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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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当代中国诗歌难获国际认可？

有毛僧

2013年，诗坛声音不断。先是著名诗人梁小斌重病住院，引发诗人圈集体募捐和诗人生存境况的讨论；之后，由北岛发起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又如期启动，吸引了不少诗歌爱好者的目光。本届“诗歌之夜”因为汇聚了世界各国的诗人而被冠以“国际”之名。谈及“国际”，中国当代诗歌未免尴尬，因为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当代诗歌没有伟大的诗人，也没有伟大的诗篇。为何中国当代诗歌难获国际认可？

　　一、题材视野狭窄 诗作单一格局小 哲学宗教精神缺失 中国当代诗歌气魄小

　　自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朋友》以来，中国现当代诗歌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中国当现代诗歌脱胎于新文化运动，是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向西学习，实行文学改良的结果。遗憾的是，中国诗人从西方诗歌中学到的只是诗歌的形式，并没有学到诗歌的灵魂。
　　所谓诗歌的灵魂，指的是诗歌的主题思想。主题思想奠定了诗歌的格局和气魄。西方诗歌的主题思想源于重哲学思辨的希腊文化和强调人神关系的基督教精神。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精神使得西方人感情丰富，重视现世享乐，同时也重视超越现实的彼岸世界。
　　所以，西方诗歌一方面通过宏大的场面，弘扬英雄主义，推崇个人主义，渲染人之情感；另一方面又有寻求人终极拯救的超越精神，而表现终极价值的宗教精神始终贯穿于诗歌之中。西方诗人对人与自我，人与神的关系探讨较多。从荷马、但丁到叶芝、艾略特，西方诗人总是满怀激情地试图穷尽宇宙的本源与精神的本质。
　　西方诗歌的发展脉络一直没有中断，所以诗歌的精神实质从未改变。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歌倾向于表达普遍性，比历史更哲学、更有价值。爱默生认为，真正的诗人与哲学家是一体的，都是在阐释“美”与“真”。西方人对诗歌的理解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哲学的、理性的、普遍性的、真诚的、美好的。
　　中国当代诗歌具有浓厚的抒情性，几乎是平铺直叙地描写现实生活、社会现象，缺少知性、哲学性、宇宙性。从形式与语言来看，中国当代诗歌不乏佳作，但从诗歌的精神价值来说，中国当代诗歌几乎没有灵魂。这种没有灵魂的诗歌与西方坚守的诗歌精神背道而驰，当然难以获得西方社会认可。
　　风花雪月闺秀味足 中国当代诗歌视野窄
　　西方诗歌的主题多样、题材丰富，尤其喜欢书写死亡、爱情、自由、英雄、历史、环境等永恒性的主题。下面选两个中国人几乎没触及的主题，简单举例说明。
　　先看对死亡的探讨。西方人探讨死亡的角度极富创新，如，瑞士诗人比尔吉特·坎普珂的《脉搏》用人与脉搏的关系与互动来解构自杀时的幻景色彩，以对自身、生死进行深刻的反思与体认；俄罗斯诗人日丹诺夫的《鸟儿死去的时候》用子弹射杀了鸟儿后却在哭泣来揭示死亡与制造死亡者之间的隐秘关系。
　　近年来，西方诗人开始探讨生态环境问题，这也是当代中国诗人所欠缺的。尤其是爱丽丝·奥斯瓦尔德等英国女诗人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她的诗集《芦苇与野花》，深入解剖人与生态的关系，深获好评。德国诗人萨拉·基尔施后来也转向对自然生态的探讨，如代表作《在夏季》等。
　　还有一些诗人另辟蹊径，如，英国诗人露丝·帕德尔的《达尔文诗里人生》，用诗歌的形式写了达尔文的一生；英国诗人米克·伊姆拉的《失落的领袖》，以一首长诗讲述了苏格兰历史；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通过一个个细小的事物，来揭示流亡者的血泪史。
　　从题材上看，中国当代诗歌表面丰富，实质是较为单一。正如庄因所说：“我们随便浏览一下中国当代的诗歌，就不难发现：它们绝大多数都属于情感型或生活型，爱情、爱国、怀旧等等……中国的新诗太小家子气，没有脱离无病呻吟风花雪月的闺秀味。”这些诗歌的格局太小，很难创作出具有普适关怀的东西。
　　当代中国诗歌中也有关切现实的作品，如打工诗等等。这些诗歌局限于独特的环境、地区、行业与事件中，很容易变得事件化和政治化。离开了事件和环境背景，马上变得一文不值。这些诗歌依然是狭隘的，没有普遍性。对不了解事件与环境背景的西方人来说，几乎无法理解这些诗歌的内涵。

