院院长的身份赴欧美各国开展国民外交。胡适口才极好，尤长于用中英文讲演。在异国他乡，他宣传中国的悠久历史，痛说古老的中国正经受的苦难，陈述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决心--------他语惊四座 才辩无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能引人入胜，面对这个可爱的胡适，无数的听者心情振奋，如沐春风。
胡适的魅力引起欧美各国的普遍关注，各国政府与人民开始同情中国，支持中国。
1938年9月17日，胡适出使美国。他广泛接触美国政要与知名人士，旋风般的在美国、加拿大的一些名校演讲。胡适与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同学，罗斯福对胡适自然另眼相看。那时，很多盟国的大使很难有与美国总统直接会晤的机会。可如果胡适有事，只要胡适提出要见罗斯福，罗斯福即使再忙，也不会怠慢胡适，总会想办法挤时间与之晤谈------胡适的外交活动轰轰烈烈，敌国日本立即如临大敌，惊恐万分。为对付胡适，立即派三大高手使美。这三人是鹤见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右。鹤见是做文学的大腕，石井是做经济的高手，松岗则是雄辩的天才。
胡适做大使是“半路出家”。他全无外交经验，只是凭借学者风范和仁者品德，才受到美国朝野的尊敬。1939年2月，他为中国争取到2500万美贷款，1940年3月，他又为中国争取到2000万美贷款。在胡适的努力下，美国政府结束了坐山观虎斗的骑墙态度，朝着制日援华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胡适卸任时，美国副总统赫尔说，胡适是华府外交团中一位最有能力、工作效率最高且最受人敬重的使节。
胡适政治行状最脍炙人口者莫过竞选总统。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主要议题是选举总统、副总统，胡适作为国民大会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胡适本来是作为点缀出现的，但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迫于美国的压力，以退为进，声明自己不竞选总统，暗示胡适出选总统，会议期间于是闹出了胡适竞选总统的风波，使本来是学术明星的他，一时成为焦点人物，风头之劲，几乎盖过蒋介石。

二
胡适天生智慧，天赋种能，是世界文化名人，是最接近神的世界文化名人。胡适超越世界而来，与天地同生，不经修炼即可得道。
胡适红学是神话是天意是命运，胡适做了相当的红学文章，但他的动机没有昌明学术的高尚，他的毅力没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艰苦。他以消极与被动，以轻松与不介意，让孜孜以求急功近利者黯然神伤。如果做埋头苦干的典范以教育青少年，搬出胡适万万使不得。胡适作为红学家的声名，建立在1921年发表的《红楼梦考证》一文中。有事实证明，胡适是被“绑架”出来的红学家——《红楼梦考证》并非胡适主动要做，而是在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的不断催逼下撰写的。
1920年，借新文化运动的大好春风，上海亚东图书馆要出版新标点本系列小说，其中包括《红楼梦》。使用标点符号属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为了名正言顺，更为书出来后有可观的销路，亚东图书馆想请新文化运动的神人胡适做序。
1920年12月4日，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写信给胡适，谈到为即将排印的《红楼梦》写序的事情。他先说些事情进展的情况，随后就提出要求：
“不识吾兄是拟代撰一篇考证，或是一篇新叙，请斟酌函知，以便登而告白。兄的北京友人中尚有熟读红楼，可代撰叙者否，所代接洽告知为荷” 。
但胡适对亚东图书馆的举措持异议，也不大愿意做序。原因是担心标点错误，担心滞销，担心做序言的《红楼梦》材料不好找。为此汪孟邹就进行说服。他说： 标点错误与滞销的问题，我们有办法，“红楼的材料最不好找，的是一个问题”，“但此事欲罢不能。一是告白早已大登特登，值问何时出版者非常之多，一是已排至八十余回，排版并纸版费近一千元之多，不但过缓势有不能，即今岁不卖预约，我的经济上亦将不许。现拟得吾兄许可后，即开始卖预约-------此事关系亚东前途太大，请酌复”。
1920年12月14日，汪孟邹又致信胡适。他说：“纸张飞涨，年外更费，不得不办好若干刀，须巨款，年关之过，甚属为难，是以预约出于不得不行”。
