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我-北美枫

[钟磊0502]

《灵魂的秘密》

从小学的时候开始写诗，写到天命之年，我的肉体和灵魂黏合在一起，不为任何东西所容，我知道我是诗歌之外的事，而我的诗歌是用灵魂书写的，灵魂却不是幽灵，也不是亡灵，我的诗歌是灵魂和灵魂的结合体，是灵魂的秘密。
就诗歌的写作生态而言，我回顾一下自己，而回顾不是描摹历史，我发觉我一直被现实生活所反对，逼迫我在灵魂中逃亡。小时候，松花江从我诞生的村庄右前方沉寂地流过，流过一片诗意的树林和山岗，从河堤下面的河床弯弯地流过一个村庄，流过一大段大弧线的弯度，沿着宽敞的一大片沼泽地，把我内心的诗意带到哈尔滨，在圣菲亚大教堂中继续叙述我内心诗意的死亡与甦醒，哈尔滨是我诗意最初的栖息地。但是，我不是哈尔滨人，我在哈尔滨的历史上没有任何存在的依据，我诗意地生活不属于任何地域，不可以被某城镇命名，当我辗转到松原的时候，我书写着科尔沁草原，草原上的白城、镇赉、通榆都是诗，都囊括在我的灵魂中，我在诗意之中进行着一种诗意地建构，建构着我的灵魂超越亡灵，把死掉的人忘在历史之中。历史对我来说，只是消费自我。现在我觉得，所有的诗歌写作都是消费性写作，因为，消费性写作制造的是写作的快感，是一种自恋或自我参与的幻觉性写作，是自我消费自我，必然会被灵魂性写作消解掉。我是属于有灵魂的人，在青年时代我栖居于长春，长春却对我过于苛刻了，让我的诗意感受到了简朴的狭隘，让我在火车设计中消费掉我的诗意，让我在极权体制下变成一个被动生活的接受者，变成消费性的一个代码，使我的诗意变成了政治性，不能在诗意的高度上提纯自己，我感到有一种耻辱感。尤其是在权术窥觊我的大量财产之时，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状，迫使我在死命反抗之后，放弃了自己的公司，漂在上海和北京，此时我已经步入壮年。在2000年之后，我陷入死亡境地，陷入一场伤害案的漫长诉讼，最后以一无所得告终，这使我雪上加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权贵们的逼迫，使我毅然走上了诗歌艺术的自由之路，然而，覆卵之下岂有完卵？我在极权统治之下被迫民为奴，牺牲掉了我的全部，唯一剩下的是诗。而诗又遭到了掠夺，我已经走上了死亡诗意的绝境。说起长春，说起中国，真的令我厌烦透顶。说起死亡之诗，我是以《圣灵之灵》穿越上下五千年，可以被五千年的前诗人读到，也可以被五千年的后诗人读到，我的灵魂有别于幽灵，也有别于亡灵，我的死亡之诗只是被当下拒绝而已。
就诗歌阅读生态而言，作为一个诗人，你会发现所有超越诗歌文本之外的东西都不是诗歌。关于诗歌阅读生态，其形态只是与诗歌文本本身暂时产生关联，而对在生死之间轻盈或沉重写作的诗人而言，文本之外的任何关联都是偶然性，偶然性只存在时空的表象上，偶然性并不大于必然性，必然性存在于时空的永恒存在上，构成诗人道德的自律能力。因此，诗歌文本的存在不一定是要被广泛阅读才是诗，就像是屈原的《天问》或《九歌》，哪一首是被大众阅读过？阅读包括有知的阅读和无知的阅读。有知的阅读是读到诗人的灵魂，无知的阅读仅仅是读到文本而已。