　　二、政治阴影 诗人缺少独立个性 意识形态左右写作 诗人个性泯灭

　　从早期的自由派与格律派的争鸣，发展到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的融合，中国现代诗歌经过二三十年的探索，慢慢走上成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政治阴影下，很多诗人的创作无法离开政治背景。慢慢的，意识形态对诗歌创作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20世纪40年代，在解放区兴起了“新民歌体”运动。“新民歌体”是抗战时期的街头诗、朗诵诗的继续，体现的是群众性诗歌创作运动。解放区的诗人在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教育下，满怀深情地表达农民翻身做主的喜悦之情，以及对压迫的憎恨和对共产党的感激与热爱。《东方红》《十绣金匾》《翻身道情》等诗歌就产生于这一大背景下。
　　进入当代的中国诗歌，带着“战时文化”的思维方式，进入“和平时期”，在政治思想上有着高度统一性。为理想献身的青春热情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调，极大影响了公众的审美和价值取向。于是歌颂革命、歌颂党、歌颂领袖等成为诗歌的核心使命，即“颂歌体”大为盛行。
　　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郭沫若《新华颂》、胡风《时间开始了》都以开国大典为题材，歌颂新中国的诞生，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随后兴起的政治抒情诗，强调阶级、国家、民族、集体，具有政治性和鼓动性，诗人的个人价值完全泯灭，工具性明显，艺术性较差。发展到“大跃进民歌体”，写诗成了全民的工作，男女老幼全都参与诗歌创作。这些诗作有集体，没有个人，更像是机床生产的产品，而不是诗人创作的艺术品。后期兴起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也不过是政治力量推动的文艺活动，核心还是政治。
　　丧失了诗人个性的诗歌，用西方的标准来看，很难成为诗歌，顶多是政治的制成品。
　　政治思维惯性 诗作朦胧晦涩
　　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慢慢宽松，以朦胧诗派为代表的新诗潮崛起。朦胧诗派是特定历史环境与政治环境下产生的，最早可以追溯到60年代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时的年轻人对此表示不解、愤怒、反抗、怀疑和无奈。被抛弃感、失落感、沮丧感，成了这一代人的感情基调。经过芒克等人“白洋淀诗群”的“地下诗歌”预演，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朦胧诗派崛起。
　　诗人们仿佛遇到了直抒胸臆的时代，但政治控制在人思想中形成的惯性思维又让诗人对真性情的表达有所畏惧，于是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在中国大行其道。这些手法采取象征、隐喻、反讽、通感、暗示等手法，呈现出隐约朦胧的艺术效果。有些诗人撕破那份朦胧，踏过政治红线，结果碰得头破血流。归根到底，朦胧诗派仍是政治笼罩下的诗歌创作形式，只不过是部分地解放了诗人的个性而已。
　　朦胧诗的问题正是其朦胧性。诗人逄金一对当代诗歌的朦胧晦涩提出过批评。他说，自己在中文系待了十年，竟然需要借助专业评论家的阐释才能理解很多当代诗。如果连诗人都无法理解这些诗歌，那么普通大众又如何理解呢？如果多数中国人都读不懂，那么外国人又如何理解呢？尤其是大量的政治隐喻，涉及政治批评的反讽与象征，不具备普适性，也不可能获得国际认可。
　　朦胧诗派之后的多元诗歌写作，政治性越来越小，但已经堕入了媚俗的行列，失去了诗性，难登大雅之堂。