汪孟邹与胡适同是安徽绩溪人。对汪孟邹，胡适着实不好怠慢。当年汪孟邹与陈独秀曾经共同创办《安徽俗话报》等，并因此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科学与民主而呐喊，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此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胡适，也鼓吹新文化运动，在长诗《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中，还第一次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陈独秀通过汪孟邹知道大洋彼岸的胡适，并了解到胡适的思想和主张，《青年》刚出版，便让汪孟邹邮寄胡适。汪孟邹受陈独秀之托，几次去信胡适，转达陈独秀的殷情期望。这促成胡适后来加盟《新青年》的编辑行列。
胡适带着浓郁的畏难情绪准备进行《红楼梦考证》的写作，胡适以为这将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但是，在落笔的一刹那，一种神异的体验在胡适的心头涌动。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写作《红楼梦考证》的过程中，胡适展示了作为人常规之外的力量，他的心境如同莲花一样高洁，他的智谋悟出第八感的境界，他摆脱了潜意识和本能控制的自我，能够洞悉一切------
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胡适就大功告成。甚至在之后相当一段时间，胡适仍似醉如痴不能自拔。

三
胡适红学好有一比：冲破黑暗，打破僵局，开启红霞万朵山花烂漫的新时代。
胡适红学创立之前，红学是索隐派的一统天下。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次年，又发表《跋〈红楼梦考证〉》，其后几年里，又陆续发表几篇《红楼梦》考证文章，基本建立了自己的红学体系。
胡适是红学转型时期的英雄，是“旧红学”的颠覆者与“新红学”的开创者。《红楼梦考证》是胡适的代表作，也是新红学的修真之经，正善之门。胡适红学的全部是考证《红楼梦》作者以及作品底事。胡适认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胡适说：“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在消极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谬说。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胡适认为，索隐派的研究“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并且运用考证方法对索隐派的代表者王梦阮、蔡元培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他根据乾、嘉以来文人的记载，论证了《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及其家世和生平，论证了后四十回是高鹗续写；他发现和收藏了甲戌本，评介了庚辰本，并利用早期抄本与程高本进行比较研究，创立了《红楼梦》的版本学；他综合以上两方面的研究，得出“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即认为《红楼梦》是以作者曹雪芹自己早年的经历作为蓝本进行创作的，这个观点即“新红学派”的核心。
胡适是新红学的地母盖亚，是红学中最早出现的最德高望重的显赫之神，是最有影响力的红学家。红学的生命之所以能够世世代代、生生不息，全都依赖胡适的神力，从胡适投身红学的那一天起，他的一生就是整个新红学的缩影。胡适确立了以考据为主要特征的新红学的历史地位。胡适之后，尽管有人在某些问题上与胡适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尽管有人由于考虑政治生命的安全要与胡适反动的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但“新红学”派所有的游戏规则、所有兴趣所在，以及由此衍生的观点和结论，都以胡适的工作为基础，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已经上升为红学的精神文化。今天诸如曹学（作者家世生平研究）、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等，在胡适那里都已经发韧，或者说已具雏型。衡之以胡适的成就，以后多数的红学人物不过借腹生子的轻浮掮客。
胡适红学的影响，不只在于红学本身，也带有方法论的意义，胡适是红学的舵手与领航人。胡适治学主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重考据的方法在学理上是乾嘉考据学的继续，但是从指导思想来讲，却有舶来的基因，有他留美期间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印记。胡适说：《红楼梦考证》诸篇只是考证方法的一个实例。“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 这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顾颉刚曾经说，“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到一年，就有了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指俞平伯《红楼梦辨》)；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