我想，诗人的灵魂被诗歌高级地写出来，诗歌被写出来就是诗歌的完成，譬如：但丁的《神曲》，有多少中国读者读到读懂？而但丁被流放的诗歌精神和灵魂在但丁的苦难生涯中被感知到，被东方文明感知到。从以上两位诗人例证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诗歌是时间的例证，是灵魂的例证，就像当年詹姆斯•乔伊斯写的《芬尼根的觉醒》，他是为少数的、精选过的读者而写的，所以詹姆斯•乔伊斯可以称为都柏林人，在都柏林人的身上他得到了顿悟，在顿悟中对灵魂得到一种发现和自觉。从詹姆斯•乔伊斯的生命轨迹得到启示，我是一个不以诗歌写作为生计的人，我要求我的诗歌写作必须是高度独立，包括我的个人写作气质、诗歌写作手艺以及认识世界的方法都是成就我个人诗歌美学的基本元素。在极权时代诗歌的写作独立，是使世道人心盘踞在纯正的内心，是剔除伪饰人生的最好办法。我不仅要自己阅读自己，同时，我也要用一种弃绝的方法避开广泛被阅读的热闹，与极权时代伪诗坛彻底隔绝，形成井水不犯河水之势，在极权时代甘于被冷落，站在人心之上保住诗歌的成色，在灵魂之上辨认诗歌写作的诗性肌理，并以灵魂穿越时空与世间万物相对结合，让灵魂在空阔的时空中传出回响。
就诗人诗歌的灵魂、幽灵和亡灵文化符号而言，有的人认为，诗人的诗歌写作是一种经验性的写作，这种认知偏于概念，而我也热衷于经验性的诗歌写作，但是，我却执着于书写流落于诗歌中的生命状态，虽然是一种孤绝的写作，但是，我想这种方式是让诗歌文本错开喧嚣时代文化的一种文化意外。我知道，我的诗歌写作是一种死亡性的诗歌写作，但是我的诗歌写作已经是写给那些百年以前或百年以后诞生的优秀诗人诗歌文本，在以唤醒隔世的灵魂在写，我的诗歌写作意义已经具有了一种不属于任何时代的灵魂性质。我的死亡性写作会反问天下哪些从诗歌中获得名利的诗人，你们的诗歌文本有灵魂的依靠吗？说起灵魂我想天下的诗人有大半以上会很心虚。有的人说收藏我的诗集，也收藏我的诗，我真的让此类人如此沮丧和失望，许多人成了亡灵之后还是读不懂我的诗，尤其是那些以诗命名的人。当然，我的诗是亡灵之诗，可能被一百年后的优秀诗人读到，此时，我的诗便是灵魂之诗，我反问一下漏洞百出的当下诗人，你们的灵魂在百年以后会在哪里？可以想象一下，我其实是在一百年以后书写诗歌，我在用灵魂把诗歌按住，按在我的灵魂里，虽然是现在的一百年极权文字牢狱已经是人走牢空，但是在一百年前的现在，我是一个突破牢狱的诗人。所以我的长诗《圣灵之灵》写作也包含着幽灵性质的写作，也就是说，我的诗歌写作也是为死掉的人而写，包含着与五千年前生命信息相关联的许许多多的诗人。一个诗人活着不过百年，如何穿越上下五千年不仅是考验一个诗人的生命问题，更是拷问一个诗人的灵魂问题，我的生命不过百年，即使是活过百年我也会把生命送回百年里去，我把我的生命放在喧嚣的尘世真的有些不放心，但是我的诗肯定是超越超百年，所以我说我的诗歌写作是死亡性的写作，是灵魂的写作，面对过去和未来的人，我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这既不是使命感，不是骄傲，也不是对当下人的拒绝，这只是一种灵魂的建构，是在大道人心之上的一种与魔鬼对作对到死的不放心的尴尬，但我还在写……