　　三、拉帮结伙圈子化 诗人媚俗无创新 圈子化严重 诗人蝇营狗苟

　　最近十几年的中国诗坛有两个发展线索：一是以纸质诗刊为核心的诗人圈子，继续风花雪月地点缀着国家的诗歌文化事业；二是民间诗歌或网络诗歌里上演的“江湖论剑”，日夜不休的口水战。前者的无病呻吟已经提不起读者的兴趣，后者的诗歌江湖渐渐沦为派系争斗的演武场，刺激着大众的神经。
　　自1999年的“盘峰论争”以来，臭味相投的诗人们渐渐抱成小团体，形成小圈子。这些圈子之间不断发生口水战，争执、谩骂、诋毁轮番上演，热闹非凡。“下半身诗派”和“垃圾诗派”出现后，论争与谩骂更为激烈。诗江湖、扬子鳄、北京评论等成了诗人口水战的场所。
　　这些论争无关诗歌学理，只是圈子行为。这些圈子里的诗人有合作，更有矛盾。见面时，他们称兄道弟，但转脸就开始骂娘。这种圈子化，让诗歌创作陷入雷同，同一圈子里的诗人写的诗像是批量生产的工业品。
　　圈子化的诗歌写作阉割了诗人的创新精神，让诗歌成为毫无创新的垃圾。圈子化，让诗歌的缺陷病毒式传播，圈子领袖的诗风瞬间被很多成员习得。像以“性”见长的“下半身派”和以“垃圾”见长的“垃圾派”都体现出了这种传播和模仿效应。一个小小的圈子便将诗人的创新意识圈住了。
　　越出底线搞媚俗 各类题材龌蹉不堪
　　诗人应该是高傲的、思想独立的，远离世俗，追求诗意的境界。可是，当代的中国诗人却卷入了媚俗的时代潮流中。熊国太在《当代新诗：朝圣或媚俗的独角戏》中对诗人的媚俗大加鞭挞。他写道，很多诗人“为了发表诗作，找遍各种关系；为了诗歌获奖，在夜幕的掩护下向有拍板权者送上重金重礼；为了趋炎附势，不惜出卖诗人间的真诚和友情；为了争取话语权，不惜将人们嗤之以鼻的物象如数放入诗中。”
　　很多诗人的媚俗程度让人发指，所谓的“下半身派”将性赤裸裸地写入诗中，龌龊词汇的组合竟然也成为诗歌。在这种流俗的牵引下，很多诗人跃跃欲试，将垃圾、猪狗、屎尿写入诗歌。徐乡愁的《屎的奉献》则是其中较为恶心的代表作：“屎是米的尸体／尿是水的尸体／屁是屎和尿的气体／我们每年都要制造／屎90公斤／尿2500泡／屁半个立方／另有眼屎鼻屎耳屎若干／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别人都用鲜花献给祖国／我奉献屎。”
　　更为极端的题材也频繁上演，如《我与我母亲性交》等作。对人性的侮辱，对诗歌的践踏，真是越出了人的底线。
　　国人尚且难以接受，世界能接受吗？这些诗能拿到国际上朗读吗？