四
红学的世界刀光剑影，红学的世界论争成为常态，红学家都是最勇敢的战士。用意志扣动扳机，用冷酷的心杀戮。我沉浸在高涨的战争光辉中，令敌国焦土一片。
胡适是红学史上第一次论争的始作俑者，胡适开启了好斗的红学风尚。只是这一论争与以后的情形有所不同——其中有你死我活的搏击，也有雅致，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
这场论争是胡适率先发起的。1921年，在学生俞平伯、顾颉刚的大力帮助下，胡适完成了《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在该文中，他虽然承认蔡元培“引书之多和用心之勤”，但还是将蔡元培归入“附会的‘红学’”中的一派，认为蔡氏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是在猜“笨谜”，并对其研究中的不合理与不严密处进行批驳。语言非常尖锐。
蔡元培年长胡适二十四岁，胡适尚在咿呀学语时，蔡元培已科场连捷而跻身翰林院。就年龄及经历而言，蔡元培、胡适属两代人。蔡元培与胡适是1917年在北大结识的，在胡适供职北大早期，蔡元培是校长，胡适是职员与中层领导。胡适是应该感谢蔡元培的，蔡元培奇其才赏其识，对其扶掖颇多。胡适曾经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没有蔡先生的着意提挈”，自己“的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
胡适是红学的光明之神。他心口如一，行为磊落，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他论《红楼梦》的实质是挑蔡元培等人的错，可这样的文章写成后，他竟然兴冲冲地亲自送给蔡元培。接到胡适的大作后，蔡元培赞成胡适“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兰墅轶事等”，但对把自己归入索隐派，甚至以“附会”二字抹煞自己的成绩，则不赞同。
次年2月，蔡元培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胡适的批评做出回答，认为自己“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他说：“胡先生所谥为笨谜者，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在彼辈方谓如此而后值得猜也。”并举《世说新语》、《南史》、《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儒林外史》等著述为例，说明写书人设谜以飨读者是普遍现象，毋庸大惊小怪，更不是什么“笨谜”。
针对胡适的自传说，蔡元培反驳说：“若以赵嬷嬷有甄家接驾四次之说，而曹寅适亦四次接驾，为甄家即曹家之确证，则赵嬷嬷又说贾府只预备接驾一次，明在甄家四次以外，安得谓贾府亦指曹家乎?胡先生以贾政为员外郎，适与员外郎曹頫相应，谓贾政即影曹頫。然《石头记》第三十七回，有贾政任学差之说，第七十一回有贾政回京复命，因是学差，故不敢先到家中云云，曹頫固未闻曾放学差也。且使贾府果为曹家影子，而此书又为雪芹自写其家庭之状况，则措词当有分寸。今观第七回焦大之谩骂，第六十六回柳湘莲道；‘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似太不留余地。”
蔡元培的反驳相当程度抓住了自传说的弱点。但不久胡适就进行再商榷，在《跋红楼梦考证》中，具体回答了蔡元培的反批评。估计是怕误会，在文章结尾处，胡适扯个空心架子，引用了一段亚里斯多德的话：“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
1926年6月，蔡元培为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作序，表示赞同寿鹏飞对胡适自传说的批评，并说：“此类考据，本不易即有定论，各尊所闻以待读者之继续研求，方以多歧为贵，不取苟同也。”
胡适对索隐派的攻击，以有关《红楼梦》作者、时代、版本等资料为武器。敦诚的诗文集《四松堂集》是考索曹雪芹情况的重要材料，胡适做《红楼梦考证》的时候，从《雪桥诗话》续集知道敦诚与曹雪芹是朋友。因此，如果能得到敦诚、敦敏诗文集，则无疑可以出奇制胜。
胡适四处访问《四松堂集》，以求彻底击败索隐派。此时蔡元培却借到该书刻本，并立即送胡适，并附书说，这里有重要材料，“先生如一读此集，或更有所发见，特奉上。”

五
我们承认大师的不可企及与造极登峰，但大师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胡适红学最大的问题是混生活与艺术为一谈。