[[钟磊]]

《灵魂的秘密》

从小学的时候开始写诗，写到天命之年，我的肉体和灵魂黏合在一起，不为任何东西所容，我知道我是诗歌之外的事，而我的诗歌是用灵魂书写的，灵魂却不是幽灵，也不是亡灵，我的诗歌是灵魂和灵魂的结合体，是灵魂的秘密。
就诗歌的写作生态而言，我回顾一下自己，而回顾不是描摹历史，我发觉我一直被现实生活所反对，逼迫我在灵魂中逃亡。小时候，松花江从我诞生的村庄右前方沉寂地流过，流过一片诗意的树林和山岗，从河堤下面的河床弯弯地流过一个村庄，流过一大段大弧线的弯度，沿着宽敞的一大片沼泽地，把我内心的诗意带到哈尔滨，在圣菲亚大教堂中继续叙述我内心诗意的死亡与甦醒，哈尔滨是我诗意最初的栖息地。但是，我不是哈尔滨人，我在哈尔滨的历史上没有任何存在的依据，我诗意地生活不属于任何地域，不可以被某城镇命名，当我辗转到松原的时候，我书写着科尔沁草原，草原上的白城、镇赉、通榆都是诗，都囊括在我的灵魂中，我在诗意之中进行着一种诗意地建构，建构着我的灵魂超越亡灵，把死掉的人忘在历史之中。历史对我来说，只是消费自我。现在我觉得，所有的诗歌写作都是消费性写作，因为，消费性写作制造的是写作的快感，是一种自恋或自我参与的幻觉性写作，是自我消费自我，必然会被灵魂性写作消解掉。我是属于有灵魂的人，在青年时代我栖居于长春，长春却对我过于苛刻了，让我的诗意感受到了简朴的狭隘，让我在火车设计中消费掉我的诗意，让我在极权体制下变成一个被动生活的接受者，变成消费性的一个代码，使我的诗意变成了政治性，不能在诗意的高度上提纯自己，我感到有一种耻辱感。尤其是在权术窥觊我的大量财产之时，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状，迫使我在死命反抗之后，放弃了自己的公司，漂在上海和北京，此时我已经步入壮年。在2000年之后，我陷入死亡境地，陷入一场伤害案的漫长诉讼，最后以一无所得告终，这使我雪上加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权贵们的逼迫，使我毅然走上了诗歌艺术的自由之路，然而，覆卵之下岂有完卵？我在极权统治之下被迫民为奴，牺牲掉了我的全部，唯一剩下的是诗。而诗又遭到了掠夺，我已经走上了死亡诗意的绝境。说起长春，说起中国，真的令我厌烦透顶。说起死亡之诗，我是以《圣灵之灵》穿越上下五千年，可以被五千年的前诗人读到，也可以被五千年的后诗人读到，我的灵魂有别于幽灵，也有别于亡灵，我的死亡之诗只是被当下拒绝而已。
就诗歌阅读生态而言，作为一个诗人，你会发现所有超越诗歌文本之外的东西都不是诗歌。关于诗歌阅读生态，其形态只是与诗歌文本本身暂时产生关联，而对在生死之间轻盈或沉重写作的诗人而言，文本之外的任何关联都是偶然性，偶然性只存在时空的表象上，偶然性并不大于必然性，必然性存在于时空的永恒存在上，构成诗人道德的自律能力。因此，诗歌文本的存在不一定是要被广泛阅读才是诗，就像是屈原的《天问》或《九歌》，哪一首是被大众阅读过？阅读包括有知的阅读和无知的阅读。有知的阅读是读到诗人的灵魂，无知的阅读仅仅是读到文本而已。我想，诗人的灵魂被诗歌高级地写出来，诗歌被写出来就是诗歌的完成，譬如：但丁的《神曲》，有多少中国读者读到读懂？而但丁被流放的诗歌精神和灵魂在但丁的苦难生涯中被感知到，被东方文明感知到。从以上两位诗人例证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诗歌是时间的例证，是灵魂的例证，就像当年詹姆斯•乔伊斯写的《芬尼根的觉醒》，他是为少数的、精选过的读者而写的，所以詹姆斯•乔伊斯可以称为都柏林人，在都柏林人的身上他得到了顿悟，在顿悟中对灵魂得到一种发现和自觉。从詹姆斯•乔伊斯的生命轨迹得到启示，我是一个不以诗歌写作为生计的人，我要求我的诗歌写作必须是高度独立，包括我的个人写作气质、诗歌写作手艺以及认识世界的方法都是成就我个人诗歌美学的基本元素。在极权时代诗歌的写作独立，是使世道人心盘踞在纯正的内心，是剔除伪饰人生的最好办法。我不仅要自己阅读自己，同时，我也要用一种弃绝的方法避开广泛被阅读的热闹，与极权时代伪诗坛彻底隔绝，形成井水不犯河水之势，在极权时代甘于被冷落，站在人心之上保住诗歌的成色，在灵魂之上辨认诗歌写作的诗性肌理，并以灵魂穿越时空与世间万物相对结合，让灵魂在空阔的时空中传出回响。
就诗人诗歌的灵魂、幽灵和亡灵文化符号而言，有的人认为，诗人的诗歌写作是一种经验性的写作，这种认知偏于概念，而我也热衷于经验性的诗歌写作，但是，我却执着于书写流落于诗歌中的生命状态，虽然是一种孤绝的写作，但是，我想这种方式是让诗歌文本错开喧嚣时代文化的一种文化意外。我知道，我的诗歌写作是一种死亡性的诗歌写作，但是我的诗歌写作已经是写给那些百年以前或百年以后诞生的优秀诗人诗歌文本，在以唤醒隔世的灵魂在写，我的诗歌写作意义已经具有了一种不属于任何时代的灵魂性质。我的死亡性写作会反问天下哪些从诗歌中获得名利的诗人，你们的诗歌文本有灵魂的依靠吗？说起灵魂我想天下的诗人有大半以上会很心虚。有的人说收藏我的诗集，也收藏我的诗，我真的让此类人如此沮丧和失望，许多人成了亡灵之后还是读不懂我的诗，尤其是那些以诗命名的人。当然，我的诗是亡灵之诗，可能被一百年后的优秀诗人读到，此时，我的诗便是灵魂之诗，我反问一下漏洞百出的当下诗人，你们的灵魂在百年以后会在哪里？可以想象一下，我其实是在一百年以后书写诗歌，我在用灵魂把诗歌按住，按在我的灵魂里，虽然是现在的一百年极权文字牢狱已经是人走牢空，但是在一百年前的现在，我是一个突破牢狱的诗人。所以我的长诗《圣灵之灵》写作也包含着幽灵性质的写作，也就是说，我的诗歌写作也是为死掉的人而写，包含着与五千年前生命信息相关联的许许多多的诗人。一个诗人活着不过百年，如何穿越上下五千年不仅是考验一个诗人的生命问题，更是拷问一个诗人的灵魂问题，我的生命不过百年，即使是活过百年我也会把生命送回百年里去，我把我的生命放在喧嚣的尘世真的有些不放心，但是我的诗肯定是超越超百年，所以我说我的诗歌写作是死亡性的写作，是灵魂的写作，面对过去和未来的人，我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这既不是使命感，不是骄傲，也不是对当下人的拒绝，这只是一种灵魂的建构，是在大道人心之上的一种与魔鬼对作对到死的不放心的尴尬，但我还在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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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存档，看客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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