　　四、缺少相互了解 走向世界任重道远 有隔膜的中西方诗人 缺少相互了解

　　除了上述的极端的诗人外，中国依然有一些坚守诗歌艺术的诗人，但是他们在国际上也没有声音。在国际上失语，首先是因为中国诗人对西方诗歌的了解太过有限。庄因在《中国当代为什么没有伟大的诗人？》一文中指出了问题所在。在与很多中国颇有名气的诗人交流的过程中，庄因发现，中国诗人对外国诗歌、诗人的了解仅限于几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很多名气没那么大，但依然写出了伟大诗篇的诗人及其诗作，中国诗人多不了解。
　　同样，西方人对中国的当代诗歌也缺乏基本的了解。西方人对屈原、李白等中国古代伟大诗人的了解程度远大于对当代诗人的了解。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采访时曾经指出，西方人对中国当代诗歌有限的了解都归功于他的翻译。虽说此话有点夸张，但却基本反映了中国诗歌在西方文学界的边缘化地位。
　　此外，语言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顾彬也指出，西方人学外语是为了读该国家的文学原著，而中国人学外语是为了考试，几乎不读原著。中国人对西方诗歌的了解仅限于翻译，而西方人对中国当代诗歌的了解也来自翻译。中西之间的诗歌交流隔着一层障碍，这个障碍难以突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近当代以来诗歌西化的结果是学会了形式，丢掉了灵魂。中国诗人想在国际上发声，还有待时日。
　　重塑诗歌灵魂 前路漫漫求索
　　中国当代诗歌缺乏独创性与大格局的精神价值，显得重形式而不重灵魂。此外，绝大多数的诗人缺乏诗德，追求华而不实的东西，以迎合大众的口味。想走向世界，在国际诗坛上发出中国的声音，就必须为当代诗歌注入灵魂，重新找回诗歌的活力与精神价值。
　　要做到这点，首先应该回归传统，向传统诗歌学习。任何诗歌一旦脱离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与现实观照，就很难达到感动世界的高度。孙书文指出，现代诗歌严重缺乏情怀，而诗歌的发展路径应该是人间意识、宇宙意识与悲悯的情怀三者的结合，并在这个基础上对人的生命进行深彻的体察。这些闪现于在屈原、李白等人的诗作中，是中国传统诗歌曾经达到的高度。
　　此外，西方诗歌的哲学性、理性、普遍性、真诚性、美好性，是中国当代诗歌欠缺的。这些属于诗歌的普适性价值，是诗歌应该达到的高度。中国诗歌要想走向国际，在诗歌的精神内涵上应多下功夫。道理虽然简单，但真正让诗人落到实出则极为困难。现如今，诗人已经不是一种职业，而诗歌也沦为大众消遣的快餐文化。复兴诗歌或许会成为良好的愿望而无法落到实处。
　　前路依然茫茫，中国诗歌走向世界任重而道远。

　　结语：
　　中国当代诗人缺少对宇宙、世界、众生的精神关怀。诗人跳不出小圈子，诗作华而不实，有形式而没灵魂。或许，扎根于本民族血脉深处而写就的，有灵魂有血肉的诗歌，才能感动这个民族，进而感动世界。
(转自影响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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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诗坛声音不断。先是著名诗人梁小斌重病住院，引发诗人圈集体募捐和诗人生存境况的讨论；之后，由北岛发起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又如期启动，吸引了不少诗歌爱好者的目光。本届“诗歌之夜”因为汇聚了世界各国的诗人而被冠以“国际”之名。谈及“国际”，中国当代诗歌未免尴尬，因为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当代诗歌没有伟大的诗人，也没有伟大的诗篇。为何中国当代诗歌难获国际认可？