胡适的理论最终归结为一点，就是《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甄贾两府就是当日曹氏赫赫扬扬的江宁织造府。这样的观点，有利于人们关注小说创作素材。但混同，叠合两者，以至在研究上翻转过来以《红楼梦》的故事情节等去附会曹雪芹的生平家世，且以此弥补红学史料的捉襟见肘，则与索隐派同样的穿凿附会。他据敦诚诗推考曹雪芹卒年等史实最好笑。敦诚《挽曹雪芹》诗有这样一句：“新妇飘零目岂瞑”。意思是说，曹雪芹死后留下一个结婚不久的媳妇，九泉之下的曹雪芹想到这个媳妇孤独无依，就难以瞑目。对这样的史实，胡适说：“曹雪芹死后，还有一个‘飘零’的‘新妇’。这是薛宝钗呢，还是史湘云呢？那就不容易猜想。”
胡适的这一错误，多年受到深刻的批判，也引发了他早年盟友的分化。胡适高举新红学旗帜的时候，俞平伯是他的同志。他们孔怀兄弟，同气连枝，但走完同一条街,二人却回到两个世界。早在1925年，俞平伯发表《〈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就认为将小说与信史混同是幼稚可笑的，甚至是一种常识性的错误。
他说：两者的差别是“显而易见，可喻孩提”的，“我在那本书（指《红楼梦辨》）里有一点难辩解的胡涂，似乎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我一面明知《红楼梦》非信史，而一面偏要把它作信史似的看。”“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如说《红楼梦》“或即取材于曹家；写宝玉的性格身世，或即取材于雪芹自己；写大观园之‘十二钗’，或即取材于作者所遭逢喜爱的诸女------这些话可以讲得通的。若说贾即曹，宝玉即是雪芹，黛为某，钗为某------这何异于猜笨谜？------老实说，我们还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呢。”

六
《胡适自传》中有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我的母亲》。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以浓郁的情感歌颂了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事事谨慎，事事容忍。胡适有一个好母亲，胡适的性格深受这位好母亲的影响。他开放而温润，能屏弃感情就事论事，能包容别人批评自己。胡适是一个阳光男孩，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敞开着心扉。他对毛泽东的文化垄断与宰制耿耿于怀，但他承认“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他方方面面皆为鲁迅所侧目，但他却以德报怨，温和体贴，一再维护鲁迅，批评那些攻击鲁迅、贬损鲁迅的人，与鲁迅维持一个客客气气的良好关系。他曾经在红学上反复修正自己的观点，不断用新的更可靠的证据来替代原先那些不可靠的间接的证据。
胡适做《红楼梦考证》时，依据当时材料断“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约1765)”；第二年得到《四松堂集抄本》，就改断为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 1927发现甲戌本后，他即据其中的脂批而倡卒年“壬午说”（1762）；1947年，周汝昌发现《懋斋诗抄》，认为癸未年尚有《小诗代简寄曹雪芹》而倡“癸未说”，胡适也一度表示同意；以后知道《懋斋诗抄》并非严格编年，而且认为作《代简》之时很可能不知雪芹已死，故仍主“壬午说”。
但胡适却坚决坚持所谓的自叙传。1952年12月，在台湾大学讲演时，他重申：“我的假设就是说，《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是写他亲眼看见的家庭。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红楼梦》就是写曹家的历史、曹雪芹是什么人呢？他的父亲叫曹頫，他的祖父叫曹寅；一家三代四个人做江宁织造，做了差不多五十年。所谓宁国府、荣国府，不是别的，就是指他们祖父、父亲、两个儿子，三代四个人把持五十多年的江宁织造的故事。”
胡适应该能够意识到自叙传的不足，因为胡适是那样的聪明而理性，因为自叙传的不足“显而易见，可喻孩提”。但胡适毕竟是一代宗主，不可能没有自己独特的领地，不可能没有起码的体面意识。特别是从蔡元培到解放后的政治学术，自叙传一直是被攻击的靶子，那咄咄逼人的气势，那灭而朝食的严酷，都让他没有从容退却的机会，所以，他不得不负隅顽抗，不得不抱残守缺，不得不做“过河卒子”，勇往直前，一条道路走到黑，碰了南墙也不回头。