　　一、题材视野狭窄 诗作单一格局小 哲学宗教精神缺失 中国当代诗歌气魄小

　　自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朋友》以来，中国现当代诗歌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中国当现代诗歌脱胎于新文化运动，是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向西学习，实行文学改良的结果。遗憾的是，中国诗人从西方诗歌中学到的只是诗歌的形式，并没有学到诗歌的灵魂。
　　所谓诗歌的灵魂，指的是诗歌的主题思想。主题思想奠定了诗歌的格局和气魄。西方诗歌的主题思想源于重哲学思辨的希腊文化和强调人神关系的基督教精神。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精神使得西方人感情丰富，重视现世享乐，同时也重视超越现实的彼岸世界。
　　所以，西方诗歌一方面通过宏大的场面，弘扬英雄主义，推崇个人主义，渲染人之情感；另一方面又有寻求人终极拯救的超越精神，而表现终极价值的宗教精神始终贯穿于诗歌之中。西方诗人对人与自我，人与神的关系探讨较多。从荷马、但丁到叶芝、艾略特，西方诗人总是满怀激情地试图穷尽宇宙的本源与精神的本质。
　　西方诗歌的发展脉络一直没有中断，所以诗歌的精神实质从未改变。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歌倾向于表达普遍性，比历史更哲学、更有价值。爱默生认为，真正的诗人与哲学家是一体的，都是在阐释“美”与“真”。西方人对诗歌的理解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哲学的、理性的、普遍性的、真诚的、美好的。
　　中国当代诗歌具有浓厚的抒情性，几乎是平铺直叙地描写现实生活、社会现象，缺少知性、哲学性、宇宙性。从形式与语言来看，中国当代诗歌不乏佳作，但从诗歌的精神价值来说，中国当代诗歌几乎没有灵魂。这种没有灵魂的诗歌与西方坚守的诗歌精神背道而驰，当然难以获得西方社会认可。
　　风花雪月闺秀味足 中国当代诗歌视野窄
　　西方诗歌的主题多样、题材丰富，尤其喜欢书写死亡、爱情、自由、英雄、历史、环境等永恒性的主题。下面选两个中国人几乎没触及的主题，简单举例说明。
　　先看对死亡的探讨。西方人探讨死亡的角度极富创新，如，瑞士诗人比尔吉特·坎普珂的《脉搏》用人与脉搏的关系与互动来解构自杀时的幻景色彩，以对自身、生死进行深刻的反思与体认；俄罗斯诗人日丹诺夫的《鸟儿死去的时候》用子弹射杀了鸟儿后却在哭泣来揭示死亡与制造死亡者之间的隐秘关系。
　　近年来，西方诗人开始探讨生态环境问题，这也是当代中国诗人所欠缺的。尤其是爱丽丝·奥斯瓦尔德等英国女诗人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她的诗集《芦苇与野花》，深入解剖人与生态的关系，深获好评。德国诗人萨拉·基尔施后来也转向对自然生态的探讨，如代表作《在夏季》等。
　　还有一些诗人另辟蹊径，如，英国诗人露丝·帕德尔的《达尔文诗里人生》，用诗歌的形式写了达尔文的一生；英国诗人米克·伊姆拉的《失落的领袖》，以一首长诗讲述了苏格兰历史；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通过一个个细小的事物，来揭示流亡者的血泪史。
　　从题材上看，中国当代诗歌表面丰富，实质是较为单一。正如庄因所说：“我们随便浏览一下中国当代的诗歌，就不难发现：它们绝大多数都属于情感型或生活型，爱情、爱国、怀旧等等……中国的新诗太小家子气，没有脱离无病呻吟风花雪月的闺秀味。”这些诗歌的格局太小，很难创作出具有普适关怀的东西。
　　当代中国诗歌中也有关切现实的作品，如打工诗等等。这些诗歌局限于独特的环境、地区、行业与事件中，很容易变得事件化和政治化。离开了事件和环境背景，马上变得一文不值。这些诗歌依然是狭隘的，没有普遍性。对不了解事件与环境背景的西方人来说，几乎无法理解这些诗歌的内涵。

　　二、政治阴影 诗人缺少独立个性 意识形态左右写作 诗人个性泯灭

　　从早期的自由派与格律派的争鸣，发展到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的融合，中国现代诗歌经过二三十年的探索，慢慢走上成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政治阴影下，很多诗人的创作无法离开政治背景。慢慢的，意识形态对诗歌创作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20世纪40年代，在解放区兴起了“新民歌体”运动。“新民歌体”是抗战时期的街头诗、朗诵诗的继续，体现的是群众性诗歌创作运动。解放区的诗人在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教育下，满怀深情地表达农民翻身做主的喜悦之情，以及对压迫的憎恨和对共产党的感激与热爱。《东方红》《十绣金匾》《翻身道情》等诗歌就产生于这一大背景下。
　　进入当代的中国诗歌，带着“战时文化”的思维方式，进入“和平时期”，在政治思想上有着高度统一性。为理想献身的青春热情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调，极大影响了公众的审美和价值取向。于是歌颂革命、歌颂党、歌颂领袖等成为诗歌的核心使命，即“颂歌体”大为盛行。
　　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郭沫若《新华颂》、胡风《时间开始了》都以开国大典为题材，歌颂新中国的诞生，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随后兴起的政治抒情诗，强调阶级、国家、民族、集体，具有政治性和鼓动性，诗人的个人价值完全泯灭，工具性明显，艺术性较差。发展到“大跃进民歌体”，写诗成了全民的工作，男女老幼全都参与诗歌创作。这些诗作有集体，没有个人，更像是机床生产的产品，而不是诗人创作的艺术品。后期兴起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也不过是政治力量推动的文艺活动，核心还是政治。
　　丧失了诗人个性的诗歌，用西方的标准来看，很难成为诗歌，顶多是政治的制成品。
　　政治思维惯性 诗作朦胧晦涩
　　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慢慢宽松，以朦胧诗派为代表的新诗潮崛起。朦胧诗派是特定历史环境与政治环境下产生的，最早可以追溯到60年代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时的年轻人对此表示不解、愤怒、反抗、怀疑和无奈。被抛弃感、失落感、沮丧感，成了这一代人的感情基调。经过芒克等人“白洋淀诗群”的“地下诗歌”预演，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朦胧诗派崛起。
　　诗人们仿佛遇到了直抒胸臆的时代，但政治控制在人思想中形成的惯性思维又让诗人对真性情的表达有所畏惧，于是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在中国大行其道。这些手法采取象征、隐喻、反讽、通感、暗示等手法，呈现出隐约朦胧的艺术效果。有些诗人撕破那份朦胧，踏过政治红线，结果碰得头破血流。归根到底，朦胧诗派仍是政治笼罩下的诗歌创作形式，只不过是部分地解放了诗人的个性而已。
　　朦胧诗的问题正是其朦胧性。诗人逄金一对当代诗歌的朦胧晦涩提出过批评。他说，自己在中文系待了十年，竟然需要借助专业评论家的阐释才能理解很多当代诗。如果连诗人都无法理解这些诗歌，那么普通大众又如何理解呢？如果多数中国人都读不懂，那么外国人又如何理解呢？尤其是大量的政治隐喻，涉及政治批评的反讽与象征，不具备普适性，也不可能获得国际认可。
　　朦胧诗派之后的多元诗歌写作，政治性越来越小，但已经堕入了媚俗的行列，失去了诗性，难登大雅之堂。

　　三、拉帮结伙圈子化 诗人媚俗无创新 圈子化严重 诗人蝇营狗苟

　　最近十几年的中国诗坛有两个发展线索：一是以纸质诗刊为核心的诗人圈子，继续风花雪月地点缀着国家的诗歌文化事业；二是民间诗歌或网络诗歌里上演的“江湖论剑”，日夜不休的口水战。前者的无病呻吟已经提不起读者的兴趣，后者的诗歌江湖渐渐沦为派系争斗的演武场，刺激着大众的神经。
　　自1999年的“盘峰论争”以来，臭味相投的诗人们渐渐抱成小团体，形成小圈子。这些圈子之间不断发生口水战，争执、谩骂、诋毁轮番上演，热闹非凡。“下半身诗派”和“垃圾诗派”出现后，论争与谩骂更为激烈。诗江湖、扬子鳄、北京评论等成了诗人口水战的场所。
　　这些论争无关诗歌学理，只是圈子行为。这些圈子里的诗人有合作，更有矛盾。见面时，他们称兄道弟，但转脸就开始骂娘。这种圈子化，让诗歌创作陷入雷同，同一圈子里的诗人写的诗像是批量生产的工业品。
　　圈子化的诗歌写作阉割了诗人的创新精神，让诗歌成为毫无创新的垃圾。圈子化，让诗歌的缺陷病毒式传播，圈子领袖的诗风瞬间被很多成员习得。像以“性”见长的“下半身派”和以“垃圾”见长的“垃圾派”都体现出了这种传播和模仿效应。一个小小的圈子便将诗人的创新意识圈住了。
　　越出底线搞媚俗 各类题材龌蹉不堪
　　诗人应该是高傲的、思想独立的，远离世俗，追求诗意的境界。可是，当代的中国诗人却卷入了媚俗的时代潮流中。熊国太在《当代新诗：朝圣或媚俗的独角戏》中对诗人的媚俗大加鞭挞。他写道，很多诗人“为了发表诗作，找遍各种关系；为了诗歌获奖，在夜幕的掩护下向有拍板权者送上重金重礼；为了趋炎附势，不惜出卖诗人间的真诚和友情；为了争取话语权，不惜将人们嗤之以鼻的物象如数放入诗中。”
　　很多诗人的媚俗程度让人发指，所谓的“下半身派”将性赤裸裸地写入诗中，龌龊词汇的组合竟然也成为诗歌。在这种流俗的牵引下，很多诗人跃跃欲试，将垃圾、猪狗、屎尿写入诗歌。徐乡愁的《屎的奉献》则是其中较为恶心的代表作：“屎是米的尸体／尿是水的尸体／屁是屎和尿的气体／我们每年都要制造／屎90公斤／尿2500泡／屁半个立方／另有眼屎鼻屎耳屎若干／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别人都用鲜花献给祖国／我奉献屎。”
　　更为极端的题材也频繁上演，如《我与我母亲性交》等作。对人性的侮辱，对诗歌的践踏，真是越出了人的底线。
　　国人尚且难以接受，世界能接受吗？这些诗能拿到国际上朗读吗？