胡适是在解放军兵临北京城门的前一刻仓皇辞别故都的。他只揣着一部《红楼梦》甲戌本黯然登机。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此时他的书房依旧，此时他应该想起李后主的词：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在台湾的日子里，祖国的好山好水让他魂牵梦绕。他一生乡音不改，乡情不忘，乡俗依旧。1962年，弥留之际的胡适越发思念祖国，他心中不时涌动着无限悲凉与感慨，他思念绩溪老家的徽菜，思念上海澄衷学堂的师友，思念成就自己一生名望的北京大学------
胡适与北京大学似乎有着一种宿命的机缘。胡适生于1891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成立的那一天也是12月17日。胡适一生都牵挂着北京大学。1957年6月4日，他在美国纽约立下遗愿，要求要把自己留存在大陆的102箱书籍捐给挚爱的校园。1962年2月24日晚7点10分，胡适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被瞻仰的日子里，他的遗体上覆盖着一面北大校旗。
但因为两岸意识形态的对立，解放后中国大陆却无情地抛弃了这位身在它乡的游子。在中国大陆，他是反动透顶的学术权威；他往日的盟友俞平伯也因他而狼狈不堪；他仓皇出走时，留下了小儿子胡思杜在家照看图书，胡思杜虽然极力发表文章与他划清界限，但在1957年反右时，仍难逃十万右派分子中的一员，最后在夜黑风高时上吊自杀，年三十六，竟然一直单身--------
解放之后，大陆虽在政治上与台湾隔绝，但对大陆的歇斯底里，胡适并不寡闻。他关心大陆对他的评价，曾经读过几百万字的大陆批判他的文章，知道“共产党以三百万言的著作 ，印了十几万册书籍来清算胡适思想，来搜寻他的影子，消灭他的幽灵”。他明白他的为人及学术思想已经被肢解得体无完肤，他清楚一些并不高明的人在自视高明，在带着意识形态的疯狂得意张扬。此时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他，作为有故园情结的他，所谓的自叙传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越真理的意义，并进而成为一个情感问题，人格问题，操守问题。
1954年以后，胡适的书桌上摆着8大册《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这是他托香港的朋友买来的。他读锺洛、袁水拍、周汝昌等反自己反俞平伯的战斗檄文，更细阅王佩璋、冯雪峰、王若水、黎之、白盾、何其芳、张啸虎等人文章的剪报。他在王佩璋《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上批道：“此文很不高明。平伯叫这种妄人代写文章，真是自取其辱。”他读邓拓《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引曹寅奏折，谈织造业状况，批曰：“这样用史料，真是糊涂，或是装糊涂！”

七
胡适也清楚顽固坚持自叙传会伤损个人声誉，但他似乎不在乎所谓的声誉，不爱惜所谓的羽毛，不计较所谓的大牌与小牌。他在十八九岁时就取李白诗“至人贵藏晖”的意思，取“藏晖”为室名，欲以自警。
他有点“坏男人”的味道，钟情杜康，纵贯一生，在上海读书时期，日日打牌、叫局、吃花酒，酒后游荡街头，以至与巡警打架，并因此到班房混过------
他的脸上永远都带有一点不在乎、一点怡然自得，一点吊儿郎当，有些极端，有些恶作剧，有些自甘下流，有些你千万别把我当回事。
他有17个荣誉博士头衔，可他自嘲说：“这些玩意儿毫无用处------一个是4年苦功得来的，13个是白送的”------
他博学杂取，替后人开辟了无数的处女地，但他坦言“但开风气不为师”------
他鼓励女青年学习自然科学，甚至说：“你看我们学人文科学的，我学了一辈子，现在还不知道在搞些什么呢？”------
他到大学讲演，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曰：“孔说” ， “孟说”，“孙说” ，最后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曰：“胡说”------
他经常的没有正经，经常的价值颠倒，经常的不伦不类。
他属兔，夫人江冬秀属虎，于是就承认“兔子怕老虎”，并说，“怕老婆的国度，将是更民主的国度”； 巴黎朋友寄他十几个法国古铜币，币上印有 “ PTT ” 三个宇母，读来谐音为怕太太 ” ，他与朋友开玩笑说：“ 如果成立一个怕太太协会，这些铜币正好用来做会员的证章”； 他曾总结男人的“三从四得(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花钱要舍得，太太打骂要忍得------
1931年，安徽绩溪地方贤达余亚青等，在城区兴建“址源公墓”，请胡适作发起人并撰写墓启。他竟然做了这样的文章：“最文明的葬法，是用电火把死者烧成灰，装进一个小盒子，然后下葬，这办法既洁净又不占地方，又容易保存”-------
他对中国古典诗词大有根源，也是一个有才气的格律诗人，他的作品委婉含蓄，最典雅，最文化，最阳春白雪。
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校园歌曲”《兰花草》流行一时。其实，对这首歌词有绝大功劳的是胡适。1922年10月刊行的《尝试集》增订四版中，就有被称为《兰花草》的原诗，不过题目是《希望》。《兰花草》与《希望》分别是：