　　四、缺少相互了解 走向世界任重道远 有隔膜的中西方诗人 缺少相互了解

　　除了上述的极端的诗人外，中国依然有一些坚守诗歌艺术的诗人，但是他们在国际上也没有声音。在国际上失语，首先是因为中国诗人对西方诗歌的了解太过有限。庄因在《中国当代为什么没有伟大的诗人？》一文中指出了问题所在。在与很多中国颇有名气的诗人交流的过程中，庄因发现，中国诗人对外国诗歌、诗人的了解仅限于几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很多名气没那么大，但依然写出了伟大诗篇的诗人及其诗作，中国诗人多不了解。
　　同样，西方人对中国的当代诗歌也缺乏基本的了解。西方人对屈原、李白等中国古代伟大诗人的了解程度远大于对当代诗人的了解。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采访时曾经指出，西方人对中国当代诗歌有限的了解都归功于他的翻译。虽说此话有点夸张，但却基本反映了中国诗歌在西方文学界的边缘化地位。
　　此外，语言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顾彬也指出，西方人学外语是为了读该国家的文学原著，而中国人学外语是为了考试，几乎不读原著。中国人对西方诗歌的了解仅限于翻译，而西方人对中国当代诗歌的了解也来自翻译。中西之间的诗歌交流隔着一层障碍，这个障碍难以突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近当代以来诗歌西化的结果是学会了形式，丢掉了灵魂。中国诗人想在国际上发声，还有待时日。
　　重塑诗歌灵魂 前路漫漫求索
　　中国当代诗歌缺乏独创性与大格局的精神价值，显得重形式而不重灵魂。此外，绝大多数的诗人缺乏诗德，追求华而不实的东西，以迎合大众的口味。想走向世界，在国际诗坛上发出中国的声音，就必须为当代诗歌注入灵魂，重新找回诗歌的活力与精神价值。
　　要做到这点，首先应该回归传统，向传统诗歌学习。任何诗歌一旦脱离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与现实观照，就很难达到感动世界的高度。孙书文指出，现代诗歌严重缺乏情怀，而诗歌的发展路径应该是人间意识、宇宙意识与悲悯的情怀三者的结合，并在这个基础上对人的生命进行深彻的体察。这些闪现于在屈原、李白等人的诗作中，是中国传统诗歌曾经达到的高度。
　　此外，西方诗歌的哲学性、理性、普遍性、真诚性、美好性，是中国当代诗歌欠缺的。这些属于诗歌的普适性价值，是诗歌应该达到的高度。中国诗歌要想走向国际，在诗歌的精神内涵上应多下功夫。道理虽然简单，但真正让诗人落到实出则极为困难。现如今，诗人已经不是一种职业，而诗歌也沦为大众消遣的快餐文化。复兴诗歌或许会成为良好的愿望而无法落到实处。
　　前路依然茫茫，中国诗歌走向世界任重而道远。

　　结语：
　　中国当代诗人缺少对宇宙、世界、众生的精神关怀。诗人跳不出小圈子，诗作华而不实，有形式而没灵魂。或许，扎根于本民族血脉深处而写就的，有灵魂有血肉的诗歌，才能感动这个民族，进而感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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