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
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转眼秋天到， 移兰入暖房；
朝朝频不息，夜夜不能忘。
但愿花开早， 能将宿愿偿；
满庭花簇簇， 开得有多香。
——《兰花草》
我从山中来， 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 希望花开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
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 祝汝满盆花！
——《希望》
他曾经有《沁园春•新俄万岁》。据海外学者周策纵考据，该词曾经影响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甚至有人认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是从胡适的《沁园春•新俄万岁》化来的。胡适词与毛泽东词分别是：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想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于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胡适《沁园春•新俄万岁》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沁园春•雪》
但他也是一个混蛋的诗人。所涂所抹素面朝天，不事粉饰，最下里巴人，最粗俗鄙俚，最不合体统。
他曾经大发村野之性，勇敢地以薛蟠的水平作诗，在大白话与调笑打油中流连忘返不亦乐乎，还把这些收在诗集中，发表在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上。让不苟言笑的蒋介石看了，也忍俊不禁：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蝴蝶》
哪有猫儿不叫春？
　　 哪有蝉儿不鸣夏？
　　 哪有蛤蟆不唱歌？
　　 哪有先生不说话？
——《答友人》
　　 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
　　 直悬一宝塔，倒挂两烟筒。
　　 亲嘴全无份，闻香大有功。
　　 江南一喷嚏，江北雨蒙蒙。
——《致杨大鼻子》（杨杏佛外号）
三十夜大月亮
廿七岁老新郎
——1917年12月30日结婚时，胡适自题婚联
蒋介石曾经以一著名挽联评价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一评价应该是合适的。胡适的一生是矛盾的一生，复杂的一生。他似乎很爱哭，1948年12月14日是他的生日，司徒雷登看到“他的眼中噙着泪水”；1948年的最后一天，他和傅斯年对着滚滚而去的长江喝酒，禁不住潸然泪下；1949年底在南京接同事的机场上，他嚎啕大哭--------胡适似乎很爱笑，他经常讲惧内笑话；黄侃挤兑他，他一笑了之；他想刻一枚“胡适之印”，篆刻家质问他“提倡白话文，怎么也用‘之乎者也’”，他含笑告辞------
胡适为什么爱哭，胡适为什么爱笑，我们实在弄不明白。我们无法辨别他脸上的泪水，是因为哭还是因为笑而流下的。在多数情况下，胡适让人哭笑不得，他身在顶峰而不计毁誉，基本温和也不废极端。这样，当他面对那么多的人，以极不高明的逻辑，对他的自叙传声泪俱下如丧考妣，他可能感到好笑，可能产生逆反，可能因为好笑与逆反而倒行逆施，把傲慢与偏见进行到底。


附录：
胡适（1891—1962），汉族，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适与适之之名与字，取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
胡适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考试，同年夏天回国。
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
胡适比较重要的著作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胡适自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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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是，我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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